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关系？

　　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关系？

　　《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先生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一篇演讲稿。后来收入他的杂文集《坟》。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敏锐地扑捉到了“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并揭示出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对于中国而言，改革详见让子弹飞，详见知乎某评论最高赞。改革就意味着给每一个人洗脑，还要把那些不愿意改变的人清理干净，这就是政治。

　　日本就是脱亚后的现代社会，印度就是传统社会，中国就是在十字路口徘徊的少年。亨利七世、拿破仑、俾斯麦、明治、彼得大帝都以反传统而著名，反之印度则很好的保留了自己璀璨的文明。印度没有文化大革命，永远成不了中国。如何评价「印度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扫除思想流毒」的观点？ - wuweilxl 的回答

　　看完以后，感触颇多，于是决定重新写这一篇文章。

　　1、英国对社会的改造。

　　应该写伊比利亚主义和萨拉曼卡学派，但是中外研究西方历史的都是从马丁路德开讲，为了不体现我标新立异的特质，于是开始从亨利七世改宗开始讲。现在的人啊，想改革，却死抱着教条不放，想改变，却不愿去改变。人啊！什么是伊比利亚主义？

　　马丁路德写了九十五条纲领，满满的都是爱。罗马派去宗教警察，德国或者说当地的贵族保护了马丁路德，于是新教诞生。新教在英国的名称叫圣公会，圣公会的主教不是别人，就是要离婚的亨利八世。对于前面课程拉下的同学，不懂的请去百度。亨利八世要改宗了！

　　不自由，毋宁死。英国的国王亨利八世为了当国王，娶了他哥哥的老婆，而且这个老婆还比他大六岁。你说见面叫达令，还是叫嫂子？亨利八世就像吃了一个死苍蝇一样，成为人们饭后的笑柄。最要命的是圣经教义上写，兄娶哥嫂必绝后。巧的是亨利八世和他的王后只有一女，其余五个孩子均夭折。于是亨利八世开始寻求改变，他向罗马教皇求助，可西班牙是当时的强权，英国的力量还很弱小，教皇不敢得罪西班牙，于是不批准离婚。

　　逼急了的亨利八世，干出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他自己当教皇，成立了圣公会（即新教）。首先，为了获得基层民众的支持，大搞民主，获得了社会基础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其次，利用英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大搞排外。最后，启用一批基层干部，比如说商人克伦威尔、低级教士托马斯·克兰麦等，策动了一系列宗教改革。国王宗教改革导致既得利益者大清洗，导致旧贵族、旧官僚、原有的教会组织和旧的生产关系同时被消除，为英国的文艺复兴、思想解放和资本主义发展铺平了道路。对内他利用基层民主和民族主义情绪，坚决镇压旧贵族，意外的完成了英国的统一。对外他倒戈法国，利用法国和西班牙的矛盾从中渔利。在宗教改革方面，亨利八世开始刊印英文版的圣经，原来的圣经都是拉丁文，目的就是为了教会垄断宗教的解释权，这一次教会被彻底的革了命。伴随着宗教改革的是残酷的思想清洗，英国共有七万多人被杀，占到了英国总人口的2%。由于内战期间，他发现传统的政府不能处理大量的内政工作，于是进行了政府改革，现英国的财政大臣等等，就是当时设立至今。为了获取基层民众的支持和新兴中产阶级的财富，他允诺，议会将有更大的权利，议员将获得司法豁免权，这就是议会政治的雏形。

　　但是亨利八世绝后是肯定的。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十五岁就逝去，接着爱德华六世的姐姐玛丽上台。玛丽有着非常坎坷的人生，所以导致性格扭曲，她又号称血腥玛丽，她不喜欢砍头，她喜欢烧死人。她要在英国恢复天主教的统治，不管死多少都在所不惜。1558年11月17日，42岁的玛丽逝世。她的妹妹伊丽莎白继位，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女王大人。他为了英国不被当成嫁妆，出售给其他国王，终身未嫁。当然也有另外一说，是她有一段不幸的恋情，然后看破红尘。莎士比亚在舞台上辱骂、讽刺、挖苦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在台下微笑面对，假如在地球其他地方，早被砍头了。这也是为什么只有英国才有莎士比亚，因为他们有伟大的女王伊丽莎白。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其实就是“童贞女王”的意思，说的就是伊丽莎白。1588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求婚不成，于是派出了无敌舰队，结果惨败，自取其辱。1620年，一船载着102个清教徒的五月花号在大西洋西岸靠岸。你不得不说亨利八世是一个伟大的人。慈禧又不找男人，犯得着改宗吗？

　　2、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必须要放弃的，包括汉语、汉字，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假如不懂法语，你出门都好意思和人打招呼。他办工厂，发展贸易，发展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同时改革军事，建立正规的陆海军，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他干这些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答：出海口。

　　以前有个屌丝叫俄罗斯，地图上都找不到他在那。俄罗斯有个君主叫彼得，彼得大帝对现代化非常的仰慕，他亲手把自己想恢复俄罗斯传统的沙皇太子阿列克谢拿鞭子抽死。大帝为了俄罗斯能有一个出海口，和当时的北欧强国瑞典干上了。

　　上图为彼得一世（沙皇）亲自带队冲锋。

　　最后的结果就是。

　　然后。

　　瑞典的少年国王查理十二，用区区八千人，打败了沙皇彼得的三万五千人。败，肯定失败了，但彼得大帝不投降，最后俄罗斯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最后用一种另类的方式赢的了战争，赖!最后获的了梦寐以求的出海口，彼得大帝立刻就把神都迁至空旷的彼得堡。以后的什么拿破仑、希特勒，俄罗斯都如法炮制，所以都是如此下场。这就是大帝的风采，你再看看那个莫斯科的屌丝，你就懂了，人和人的差距为什么就这么大呢？

　　这是圣彼得堡。

　　所以我建议广西、辽宁问彼得大帝，为了一个出海口，搞的国家的现代化陆军全军覆没，差点亡国，有必要吗？假如广西和辽宁经济发展起来了，那才叫逆天，那才叫没天理。

　　面对俄罗斯的崛起，反应最及时的就是英国，假如不是日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那今天统治世界的就是俄罗斯，而不是美国。

　　3、法国崛起。

　　拿破仑之伟大，不在于纵横欧洲，而是为什么拿破仑可以纵横欧洲？

　　法兰西血腥的大革命相当于中国的文革，类似于彼得大帝用皮鞭抽死自己的儿子，类似于亨利七世的宗教清洗，终于新的思想和既得利益者的被清洗，为拿破仑的崛起铺平了道路。拿破仑因为镇压反对派有力，而最终登上舞台，他曾下达过一条著名的指令：“让驴子和学者走在队伍的中间。”拿破仑热衷于军政、教育、司法、行政、立法、经济方面的改革，最著名是于1804年正式颁布实施了《拿破仑法典》，法典由拿破仑下令起草、制定的，许多条款都由拿破仑本人亲自参与讨论，并最终颁布，基本上总结、归纳了法兰西共和国大革命时期所提出的比较理性的基本原则、精髓。该法典最终成为大陆法体系，成为俾斯麦写《德国民法典》的基础，与亨利七世的英美法系并列。法国的崛起源于对传统文化的鞭笞和破坏。

　　4、德国崛起。

　　苦战胜于强耕。日本人的军国主义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1198年3月5日，条顿骑士团成立于阿卡，应波兰讨伐异教徒的请求进入普鲁士地区。经过五十多年的屠杀，1285年，条顿骑士团最终征服普鲁士地区，迫使普鲁士人改信天主教。1512年，来自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当选为条顿骑士团总团长。1525年他宣布改信路德宗教，从而切断了与骑士团名义宗主罗马梵蒂冈的联系，随后宣布将条顿骑士团世俗化，改为普鲁士公国自任普鲁士公爵。1809年拿破仑入侵，普鲁士公国国灭，条顿骑士团正式成为一个宗教慈善组织。条顿骑士团为了吸引外来移民，采取的经济政策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市场经济，他的具体措施就是自由市，充分利用了周边国家的人口红利。

　　普鲁士地区古代的居民我们姑且把它称为普鲁士的日耳曼人。1740年腓特烈二世即位，在他20多年的铁腕统治下，普军人数由原先的7万人激增至20万，占全国人口9.4%，军费开支每年要花去政府全部预算的4/5。有人这样描述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对普鲁士而言，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普鲁士的军械都是外购，于是腓特烈二世免税补贴发展军工，组建了总参谋部，发展了战争全民动员，都说俄罗斯是战斗的民族，我认为这个头衔普鲁士更加合适。随后是腓特烈二世的侄子腓特烈·威廉二世继承王位，对于普鲁士而言，国王的唯一作用就是战争。1861年腓特烈·威廉四世逝世，摄政王即位，称威廉一世。 1862年9月22日，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担任首相。

