许礼平︱从观堂遗物说到“王陈交谊”

　　京都拜赐

　　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再游京都，重会土江澄男先生于朋友书店，承赠有关王国维文物六件。中有：王氏手书邮柬、王氏遗嘱连封套（石印）、 王氏讣闻、挽诗谢启、帛金谢启、王氏遗照。

　　承土江先生告知，以上六件文物的原持有者是铃木豹轩（虎雄）。以后，铃木虎雄辞世，而铃木的儿子则与土江澄男相善。当中，可觇见六件文物的传承路向。

　　土江先生是位长者。语云“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我是拜赐了。

　　而原持件人铃木虎雄和王国维是异国知己，文物经兵燹沧桑而能保留，中间自有一言难尽的异邦友道。今番土江先生执意相赠，是古道热肠的“义”而外，更有一个“理”字在考量。

　　首先，我与土江的相识早在七十年代，我初到东瀛，由京都大学的日比野丈夫先生挈携到书店，介绍土江认识。日比野丈夫的老师小川琢治正是王国维的好友，这是一种渊源。再者，小川琢治的儿子小川环树、贝塜茂树，以及内藤湖南的儿子内藤戊申，亦与笔者有数叙之雅，这又是另一渊源了。在中土，罗振玉幼子罗福颐先生与笔者交定忘年。至于笔者师事的容庚先生，又是王国维的入室弟子。凡此种种，是盘根交错的渊源人事。况且土江先生又素知我有搜藏癖，诸种因素的综合，成为土江放心相赠的理由。而土江的深意，料该是无悖于铃木虎雄遗愿吧。这次相赠，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距王国维“义无再辱”而自沉，已是时逾半个世纪。

　　拜赐之一——王国维与铃木虎雄的论诗邮柬

　　这是王国维在京都写寄与铃木虎雄的一小片邮柬（明信片），内容是订正前所录沈曾植秋怀诗的漏字，全文如下：

　　手书敬悉。沈诗秋怀第一首末二句为：寄声寂寞滨，乞我膏肓针。前所录漏一滨字。旅行初复，谅无风尘之苦。此候豹轩先生起居。国维顿首。

　　王国维与铃木虎雄的论诗邮柬正面

　　王国维与铃木虎雄的论诗邮柬背面

　　柬背回邮地址是“市内吉田神乐冈八”，即“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的简缩，这正是朋友书店的现址，亦即当年王国维避乱赴日的居停。此事可求证于王国维1913年3月26日致缪荃孙的信函：

　　半月以后，移居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背吉田山，面如意岳，而与罗（振玉）、董（康）二公新居极近，地亦幽胜，惟去市略远耳。

　　这邮柬承赠后廿多年，曾在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百年心画——晚清民国名人书迹展”中展出。小小邮柬，既说明王国维和铃木虎雄的居停，也见证了中日文化的交流。

　　拜赐之二——王国维遗嘱

　　王氏遗嘱是石印的，泛黄宣纸上的斑点和浓墨，是广为流传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虽是石印本，但传世无多。广州博物馆也藏有一件，是1994年8月容庚家属捐赠的王国维信札册中的一开。而2004年该馆曾作展出，但却没说明是石印本，令人误认为真迹，曾有传讹见诸报章，引起了“误导”的热议。

　　王国维遗嘱

　　拜赐之三——王国维讣闻

　　京都拜赐中，最可贵者为王氏讣闻。是我三十多年来所仅见。我八十年代曾呈选翁（饶宗颐）细读，选翁读来啧啧称奇，说大可以写文章。但当时事冗，一搁又三十年。笔者去岁参加上海图书馆的“生前死后”展览和研讨会，展品有王氏墓志铭及纪念专号而无此讣告，询之会议中的王氏曾孙王亮博士（王仲闻孙），亦谓未尝得见。乃知此讣闻极可能是孤本，今随文附刊，算是首次发表。

