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性格特点（蔡元培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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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先生的伟大志愿，就在于他一生想为中国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爱国大道。他教育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教育。

　　近代中国史上，人格最高尚的知识分子首推蔡元培。他在教育、学术、思想以至政治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他一生竭尽知识分子的责任，常倾向于革新的、进取的事物，具有开创及领导之功，不愧是一代宗师。

　　没有蔡元培就没有五四。一谈到“五四运动”，便会联想到蔡元培，没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倡导风潮，推动文化改革，也就没有五四运动；没有北京大学校长的开明进取，支持学生的行动，也就没有五四运动。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正是蔡元培，他又是辛亥革命后首任的民国教育总长。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以后的活动，较为人知，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知者较少。无疑的，他的贡献主要是在进入民国以后。可是，若要探源他后半生的文化、思想、政治活动，他前半生的思想趋向、政治活动是不可忽略的。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史上新旧过渡时期中一个成功的、典型的代表。

　　蔡元培生于同治六年（1867），家乡是浙江绍兴，和鲁迅同乡。绍兴便是人尽皆知的“师爷”产地。绍兴的文化气息很重，是盛产文人的地方。蔡元培的乳名叫阿培，入塾读书时才叫元培，字孑民。父亲是钱庄经理，蔡家数代从商，祖上没有读书登科的人。

　　蔡元培六岁入家塾读书，从《百家姓》、《千字文》读起，读完《四书》、《五经》。随后，老师就教他“八股文”，又称“制艺”或“时文”，作为应付科举考试之用。到光绪三年（1877），元培十一岁，父亲逝世，因他父亲为人宽厚，有贷必应，死后债台高筑，东家责令赔偿。世交分头募款欲以接济，但为元培母亲周氏所拒。由此可见，元培性情宽厚，是父亲的遗传，而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

　　蔡元培十四岁至十七岁的三、四年间，元培就教于同县一老秀才王懋修，在王老师的熏陶下，最崇拜宋儒。在受业期间，光绪九年（1883），元培十七岁入学补诸生（秀才），放弃“举子业”，专治小学和经学，广泛地自由读书，也就不再到王懋修处学习。离开私塾后，两年间在家设馆教书，并赴杭州参加乡试（考举人），首次落第。二十岁起不再教书，在同乡徐树兰举人家中读书。徐家建有“古越藏书楼”，书籍甚多，有此机会可以博览群书。他作学问、治经偏于训诂与哲理，治史则偏于儒林传、文苑传、艺文志等，这也是当时流行的求学方法。

　　光绪十五年（1889）二十三岁，元培参加浙江乡试，中了举人。次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考中，成为贡士，必须再经殿试合格方为进士，但元培未即参加本科殿试，过了两年始成进士。梁启超乡试中举和他同年，可是会试累试名落孙山，可见在科举试途上，蔡元培比梁启超顺利得多了。原来考官王蒿隐欣赏他的文章，录取了他，因此便有人称元培是“蒿隐门人”。他是中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正考官翁同龢很欣赏，称赞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

　　光绪十九年（1893），也就是中进士的第二年，二十七岁，蔡元培得授翰林院庶吉士，掌编修国史。新科翰林是有资格往各省写字卖钱的，这叫做“打秋风”。七月间，蔡元培就有南方之行，先在广州小住，入冬后，又到潮州亲戚家，住在文咸街十号元发行商店里。曾为主人写了一副对联，联语为“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由此可见蔡元培待人接物的态度，一向是虚怀若谷，待人和气。

　　翌年，再进京参加“散馆”考试。因庶吉士经过一定的期限，须参加甄别考试，叫做散馆，合格的授以编修，不合格的改任知县。蔡元培顺利地通过散馆考试，升补翰林院编修。同年6月间，“甲午战争”爆发，京师顿时紧张起来，他在联合英、德以御日人的奏折上，和文廷式一齐署名。这年他又在李慈铭京寓中做了半年塾师。十一月间大文学家李慈铭逝世，元培为他的遗著《越缦堂日记》付梓。

　　这时，康、梁的维新变法正当全盛时期，蔡元培的思想也是偏向维新方面的。他在戊戌年间与友人合设了一个“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学习日文是求取外国知识的一条快捷方式。蔡元培早期的西洋知识，除了部分得自中译西书之外，主要是从日文书中得来的。

　　当时康、梁门下的人接踵而至，他最敬佩谭嗣同，又与梁启超有己丑年同年中举的关系，照说他会和康、梁同走维新路线，情形可料。可是，以他的性格却耻于与炙手可热的人相依附，维新派杨锐欲想拉拢，也被他拒绝。9月间，戊戌政变发生，保守派控制整个大局，百日维新的所有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仍然保留之外，全部都在转眼之间被推翻了。

　　蔡元培是同情维新派的，他深感变法的失败，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他虽非康党，因同情维新，又有深交被捕，难免被疑为维新派人物，只好卸职南归。这是蔡元培一生的转折点，他已经看出满清政府没有希望了。