　　俾斯麦一上任，就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他鼓励国王：“既然我们迟早是要死的，能不能死得更体面一些？……陛下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奋斗！”从此赢得了威廉对他的政策的坚决支持。建立了一个专制帝国，其统治基础是普鲁士军国主义外加容克资产阶级，构建以务实作风和民族沙文主义为精神的现代德国。为统一德国，不惜让奥地利退出德意志联邦，对内休养生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了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法律的国家。对外谨慎用兵，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都是通过谈判桌来获得。德国从精神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二战后美苏虽然瓜分德国，但德国仍然还能够重新统一（欧洲历史上有多少国家消失就没有在出现过）。在自由市的经济基础上，对于城市普鲁士管理相对宽松，对于农村，普鲁士剥削农村发展城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容克资本。因为普鲁士需要军械，所以第一批现代化工业和中国类似都是师夷技长以制夷的军工。对于有一技之长的外国移民普鲁士也是热烈欢迎，当法国迫害异教徒（新教）的时候，信奉新教的普鲁士热烈欢迎之，这也是普鲁士第一批手工业者。

　　德意志兰的人从来都不是爱好和平的人。俾斯麦上台后，威廉一世于1871年1月18日，即普鲁士王国成立170周年纪念日，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登基，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宣布建立以普鲁士王国为首的德意志帝国，即所谓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德意志的意思是一个地区不同民族的雅利安人，没有民族的意思更不是地名，公元920年东法兰克王国的国王改国家名称为德意志王国，德意志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的形式出现，法俄1807年提尔西特合约，以易北河为界瓜分了德意志的土地，英、法、俄、这些国家之间虽然矛盾重重，但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惊人的一致就是绝不容许德意志统一。尽管德意志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后统一了许久，面对德国不同的民族，席勒还一再的高呼德意志在那里？顺便扫个盲：德意志不是德国的意思（就像把中国叫瓷器一样），假如一定要牵强附会，德国人把德国叫德意志兰的，意思是德意志的土地（德意志地处欧洲十字路口，建国又短没有明显的国境概念，这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边境问题）。

　　罗马的强大和奴隶有什么关系？这个时候整个德国就是一部专制的军事机器，1625年普鲁士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天朝不一样的是农民起义被残酷的镇压了下去，等待农民的是更加残酷的统治。当德国剥削完最后一个农民，德国进入了现代化国家之列。与之相对应的是，普鲁士的容克集团多为贵族、地主、大商人出生，所以鲜闻贪污，行政效率极高。条顿骑士团为了吸引外来移民，采取的经济政策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市场经济，他的具体措施就是自由市，充分利用了周边国家的人口红利。在自由市的经济基础上，对于城市普鲁士管理相对宽松，对于农村普鲁士剥削农村发展城市。因为普鲁士需要军械，所以第一批现代化工业和中国类似都是师夷技长以制夷的军工。对于有一技之长的外国移民普鲁士也是热烈欢迎，当法国迫害异教徒（新教）的时候，信奉新教的普鲁士热烈欢迎之，这也是普鲁士第一批手工业者。对于劳动力不足，普鲁士动用了大量的囚犯，这个并不是二战才有的，德国对人力资源有着特别的认识，原始资本积累都是带血的。

　　话说德国历史上就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国家，甚至没有统一的文化和制度，德意志的意思是日耳曼人（种）的土地，在德意志这个地区有两个强大的国家，他们分别是布鲁士和奥地利，他们都希望借船出海，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参与世界竞争和角逐。普鲁士的首相俾斯麦利用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纯熟的使用外交手段，利用英国光荣孤立，割地换取法国局外中立，与俄国达成准同盟，与意大利形成攻守同盟。一次次吞并周围小的国家和地区，等法国和英国反应过来，德国已经彪悍的无以复加，最终德意志帝国形成了。奥地利则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利用奥斯曼对匈牙利的入侵，获取匈牙利贵族的支持，行成了奥匈二元帝国。俾斯麦在普法战争后，为了防止法国报复，与俄罗斯、普鲁士、奥匈帝国、意大利形成复杂的同盟关系，达到了包围和孤立法国的目的。1888年3月9日，与俾斯麦共患难的威廉一世病逝，99天以后，威廉二世即位。蠢货就有蠢货的特征，他不甘心与首相分权，首相反对的他全部支持，比如说推翻他的统治，组建魏玛共和国的社会党人；他不甘心首相打压军部，给军部更多的权力和财力，乃至最后军部尾大不掉，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德意志的国家战略一直以外交为主，军事为辅，他上台后大肆扩充海陆军，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是合理、有限的使用武力，他的铁血政策向全世界宣战；他也不甘心英国骑在他头上称霸海洋，他要打造自己的无敌舰队，虽然他需要维护的海外领地少的可怜；他还认为普法战争后法国割地太少，他向俄罗斯宣战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法国割让土地，并保持局外中立；他认为俄罗斯太贫弱根本不能称之为盟友，盟约到期后他懒的知会俄罗斯，他甚至认为假如他对俄罗斯宣战，英国、法国都不敢参与其中；可事实却是所有的事情都和他想的不一样。战后这两个自视甚高的帝国，一个被肢解，另外一个被削弱。法国要求把德意志也像奥匈帝国一样肢解，英国人却担心德意志被肢解后没人制约法国，这个时候德意志的命运不过是人家手下的小算盘，想存既存，想灭即灭。只是英国人没有想到德国的再次崛起，会把一个曾经的超级帝国拉下马来，并把几百年来人类建立的日不落秩序破坏的一干二净，否则德意志将在1918年11月11日将被英国毫不留情的肢解。作为战犯，曾经的威廉二世躲在没有引渡条约的荷兰，拒绝出庭受审，在那个无人问津的小城堡里度过自己无聊且悲惨的一生。

　　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开始走下坡路，但德国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强国，因为俾斯麦留下了《德国民法典》。

　　5、明治维新

　　讲明治维新前，我们先要讲倒幕运动，倒幕运动相当于彼得大帝用皮鞭抽死自己的儿子，类似于亨利七世的宗教清洗，法国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清洗，这才是问题最关键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洋务运动会最终失败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势必不能与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相触动。中国的清王朝没有改变政治体制，仿日本实行君主立宪，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为清朝的灭亡铺下了最后一块砖。

　　日本资本主义革命：黑船来航（1853）——安政大狱（1858）——樱田门事变（1860）——文久政变（1863）——池田屋事变（1864）——禁门之变（1864）——功山寺起义（1864）——四境战争（1866）——明治天皇登基（1867）——小御所会议（1867）——鸟羽、伏见之战（1868）——江户无血开城（1868）——北越战争（1868）——“奥羽越列藩同盟”瓦解（1868）——箱馆战争【五稜郭之战】（1868——1869）——西南战争（1877）

　　《五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三、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四、破历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

　　表现了新政府改革封建旧制度的和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和维新政体书一起明确了日本走现代化道路的方向。

　　（摘自《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第696——74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86年4月于上海文化研讨会的演讲

　　我谈三个问题：一是谈谈什么叫文化——现代文化学所理解的文化概念。二是谈谈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对中国文化传统形态的基本分析。三是谈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作为一个导语，我首先谈谈我对当前文化研究热的理解。

　　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出现文化热，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种文化热从历史来看，在中国现代史上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五四运动时期，这一次是在现在。如果从历史时代上看，这两次文化热好像有许多不同点，但是从这两次文化热讨论的中心看，则又有一些共同点：第一都是围绕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估价和再认识，第二又都是围绕着对待西方文化的估价和认识。第三，这两次文化思考，又都导源于一个共同的历史主题，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文化，从历史看确实和西方有很大不同点。

　　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中国人在文化上具有一种非常高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主体意识。我们为中华文化而骄傲。这种自豪感早在二千年前已经产生。大家知道，古代的中华民族称作华夏。为什么叫华夏？古人说：“华，日华也”、“光华也”、“荣华也”。“夏，大也。”（《尔雅·释诂》）。汉朝人杨鹙说：“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所以称名华夏。华族就是光华之族；夏就是大，大国之号。唐孔颖达说：“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典）章之美，故谓之华。”我们的国号叫中国。在历史上还曾经叫做“齐州”，曾经叫过“冀州”，叫“中华”。这些国号，如果从文字学角度考查的话，古人说：齐，就是肚脐之脐的通假字，人身之中称脐，而天下之中即称齐州。所以齐州就是中州的意思。冀州在古文字中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帽子，即首领；另一种认为冀也是齐的通假字。所以无论叫齐州、冀州、中国、中华，从名称上来讲，它们都是来源于中国人的一种地理中心的观念。而这种地理观念实际上又不仅是一种地理观念，也是一种文化观念，就是说，认为我们中国所处的这块土地，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是处在天下大地的正中心位置，也是处在世界一切民族文化的正中心位置。而环绕着我们的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古人认为他们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夷蛮戎狄，都是一种轻蔑性的贱称。我们认为他们在文化上是远低于华夏的。战国末赵武灵王要变法，“胡服骑射”。他的叔父公子成反对说：“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所说正反映了这种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