　　王国维讣闻全貌

　　王国维讣闻前后两部分

　　讣闻“高头大卷”，高四十八公分，长一百九十三公分。栗色竹纸，木板镂刻老宋体扁字，红黑双色套印。原件未加装裱。开首顶端大个“讣”字（足有十四公分高），左下角两行平列：

　　幕设北京下斜街浙江会馆

　　丧居清华学校西院十八号；

　　讣字左端套红三行小字：

　　如蒙

　　赐唁乞交

　　北京司法部街二十七号金宅

　　天津法租界嘉乐里一号罗宅；

　　跟着是传统的套语：

　　不孝庆端，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祖考；

　　继而顶格列出其官衔：

　　诰授奉政大夫，特谥忠悫，派贝子奠醊，赏给陀罗经被，赏银贰千圆治丧，赏食五品俸，赏加五品衔，赏紫禁城骑马，历蒙赏御笔福寿字春条、散氏盘拓本、荷包果饵、普洱茶、漱芳斋入座听戏，绛雪轩赐宴，南书房行走，历充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局编译、名词馆协修，附生静庵府君，恸于丁卯五月初三日巳时，自沉颐和园昆明湖。距生于光绪丁丑十月二十九日辰时，享年五十一岁。不孝贞明、纪明、慈明、登明，随侍在京亲视含殓。不孝高明在沪闻电匍匐奔丧，择吉安葬。叨在乡、世、寅、友、戚谊哀此讣闻。

　　继在下方列出家属名字：

　　承重孙王庆端泣血稽颡，继慈命称哀，孤哀子慈明、贞明、潜（外加框反白字）明、高明、纪明、登明泣血稽颡。期服弟国华抆涙顿首。期服侄叔明、办明、季明抆泪稽首。

　　上端则书：

　　阴历五月十七日领帖。

　　讣闻首叙其出身，次列“南书房行走”，这是宣统皇帝师傅的官衔，旧日师傅是由尚书、侍郎之类官员兼任，“行走”是差使，不算本官。但“南书房行走”却为旧日读书人梦寐以求。王国维是1923年4月16日得此“殊荣”，由前清大学士升允推荐，赏食五品俸，紫禁城骑马。

　　讣闻文中的“诰授”“特谥”“派”“赏给”“御笔”等字用朱印跳行抬头，是明显的古文书“罗伞式”。字体是仿宋式，横幼竖粗，更显庄严醒目。

　　拜赐之四、五——两张谢启

　　两张谢启，署款与讣闻大体一样，只缺了已殁的“潜明”。两纸右上端均楷书二行。一为“敬领铃木虎雄先生金贰拾圆”，一为“敬领铃木虎雄氏先生挽诗一通”。

　　拜赐之六——王国维遗照

　　王国维遗照

　　王忠悫公遗墨

　　拜赐的文物中，有王氏遗照，观其尺寸，当是夹于“王忠悫遗墨”封内。就是通常所见那张。才五十岁的人，已颓然老貌。胡适晚岁曾与助手胡颂平说，王国维“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氏很看重王的学问，但对他的外貌则不敢恭维。

　　曾经和王氏在仓圣明智大学共事五载的费行简（沃丘仲子）就说：

　　国维恬雅和静，学品并茂。唯至今犹垂发辫，以言忠清。即辛亥已有旨，听人民除辫。以言立异，则又不类其行谊。是诚不可解。

　　（《当代名人小传》）

　　而李恩绩在《爱俪园——海上的迷宫》对王氏又有极为形象的刻画：

　　一个不很高大的身材，面孔也瘦小，牙齿有点獠在外面。常穿着当时通行的及法布袍子，罗缎短袖马褂。后面拖了一条短辫子。冬天他戴上一个瓜皮帽子，或者穿上羊皮袍子。但他没有比羊皮更高贵的皮衣。他的衣式不很时式，也不很古板，但很整洁。他的近视眼镜是新式的。他也会抽香烟。总之他的物质生活，是很随随便便，决没有一点遗老或者名流的气味。看去有点像旧式商店里的小伙计。

