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语言与伦理十篇

　　人工智能语言与伦理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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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体论语义学的动因、方法与基本范畴

　　本体论语义学的倡导者尼伦伯格（S. Nirenburg）和拉斯金（V. Raskin）说：“本体论语义学是一种关于自然语言意义的理论，一种关于自然语言加工的方案，它把经构造而成的世界模型或本体论作为提取和表述自然语言文本意义的基本框架，作为从文本中推出知识的前提。这种方案也想根据自然语言的意义形成自然语言的文本。”[1] 这就是说，本体语义学有着双重动机。一是应用或工程学层面的动机，二是基础理论层面的动机，而前者就其现实的需要来说更为迫切。尼伦伯格等人认识到：已有的机器智能的最大问题是只能完成句法加工或符号转换，由此所决定，它即使快捷、方便、“多才多艺”，也无法改变其工具角色。因为它离人类智能还差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它没有意向性。所谓有意向性，就是有对外在事态的关于性（aboutness）或指向性，就是有对它物的知道和意识，有对自身的超越性，而不致停留于纯符号的形式转换。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有意向性就是有语义性。所谓有语义性，就是人类智能所涉及到的符号有意义、指称和真值条件等特征。很显然，意向性、语义性和意义等词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当今的意向性理论、意义理论、语义学有合流的趋势。但是，迄今为止的机器都没有表现出上述属性。美国著名哲学家、认知科学家塞尔（John R.Searle）一针见血地指出：已有计算机所实现的所谓智能“本身所做的”只是“形式符号处理”，它们“没有任何意向性；它们是全然无意义的。……用语言学的行话来说，它们只是句法，而没有意义。那种看来似乎是计算机所具有的意向性，只不过存在于为计算机编程和使用计算机的那些人心里，和那些送进输入和解释输出的人的心里。”[2]如果从意义的角度理解信息，甚至不能说计算机有加工信息的功能。他说，“计算机所做的事不是‘信息加工’，而是处理形式符号。程序编制者和计算机输出解释者使用符号来替代现实中的物体，这个事实完全是在计算机范围之外的事。”[3]尼伦伯格等人不仅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进一步强调：“意义是未来的高端自然语言加工的关键因素，”“有根据说，没有这种利用文本意义的能力，人们就不可能在自然语言加工中取得真正的突破，……而过去在这个领域中的大多数工作都未注意到意义。”[4]他们提出本体论语义学的研究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一状况，就是要从技术的层面研究计算机如何利用和处理文本意义，如何让机器智能也有意向性。

　　要完成上述任务，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就是研究人类智能及其运作机理，研究人类意向性的根据和条件，尤其是揭示人类自然语言的加工机制，阐释其根本原则和方法，构建人类语义加工的基本模型。要模拟这样的智能，及其意义接受、理解、完成、输出机制，就必须进到说者与听者或语言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交流的语境，探讨怎样将我们关于语言描述的观念系统化，将计算程序处理意义的观念系统化，怎样形成更符合实际的、更有应用价值的系统的表征理论。由这一任务所决定，本体论语义学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原则。既然它要完成的是应用方面的任务，它当然会设法形成这样的假设，即重构人类加工语言的能力及其所需的知识与过程，也就是要弄清人类的自然语言加工是如何可能的。为此，它有这样的理论预设，即承诺弱人智能观，而非强人工智能观。后者认为，计算机程序不仅应在功能上模拟人脑，而且还应从结构上、物理执行的过程与细节上去模拟。而前者则主张，在模拟人脑的语义能力时只需从功能上加以模拟就行了。判断模拟是否成功，主要看机器处理语义的能力是否与人类的语义能力在功能上等值。其次，本体论语义学的方法论独特之处还在于强调：要让机器对自然语言的加工有语义性，必须以本体论为基础。因为人类之所以能理解和产生意义，根本条件就是人类有一种本体论的图式。正是借助这种本体论图式，任何一个符号语词一旦进入人类视域，都会被归类进入特定的意义域，获得特定的语义值。不过，这里所说的本体论有其独特的含义。

