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或艺术作品应该因为「三观不正」而被批评吗？

　　咋批评都应该，别禁止就行。

　　没什么不可以的。

　　批评这种东西……比如鸡蛋西红柿做得实在难吃，有人批评难吃。做得不太难吃，吃惯了咸的批评放了糖，吃惯了甜的批评放了盐。做得既让吃惯了咸的人吃爽了，又让吃惯了甜的人吃开心了，又有人批评这道菜没立场。人们爱吃小街东头饭店的鸡蛋西红柿，于是小街西头的食客不满意了：“你以为那家卖得火、去的人多就好吃么？中国的鸡蛋西红柿市场就是因为你们才发展不起来。我们吃的不是鸡蛋西红柿，是情怀。”有人批评这鸡蛋西红柿难吃得要死，就立刻有人出来：“U can U up！你做一道试试！“有人批评这鸡蛋西红柿难吃得要死，就立刻有人出来：”体制！一定是体制！中国的鸡蛋西红柿产业就要完了！“批评是大家的自由；接不接受批评，才是需要讨论“应不应该”的。

　　电影同理那种渣片烂作，自然会有人批评。至于三观，坏人死了好人活着，三观正；坏人活着好人死了，三观不正。要是连这都限制——小三不能转正、早恋不能在一起，中国电影迟早得死在这三观上。但是批评，没问题，你想怎么批就怎么批。女朋友出车祸了，男的放下工作回去了，你可以批评他不为工作着想；男的坚持工作，女的死了，你们批评这就一渣男；坏人活着，你可以批评没有伸张正义，坏人死了，你可以批评剧情老套。反正，开心就好。还是三观。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确会对人有影响。小朋友们一起玩，都愿意当黑猫警长，都不想当一只眼，这就是它们（的三观）对我们的影响。但你在学校搞个什么青龙帮欺负富二代是在学宋江劫富济贫，这就说不过去了。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三观始终是非（完全）现实的，能不能分清楚就因人而异了。仍旧是三观。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确会人有影响，尤其在（特别是主流）媒体不遗余力地推广它们的时候，这种影响更甚。知乎最近有个问题，那些作品表面三观极正，骨子里三观极歪。里面有很多回答都是风靡一时的电影电视剧，还有很多贴着”主旋律“的标签，其中一个关于黄宏小品的回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各位可以去看看。三观不正的东西，可以有啊，它们的价值有，有一部分是给我们反思的；但你非要标榜其为好的东西，这就是误导了。

　　那么结论是批评还得批评到点儿上。比如我拍一部电视剧，有个情节，里面的一个干部把原本给孩子上大学的前用来修村民的厕所。然后媒体说这部电视剧，尤其提到了这个情节，是弘扬正能量什么什么的。很可能这部电视剧本来就不是以让大家效仿这个干部为目的的，那个情节也许仅仅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这时候，最应该批评的是媒体，或者说是误导者（你的二姨、三舅、老同学都可能在其中）：他们擅自为我的电视剧贴标签，或者擅自替观众做了价值判断，误导（把原本不对，或者说有待商榷的东西鼓吹成对的）了大家，而不是电视剧本身的三观问题。不过话说回来，你要还是坚持批三观，没问题，你开心就好。

　　三观端正与否是文艺作品的一种评价角度。但是，三观不正绝不是评价文艺作品的唯一标准，更不能将三观不正作为文艺作品该不该被捧划上等号。

　　这种价值取向尤其不应该适用于小说，电影，绘画，音乐这些偏艺术取向的体裁。。。

　　文艺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跟三观如何没有直接关联。

　　对于那些过分强调三观，过分依赖三观标准的读者来说，实际上他们早已违背了读一件文艺作品的初衷。。从审美，艺术的角度上来讲，一件文艺作品的任务并不是要去教化大众（何必去抢教育的饭碗），你一定得先是一件有感染力的作品来然后你才能去选择要不要去承担教化职责。

　　而后者绝不是必要选项。

　　很多旧时代作品中的三观早已经不适用现代道德伦理取向了，但是它们的艺术价值依然不容贬低。。。

　　扛起三观大旗对文艺作品喊打喊杀甚至彻底否认其价值的行为，无异于天朝广电的和谐大法。站在道德高地上纲上线地要求作者像你一样以三观作为核心来进行文艺创作，是对文艺创作本质的歪曲，是非常不利于文艺创作环境的良性发展的。