　　另，青木正儿也在《王先生的辫发》（见昭和二年〔1927〕八月《艺文》第拾八年第八号，滨田麻矢译）中说：

　　暂搁此论是非，我也感觉过有点儿滑稽。已经过了壮年的先生还是顽固地保存那慈菇一样的辫发，况且他也接触过泰西的新文明。可是现在回忆起来，我能够了解那辫发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头发，正是先生的主义的标志。所谓“余幼而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先生的头发是先生把信念、节义、幽愤一起编成的，很结实。

　　又说：

　　大正十一年四月拜访先生于上海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我的视线集中在他的辫子上。我们谈话的时候，有人来找他，是关于出版物或别的什么事，先生说了一声“失陪一会儿”走出书斋，辫子猪尾巴似地在腰带上摇来摇去，先生灰色长袍上系着带，打扮得就像蒙古人那样古式。几年后，也就是十四年四月，在北京西山一游之后，回程到清华学校的公寓里访他，先生的辫发自然还在摇着。那时先生说“我还没去过西山”，接着谈起，搬到此地以后一次也没进过城。我听着这些话，想起中国古代王朝兴替时常常出现的古贤风格——长年不涉足城市——心中涌起了尊敬之念与恻隐之情，不禁自低首。

　　以及：

　　先生的高节，以颐和园开始，又以颐和园结束，其间用辫发系得非常结实。直到现在，我的眼前还不时浮现出垂辫发的先生。（昭和二年七月一日）

　　以上各人对王国维辫发的刻画，颇有谑而虐的味道，这也反映了民初人的一种心态。如费行简所言“辛亥已有旨，听人民除辫”，那么发式问题早已和政制无关，无论王国维式或是今日的谢贤式，都只属个人的选择。然而可以用平常心对待的问题，却做出如“红卫兵”式的幼稚效果。

　　易实甫有剪发诗，陈三立读后题跋谓：“喷薄出之，读之令人笑，亦令人哭，欲哭则泪已尽。”而叶昌炽有诗，题曰：《读易硕父观察剪髪诗，悲愤之词出以俳谐之体，淋漓痛快，如闻渔阳操挝。陈伯严同年谓能令人笑，亦令人哭。欲哭则泪已尽，戏缀短章聊效其体，亦不足供捧腹也！》此中感慨，大概个中人物，才别有会心。

　　遗物和追悼

　　上述（二至六项）的遗物都是追悼会上所使用。但却无法确知在哪一个追悼会使用。因为在中国和日本都举行过追悼会，手边寻出有文字纪录的共三次。日人桥川时雄主编的《文字同盟》第四号（1927年7月15日）曾有报道，今录如下：

　　一、“六月十七日（夏历五月十七日）旅京同乡旧友，假座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开吊。坛中置先生遗照，并陈遗嘱，哀哀遗族，侍于其侧，挽联满座，四壁香花。罗雪堂先生等又自津来京治祭，赵万里先生等因同乡及师弟之关系，周旋悲伤惨安之场，应酬甚力。吊客中有清使、有遗老、有新旧学者教授官吏、有日本欧美之故人，颇极一时之盛。”

　　二、“月之十九日，罗雪堂先生等在天津日界公会堂，开王公追悼会，参与者颇多，素车白马，孰不让曩日北京开吊之盛。”

　　三、“又月之廿五日，日本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铃木虎雄等，系先生知交，在京都袋中庵，开先生追悼会，招僧佐伯氏读经，亦盛会也。”

　　与会者凡五十一人，上列三位之外，尚有长尾甲、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桑原骘藏、小川琢治、滨田耕作、内藤干吉、神田喜一郞等。狩野直喜在《王静安先生殉节纪念帖引》中写道：“王忠悫公学问渊博，践履笃实，遭世迍邅，矢志靡贰。比因战祸纷起，中原糜烂，其势汹汹，恐将不利故主，忧愤满胸，计无所出，遂投昆明而死。忠烈与灵均后先辉映，而湖山亦藉增光矣。”

