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1）：访我狂疏

　　一 被误会也是运气

　　大宋仁宗嘉祐元年是个多雨的年份，五月间，京师汴梁大雨不止，这个建在低洼处的繁华都城顿时告急，仁宗皇帝赵祯亲下诏敕，百官出城督查河工，京师周围动员二十万百姓护堤堵水，可惜人力不能与天斗，大雨不止，河患无穷，堵不胜堵，终于在一天深夜蔡河决堤，洪水如猛兽出笼直扑城池，漫城而入，把一座蔡河水门淹了个无影无踪，继而由外城直犯内城，保康门、朱雀门淹得连城门洞子都看不见了，高头街、甜水巷、界身巷、东榆林巷、枣家子巷、袜豄巷到处浊水横流，大相国寺、兴国寺都成了洪涛之中的“金山寺”，开封府、御史台、马军衙门、进奏院、都亭驿、审计院、左藏库全被水淹，就连朱雀门外的国子监和筑有高台的太庙也不能幸免，官僚吏役们顾不得身上的纱帽官袍，一个个扛袋执锨满头大汗忙着堵水，可水势汹汹一浪高过一浪，直冲到大内宫墙下才渐渐止住。

　　也就一夜功夫，汴梁半城尽毁，大水冲坏民房万余间，百姓们淌水乘舟四处躲避，城墙上到处挤满灾民，眼瞅着自家的房屋财富被汹涌而来的污水淹没，嚎哭之声惊天动地。

　　这场大水灾一直延续了两个月，直到七月大雨才止。此时的汴梁城里已经看不见街巷市集，车马行人也断了踪迹，只有无数小船穿行于腐臭的浊水之间，那些动歪脑筋想发一笔邪财的贩子从四乡八镇驾舟而来，船上装着成筐的馒头沿街吆喝叫卖，一个馒头要卖平时十倍的价钱。受困的灾民离家虽只一步之遥，却有家难归，只能从随身带的小包袱里掏出钱来买几个馒头坐在屋顶上凑合啃两口。虽然脚下处处皆水，这些人却没有一口净水可吃，又有贩子载着水桶叫卖“甜水”，一瓢水，硬是卖出一壶酒的价钱来。

　　东京汴梁城，拥有百万人口的当世第一繁华都会，号称天下通衢，只因一场水患，竟沦落到如此丑恶不堪的境地，仁宗皇帝赵祯又羞又气，立刻命宰相富弼、文彦博觐见，对这两位老先生不好当面责备，只是酸言冷语说了几句，两位宰相羞赧而退，立刻叫来开封府相关办事人等好一顿申斥，吓得府尹推官魂飞魄散，回到衙门就把书办差役唤到堂前指着鼻子叫骂，命他们舍下身家立刻出去堵口抽水！同时官库大开，几十万贯铜钱顿时派发下去，四县招募人伕，几天就召集了十多万人，筑坝的，抽水的，开挖明沟引渠排水的，整固要紧衙门和著名寺庙的，从蔡河边直到大内皇城的城墙根下到处人声鼎沸，闹作一团。

　　对于汴京水患仁宗皇帝深自厌恶，虽然不出宫门，却是一日三问。催逼之下，连遭申斥的重臣们不等积水排净，已经奏报陛下，只说大水已退。仁宗皇帝这才松了口气。

　　这天入夜之后仁宗皇帝处置完国事，忽然想起遭了大灾的汴京百姓，就在太监搀扶下登上禁城的城墙，想看一看繁华的汴京夜市恢复到何种程度。哪知上城一看，御街、南街、东街、西街、曹门街、高头街、马行街、杨桥街到处空寂无声，瓦肆之内无数曲馆青楼已经开了门，灯火辉煌，往日挥金掷玉纵情声色的人潮却无影无踪，满街艳丽的灯影只照见一汪腐臭的污水，微风吹过，红影摇曳，浊水微漾，金鳞赤火在水面上闪闪烁烁，好像一条垂死的黑龙在仁宗脚下卷曲挣扎，黑暗中隐约传来百姓的哀哭，正是这病龙无力的呻吟。

　　这片灯火辉煌的惨淡街市正是大宋王朝的缩影。一方面，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代圣天子宽仁厚德的统治在中原大地上造就了一个人文荟萃、锦绣无边的盛世，可在盛世繁华掩盖下，大宋王朝先天的痼疾早已渐渐发作。

　　自开国以来，宋朝历代皇帝吸取了唐朝藩镇割据酿成大祸的教训，收军权、收政权、收事权、收宰相权，把天下权力都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仍然疑心重重，不信武将、不信宰相、不信百姓、不信军队，于是朝廷中宰相、参知政事、知制诰多头并存，牵制纠缠，地方上知府、通判各领事权，相互掣肘，军队里武将位下，文官在上，专以文官制武将。到这个地步尤嫌不足，又鼓励官员们风闻奏事，捕风捉影互相攻讦，借机把朝野官员谪来贬去，让他们坐不稳官位，不能培植势力；各地兵马也时时调动，军士将领疲于奔命，弄得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军力羸弱，屡战屡败。

　　官员互相监视，武将被文臣压制，朝野官职泛滥，衙门效率低下；北有辽国虎视，西有西夏犯边，战事连连，大宋朝廷不得不向辽国和西夏交纳岁币，用钱买一个不安分的和平；国内经济号称繁荣，单是税收一项，官库岁入竟达一亿贯以上，比大唐开元盛世还要多出两倍！却只够勉强应付开销，地方稍有歉收，朝廷度支就入不敷出，亏欠的银钱只能变成苛捐杂税，最后都着落在百姓们身上，于是民间越发困苦，草民断了活路，揭竿造反时有发生，仁宗皇帝虽然英明仁厚，是位天人共赞四夷尊崇的明君圣主，可面对历代积累的弊政困局，也是一筹莫展。

　　想到此，仁宗皇帝面对一城腐水，不觉潸然泪下。

　　不管怎么说，大宋王朝毕竟是铜浇社稷，铁打江山，汴京也仍然是举世第一富裕大城，一场水患肆虐数月终归退去了，于是市集重开，瓦肆重兴，御街上照样人来车往，大相国寺仍然香火鼎盛，官员富户们回到家里，把淤泥收拾干净，硬木家具擦拭一新，过得仍然是锦衣玉食的富贵日子，也就一个月光景，天下人已经把这场水灾淡忘了。

　　仁宗嘉祐二年正是开科取士的年份。因为这是改元嘉祐以后的第一场进士大考，加之头年那场大水让皇帝心里郁结难消，所以对这次科举异常重视，特下旨命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担任知贡举，主持这场进士大考，又命龙图阁直学士梅公仪、翰林学士王禹玉、起居舍人知谏院范景仁、知制诰韩子华同权知礼部贡举，协助欧阳修为国选士。

　　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宋仁宗天圣八年进士出身，至今已做了二十七年的官，与大宋朝其他官员一样，欧阳永叔的官做得很不安稳，时常被皇帝调来贬去，糊里糊涂，今年不知明年在何处上任，可要说起文章，欧阳修早已是汴京文坛的泰斗。此公襟怀磊落，最能识人，一生提携了无数名人大家，文彦博、韩琦、包拯、司马光等名臣将相以及开理学先河的儒学宗师程灏、张载、吕大钧等人都得欧阳修的扶助而成名，以至于在仁宗年间一提“欧阳永叔”天下读书人无不景仰，都以成为醉翁的座上客为荣。

　　早在欧阳修还没做官以前就感觉到天下承平日久，世风渐渐奢侈颓废，学者不求真才实学，专好空谈。做官以后经的事多了，见识也长了，对读书人这不务实的毛病感知尤深。眼看一半读书人专以歌颂仁宗皇帝盛世承平为能事，文章中满篇都是吹牛拍马歌功颂德，找不到一句有用的话，另一半读书人却把心思全用到修辞上去了，写出来的文章穿凿附会，堆砌辞藻，或迂腐难懂、或俗不可耐。如此文风只能养出败类，对国家实在没有好处。于是提出文章应以复古为上，以雄健朴实为优，这个思路一提出，天下人一半不能理解，另一半暗暗赞叹。

　　这赞叹的人中就有仁宗皇帝赵祯。

　　嘉祐二年这场科举，仁宗专点欧阳修为主考官，究其原因是仁宗皇帝专以“贤臣政治”为治国法宝，近十年来，由于文章气节改变，虚浮风气漫延，入仕为官的学子多是无才无德之辈，朝廷官员中贤臣已老，新人又无才能，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所以特命欧阳修为国选贤。欧阳修也明白圣上的心思，特意举荐与他齐名文坛的一代文章领袖国子监直讲梅尧臣同入试院，使本科的正副考官增至六人。又私下与五位副考官商定：本科以务实为上，凡文辞虚滑、雕琢诡异、艰涩难懂、空洞无物的文章一律不用。

　　转眼已经到了大考之期，贡院的中门大开，雅乐声中，各地来京应试的举子鱼贯而入，先到大成至圣先师像前行礼，又在正堂石阶下陈设香案，考生们列队上前拜见考官，欧阳修、梅尧臣等六位考官也在堂前微笑着向考生还礼，既而考生依所持号牌进入号房，房中一条案，一短榻，案上除文房四宝外另备热茶一壶，粗杯一只，短榻上有简单的铺盖供考生休息，条案前悬灯一盏，监考官员顺着甬道往来查看，考生们凝视屏息认真答卷，整个贡院鸦雀无声。

　　如此一连三日，考生们各自完成了考题，共计诗一首，赋一首，论一篇，策五道，纷纷起身交卷，执事官把考卷仔细弥封，不见考生姓名，只留一个排号，然后捧着考卷送进内堂，五位副主考各依所分管的场屋接了卷子，开始阅卷。

　　一个多时辰后，先是分管有声场屋的王禹玉取中一卷，捧到中堂给欧阳修看，接着韩子华也选中一张考卷递了进来。欧阳修拿起卷子还没看，梅尧臣一溜小跑地进来，把一张考卷摆在欧阳修面前，嘴里连说：“奇文，奇文！”

　　听梅尧臣叫得热闹，欧阳修忙拿过这张卷来看，却是一道《刑赏忠厚之至论》，上面写的是：“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面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思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圯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看了这篇文章，欧阳修一时目瞪口呆。

　　从“安史之乱”到大宋王朝立国，这其间中华上国遭遇两百年兵劫涂炭，国家分崩离析，百姓如同猪狗，天下人口锐减，四疆边患丛生，中原文明空前衰落，虽然宋太祖雄才伟略夷平四海，重新建立起强大的中央王朝，可历经残唐五代两百年积贫积弱，疆土损失过半，边境险要尽失，西北强敌虎视，中原颓势已成，要想挽回局面必须长时间修养生息。所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代天子一向善待文臣，恩赏百姓，与民休息，经过百年苦心经营，大宋终于从空前贫困衰败一跃而为空前繁荣富足。

　　善待文臣，轻徭薄赋，厚赏慎罚，与民休息，这是大宋王朝立国的国策。今年这场科举以《刑赏忠厚之至》为策论题目，也是要强调这一国策。眼前这篇策论文章从《左传》中取“赏疑从与，罚疑从去”八个字，意思是说：赏赐之时有疑惑，仍然赏赐；惩罚之时有怀疑，就不要惩罚。仅这八个字，竟将国家的根本国策讲了个简明扼要，一语中的。