　　蔡元培南归后，即在绍兴绅士徐树兰所办的一所叫“中西学堂”的中学任学堂监督（校长）。这是元培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校中分高小、初中和高中“三斋”。学科分文科、数学及理科等，外国语有英、法、日三种。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教员是当时绍兴一时之选，学生在日后更是人才辈出。如后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也就是蔡元培的后任蒋梦麟，和该校地质学教授王烈，便是那时候第一斋的小学生；中央研究院秘书马稷光和浙江教育科沈光烈，则是第三斋的高材生。

　　在中西学堂内，新旧的对立是很明显的，蔡元培因过于袒护新派，旧派的堂董时加压力。最后，他愤而辞职，以示不愿意与旧势力妥协。

　　蔡元培仍在中西学堂监督任内时，原配夫人为他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叫做无忌，但不久王氏即因产后失调，与世长辞。还未满一周年，作媒请续弦的人很多，元培提出五个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二、须识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

　　男子娶妾，在当时是被认为天经地义，而再嫁和离婚则是惊世骇俗。单就此事，已可得知蔡元培的重视男女平等，打破传统社会陋习，其所受维新运动的影响是如何巨大。由于条件过苛，几经说媒，难觅合适女子为继室。一年后，始访得江西黄尔轩的女儿黄仲玉，天足、工书、有才学，遂在杭州结婚。

　　他们的婚礼别开生面，形式别致，贺词亦谐，有人知他主张男女平等，故意在贺宴上说：“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视之，何止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以平等？”蔡元培答道：“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说得全场无不首肯。

　　蔡元培离开中西学堂后，仍一心为教育事业奔走。庚子、辛丑之间，亦即1900～1901年，为绍兴侨农设一小学校。又在浙江省城议改某书院为师范学校，但为地方巨绅及当道所阻而未成功。在这年春，便转到南洋公学当特班总教习。

　　上海南洋公学是后来交通大学的前身，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分为师范院、上院、中院和外院四部，外院即小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增开一个“特班”，取录了42位私塾就读而又有志向西学的秀才、举人，预定教他们外国语言及经世之学，成绩优异者保送“经济特科”。蔡元培就是担任这个特班的总教习。

　　当时特班的学生都想学日文，元培便用他半生不熟的日文教学生选读政治、法律、外交、财政、经济、哲学等门类的专业书，要求学生每日撰写札记。其主旨“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一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育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为之爱国”。在诸多学生中，他最欣赏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王世澂、洪允祥等人。

　　蔡元培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中已日渐活跃。他所从事与新教育相关的有两件事：一是筹办“爱国女学校”，一是发起“中国教育会”。

　　爱国女学校由蔡元培夫人黄仲玉首倡，取得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女士的独力支持，再由蔡元培和蒋观云等人租校舍，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正式成立。早期学生人数仅有十名左右。中国教育会则由元培和上海文教界人士叶瀚、蒋观云、黄宗仰等人共同策划，由蔡元培任会长，成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主张革新，因无经济支持，早期仅从事文字方面的鼓吹而已。

　　光绪二十八年，元培三十五岁，开始学习拉丁文，天主教徒马相伯是他的老师。蔡元培认为拉丁文是欧洲各国语文的根本，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文，若不通晓，则无法了解西洋的一切古代文化。他还选派了24个学生，和他一齐向马相伯学习。后来，马相伯就以这批学生做基础，创立了震旦学院，也就是震旦大学的由来。

　　这一年，蔡元培趁暑假赴日本旅游，却遇上了东京留学界的“成城学校事件”。成城学校是专为中国学生而设的军官学校预备班，吴敬恒奉两广总督之命，带领速成师范学生到日本留学，其中9人拟入成城学校，清驻日公使拒绝保送。吴向公使抗议，被召日警驱逐出境。吴敬恒回国船中和蔡元培相遇。

　　两人“大谈立宪之不可成，皆知革命之不可已”。7月10日船抵上海，中国教育会同仁发起欢迎大会。会中决议由教育会自设学校，自教子弟，毋须赴日本留学。

　　于是教育会遂有自办学校的计划。

　　吴敬恒同入南洋公学任教，却因他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退学事件。同年10月17日，导火线是一个小小的墨水瓶，引起特班学生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的资格，相率退学，蔡元培也引咎辞职。而原因是吴敬恒和校方发生冲突，有十数名学生遭开除，吴亦辞去。

　　这个事件对清末学界的影响无比重大。蔡元培和吴敬恒、章太炎、蒋维乔等，便在中国教育会的二楼成立“爱国学社”，社员55人，都是南洋公学的退学生。

　　学社社员劝其姊妹就学，自此女校学生渐多。爱国学社成立后，蔡元培等几个具有进步和革新思想的人士，从此与一群热情奔放的青年学子日夕相处，彼此间互相影响，言论和思想都有了急剧的发展，不久便激起更大的浪潮，震撼了上海甚至整个中国。

　　光绪二十九年（1903）1月间，由于中国教育会的言论十分激烈，引起守旧人士利用《申报》加以讥评。吴敬恒主张在《苏报》上，由元培、章太炎和他轮流撰写文章跟他们对抗。邹容遗著3月间，章士钊等31名南京陆师学堂学生集体退学，在蔡元培的协助下加入爱国学社。同时，浙江大学堂也爆发学潮，退学生自建“新民塾”，并电请蔡元培和吴敬恒前往支持。