　　最有趣的是，直到明末清初，在欧洲传教士带着新的世界地理观念来到中国，告诉中国人这种地理文化观念是错误的时候，当时的正统观念仍然拒绝相信，并且坚持这种自居中心的观念。例如清初有一个官僚曾专门编了一本号称《圣朝破邪集》的书，书中针对西方人的地理观念说：“中国当居正中，而置偏西，……其肆谈无忌若此！”

　　为什么我们的祖先过去会形成这样一种奇特的地理观念呢？这与中国所居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的。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文化在古代的中心地区是在黄河中下游平原这个地方。这个地区有一个独特的地理形势。这就是三面环山，一面环海，这些山脉之间虽然有一些开口，但就总体观之，则构成了一个被高山大海所隔绝的封闭地理环境。这块平原的北部是燕山山脉。西部是太行山和秦岭山脉。南部有大别山、黄山山脉直到东海滨的杭州湾。平原的另一端是海岸线——渤海、东海。这是一块很大的平原丘陵地域。这块地域在上古时期气候湿润温暖，林木茂盛，土地肥沃，所以非常适于发展农业。远古时候来自中国四方一一东、南、西、北部的很小的部族，带着他们的文化汇集开辟、定居在这块中心平原地区，成为我们华夏民族的先祖，发展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文化系统。这个时代，从仰韶文化到夏代。后来几干年的历史，就是以这块中央平原为核心，向外扩张的历史。而在我们祖先的这个农业文化圈外缘，自秦汉以来直到明清，虽然我们民族遇到过多个在武力比华夏强的游牧民族，但在文化形态上，却从来没有遇到过比我们先进、比我们水平高的对手。也就是说，华夏文化在几千年里，是在一种虽然不断有异族落后文化的冲击，却没有遭到先进文化挑战和对话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中国历史上外交概念，实际上主要是和周围那些比我们落后的游牧民族或模仿我们的农业民族打交道，是以大国自居，招抚或绥靖远夷、接受贡纳的外交史。即使对那些武力暂时强过中国的游牧族，如匈奴、突厥、吐蕃、女真、蒙古，我们也一直处于一种文化心理的优势地位。离我们稍近的南亚地区，有一个印度文化。但印度从整个历史看，到英国把它统一起来以前，它一直是在政治、宗教上处于分裂状态的许多小邦。武力也不强大。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农业文明，并不.比中国先进。所以虽然我们从印度人那里学习过佛教艺术和一些哲学、思想，但在文化上，总的来看，它并不成为我们的对手。

　　因此直到1840年以前，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种被群山和海洋割断、包围的形势中，在一种封闭、自足和自我中心的文化心态下发展的。由此形成了中国人在文化上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观念——这种观念直到文化革命中，又一次以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形式重现过。从好的方面来说，这是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自信、自尊和自豪感。但从坏的方面说，中国文化心态的那种封闭心态（包括闭关锁国、惧怕污染），那种自我中心心态，实际上也是几千年文化封闭隔绝而形成的顽症。

　　但是到了1840年，中国文化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就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列强。当这些西方人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刚开始和中国人通商的时候，我们是很看不起他们的。明清皇帝，特别是清朝，仍然用过去看待那些文化比我们落后的蛮夷的眼光看这些西方人。尽管早在18世纪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西洋人在工业上、技术上、科学知识上，有好多比我们先进的东西（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人知道这一点，如明末的徐光启，他对这一点印象相当深刻），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仍然很有自信心，而对于西方文化则表示排斥和蔑视。

　　第一，我们认为他们的一些国家都很小，从农业国那种田多、人多、则富强的传统价值观判断他们，从而认为他们土地面积小和人口少，所以国力自然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殊不知在工商业社会中，决定国力强弱的已经不是这一种标准了。另外再加上我们历史上自秦汉以来一直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我们看不起这些异国商人，也看不起这些以工商立国的西方国家，所以在文化上对他们就有一种先验的鄙视。

　　一直到1840年和1857年的两次鸦片战争，我们强大的帝国海军和陆军，被实际上只由几千人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击败。他们的远洋舰队，在我们的海域内从广州一直打到长江口，打到南京城下，订立城下之盟，占领了我们的许多要塞，屠杀抢掠我们的几座城市如舟山、镇江等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中国人才得到猛醒，开始意识到过去那种中国天下第一的观念有了问题。因而对于这些洋鬼子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但是从那时以来，一百年来我们一直不大能调整好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对这种外来而比我们强大、先进的文化形态，我们一则以惧，二则以敬，由此产生了一种既畏惧、又不得不学习的矛盾心态。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们分析中国人的两个词“土”和“洋”，就可以看出这种矛盾失调的心态。土，表示土生土长，本地的，中国固有的。它既是贬意词，表示落后、不开化、不发达，但又是褒意，表示有根的、我们自身的。洋，表示外来的、西方的。它既是褒意词，表示先进、华丽、高级，又是贬意词，表示非中国的、应当排斥的。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认识到，正如马克思所讲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出现了开辟世界市场的需要。那些落后民族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地被纳入了一个世界性经济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要求中国改变它原来那种封闭的状态和地位，要求我们以一种新的姿态去进入这个扩大了的世界。但是我们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却在很长的时间内根本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以至直到今天，恐怕还是一个问题。由于长期的愚昧自足和闭锁状态，我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相当缺乏一种现代的世界观念。

　　所以尽管我们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从1840年以后魏源、林则徐那一代人算起，到今天已经一百五六十年了，我们民族为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民族都要大得多，惨重得多；大家看一看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一代一代的先人，的确是前仆后继、流血奋斗、不怕牺牲、不仅战死在疆场，而且屈死在牢狱中，抛头颅洒热血，死了不知多少人！但是我们的现代化的成效却可以说是比世界上的许多民族要低。

　　我们可以看一看日本。日本在19世纪中叶以前，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一个比中国落后，并且长期向中国学习的小国。1853年7月8日，美国的一支远征舰队第一次航抵日本，用大炮敲开了日本的门户。请大家注意，这要比中国晚13年。但是这一事件刺激了日本人的革新精神。当时的日本政府立刻意识到一个必须变法的问题。他们当时就在一封文告中这样讲：“对我们来说，继续泥守古法，似乎是误解时代的精神。”由此导致了明治维新。自1854年至今不过130年。130年前的日本人，第一次见到美国开来的轮船、大炮，美国人带来的火车玩具、照相机，诧为见所未见的奇器奇术。而在130后的今天，日本的汽车、相机、电子产品，却全面地占领了美国市场，以至不久前美国和日本签订协定，由日本人培训福特公司的几千名汽车工人。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由此可以深思一个问题，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说中国社会主义不过几十年，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所以我们目前的落后是不足为奇的。这种自我麻痹的论调我以为很要不得！这是自欺欺人的！实际上，如果从追求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人比日本人还要早。但是日本人大大地成功了。他们已经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的第三大国。而就幅员的狭小和人口压力的巨大来说（他们的人口压力和密度，实际上远过于中国。因为他们的面积只有37.7万平方公里，人口却是1.1亿。我们是960万平方公里，10亿人，他们的人口密度是我们的2.8倍）。中国却至今仍距现代化相当遥远。这是为什么？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深思。这个现实，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否则，我们要想翻身是没有指望的。而我个人认为，我们现代化不成功的原因，就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形态中。这种文化形态既不能自身生长出现代化，也不能容纳现代化。而这种文化形态的价值系统和所形成的文化心态，至今还在束缚着我们。

　　50年代的后期，我们和印度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社论，叫做《责问尼赫鲁》。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社论结尾的地方，我们向尼赫鲁提出一个挑战：尼赫鲁先生，你可以按照你的方法治理印度，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一套来治理中国，几十年后我们来比一比，看看谁在经济上、政治上更成功。意思是这个意思，当然我说的不是原文，也没有查资料。但是，现在历史正好是已经过了二十多年，那末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就是当年我们提出了这个挑战，我们应该怎么估价呢？我们要注意到，印度虽然仍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在经济政治上有好多落后的方面，但是，它在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上，在现代化上，在科学技术的发达上，以至于在经济的许多方向，它的效率，它的人口平均产值，以及我们用来衡量经济成长的许多指标方面，都已经超过中国。实际上，我们中国在经济上就是在第三世界里面，现在也处于一个相当相当落后的位置，大家可以查查有关资料，就可以证实这一点。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民族今天的确应该有一个自省，就是说要作一下反思。