　　大宋立国一百年，国策始终未曾改变，却没有一个读书人能给国家的大政方针定个调子。想不到嘉祐二年一场科举，考卷上竟出现了这八个字！好像一个亮堂堂的“口号”，把大宋百年国策说得清晰明白，扎扎实实！此人亏得只是位考生，若是大臣，只要在奏章中把“赏疑从与，罚疑从去”八个字写进去，仁宗皇帝看了非当场升他一个“知制诰”不可！

　　读罢文章欧阳修又惊又喜，也不犹豫，立刻用红笔在试卷上批了“取中”二字，回过头来又把文章读了一遍，心里忽然生出个想法：这难道是曾巩的卷子？

　　曾巩是江南西路建昌军南丰县人，此公自幼记忆超群，过目不忘，十几岁就以文章名动一方。二十岁进京入太学，正好拜在欧阳修门下，成了醉翁的入室弟子之一。欧阳修对曾巩的文章倍加赞叹，认为门下学生没人能和他比，而曾巩的文风也以雄奇豪迈著称，尤其擅长策论。今年欧阳修亲自主持大考，曾巩也来参加考试，眼前这条高明的策论是不是出自曾巩之手？

　　欧阳修不但有领袖文坛的才气，更有一双识人的慧眼，看着眼前这雄逸精辟的奇文，越品味越觉得这文章的作者必是曾巩。

　　刚才欧阳修已经打算把这篇文章取为第一名，可转念一想，天下人都知道曾巩是他欧阳永叔的学生，现在自己做了主考官，倒把门下弟子取为第一名，那些同科考试却不能登龙门的考生知道了，必有一帮小人出来嚼舌根。欧阳修是个磊落之人，不怕别人诽谤，可谣言一旦传开对曾巩的仕途非常不利，万一朝堂上有什么争端，这个“包庇贿考”的谣言就会一次次被政敌翻出来，成了打击曾巩的一块硬石头。

　　曾巩是个能做大事的人才，做大事的人就不能有把柄给别人抓，今天振笔一挥让曾巩拔了头筹，日后倒成了麻烦。不如让一个名次，取为第二，曾巩照样入仕，别人也不能在这件事上说三道四了。

　　想到此，欧阳修把这份考卷珍而重之地放在一边。待阅卷已毕，排名次时就把另一篇优异的文章取了头名，将这篇奇文列为第二名。

　　欧阳修是文坛巨擎，辨识文章的功夫极精深，心里认定是曾巩的文章，便有九成把握。哪知名次排定以后将要发出红榜了，执事官员当着六任考官的面用小刀逐一挑开弥封，高声唱出学子之名：两浙路明州府鄞县学子袁毂袁容直高居榜首；成都路眉州府眉山学子苏轼苏子瞻名列第二。

　　到这时欧阳修才恍然明白，那篇因为文辞豪迈析理透彻被自己误认为是学生曾巩所写的考卷，却是蜀中学子苏轼做的。

　　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若试卷是他的，欧阳修不把他取为第一，既有磨砾激励的意思，又是为曾巩避嫌，曾巩对自己的老师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可眉山苏轼与欧阳修素昧平生，本来高居榜首，却被主考大人存一已之见，硬是贬了人家一头！想到这里，欧阳修心里着实不安。

　　好在进士大考并不限于考场上的策论文章，考中的学子们还要接受殿试，最终名次由皇帝钦点，所以红榜上的名次说要紧也要紧，说不重要也不重要。但欧阳修因为一时误会贬低了苏轼，总归不好意思，正想着如何补救，执事官又当着众人的面唱出“成都府路眉州府眉山县苏辙苏子由”的名字来。

　　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看两人名字一为轼，是车之辕，一为辙，是车之迹；再看他们的字，先瞻之，后由之，也是前后相因，显然是一对亲兄弟。

　　科举大考非同小可，多少学子皓首穷经数十年也不能高中，兄弟二人同来赴试，一起高中，已经稀罕，加上兄长苏轼文章奇伟，竟取魁首，弟弟苏辙紧随其后，文章亦属惊世骇俗，更是奇中之奇。到这时欧阳修忽然想了起来，一拍脑门儿说了句：“这是眉山苏老泉的两个儿子吧？怪不得！”

　　提起眉山苏老泉，又是一位文坛俊杰。

　　苏老泉本名苏洵，字明允，蜀中眉山人，为人性情刚烈，脾气执拗，年轻时不学文不习武，成天只知斗鸡走狗游荡生事，别人都当他是个下流坯子，瞧不上苏洵，却有一位做过大理寺丞的致仕官员程文应慧眼独具，觉得苏洵有与众不同之处，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这个浪荡子。而苏洵成家之后依然不务正业，日子越过越穷，程氏夫人却和父亲一样，始终认定丈夫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一句也不责备他，眼看日子艰难，这位千金小姐就放下身段做些纱线生意贴补家用。

　　见夫人如此贤惠苏洵心里不安，回思往事，忽然彻悟！就在二十五岁这年与早前的酒肉朋友断了来往，回到家里闭门读书，对夫人许诺定要考个官儿来做。哪知苦读两年进京赴试，竟然名落孙山。

　　若是旁人，二十五岁才知道用功已经有些迟了，科考落第更是颓丧。可苏洵真是与众不同，受挫之后反而振作起来，把从前的文稿诗词一把火烧尽，从此闭门不出，专心苦读，整整六年，天下人已忘了还有“苏洵”这个人了，苏洵却忽然脱颖而出！再做文章，下笔雄壮俊伟如江河奔涌、星辰耀然，看过苏洵文章的人无不宾服。不几年功夫，半个大宋朝都知道蜀中出了一位文章锦绣的“苏老泉”。

　　自二十五岁恍然大悟，到二十七岁闭门苦读，三十多岁出关结交文友，一夜间名动川中，苏洵用自己的文章告诉天下人，岳父、贤妻没有错看他这个人才。可苏洵那刚烈古怪的脾气却丝毫未改，认为以自己的才华实在没必要和学子们一样去考什么科举，于是离蜀进京，想直接得一个官职。可是做官哪有这么简单？钻营几年没有结果。最后苏洵被老朋友劝着哄着好歹又参加了一次“茂材异等试”，这并不是正式科举，而是朝廷专为山野遗贤准备的特殊考试，本以为自己的才华必然一试即中，哪知又一次名落孙山。

　　科举，一半靠才华，一半靠运气。苏洵的才华早就够了，可运气差着一筹，这次又未考中，气急败坏，从此不再应考，而是游历四方，结交朋友，增长阅历，名气越来越大，终于引得成都知府张方平上奏朝廷，举荐苏洵出来做官，哪知举荐状递上去后杳无音讯。于是张方平劝苏洵直入汴梁拜见朝廷重臣，让这些高官大僚看一看苏洵的惊世文章，知道天下有这么一号贤才。

　　以苏洵的才华，若得重臣举荐，自然跃过龙门。于是苏老泉变卖产业凑了一笔盘缠直奔汴梁而来。这次他不是孤身进京，身边还带着两个儿子，年已二十二岁的苏轼，年方十八岁的苏辙。

　　苏洵这一辈子是再也不肯考试了，可他的两个儿子还是要走科举之路的。只不过他们能否高中，这时还不敢说。

　　苏洵果然时运不济，父子三人上京的时候正赶上京师那场大水，汴梁城里满城腐臭，繁华尽失，百姓流离失所，皇帝震怒不已，满朝官员或是急火攻心，或是垂头丧气。在这种时候苏洵带着成都知府张方平的荐书进京求官，先托了关系把文章送到宰相富弼府上，数日不得回音，无奈只得放下架子托人去打听，人家告诉他：宰相对苏洵的文章不以为然……

　　没办法，苏洵只好又写了个帖子，带着几篇策论拜访礼部侍郎欧阳修。

　　一见苏洵的文章，素以提携后辈著称的欧阳修击节赞叹，立刻上奏朝廷推荐苏洵。得了这个鼓舞，苏洵又写了几篇文章送到宰相文彦博门上，再写了论时政的文章递给枢密使韩琦，哪知这几篇文章对时政批评过多，惹得两个大人物挺不高兴，看在欧阳修的面子上没有责备苏洵，可若说举荐苏洵，这两位大人谁也不肯。

　　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苏洵苦读二十年，成绩斐然，积多年名望挟十载文章进京求官，虽得欧阳修青睐，却被富弼、韩琦、文彦博等名臣冷落，以至天下闻名的大才子连个九品小官也无着落，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年方二十二岁，一个年仅十八，初入考场，竟然双双高中了。

　　特立独行的苏洵一辈子要强，想凭着本事求个官儿却难如登天。倒是他的两个儿子少年早达，后来都成了朝廷重臣。可反观苏轼兄弟一生的仕途坎坷，又不得不说，若论文章，三苏各有千秋；若论经历，求官者有求官的酸涩，做官者有做官的委屈。说到底只是四个字：何苦来哉？

　　想起苏轼竟是苏老泉的儿子，欧阳修心里更觉过意不去了。

　　早先苏洵到他门上拜访，欧阳修立刻四处推荐，可惜举荐了半天也没给苏洵揽得出头的机会。现在苏洵的儿子文章如此奇伟，却被自己无意间压了一头！若说对不住苏洵也就算了，要是连他儿子都对不住，那就真有些不合适了。

　　想到这儿，欧阳修心里暗暗拿定主意要把苏老泉的两个儿子捧上一捧。等考试已毕，红榜已发，在皇帝面前交卸了差事，又隔一日，就在家里摆宴，专请当朝宰相文彦博、富弼和执掌军权的枢密使韩琦赴宴。

　　欧阳修在汴京人脉极广，人缘又好，文彦博、韩琦与他都是至交，欣然答应，偏偏富弼正忙着迎接辽国使臣，脱不开身，婉言相辞。欧阳修觉得富弼不到宴席的排场就嫌不足，特意将酒宴推迟五日，再三相约，富弼这才勉强答应。

　　请到这几位大人物欧阳修十分高兴，忙命手下到兴国寺去约请苏氏兄弟。

　　开封兴国寺是太宗皇帝于太平兴国元年下旨敕造的禅院，规模仅次于大相国寺，山门前挂着太宗皇帝手书金匾，文武官员须于十丈外下轿步行。寺中下设三十六禅院，方广几百亩，僧徒数千人，以大雄宝殿内十丈高的释迦牟尼金身塑像和寺中的九重琉璃塔著称于世。这样的大寺庙没有来历的施主根本找不到住处，可苏洵却有缘法，以诗文与兴国寺内一位执事僧德香大和尚相识，于是在如山丛林中寻得两间僻静的僧房，又专有一个名叫惠汶的小沙弥在旁照看，要茶用饭都很方便。

　　欧阳修的家仆到寺里的时候正好被德香长老遇上，问清是来访苏轼兄弟的，忙引着他到苏轼房里，这仆人对苏轼说欧阳修在府宴客，特邀苏氏兄弟到会，苏轼一听乐得眉开眼笑，赶紧一连声地答应。

　　送走了客人，德香长老对苏轼笑道：“贫僧早知你苏家三人皆非池中之物，现在机缘终于到了。”

　　苏轼是个飞扬洒脱的人，平时爱开玩笑，现在心情极好，就对德香笑问：“大师说在下不是池中之物，那我是个什么？”

　　德香看了苏轼一眼，略想了想，收起笑容郑重其事地说道：“施主其实是个‘池中物’。”

