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论论文范文

栏目:旅游资讯  时间:202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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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理论论文篇1

  论文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应该以什么样的价值理论为基础,我们的经济实践活动应该以什么样的价值理论作指导,是一个关系社会和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深化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展的要求。在具体实践中,劳动价值理论必然要遇到新的挑战和考验。劳动价值论是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也必须放到市场经济中去考察。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劳动价值理论,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

  价值理论是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因而也就成为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长期探究和争辩不已的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即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实现了价值理论史上的重大革命。作者“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有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论,包括货币理论在内”。现在,我们要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一起,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社会和经济发展史上最新的伟大创举。

  因此,我们必须在认识、了解新的挑战和考验的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积极应对,才能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才能使劳动价值理论实现与时俱进并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去,才能使劳动价值理论成为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成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

  一、劳动价值论面对理论和实践双重挑战的优势和不足

  在我们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探索中,劳动价值理论面临着其他价值理论在理论学术方面、思想观念方面的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消极作用对劳动价值理论双重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优势,在应对挑战中发挥优势。又要分析存在的不足,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薄弱环节。

  我们的优势在于:第一,劳动价值理论是科学的价值理论的集结。它是在批判和论战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具有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和理论品质。第二,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础,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原则。第三,我们拥有一支由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学者和从事研究、宣传工作的专业人员组成的专门队伍。第四,广大党员和公务员以及思想文化界的许多人士都是在社会公众中极具影响力的群体,这些群体的整体素质比较高,经过武装和发动就可以成为应对思想观念方面的“争夺战”和“保卫战”的中坚力量。这些优势条件为劳动价值理论赢得这场挑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根本保障。

  而我们的不足则主要表现为: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知识和思想观点在传播和普及方面过于薄弱。在面临新的挑战和严峻考验的过程中,可以说除了我们的“专门队伍”以外,广大社会公众,甚至包括我们的“中坚力量”在内,很少有人知道和关心这场挑战的存在和结果。而一些非劳动价值理论的思想观念却不断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广大公众渗透着。因此我认为劳动价值理论要全面赢得这场挑战,关键在于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弥补过去的不足,使薄弱环节能够得到改善和加强。

  面对来自理论和实践中的这些挑战和考验,我们必须让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优越性发挥出来。就是必须坚持用劳动价值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坚持按它所揭示的基本规律办事,建立和完善既有社会主义特色,又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和运行机制,来规范经济活动的秩序。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防止和克服自发的盲目的行为,最大限度地限制其消极作用。

  二、应对挑战维护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论的策略

  1.应对“取代论”的策略

  有人认为,劳动价值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而我们早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劳动价值理论显然已经过时了,因此主张以所谓新的价值理论来取代劳动价值理论。

  对于这种“主张”或者说是“建议”,是在没有弄清劳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学说大的区别的情况下作出的错误判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般基本规律。当他们“从这个基础出发进到资本”研究之后,发现并创立了揭露资产阶级残酷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的剩余价值学说。

  如果说劳动价值理论是关于市场经济的一般基本规律的理论,那么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劳动价值理论就不存在“过时”。马史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完全可以应用与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发展到社会主义市场中去。

  2.应对“多元论”的策略

  这里所讲的“多元论”的观点,是指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观点即劳动价值的“一元论”而不同的一些观点。

  近年来社会上比较流行并对公众的思想观影响较大的“多元论”的观点主要是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都能创造价值的观点、“物化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的观点和科学技术等知识要素能够创造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共同特征是: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同时又认为别的要素也能够创造价值;价值实际上是劳动与其他要素共同创造的。

  “物化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的观点费尽周折把“物化劳动”绕道成了创造新价值的劳动,并以此来证明新价值是这两种相同的劳动的物化,既表明了“物化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的观点,又标榜了这种观点归根到底还是坚持了所谓的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而科学技术等知识要素能够创造价值的观点则借助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强劲东风。在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和贡献,在科学性劳动创造价值这两方面的掩护下,把以物的形成加入到生产过程的科学知识含量较高的机器设备、自动化设施甚至是“无人”工厂等都列入了价值创造者的行列,并断言这些东西将成为价值的主要来源。

  面对这些“多元论”的观点,我们要坚持宣传和普及“一元论”的观点,必须让大家弄清楚“多元论”为什么和是怎样地曲解了我们的分配政策,扩大了活劳动的范畴,污染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混淆了价值构成与价值创造、以对价值构成的分析取代了对价值创造的分析。只有让大家了解了这些情况,才能真正帮助大家坚信、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价值理论论文篇2

  论文摘要: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奠定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要求我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应在坚持和继晕的同时.不断进行发展和创新。目此,必须结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深化对“劳动”概念的认识,正确分析新的社会阶层.树立新的财产观,确立新的分配观:通过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当时面对的情况又有很大不同,因此需要结台新的实际,深人认识和准确把握一系列相关问题。通过坚持继承与发展剖新,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必须深化对社会主义杜会劳动的认识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核。可以简单概括为三点:一是价值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物不创造价值;二是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三是在相同的时间内,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是简单劳动的倍数。马克思用“劳动价值一元论”来代替当时风行的“价值多元论”,这是对劳动价值论的一场深刻的革命。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围绕劳动创造价值这一中心.组成了一个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深刻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经济领域的应用与延伸.也是人类智慧和认知能力的科学体现。历经一百多年的实践验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核和基本观点至今仍然闶烁着真理的光辉,是我们必须坚持和继承的伟大思想成果。

  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必须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发展劳动价值论,关键是要科学拓展“劳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依据马克思的解释.一般人类劳动耗费是指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的生产耗费。基于这一质的规定性,劳动概念应当拓展马克思井的劳动。主要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这与当时物质生产是主体、非物质生产比重较低的经济结构、以及阶级对立十分尖锐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分工的日趋复杂,以及消费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劳动概念发生相应变化,“劳动”外延也应扩大在社会主义社会尤其应当深化对劳动的认识。

  我认为,物质生产的劳动和非物质生产的劳动,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和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总体上都属于“劳动”的范畴。进一步看,可从几方面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认识。

  (一)服务劳动创造价值。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迁,第三产业日趋重要,分布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所占比例日益提高.其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发达国家都在6o%上,发展中国家均已超过农业(第一产业)和工业(第二产业)。与这种产业结构变动相适应.服务业的劳动。应该从总体上视为生产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对于服务劳动剖造价值问题.马克思从一般意义上作了肯定的回答,明确指出服务是商品.服务具有使用价值,也具有价值。服务的价值就是服务劳动创造的。但马克思叉具体区分了创造价值的服务劳动和不创造价值的服务劳动,这就把创造价值的服务劳动的范围缩小了。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分工链条不断拉长,服务劳动范围越来越大。第三产业范围越来越广.包括了商业、金融、保险、信息、饮食、公共管理与服务等等;随着教育、医药卫生、文化等部门产业化的发展,从事这些产业的服务劳动也应作为创造价值的劳动。