　　为什么我们民族从1840年以后一百多年了，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一代又一代的人进行奋斗，但是我们在现代化的成效上所得的成果却是这么微弱？我从北京乘火车来到南方，一路上看到很多农民的住房，当然有好多新房子，但是更多的仍然是泥草房。我当时有一种感觉，有一种想法：这种样式的房子，这种样式的居住条件，是不是在三千年以前，人们就以土坯、以草木构制过呢？这样一种园圃式的小耕地和那些肩扛着锄子的农民。是不是数千年如一日地居住在同样的房子和环境里，采用同样的生产方式，从事同样的生活内容呢？一想到这一点我内心就有一种压抑。我们中国人人种不笨，这是世界公认的。中国知识分子离开中国，到美国、到西方，往往成为尖子。但在国内就不行。精英往往被压住、困住，伸不出头来。不但伸不出头，事实上伸出头的还大量地被淘汰掉！这实际上是一种精英淘汰现象。这是一种反淘汰，与进化论的方向恰好相反。为什么如此？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这些都说明，我们今天的确有必要对我们一百多年以来从事现代化但是一直不成功这样一个过程，做一种总体的理论上的反省。我认为今天所以会出现文化热，尽管参加这种文化讨论的人动机不同，理论素养不同，因此未必都能自觉地意识到这种文化思考深层结构，但是作为我个人，还有一些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确是有这样一种自省，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传统文化，讨论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始终应该围绕这样一个主题，要探索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究竟应该怎样重新估价，在它当中，有哪些因素是可以重新组合有利于现代化的，又有哪些东西是和我们落后的惰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在今天有必要加以抛弃的。我今天跟大家交流思想的主题，也就是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点看法。

　　（一）

　　下面谈谈什么是文化的问题。文化这个词，说起来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文化，但实际上，大家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文化，主要是指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侧重于文化的精神方面。比如说，我们读的书籍，我们的知识，教养等这些东西，我们把它们称作文化。但是这种文化和十九世纪以来人类学家所提出的文化概念，是不太一样的。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见之于流行的教科书里面。那是一个很常见的文化定义：认为“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个定义虽然没有什么错误，但它与现代人类学家、文化学家所理解的“文化”概念，也是不一样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把“文化”仅仅理解为精神文化是过于狭窄了。而后一个定义，说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可以叫做文化，又失之宽泛，过于抽象了。由于通常说的文化是如此抽象的一个概念，其结果就势必导致人人都似乎知道什么是文化，人人都可以谈论文化，但是，一讨论到文化的具体意义，要想给文化概念一个具体化的规定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的这个文化定义是个不着边际、没有形体，以至于分布很散，似乎捉不住摸不着的概念。这也就是围绕文化这个概念，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原因（而理论界的这种争论，又正表明了我国理论界水平低，不了解现代文化学提出文化这个概念和意义的背景）。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社会科学中出现了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相关连的，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这几种学科30年代曾有人介绍到中国。但1949年以后，由于理论界跟着苏联批判“人性论”的结果，这些学科在我国又被打入冷宫，甚至成为禁区。在大学里面不教，也没有人搞它。打倒四人帮以后，这些学科才重新受到了我们的注意。我们重新把它们引进来。由此我们注意到“文化”这个概念，是这些学科——人类学、民族学①、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

　　在西方人类学家看来，文化是个很具体的东西。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民族，人们生活在一定的地域里，人们组成一个实体性的社会，建立一定的社会制度，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人们的行为遵循一定的模式，自觉、不自觉地服从于一定的行为规则。这几方面组成了一个社会的文化体系。也就是说，文化是指一种形态化的具体事物。文化是一种地域性和区域性的民族社会现象。它是一个有结构的实体，它内部可以划分成四个层面。第一，社会的经济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常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文化的第一个层面。第二，是这个社会中人和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这些网络所采取的制度化形式。例如，联结着人们的亲属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以及其他法律、政治关系。这是文化的制度化层面。第三，是指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它的精神产品、宗教、艺术，它对自身制度的意识和解释等。最后，第四方面是指这个社会的行为价值系统。人们在内心中对自我行为的约束观念，以及作为社会道德要求的伦理规范。上述四个层面，组成了一个社会的文化形态。作为这四个层面的统一体，就是现代人类学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系统。由此可见，这个文化，和我们在日常语言使用的文化语词是很不相同的。我在这次讲演中所论及的文化，还有人类学家经常讲的中国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都不是指我们平常所讲的思想文化，或者什么“物质、精神统一”的文化。虽然同样作为“文化”这个词，在语音上毫无区别，在文字上也没有区别，但是在涵义上是大不一样的。

　　（二）

　　那么，为什么人类学家会找到文化这个概念来定义一种社会实体，为什么用文化这个概念来表达他们的一种研究方式呢？这是有很深刻原因的。从文化上研究一个社会，是由于意识到过去仅从社会的若干方面，对社会采取一种非系统化的研究不够。19世纪欧美的人类学家首先感觉到这种研究不够。因此他们采用了一种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的概念，来描述各种人类社会的形态和发展。这样就提出了文化这个概念。而自20世纪以来，“文化”的概念又得到多次修正，日趋完善。这一系列变化的主要趋向，是把文化理解为一种有形态的实体。这种理解，首先应当归功于20世纪美国的著名人类学家F·波亚士的工作。

　　我们知道，所有的人类科学，可以说都是围绕着两个问题旋转的。一是研究自然的，也就是回答自然是什么？宇宙是什么？客体是什么这一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面对人本身的，即回答人是什么？主体是什么这个问题。前一问题的探讨构成自然科学，后一问题的探讨，构成人文科学。把这两个问题联结在一起作解答的，是哲学和宗教。千百年来，人类构造了各种意识形态，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可是这两个问题呢，是如此地不可穷尽。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说比人类的祖先对自然和人了解得多得多，但就整体来说，实际上仍然是所知甚少。就对人的研究来说，首先出现的是伦理学和历史学。前者研究人类行为的规范，什么是善、正义和幸福的问题，后者记述和探讨人类社会现象。目的是为了从人类的历史行为中，探讨善、正义和幸福的问题，后来到近代，又出现了研究人类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的人类学、心理学，研究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的社会学。但是19世纪的西方人类学愈来愈意识到，过去人们从单一的方面，比方说从心理的方面、社会的方面、政治的方面、经济的方面，或者哲学思想的方面，去观察人类行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那种研究都仍然不能解答，比方说我们常讨论的人性是什么，是什么动力支配和左右着人类行为这种问题。因此，就提出了从整体化和系统化的角度，观察整个人类的活动和人类现象的问题。也就是说，有必要把从各种局部方面对人类、人类社会的研究，综合和组织起来，进行一种通盘的总体化的研究，研究文化形态的文化科学，就是这样产生的。不言而喻，这种研究具有很大价值。

　　（三）

　　文化研究的第一意义，是发现社会中那种非历时性的东西。比如说，中国今天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了。但是，如果仅仅从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形态这些方面来观察中国社会的话，实际上并不能完全理解今天中国的社会现象。从理论上说，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但在实际生活中，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很多和我们在理论上所定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现象。比如说，大家都看过《新星》和《夜和昼》这部小说或者电视剧。这个电视剧里的主人公李向南，是以一个改革家的角色出现的。小说和电视剧都试图展示这位改革者与作为保守势力的社会集团的斗争。但是，看完《新星》以后，人们感到很受震动。震动的是什么呢？我们感到这部电视剧里的反派人物演得很真实。通过他们——如县委副书记顾荣，地委郑书记等，一下子就把中国当代社会政治关系中某些深层结构的东西展示出来了。那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李向南和顾荣，他们从定义上都是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他们之间应该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新型人和人的关系，政治关系和领导形式。从政治经济学和从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完全可以对这种新型关系做一下描述。而且很明显的，在革命后建立古陵县的政治体制的时候，我们是按照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模式来建立的。但是令人深思的问题在于，事情的实质并不如此。把那些表层的政治形式揭开，你就会发现，作为一种深层结构，古陵政治中的人际关系不完全是应该有的那种。现实和理论的差别很大。我们尤其可以看到，顾荣和他的下属干部之间的关系以至李向南和他的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很有点像一个家庭里面父亲和儿子那样的关系。电视剧中有这么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当顾荣去接新上任的李向南的时候，他抱着李向南的肩膀，在汽车上和李向南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那是作为一个长辈对子侄的指点和告诫。如果把这件事放到西方文化背景来看的话，事情就很难想象。西方的一些领导人，包括有的总统，年纪也很轻。而有些总理，岁数却很大。那么这个总理对他的总统，在工作谈话时是否会摆这样一个家长的架子呢？这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在西方文化中，对政治家的要求不强调年龄，他们重视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年轻的政治家也不会乐于接受一个老政治家，仅仅因为他年龄大，就对他的政策进行干扰。但这种事在中国来讲，就似乎是很平常的，不足为怪的。表面上，当时李向南和顾荣，一个是县委书记，一个是副书记，但是顾荣是以一个老前辈，以一个伯父的身份对李向南谈话。他就有了一种特殊的身份和权利。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在下面讲中国文化特点时再作详细分析。所以，在这部电视剧里面，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家长制政治关系，是由中国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而跟这个社会的表层政治制度的变化，关系不大。尽管一个人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他还是可能不自觉地束缚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思考、行事，而不自觉。