　　尼伦伯格等人注意到：“本体论”一词具有歧义性。尽管“本体论”用法五花八门，但可归结为两大类，一是纯哲学的用法，二是具体科学和工程学中的用法。尼伦伯格赞成瓜里罗（N. Guarino）对“本体论”的观点，把前一用法称作“大写的本体论”，把后一用法称作“小写的本体论”。小写的本体论又有形式本体论和工程学本体论两种形式。瓜里罗指出：所谓“形式本体论……是关于先验划分的理论，如在世界的实在（物理对象、事件、区域、物质的量……）之中，在用来模拟世界的元层次范畴（概念、属性、质、状态、作用、部分……）之间作出划分”。[5]工程学的本体论与哲学中的本体论有很大的区别。它既不关心形而上学的“是”的意义，又没有关于实在的本体论分类。它关心的是信息系统中的整合因素，同时还涉及到有关概念分析之结果的本体论判定，因此它是名副其实的工程学本体论。[6]本体论语义学中的“本体论”既不同于形式本体论，又不同于哲学本体论，但从它们那里吸取了有用的东西。尼伦伯格等人说：他们的“本体论建构试图从形式本体论和哲学本体论中得到帮助”[7]在借鉴的基础上，他们对“本体论”提出了新的理解，建立了一种极有个性的本体论。“在本体论语义学中的每种语言的词汇都用相同的本体论来说明意义，因为它一定包含了那个本体论中的所有意义。”[8]尼伦伯格等人认为，“一个人要承认表征和处理意义的可能性，就必须找到这样的具体的意义因素，它们是外部世界实在的替代。而本体论语义学中的本体论就是能直接指示外部世界的最合适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世界的模型，是据此而建构的”[9]总之，本体语义学所说的本体论不过是语言加工系统中的一种概念框架，其作用是对输入的语词做本体论定位，为其有语义性创造条件。

　　二 本体论语义学关于语义加工系统的构想

　　要回答机器的语义加工何以可能，完成机器对人类自然语言加工的模拟，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人的自然语言加工何以可能？根据本体论语义学家的研究，所以可能的条件不外是：人类有将它与语言关联起来的能力，有别的技能，有情感和意志之类的非理性方面，因为人们赋予语词的意义常带有情感色彩。另外，就是活动的目的、计划及程序，最后就是各种知识资源。

　　本体论语义学认为，人类之所以能理解和产生意义，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人类有一种本体论图式。正是借助它，任何语言一进到心灵之中就有了自己的归属，被安放进所属的类别之中，如听到了“红”一词，人们马上有这样的归类：它指的是属性，与“绿”“蓝”等属一类，为物体所具有，因而不是物体，等等而是基本概念与范畴。尼伦伯格等人说：“本体论语义学试图探讨的是人们在内省式和反思式地看待概念时对这些概念的运用。人们常常谈论属性。虚构的实在（独角兽或赫尔墨斯）和抽象的实质，把它们当作存在的。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决定把它们放在本体论之中不是根源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些实在是用自然的语言指称的，而是因为我们相信：由于人们在他们的宇宙中有这些概念因而语言才指称它们。”[10]因此，在语义机模型中，我们首先要建立的就是这种本体论图式。根据他们的看法，“本体论提供的是描述一种语言的词汇单元的意义所需的原语言，以及说明编码在自然语言表征中的意义所需的原语言。而要提供这些东西，本体论必须包含有对概念的定义，这些概念可理解为世界上的事物和事件类别的反映。从结构上说，本体论是一系列的构架，或一系列被命令的属性-价值对子。”[11]它为要表征的词项的意义作本体论的定位，即说明它属于哪一类存在，其特点、性质、边界条件是什么。例如当有一词“pay”输入进来，首先就要经过本体论这一环节，换言之，该词首先要被表征为一个本体论概念，要被放进本体论的概念体系之中，一当这样做了，它的属性、值便被规定了。有了本体论概念框架，在这种静态知识资源上就可以不断生成各种含有意义表征的动态知识资源。动态的知识资源是在应用所提出的任务、要求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知识。

　　有了关于人类加工自然语言所需条件比较清楚和量化的认识，就有可能通过建立相应的网络让计算机也获得这样的条件，进而让机器表现出对意义的敏感，最终具有语义加工能力。本体论语义学相信：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至少有巨大的开发前景。对此，本体语义学进行大胆地尝试，并建构出典型的语义加工模型。其具体操作就是：先让加工器具备静态和动态的知识知源，然后让其有相应的加工能力。在实践的基础上，尼伦伯格等人通过分析公认的自然语言加工Stratified模型，详细说明了机器进行语义加工的基本原理与过程。