　　德香说苏轼“不是池中物”，指的是他过人的才学，这话好懂；忽然又说他“是个池中物”，苏轼倒愣住了。

　　德香把苏轼看了一眼，面露微笑缓缓说道：“‘天下一方城，槛内无净土’。施主本是一条金鳞鲤鱼，摇头摆尾气势非凡，以前十载寒窗，陋室为池；以后紫袍金带，朝廷是池。从陋室入殿堂，如同是由此池跃入彼池，旁人都以为你从此化为真龙，其实细想想，此池、彼池相差不多，施主不可因此而生骄嗔之心。”

　　苏轼考场得意，又被欧阳修垂青，正在飘飘然的时候，忽然被德香长老说了一句，不由得心中凛然，半晌才问：“大师是说做官比寒窗苦读更苦？”

　　德香淡淡说道：“我刚才说了，‘槛内无净土’！天下人食百样米，穿百样衣，做百样事，可说来说去只有一个‘进’一个‘退’。退一步是穷苦，进一步是辛苦，细算都是一样的。好比一条鱼儿，总以为前头就是龙门，‘泼啦啦’地尽力去跳，哪知跳过去一看，嘿嘿，原来只是由此池跳入了彼池，而此池、彼池亦无分别。所谓‘无常是苦’大概是这个道理吧。但在苦中还有一点乐，衔而游之，当见活水。”

　　德香和尚说的是点化人的谶语。可惜苏轼年轻识浅，不能明白“苦中一点乐”的意思，更不能悟到“衔而游之”的境界，只得冒问一句：“大师是说只要认准活水，一股劲儿游过去，就能跳出池塘归入大海吗？”

　　苏轼这话问得很糊涂，德香不由得笑了起来：“你说的‘大海’究竟是池塘还是大海？你说的‘跳出’究竟是跳出还是跳入？”

　　德香大和尚这一问玄机太深，世上极少人能解透。听了这一问，苏轼又愣住了。

　　见苏轼在这里发呆，德香长老肚里暗笑。轻轻推他一把：“侍郎府那个大宴会等着你呢！还不快去换衣裳？”苏轼这才想起，赶紧飞跑出去把好消息告诉弟弟苏辙去了。

　　看着苏轼的背影，德香长老轻轻摇头：“以入为出，以小为大，以苦为乐，以辱为喜……这条金鳞鲤鱼好虽好，可惜，未免太华丽了些。”

　　二 一句鲁莽话，八年难升官

　　初更时分，苏轼与弟弟苏辙换了一身体面的新衣战战兢兢来到礼部侍郎府，拜访天下闻名的醉翁欧阳永叔。

　　此时暮色刚刚褪尽，一轮新月皎然而升，侍郎府内轻风漾漾竹影摇摇，后花厅六扇两人高的掐金刻丝透雕海棠穿枝楠木隔扇门大敞四开，花厅里摆着一张水磨大漆整雕花梨木八仙桌、八把楠木万字纹四出头官帽椅，富弼、文彦博、韩琦、欧阳修、梅尧臣五位大人正聚坐浅酌，谈笑风生。月影下三名歌伎，两个穿红衣的一吹洞萧一执檀板，中间一名紫衣人疏眉细目，意兴萧索，左手执纨扇，右手轻捻锦带，口中唱道：

　　“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梅落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无限。

　　楼上春山寒四面，过尽征鸿，暮景烟深浅。一晌凭栏人不见，绞绡掩泪思量遍。”

　　南唐词人冯廷巳这首《鹊踏枝》本就清丽哀婉，柔若无骨，这歌伎偏又生得如嗔似病，唱得嘤咛悱恻，真比竹影还要寒凉，比月光还要清冷，一曲唱罢，堂上几位大人纷纷赞叹，连刚进后院的苏轼、苏辙二人也忍不住鼓掌称赞。

　　坐在主位的欧阳修一眼看见苏轼两兄弟到了，忙起身招呼他们：“到这里来。”指着两人对几位大人介绍：“这是眉山苏老泉的长子苏轼，次子苏辙，皆是难得一见的大才。”

　　听欧阳修如此推重这两个年轻人，富弼、文彦博一起转过头来看。只见苏轼、苏辙二人都戴高士巾，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交领大袖袍，腰间系着青丝带，腰蹬黑布靴，衣服还算齐整，却也平实无奇，两人都是高挑身材，生得面目清秀，长眉细眼，颧骨略高，鼻梁挺拔，眉眼儿十分相似，一望而知是两兄弟。只是二十二岁的苏轼留了两撇燕尾须，肤色较白，眉目间带着些笑意；苏辙肤色略深，神情于紧张中显出几丝严峻，这是两人性格不同，兄长较随和，弟弟执拗些。

　　也难怪苏氏兄弟显得拘谨，这两个年轻人虽已算得川中名士，可见识今晚这样的大场面进汴京还是头一回。

　　就在他们面前这张八仙桌上居然坐着两位宰相、一位枢密使、一位侍郎、一位翰林学士。只见宰相富弼留了一副花白的山羊短须，面容富态，眉目温和，脸上挂着一丝恬淡的笑容。文彦博蓄一部浓密的长须，拂满胸前，身材枯瘦，面相沉静，不苟言笑。这两位宰相身旁坐着统管大宋兵马的枢密使韩琦，这位文武双全威震西陲的名臣生得魁梧健悍，一张黑脸上长了个威风凛凛的狮子鼻，两只虎目凌厉如电，不怒自威，虽然坐在两位宰相身侧，架势却扎得比宰相还大，略有盛气凌人之感。礼部侍郎欧阳修五短身材，一张方正的脸盘，重眉细眼，隆鼻厚唇，在富弼身侧相陪，笑容满面。那位选中苏轼考卷的国子监直讲梅尧臣虽是与欧阳修齐名的文坛泰斗，可在这张桌上只能敬陪末座了。

　　在这几位前辈跟前苏轼、苏辙本不配有座位，但欧阳修今天宴客本意是要提携这两个年轻人，特意在席上备了椅子让他们坐。苏轼兄弟哪见过这样的阵势，缩头缩脑不敢坐，欧阳修只得连连安慰，坐在首席的富弼也笑着说：“子曰：‘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不如今也？’我等老朽窃踞高位而已，两位不必拘礼。”指着座位再三示意，苏轼和苏辙才大着胆子坐下。

　　就在众人寒暄时院里的紫衣歌伎又唱罢一曲，向堂上道个万福翩然退去，这曲歌词却谁也没听清楚，而歌者已去，略觉扫兴。富弼指着欧阳修对苏轼笑道：“听醉翁夸你才华了得，不知词牌上的造诣如何？”

　　当朝宰相面对面地问话，苏轼心里一慌，想也没想就脱口说道：“学生倒能做诗，可词牌生疏，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

　　苏轼说得是实话。因为科举只考诗、赋、策、论，苏轼自幼家教甚严，一直就围着这四条打转儿，确实极少填词。可要说“没有作品”就有些过谦了。

　　富弼问这话其实是递个话题给苏轼，而且问得是“词牌上的造诣”，话头儿设得挺宽。若有好词句不妨当场念一首，必能博得众人喜爱，就算不擅此道，哪怕只把刚才歌伎吟唱的那首《鹊踏枝》评论一番也好。哪知苏轼颇为愚直，递到面前的话题竟接不住！富弼神色间略有些不快。欧阳修忙在旁笑道：“诗言志，词写意，自古如此。你们都是年轻俊杰，志向高远，所以只重诗不重词，以后阅历多了，或许两者皆好。”

　　欧阳修这话算是给苏轼打了个圆场。于是众人都把刚才的话题丢开，重新闲谈起来。

　　又说了一会儿话，欧阳修抓个空子回头问苏轼：“你对当下的时文有什么看法？”

　　眼看欧阳修又把一个好话题递了过来，苏轼要是再抓不住就未免太笨了些。

　　好在蜀人天性直爽，快言快语，最喜欢辩论，苏轼年纪轻，为人全无城府，好辩论的天性比一般人更胜。现在欧阳修当众问他，苏轼顿时忘了两位宰相和枢密使大人在座，只冲着欧阳修拱手笑道：“学生以为当今天子仁孝厚道，惠民利国，官员百姓皆以天子为榜样，忠孝仁爱，天下敦睦，圣治无双，自尧舜以下未见此盛世。然而反观历朝历代，但凡盛世太平往往引发奢靡邪侈之风，富人炫耀财富，官员讲究排场，但求一身享乐，不问百姓疾苦，学子空谈玄虚，不尚实学，百姓唯知经营获利，人心渐坏。所谓盛世如蜜，最易养痈，若不早治，久必溃烂。”

　　苏轼毕竟是个年轻人，要说他的思想比宰相、侍郎还要深刻，那就夸大了。可苏轼这几句话也说中了时弊要害，席上的几位大人纷纷点头。梅尧臣在旁问道：“依你之见，要破这时弊当从何处入手？”

　　苏轼低头想了想：“学生听说上古圣王要了解一个人的品行，只看他的言谈举止即可，若从言行之间看不出此人的品行，就让他写诗明志，但凡一首诗志向高远，此人必是可用的君子，所谓：‘登山能赋，可以为大夫矣’。可见古人的胸怀是何等淳朴坦荡。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人心越来越邪恶，世道渐渐腐坏，孔子就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可见春秋时的人心已不像圣王时代那样淳朴，以至于孔子有此一叹。到今天，人心更比春秋时代败坏了十倍！单凭诗赋已经看不出一个人的心了，不得不在考试中加入策论，以‘论’来评议古人的是非，以‘策’来考察学子对时事的见解，于是策论文章成了读书人进身的根本，读书人也都在这上头用功。然而教化衰落，人心不古，竟是控制不住的事，上古有《诗》、《书》、《礼》、《易》皆是宏篇大论，到秦汉还有文章可读，至唐代，能把文章写得古朴清奇的只剩一个韩愈，韩愈的弟子皇甫湜学韩文未成，仍有可观，其后又有一个孙樵，自称韩愈门下第四代弟子，文章学皇甫湜而不成，仍有清奇之处，自孙樵以后天下文章便一无可观了。”

　　听了这话，堂上几位大人相视而笑。

　　苏轼这个后生竟一蒿子打翻一船人！把唐代以后的文章全不承认了。这也是苏轼才高志大，年轻气盛，就没想过堂上坐着欧阳修、富弼、文彦博、梅尧臣四位大人个个都是大宋朝的文章领袖！别人不说，难道欧阳修那名动天下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都不值一读吗？

　　然而机缘凑巧，时运当头，苏轼这几句狂话正对了欧阳修的心思。

　　大文豪欧阳修出身贫苦，四岁丧父，家里连买纸笔墨砚的钱都拿不出来，母亲就把细沙铺在地上，用芦杆划沙教他认字。年纪大些了仍然没钱求学，只能捡别人扔掉的旧纸头儿来读，偶尔从废纸堆里捡出一篇文章，却是韩愈的《师说》，读后如饮甘露，认定这才是写文章的正路子，从此对韩愈崇拜有加，自己的文风也豁然一变而为雄奇朴实。

　　如今欧阳修已是汴梁城里的文坛领袖，文章自成一派，早脱去了韩愈的影子，可对韩昌黎的崇敬丝毫未改。听苏轼如此盛赞韩愈欧阳修大喜，忍不住抬手在案上一拍，高声道：“子瞻说得对！天下文章至韩愈而衰，我大宋人文教化广布海内，唯有文章不尽人意！当今皇上有心提倡古文，重拾教化。子瞻能领会圣意，很好！”