　　第二点，文化研究的另一个意义，就是研究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民族特有的东西，和其他社会、民族不同的东西。我们知道，讲历史的人，通常注意各国、各民族历史中那种共同的东西。例如，所谓历史规律。什么叫历史规律呢？历史规律就是说，不管你是中国，还是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似乎都必须服从的一套发展规律。斯大林时代苏联学者提出的那个社会五阶段公式：“原始公社——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就被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一切社会普遍适用的规律到处套用。通常这个公式被认为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但我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通过研究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证明马克思实际上一向反对那种历史教条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从没有认为一切民族、一切社会，不管具体历史条件如何，只能按照一种模式发展，只能遵循同一条历史道路。正是马克思本人说过，那种认为根据他的历史理论，可以断言一切民族的历史只能走一条道路的说法：“会给我过多的荣誉，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是，使用这种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131页）

　　列宁晚年也形成了同样的思想。所以他曾经预言，在东方的印度、中国，将要发生的社会变革，会具有与西方和俄国非常不同的特点。（见列宁1924年写的《论我国革命》。但是，后来斯大林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教条化了。30年代以来我们的一些前辈历史学家，用教条主义的公式看待中国历史，对中国历史也提出了许多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特点的观念，至今仍然是束缚中国史学的包袱。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新一代的历史工作者认真思考和研究。我认为我们过去的历史学有两个缺点。一是不自觉地受19世纪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念影响，把这种抽象于西欧社会历史的模式作为普遍公式，据此以衡量和剪裁中国历史。二是承袭孔子作春秋的历史笔法，把应当以考古学和人类学为基础，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历史学，变成了一种价值学。好像历史家的工作，只是根据某一时代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去评价史事和历史人物。这两点，是我们当代中国历史学缺乏科学基础的根本原因。我们尤其应当注意，在历史问题和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上滥用历史规律的思想，是十分危险的。过去我们中国社会，对其他一些社会发展道路的预言，往往得不到事实的验证。我们今天，对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本身的概念，也在重新探索和认识之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事实上也有必要重新认识。同样是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文化形态上，日本的资本主义和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就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正是由于民族历史文化的特点不同而造成的。日本的资本主义文化，具有一种东方的特点。诸如重视人际关系，具有人情色彩。这种色彩如果用简单的社会发展规律去套，就不太容易解释。但是如果采用文化学的观点来作解释的话，这种现象就很好理解。所以文化形态的研究，所着重注意的正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它的历史传统中那种特殊性的方面。要研究这种特殊性的东西，并且要解释这种特殊性的东西。

　　（四）

　　前面我讲了文化形态包含四个层面。但是，现代文化特别给予重视的，是社会文化中的价值传统。许多文化学家认为，价值观的差异，构成不同文化中最具有特征的表现形态。文化的差异，实质就是价值的差异。那么，什么是价值呢？

　　价值，英文value，本来是一个经济学的术语。后来在19世纪末，被德国后康德主义学派的哲学家推广到广泛的人文科学领域中。现在，价值和文化一样，已成为现代人文科学中一个极重要的概念。但解释这个概念也不大容易。这里我只能试一下。在汉语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词与“意义”这个词涵义和使用几乎完全相同。例如生命有价值，我们也可以说生命是有意义的。一件事物的价值很大，我们也可以说这种事物的意义很大。而所谓意义，实际上就是讲事物对于人的作用、用处。在这里，人确实成为衡量事物意义、价值的尺度。对人有作用，有益处的事物，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无用处、有害处的事件，就是零（无）价值或负价值的。

　　但由此我们也就看出，价值是一个具有主观性的概念。一种事物是否具有价值，取决于它对什么人有意义，以及是谁在作判断。不同的人可能作出不同的判断。在日常语言中，有八个范畴，是经常被用作价值判断范畴的，这就是：

　　好、坏。真、伪。善、恶。美、丑。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四对范畴事实上针对着人类活动的四个方面，表明了或肯定、或否定的两种基本态度：

　　美国人类学家瑞菲德（R. Redfield）说：

　　“价值是一种或明确或隐涵的观念。这种观念制约着人类在生存实践中的一切选择、一切愿望以及行为的方法和目标。”

　　这就是说，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套已成为判断前提的价值观念。他用这一套观念去评价他生活中遇到的一切人和事物，并据此决定他的肯定意向或否定意向。在很大程度上，人在感情上的喜、怒、爱、憎，是不自觉地受着他的价值观所制约的。见到他认为好的东西，他会表示高兴、欢喜。而对他认为不好的东西，他会表示不喜欢、甚至愤怒。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实是，人对自己所持的一套价值观念，可以自觉，但也往往并不自觉。甚至根本意识不到。换句话说，一个人不必知道他据以判断人物或事物好坏的标准是什么，是怎样形成的，就可以用来作判断。他甚至可能很天真地认为，他之所以认为一种事物好，而另一种事物不好，这种判断是出自直觉的、自发的、人的本性的一一“我凭我的感觉这样说”，因此会以为这种判断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

　　这种情况，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是经常和大量的。原因在于，大多数人对自己的价值观完全缺乏反省和自我意识。

　　一个人怎么可以有一套价值观，他在生活实践中经常在用它作判断，但自己却全然不意识呢？这种情况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很神秘，但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作为比喻。在坐的各位都是中国人，都会讲中国话。如果反省一下我们讲中国话这件事，你就会发现，这事实上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讲汉语，而且都会遵循汉语的语法规则系统，自觉地讲合于语法的语句。但是除了少数语言学家和学过语法者外，大部分人，对汉语的这个语法规则系统并无意识。当你听别人对你讲“我吃饭了”，你不会感到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有人对你讲“吃饭我了”，你就一定会感到很奇怪。你会觉得这句话不可理解。不仅如此，虽然你本身并不懂汉语语法规则，可是你还是可以断定他的这句话讲错了。这一点就表明，在每个会讲汉语的人心中，潜在地掌握一套语法规则系统。每个人据此讲出合规则的语句，并且也据此对别人所讲的语句作出鉴定、判断、纠正。若问这个规则系统是从何而来的，那么很简单，是每个人从幼年起，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生活，通过听别人讲话，通过向别人学讲话，而一点一滴不自觉地积累和训练的。

　　我讲上面这个事例的目的，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实例。用这个例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心目中存在一个价值规则系统却不自觉。许多人对这个系统的存在，正如对语法系统的存在一样，毫无所知。但他事实上却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行为，并且据此检测、鉴定、判断别人的行为。而且正如语法一样，这个价值系统，也是由于一个人自幼生活在某种社会文化背景中，由这个社会中的人们世代相传地承受着同一种传统，耳濡目染、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培养建立的。特定的价值观念不仅构成文化意识的核心观念，并影响于整个社会的全部文化表现。

　　（五）

　　由此又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价值系统属于上层建筑。现代人类学家认为，价值系统决定社会文化心理、心态，并从而对整个文化形态——包括经济、政治具有深刻的影响。那么这种观点是否违反唯物史观？我个人认为未必如此。这里首先要打破一种机械因果决定论的旧观点。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理论中流行着一种决定论的因果理论。这种机械决定论断言：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物质技术手段）

　　必然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生产关系

　　必然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人际关系、社会制度、价值观念）

　　可惜事实和理论常常相左。我们在当今世界中可以看到，在同样或相似的生产力（物质技术手段）之上，形成了极不相同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文化形态（资本主义各国、社会主义各国或第三世界各国，尽管生产力水平大致相当，社会面貌却干奇百怪，各由于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而大不一样）。这一事实，就表明了那种决定论的历史因果论有必要修正。