  (二)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决定一个国家的实力。马克思高度重视科技劳动在价值形式中、尤其在决定价值置中的重要作用。由于科技水平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是决定生产力水平高低进而决定价值量大小的重要因素因此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社会价值总量会不断增加,科技发展是推动价值量不断增长的根本动因。科技、知识是人娄劳动的结果。劳动创造价值,用新知识和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20世纪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前十几个世纪的总和。西方国家虎大而丰富的物质财富,都是由高度的科技水平铸造的。从科技发展实践看,科技劳动的范围应扩大,全社会范围内的科技劳动即物质生产领域之中和之外的科技劳动,包括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发明创造、实验设计等,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这种科技劳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应视为创造价值的劳动。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是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相比,在相同时间内能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于科技基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仅创造和形成价值,而且造就高素质的现代劳动力,为创造更多的价值莫定基础和开辟新的道路,也应将其列人创造价值的劳动。

  (三)管理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家的管理劳动具有二重性,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杜会劳动过程,具有生产劳动的性质,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具有剥削的性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管理劳动是创造和形成价值的劳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管理具有多层次性:一是微观的企业管理,我国企业经营管理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二是行业管理和中升组织管理,行业管理劳动和中升服务组织者的劳动,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的组成部分,因而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三是宏观的国家管理、各级政府管理公共经济的管理劳动,也是社会必要劳动的组成部分,因而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市场经济越发达,经济关系越复杂,分工越细,管理就越重要.管理劳动包括决策、控制、监督、承担风险所支付的体力和赫力。也是一种复杂劳动。创造价值的管理劳动的范围应扩大,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些方面的管理劳动是全社会必要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作为剖造价值的劳动。

  (四)精神劳动生产也创造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从事精神劳动生产的劳动者,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社会发展方向。用科学理论、正确舆论、高尚精神、优秀作品,努力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精神产品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使用。从事精神劳动生产的劳动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从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劳动者。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目标,也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从事精神交明建设、包括民主政涪建设的劳动,都应看作是全社会的必要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作为创造价值的劳动。

  以上分析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劳动”相比,呈现许多新情况新特点:一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劳动,都是社主义必不可缺少的社会必要劳动。二是物质生产劳动向着服务劳动领域太幅度扩展,第三产业成为创造价值的劳动。三是价值创造已由体力劳动为主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高新技术的应用、电赫和机器人的出现,开始替代人的脑力和体力。四是科技劳动者的劳动,对价值的创造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用高科技武装的劳动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量。五是管理劳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已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六是精神劳动生产的精神产品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使用,从事精神文明建设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只有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出发,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才能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

  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正确认识新的社会阶层

  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应该澄清价值创造与财富创造的区别。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物质要素不创造价值;财富则是由所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实际上,马克思早已肯定了各种生产要素在创造财富过程中的同等重要性。他说:“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中,有时是把价值自造和财富创造混淆起来了,或者是把价值创造与财富创造等同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舟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不少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流动,职业身份经常变动,社台经济生活多样化的趋势明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我国加入WTO带来的巨太变化,劳动形式和分配方式多样化会更加明显,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发展,还会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正确认识新的社会阶层,把新的社会阶层的广大人员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正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坚持发展和应用。

  之所以这样讲的理由是:一、既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又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出发,拓展“劳动”概念的范围。新的社会阶层广大人员,他们所从事的生产劳动、服务劳动、科教劳动、管理劳动等等,从事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总体上应视为创造价值的劳动。他们通过诚实劳动,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它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样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二、财富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新的社会阶层的广大人员,他们的劳动、资金、技术、经营管理等,也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的财富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社会主义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无论从价值创造还是从财富创造的角度讲.新的社会阶层的广太人员都应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正确认识新的社会阶层,关键在于正确认识私营企业主及其所从事的劳动。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丽发展是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国私人企业已达180万户左右,注册资金达13万亿元上,就业职工达2千万人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在工业总产值中占38%。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占62%。私营企业主这个阶层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太多数人的剖业资本是合法正当的,是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起步的,他们的生产经营行为总体上应视为创造价值的劳动但这种劳动又不同于一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劳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以自己的技术、业务、管理专长等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他们的劳动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劳动;另一方面他们又其占有的生产资料获得企业利润,取得非劳动收入。财富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各要素所有者当然也要参与分配。过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允许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企业主的生产要素投入,总体上或者说太多数是劳动收入的积累;用积累的劳动收入去投入、取得非劳动收入,其中还包括风险投资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经济行为。何况私营企业主的收入豫个人及家庭消费、回报社会以外,大部分还要投入扩太再生产,也是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企业主,不是剥削者,而是劳动者,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形成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成员差异很太,情况比较复杂。他们之中,有些人的创业资本不合法、不正当,坑蒙拐骗、制假赈假、走私套汇偷税漏税,不择手段敛财。这些害群之马的经济行为,既容易误导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认识.又不属于劳动价值论的范畴。劳动价值论不适用非劳动领域,更不适用违法领域。

  三、树立新的财产观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社会成员的个人财产也在逐渐增加。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而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的差异,这种“差距现象”是必然而正常的。先富起来的部分人.个人财产较多,除个人消费外,也进行投资活动,转化为生产要素财富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十人投入的生产要素再参与财富的分配.“钱找钱”、“滚雪球”.以致部分社会成员拥有相当数量的个^财产,使社会成员个人财产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凸现出来。

  面对这种新情况,必须树立社会主义新的财产观。一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成员个人财产逐步增加,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步.