　　席间若论官职以宰相、枢密为高，可要论文章学问，文彦博、韩琦这些人还要叫欧阳修一声“先生”。欧阳修如此赞赏苏轼，这几位也只有点头微笑而已。

　　听欧阳修说当今皇上也有“复古”的意愿，苏轼的信心更足了，忙又说道：“百姓为人处世皆以古圣先贤为表率，官员的气节胸怀也以圣人文章为激励，要治天下风气必先端正文风。时下文风延续五代陋习，堆砌词藻、华而不实，奇诡晦涩、萎靡媚俗，看似满盘珠玉，其实空无一物。当今皇上早看出时文的弊端，有心提携雄健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之文。然而士大夫错解了陛下的意思，反而矫枉过正，并没有认真去学古人的朴实浑厚，倒把功夫都用在了抠字眼儿上，专用冷僻怪异之典，追求文辞深奥古怪，弄得迂腐无趣，艰涩难懂，结果旧弊未去，新弊又成，问题越来越大，简直不可收拾。”

　　话说到这里，苏轼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起身拱手对欧阳修说：“学生听说人无贤愚之分，所重者‘时运’二字，苏某出身乡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竟被先生看重，实在庆幸之至。学生也知道老先生倡议复古，愿意追随先生左右，寻两汉文脉，得尧舜精神，复古寻源一振文风！”说着向席上各位前辈逐一拱手答谢。

　　苏轼这番话直指时下的文坛弊病，句句在理，甚而提出了以朴实豪放的复古文风改革时弊的建议，这个说法极合欧阳修的心意，席上众人也都满意。于是欧阳修指着苏轼对宾客们说：“诸位看看，‘后生可畏’四字果然不假！我们这些人已经老了，也该避一避锋芒，让这些后生有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了。”

　　欧阳修当着几位大人物的面说出这话，是对苏轼兄弟二人极高的赞誉了，苏轼、苏辙连忙起身道谢。

　　到这时话也说得差不多了，下人捧上酒食，众人边吃边说闲话。文彦博、富弼、韩琦三人言笑甚欢，欧阳修和梅尧臣也陪着几位大人说话，不觉把苏轼兄弟二人冷落在一边。欧阳修见两兄弟插不上话，就回身问苏轼：“你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有一段话说：‘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极言赏之宜厚，罚之宜慎，正应当今皇上‘仁孝圣治’之道，写得极好。”

　　欧阳修今天是一心要在几位大人面前提携苏轼的，就故意拿苏轼科举文章里的话说给大家听，顿时引起几位重臣的注意。文彦博点头道：“‘赏疑从与，罚疑从去，’赏有顾虑仍然赏，罚有顾虑则不罚，厚赏以收人心，慎刑以防错滥，嗯，果然是策论中之佳句，难得难得。”

　　文彦博是个严肃刻板的人，如此赞扬苏轼果然难得。苏轼乐得脸上都笑开了花，忙起身致谢。

　　见文彦博夸奖了苏轼，欧阳修也很高兴，又接着问：“记得文中还用了一个典故，说尧手下有位叫皋陶的法官，当时有人犯了罪，皋陶三次要杀他，尧帝却三次赦免了他，这个典故我竟不知出自何处，可否见告？”

　　欧阳修拿这个典故来问苏轼，一则欧阳修确实不知其出处，二则也给苏轼一个显露学识的机会。苏轼刚得了宰相的赞赏，正在兴头上，略想了想，微笑道：“此典出自《三国志·孔融传》。”

　　欧阳修与苏轼这一问一答只有文彦博、梅尧臣听在耳里，富弼和韩琦正在说话，却没细听。现在苏轼说他用的典故在《三国志》里，文彦博和梅尧臣都是一愣。这两位都是大儒，经史子集无不通读，《三国志》自然读过，却想不起《孔融传》中有这样一个典故。一时都沉吟不语。欧阳修忙替宰相问道：“《孔融传》有此典故吗？我怎么不记得？”

　　苏轼笑道：“《孔融传》有记载，当年曹操破袁绍之后，将袁绍之子袁熙的妻子赏给了曹丕，孔融知道后很不满，就对曹操说：‘当年武王伐纣，把纣王的妻子妲已赏给了周公旦。’曹操忙问这个典故出自何书？孔融说：‘并无出处，只是拿今人的事推测古人的事，想当然罢了。’学生以为策论文章以时事为先，典故并不要紧，当今陛下宽仁厚爱，正如学生文章中说的：‘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皋陶是贤者，以执法严明著称，尧帝是圣王，以宽仁贤明著称，所以学生也想当然地杜撰了一个典故，是为了应和文章而已。”

　　苏轼这一句话让在座的人都吃了一惊，连正在说话的富弼和韩琦都停了下来，所有人都直愣愣地看着苏轼。

　　半晌，欧阳修拊掌笑道：“甚好，甚好！此子可谓善读书、会用书，他日文章必能独步天下！”梅尧臣也连连点头，口中说：“有魄力，有魄力。”富弼也对梅尧臣笑道：“圣俞，苏学士这篇文章我要读一读。”梅尧臣忙说：“我即刻抄录一份送到老大人府上去。”

　　一片称赞声中，只有枢密使韩琦微微撇嘴，暗暗摇头。

　　苏轼年轻胆大，豪放不羁，可他的性格里有一点点浮夸。现在苏学士随便说了一句话，哪知竟闯了个祸。

　　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所用的“皋陶三杀，尧帝三宥”之典其实出自《礼记·文王世子》，典故中提到的不是尧帝，而是周公旦。但苏轼做策论文章时觉得尧帝年代更古，名声更响，胜于周公，就擅自做了修改。也就因为他这一“改”使欧阳修不知典故的出处。现在欧阳修当面问他，苏轼左右为难，若说自己擅改典故，只怕会惹大人不快，只得说了一句狂话，妄称此典是他自己编造的。这个谎撒得很险，在座几位大人中欧阳修、富弼、梅尧臣都没识破，偏偏枢密使韩琦听出了破绽，好在大人有大量，没有当场点破。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印象很多时候凭的是主观臆断，而且一旦有了印象就不容易改变。苏轼初次在达官显贵面前展示才华，得到了欧阳修的认可，可他不经意间扯的一个谎却给枢密使韩琦留下了年轻气盛、浮躁不稳的坏印象。

　　就是这一个坏印象，竟把苏学士的仕途耽误了七八年。

　　苏轼兄弟二人从侍郎府回到兴国寺，二更已尽，苏轼的夫人王弗还在卧房里等着丈夫。

　　苏家在眉山有三户世交，都住在距眉山五十里的青神县。第一户程家是当地巨富，程家的女儿嫁给了苏洵，除生养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外，还有一个姐姐名叫八娘，嫁给舅父家的儿子程文才，不想八娘在程家的日子不顺心，过门才一年就病逝了，苏洵脾气刚烈暴躁，认定程家虐待新妇，逼死了自己的女儿，因为这件事和程家彻底闹翻了。

　　除了程家之外苏家在青神还有两家世交，一是王家，一是陈家。王家是乡绅，陈家是做官的，势力财力比不上程家，却在苏家之上。这三家交情极深，经常走动，苏轼十八岁那年，父亲为他作主迎娶王家十五岁的小姐王弗为妻。

　　苏轼十来岁时就以文章出名，所以王弗出嫁的时候娘家姊妹们都羡慕她，以为苏轼将来必做大官，嫁到苏家准能享福，王弗也一心要做贤内助，帮助丈夫出人头地。自从过了门，每日孝敬公婆，安排生计，从不让苏轼分心，又时时督促苏轼读书做文章，一天也不放松。

　　有趣的是，苏轼这人聪明起来无人可比，笨起来也是天下第一，跟王弗做了三年夫妻，一直以为夫人是个大字不识的乡下女人，直到有一次在房里点灯读《道德经》，王弗在旁边做针线，把头凑过来和他一起看书，苏轼觉得烦，就说：“你又不识字，看什么？”

　　苏轼这傻话说得王弗又气又笑，扔下针线把书往桌上一扣，从“道可道非常道”开始，一字一句把整本《道德经》背了下来。苏轼大惊，又问五经四书，王弗无不通晓，历代典故侃侃而谈，苏轼这才知道夫人的本事。

　　苏家父子三人都是一样的脾气，在外头意气昂扬说一不二，其实关起门来都是夫人主事，苏老泉和他那两位公子都是糊涂人外加甩手掌柜的，什么事也不管——就让他管，他也管不好。

　　现在苏轼科举高中第二名，又被欧阳修邀请参与“宰相宴”，实在是一生中要紧的关口，王弗在家坐等，急得如坐针毡，好容易把丈夫盼了回来，忙打热水给他洗脸擦手，沏上热茶捧到面前，把苏轼服侍得像个皇帝，等他坐稳了身子喝了一盏茶，这才细细问起酒宴上的事。

　　苏轼才气虽高，却是个豁达温厚的君子，凡事颇能迁就。现在夫人问他，苏轼也不嫌唠叨麻烦，就把今天宴席上都有哪些人、说了哪些话都给夫人学了一遍，甚至把宰相大人的相貌衣饰都大概讲了讲。本以为夫人急火火地问他是图个新鲜好奇，哪知王弗听了这些话，又细想了想，缓缓说道：“我觉得你在宴会上有些话说得欠考虑。你说文章自韩愈之后便无可观者，这话过了，在座的都是文坛前辈，听了这些话难免不乐意。若说‘后辈皆不能与韩退之比肩’就好多了。另外欧阳大人问你策论中的典故出处，你不该说是自己编的……”

　　对夫人这话苏轼不以为然：“不说编的，让我怎么说？”

　　王弗伸手在丈夫额头上戳了一把：“你在策论里引的是《周礼》中的典故，只不过改了人物，对不对？”

　　夫人能识破苏学士的谎，并不是她博览群书，而是对丈夫关切倍至，把苏学士科举中那几篇策论文章读了好多遍，一字一句仔细查校这才得出的结果。

　　被夫人一语道破，苏轼不禁脸红，嘴里强辩道：“既已改了人物，就是我的典故，有什么不对？”

　　王弗知道丈夫身上有一股任性的孩子脾气，也不跟他争，只说：“你在考场上擅改典故也不算大错，可你当着几位大人的面说谎就不妥，人家能做这么大的官，难道没学问吗？”这种时候你可以说：“我这个典故是从古人故事中引申出来的，只是借用尧帝之名。’这样含糊一说，别人不深究就算了，若深究起来，你说的也是实话。现在你说是自己编的，人家一旦识破瞎话会认为你浅薄，以后怎么器重你？”

　　苏轼在宴席上答话的时候又激动又慌张，有些话果然说得不妥当，现在被夫人一提，自己也有了感觉，一时没有说话。

　　见丈夫还肯听劝，王弗又说：“在长辈面前说话要留心，不玩笑，不急躁，不揶揄，宁肯少说十句话，不能多说一个字。就算同辈之间开玩笑也不要涉及时政，不提闺阁内宅，不言腥恶丑怪之物，否则一句随便的话却惹对方记恨，最得不偿失。你现在考中进士，即将被朝廷委以重任，这些事都应该多留意。”

　　苏轼生性爽直，性情诙谐，言语随意，这是人的天性，很难改。现在夫人说他，苏轼不以为然，笑着说：“做人如饮酒，不论酒量大小，喝得高兴就好。像你这么计较有什么意思？”