　　当时仇满的情绪已日益高涨，蔡元培发表《释仇满》一文，发表在《苏报》上。认为种族之别，一是血液，一是风习，满人血统与汉族混杂既久，其语言文字风习亦已为汉族所同化。所谓满人，不过是在政治上拥有世袭爵位、不管实业而坐食特权的一个记号而已。只要满人自觉放弃其特权，则汉人绝无杀尽满人的必要。

　　3月底，跟着又有拒俄运动的展开，蔡元培剪了头发，和志愿加入“拒俄义勇队”的96名学生，穿上制服，早晚训练，准备抵抗俄国侵占中国东三省。可是，清廷不但没有明白青年学子的爱国热诚，反以为他们是在阴谋造反，而加以强烈的压制，结果只有迫使急进的青年走向反清的道路。

　　5月间，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两本巨著先后出版，尤其轰动一时。

　　中国教育会会长于此时改由黄宗卿担任，却闹起会与社谁为主体之争。章太炎主张不与学社合作，吴敬恒较袒护社员。蔡元培原本态度温和，不随便袒护一方，但一向保持和平态度的蔡元培却为吴敬恒的一句刻薄话所激怒，忿然道：“我本要上德国留学去，我辞去会和社的事。”

　　说罢即离去。众人虽予挽留，但他去意已决，略整行装后，于20日乘船离开上海，临行时各人都去送别。

　　蔡元培离开上海不过半个月左右，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便发生。章太炎和邹容被抓，吴敬恒逃匿，爱国学社亦遭波及而解散。案发时，蔡元培正船抵青岛，接到他哥哥蔡元坚发来的电报，说“清廷已与德使商定，电青岛德吏捕蔡某”云云。元培只好返沪，又重新参与上海志士的活动，这时，适逢俄人进兵奉天，蔡元培便与刘师培等发起“对俄同志会”，参加会员有百余人。

　　光绪三十年（1904），元培在《俄事警闻》上发表了一篇《新年梦》，主张说：“我们意中自然有个中国，但我们现在不切切实实造起一个国家来，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又提出了外交方面应办的三件事：一、恢复东三省。二、消灭各国的势力范围。三、撤去租界。这篇文章，颇能反映出他这时的思想。

　　对俄同志会并以《警钟日报》为机关报，报纸的编辑工作初由王小徐负责，其后嬗于蔡元培。他主持到这年6月间，因接任爱国女学校校长，编辑工作才由汪德渊接任。《警钟日报》后因揭载德人经营山东的密谋，触怒德国领事，报纸被封禁，拘去五人，上海的革命言论机关至此又遭遇挫折。

　　蔡元培重掌女校校政之后，除了在文字和教育方面努力鼓吹之外，与国内的秘密革命运动更建立了深厚的关系。1903年在东京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本因拒俄而起，但后来改组变成一个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团体，并有“暗杀团”的组织，由杨笃生主其事。

　　军国民教育会会员黄兴归国后，创设“华兴会”，拟于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岁生辰之日，发动长沙等地起义。杨笃生回上海，别树“爱国协会”，由他担任会长，章士钊副之，蔡元培、陈独秀、蔡锷等也同时加入。

　　东京原有“浙学会”的组织，由陶成章主持。陶成章回沪后，和元培等人又在上海成立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叫做“光复会”，以扩大暗杀团组织为目的。跟着光复会的东京分部也正式成立，鲁迅等人也参加进来。元培加入光复会后，即邀请徐锡麟入会，并介绍徐与陶相识。

　　蔡元培参与暗杀组织，专学制造炸弹，赁屋购仪器药品，由黄兴带来十余枚弹壳，遂填以炸药。吴樾暗藏炸弹，计划行刺五大臣于北京车站，不幸炸药误发，竟以身殉。

　　1905年8月间，留日十七省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为总理，誓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本部之下，设立各省分会。上海分会由蔡元培担任分会长，光复会会员也大半加入同盟会籍。蔡元培以爱国女学校作为革命同志的接洽机关，并提供教员资格给徐锡麟、陶成章、杨笃生、黄兴等革命同志作为革命活动的社会身份。

　　同年，章太炎出狱，可是邹容却病死狱中。在邹容追悼大会上，蔡元培当众演说，痛诋清廷的暴虐，蔑视人权，听者无不动容。邹容墓前纪念塔落成，蔡元培又作演说，演辞特别警策，陈英士闻而感惜，返里变卖不动产，决心从事革命工作，他后来成就的事业实发端于此。

　　当时国内的革命人士主要集中策划暗杀和暴动，但暗杀工作不能顺利开展，革命的方针和步骤也无法确定，因此大家对革命的前景仍然非常黯淡。蔡元培的内心不免会有失落的感觉，因此改变一下生活环境的欲望便愈来愈强烈。到这年秋天，听闻清廷有派遣编修、检讨出洋留学之议，便决定进京销假，申请留学欧洲。临行，把同盟会干事一职托他弟子黄炎培代理，并将秘密文件及名单多种交给他保管。蔡元培离开上海，独自前往阔别了8年的北京。