  我国全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个人财产都在增加。二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现社会成员富裕程度和财产多寡的差别是必然而正常现象。三是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怍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应当“三看:看他们的思想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样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在社会成员个人财产普遍逐步增加的情况下.如果简单地把有授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显然是不符台实际的。“三看”的论断.是从实际出发的、科学而完整的判断标准,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看思想状况和现实表现,包括政治立场、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价值取向等等。思想状况和现实表现不是抽象的.具体体现为看财产怎么得来的、怎样支配和使用的,获得财产的手段和方式是否符合我国法律法规,是否诚实劳动、台法经营,财产的使用和支配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回报社会,看他们的劳动为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以“三看”作为判断标准,而不以财产多少来判断人们的政治归属,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运用。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创造财富、增加个人财产扫除了政治障碍,并为树立社会主义社会新的财产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确立新的分配观

  对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问题,经济学家们理解不完全相同,观点各异.争论激烈,这与经济利益的分配密切相关,一些经济学家试图用价值创造来判断价值分配是否合理,规范说明价值分配。在这些争论中.往往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等同起来了。实际上,价值创造与收入分配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但价值如何分配,则是分配规律决定的。马克思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新创造的价值分配,是由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或所有权结构决定的。只要存在所有权差别,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就要参与价值的分配,这是必然的。因为生产要素所有者所获得的收入,是其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否则他的所有权就是空的,在经济上是不存在的。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有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节约使用.激发所有者合理配置资源的积极性,是市场有效运转的重要动力。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所有投结构,决定了我国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同时并存的分配格局。这种分配形式打破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劳动收入的增多.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分配阃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对此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确立新的分配观.采取积极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价值理论论文篇3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这就意味着它具有相对独立于第一次飞跃理论成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胜利前进。邓小平德育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育即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邓小平德育思想内容丰富、系统、深刻,构成了一个适合中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比较完整的德育思想体系。邓小平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了现阶段重要的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问题,为继承、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德育思想做出了突出贡献。邓小平德育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有力保证,奠定了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坚实基础。邓小平德育思想来自实践,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于我们认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战略地位,坚持正确的德育工作指导方针,发挥德育工作的服务、导向和保证作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新时期做好德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对毛泽东德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历来重视德育工作,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德育思想为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早期的革命活动开始,就倾心于工人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十分重视对青年的关心教育。马克思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论述,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社会道德在个体思想品德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论述,关于根据未来社会的要求努力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一种全新的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都是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德育思想。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育思想,强调青年学生要把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当做首要任务,指出:“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训练和学习的基础。”[2]列宁从建设共产主义的高度,论述了培养一代新人的任务、内容和途径,阐明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在青年成长中的地位作用,开创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德育工作的实践。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关于德育的论述,诸如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政治教育是中心环节;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青年要防止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要引导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德智体全面发展等等。毛泽东对德育理论和实践的许多精辟论述,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党性和实践性。

  邓小平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德育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同中国革命和建设战略全局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基本特征。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是党的军事战略家,他是从革命战争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考虑德育工作的。收入《邓小平文选》的开卷之作《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提出了政治工作、思想教育在部队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以及部队政治工作、思想教育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战略家,他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德育工作的。50—60年代,邓小平多次强调共青团的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文化大革命”后期到拨乱反正期间,邓小平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在整个国家处于百废待举的关键时刻,高瞻远瞩,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方面的工作,打开了科技教育工作的崭新局面。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中,邓小平对德育工作的探索进入了新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全局的高度来抓德育工作的。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我国面临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临着前苏联和东欧的巨变,面临着国内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教育好下一代,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就成了摆在全党面前的十分重大而紧迫的德育课题。邓小平紧紧抓住这一事关大局的关键问题,以极大的理论创新勇气,根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长远目标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现阶段重要的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时期德育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其内容涉及新时期德育的地位、作用、培养目标、原则内容、途径方法、领导管理等各个方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科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基础。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德育工作要服从、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的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为德育工作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邓小平正确处理了现阶段讲理想、讲纪律和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间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揭示了搞好德育工作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意义和功能。邓小平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各方面呈现出的复杂态势,充分肯定了德育工作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思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关于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青年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关于新时期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精,要管用的思想;关于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思想;关于人才优势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可能使我国到下个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思想等等,都为毛泽东德育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邓小平新时期德育思想是对毛泽东德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使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是《邓小平文选》的压卷之作。这些谈话直接涉及我国十多年来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重大问题,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3]。邓小平的谆谆告诫寄托了他对我国德育工作者的殷切希望,他丰富、深刻的德育思想是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邓小平德育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亿万中国人民正在从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其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它紧紧把握了现时中国社会的脉搏,为中国未来现代化竖起了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总体理论构架,使中国的现代化真正成为社会整体的现代化。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时,除了强调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特别注意到了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建设。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紧密配合、互相促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所谓精神文明,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也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4]。这里对精神文明的科学解释,展示了精神文明的广阔领域。人们主观世界的改造,包括思想意识的改造,也包括人们认识及其能力的发展和改造,人们情操、意志、美感的发展和改造。精神文明既包括知识文化和思想道德两大方面,又包括从个人的文化修养、科学修养、道德修养、审美修养、精神境界到社会的精神生产、精神生活和习俗风尚两大范围,是人类整个精神世界的发展和改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的高度发展,它的产生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料、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精神文明自身发展的规律去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通过社会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通过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过去一切精神文明不同,它特别强调社会的主体——人的建设,把提高人的素质,特别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根本内容和根本目标。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论述,不但明确规定了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同时也高度概括了德育工作的重点所在,体现了德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首先,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核心问题的德育工作,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精神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良好的精神能表现出巨大的活力、能量和高尚的品德,能变为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对个人、集体和民族都十分重要。德育工作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力量,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提高思想道德修养水平,特别是把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融化和渗透到人民群众中去,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行为准则和精神支柱,成为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二,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加强思想品德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基础工程。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就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社会主义的性质,规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对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人民的希望,是承担跨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他们成长的重要时期,加强德育工作,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将对其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将促进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搞好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充分发挥党的德育工作的政治优势,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邓小平规划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是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以及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并将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最终落实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之上。德育工作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靠真理和人格的力量,动员和团结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实现中国整体现代化,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德育既是核心内容,又进直接动因和重要保障。现阶段充分发挥党的德育工作的政治优势,就能保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离不开这个政治优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离不开这个政治优势。

  三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有力保证

  近二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是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理想的根本保证。在邓小平德育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能使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牢固树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从而团结一心为夺取现代化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首先,明确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运用于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实践之中,在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新时期德育工作基本指导方针是什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把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规定为“三个必须”,即: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也是邓小平所始终坚持的新时期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党全部工作的中心。邓小平曾尖锐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本质体现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德育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德育工作必须支持改革开放,为适应改革开放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新时期保证德育工作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德育只有紧密围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展工作,才能保证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基本指导方针,规定了德育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且要通过德育工作,充分发挥德育的政治导向作用,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动员和团结全体人民积极投身改革开放。这一基本指导方针,摆正了德育在全部党的工作中的正确位置。我们既不能搞德育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又不能忽视德育,淡化、取消德育。坚持这一基本指导方针,就能使我们在德育工作中更坚定地同“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作斗争。实践证明,这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科学的指导方针。

  其次,始终强调把握德育工作的重大原则问题。面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邓小平始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也是新时期德育工作的重大原则问题。邓小平早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要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他强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立场上决不允许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此之后,根据国内出现的政治风波和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邓小平反复强调,青年教育“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作为基本内容,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要努力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青年一代的侵蚀。