　　换句话来说，小说不等于现实，它只是外物投射于作者内心后，被以艺术手法重新组织排序后的产物，现实早已非现实，人物早已非人物，观点自然也早已非观点。

　　文艺最基本的手段还是表达，艺术高于生活而源于生活，所谓高于并不是更高大上的意思。。它传递真善美的形式与现实里的真善美现象并不能混为一谈。

　　一个读者审美素质越高的社会，对艺术的接纳度和欣赏程度也越高。

　　因为读者要不要以其中的逻辑来指点自己的现实三观，这是读者自己要负责分清楚的事，也是读者自身的义务，与作者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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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我的意思并不是就不能批评文艺作品三观不正了。

　　但文艺作品中的“三观”并不能现实“三观”混为一谈。文艺作品有夸张和艺术加工的成分，是经过了作者对现实处理之后的结果，甚至一些象征、隐喻意味浓厚的表达更加与表面上的结果相去甚远。

　　举个栗子，在一个小说里你写一个杀手四处杀人的故事，表面上，用现实三观标准来判断，杀人肯定是不行的，三观不正的，但这很可能只是作者一种寄托情感的方式，也许他笔下的杀手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你无需将他放入现实当成一个活在你身边的人来批判，仅代表一种如履薄冰的生存状态。它的真实创作意图或许只是为了让人联想到危机四伏的真实人生感受。。。

　　所以小说里的真实，是感受的真实，而不是具体事件的真实。这就需要读者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而对于“三观”来说，要有透过表象的“三观”看到作者所传递的本质的三观的能力。这就要求读者群体提升审美素质，才能让更多真正三观优秀的作品浮出水面，从而剔除掉那些低级趣味的，陈词滥调，毫无生命力的，无病呻吟的作品。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有两个概念一定要分清：审美批评与伦理道德批评。

　　文学性的评价表明的是一个文学作品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这个在文学批评领域通常可以称为“审美批评”。这个评价与作品的三观、题材等等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是那些三观很歪的作品，如果写的足够出色，也能成为流传下来的经典。

　　而对“三观”的评价，在文学评论里通常被称为“伦理道德批评”，它是与“文学性”并行的一个概念，其评价的出发点和主要标准与“文学性”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别，但二者并没有高下之分。只不过，伦理道德批判对于参与者的门槛要求较低，普通读者都可以完成，而涉及到审美则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水平。

　　既然伦理道德批判是文学批评的一部分，那么从“三观”的角度去评价文学作品自然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文学批评领域通常有一个共识：越是畅销的、具有影响力的文学艺术作品，就越应该强调其伦理道德方面，也就是三观的正确性。

　　之所以有这个共识，是因为对于大多数不具备太高审美和水平的普通读者来说，文学艺术作品是他们了解世界、认知自我的一个重要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去过美国、日本、韩国、印度这些国家的，但你心中肯定会有一个对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的大致印象，而构建起这个印象的主力之一就是文学或者影视作品。同样，换个角度来说，现在我们觉得台湾、香港以及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评价和问题显得非常可笑，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所接触的有关中国的新闻、文艺作品中充满了对中国落后、贫困的现状的描写。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艺术作品对于生活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之所以如此重视文艺作品三观的影响力，是因为文艺作品会创造一种情境并通过对人情绪的影响让你更快的接受其观点。比如，如果一个人直接说“我们国家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很容易被认为是喊口号，但是看了《拯救大兵瑞恩》很多人就对美国的好感度提升了不少。同理，2017年度暑期档的两部大片《建军大业》和《战狼2》，同属主旋律影片、宣传的是爱国主义，但《战狼2》无论是在口碑上还是票房上都超过了《建军大业》，主要原因还是其故事讲得更好一些。

　　正因如此，世界各国对于“三观”都非常重视。例如美国虽然没有主管宣传文化的相关部门，但如果你在美国写一本歧视黑人的小说或者拍一部消灭同性恋的电影，肯定会被主流舆论认为“三观不正”而难以取得好的影响。在欧美，主创人员因为未能正面表现某一群体或者对某一群体有歧视而道歉，也是经常发生的事。

　　当然，如前面所说，对于文学作品三观的批评在通俗文学领域会更多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作品的受众普遍不具备较高的艺术修养，伦理道德批评是他们介入批评、表达自己观点的最好方式；另一方面，这些作品的创作群体的审美能力和创作水平也一般，其创作目的也更多的停留在讲故事、传递情感等方面，而非更深度的思辨上。

　　反之，对于那些具备更高审美性的作品来说，阅读和观赏这些作品本身就是需要门槛的，那些不具备专业知识的观众和读者很可能连看都看不懂，更不要说评论。而这些作品的读者和观众，本身对三观与作品的文学性之间的关系已经有所了解，自然也不会因为三观的正与不正而去否定文学作品的价值。