　　此三次之外，在王国维自沉二十四年之后，日本犹由王国维故交及日本学界联名举行追思会。可能因时距远了，所以不称“追悼会”，而称“追思会”。1951年6月10日下午，在大阪市北滨三丁目绪方洪庵先生私塾的旧址，由静安学会、浪华艺文会共同举办。当时有王氏故人石滨纯太郎、神田喜一郎、内藤干吉、铃木虎雄、梅原末治、桥川时雄等约四十人参加。

　　以上所列举的，是大型的追悼会和纪念座谈会。但一些人数少的、个人临时起意的，就无从估计了。

　　比如，贝冢茂树就曾作瞻仰追悼。贝冢是王国维友人小川琢治的儿子，服膺于父执王国维的治史方法，在所著《中国古代的再发现》中，自陈私淑王国维，1928年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时，就曾特意去鱼藻轩作凭吊。贝冢晚岁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在日本学术界一言九鼎，有“学阀”之称。

　　王国维与陈寅恪的相识

　　韩愈曾说“事有旷百世而相感”。王国维与陈寅恪，正可套用这一句话，近百年来，两人存殁不相负，已感动了几辈人，从今往后，当也能示范后人。

　　王国维之负气而殉道统，陈寅恪之为死友仗义立言，都足令人为之感泣。特别是已为耄耋盲翁的陈氏那一句“碑可毁（指陈氏撰文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但碑文还在我心中，毁不了”，精神与古之太史董狐又何其相似！

　　王陈相识时间不算长（约十个月），但两人从此生死相友，这是难得的。而事情的出现有些偶然，要不是吴宓的执拗，就不会发生这“百世而相感”之事。

　　事缘北大设立国学研究所，清华于是也希望有同样的机构。为此，曹云祥请吴宓任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书记，负责有关事宜。但吴宓和胡适在传统文化和中西文化等问题上有分歧，人选上吴宓便没有全依胡适推荐，而是增列了自己的哈佛同学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这一偶然，造就了王、陈的相识。

　　《颐和园词》和《王观堂先生挽词》

　　王国维有《颐和园词》，所刻画的是晚清七十年的历史，郭则澐说它是“四十年间其成败兴衰略备”，其实中心人物是慈禧，时间也应是五十年，因“辛酉政变”到“戊戌政变”相距三十八年，“戊戌”后慈禧仍掌权十年，而辛酉以前，慈禧亲政。所以王国维诗中说，“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

　　世人喜欢王氏的《圆明园词》，甚于王壬秋《圆明园词》、樊樊山《彩云曲》、杨圻《檀青引》等，相比连类而读，难分伯仲，但后来读之复又为之笺注解绎者，更迭为多。这状况为近代史上所罕见。以下试为读者略言其事。

　　该《词》发表未几，即有边敷文为作注释。唯该注释未见单独刊行，却由黄秋岳搜录于《花随人圣庵摭忆》内，以黄氏之饶于晚清典故，在录存时，又参以己见，作了一些补订使之并存。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邓云乡在《学林漫录》第九集刊出《静安先生颐和园词本事》。邓氏此文除了承袭边敷文之已注者外，复参以己意而作延伸之说。旁征博引，极饶趣味。但黄永年却不以为然，认为邓氏的余论、续论都颇有支离不实之弊，自己又另行再作注绎，于是有《说〈颐和园词〉》一文在1985年油印刊出。但油印数量不能多，而求读之者又众，1987年他再将该文于《古籍整理研究》第二期上发表。至此，事情并未了结，过了十七年，即2004年，黄永年教授又把该文搜入自己的专集《文史存稿》中。到了2011年，又有陈永正的《王国维诗词笺注》。

　　以上种种，可以充分证明，这九十年来世人对王氏《颐和园词》的重视。

　　约在七十年代，有胡朴安弟子萧艾（湘潭大学中文系教授），自言曾以王国维的《颐和园词》和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为合注，这真是件好事，但该“合注”笔者未经眼，仅见其《王观堂先生挽词笺注补》而已。