　　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蔡元培跑到北京，一心想申请去德国，但因政府绌于经费，无法派出。后在译学馆任教，等待出国时机。译学馆后来归并京师大学堂，而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所以蔡元培这次在译学馆的任教，实在是服务于北大的第一次。他的《中国孙宝琦像伦理学史》一书就是在这段时期写成的。

　　1907年4月，清政府派孙宝琦为出使德国大使，孙宝琦允每月资助元培学费30两，而商务印书馆又与蔡元培订定每月送编译费百元。基本生活费用问题既已解决，元培遂随孙宝琦赴德留学。这一年蔡元培已四十一岁，作为一个留学生，年纪似乎大了一点；可是，他时常想争取进修机会以充实自己的学问，这种好学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蔡元培在德留学，直至辛亥年（1911）革命成功，始回中国，前后有四年。他进入莱比锡大学专攻哲学，在校期间翻译德国哲学家包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他初到柏林时，即闻徐锡麟起义于安庆，被执就义；不久，秋瑾又密谋在绍兴起义，也被捕遇害，光复会的力量大受摧残。

　　当时，吴敬恒、李石曾、张静江等在法国巴黎出版《新世纪》周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并反对君主立宪，提倡革命。蔡元培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德国也作精神上的呼应。辛亥年4月27日，黄兴所领导的广州起义虽然失败，却轰动全国，革命情绪自此更趋高涨。10月10日武昌起义.武昌光复后，鄂军政府旋告成立。

　　蔡元培得吴敬恒在伦敦寄出的信，始知武汉的消息。他在致吴敬恒的信中，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间”之语，暗示打算回国赴难、共同奋斗的意向。其后，接陈英士电报，催他回国。于是结束四年的留学生涯，取道西伯利亚东归。抵达上海之日，正是黄兴由武昌抵沪之时，即12月1日前后，孙中山尚未返国。他一时没有住处，蒋维乔留他住在爱国女学校内。

　　12月4日，各省代表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黄兴当选为大元帅，黎元洪当选为副元帅。孙中山亦于年底返国，旋即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此后改用阳历。是日孙中山就职于南京，着手组织内阁。各省代表会正式开会，通过国务员名单，各部门总长依次为：陆军黄兴、海军黄钟瑛、外交王宠惠、财政陈锦涛、司法伍廷芳、内务程德全、教育蔡元培、实业张謇、交通汤寿潜，中华民国第一次临时政府至此完全成立。

　　各部人选决定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因久居欧洲，对国内教育情形异常隔膜，特请蒋维乔帮助。二人并偕另一会计兼庶务职员，于1月4日晚上到达南京，住在一小旅馆中。5日，蔡元培正式就职，出席临时政府首次国务会议。会后，蔡元培往谒孙中山，请示教育部办公地点，孙回答说：“办公房屋要你自己去找。”连日奔走，一无办法。适遇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就商借碑亭巷内务司楼上空房三间作为办公处，随即迁入。其简陋情形，可想而知。

　　1月1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当时全国各地仍然十分混乱，南北议和正在进行，清帝仍未退位，临时政府的政令未能有效推行。在这种情形下，蔡元培踏出了民国教育的第一步。

　　蔡元培自从四十五岁起，回国担任教育总长，后在北洋政府时代，又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留在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一生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在北大校长的任内，其所树立的北大民主校风，源远流长，影响巨大。

　　北大作为五四运动的震源地，作为新中国的发祥地，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不言可喻的。“北大精神”就是“蔡元培精神”，这位北大之父，逝世于1940年，享寿七十二。他在辛亥革命前的生涯，简直是中国黎明前的奋斗纪录。他是从新旧过渡时期走过来的典型人物，他的言行典范和伟大的人格，感人至深，于今没有任何人会发生疑问。吴敬恒曾说：

　　蔡先生平时待人，对好人没有不尊敬，对坏人，也没有不宽恕。这个人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总是待他很好。他惟一的志愿，一定要盼望中国出些了不得的大学问家。因为他抱了这种志愿，以前有了许多当仁不让的事。

　　对于蔡元培的人格，吴敬恒也说：

　　蔡先生之为人，真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他和哪一个人都很和气，然而他有一个“自己”。绝不是因为做人和气，就会人云亦云。蔡先生所到之地，谁和他相处，都像从前人交了程明道一样，如坐春风之中。不过虽坐春风之中，很感到有一种严肃之气。如果我们以之比古人，蔡先生很像周公，“不骄不吝”、“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什么事情，也是“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俨如周公风度。

　　吴敬恒说蔡元培，在做人的态度上，对自己是“不骄不吝”，对人是“和而不同”，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没有不取其长，绝不问其短处如何。然而他无时或忘的，就是他自己的主张：鼓励造就大学问家出来。这有一个实例可以拿来佐证。