　　在尼伦伯格等人看来，智能主体要理解文本意义离不开至少六个基本环节的加工。第一步是文本分析，即要对输入的文本产生一个表征了文本的意义的正式表达式。由这任务所决定，它必须有分析器和生成器。从文本分析过程来说，文本要输入到系统之中，首先要经过“前加工”将文本加以重新标记，并区别分析不同语言、不同体裁和风格的不同文本，以便让文本能为系统所分析。第二步是对标记过的文本动用生态学、形态学、语法学、词汇学的静态知识资源作形态学分析，形成关于文本单词的引用形式分辨。例如碰到“书”这个词的输入，形态学分析会这样来分析：“book，名词，复数”，“book，动词，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等。第三步就会把它们送给词汇学分析器，并激活这一分析器的入口。这个入口包含有许多类型的知识和信息，如关于句法的信息，关于词汇语义学的信息，其作用是检查、净化形态学分析的结果。例如英文文本中可能夹杂有法、德、意等语言的单词，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单词，更麻烦的是，有些词在词汇分析器中没有出现过，因此无法予以检查。在这些情况下，就要予以查检、甄别，如对不熟悉的词，它有一些处理的步骤和办法。第四步是句法分析。第五步是决定基本的语义从属关系，例如建立未来的意义表征的命题结构，确定哪些因素将成为这些命题的主题，并决定该命题的属性位置。

　　在此基础上，本体论语义学提出了语义加工机的完整构想。尼伦伯格认为，机器要完成文本意义表征，必须有加工器和静态知识资源。首先第一步，借助静态知识资源（生态学、句法、形态学、词汇学、词源和本体论及事实材料）对输入文本作出分析，然后又借助这些知识资源产生文本意义表征。分析模块和语义生成器都离不开静态知识资源。知识资源是如何得到的呢？要靠学习。“本体论语义学必须涉及到学习：它们越起作用，它们储存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就越多，它们可望达到的结果就越好。”[12]除了静态知识之外，计算机要完成语义表征，还必须有动态的知识，它们是关于意义表征的程序方面的知识以及推理类型的知识。另外，加工器还要有这样的动态能力，即把所储存的知识动态地提取出来，运用于知识表征。尼伦伯格等人说“在本体论语义学中，这些目的是通过把文本意义表征、词汇和本体论关联起来而实现的。”[13]“我们关于表征文本意义的方案动用了两种手段，一是本体论概念的例示，二是与本体论无关的参数的例示。前者提供了与任何可能的文本意义表征例示相一致的、抽象的、非索引的命题。这些例示是这样得到的，即提供了基本的本体论陈述，它们有具体的情境的、包含有参数的值，如方面、方式、共指等。”[14]在这里，本体论的概念之所以抽象但又必要，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对存在和语词的分类，如对于要表征的意义，它首先要借助这种本体论范畴确定它是属于物体、属性、方面、方式、过程、活动、数量中的哪一种。简言之，对于任一词的意义或所指，首先要借助本体论概念确定它应包含在哪一类存在范畴之中。在此基础上，再用非本体论参数分析它的具体的、情境方面的值。

　　三 特点与问题

　　本体论语义学与其他人工智能理论、自然语言加工系统相比有自己的一些鲜明特点。其一，它强调对意义的处理无需通过句法分析，至少主要不是通过句法分析。在它看来，机器对意义的接受、表征、加工、生成和输出，或者说，让机器的句法加工具有语义性或意向性，靠的主要不是原先的关键词匹配，句法转换，而依赖的是对人类智能的全方位模拟。其二，本体论语义学认识到了人类心理状态具有意向性、自然语言具有语义性依赖于复杂的因素，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研究意义的一种综合性方案。在具体的工程学实践中，它关注到了意义处理中的多方面因素，即不仅仅注意到了知识性因素，而且还重视潜藏在人类智能中的非知识因素，并通过特定的方式将它们“内化”到他们所建构的人工智能系统之中。第三，本体语义学非常重视本体论图式在人类心理状态意向性、自然语言语义性中的作用，并在将这一认识成果向工程技术领域转化，进而让自然语言加工系统获得这一语义生成的重要枢纽、机制方面做了大胆探索，取得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初步成果。第四，本体论语义学的确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最重要的应用价值是它能产生文本意义表征。因为它的语义处理系统可以借助静态知识资源对输入文本作出分析，借助加工器的动态能力将所储存的知识动态地提取出来，并运用于知识表征， 然后借助这些知识资源产生文本意义表征，并由特定输出设备完成在意义交流层次的人机对话。