  邓小平还始终强调要把抵御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和复杂的。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不让青年人接触西方的东西,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关键在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要适应开放的形势,既能学到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又能经得起风浪,不作资本主义思想的俘虏。青年学生由于对中国的国情和工农大众缺乏了解,缺乏实践锻炼,世界观和人生观还在形成之中,容易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所影响。因此,一定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多关心和帮助青年,增强他们抵制错误思潮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四邓小平德育思想奠定了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坚实基础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是一代人的事业,是需要几代人继承、接力和发展,并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实现的百年大业。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是我党一贯重视的问题,在我国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谋划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谋划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宏观思维中,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被摆在极为重要的地位。邓小平站在关系到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明确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5],“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6]。邓小平紧紧抓住要把当代青年培养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这个主旨,特别关心青年一代的茁壮成长。他认为,未来无论是哪个层次、行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都应该具有德才兼备的共同品质,都应该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愿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聪明才智的人,对他们一定要打好坚实可靠的思想政治基础,引导青年从国情的实际出发去思考国家的发展问题,真正弄清楚“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大局观,“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7]。

  全新的事业需要全新的人才。邓小平鼓励当代中国青年珍惜跨世纪的历史机遇,肩负起跨世纪的历史责任,争做跨世纪的合格人才,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充分发挥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邓小平还清楚地看到,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依靠的是科技和人才,对人才的全面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跨世纪人才对于推动新世纪的社会全面发展是责无旁贷的。面对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青年不仅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还要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积极进取的观念意识、健康的心理素质和审美情趣、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协作能力。在全面提高人才素质中,德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青年的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素质。德育对于引导青年一代树立崇高的理想,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倡导开拓进取的思想观念和确立正确的生活方式,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全新的事业需要拓展德育工作思路。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中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里的教育,除了指文化知识教育,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面向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要面向的世界是各种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我们要面向的未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未来。人的德育素质是人诸种素质中最根本的素质,决定着人才的政治方向,是智育和体育素质发展的内在动力。邓小平的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思想,不仅为智育和体育提出了新的任务、内容和方向,而且蕴含了丰富、深刻的德育思想。邓小平把德育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认识,对德育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内容和方法,也对德育工作者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德育工作者要找准自己的工作立足点,不断增强工作责任感。我国现代化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进行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是纷繁复杂的,必须以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加倍关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思想道德建设,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8]。德育工作者还要不断拓展自己的工作思路,充分认识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的青年特点,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问题。要尊重、关心、理解青年,贴近青年思想,进行充分的说理教育,还要勇于继承、借鉴和发展,改进德育方法,讲究德育艺术,探索德育新路,不断提高德育的质量和水平。

  五邓小平德育思想是新时期德育工作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

  伟大的实践是产生伟大理论的沃土。邓小平德育思想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从德育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科学理论。邓小平德育思想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由于它是新时期德育工作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我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早在1934年红军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即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始终重视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把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经验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上继续向前发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和政治生活方面发生的复杂情况,党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加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加强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宣传以雷锋、焦裕禄为代表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辉事迹,对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在德育工作指导思想上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党的德育工作无论是在指导原则上,还是在工作方针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违背科学规律的东西,诸如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往往把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政治立场问题,在思想教育中随意上纲上线;思想教育完全违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搞大轰大嗡,一刀切,形式主义等。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鼓吹的“精神万能”、“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大批判开路”等许多违反科学的思想和口号鼓动下,党的德育工作的优良传统被破坏,德育工作者的声誉被败坏,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这些曲折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集中力量批判了“左”的东西,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德育工作摒弃了过火的思想批判,取消了“冲击一切”不讲实效的政治运动,纠正了“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简单化、庸俗化的形式主义倾向,打破了“左”的思想枷锁,同时又坚决地维护和继承了过去我们在德育理论和实践中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德育工作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转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上来。广大德育工作者在认真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德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积极的研究探索,并遵循德育工作对象的思想特点和教育规律,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地开展各项德育工作。可以说,没有反对“左”的干扰,就没有今天的德育工作的大好形势。另一方面,新时期德育工作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必然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强烈反响,尤其是青年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上产生了种种思想困惑。为排除右的干扰,邓小平多次强调,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绝不能削弱,而是应当加强和改进。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重申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个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要求在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特别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加强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着力澄清青年学生的混乱思想,解决青年学生思想中深层次的问题,引导他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以邓小平德育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坚持正确的工作方针,德育工作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献身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和团结协作的观念,大力宏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在全社会形成讲理想、讲奉献、讲责任、讲道德、讲文明的良好风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德育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并为德育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近十多年的德育实践证明,邓小平德育思想是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直接、最现实、最富成果的科学指南。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党的十四大之后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德育工作,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必须把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基础工程认真抓好。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指出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印发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等德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这些都是在邓小平德育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新成果,是党的德育工作的新发展。我们相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伟大实践中,通过进一步深入学习理解邓小平德育思想,通过认真务实的工作,新时期德育工作一定会更加卓有成效的开展,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17页。

  [2]《列宁选集》第4卷,355页。

  [3][6][7][8]《邓小平文选》第3卷,379—380页、381页、199页、40页。

  [4]《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8—29页。

  价值理论论文篇4

  我们知道严谨、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价值理论源于Miller与Modigliani两教授在1958年所提出的MM无公司税资本结构模型。MM理论的提出,奠定了现代企业价值理论的基础。由于企业价值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面来观察或控制企业价值及其最大化的形成过程。基于对企业价值进行观察的不同角度,形成了多种企业价值评价模式。由于评价企业价值的具体方法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企业价值观,主要包括基于折现现金流量模型的企业价值观、基于经济增加值的企业价值观和基于托宾Q值的企业价值观四类。

  (一)基于价值派(piemodel)模型的企业价值观

  按照这一模型,企业价值是负债市场价值与股权资本市场价值之和。

  即FV=B+S

  式中:FV表示企业价值;B表示公司债市场价值;S表示股票市场价值。由于公司债价格虽然会受到利率波动的影响,但其市场价值总是有一个中心支撑线,即公司债的票面值。而股票价格及其波动却反映的是一种长期趋势。所以,在此情况下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达到了协调和统一。

  基于价值派模型的企业价值观将人们的视线由企业自身引到了证券市场上,将证券市场的价格机制引入了企业价值的生成过程,突出了债务资本投资者与股权资本投资者在整个企业价值生成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在经济金融化日益深化的现代社会中,基于价值派模型的企业价值观对于投资者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这种企业价值观没有告诉投资者企业价值的真正的源泉究竟在哪里。因此,按照这种企业价值观进行价值管理,投资者在关注证券市场的同时,也必须密切关注着企业自身的各种变化。