　　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论争，白话文言的抗拒，两派人士都服务于北大。胡适、陈独秀的提倡白话文派，和提倡文言文的林琴南、严复，都在北大教书。当时的校长就是蔡元培，他虽然倾向于革新的、进取的事物，但认为这几位老古董的确有一技之长，也就延聘他们在北大任教。所以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时期，不问这个人有辫子没有辫子，只看他有没有学问，只要有一点长处的人，他没有不器重他的。这种态度，就是所谓“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元培先生的伟大志愿，就在于他一生想为中国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爱国大道。无怪乎他所创办的第一所女校，取名为“爱国女学校”，他所设立的第一个学会，取名为“中国教育会”。他教育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教育。

　　1917年，北京大学迎来了一位新校长。这位新校长的身份可不简单——他十七岁考上秀才；22岁考中了举人；25岁，就又考上了进士。这样一个人，按说思想应该很刻板保守吧？恰恰相反，他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接触西方先进思想的人，还组建了清末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的光复会；之后，他又成为了孙中山革命时的左膀右臂；民国建立以后，他又成为了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他的名字叫蔡元培。在北大当校长期间，蔡元培倡导“学术自由”、鼓励“兼容并包”，他完全改变了中国大学的教育气质，为北大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同时塑造了一大批先进的青年俊杰。

　　蔡元培还把自己的“教书育人”的理念，带到了家庭生活中，所以，除了是北大校长外，蔡元培也是一名“育儿高手”。

　　在他的培养下，他的儿子蔡柏龄成为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在电磁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蔡柏龄在法国读完书之后，就一直旅居法国，从事科学研究，但始终没有更改国籍。他行事低调，很少在媒体上公开露面，以至于咱们中国人，对这位物理学家知之甚少。

　　蔡元培先生的另一个儿子蔡无忌，同样也很厉害——他是新中国著名的兽医学家，对新中国消灭牛瘟做出了突出贡献。

　　另外，蔡元培的女儿蔡威廉主攻的是油画，在三十年代，她是我国顶级的油画画家之一。比较可惜的是，她早在1939年便因病去世了。

　　总的来说，蔡元培的几个子女，都非常优秀，在各自的领域，都成为顶级的人。那么，蔡元培一边要搞革命，一边又要当教育总长，还要当大学校长，蔡元培到底是如何在高强度的工作当中，把子女教育得这么出色的呢？

　　在教育孩子方面，蔡元培有一个基本的教育观：“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人格修养。”那么，该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全的人格修养呢？

　　蔡元培在当教育总长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叫做“五育并重”的观点，也就是要注重孩子“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这个观点，直到今天仍然是非常先进的教育理念。

　　在这里，“德育”指的是，将中西方先进的伦理道德融会贯通，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北大当校长时，蔡元培教导学生，既要多接触中国传统道德准则，又要多接触西方的先进思想。所以，在当时的北大，既有辜鸿铭这样代表着旧道德、儒家思想的“清朝遗民”，也有刚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坚持自由主义的胡适，还有思想激进前卫的鲁迅、陈独秀等人。

　　这些人的性格不同，观点各异，但学生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可以最快地接触并掌握世界上最新、最广泛、最先进的思想，然后再加以思辨性地选择，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观和价值观。

　　而“智育”指的是，通过读书和学习，提升科学文化素养，开发自己的智力。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我们更重视文科教育。到民国初年，这种局面仍然没有被打破。

　　但蔡元培为了培养学生们的科学素养，专门聘请了大量的理工科人才。比如，他先是任命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先生，来做理科学长；又请在矿业司任地质科长的丁文江，主持开创地质学科。

　　大家要知道，当时的爱因斯坦才刚刚提出广义相对论，蔡元培就已经开始在北大中向学生们介绍这门学问了，作为一名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前清进士，他能做到这一点，真是非常了不起。

　　在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智育”的时候，蔡元培也别具匠心。比如，蔡无忌从小就喜欢小动物，但当时国内并没有多少研究动物的专家，所以，蔡元培就把他送到了法国去学习兽医学。

　　此外，在“体育”方面，蔡元培认为，传统教育重文轻武，导致中国人身体素质普遍较差，在应对外敌时，往往占劣势，所以，在教育孩子时，必须要培养孩子强健体魄和尚武精神。

　　1917年5月，年轻军校教官白雄远来到北大，成为北大的体育教师。同年，北大举行了第一届运动会、成立体育会，不久又成立技击会。蔡元培听从白雄远的建议，将“体格考察”列入北大招生的条件之一，体育课也成为大学预科的必修课。

　　1917年7月，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了至关重要的演讲——《以美育代宗教说》。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了“美育”的概念。在蔡元培看来，所谓的美育，就是通过艺术陶冶情操，寻找心灵的慰藉。

　　为了帮助学生们学会欣赏美、学会陶冶情操、学会告别空虚，他亲自给学生们开设了《美学》课程。1918年，在他的支持下，北大开设了国文课、英国文学课、哲学课。他还鼓励学生成立各种社团，比如哲学会、学术演讲会、雄辩会、新闻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等。为了推动学生社团的发展，他还经常请各种知名人士来指点学生，比如，音乐研究会就请来中国首位音乐博士萧友梅担当导师；画法研究会先后请来陈师曾、徐悲鸿等人做导师；著名记者邵飘萍，则于1918年11月应邀来北大，每周为新闻研究会的学生做讲座。