　　王弗是个聪明人，知道劝人的话说一句是箴言，两句叫劝，三句就成了唠叨，四句惹人厌烦，劝到第五句就打起来了……所以适可而止，不再说这个，故意忙东忙西，且让苏轼自己想一想，这才又问他：“过几天就要参加殿试，听说殿试最难，红榜题名的进士每三人就黜落一名，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宋代取士的规矩十分严格，前有场屋笔试，后有殿试钦点。场屋取士数百人，发出红榜，再经殿试之后，又要淘汰一大批。所以下场考中的学子丝毫不敢松懈，个个拼命用功，等着应付殿试这一关。

　　可苏轼仗着自己的才气，并不把殿试当一回事，笑道：“进士大考，真本事都在‘场屋’里，下场专考一论五策，丝毫马虎不得。殿试只是走过场，陛下亲自出题，不过一诗，一赋，一论，当场答卷，考的是个急智，我那‘落笔千言，倚马可待’的本事你还不知道吗？”

　　听了这话王弗暗暗皱眉，可见丈夫在兴头儿上，知道若扫了他的兴，恐怕一句劝也听不进了，就顺着他的话头儿笑着说：“知道你文章写得好！就这么点儿本事到处吹！”先把苏轼像孩子一样哄了哄，这才说到正题，“我觉得场屋和殿试是两回事，不能同日而语。场屋的考官都是文坛宿将，他们取士看的是文章的内容，文章只要真好，自能入这些前辈的法眼，所以场屋这一‘战’对你来说好打。可殿试的时候上殿的进士有几百人，答卷的时间又短，阅卷又快，最后递到陛下手里，大概每张试卷只看一两眼就丢开了，若这一两眼看不到精彩处，再好的卷子也可能随手掷下，你说是不是？”

　　夫人这话倒对，苏轼不得不点头。

　　王弗又说：“皇帝虽然高高在上，到底也是个人，总有些话是他爱听的，有些话是他不爱听的。当今陛下是位直追尧舜的圣主明君，天下莫不称颂，而皇上之明就在于仁爱敦厚，所以你殿试的时候应该抓住‘仁厚’两个字做文章，多讲些好话，讨皇上高兴。”

　　王弗话还没说完，苏轼已经笑了起来：“你这是让我拍皇帝的马屁？”

　　王弗笑着说，“拍马屁又如何？皇帝的马屁不是一般人配拍的，我倒想拍，拍得到吗？”

　　这话倒把苏轼逗笑了，半天又说：“做大臣的还是要进些忠言才好。”

　　王弗白了苏轼一眼，故意问他：“你现在做大臣了吗？”

　　这一问苏轼却无法回答。

　　见把丈夫问住了，王弗又把语气放缓：“我看过大儒张载的一篇文章，说皇帝好比一家之主，大臣是皇帝的管家，主人有错管家是要劝的，可必须先当上管家才有劝人的资格。如今你只是个老百姓，知道朝廷里的事吗？最多是道听途说，如果策论中胡乱指摘，恐怕说不到要害处，又或者本末颠倒，无中生有，只能惹陛下不高兴。所以殿试的时候马屁是要拍的。”

　　王弗的话也在理，只是这些话苏轼不爱听，沉着脸不说话。

　　王弗见惯了丈夫的嘴脸，也不以为意，又说：“马屁人人喜欢，可全篇都是这些话也不行，既是策论，总要有些实际的东西才好。当今皇上为人宽厚，可也有人说陛下用法过宽，造成吏治败坏，官场庸暗。”说到这里故意抬起头来笑眯眯地问苏轼，“你以前不是说过有什么‘三冗’的吗？都是什么？”

　　苏轼忙说：“时下议论，都说朝廷冗官、冗兵、冗费三桩时弊为患最深。”

　　其实“冗官、冗兵、冗费”三种时弊在大宋朝由来已久，王弗望夫成龙，一向关心时政，这些事都知道。可王弗知道男人最吃捧，好面子，想劝住丈夫不能一味唠叨，一定要边劝边捧才见效果。就不动声色把丈夫捧了一把，苏轼果然来了兴头儿。

　　见丈夫脸上有了喜色，王弗笑眯眯地说：“还是你的脑子好使，就是这三件事。可咱们只些老百姓，究竟朝廷如何冗官、冗费毕竟知之不详，若策论题目与此相关，不妨稍微点提一下，也算是个劝谏。但细处不可明言，以免骇人听闻。”

　　苏轼这个人性子急，脾气直，夫人劝他颂扬皇帝，他不甘愿，现在夫人让他在时政弊端方面略作劝谏，这倒合苏轼的胃口，低头沉思起来。

　　王弗夫人是个“驯夫”的高手，知道自己说十句话男人能听进去六句，已经很不错了，多余的话一句不说，服侍丈夫早早休息了。

　　三 完美的榜眼

　　且说苏轼、苏辙兄弟二人从欧阳修府上赴宴归来，又闭门苦读七日，嘉祐二年三月初七宫里传出旨意，命所有新科进士于初八日卯时入宫接受殿试。

　　殿试是决定学子命运的时刻，任何人都不敢稍有疏忽。接旨以后，兄弟二人早早休息，第二天寅时刚到就被唤醒，洗漱更衣，薄饮饱食，准备停当，早早赶到禁城外的东角楼下，只见三百六十名考生已经到齐，黑压压一大片，每个人心里都是又紧张又期待，见面无言，就算早先认识的，也只是拱手微笑而已。

　　卯时刚到，三位绯衣纱帽的礼部官员从左掖门走出来，当场点名无误，这才引着众人沿街西行进了左掖门，经过崇文院东边的左长庆门，顺着宫墙间一条狭窄幽深的夹道走了好久，终于从左银台门而出，过一横街，又步入夹墙甬道，不知经过多少重门叠户，考生们头都晕了，腿也酸了，终于，这一行人来到延义阁外，几名宦官在此迎接，礼部官员递上名牒，宦官又对众考生一一点名，然后取出圣旨当众宣读，考生们叩拜接旨。行礼已毕，这才被引入宫门，来到崇政殿下。

　　此时天光早已大亮，殿下两庑间排定席次，考生们先在殿外御阶下列队肃立，又等了片刻，听得景阳钟响，崇政殿上奏起中和韶乐，仁宗皇帝赵祯在宦官搀扶下亲临崇政殿监考。待皇帝坐定，礼部官员悄然示意，学子们一齐向殿上行叩拜大礼，山呼万岁。仁宗在殿上吩咐考生归座，众人这才在接引官员的带领下纷入两庑，依各自姓名寻找座次。待所有考生就位之后，仁宗皇帝提起御笔亲自拟就考题，侍臣捧着考题下殿交给礼部官员当众宣读。

　　殿试向有定例，所试为一诗，一赋，一论。今科考题由仁宗钦定，诗名“鸾刀诗”，赋名“民监赋”，策论题目为“重申巽命论”。一时间所有考生或皱眉深思，或奋笔疾书，考场上鸦雀无声，只剩翻纸捻笔，瑟瑟沙沙，正是：

　　紫案焚香暖吹轻，广庭清晓席群英。

　　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

　　一个时辰后，殿试已毕，有随员上前收拾考卷，当场编定字号，交给礼部封弥官将所有考卷逐一封固妥当，把试卷交给宦官捧上崇政殿。仁宗皇帝把考场情况略问了几句，起身退入后宫，考生们一齐叩拜恭送，礼部官员再次逐一点名，然后列队从原路出宫，到东角楼下才散。

　　后面的几天里，各位考生的卷子都送进内宫，由皇帝亲自批阅，于是仁宗皇帝暂将政务交给宰相处置，自己独坐于庆寿殿日夜点阅，累了就在庆寿宫围墙内散散步，困了就在御案边临时设的短榻上打个盹儿，一连三日不回寝殿，真可谓勤而忘家、公而忘私了。

　　皇帝如此辛苦，曹皇后心里不忍，眼看已过二更皇帝仍未回宫，把服侍皇上的宦官叫来一问，知道皇帝还在阅卷，觉得不劝几句不行了，就离了坤宁宫，亲自赶到庆寿宫来。

　　这时仁宗皇帝已经把考卷看了一多半儿，正从字纸堆中捡出一张策论来看，只见策论上写道：“圣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职。士者皆曰‘吾学而仕’，农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贾者皆曰‘吾负而贩’，不知圣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变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

　　眼看策论中的文字优雅得体，既有万民各得其所之愿，又有天下盛世承平之赞，歌功颂德又毫不显眼，仁宗皇帝捻须微笑。再看下面又写道：“圣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议，盖得乎巽道也。”

　　看了这一句，仁宗皇帝微微一愣。

　　此处所说的“圣人”当然是指皇上。这个考生认为皇帝治理天下，应该令百姓按其指示去做，却不必让百姓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百姓们有话也可以说，但不许议论国家大事……这些话初听起来似乎有些霸道，但在施仁政四十年的仁宗听来却别有一番滋味。

　　仁宗治理国家的四十年间，大宋实在是富裕了，然而仁政之下弊端也多。鉴于汉代宰相夺取皇权以及唐代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皇权尽被节度使分夺的可怕教训，宋朝皇帝向来不信大臣。为了分相权，分军权，分财权，先后设置中书门下平章事，设立参知政事，对宰相掣肘；为了分兵权，设置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个衙门，仍觉不足，又设一个枢密院，以文官出身的枢密使分掌军权；为分财权，命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共掌财政，地方上也设置通判等职位，分地方官的实权。如此一来，大宋朝的官制变得非常混乱，上自朝廷下到府县，每一处至少有三套班子，官员职司不明，权力重叠，官僚机构臃肿不堪，庸官冗员多不胜数，上上下下到处扯皮，有能力的人费尽心思办不成事，没本事的人躺在官位上混吃等死，官场效率之低几乎形同虚设。

　　大宋朝有一百多万军队，这一百多万兵马竟将大宋朝的赋税吃掉了十分之七！可惜兵多而不精，将领因受文官牵制而失去进取之心，每天只是在混日子，加上一直以来实行的“更戍法”，每年命禁军到地方上去戍守，三年一换，弄得大军连年奔波，以至兵不识将，将不知兵，进一步削弱了战斗力，与辽国、西夏交战屡屡败北，每一战败又不得不增招兵马，多筑城垣，结果是越守越弱，越弱越守，情况越来越糟，只能用岁币向辽国、西夏买一个和平，大量银钱财物无端流入敌手，辽、夏日强，边患日重，而朝廷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所需银钱不得不从百姓身上榨取，闹得民间怨声如沸。

　　为了应对危局，仁宗皇帝听取范仲淹、富弼、韩琦之言，于庆历三年进行改革，称“庆历新政”，然而新政实施才一年，朝廷内外谣言蜂起，对范仲淹等人争相诬告，仁宗也对几个大臣生了疑心，结果庆历新政实施才一年，草草收场。

　　庆历新政未能奏效，仁宗皇帝并不甘心，事后反思，是身边一群勋戚重臣因为新政触及了他们的利益就从旁掣肘，诬陷能臣，仁宗皇帝耳软心活，竟被谣言说动了心，以至新政全废，好不可惜。

　　眼前这份考卷上有“圣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议”的话，表面似乎是说“治民”，仔细品味，其实是劝仁宗皇帝对掣肘之臣不妨严厉些，手腕不妨硬朗些。

　　看到这儿，仁宗心里已有所感，忙翻出考生名字看了一眼，写的是“眉山苏轼”。不但文辞清健，一笔书法也俊逸挺拔，就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接着往下看，只见策论结尾写道：“圣人悯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于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后三日而申之，不从而后诛，盖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测其端，以至详之法晓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测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议也。上令而下不议，下从而上不诛，顺之至也。”