  (二)基于折现现金流量模型的企业价值观

  按照这一模型,企业价值是未来时期内期望现金流量按照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进行折现之和。该模型建立在持续经营和资产可以被循环用于创造未来收益和现金流量的基础上。

  折现现金流量模型能够更好地体现企业价值的性质,即企业价值从本质上讲反映的是企业投资者对企业现金流量索偿权的大小。它的理论依据是:企业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对其投资者有价值,而这种价值正好体现在企业能够向其投资者提供足够多的现金流量。基于折现现金流量模型的企业价值观认为企业价值取决于:(1)未来期间企业经营活动所创造现金流量的多少以及(2)这些现金流量的风险程度的大小。

  基于折现现金流量模型的企业价值观认为决定企业价值的是企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所获得的现金流量的多少。仅仅追求某一时期内的现金流量最大化对企业价值的增加并无益处。这种企业价值观有助于消除短期行为,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种价值观奉行“现金为王”原则,强调公司价值的概念不是基于已经获得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数据,而是基于与适度风险相匹配的已经获得和可能获得的自由现金流量(FCF)。公司价值本质上是投资者对公司自由现金流量追索权的大小,公司价值也当然取决于公司在当期以至未来创造自由现金流量的能力。

  (三)基于经济增加值(EVA)和市场增加值(MVA)的企业价值观

  基于经济增加值和市场增加值的企业价值观认为企业价值是企业税后的经营利润与投入资本成本的差额。计算公式为:

  EVA=经营利润-全部资本成本

  MVA=股权资本市场价值-股权资本投入额

  而市场增加值是企业在未来时期创造的经济增加值的现值。在强式有效的证券市场上,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是一致的,EVA应该与MVA有很强的相关性。这种价值观认为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就是通过创造出超过资本成本的收益来最大化股东的价值。它关注于真正的价值即经济利润而不是账面利润。只有当公司收入在弥补了投资人的全部成本之后仍有剩余,公司才创造了真正的价值。

  美国管理之父PeterDrucker认为,作为一种度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指标,EVA反映了价值管理的所有方面。因此,EVA并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衡量经营业绩的财务指标,而是一种包含战略规划、预算控制、业绩评价、管理报酬、内部沟通、外部沟通等因素在内的一种价值管理体系。

  (四)基于托宾q值的企业价值观

  托宾q值理论由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1969年在《货币理论的一般均衡方法》一文中提出,并将托宾q值定义为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公司的资本重置成本之比。

  托宾q值完全从市场的角度来界定企业价值,其表达的意义在于当托宾q值大于某一标准时,就表示投资者对该企业的管理前景看好,并愿意用超过该企业资产价值的价格来购买其股票;反之,当托宾q值小于某一标准时,就表示投资者不看好该企业的管理前景,并只有当该企业资产价值的价格低于其价值时才愿意购买其股票。可见,托宾q值具有区分资本的边际效率和资本的金融成本的能力,广泛被用于关于企业价值和企业价值管理的研究当中。

  基于托宾q值的企业价值观认为企业价值由资产重置更新成本和增长的期权价值两部分构成。如果公司的市场价值超过其重置成本,则超出的价值也可认为是增长的期权价值。即除了企业的物质资本外,当其具有像垄断力量、声誉、专利权和优秀管理者这类无形资产时,托宾q值就会很高,说明企业价值非常高。

  2、价值管理定义的演进

  基于上述不同的企业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不同的企业价值观由于其不同的对企业价值的理解和评价企业价值的方法,而形成了对企业价值内容的不同界定,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关于价值管理的定义和内容。

  1994年,当大多数企业管理人员正在按照传统的绩效标准为创造股东价值的企业战略浴血奋战时,JamesM.McTaggart发表了价值管理理论的分水岭之作《价值命令》,提出了价值管理(ManagingforValue)的观念,构建了股东价值管理的一个全新架构。

  特别是AlfredRappaport(1986)提出的贴现现金流模型使价值最大化不仅成为一种管理理念,也变成一种可操作的管理技术,从此基于价值的企业管理(VBM)成为战略决策、公司治理、过程控制、业绩评价和并购扩张中共同的声音(汤谷良,2003)。

  汤姆.科普兰等早在其合著的《价值评估:企业价值的衡量和管理》一书中,已经提出了价值管理的唯一目标是股东价值最大化,即股东价值的管理是高层管理者的核心职责,概述了价值创造的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寻求最大化股东价值的方法。

  价值管理,又称为基于价值的企业管理(Value-BasedManagement,VBM)是指以价值评估为基础,以价值增长为目的的一种综合管理模式(汤姆.科普兰等,2003)。它是根源于企业追逐价值最大化的内生要求而建立的以价值评估为基础,以规划价值目标和管理决策为手段、整合各种价值驱动因素和管理技术,梳理管理和业务过程的新型管理框架(汤谷良,2003)。

  价值管理(VBM)本质上是一种管理模式、一整套指导原则,是一种以促进组织形成注重内外部业绩和价值创造激励的战略性业绩计量行动(Mark,2002)。

  企业价值管理是一个管理结构,通过评价和管理企业活动去为股东创造长期的价值。并通过股票价格的增加、股利的增长来给予奖励(Marsh,1999)。

  汪平在《基于价值的企业管理》(2005)一文中对从不同角度进行的价值管理的众多不同定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认为关于对价值管理的定义,大概可分为以下三类:

  (1)据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的结果的定义: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管理方法,其推动哲学是通过产生超过资本成本的收益来最大化股东的价值(Simms,2001)。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是一个管理框架。该框架可用于计量业绩,更重要的是用于控制公司业务,从而为股东创造出较高的长期价值并满足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要求(Ronte,1999)。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是一种新的管理方法,它关注于真正的价值而不是账面利润。只有当公司收入在弥补了投资人的全部成本之后仍有剩余,公司才创造了真正的价值(ChristopherandRyals,1999)。

  (2)按照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的过程来定义: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是一种全面的管理手段,它包含了重新定义的目标、重新设计的结构和体系、更新了的战略和经营程序以及修补了的人力资源实践。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不是一个速成的方案,而是一条需要坚持和投入的道路。(Boulos,HaspeslaghandNoda,2001)。

  (3)结合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的过程和成果来定义: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是一种管理方法,其主要目的是最大化股东的财富。公司的目标、体制、战略、分析技术、业绩计量和文化都紧紧的围绕着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目标而展开(Amold,1998)。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是一种以股东价值创造为公司哲学的核心的管理方法。最大化股东财富引导着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程序,并决定管理者的报酬方式和业绩的监控方法(KPMGConsulting,1999)。