　　可以说，本体论语义学面对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瓶颈问题，基于工程学实践和哲学反思，不仅在构建现实的语义机方面做出了极富价值的探索，也为揭示人类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原理提供了可资借鉴和进一步反思的研究成果。因此本体论语义学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选择之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体语义学就是完备的、无懈可击的人工智能理论，非但如此，它尽管是为了回应塞尔中文屋论证和其他关于人工智能责难而提出的一种方案，但仍会受到这样的责难：它的自然语言系统所处理的意义、所生成的意义，好像仍离不开设计操作人员的解释，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充其量只有派生的意向性、语义性。其次，最大的问题是：这种理论建立的系统仍没有主动性、自觉性、意识性、目的性，而这些性质恰恰是人类固有的意向性的特征。因此要让机器成为像人类那样的有意向性的自主系统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 释

　　[1][4][6][7][8][9][10][11][12][13][14] S. Nuremburg and V. Raskin， Ontological Semantic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4， xiii， xiii， pp.138-139， p.154， p.111， p.88， p.135，p191， p160， p160，p174.

　　人工智能语言与伦理篇2

　　关键词：伦理学；教学；模式；实践

　　中图分类号：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3）03-0022-02

　　伦理学是一门古老而新兴的学科，它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所开设的一门核心课程，它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为学生将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系统的伦理学知识；另一方面，为学生较好地为人做事培育起码的道德品质，所以，搞好伦理学教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伦理学课程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小康社会的建立，人们的“生活性”日益突出，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改观。在这种情况下，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伦理学课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伦理学课程体系的解构

　　在改革开放初期建立起来的伦理学课程体系，不论从哪一方面讲，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把“共产主义道德”作为核心，显然超越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所以，随着“左”的观念渐渐退去，这个课程体系也基本解体，人们开始探索与我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及内容，尽管这种探索非常热烈，有很多教材和著作诞生，但彼此差异很大，尚未达成共识，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

　　（二）伦理学教学的实践性转向

　　任何道德理论，不管体系多么完备，逻辑多么严密，内容多么丰富，只有在实践中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并趋向于让人们做有德性的人、过有德性的生活，才具有实际意义。所以，伦理学教学已经从过去那种理论层面上的知识教学转变为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实践教学，区别于传统的道德说教，让学生在浓郁的实践中领悟道德理论，辨明道德是非，陶冶道德情操，磨砺道德品质。

　　（三）伦理学话语权的开放

　　道德为人们的生活实践服务，而生活实践又千姿百态。所以，在伦理学领域，只要有利于做一个好人、过一种好生活，人人都有发言权，每一种言论只要能启人心智、化育人的德性、带给人幸福和快乐，都可以兼容并蓄，相互激励。因此，在伦理学课堂中，不仅教师有话语权，而且学生也有话语权，只有教师和学生平等地交流互动，才能辨明道德真理，启迪道德灵性，传递道德智慧，打造有效课堂。

　　二、教学内容的新构架

　　伦理学课程的新变化，要求我们克服原有的讲解教科书的教学模式，从社会实际出发，把伦理学课堂变成教师和学生一起参与进来共同探讨人生智慧、伦理德性和做人道理的阵地。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学教学才能取得实际效果。为此，伦理学教学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学科理论

　　不管伦理学课程体系如何解构，它总有一些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和基本方面，尽管人们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只要进入这门课程，人们都会涉及它们[1]。因此，在伦理学课堂中，有必要对其基本的学科理论进行讲解和讨论，并力求给学生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

　　（二）人生格言

　　人生格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人们在历史长河中淘洗出的思想珍宝。有时候，一句闪烁着智慧光芒的人生格言，能穿透人们的心灵，慑服人们的情感，成为人们的信念，影响人们的终生，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胜过一本理论教科书。因此，适时地引进古今中外优秀的人生格言，让这些格言在课堂上汇聚碰撞，必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三）道德故事