　　最后，再说一句，我对于伦理道德批评的认同，不等于肯定当前广电、出版领域的审查体制。事实上，当前中国文化管理部门在三观审查领域一方面管得过宽，另一方面其本身的三观也有问题，这导致中国的文化创作者的确面临着比较多的束缚。而这一点不解决，未来我们不仅可能会继续看到很多三观有问题的作品，还有可能继续忍受那些更好看的题材不能在银幕上出现的烦恼。

　　如果我们不是从语言、情节、技巧或理念等方面展开吐槽、批评，而只是用“三观”挑刺人物角色，将角色和作者混淆，其结果既可能是人物越来越单一、脸谱化，也可能使人物脱离历史情景，最终失去复杂性。

　　当“三观不正”在网上蔓延开

　　“三观”，也就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一般的文学语境中，对“三观”很少用正与不正作区分，也并不会直接在“三观”上对文艺作品中的某人或某事进行评判——当然也不是就没有。但是，在互联网，“三观正”“三观不正”被广泛使用，甚至成为评价言行举止的重要标准。

　　在互联网传播中，简单、直接、概括性用语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语句往往能得到更快、更广的传播，也更容易得到点赞或反驳的回应。久而久之，用标签来概括总结成为很多人在网络表达观点的流行方式。

　　显然，对文艺作品“三观”的强调和评判，和互联网的这一类传播文化的蔓延有关。强调“三观”背后，是对作品的道德伦理的强调。

　　当然，文艺作品要传达一定的道德精神并不是现在才有的。韩炳哲在《娱乐何为》中提到，18世纪的“道德周刊”的宗旨，就是在道德上对读者实行寓教于乐，文学作品中的快乐与消遣必须以道德秩序本身为出发点。德国社会学家卢曼也认为，娱乐的任务就是重新向人们输入“现在做的是什么或者必然意味着什么”，从而使社会秩序或道德秩序得以维护。

　　这一类观念长期以来在中西方都有支持者，但随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文艺作品中的社会、历史、道德等严肃话题被不少作家抛弃，转而从本体论展示主体的生存状况，将解释权交还给了读者。

　　从国内文艺作品发展来看，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影视作品中既有表现社会现实的，也有从人性出发，呼唤人本主义的。

　　随着互联网文化的发展，复杂、多层次的内容已经难以适应注意力时代需求，无法像短、平、快的内容那般迅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习惯了扁平化内容的网络用户，也会更倾向于用二分法定性的方式评判内容。

　　“饭圈文化”也加剧了网络用户的斗争热情，贴标签、站队成为不少用户的互联网生存方式，而这种思维习惯蔓延至文艺作品领域，就会让更多人用概括性标签定性作品——即便文艺作品本身期待着展现复杂。

　　这种情况下，“三观”就是一种简单直接的定性标签。

　　趋于单一的人物角色

　　如果说评判“三观”的标准是伦理道德，那我们要思考这里的伦理道德的一般含义。

　　伦理道德在语境中强调内在的价值理想或外在的行为规范，也即，强调一种规范性。而当我们以伦理道德评判他人标准时，就是在讨论这个人的言行是否符合相应的规范、期待。

　　比如，在网络文学中，强调“双洁”的读者认为，在与对应cp建立关系之前，与他人有过感情或性经历的人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而如果作者认为这样的设定不存在任何问题，那证明这个作者也是“三观不正”。

　　时常被网友拿来调侃甚至批评的琼瑶，就是“三观不正”的典范。

　　《还珠格格》中的小燕子没有文化、不尊重皇后、太后，将皇宫搅得天翻地覆，甚至联合主角团放走妃嫔，给皇上戴“绿帽”，是典型的不守规矩；而香妃在已经成为妃嫔的前提下，还对青梅竹马的初恋念念不忘，多次私会甚至最后私奔，享受了公主和妃嫔的优渥条件，却置自己的责任、义务于不顾，简直是“又当又立”的典型。网友对《还珠格格》香妃出走剧情的讨论。

　　《情深深雨濛濛》里的何书桓在两姐妹中间跳来跳去，是个典型的“渣男”。

　　网友对《情深深雨濛濛》中角色的评价。

　　类似的评论在经典电视剧《橘子红了》和近两年的《清平乐》等作品中也能看到。豆瓣对《橘子红了》的部分评价。电视剧《清平乐》讨论小组中对福康公主的讨论。

　　当传统伦理观被置于人性之上时，文艺作品中对人性的展示与歌颂、对礼教的批判内核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传统礼教的对人的复杂性的苛责。而当这一类苛责声在互联网被无限放大，其影响力也会随之增强。