  并在综合的基础上,将价值管理定义为以企业价值最大化观念为先导,以折现现金流量模型(DCFM)为基本技术支持的,汇合企业内部各层次、各环节、各种雇员共同参与的一个管理系统。该管理系统融预期、计量、控制、激励甚至文化等诸要素于一体,是经济金融化环境下企业管理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价值管理(VBM)是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理财目标的结论。即VBM的目标就是创造价值,实现股东价值的增长。它要求在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中,遵循价值的理念,依据价值增长规则和规律,来探索价值创造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技术;从而建立起连接企业战略,并应用于所有对企业价值有影响的各个因素和整个经营过程中的决策和控制体系;它要求公司一切决策和行为以是否能够为股东创造价值为评价基准,并且在实现价值管理的过程中广泛运用了经济增加值(EVA)、市场增加值(MVA)、折现现金流量(DCF)、托宾q值、价值派(piemodel)模型等一系列价值评估和价值管理的技术和方法,以帮助其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3、价值管理的特征分析

  如前所述,由于企业价值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面来观察或控制股东价值及其最大化的形成过程。到目前为止,在价值管理体系中,形成了经济增加值(EVA)、市场增加值(MVA)、折现现金流量(DCF)、托宾q值、价值派(piemodel)等价值管理模式,尽管在价值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和评价指标,但是关于价值管理仍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一)以资本市场为依托

  价值管理活动的展开几乎都以资本市场为背景,价值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更是离不开发达、完善的资本市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出现,发端于公司控制权市场上的恶意收购活动,更是直接导致了价值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产生和发展。公司杠杆收购(LBO)的发生对公司的CEO,甚至大公司的CEO提了个醒,他们要么通过改善公司业绩来提高公司的股价,要么面对敌意收购的威胁。总之,20世纪80年代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活跃使人们开始史无前例地对公司管理者进行规范(约翰·D·马丁等,2000)。另外,在完善的资本市场,投资者高度分散,为了有效地聚拢投资者的人气和资金,企业管理当局也将不得不进行价值管理。而且,价值管理的结果能够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也在于股票市场效率很高的状态下,股票价格能够基本反映公司管理当局的管理绩效。

  可见,在经济金融化日益深化的现代社会中,将证券市场的价格机制引入企业价值的生成和管理过程中,是企业管理者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然选择,因而可以毫无疑问地讲,以资本市场为依托成为价值管理的基本特征。

  (二)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根本目标

  价值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管理模式,它认为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为股东创造价值,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根本目标是价值管理行为最基本的特征。

  众所周知,股东价值通常包含某一期间股东所实际获得的股利加上由于股票价格波动而形成的资本利得两部分。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涵义,并不是股利和股票价格波动而形成的资本利得之和越多越好,或者讲“股东价值最大化”并不是指股利越多越好,股票价格越高越好。相反,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一理财目标是通过满足股东的最低报酬率要求来实现的,即:如果股利和资本利得之和能够满足股东的最低要求报酬率,我们就可以认为企业的价值管理实现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其中,股东的最低要求报酬率就是该企业的资本成本,是该企业进行投资的最低盈利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管理人员必须找到能够带来超过要求报酬率的投资项目,使得项目的报酬率能够大于或者等于股东的要求报酬率,只有这样,项目的净现值才能大于或等于零。才能够为股东创造价值。

  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价值管理的管理目标虽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但是,关于作为衡量价值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价指标却出现了许多不同的选择,到目前为止,一些著名的咨询机构及学者都基于自己对价值及其相关性的理解,创造了自己认为最具价值相关性的核心财务指标,或者其他的可用于价值管理定量分析的工具,例如经济增加值(EVA)、市场增加值(MVA)、折现现金流量(DCF)、托宾q值、价值派(piemodel)等,这些价值管理指标不仅弥补了传统财务指标的短期化倾向,而且为企业融资与再融资创造了良好的筹资环境,有助于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重视现金流量和资本成本

  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的价值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模式,首先必须关注企业未来时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创造,其次必须重视对现金流量的风险进行控制,通过对未来各期的预计现金流量、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这两个决定企业价值的基本因素进行预测和控制,从而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因此,重视现金流量,重视资本成本成为价值管理的重要特征。

  按照詹森(Jensen)教授在研究冲突的时候对自由现金流量的定义,所谓自由现金流量是指企业在满足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资金需求之后剩余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的所谓“自由”即体现为管理当局可以在不影响企业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将这部分现金流量自由地分派给企业的所有投资者,既可以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债权人,以满足债权人的报酬率要求;也可以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股东,保证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实现。在债权人报酬率既定的情况下,自由现金流量越多,股东所得到的现金流量越多,要求报酬实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从求偿权的次序上看,首先是债权人对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提出求偿,借以实现收益。然后,才是股东提出求偿。如果债权人的报酬率要求得不到满足,则股东就不能获得现金流量。可见,在价值管理过程中,为了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理财人员必须高度关注企业经营活动创造现金流量的情况,并以科学的技术和手段确保现金流量目标的达成。此时,科学的现金流量预算的编制和控制便是一个重要的工具。许多国外企业都编有现金流量预算,对未来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预测和估计,从而实现对价值管理过程的控制。

  所谓资本成本是指企业获利水平的最低限,它取决于企业投资活动风险程度的大小,取决于投资者对投资报酬率的要求。从企业的角度讲,资本成本是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严格遵守的报酬率水平的最低限,达不到这一下限的投资项目按此资本成本折现后的净现值为负,不仅不会增加价值,反而会减损价值;从投资者的角度讲,资本成本则是他们的要求报酬率水平,是投资者根据投资项目的风险水平和证券市场上的报酬率水平估计、确定的报酬率水平。因此,资本成本又常被称为:要求报酬率(requiredreturn)和折现率(appropriatediscountrate)。可见,资本成本取决于企业投资项目的风险程度。如果企业不能通过实物投资提供这一要求的报酬率水平,投资者就只能放弃在该企业的投资而转投他处。

  从技术上讲,折现率的选择必须考虑到现金流量的性质。我们知道自由现金流量包括可以自由地分派给企业的所有投资者的全部现金流量,所以,折现率即资本成本的确定也必须包容所有的融资来源,即股权融资来源和负债融资来源。这样的资本成本即是所谓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企业经营收益的最低水准,是企业选择投资项目的重要标准,惟有超越资本成本的收益才是创造价值的,这里隐含了机会成本下的经济收益观念。

  (四)重视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不牺牲子孙后代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1987年4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的定义)。重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价值管理的又一重要特征。与之相对的利润管理之所以逐渐被现代企业所摒弃,关键原因在于利润管理中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破坏了企业赖于持续发展的内部机制,造成企业的短期行为,从而造成利润管理企业的普遍“短命”结果。