　　“上令而下不议”是说皇帝的旨意能尽快贯彻执行，臣子不敢稍有掣肘；“下从而上不诛”是说皇帝待臣子如同股肱，不因政见不和而迫害大臣。仁宗皇帝治国四十年，想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政令畅通、君臣和乐的状态！至于“天下不测其端，而明知其所避”一句，说的仍然是一个“铁腕”。

　　仁宗皇帝以仁政治国，却引来众口哓哓群犬吠日，明知是好事也办不成。若以铁腕治国，严明法令，臣子不敢“测其端”，皆能“明所避”，如此一来真能做到“上令下不议，下从上不诛”吗？真能出现一个“顺之至也”的局面吗？

　　仁宗把这篇策论又从头看了两遍，掷了笔，望着殿前的灯火发起愣来。

　　这时曹皇后已经进了庆寿殿，见皇帝坐在灯下发愣，以为他累了，就把御案上还没看完的试卷归拢起来推到一旁，柔声劝道：“三更已尽，官家也该歇了。”仁宗略点点头，却没回话。曹皇后见案上还摆着一份试卷，随手拿起来看。赵祯正想听听皇后的意见，待她看了几段才问：“你觉得如何？”

　　曹皇后是宋朝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为人沉稳节俭颇有贤德，而且文彩出众，能写一手漂亮的飞白书，仁宗皇帝对皇后十分尊敬，每有国事难以决断总会问问皇后的看法。现在皇帝当面问过来，曹皇后并不急着回答，细细地把整张卷子看完，放回御案，只说了一句：“此人有用。”

　　仁宗皇帝本就看重苏轼的策论，听皇后也这么说，就点头道：“今天为国家选了一个宰相之才，熬一夜也值得。”

　　听皇帝对这个考生如此称赞，曹皇后忍不住又把试卷看了一遍，口中喃喃道：“……眉山苏轼，此人年方二十二岁，真是俊杰。官家想把这个苏轼列为一甲第一名吗？”

　　一甲第一名，就是俗称的状元。

　　苏轼的文章确实让仁宗皇帝动了心，可仁宗知道科举是一件天大的事，不论京师、地方，所有学子、官员都瞩目于此，一旦放苏轼为今科状元，他的策论文章立刻传遍天下，“上论下不议，下从上不诛”之类的话也就流传出去了，那时天下人都会猜测皇上把苏轼点为状元是不是看中了他文章中这些锋芒毕露的见解？朝廷是不是又打算搞一回“新政”？

　　其实仁宗皇帝一直有推行新政的心思，可他知道政改如同服药，天下哪个医生都觉得自己开的药方最好，病人服了必能痊愈，等真正把药服下去，或好、或坏、或死，谁能料定呢？

　　后世人最喜欢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但宋朝的皇帝并不喜欢唐朝，他们喜欢的是汉朝的天子。

　　仁宗皇帝最推崇的皇帝是汉文帝。当年暴秦灭亡，楚汉相争，国家穷到了极点，汉高祖乘驷车入长安称帝，竟连四匹一样颜色的马都找不到。后来汉文帝用老子之术治国，对内减赋与民休息，对外忍辱而平兵戈，终于成就“文景之治”，然后有汉武帝凭着祖宗留下的盛世基业奋发图强，击破强虏重兴社稷。

　　大宋王朝初创的局面也和汉朝相似。中原战乱百余年，整个国家化为齑粉，一半河山零落割裂，北有辽国占领燕云十六州，居高临下，如刃在颈；西有西夏李元昊作乱，时时袭扰，杀戮涂炭，大宋国力外强中干，内政隐患重重，不改，只怕三十年内有倾覆之危；若改，又不知重用何人，从何入手。万一搞出个无法收拾得局面来，毁了大宋王朝的百年盛世，让仁宗皇帝如何收场，怎么下台？

　　在改与不改之间仁宗皇帝已经逡巡了十年之久，最终做了个无奈的决定：自己做个“汉文帝”就够了，至于“汉武帝”，就留给后人去做吧。

　　想到这里，仁宗把苏轼的考卷放回御案：“此人有状元的才华，没有状元的福气，点他个榜眼就够了。”掩着嘴打了个哈欠，对皇后说，“朕饿了，拿些糕饼吃吧。”

　　皇后忙说：“如今春夏交汇天气莫测，官家政事辛苦，只以糕饼充饥怕伤肠胃，还是叫御厨做一碗热汤送来吧。”

　　仁宗皇帝摆摆手：“朕刚才肚了饿得很，也想叫下面做碗羊肉汤，可再一想，此举未免奢侈，还是随便吃些点心吧。”

　　听了这话曹皇后颇为不解：“官家为天下百姓操劳时常彻夜不寐，喝一碗羊肉汤有什么关系？”

　　仁宗伸了个懒腰，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才说：“若在平常人家，一碗羊肉汤是小事，可朕要喝汤，御厨不敢随便拿块肉来做汤，必然要立刻杀一只羊，所以这一碗汤就是一只羊……”

　　“就算杀一只羊又如此？难道大宋天下还缺这只羊吗？”

　　皇后的责问倒把仁宗皇帝逗笑了：“一只羊是小事，可朕担心御厨知道朕爱喝羊汤，就每晚准备羊汤贡上，这样一天就要多杀一只羊，一年就是几百只，十年又是多少？积少成多就不是小数了。”

　　对皇帝这个算法曹皇后心里不以为然，嘴上却不好说什么，只能叹道：“官家真是操心呐。”

　　说到操心，仁宗皇帝深有同感：“朕继位之初就知道皇帝不好当。品格操守要高，大臣才会学天子的榜样；大臣的操守又要高于地方官，地方官才能学朝臣的榜样；做官的操守高于僚属，僚属们才会学习官员的榜样。如此一层一层做下来，皇帝感化朝臣，朝臣感化官吏，官吏感化百姓，天下才能大治，究其根源皆在朕一身。大宋朝千千万万人都盯着朕，略有过失，天下哗然，民议汹汹！朕临朝四十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处处约束，事事俭朴，就是想以自身做表率督促大臣们俭朴清廉，所以朕不但要以身做责，还要常常说些话让臣子们听，做些样子给臣子们看，脑子都用在这些事上了！整日吃不香睡不稳，头困腰乏浑身是病，有时候真羡慕那些渔翁樵子，每天只谋两食一宿，什么事也不想，什么心也不操，何等松快！”

　　仁宗皇帝果然是位圣主，至少他知道自己是天下官僚百姓的表率，也尽力约束自己，想做天下人的表率，对一个皇帝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也正因为存了这份良心，仁宗这个皇帝当得十分清苦，这些曹皇后是知道的。听丈夫抱怨皇帝难做，忍不住叹了口气：“别人都以为皇帝享尽清福，哪知官家做皇帝竟做得如此辛苦。”

　　确实，世上做皇帝的有两类，一是“享尽清福”的昏君，一是“受尽辛苦”的明君。仁宗皇帝是位不多见的明君，清福当然享不到，苦却受得不少。听皇后用这话安慰他，只是苦笑一声：“有什么办法，这是孔圣人在逼朕就范。孔圣人说‘克已复礼，天下归仁。’这话就是说给朕听的。只有朕把克制私欲的功夫做到极处，天下才能晏然而治，孔圣人不但立下规矩来制约朕，还用他那套教化之道培养出一帮纯臣诤臣来盯着朕，有这些纯臣在朝，朕就不敢疏忽，宁可少喝一碗羊汤，也别让做臣子的指责朕的品行。”

　　“克已复礼天下归仁”是说皇帝若能克已奉公勤俭不懈，遵纪守法毕生不辍，“天下归仁”就有指望。孔子又曾质问儒生：“虎兕出于柙，龟玉之宝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意思是说皇权这头“猛兽”冲出笼子，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害，就是儒生的过失！把这两句话加在一起，就成了：皇帝能灭私欲，守本分，大臣能制皇权，护百姓，天下必然大治。

　　——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叫做“君臣共治”。

　　“君臣共治”正是大宋王朝施政的核心。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位皇帝一百多年始终奉行“君臣共治”。虽然皇帝心里仍有私欲，朝堂上也未必都是纯臣，可“君臣共治”四个字一直立在这里，天下人都看得见。

　　单是把“君臣共治”四个字摆在这里——未必真能做到，已经成就了赵宋王朝的百年盛世。若真有一天皇帝真把私心私欲全部收敛了，大臣真正一心一意为百姓着想了，古人所说的“大同”世界就来到了。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看起来很美，真想做到这一步，可不容易呀。

　　五日后，殿试成绩公布出来了。福建道建州府建安县学子章子平为状元，成都路眉州府眉山县苏轼为榜眼，苏轼的弟弟苏辙也考中了进士。

　　依旧例，殿试放榜后，天子在汴京城外的琼林苑内摆下盛宴款待新科进士。

　　这天一早，所有今科取中的进士、同进士聚于顺天门大街，点名过后，按考中名次顺序登车出汴京城西，进入琼林苑，但见这座天下第一的皇家御苑内怪树古柏参天蔽日，锦石缠道，宝砌池塘，柳锁虹桥，花萦凤舸，如同人间仙府，洞乐丝竹不绝于耳，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走在前面的魁元进士们个个喜不自禁，挤在后面车里的一班同进士却酸眉冷眼心事重重。

　　宋朝开科取士共分五等，第一等称状元，第二等称榜眼，地位最尊贵。第三等称为“赐进士出身”，与一等、二等一样都是皇帝钦点的天子门生。第四等、第五等称为“同进士出身”，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与前三等相比地位却有天渊之别。所以同为进士，考得前三等者洋洋得意，考中四等、五等的“同进士”却有低人一头的感觉。

　　一行车马就这样走了好久，石板路忽然一转，眼前是足有三四十亩的平坦广场，四周遍插旌旗，正中是一座高台，台上殿阁森然，闻得香风扑面，听得钟罄悠扬。台下左右各开数十席，富弼、文彦博、欧阳修、梅公仪、王禹玉、范景仁、韩子华、梅尧臣等大臣皆穿紫袍戴纱帽，腰悬鱼袋，胸前佩带方心曲领，立于高台之左；今科进士们以状元章子平、榜眼苏轼为首，其余曾巩、苏辙、张璪、邵迎、叶温叟、林旦、朱光庭、蒋之奇、苏舜举、程筠、傅方元、邓文约、冯弋、吴子上、蔡元道、张师道等新科进士尾随其后，恭立于高台之右，第四、五等同进士出身者列于另席。又等了片刻，只听殿阁内钟鼓齐鸣，仁宗皇帝在内侍簇拥下缓步趋出，在高台上居中而坐，身旁有内侍捧着漱盂拂尘伺候，臣子在前进士在后一起上前行三跪九叩大礼。

　　对苏轼这些新科进士而言，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皇帝御容。只见仁宗皇帝头戴平天冠，身穿绛纱袍，腰束金玉带，胸前佩带白玉方心曲领，身材魁伟，面容丰盈，慈眉善目，果然是一副仁君气派。进士们得见天颜一个个欣喜欲狂，那些赐同进士出身的离得远，只看到皇帝的侧影，也急忙望台而拜，山呼万岁。