　　事实上，此诗在社会上已早有公论。《清朝野史》有评云：“海宁王国维长词一首，佳丽无伦。以长庆之清词，写开元之艳迹。缠绵往复，感慨淋漓，诚此题之绝作也。”

　　而钱仲联在《近代诗钞》中则说：“这首诗写晚清诸史事，与王闿运《圆明园词》可算是近代诗的一对奇花异葩。”

　　其实清亡之征兆，见于外者可说是新旧之争、和战之争。而蕴于内者是宫廷内的夫妻之诤、母子之诤。四种矛盾的交织扭合，成了清朝覆亡的原因。而王国维作《颐和园词》的成功处，是能令新、旧、和、战，母、子、君、臣，都存于笔底而深入人心。

　　陈寅恪“曲笔”“戒惧”及王国维的惧“再辱”

　　陈寅恪比王国维年轻，两人在研究院共事也只数月。在王国维遗嘱上， 有些后事是嘱陈为之处理的，所以陈氏挽联中所说“谬承遗命倍伤神”，即指遗嘱相托。

　　但陈氏对王的自沉，也有一个理解过程。

　　在“自沉”事件后的追悼会上，陈寅恪有挽联云：“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籖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挽联

　　这联确有遗民意识。据知是陈氏托人（邓以蛰？）所书，如果细观月前在香港城市大学展览厅中陈列的陈氏手书挽联稿，会看到陈氏在“累”“玄”（缺笔）旁加着重圈，细读稿后的小字云：“请大笔一书为感。字旁加圈者，有累及玄两字，若写作累，恐人读仄声；若写作玄，则犯庙讳故也。求书时注意及之。礼拜三日下午来取此联。寅恪叩。”

　　这就是说，陈也视王之自沉是“殉清”，在民国十六年，陈氏仍请书者“玄”字缺笔，免犯康熙玄烨庙讳，是尊重死者的做法。

　　继之，陈氏又有挽诗云：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太清干凈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越甲未应公独耻”，是重提王氏旧日曾约罗振玉、柯绍忞一同赴死之事。加上“湘累”、“灵均”的典故暗示，也实在加重了“殉清”的迷雾。可证当时陈氏对王氏自沉的原因未作深思，是“吾从众”的做法。

　　不过，四个月后，陈氏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发表了，在诗的前序中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这一句“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扫荡了世间凡俗的猥琐猜测。

　　但何至于要“死”始能“心安”？“死”与“安”该怎样联系成因果？

　　上世纪末耿云志就有《也谈王国维之死》一文，发表在《学林漫录》第十四集，对陈氏之说提出三点质疑：

　　陈寅恪是史学大家，其每立一说，必经过深入研究，得确实证据而又合乎论理，自信无误方能提出。很可惜，陈氏此说实经不起上述标准的检验。

　　第一，陈氏先提出个一般性的判断：凡一种文化衰微，为此文化所化或所凝聚之人，必感苦痛，苦痛达于极点,必自杀以求解脱。若是，则古今中外，逢此巨变者当不止王国维一人。但陈氏并未举出其他的例证,我们也未能搜寻到这种例证。可见，陈氏所提的一般性结论不能成立。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遭值巨变，自晚清始，至今尚未结束，这中间也未发现有第二个为殉此文化而死的例子。况且，此巨变之最高潮当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其时，为反抗包办婚姻而与家庭决裂者有之，为读书，追求新知识而逃出家庭者有之，为思想观念不同而父子决裂者亦有之。可谓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经历了最大的震撼。王国维若因旧文化之衰微，而苦痛至极，当在此时，而不当在1927年他在清华研究院做国学院导师之时。

　　第三，王氏于传统文化并非全无批评地迷醉。在学术层面上，他正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批评性研究并极有心得，极有创获的学者。他是应用西方现代学术方法治中国学问的开创者之一。所以，不能笼统地说他是为传统文化所化之人，或是传统文化所凝聚之人。因此，他不但不应与旧文化同归于尽，他恰是与传统文化一起,推陈出新，自振新生命。