  由于在对企业价值进行的估算中,始终包含一个假设,即估价是在企业持续经营状态下进行的。决定企业价值的基本因素除未来各期的预计现金流量、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以外,必然还包括企业存续期这一重要因素。即能否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不取决于企业在以往时期里所获得的收益,而是取决于企业在未来时期里可能获得的现金流量的多少、企业投资活动风险程度的大小,以及未来存续期的长短。企业的持续存在,既是对投资者利益的最好保障,又是整个社会保持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基础。因此,企业价值管理必须重视可持续发展或者说长期性这一特征。

  可持续发展的含义还包括另外一个方面,即未来性。成功的企业价值管理应当懂得重视未来,并且科学地规划未来,树立可持续、长远发展的观念。关于价值管理的行为,长期的战略性投资决策意义远远大于日常的经营性决策,在投资活动中所产生的现金流出的直接目的即是在未来时期里取得足够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根据长期的战略性决策确定企业发展的基本方向,然后将战略性决策具体化地分解为中期或短期的经营预算。

  综上所述,追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企业价值管理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包含着长期性和未来性两个方面的含义。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管理意味着企业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有望获得足以补偿各项成本的、稳定增长的现金流量,从而使股东实现价值最大化。没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股东价值最大化便无从谈起。

  五、价值管理的发展趋势

  目前关于价值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念、战略层面,集中于企业内部管理,对于在资本市场中价值管理信息的披露仅仅是零散的、不系统的片段,由于价值管理信息披露方面的严重缺陷,使得有效资本市场远远不能实现,使得价值管理仅仅成为企业的CFO们限于关键事件、关键时点的战略决策与业绩评价,这样就大大局限了实施价值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因此,如何才能够充分发挥价值管理的作用,将价值管理绩效的信息完整、系统地反映于资本市场,将成为未来价值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技术支撑是建立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和披露价值信息的信息系统——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

  (一)现有价值管理的信息系统支持的不足

  在价值管理的过程中,为其提供信息与验证作用的信息系统是价值管理成功的关键技术支持。现有的会计信息系统的证实作用在盈余意外中得到了体现。即如果管理层没有达到或者超过分析师的预测,股票价格会产生波动,实际盈余与预测盈余很小的差异将导致股票价格剧烈的波动。因而价值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质量至关重要。

  目前对企业经营活动的业绩进行披露的信息系统是基于交易的信息系统,上市公司主要通过以利润表为核心的报表体系对外披露企业经营业绩的信息。基于交易的信息系统是指基于过去交易和过去的市场价格的信息系统,其注重利润指标,确定利润必须是在谨慎原则的基础上已经确定实现的价值。葛家澍和徐跃(2006)在《会计计量属性的探讨中》曾经指出会计不是不也不是不能反映企业的新价值,否则,企业利润从何而来,但确定利润有一个条件——会计的成规,那就是企业生产的商品已被易手,由他人买去。可见,基于交易的信息系统所能表现的价值是原封不动的各种历史成本的积累,而未曾反映新价值的创造和增加,具有不确定性的未来预期,其不能予以信任。生产经营过程能够创造价值是肯定的,但必须等到产品被社会承认,通过市场交换取得销售收入时才能实现,即交换是关键。

  可见,这种基于交易的信息系统具有一个严重的局限性就是不能真实、及时地反映企业的价值以及价值管理的信息。例如:股票市值与账面价值存在很大差异;企业并购中,资产收购的价格与资产的账面价值相差极大。因而其信息质量或者有用性都大打折扣。

  二)建立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

  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是采用由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估计的公允价值作为企业资源的价值进行披露,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实际价值和发展潜力,是价值管理的有效技术支撑。

  价值管理活动几乎都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而现代资本市场是建立在信息披露的基础之上的,具有可靠性和相关性的信息系统支持是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能够满足作为建立有效资本市场技术支撑的要求,具有能够真实反映企业价值的根本特征。按照微观经济学的观点,所谓价值,是指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随着资本预算中折现技术的运用,财务学家们也接受了关于价值的这一定义。具体言之,企业价值就是企业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也是市场预期的结果。而一般来讲,市场预期依赖两种信息,一是能够验证市场预期的历史信息,二是直接或间接形成预期的未来信息。历史信息通过验证市场预期来修正市场价格。在有效市场条件下,市场的定价是准确的,然而,这种准确性是通过预期—修正—再预期—再修正的过程实现的。

  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必将能够提供上述要求的两种信息。一方面,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更加具有预测价值,即它的信息对于提高信息使用者预测未来的能力会有很大的帮助。虽然未来往往是不确定的,但是人们总是试图去影响未来,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发展。这就要求反映未来的信息系统必须具有符合未来变化趋势的可预测的特征。另一方面,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的验证作用更加及时。股票投资者交易的是公司未来的收益,但没人知道未来收益,管理层自己也不能准确知道未来收益。未来收益只能逐步地被已经交易的业务所证实(夏冬林,2006)。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由于采用公允价值来计量企业的资产价值,它提供的价值信息更加接近市场估价,能够更加及时地验证市场的预期,从而更加有利于价值管理绩效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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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inney,William,DavidBurgstahler,RogerMartin.2002.EarningsSurprise“Materiality”asMeasuredbyStockReturns.JournalofAccoutingResearch,Vol.40No.5:pp1297~1329

  [1]汪平,打造VBM框架下的价值型财务管理模式,《会计研究》,2005,8:63-66

  [2]约翰·D·马丁等著:《价值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

  [3]汤谷良、林长泉:打造VBM框架下的价值型财务管理模式,《会计研究》,2003,12:23-27

  [4]陈良华:价值管理:一种泛会计概念的提出,《会计研究》,2002,10:53-56

  [5]陈志斌等:基于价值创造的现金流管理,《会计研究》,2002,12:45-50

  [6]夏冬林:财务会计:基于价值还是基于交易,《会计研究》,2006,08

  [7]葛家澍,徐跃:会计计量属性的探讨——市场价格、历史成本、现行成本与公允价值,《会计研究》2006,09:7-14

  [8]王庆成,股东财富最大化与企业价值最大化之比较研究,《现代财经》,2002,06

  [9]王平心,吴清华,作业价值分析与价值管理:一个整合框架,第五界会计与财务问题国际研讨会——当代管理会计新发展,2005,07

  [10]李占祥,为企业可持续成长(长寿)而管理,《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08

  [11]汪平主编:《中级财务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

  [摘要]关于价值的管理,不同领域的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企业战略管理学者从战略角度、企业财务管理学家从财务角度分别对价值管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本文站在公司理财的角度对已有的价值管理概念进行了简单的综述,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总结出价值管理的本质特征,并对于目前价值管理零散的、不系统的业绩评价及信息披露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建立系统完善的基于价值的信息披露体系是今后价值管理理论的发展方向。