　　众人行礼已毕，内侍奉皇帝命向席前官员学子逐一敬上御酒，众人忙离座叩头拜谢皇恩，仁宗皇帝先饮一杯御酒，众人这才饮了酒，又离坐叩拜，三呼万岁。

　　到这时，佳肴从后面一道接一道端了上来，每上一道菜，官员进士们都要起身拜谢皇帝赏赐，这才敢用，于是御苑里人头攒动，喧哗吵嚷，这里谢罢那里又谢，虽然热闹，可这顿御宴真是谁也吃不踏实。

　　眼看开宴已经小半个时辰，仁宗皇帝有了些倦意，抬眼看着满桌精美菜肴，大多是平时吃厌了的，眼睛一扫，见桌角摆着一盘蛤蜊，于是用眼示意，内侍忙用银筷挟了两只，装在一只汝窑天青斗笠碗中送到皇帝面前，仁宗皇帝吃了觉得不错，示意再挟，一连吃了十几只蛤蜊，这才问：“此物稀罕，从哪里来的？”

　　内侍忙说：“这是下头刚贡上来的，今早才到京师。”

　　仁宗嘴里“哦”了一声，半晌又缓缓问道：“这东西价值几何？”

　　内侍忙说：“每只大约值钱一贯。”

　　一听这话仁宗立刻停了箸，把盘中的蛤蜊略数了数，又看看吃过的蚌壳，半天才说：“这一盘有二十八枚，就是二十八贯钱？怎么如此奢侈！端下去，以后不要做这道菜，下面也不必再贡了。”

　　刚才皇帝问起蛤蜊的时候，坐在两侧的官员有些已经留意，有的却没听见。可皇帝和内侍一问一答说了这么些话，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坐在两侧的人都能听到，于是所有人都停了箸往这边看过来。那些刚考中的进士们没有官场阅历，还不懂得“锣鼓听声，说话听音”的道理，见仁宗皇帝因为菜肴奢侈命人撤了蛤蜊，都觉得仁宗皇帝如此俭省节用，体恤民情，真是仁德厚道圣明无比！

　　其实仁宗皇帝未必在意这盘蛤蜊，他这些话本就是说给大臣和新入仕的进士们听的。

　　见所有人都停了箸等候训示，仁宗皇帝也放下手中银箸，把官员和进士们都看了一眼，一字一句地说道：“祖宗创业艰难，守业更难，社稷兴旺皆在节身爱民；天下败坏皆在奢侈自用。你们都是朝廷柱石，天子门生，要识进退！以身作则，为民表率，骄、奢、贪、惰四个字都要不得！”

　　听了这番训诫，琼林宴上数百人忙离席叩拜，高呼万岁。

　　仁宗皇帝站起身来，在内侍搀扶下退席而去，一场琼林盛宴也就此完结了。

　　四 恨西园落红难缀

　　嘉祐二年大考苏轼高中榜眼，苏辙也中了进士，双喜临门，苏老泉乐得嘴都合不拢了。虽然进京的盘缠不多，到这时已经拮据得很，仍然拿出几串钱到高头街找了家便宜的馆子喝酒庆祝，天都黑了才兴冲冲地回来，却见禅房门口坐着个人，看见苏家三人回来忙飞步走来，定睛一看，原来是眉山老家的一个街坊。苏洵忙问：“你怎么来了？”

　　那人结结巴巴地说：“我从家里来京师贩绸缎，顺便给苏老爷稍个信儿：夫人于四月初八日在眉山病故了。”

　　就在苏轼考中榜眼后不到一个月，其母程氏夫人病逝于家乡，到去世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已经考中了进士。得到凶信后苏轼、苏辙急忙报了母丧，父子三人急惶惶赶回眉山奔丧，到家已是十月，程夫人过世整整半年了。

　　程夫人本是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程家在眉山号称富豪，而苏家原本只是中产，加之苏洵年轻的时候游荡不学，名声实在不怎么样，然而程文应却有慧眼，看出苏洵非比常人，硬是把府上千金嫁给苏洵。应该说程文应看人的本事没有错，可惜对于人的时运，程老先生却看不透。

　　苏洵二十五岁醒悟，从此走上了正道，可他这一闭门苦读，家里的事全扔给了夫人，苏家本就不富裕，如今更是每况愈下，苏洵脾气又暴，对夫人很少体恤，心里不痛快就吵闹责骂，冷言冷语，面对这么个丈夫程夫人毫无办法，只能把泪水往肚里吞，自己平时做些生意补贴家用，好歹养大了两儿一女，又与程家攀亲，把女儿嫁给娘家侄子，哪知八娘嫁到程家一年就去世了，苏洵认定程家亏待了自己的女儿，当场与程家闹翻，从此程夫人就没了娘家亲戚，而丈夫对她的冷落比平时更甚。

　　这次苏家父子三人进京赶考求官，盘缠路费都是程夫人想办法筹措的，苏洵离家之时一如既往，对夫人颇为冷淡。

　　其实苏洵心里何尝不知道程夫人的辛苦？可苏洵太好强，脾气太硬，偏偏他这个要面子的人总捞不到一官半职，争不回这个面子，在旁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见了夫人也不好意思。越是觉得不好意思，苏洵性子越怪，脾气越坏，对夫人越不体恤，而程夫人一味顺从，忍辱负重，绝不与丈夫争执，无形中又放纵了苏洵的脾气，越发对夫人不假辞色，这一闹就闹了二十年。到今天两个儿子考取了功名，苏洵自己也渐渐找到了求官的门路，程夫人却忽然病逝，如此命苦，其根源都在苏老泉。

　　平时苏洵不是埋头苦读就是四处奔波，回到家只知道发脾气使性子，什么也没留意过，这次回家奔丧，只见屋漏篱倒，仆佣皆散，再也见不到夫人的音容笑貌，只剩一口冷冰冰的黑漆棺材架在耳房里，这才明白程夫人独立支持的是怎样一份艰难家业，回头一想，夫人为苏家持家守业，与自己恩爱缠绵，种种好处数说不尽，而这个一无是处的苏老泉竟拿自己当成天王老子，把贤惠的妻子冷落欺压了几十年……

　　有生以来苏洵第二次翻然悔悟，拜在夫人灵前痛哭失声。

　　其后的几天里，苏洵把自己锁在房里不肯出来见人，一连闷坐了六七天才渐渐缓过神来，再走出房门的时候，家人惊讶地发现，四十九岁的苏洵竟已须发灰白，好像老了十岁。

　　从卧房走出来的苏洵似乎也从悲伤中脱出身来，从此不再哭泣，而是托人变卖家里的田产财物，尽快筹了一笔钱，在安镇山下的老翁井旁买墓地安葬了夫人，修墓的时候在夫人身边给自己也准备了一处坟穴，然后拿出钱来请高手匠人塑了观世音、大势至、天藏、地藏、解冤结、引路王者六尊佛像，全部施舍给眉山县城里的极乐院，放在如来堂里供养，专为妻子超度。

　　苏洵这个人永远都是这么偏激执拗，以前他只知道读书考功名，慢待了夫人，如今知错，竟是倾家荡产为夫人操持后事，全不顾家中日后的生计。也许在此时苏洵已经暗下决心要离开家乡，离开这个人人都知道他年轻时的底细、逼得他不得不为了证明自己的本事而苦争苦斗的眉山了。

　　此时的苏家上下一片愁云惨雾，苏洵办事莽撞愣忡，根本不与家人商量，苏轼兄弟对父亲畏惧如虎，不敢过问。眼看母亲已经安葬，而苏家上下仍然一团乱麻，无人出来整理家业，已经到了将败不败的边缘，苏轼的夫人王弗忧心如焚。可她知道公公的脾气，也不敢劝，没办法，只好托人带信给在青神县的父亲，请他到眉山走一遭，一来慰问苏洵，二来提议把女儿女婿接到青神岳父家暂住。苏洵方寸正乱，也没多想就答应了。于是苏轼雇了一辆骡车，夫妻二人离开眉山跑到岳家躲清静去了。

　　王弗的娘家青神县离眉山五十多里，相传此处是古蜀国先王蚕丛故居。蚕丛十分圣明，时常穿着青衣亲到农家教人养蚕，百姓尊称蚕丛为“青神”，青神县便以此得名。青神南拥乐山，北衔眉山，西有夹江穿境而过，土地肥沃，水力丰沛，人丁兴旺，百姓富裕，正是天府里的天府，福地中的福地。

　　王弗的老父亲王方早年考取乡贡，却没出来做官，守着殷实的家业做了一辈子闲散绅士，还有个堂弟名叫王介，住在十几里外的何村。王方这人没什么出色的本事，只有一条：会酿酒，自家酿出来的酒醇厚清香，在整个青神县都有名气。早年也曾在县城里开店卖酒，后来嫌麻烦，把摊子收了，从此这好酒只有王家人才喝得到。

　　此时已到嘉祐四年春末夏初，冷风淫雨渐渐收了，到中午已能觉出些暑热。这天吃过午饭，王方叫夫人准备些酒菜卤食，把家里的好酒取了两坛装进褡裢，牵了条毛驴驮着，叫上儿子王愿和女儿女婿一起到瑞草桥边野餐纳凉，又唤过一个庄上人，让他到十几里外的何村去请弟弟王介一家也来见面。

　　这边王方背着手儿走在前头，王愿牵着驴和苏轼、王弗跟在后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闲话。走了几里路，王弗脚疼得撑不住，只好骑在驴背上先走，苏轼和王愿说说笑笑不觉落在后边，却见山石缝里流出一道泉水，就在路旁汇成小潭，王愿上前捧水来喝，苏轼也学着样子喝了两口，才入喉便觉一股冷气直浸肺腑，不甜，不苦，不浊，不硬，滋味奇妙不可言喻。再看潭水，深不足一丈，清可见底，潭底的黑石头上盖了一层翠绿青苔，却长不出水草，石缝里隐约可见一个簸箕大小的泉眼，咕嘟嘟地冒着气泡儿，无数细线般的小鱼在泉眼旁游弋，忍不住在潭边多看了几眼，正走过去，忽听潭里“扑啦”一声水响，忙回头定睛一看，只见水花翻滚处隐约现出两条鲤鱼，一黑一红，在水面上打了个滚儿慢悠悠地沉了下去。苏轼忙叫王愿：“快看，水里有鱼！”

　　听到叫声王愿回头一看，水面上只剩几圈涟漪，根本看不到鲤鱼的影子，就笑道：“哪儿有鱼？”

　　“刚才在水面上翻了个花，沉下去了。”

　　王愿摇头不信：“这潭水又清又冽，瘦得很，根本养不活鱼，你能看见鲤鱼才怪。”

　　“你看水花儿还在……”

　　“是你往水里扔了块石头吧？”

　　苏轼这个人天生爱争辩，听妻兄说他往水里扔了石头，顿时不依不饶，拽着王愿的袖子说：“水里确实有鱼！难道我还骗你？”生拉硬扯，非让王愿和他一起蹲在地上，两个人瞪着四只眼望着潭水，定要看见鲤鱼才罢。

　　就这么蹲了好一会儿，两人都累得腿脚酸麻，王愿几次起身要走都被苏轼硬拉回来，守候了能有小半个时辰，隐约只见水底金鳞涌动，一条约有三四两重的红鲤鱼从泉眼里慢慢浮了出来，就在离水皮半尺左右的地方打转。过了一会儿，又有一条稍大些的黑鲤鱼浮了上来，一直升到水面上，把嘴贴着水皮儿唼喋不止，游动片刻，慢悠悠地沉了下去，就此看不见了。