　　当然，马克思指出生产技术手段是每个文化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部分，这一点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真理。一种社会文化，它怎样适应环境和谋取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掌握着何种生产技术手段。因此，这个社会的人口密度和社会容量，国家的大小强弱、社会结构的简单或复杂，内部分工制度的建立，都确实受制约于这一前提。

　　但是，这种制约关系，并不意味着一种机械决定论的关系。古典的一元论史观（这是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忽略了一个社会作为整体的系统功能，其致命的弱点即在于，它过分地强调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单线决定作用，却忽略了社会结构各部门的不可取代的功能作用，尤其忽略了社会文化中具有核心作用的价值系统，对社会的整合作用。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不但受技术手段的制约，而且尤其要看新的生产力，与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是否相容。如果不相容，即使发明或引进了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也不可能成为变革社会的力量。中国近百年现代化总不成功的历史，正是这一点的极好例证。大家可以想一想，洋务运动时中国已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技术手段和工厂制度，但正是由于受到传统价值系统的抵制，这些新生产力在中国没有成长的土壤，遭到了悲惨的失败。

　　所以实际上，所谓生产力的决定论只有这样的一种意义，就是说，社会若不具有某种技术手段，便不可能构成某种类型的社会制度。但另一方面，我们还须看到，若社会文化的整合导向机制不允许，则即使有新生产力萌芽，也绝不可能自发生成或演化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形态。

　　事实上，社会的变革并不是一个决定论的过程，而是一个统计的随机过程（stochastic process）。数学中对随机过程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一个统计过程包含几个相关连事件，而其中任一事件的发生概率都依赖于其他另一些事件，则此过程即称作随机过程。社会的发展正是如此。其中有许多相互关连、互为制约的因素。其中某一种因素如不存在，则社会变革不会发生。在这个意义上，这里的每一因素都是决定性的。但若仅存在一种或数种因素（而不是全部），则社会变革也不会发生。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诸因素单个地讲又都不具有决定性。

　　（六）

　　每一种文化形态，都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系统，就全人类的情况看，正如文化是多元的，价值也是多元的。正因为如此，同一件事物，同一种行为，在美国人看来，可能是好的、正常的、司空见惯的，但在服从另一套价值观的中国人看来，却是坏的、反常的、不能接受的。反之，也是同样。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在心态和行为上表现完全不同时，就可以理解，这种不同并非种族上的差别，而是文化形态，特别是文化价值的不同所导致的。如果使一个中国人，从小生活在美国人的文化环境中，让他从小就接受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影响的话，那么他长大以后，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喜、爱、怒、憎，他对于事物的评价，就会和美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另一方面，同一种文化又往往包含着若干亚文化，例如中国的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即有所不同，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也有所不同，这些同属于中国文化的城、乡、民族文化，就是亚文化。在这些亚文化下生长出来的个人，在价值和行为上，也会显示出微妙的差别。北京人往往嫌外地人“土”。外地人往往嫌北京人“横”。所谓“土”和“横”，在这里也是两种价值判断。所谓“土”，涵义是不开化，见世面少，不卫生，不文明——而这正是城里人对中国乡村文化落后于城市文明的一种评价。而所谓“横”，涵义是不讲理，摆架子，以老大自居，这种情况，又正是由于北京长期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从而使这个城市的许多居民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识。以中国几个最大城市来说，在文化风气上都各有特点。北京文化色彩是“官”气。上海文化色彩是“商”气。广州文化色彩是“港”气。所有这些色彩。都与所在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有深刻关联。

　　大家知道，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经常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评价的问题，一个是选择的问题。前面讲了，所谓评价的问题，集中反映在我们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六个范畴：好、坏、美、丑、善、恶。每个人对一种事物的感情和态度，可以说常常是由这六个范畴所决定的。你喜欢不喜欢一个事物，你喜欢不喜欢一个人，从表面上看只是一个感情——心理学问题。但往更深刻一点说，又是什么东西支配着你的感情呢？这就是每个人的价值观念。比如有的男青年，他愿意留一种长头发，而有的人，例如我，就不愿意留，这在生活中也是一种选择。当然这只是一种很微小的、在服饰上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和人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他觉得这样打扮起来美，所以他才有这样的选择。反过来呢？一些人不喜欢这种长发，认为这是男不男女不女。为这个问题漫画里画过许多。这种漫画表明了一种批评，就是用一种价值观念批评另一种。但是这里我们有必要注意。这种批评要有分寸。不要陷入一种把自我的价值观绝对化的地步，比如有人认为，我之所以不喜欢男人留长发，是由于违反人性。所以我反对他是天经地义的。这种批评就有点麻烦，因为它隐涵着一个判断：男人留长发就不是人。也可能他还会把这说成一个政治问题：长头发是资产阶级的，所以留长发是资产阶级分子。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两种说法，其基础是一样的。评价者都把自己的一种价值判断普遍化和绝对化。在他们看来，自己的这种评价方式是天经地义的，世界上一切有正常理性的人都应该服从他的这个评价。否则，若不是缺乏常识，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所污染了。在这种价值判断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价值专制的倾向：我的一套价值观是一切人都该遵循的，不遵循者都是坏蛋（反动派）。但是我们知道，价值系统的多元存在，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现实。如果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采取这样专制或独断的态度，那么这种世界马上就会陷入一片混乱和冲突。实际上，中世纪的许多次宗教战争，正是由于强制推行一种信仰、一种价值而发动的。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要把一种独断的价值观强制地推行于全社会甚至全世界所导致的一场悲剧，大家可能还记得破四旧时的剪头发、削高跟鞋吧？烧领事馆吧？

　　至今还有许多人采取这样一种独断论的价值观，凡是与他的价值评价不一样的东西，就认为是坏的，错的，甚至对社会有威胁的、应当惩戒的。这种价值态度是中世纪的，是不符合现代精神的。实际上，当今这个人类世界很复杂。不仅每一种文化，而且每一种大文化下的亚文化，都有它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如果人人都想把自己的一套推行于全人类，这个世界将永无宁日。在一个国家里，承认民族自治，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承认对民族不同文化价值的承认。所以我们不如采取一种价值多元化和相对论的观点。我们中国人固然有自己评价事物美、丑、善、恶、好、坏的一套价值系统，但美国人也不妨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系统。其他如英国人、俄国人、日本人都不妨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价值和信念。我们不要轻易地把别人和我们自己不一样的那一套价值加以诋毁、辱骂——说那是什么“反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等等。因为我们未必有这种评判权利。而我们过去对许多外部文化所作的价值判断，历史证明倒常常是我们自己弄错了。

　　所以，那种独断的价值观，表现的不是一种适合现代文明开放社会的心态。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文化中，应该承认价值多元化的权利，承认价值的相对论。这就是说，在不危及社会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承认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有自我选择每个人所爱好的价值的权利，并且每个人都应尊重别人的这种选择。某人也许爱留长头发，他认为这是美。虽然我并不喜欢，但只要他不强迫我也留长头发，或者讥笑我的短头发没有现代风度——那我就管不着他，也不评论他，因为一种评论，实际上也就是施加心理压力的形式。这种对个人价值和个人选择权的尊重，应当是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最基本准则之一。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这种对其他文化价值的尊重，在当代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在地理大发现以前，由于国与国之间、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很少，所以价值冲突也还较少。正是由于交流少，所以每一个社会里的人往往就把他们自己的价值系统绝对化。往往认为，我们这套价值系统是天经地义的，是来自人性的，而不认为这只是一种特殊文化的属性。直到十九世纪文化人类学发展起来以后，人类学家发现地球上各种各样的人对于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行为善，什么行为恶，评价大为不同。同一件事物，在中国人这里，认为是司空见惯的，很正常的。到西方人那里，就会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不可理解。到了非洲人那里，阿拉伯人那里，更会有完全不同的另一套看法。所以19世纪以来，由于这个世界的扩大，由于民族和民族之间交往的频繁，人们在价值观念上也越来越趋于多元化了。价值的沟通和谅解，往往是文化交流的前提。比如美国的现代舞，来中国跳。如果缺乏价值观的谅解，就很有理由把它批评为一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由于价值观念缺乏沟通和交流，有的时候也会引出一些很可笑的事。有一位美国学者讲过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家罗马尼亚人宴请几个非洲的留学生。非洲人到了他家后，他就给这些人上菜，每上一道，非洲人就吃一道，再上一道又吃一道。结果他一方面很惊讶这些非洲人怎么这么能吃，另一方面为了使客人吃饱只好不断的上菜。到了最后。那几个非洲人吃得撑倒在地上，不能动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件事呢？那位学者解释说：这是由于罗马尼亚有一种不成文的礼俗，也是一种价值观念，就是有客人到你家来，只要客人不说我饱了，你就要不断给他上食物，否则，就说明主人很吝啬。而那些非洲人呢，他们那里也有一个不成文的礼俗，这就是，如果你到别人家吃饭，主人给你上东西，你不能不吃。如果你不吃，就是对主人的不尊敬。这两方面都按照自己价值标准办事，结果是撑破了客人的肚子。这当然是个很特殊很可笑的例子。但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这类例子。由于开放政策的实行，由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而带来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有时是喜剧，但更多时候往往酿成悲剧。所以研究文化问题，就不能不特别注意研究伴随每一种文化的特殊价值系统的问题。以下我们就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一套特殊价值系统。