  价值理论论文篇5

  当下影视批评缺乏扎实的研究性的支持蔡翔

  我把影视看作文化产品而不是艺术产品,作为一个公共文化产品,可以把它看作四方面力量博弈的过程: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正确的价值观念、知识分子的参与、资本介入的过程。四方面力量既是博弈的过程也是冲突和妥协的过程。我个人认为,四个方面在今天要有一个重新解释的过程。

  大学要介入批评,大学的特征是什么,更应该提供一个研究性的支持,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对很多批评不太满意,某种原因是后面缺乏扎实的研究性的支持,80年代的文学研究批评之所以那么有力量,是因为它后面有一个现代文学研究的支持。那么今天来说,对影视应该加强专业、细致、带有方法论的研究,包括对主旋律的影视片的研究。这样的一个研究出来以后会为媒体的影视批评提供一个很好的指向性。

  当代电影批评缺失的是一种严肃的、科学的电影活动和电影文体吕晓明

  如果当代电影批评缺失的话,那么它缺失的正是这样一种严肃的、科学的电影活动和电影文体。正像西方有的电影研究学者讲的,他们认为电影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需要依赖于认知的技巧、需要想象和品位而且集科学与艺术于一身的一种实践活动。电影批评、需要有专业的学者、专业的技巧。这是我对现状的看法。那么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除了作为电影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的缺失和我们的商业化的社会背景这样一些很难一时改变的原因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当代中国电影的工业,和当代的电影批评之间没有形成一种有机的互动的联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呼唤要有人文深度和人文高度的电影批评,但不是用人文科学去代替电影批评。当前对重要影片的评论很少,对年轻导演的关注很少。对热点问题、焦点问题的发现和讨论也少。怎么提高电影批评水准?要实事求事,不要拔高和贬低,不要颂扬和反问。

  影视创作、制作和批评的三个不适应白烨

  我谈谈影视创作、制作和批评的三个不适应。第一个不适应——“大片无大评”。我觉得,这几年大片一直很火爆,这从市场上来说是好现象。但是评论太缺乏,其实有很多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比如这些年,这么多编导都在搞古装武侠,是什么问题呢?这些问题没有人批评。我觉得大片没有相应批评的话,也是失衡的,像陈凯歌、张艺谋、李安这些导演及其他一些大牌演员,在观众中具有偶像作用,只要是他们的东西,观众会不假思索就接受,没有批评,这样很危险。

  第二个不适应——“管播不管评”。国家只依法禁止播出某些不健康的影视片,但不制约评论。电视台有时候会把剧组请来,播出一些花絮,但那些东西和评论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电视台和一般的媒体不一样,在播出的时候应该给予正确引导。其实评论最好的平台就是电视。

  第三个不适应——“乱改不顾评”。比如说,对古典名著的改编。早期的一些不错,过了几年,说人家老了,要从人性的角度重新改,重新弄,又不好好来,弄什么选秀。曾经在北京的一次活动中见过几个“红楼梦中人”的演员,个个都很漂亮,但这和《红楼梦》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完全是一个做秀的事件,选出的演员导演没法用,不合适。这样的事情没有人说,没有人批评。

  高等院校的影评应该受到关注徐甡民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人文环境下面,影评不可能或者说很难单独进行,因此,我觉得这是个非常艰苦的工作。我觉得电影的智力在衰退,有点像中国足球,兴致的确很高,但球却一直踢不进,没有长进。不太礼貌的讲,很多电影看起来真的叫拙劣愚蠢,看后坐在那里会生气。如果说对电影那么重要的一个艺术品种还有一点关怀的话,那么我们就觉得影评不得不作出尖锐的批评,这非常重要。在这个当中,我觉得现在高校,院校的影评应该受到关注,因为影评它还是需要有理论的素养,高校的一些老师、同学的一些影评它的确有一些理性辨析的东西。

  当然高等院校影评也有一个问题。过去有个电影叫《有话好好说》,我个人感觉,院校的某些少数的影评也是要“有话好好说”。影评这个东西是说理的,有理不在声高,有理也不在话语花哨,一定就是把它说到位,说准、说透,不在字眼上。高校的影评文章中很多词汇的出现,比如“语境”,很多文章都用。我们没有发现“语境”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文章怎么写的。当然,用了“语境”包括很多很现代的词汇,也可能完全是好文章,但不要都这样,一种腔调。

  能不能寻求一种双方能够理解的对话石川

  我觉得今天会议的题目本身构成了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集体焦虑。以电影工业的角度来看,人文知识分子或者说某种民间话语正在被边缘化,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在这个工业市场当中无法构成一种积极的生产力元素。也就是说,工业不需要听你人文知识分子的评论,或者说,它听了你的评论反而导致它的生产力的一种降低。我觉得这也是很尴尬的一种现状,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按我个人的看法,主要是现在的中国的电影工业所处的一个文化生态、现实,这个现实充满了各种矛盾。

  具体而言,换到大片上,我在各种媒体上看到各种各样对大片的批评、攻击甚至谩骂、贬低。当然,如果从一个艺术分析或者从人文知识分子的角度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但我觉得这种评论是否能够适合现在的需要?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有时我也很困惑,能不能寻求一种双方能够理解的对话,比如说,院校里的学院派批评能不能通过艺术批评方式,帮助创作者提高,慢慢地把我们倡导的理念、思想、价值观演变为一种积极的生产力元素。

  电影批评是有独立价值的陈思和

  批评家的任务不是拍电影,拍电影是导演的任务。电影批评与其他所有的艺术批评一样,都是有独立价值的。它与电影制作的好与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电影制作得不好,供我们批评;制作得好,供我们研究。我并不觉得我们的影视批评有多么糟糕,现在许多高校都开设了影视专业,博士也培养出来了。他们的职责不是为了拍电影,而是为了培养有关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的崇高的审美能力。

  人文学者如何介入影视批评曲春景

  当影像文化铺天盖地的时候,影视批评的孱弱和缺失,会使人油然而生一种焦虑感。即便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一种介入意识,却很难找到与影视剧主创人员或者与观众进行沟通交流的平台。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我国导演不像欧美优秀编导那样本身介入理论研究和批评。其次,人文知识分子认为自己不懂电影,因此也不愿轻易介入影视批评。所以造成影视批评缺失的现象。其实,电影批评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电影的本体批评,由懂行的专业理论家、批评家操控,面对小众;另一类是影视文化批评,面对社会和大众。理论家批评家不需要研究“用光”和“机位”等问题,其研究对象是市场上普遍民众都能看懂的影视作品,是这些作品携带出来的各种文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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