　　美国著名伦理学家麦金太尔说：“人不仅在他的小说中而且在他的行为实践中，本质上都是一种讲故事的动物。”“讲故事在美德教育中具有关键作用。”[1]所以，道德故事进入课堂，就能自然地流进学生的心底，既能对学生起到很好地陶冶和教育作用，又能为学生将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最可宝贵的资源。

　　（四）伦理思想

　　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不但可以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且是我们做好人树美德的精神财富，古今中外不乏这些美好的思想。因此，在伦理学界没有公认的内容体系的情况下，把这些思想提炼到课堂，不但会凝练人类历史的智慧，播撒人类优秀的文化，而且会增加教化学生的力量，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五）热点问题

　　人生实际上是一个不断产生问题又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伦理学是专门针对人生教化人的学问，在教学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热点问题，不论是学科理论中的问题，还是生活现实中的问题，只要能够引进课堂，积极进行讨论，不论从哪一方面讲，都会使学生有所触动，有所思考，甚至解开人生的迷津，找到正确的方向。

　　三、教学模式的新构想

　　为了充分体现伦理学课程的新变化，把上述五方面教学内容融合在课堂中，使师生双方在教学过程中都有心灵的触动，思想的收获，智慧的磨砺，做人意识的加深和德性品质的提高，通过多年的实践，我们摸索出一套新的教学模式，简称“中心带动，两头延伸”。

　　（一）中心带动

　　“中心”即课堂，“带动”即通过生动互竞的课堂态势，激发学生勤读书、善思考、爱学习的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向课外延伸。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以上述五方面的教学内容为核心，实行“一主线、三主题、两交汇”的课堂策略。“一主线”就是把教师讲授这门课程的基本学科理论作为一根主线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讲授这部分内容要少而精，既要体现出教师的思想水准，又能慑服学生。“三主题”就是学生在课堂上行使话语权所讲的三个主题，即人生格言、道德故事和伦理思想。这三部分内容分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上课开始后，由两名学生分别讲述一个能打动人心的道德故事，同时阐释自己钟爱的人生格言，然后由教师作以点评，要求内容要慑服听众，讲述要短小精悍，表演要有个人风采，点评要画龙点睛，力求给大家难以忘怀的印象，时间把握在5―6分钟内；第二种是把“中西伦理思想史”这部分内容拿出来，按课本所涉及的人物、阶段或流派划分成小块，然后由学生精心备课，当教学进行到这部分内容时，由学生讲授，要求在通透一人物、一流派思想的基础上，梳理出明确的线索，把握住精华，然后一层一层讲出来，力求走进大家的心灵，起到思想感染作用，时间控制在25分钟左右，最后由教师补充点评。“两交汇”就是在教学中，必然会遇到两类问题，一是课程体系内部富有争议的理论问题，二是现实生活中令人困惑的实际问题，一旦遇到这两类问题，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积极讨论，让各种观点在课堂中交汇，通过这种交汇，使学生领会更多的人生道理。

　　（二）两头延伸

　　“两头”指课前与课后。一堂生动活泼、内容丰富的课绝不是课堂单独能够完成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课前的准备和课后的深化。所以，由中心课堂带动，在课前，教师和学生都要精心准备和设计。对教师而言，要站到伦理学科研究的最前沿，尽量涉及伦理学科的所有方面，通过准备，一方面能够深入浅出、非常精彩地完成“一主线”的工作，另一方面能够对学生“三主题”的表现进行有效地点评，并有见地地参与到“两交汇”当中来。对学生而言，针对“三主题”，通过准备，在课堂上能够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说，这种准备越充分，课堂就越活跃，大家的收获就越大。在课后，就课堂中引起而未解决、有争论而仍悬疑、有困惑而不清晰、有盲点而需要补充的问题，引导学生通过读书、查阅资料、写作业等方式进一步深入、反思、研究，必要时，以小论文的形式完成。另外，每节课要求学生都能带着书籍、资料、问题、甚至发言提纲进入课堂，只要教学过程中的某个火花点燃了学生思维的神经，激发了学生关于某个问题的灵感，随时都可以参与进来，发表他们的观点，阐述他们的思想，积极进行讨论，不求完备，但求相互激荡。