　　（七）

　　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弱点，这就是我们民族自古比较缺乏一种自省的意识。所谓自省，也就是自我反省。以一种沉静冷峻客观的态度，反观和反思我们自身、我们的文化价值、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行为方式。

　　我在这里说的自省，还并不是指古代儒家所谓“吾日三省吾身”的那种自省，那是一种根据儒家道德律检点自己行为的自我忏悔。也不是指现代常说的那种政治性的自我检讨或自我批评。在这两种情况下，自我省察者都缺乏一种超越自我、超越现实、超越通行的价值观的态度。他们只是现实的奴隶，而不是主人。我说的这种自省，是指一种能够超越于现实利害之上的自由意识。要在这种超越的高度上反观和剖析自我在现实中的行为、心态，于是才能看出现实中的种种扰攘是何等鄙俗，我们自身的许多表现是何等猥琐和可笑。许多人曾指出现代中国人普遍缺乏幽默感，缺乏一种高尚的喜剧意识。（这一点可以从现代相声艺术的没落和庸俗化中反映出来）中国人很难像莎士比亚的福斯塔夫爵士那样，在作戏的同时嘲笑自己的作戏，在设置骗局的同时向观众自我揭露骗局。相反，中国晚近文化的一种特色就是虚伪和重文饰。我们极力把最矫情的东西粉饰得最真实。也许我说得过于抽象，那么让我用一个实例来说明我们在自我意识上，与西方文化的差别。

　　大家知道，中国有一种风俗，就是给死去的祖宗烧纸钱。那纸钱其实是一种最廉价的草纸。它们被称作钱只是因为被剪成了铜钱的样式而已。假设在某一个清明节，让莎士比亚的伟大喜剧化身福斯塔夫爵士来做这件事。他会怎么做呢？我根据他的性格逻辑，猜想他的做法可能会是这样：他会穿上我们的宽袍大袖，极其认真地遵循中国人的全部礼俗，把敬祖告祭的仪式从头到尾做完。然后他会严肃地奉烧一串纸钱，并且口中念念有词地颂祷祭祝。但是等这纸钱都烧完了，他大概会突然把那堆纸灰一场，而冒出一句大实话来：“祖宗老爷，其实我烧给你们的，全都是最不值钱的废草纸！”

　　这就是一种自省和自嘲，这也就是西方文化中常有的一种幽默感。但是中国人却绝不会这样办。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只会千方百计设法让我们祖宗的幽灵相信，我们烧的并不是废纸，而是成百成千最顶用的金元。所以我们的可笑，我们的喜剧，是在我们的实际行为和日常生活中，而不能呈现和自我暴露在我们的自我意识中。

　　由于缺乏这种自省，就使得我们中国人在做人，在行为方式上尽管是很复杂、很可笑或很可憎的规则和禁忌，但是我们对这一套规则和禁忌却处在一种全无意识的状态中。毫不觉察，并且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可笑的。60年代以来，一些移居海外的华人学者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作比较研究，发现了中国文化一些特有的密码，中国文化心理中一些畸形的变态现象，并且作了破译和分析，写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著作。例如有人指出，我们中国人在语言上喜欢把一些数字神秘化，变成一些神秘的宗教性或政治性符号。这种习俗本来来源于远古的神秘数字崇拜，却竟一直遗传到今天。例如“三纲五常”、“三老四严”、“三三制”、“五、四、三”、“一分为二”……等等，形成中国人特别喜爱的一种数字语言表达模式。这些海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畸形心态，往往能做出很尖锐的揭露。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心理的描述，又往往失之琐碎，往往缺乏一种能够提纲挚领的观照。

　　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观察和思索中国文化问题的话，我认为可以从这么一点上把握中国人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基本秘密。包括我刚才讲到过的《新星》中古陵社会和政治的问题。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特点，实质就是在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上，历几千年不变地维持着一种以亲族为基本结构的人际关系，和以“亲亲”观念为中心价值的观念体系。直到今天，我们文化和社会的深层结构，从根本上并没有摆脱这种亲族文化的框架。为了较深刻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做一点历史的追溯。

　　（八）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普遍地起源于早期文化的氏族组织。关于氏族；在中国严格地说应该是姓族（这是历史学家杨希枚的看法）②，即拉丁语的gens，希腊语的rervos和梵语的ganas，其基本含义均指亲属而言。在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中，这个字的词根都是“生殖”（gigno，rervos，ganamai ）。从而意味着一个继承着共同祖先的血缘亲族团体。在人类各民族的早期历史中，这种姓族（氏族）团体均表现为一种具有一种特殊性的社会组织。其起源之古老几乎无可追究。但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基本单位，它也是各民族古代社会的基础。无论在东方中国商周时代的城邑社会中，或在西方希腊、罗马的城邦社会中，都可以发现这种姓族组织，构成了其社会的基本单位。

　　大家知道，中国在距今三千年前的商代和以后的周代，都曾经历一个以城邑为核心组成国家，中原地区小国林立的时代。每一个小小的城邑（小者几百人，大者不过几万人），既是一个政治邦国，也是一个以同姓血亲集团为核心的姓族组织。作为这种同姓血亲关系的宗教象征，在每一个城邑的中心，都建立有接受崇拜和祭祀的先祖宗庙。因此每个城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单位、而且是一个有共同祖先的宗族单位，由此而产生的一种意识是，在先秦人的心目中，建立城邑国家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延续后代人自己的生存，而只是为了敬奉已死亡的先祖。当一个小国被消灭时，国土被占领、人民被征服，似乎只是第二位的恐惧。而灭国绝祀，则反而被看作最可怕的灾难（所以中国人害怕挖祖坟）。

　　以祭祀先祖的宗庙为中心，国人聚里而居。在全族中辈分最高，与直系祖先的血统关系最亲近的子弟构成王族，聚居在宗庙近傍的王宫区。所有的同族人均居住在城邑之内，但依照亲疏有别的亲属等级的关系，而分别由宗庙中心散布到外围区域。同族人是“国人”——指在城中有正式居住权，有参与城邦经济和政治事务权利，并且最重要的是有对祖宗祀权的族人。这种以亲族系统划分国人或非国人的概念，事实上一直延续到近代法律的公民权概念。我们知道，根据东方（中国文化圈内）各国的法律，是以血统关系确认公民权的。一个人在血统上只要其父母是中国人，则尽管他不在中国出生，在法律观念上仍承认他是中国人。这与西方起源于罗马法的以出生地（而非血统）确立公民权的法律观念，可以说根本不同。

　　城邑的外围称作“鄙”——即边鄙，也就是边区。那里才允许非本族的外来者居住。在商周时代，居住在鄙中的人被看作“小人”，“鄙人”（后者延续到今天，成为中国人一种表示谦卑的自称），通常居住者都是外来的商人与工匠。

　　城邑的周围是农业耕地（田）和牧场（牧）。如上所述，每一个城邑都是一个具有排他性的血统亲族团体。商周这种城邑国家在经济上都以农业为主。各城邑之间具有文化和利益的相似性，由于经常受到周围游牧民族的威胁，因此具有结成城邑政治联盟——从而建立作为政治统一体象征的王朝制度的要求。所以商代和周代的王朝，与秦以后的王朝不同，都具有城邑国家组合体的特征。这种组合的象征，体现为以下两点：

　　1.追认各城邑在血缘上来自共同的祖先——黄帝和炎帝。自称为“华夏”族。

　　2.以现实中的王权作为共同的族长权象征，承认商王或周王是各兄弟城邦的最高兄长——从而体现嫡长子的继承观念。

　　但是商王朝与周王朝又有一点不同，就是商王朝比周王朝尤为重视同宗共祖的真血亲关系。商王与各城邦国家诸族族长的基本关系，若不是真正的兄弟，从兄弟关系，也具有象征性“假”性兄弟关系——诸族之长与商王均有先王之子，至少也是得到正式承认的养子。

　　周王朝，尽管支配的价值观也是建立在血缘观念之上，但由于王族与诸侯之间的血缘关系，由于时代淹久而导致疏远，东周以后在很大程序上逐渐成为一种象征性的了。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商周时代所有的出土铜器铭文上，必都有这样一句话，叫做：