　　在家教育方面，蔡元培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比如，她的女儿蔡威廉喜欢绘画，他就带着女儿去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等国家游学，让她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名画名作。

　　最后说下“劳育”，它指的是培养学生的劳动能力。

　　蔡元培认为，“为贫而役，本非可耻”，因为经济原因而参加劳动，有什么可耻的呢？所以他非常鼓励学生们积极劳动，多参与社会实践。

　　与此同时，他也非常鼓励普通的劳动者来北大学习，所以，他在北大开设了夜校，让附近的工人晚上来北大上课。这样一来，工人们能尽可能地学到知识，学生们也有机会多接触工人阶层。

　　作为家长，我们能从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方法中，学到哪些经验呢？

　　首先，在德育和智育方面，要做到中西结合，文理并重。

　　许多城里面的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经常会把孩子送到各种“国学班”。通过国学班学习，能提升孩子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但是，仅仅学习国学知识，还不够全面，只有在了解国学的同时，多接触西方的思想和学说，知识体系才会更加全面，视野才会更加开阔。

　　也有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从小就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完结接受西方的思想教育，等孩子读完大学回国之后，却发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跟社会有点格格不入。所以这两种极端的、非此即彼的做法，对孩子们来说都是不利的。

　　蔡元培先生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并没有一味地给孩子灌输某一种思想，而是尽可能地给孩子提供接触各种思想的机会。所以，在北大的课程表里，既有传统的儒学、国学教育，也有西方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教育。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给孩子更多比较、选择的机会，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观、价值观。

　　因此，作为家长，可以多带孩子读一读书。无论是传统的思想精华要学，还是国外先进的理念和知识，我们都要有所了解。

　　在智育方面也是如此，最好做到中西结合、文理并重，不要逼着孩子只学英语，而忘了数理化的重要性；也不要一味地逼着孩子只学数理化，而忽视了语文和历史方面的教育。

　　其次，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体育、美育也要兼顾，要协调发展。

　　对中国家长来说，体育和美育，也许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两大教育模块了。绝大多数家长，都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智育和德育，反而对孩子的身体素质、体育兴趣，以及孩子对艺术的欣赏能力、洞察力，基本上不闻不问、不管不顾。

　　这就导致，孩子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等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之后，觉得自己一下子“解放”了，除了玩游戏、睡觉之外，再也不想去寻找其他的兴趣爱好。你如果走到大学里面看一看，你就会发现，许多学生除了玩游戏就是睡懒觉。但正常的孩子，在大学阶段，除了学习和睡觉，除了学习，他们还会进行体育运动，比如篮球、足球；或者是在文学艺术上，读读书，学学画，欣赏下画展。

　　所以，要想让孩子们未来能有过硬的身体素质，并且在体育和艺术等方面，能有一些成绩。那么，体育和美育，就必须要从小抓起。其实做起来也很简单，比如父母可以带孩子多去散步、跑步；多去读书、学会欣赏和品读文学；多去画展看看画和体味大自然，等等。

　　最后，在“劳育”方面，家长要学会让孩子在参与劳动的同时，多接触各个行业的劳动者。

　　绝大多数家长，都会让孩子适当地做一些家务，体会父母照顾家庭的艰辛；有些家长，还会让孩子在暑假时出去做做兼职、打打零工，体验体验赚钱的艰辛。

　　我们从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中可以看出，家长在教育孩子时，尽可能多带孩子去接触接触各个行业的劳动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仅仅让孩子做家务、打零工，他们只能体会到劳动中艰难的一面，但让他们多接触劳动者，他们能收获更多的思考：比如，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的世界里，不仅仅有艰辛，还有乐观和积极；不仅仅是在过好当下，他们也有梦想……

　　总而言之，蔡元培的“五育并重”理念，告诉我们要想全面发展，“德智体美劳”一个也不能少。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件：有一个叫做汪佳晶的年轻人，24岁，在日本留学五年。在留学期间，他从不勤工俭学，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也很“假大方”，每个月至少给孩子7000元生活费。但汪佳晶的家境比较一般，为了满足孩子的需求，无奈之下，母亲只能四处举债。可最后，母亲竟因为拿不出钱，被一手养大的儿子在机场连捅9刀。到底是什么，让孩子把屠刀伸向了自己的母亲呢？

　　其实汪佳晶就是典型的“五育”发展不健全的孩子。他长期留学日本，按理说知识文化水平应该还不错，可是，由于父母过于溺爱，他从小没有劳动过，不懂劳动者的辛苦，他的眼里只有钱，对其他的一切毫无关心，人很冷血。所以，只知道培养孩子的智育是不够的，要注重孩子的道德精神、身体素质、品味修养、劳动素质等的培养。而在现实中，绝大多数父母都忽略了这一点。

　　蔡元培先生“五育并重”的教育理念，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我们从蔡元培的教育经验中可以学到三点：第一，在德育和智育方面，要做到中西结合，文理并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体育、美育也要兼顾起来，协调发展；最后，在劳育方面，家长要学会让孩子在参与劳动的同时，多接触各个行业的劳动者。