　　见了这两条鱼王愿目瞪口呆，眼神中似有惊慌之色，起身拉着苏轼就走。苏轼忙问：“急着走干什么？”王愿不答，只管扯着他疾走如飞。

　　不大功夫两人已经走到河边，不远处一条石桥飞跨河岸，桥上藤萝如织，青苔斑驳，就是青神县里出名的瑞草桥，也不知是哪一年的古物了。河岸边草地上铺了一块青布，酒食都已摆好，王愿走上前压低声音对父亲说：“刚才我和子瞻从猪母泉边过，看见那两条鲤鱼了！”

　　听王愿说看见鲤鱼，王方十分惊讶，忙问：“真看见了？”

　　“清清楚楚，两条鲤鱼，一黑一红。”王愿指着苏轼，“是他先看见的，当时我也不信，他就上前去唤，不大功夫两条鱼就游出来了。”

　　见岳父妻兄都把潭水里的两条鲤鱼如此看重，苏轼有些不解。王方把苏轼看了几眼，这才慢慢地说：“听老辈人说猪母泉底直通夹江，泉水里住着两位龙子，偶尔化身鲤鱼出游，一瞥即去，常人无缘得见，想不到你一唤即出，这可真是怪了。”

　　猪母泉里居然住着真龙，不但苏轼不知此事，就连夫人王弗也没听说过，听王方提起都很惊讶。苏轼忙问岳丈：“既是龙子，怎么看着只有几两重？”

　　王方笑道：“真龙无形，随心幻化，江海之中身长百丈，在这泉眼里伸展不开，只剩一拃长了。”

　　王方这话一半是开玩笑，一半是给女婿凑趣儿。可苏轼这人天真得有趣，竟有七分信了，低头凝想。王弗见丈夫被娘家人捧得这么高，心里得意，满脸喜色。只有王愿看妹夫这么露脸心里有点酸味儿，就换了话题，指着眼前的河水笑道：“《论语》里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想不到咱们这几个人竟应了曾点的境界。”

　　王愿这话说得极好，苏轼忙接过话头：“蜀地山河灵秀甚于沂水，这两坛好酒曾点也无缘享受，你我今日之乐比古代圣贤有过之而无不及。”

　　年轻人说话狂放不羁，自比圣贤毫不客气，王方是个稳重的人，并不附和他们，王弗却在旁笑道：“曾点他们‘浴乎沂，咏而归。’你们有酒无诗怎么跟古人比？”

　　王弗这话明是揶揄，暗里却是听出王愿话里带酸，故意让苏轼现场作几首诗，在兄长面前好好争个脸面。苏轼毫无心机，想不到这里，王方却已明白，立刻接过话来：“以贤婿文才诗都是现成的，不妨做一首，水酒诗肴更有意思。”亲自取过纸笔等着为女婿录诗。

　　这时苏轼已经喝了两碗酒，面红心热，也不推辞，略一沉思就吟咏道：

　　“江寒晴不知，远见山上日。

　　朦胧含高峰，晃荡射峭壁。

　　横云忽飘散，翠树纷历历。

　　行人挹孤光，飞鸟投远碧。

　　蛮荒谁复爱，秾秀安可适。

　　岂无避世士，高隐炼精魄。

　　谁能从之游，路有豺虎迹。”

　　苏轼一生追求复古，诗作讲究朴实雄奇，现在年纪轻，词句稚嫩些，略带模仿的痕迹，可也正因为略有模摹，写的诗幽暗深长，古韵盎然，收束时奇思涌现，“谁能从之游，路有豺虎迹”一句将内涵推至高远。王方也是个风雅人物，把女婿的诗又看了两遍，双手一拍，击节咏唱起来，歌声苍凉清远，正与云水相合。苏轼也忍不住低声吟唱，只是声音不敢压过岳丈。

　　一曲唱罢，河边四人皆有微醺之感。王方对女儿笑着说：“怎么样，‘浴乎沂，咏而归’不过如此吧？”

　　听了这话王愿心里略有不甘，在旁笑道：“曾点是个布衣闲人，妹夫却已高中榜眼，马上就要做大官了，虽然有好诗，心境毕竟与曾点不同。”

　　蜀人多是爱争高下的脾气，苏轼尤其如此。听妻兄这样说立刻接了过来：“曾点一生闲散，唯有‘浴乎沂，咏而归’的意境，我将来做了官，上可为民请命，下可造福桑梓，五十以后辞官隐居，照样得一个闲散清静，在这上头曾点反而不如我。”

　　苏轼善辩，王愿说不过他，只好住了口。想不到王弗却在一旁淡淡地说：“我看曾点是个真闲散，你这当官的是个假闲散……”

　　苏轼正辩得高兴，想不到夫人竟不向着自己，反帮兄长说话，忍不住问她：“怎么叫真闲散、假闲散？”

　　王弗笑道：“真闲散是心里无思，有田种田，有饭吃饭，当睡就睡，愿醒便醒，这些好处当官的哪里享受得到？你看这个‘官’字，上面压着皇帝这个‘大帽子’，把天都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下面又有两张嘴，一张嘴用来巴结上司，谨小慎微战战兢兢，一张嘴用来训斥下属，颐指气使声色俱厉，满眼都是官司，满心都是算计，当然是个‘假闲散’了。”

　　王弗平时贤惠温顺，一句话也不多说，其实她心里的主意比丈夫还大，现在认真辩论起来，竟把苏轼驳得说不出话来。

　　眼看丈夫被自己抢白得没话说，王弗顿时后悔了。

　　女人们的心思都差不多，个个希望丈夫有真本事，能出人头地；可真摊上一个有本事的男人，却又怕他有朝一日富贵尊荣就变了心。王弗嫁的这个男人本事太大，人又如此风流倜傥，这么个人将来一定会得到富贵，以他的性情才气，富贵之后也难免要分心……

　　王弗太聪明，事情想得远，每念及此心里就慌乱，平时不敢多想，也不敢多说，今天与娘家人同坐，话又正好说到这里，忍不住发了一番议论，话一出口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王弗话里的酸味儿连父亲都闻出来了，当着女婿的面都觉得不好意思，一时接不上话头，苏轼年轻鲁直，想不到这么深，只是有些不痛快，一时间四个人都没话说了。

　　愣坐片刻，苏轼对王方笑道：“大人在这里歇着，我到近处走走。”走上河滩钻进树林里去了。

　　这时红日西斜，天近黄昏，暑气消退，轻风瑟瑟，树木清气里浸着一层淡淡的果香直透肺腑，脚下绿草芳软，轻飘飘得，好像一步步往半天空里走去，脚边就是河水，枯叶如舟绿叶如筏，夹着一两点金黄的落花，无声无息，水波不兴，静如冥漠，使人想入定去。偏有不知名的鸟儿就在背后树阴里鸣声铮铮，喧不喧，静不静。

　　苏轼在草丛里和衣躺下，双眼微闭，任阳光映透眼帘，只觉四肢百骸无不熨帖，忽然有了几段句子，懒洋洋地不想收集，任凭这些文字在心神外飘来荡去，哪知无心采撷，反倒越发明白，渐渐集成了一首《水龙吟》。

　　诗言志，词言情，苏轼是个有志向的人，平时诗写得多，词却不精熟。今天这些句子不是想出来的，是它们自己从树林里飞出来、草叶儿里钻出来，十分难得，凝视暗想，豁然贯通，又在心里念了七八遍，改了两三字，已成了文，满心欢喜，睡意尽去，起身又往树林深处走去。

　　哪知刚走两步，林子里迎面走出个女孩子来，穿一件湖绿色衫子，长长的青丝梳成一个齐整的百合髻，看着能有十四五岁年纪，生得娇俏玲珑，肤色润白如雪，衬着颊上一坨胭红，圆圆的脸儿，双目灵动异常，好像羊脂玉盘中盛着两枚黑琉璃，让人不由得注目去看，和苏轼撞了个对面，两人都是一愣，那女孩儿把苏轼从上到下看了两眼，忽然问他：“有诗吗？”

　　给这个没见过面的女孩儿迎头一问，苏轼顿时呆住了。女孩儿看着他的呆样儿，忍不住哧地一笑，忽然羞得满脸通红，回身钻进树林里，只见翠绿衣裙在枝叶间一摇一摆，转眼已经不见了踪影。

　　到这时苏轼还一个人呆站着，一时竟不明白自己刚才遇见的究竟是人，还是什么山精树灵忽然显出形来，又一下子消逝了。回想猪母泉里那两条神奇的鲤鱼，越想越觉得古怪，虽然心里并不害怕，到底不敢往树林深处走了，一个人慢吞吞地回到河边。

　　等苏轼回到河边，王方的堂弟王介已经到了。

　　王介的个子比兄长矮了半头，浓眉方口，粗手大脚，肤色黝黑，说起话来嗓门儿像打雷一样，看着不像个读书人，纯是庄稼汉的作派，手里端着半碗酒问苏轼：“你刚才在猪母泉里看见鲤鱼了？”苏轼忙点头称是。

　　王介把酒一气喝了，放大了嗓门儿说道：“以前这里没有泉水，有一年大旱，乡下人看见一头千把斤重的母猪从林子里出来趴在路中间，谁赶也不走，就请个道士做法画符，母猪这才起身，就在它趴着的地方冒出一股泉来，不管什么样的大旱，泉水从来不干，当地人就叫它‘猪母泉’。又传说泉水里有两尾鲤鱼，是龙子化身，平常人根本看不见，想不到你竟能把两个龙子请出来，看来你这娃儿不是平常人！”

　　猪母泉鲤鱼现身确实是个稀罕事，刚才岳父当面赞他，现在王介又这么说，苏轼心里十分得意，嘴上却说：“这也没什么。”

　　正说着话，又有两个人从山坡上走过来，走在前头的一个男孩儿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另一个穿绿衣的女孩子跟在后边，脸色绯红，低着头不敢正眼看人，细看之下，正是在树林边跟苏轼讨诗的那个人。待走到近前，男孩儿上前和众人见礼，称王方为“叔父”，王愿为“兄长”，也叫苏轼一声大哥，女孩儿却羞怯异常，一句话也没说，就在王介身后坐下。

　　到这时苏轼才弄清，原来刚才碰上的女孩儿是王介的女儿，也就是夫人王弗的堂妹。眼见这女孩儿满脸羞涩，不敢和旁人讲话，只躲在边上和王弗说悄悄话儿，觉得有趣，不觉把她多看了两眼，不想那女孩儿也正抬头看他，两人目光一对，女孩子赶紧扭过头去。

　　王介一来，酒席上的气氛就不同了。

　　王介酒量极大，人也豪爽，连喝了几碗酒来了兴致，指手划脚大谈时事，说起蜀地捐税之重，生民之苦，忍不住大发感慨：“大宋朝当官得太多！戴乌纱的几十万，人人伸手向国家讨俸禄，宰相月俸三百贯，参知政事两百贯，尚书、侍郎五六十贯，九卿三四十贯，全算起来，当俸禄一年就有上千万贯！这些钱都从百姓身上弄，又有边患，朝廷要养兵，这些钱也从地方上出，年年加赋！地方官又偷着从百姓身上拨毛，庄稼人土里刨食，每年所得都有定数，朝廷赋税几年就涨一倍，试问一个农夫有什么办法能让地里多长出两倍三倍的庄稼？结果一逼即死，破产倾家！别的地方不说，单是青神一县逃亡百姓就数以千计，这还是天府之国富裕地方，那些穷地方的百姓怎么过日子？真是连想都不敢想了。”

　　中国人自古就以“莫谈国事”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