　　“子子孙孙永宝用。”

　　（九）

　　有趣的是，远古这种城邦建制形式，其功能也延续和体现在往往被作为中国建筑典型形式的近代四合院中。

　　中国传统住房的特点是构建一个四合院。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只有中国有的独特的建筑形式，至今还很少有人从文化上作过解释。去过欧美的人知道，西方人的平民住宅很少搞什么院落。他们的住宅形制一般采用开放型的结构空间——高大的楼堂。很少建高厚的环闭围墙，有围墙也只是篱落式的。而中国呢，四合院都采用封闭式的环形结构。用高厚的院墙，把住宅与外界屏隔起来。实际上，就结构功能和价值来说，成为晚近中国社会基本单位的四合院，正是继承着远古商周城邑社会的形制和功能。城邑社会的居民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亲族集团。旧式四合院的居民，也是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大家族。四合院从形制上体现了这个家族的排他性。旧式四合院的中心建筑，是作为建筑中心的堂屋。但这个最大最好的堂屋，通常不住人，而是作为整个家族权力的象征。中间供奉祖宗牌位。并且是家族会议的议事所。正相当于商周城邑的宗庙王宫中心，也恰好相当于故宫中的太和殿——因为故宫尽管是皇宫，在形制和功能上实际恰也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型四合院。堂屋周围的侧房和厢房，才是住人的房间。这里依次按照每一个人在这个家族关系中所居的等级地位，而分别占有位置不同的房间。这种房间的分配和排列次序，在结构上依照世代相传的惯例，通行于全社会（包括皇宫）。其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礼记》中的“明堂”建置。这就是：辈分比较高者住在堂屋的东西两侧（父母、长子），然后依顺序排列于边厢的厢房。根据古人尚右的观念，右侧居住者的地位要高于左侧。建立这样一个院落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为了把这个家族作为一个独立的血缘单位、经济单位与外部社会隔断开来。我这个家庭是一个独立的血统单位，血缘的纯粹性，通过家族内部各小家的相互依赖性而得到保证。而西方人的观念就不同。西方古代虽有城堡却没有四合院。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的城堡，实际上只是一个军事性的防御堡垒，正如西方的城市，在功能上起源于商业性集市。而不是像中国这样，起源于血族聚居的政治宗教中心。西式的建筑正如现代城市一样，普遍采用开放式的结构。所以他们不需要建立那么多的围墙。这种封闭与开放的两种文化，在文化心理上至今仍可以看到一种强烈而有趣的对比。有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朋友跟我讲过，他说回国很不习惯的一点是，中国建筑设施的门太少，实际上并不是门少，而是开放的门很少。中国文化历来崇尚堵和禁。举一个小例子，北京地铁，每个站虽然都设有两至四个门，但还常打开的只有一至两个门。其他门为什么不打开？为了便于管理。请大家注意，便于管理是一种社会功能的需要，而方法就是堵门。这一点正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刻机制。所以中国，家是四合院，城是四方城，国则有长城。在现代的许多城市中，建了很多模仿西方式样的高大宏伟建筑，这些建筑也建了许多门。但极为有趣的一点是，你去住何一座这种建筑看看就会发现，不管这房子是新式的还是老式的，它那一百座门中，至少有九十九个是锁着不开的。而这九十九个中，可能还至少有八十八个是早晚就要用东西堵上的。

　　长城也是种空间上扩大的四合院。古人建长城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御外族，也是为了隔断华夏与外族的关系。这里有一个很令人深思的历史问题，至今还未被历史家注意。中国人从商周时期建立城邑社会开始，直到满清人入关为止，三干年历史上一直受到游牧民族的威胁。但是西方历史上，特别在希腊罗马的城邦时代，却较少受到这种来自游牧文化的威胁。这似乎并不是因为希腊罗马的城邦周围没有游牧民族，而是因为希腊罗马城邦已建立起一种开放性的商业文明体系。而中国，却一直严厉地禁止本族、本国人与游牧民族发展商业性文化往来。汉唐以后，这种政策虽然有所放宽，但仍然一直是对异族贸易放在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的。交换买卖不成，只好靠武力劫掠。事实上，在历史上，汉代、宋代、明代都有大量由于禁止正常边疆贸易而导致民族冲突和入侵的记载。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起因实际上也是一场贸易战争。这场战争由来已久，起初并不是为贩运鸦片而引起的。真正导致这场战争的，是清王朝的闭关锁国禁商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这场战争的失败，也是对清王朝这种锁国政策的惩罚。

　　门吧，本来明明造了许多，结果却一个一个地把它们锁起来。正应了陶渊明的一句诗：叫做“门虽设而常关”。关的目的就是为了“管”——便于加强管理嘛，这里我还可以从文字学上指出一点，“管”字从“官”，官，管是一回事，官就是管人的。而管的本义正是锁，古代叫管键，今天叫“关键”。都是指锁大门的锁。所以官的职责就是管，管的方法就是关。你看从语义学上也反映出了中国文化的管理观念其实质是什么。前几年经济学家曾用几句顺口溜概括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病：“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再管。”这是一个很可悲的循环。它深刻地表明了中国这种“管”的文化在功能上与现代经济政治要求的不适应。这种管和“关”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封闭性和排他性的文化。而这种机制，其根源却正是来自中国传统的血亲文化结构。这种封闭性与排他性，与我们的家族观念传统有深刻关系。体现在建筑形制上，就是建四合院。也就是长城。（所以鲁迅称长城是“伟大而可诅咒的”）

　　（十）

　　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

　　中国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由商周以来那种城邑社会开始，血缘宗族组织一直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成分。在三干多年的历史长河里，这种宗族组织由商周时代的姓族组织，转形为秦汉时社会中的宗族组织，又转形为唐宋以后的乡党亲族组织，再转形为明清以下的家族组织和现代社会中的小家庭组织，虽然在形态上历经演变——在内涵上不断缩小，而在外延上却不断扩大，但其基本结构却一直能够保持不变。并沉积在社会人际关系和价值系统的深部，实际上主导着中国的全部政治法律制度、经济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就是全部文化现象。实际上，经常被国外史家叹为历史之谜的中国文化的那种巨大的内聚力、再生力，那种连续性和迟滞性，其秘密，正根源于此中。

　　以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为例。我们管皇帝叫什么呢？叫君父。从社会政治学的观点分析，皇帝和臣民的关系，本来只是一种隶属和统治的政治性关系，是一种征服，服从和被服从的关系。在西方中古时代正是这样，这里本不存在一种亲情性的关系，家人的关系。康熙皇帝曾谈为什么要尊崇朱熹的理学，他说：“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一家。”（《康熙政要》）所谓内外一家，治国如治家，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目标。而西方人，即使在中古的封建时代，或罗马的帝国时代，政治思想中却没有这种观念。大家看西方反映中世纪政治的电影，看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君臣关系，即可以看出这一点。那里的皇帝是主人，社会主宰，但并不是整个社会的“父”。而我们中国就不同。我们的全部政治关系，实质都是亲族关系的推广，所以皇帝是全民族、全体人民的假共父——共同父亲，即“君父”。从社会功能看，中国皇帝一身兼三任：是主持民族宗教祭祀的通天教主、大法师，是集全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于一身的最高政治首脑，而最重要的还是全国这个大家族的最高家长，他在宗教和政治上的权威，实际上由此而来。中国的这种宗教政治观念，也深刻地体现于这样一点，中国人从根本上拒绝接受西方早自希腊、罗马时代即已萌芽的那种公民社会——社会契约的观念，不承认每一社会成员是以平等的个人资格参加于社会生活的权利主体。相反，我们的社会观念建立在以国为家的观念上，也就是说，国——社会，是单体家庭结构的扩大和推广，是无数家庭的有序，有等级结合。因为每一个人，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他在社会这个大家庭的亲属关系中所居的地位和作用。作为家庭等级亲属关系的一员，每个人，每个家庭先天是不具有平等权利的。

　　这里还有必要说明一点，中国文字中“父”有两种涵义，它即是指狭义父子关系上的父，又可以泛指包括父、祖父、高祖父以上的整个父祖集团，是一种抽象“父”——所有父辈共同的象征。君父，又可称王父、皇父，古词书《尔雅·释亲》中说：“王父，即高祖父”，正是表明了这一点。所以简括地说，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实际上也是一个拟构的亲属结构，即：

　　——人民的共父：皇帝

　　——人民的伯叔舅：诸王、大臣、公、侯、伯、子、男

　　（有趣的是，诸王古代称“王公”，诸爵名中，除“侯爵”本义是指臣仆外，公、伯、子、男都与中国人的亲属称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