　　蔡元培说：“所谓习惯者，非必写字、读书，然后谓之教育也。扫地亦有教育，揩台亦有教育，入厨下烧饭亦有教育。总之，一举一动，一哭一笑，无不有教育。”

　　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一些小事来培养孩子的德智体美劳，会让孩子进步地更快，发展得更全面。

　　溥仪作为末代君主，亲眼见证了“三个时代”，在他的前半生当中，溥仪居住在皇宫，无忧无虑，对于他来说，故宫还是他家，清朝依旧还在，第二个时代，就是溥仪被赶出宫之后以及从苏联回来的最后一个时代。

　　如果末代君主溥仪见证了三个时代的变迁，那么北大校长蔡元培，用自己的三次婚姻，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1889年蔡元培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在这个封建的旧社会，即便是蔡元培也难以逃脱包办婚姻，在结婚之前，蔡元培只知道自己的妻子是大家闺秀，叫王昭，其余的蔡元培就一概不知了。

　　王昭有洁癖，虽然身为大家闺秀但花钱极为节省，蔡元培性格豪放，不拘小节，因为常常能因为一件很小的事就吵起来了，不过对于接受思想蔡元培也懂得从女权的方面去考虑，为了改善夫妻关系，蔡元培写出了《夫妻公约》。

　　两人在这份公约的约束下，相互理解，感情也在相处当中被培养了出来，但好景不长，1900年，王昭因病去世，此时了蔡元培才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已经颇有名气了，他想要续弦没人会说什么。

　　不过蔡元培对于续弦提出了五个要求：一、不缠足，二、会识字，三、不得娶妾、不娶姨太太，四、丈夫先死妻子可以改嫁，五，意见不合随时可以离婚，当时这么多“奇葩”的要求一传出去，媒婆根本不敢上门。

　　但缘分总是妙不可言，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认识了黄仲玉，她出生于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1902年元旦，蔡元培就举行了第二次婚礼，这次的婚礼可以说是“中西合璧”。

　　在18年的婚姻当中，蔡元培从大男主义逐渐转变成为了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不得不说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对他影响很大，1920年，蔡元培在前往欧洲考察时，黄仲玉去世了，这对他打击相当大。

　　在他失落时，周峻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的学生，两人相差了22岁，1923年，蔡元培跟周峻举办了人生第三次婚礼，而这一次，蔡元培在周峻50岁生日差两天时离开了人世。

　　蔡元培这一生一共有7位子女，第一任妻子给他生育了两子，长子6岁时夭折了，次子蔡无忌，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兽医专科学校，1980年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82岁。

　　第二任妻子黄仲玉生育一双儿女，女儿蔡威廉是著名的油画家，但在生产时，不幸感染病逝，儿子蔡柏龄在物理学术上很有成就，但为人低调，关于他的消息相当的少。

　　第三任妻子周峻生下了车2儿1女，大儿子蔡怀新跟女儿蔡睟盎同样热爱物理事业，蔡怀新曾在复旦大学任教，女儿则在中科院进行研究。至于次子蔡英则毕业于航空院校，当了一名空军。

　　纵观蔡元培的几位子女，都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这也跟蔡元培从小的培养有关，他的三段婚姻，也正如之前所说，见证了近代史的变迁啊！

　　在觉醒年代中，让人拍案叫绝的细节有很多，我把它们归于两点了，并且里面每一个人物仿佛还原了一般展现在我们面前，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年代。

　　首先让人拍案叫绝的细节之一就是在人物上，先是蔡元培和陈独秀蔡元培亲自去找陈独秀，想让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而历史上确实是蔡元培想让陈独秀去担任的，并且蔡元培的性格也是很符合历史上的形象，通过觉醒年代，我们感受到了蔡元培蔡校长的亲切以及他真的很爱惜人才，而陈独秀在从日本回来之后就边赚了新青年，发行新青年杂志，引领了新文化运动。

　　再是鲁迅，鲁迅先生在写《狂人日记》的那一段简直就是经典，不得不说，扮演鲁迅先生的这个人真的把鲁迅先生扮演得太像了！坐在椅子上思考，以及趴在地上写文，一段振奋人心的配乐，让人感觉到了写文时的迫切，写文时的那种激动。

　　还有就是李大钊先生，李大钊先生，他们一家子也是特别的温馨的，尤其是李大钊对待他的妻子赵纫兰，两个人可以说是姐弟恋，感情非常不错，而且在剧里面赵纫兰还唤他“憨坨”，真的很接地气，而且让观众感受到了亲切。

　　当然在人物上面，除了我上面所说的，还有其他的一众青年学生也是非常地热血，且有理想有骨气，让人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一直处在激动的状态。