　　陈寅恪先生有此误说，与他自己的心态有关。陈先生祖上为清朝大员，又家学深厚，故有双重心理负担：一则有遗民情结，二则有护卫旧文化的使命感。因此对王氏之死有深刻的同情。但同情之心，不能替代理智的分析。

　　此文言之成理，笔者读后，也随之怀疑过：王氏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表率，又何至于“一死始心安”？

　　后来又读王国维的《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问题更复杂了。因为王国维不但没有如陈寅恪所谓“文化消亡”，反而持“文化不死”的观点。其文曰：

　　窃又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

　　但陈氏错了吗？则又未必。

　　对此一问题，笔者是再三不解，而又再三求解，终于明白了，这是陈氏的“曲笔”。陈氏所谓“文化”，其意实指“政治”。时维1929年，其时五色国旗早已换为青天白日，新的政治伦理，足令陈氏有所戒惧，不敢指斥“政治”，于是易词而言，谓之曰“文化”。包括耿云志先生在内的广大读者，都被陈氏瞒了过去。

　　陈寅恪对国民党所持戒惧之心，参读吴宓日记可得证明。1927年6月29日《雨僧日记》云：

　　夕，陈寅恪来。谈大局改变后一身之计画。寅恪赞成宓之前议，力劝宓勿任学校教员。隐居读书，以作文售稿自活，肆力于学，谢绝人事，专心致志若干年。不以应酬及杂务扰其心，乱其思，费其时，则进益必多而功效殊大云。又与寅恪相约不入（国民） 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

　　1926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拟订《党化教育之方针、教育方针草案》，翌年制订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要在影响所及的省市学校，推行国民党那套意识形态唯我独尊的政治理论教育，所谓“俗谛之桎梏”即是。所以陈氏“力劝宓勿任学校教员”，“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

　　《党化教育要览》1928年版

　　陈氏这一心态，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仍未稍减。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中说，1949年“12月13日，南京政府的教育部致电北大校长胡适，说第二天将派专机到南苑机场迎接，并请他邀陈寅恪先生一家同行”。邓广铭找到陈寅恪，“把事情原委说了之后，便问他是否肯与胡同走。他答道：‘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决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陈虽偕妻女与胡适夫妇一起，乘飞机撤离解放军围困的北平，到南京，但旋即南下广州，不理会他的表妹夫傅斯年一再催促，坚拒乘坐国民党的军机撤退台湾。

　　陈对国民党既厌且惧，但又不肯形诸文字而授人口实。此种心理，和王国维的“义无再辱”倒有相似之处。他们共事数月，即使未尝及此，只是“心之忧矣”，心理基础是相同的。

　　所以1988年冯友兰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中更说到：

　　静安先生与寅恪先生为研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两大学者，一则自沉，一则突走，其意一也。静安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义亦一也。

　　冯氏将王、陈二人并论，“其义亦一也”，很有太史公把数人合传的味道，意不在多言，这是冯老令人佩服之处。

　　《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和自评

　　王国维死后两年，即1929年，清华大学要为王国维立碑。陈寅恪应邀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这是他对王国维死因的第三次说明，也是最后的说明，这是一篇掷地作金石声的好文字，中有警句云：“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这是陈寅恪对王国维的第三次态度。也是他经过自我思辩后的结论。“文革”间，此碑石被红卫兵推入校河沉没，1981年清华建校七十周年又重竖起来。但不管浊世如何对待此碑石，正如陈氏所言：“此碑铭评说会留在人间。”

　　这话是在1953年《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出现的，后见载于陆建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摘录如下：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罗家伦，他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国学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扬。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而笔者则认为，人有精神之超越，以此方具尊严。也正因如此，人生会是一场悲剧。尊严与悲剧，王国维是集合地完成了。这就是“唯其义尽，所以仁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