　　为了适应这样的网络环境，文艺作品创作者需要让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符合这类伦理观，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物扁平化，结果是——人物好得更好、坏得更坏，而好坏标准和背后的原因则无需深挖。

　　近几年大火的影视作品，也大都符合这样的标准。尤其是流行的大女主剧，女主往往集美丽、高贵、善良、坚强又不圣母、不柔弱于一身，相应的反派人物常常无恶不作，几乎没有任何人性的闪光点。

　　这种简单甚至有些粗暴的对立在美学层面显然是有欠缺的，但在互联网传播中，却能起到极好的效果。受众不需要将作品从头看到尾，才能形成对人物和故事的完整认识，而是只需看一些片段，就能迅速得知人物特色和故事走向，显然，这也符合观众对“效率”的追求。

　　只是当我们的作品里的人性挣扎越来越少、矛盾冲突越来越粗暴时，文艺作品中最能打动人的美之元素可能也会逐渐濒临消失。更何况，用曾经被抨击的暗含三纲五常意义的伦理规范要求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可能意味着我们逐渐放弃了人本的价值。

　　古人只有“恪守礼教”吗？

　　在用伦理规范要求文艺作品时，尊重历史、历史语境是经常被提到的。尤其是以古代为背景的文艺作品，已从戏说变为尽可能还原某种历史，服化道和人物命运，要尽量与历史走向一致，否则很容易被归为烂片。

　　当然，需要尊重和还原历史。扭曲历史是需要被否定的（戏说另当别论）。不过，如何确定还原历史的标准依然是一个问题。

　　强调还原历史曾经是一些历史粉丝的号召，后来网络文学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理念的传播，久而久之，是否还原历史也成为评价网络文学中古代言情小说的标准之一。而网络作家们为了让作品符合读者的这一要求，往往会大量翻阅资料，以求还原，并在“作者有话要说”区域详细标注引用出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原著小说中的所谓“作者有话要说”。

　　这样的引用和标注使作品多了几分严肃性，也会让读者更愿意相信作者建构的世界。

　　在反琼瑶文化愈演愈烈之后，琼瑶笔下的戏说类古代作品均遭到强烈抨击。与之相对应的，惩罚琼瑶作品中主角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琼瑶作品中的反派角色摇身一变成为正义使者，满足了部分人抵制琼瑶的心理。而反琼瑶文化作为一种对部分言情叙事的反叛，在这一时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但也要注意，反琼瑶的这种反叛，不过是将原有叙事中的双方立场进行对调，而非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叙事模式。这种不够彻底的反叛在走向极端之后，往往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叛逆也就异化为了对传统礼教的推崇。

　　因此，在大肆批评琼瑶的作品违背历史、琼瑶剧中的主人公不遵守礼教后，不少创作者采用的方法只是塑造一个又一个完全恪守传统礼教的人物。特别是在《甄嬛传》大火之后，嫡庶尊卑成为尊重历史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上位者拥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和权力，拥有对地位低下人的绝对审判权，而地位低下的人也因恪守本分，不能有丝毫的违背与反抗。

　　就此，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逻辑形成，进而成为部分网友对作品和人物“三观”评判的依据。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对文艺作品的道德审视与传统礼教有着高度重合，而捍卫“三观”的网友，不知不觉间成了传统礼教的守护者。

　　尊重历史原本是无可厚非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古代精神内核的全盘接受，更不应该成为泯灭人性的理由。文艺作品中的合理虚构应当被允许存在，在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前提下，能够给予文艺创作者一定的创作自由，让他们赋予作品中的角色更多人性，从而让每一个人物都能真实可感，对观众而言可能会有更多美的享受。

　　何况我们也有过许多深刻动人的历史类文艺作品，在诸如《大明王朝1566》这样的历史剧中，我们既能看到大的历史背景，也能看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嘉靖帝、海瑞，在这些作品里都是有着悲欢的、复杂的人，而不是宣扬“克己复礼”“尊卑有别”的人形立牌。因此，历史类文艺作品中，真正打动人的可能从来不是那些强调尊卑的伦理道德观，而是每一个历史人物作为“人”的那一面，如果以“三观”为由，不允许历史作品中出现人性的复杂与多面，那无疑是在舍本逐末。

　　更何况，即便在漫长的历史中，那些敢于反叛，追求自由、平等、追求浪漫爱情的人也在被歌颂，作为一种文化流传，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在现代成为“三观不正”的代名词，否则，这可能会成为对“现代”的最深刻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