　　而细节之二，就是在场景上面，不得不说，剧组真的是很有心了，在看剧的时候，眼尖的观众都看到了，在李大钊陈独秀他们走的那条路，是一条泥泞的道路，泥泞的道路它的隐喻不正是在说李大钊先生他们走的那条革命是不简单并且充满了挑战以及各种未知的，所以泥泞道理隐喻得实在是妙。其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车轮那里，也就是我们所学过的“车同轨”，在场景里面就很细节地展示出来了。最后让我触动的还有陈延年和陈乔年，陈延年吃东西那里遇到了一只蚂蚁，他把它放生了，在后来陈独秀演讲上蚂蚁再一次出现，爬到了话筒，隐喻的含义就像是在说着他们父子三人一样，蚂蚁是陈延年和陈乔年，通过父亲陈独秀的启蒙，他们有自己明确的路要走。当然我还认为，蚂蚁爬上话筒那段，就像是在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很渺小，但是只要努力向上不放弃，就一定能够到达顶峰，迎来一片光明。

　　而以上，就是我对于细节的观点。

　　《觉醒年代》真的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剧，很多人在观剧的过程中都非常喜欢剧里面的角色，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人设都非常的丰满，而且有血有肉。大家喜欢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致力于推进中国发展的人物，而在观剧的过程中我也非常喜欢蔡元培这个角色，这个演员对于蔡元培的把握真的是绝了，很多人看剧的时候，都被蔡元培这个角色所吸引到了。

　　蔡元培三请陈独秀

　　陈独秀在去北京招商的时候，蔡元培正好任职北大的校长，他想邀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院的院长。因此三请陈独秀，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儒雅周到的人，他的眼神里满满的都是对于陈独秀的欣赏。尽管陈独秀未能第一时间答应下来，但是他愿意再三邀请陈独秀，说明他对于人才绝对是求贤若渴的。当陈独秀接受他的邀约，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作为观众我也被他所感动到了。

　　包容并济

　　蔡元培这个角色真的非常的包容并济，虽然他欣赏于陈独秀、李大钊这样子的先进分子，但是对于辜鸿铭刘师培这样子的一些保守派，他也是非常的宽容的。包括在北大的一些文学创办方面，他也是尽量的广纳百言，愿意聆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对待学生师生性格都是非常的温柔和气。所以辜鸿铭也是非常的敬佩这个老爷子，如果说陈独秀稍微有一些尖锐，但是他就像是包容万物的山水那样永远沉稳的在那里。

　　支持并信任对方

　　蔡元培是一个既然他要聘请了你，那么他就会绝对相信你支持你的人。陈独秀在北大教任之后也遇见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蔡元培一直都是鼓励他相信他。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支持他的，他相信陈独秀做的每一件事情，绝对不会有自己的怀疑。这样子的一个校长如何能不让人敬佩呢？他所做的初衷都是为了北大，为了觉醒人们的思想。

　　蔡元培这个角色真的让人非常的喜欢，看完这部剧大家也终于明白为何他能够担任北大的校长。

　　在《觉醒年代》这部剧中，很多角色都深入人心，让人感触颇多，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陈独秀

　　《觉醒年代》是首部全面以及客观地刻画这位新文化运动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先生。

　　《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让人更加佩服，多灾多难的中国需要一个领头人出来真正寻找中国独立自主的出路。什么革命家、什么军阀之类，有多少人是为整个中国而考虑，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数失败的案例之后，陈独秀还不忘探索和寻找出路，这种精神，有多少人还有。

　　《觉醒年代》以一个全面的视角，展现陈独秀的学识、性格、家庭、思想、信仰，可谓立体化地重塑了陈独秀的形象，使得历史教科书上的陈独秀一下子鲜活起来。于和伟的出色演技，也让荧屏上的陈独秀形象丰满生动，富有人格魅力。这样的陈独秀先生怎能不让人喜欢。

　　辜鸿铭

　　我们所知道的辜鸿铭，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中国学者，性格乖张，风趣幽默。在《觉醒年代》中老演员毕彦君近乎完美地塑造出这个矛盾而有趣的人物形象。

　　辜鸿铭人物形象也很鲜明，一个顽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护派，但是又精通各国语言。只是在文化改革上面，和陈独秀有众多分歧。但是，在民族大义上面，辜鸿铭还是能够分得清楚是是非非。文化之争是我们内部之争，但是国家、民族之争乃是大家一起向外争取。五四运动期间，北洋政府教育部李司长企图利用辜鸿铭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矛盾，拉拢他、刘师培和黄侃复课，遭到辜鸿铭等人义正言辞地拒绝。

　　这样一个知识渊博、古怪有趣的国学大师形象，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成为剧中一个非常出彩的人物。也是我们值得尊崇的对象。

　　蔡元培

　　蔡元培，我们所了解的并不深，他北大第一任校长。而《觉醒年代》这部剧，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蔡先生。

　　毛主席评价，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他宽厚温和，他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且把这几个字，作为一切的基本宗旨。蔡校长才为人处理，调动人员和关系上面是一把好手。

　　蔡元培先生就像一位辛勤的园丁，默默地浇灌守护着花园里争奇斗艳的鲜花，细心呵护，让他们茁壮成长，让他们改变世界。

　　除了这三位之外，《觉醒年代》中还刻画了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前辈。这些前辈怎能不让人喜欢呢

　　好了，文章到此结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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