　　四、教学改革的新效果

　　让学生和教师处于平等的地位，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课堂中来，由此，不同的形象、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格言、不同的故事汇聚课堂，形成了生动活泼、互竞激励、丰富多彩、动态性的、具有生命力的课堂，能够产生让学生受益终身的教学效果。

　　（一）催生读书

　　“只要肯读书，什么都好办。”[2]一个学生话语的能量，一个学生课堂表现的水平，一个学生做人的教养程度，都依赖于读书的质量，只要浸淫在书的海洋中，他才会逐渐向知识渊博、思想敏锐、头脑聪颖、表达精粹等方面突进。所以，在互竞的课堂中，每一个学生不得不走向书，不得不在书中寻找最大的资源，汲取最大的能量。

　　（二）催生思考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都要思考怎样讲、讲什么、怎样辨、如何辨、谁讲得对、谁讲得不对等。特别是当自己要在课堂中唱主角的时候，思考就达到了最高峰。经过思考的学习就像经过消化的食物供给全身的营养一样，也供给人们智慧、思想、精神、为人做事等各方面营养。

　　（三）催生能力

　　当学生在课堂中积极表现时，一系列内在的能力，如读书能力、思考能力、概括能力、表达能力、论辩能力、写作能力都会应运而生，特别是对将来要作为一名教师的师范生来说，更是一种先期的见习和综合训练，其中备课能力、讲课能力、驾驭课堂的能力[7]，包括勇气、胆量都会一并生成，这也为他们将来求职、面视、交际等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催生德性

　　几十个人以自己最精彩的表演在一起阐释人生格言、谛听道德故事、追寻伦理思想、解读学科经典、辨析热点问题，这就等于设置了一场场教化学生德性的大宴，其氛围陶冶人的德性，其论辩砥砺人的德性，其内容给养人的德性，这样，学生的做人意识得到了最好的磨砺，德性品质得到了最好的锻造，心灵境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从此以后，德性的旗帜就会高高飘扬在学生的精神天空，不论他们教育自己还是教育他人都有了雄厚的资本。

　　参考文献：

　　人工智能语言与伦理篇3

　　随着实践哲学的复兴，“实践智慧” （phronesis）逐渐成为哲学话语的一个关键词。

　　对于“实践智慧”这个词语，学者们已经有了许多考证和说明。在汉语读物中，较早专题考察phronesis的论文有洪汉鼎的《当代诠释学与实践智慧概念》、《论实践智慧》等。[1]考证较为详尽的是汪子嵩等著的《希腊哲学史》。在讲到巴门尼德时，该书对巴门尼德所用过的跟“思想”有关的几个词作了比较分析，它们是：noema、nous、phronein和logos。其中，phronein的词根是phren，phronesis的词根也是这个。该词根指的是心或横膈膜（midriff），有视之为思想器官的意思。赫拉克利特也大量使用以phren为词根的动词、分词、名词，并且混入了“深思熟虑”、“持重”、“慎重”等伦理性含义。该书作者认为：“在哲学上，nous引申为不牵动意志、目的的心灵活动，如积极理性、沉思等；而同心、胸膜相联系的phren，则引申为牵动意念和追求的理性，所以英文有译（指译phronesis，——引者）为prudence、practical wisdom的。《希英大词典》将这个词作两类解释：一是广义的指目的、意向、思想、感觉、判断等，二是狭义地指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和治理事务中的深思熟虑（prudence in government and affairs）。”[2]

　　我想指出的是：最早考证该词的可能要算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而且他特别揭示了一层很重要的意思。在《克拉底鲁篇》中，苏格拉底说：“phronesis这个词可以表示phoras kai roee noesis（运动和流变的观念），或许是phoras onesis（运动的好处），但不管怎么说，它与pheresthai（运动）有关。”[3]phronesis（智慧）不仅跟意志有关，而且跟运动有关，这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概念应当大有裨益。当然，“苏格拉底”在同一个地方也说sophia（智慧）也跟运动有关，这两个“智慧”意思相近。这里涉及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分歧，下文再议。

　　希腊语世界中对phronesis形成了最系统思想的是亚里士多德，其根本特点在于将phronesis和sophia明确区别开来，将前者视为专门在实践领域起作用的智慧而将后者视为专门在理论领域起作用的智慧。这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拉丁语用来翻译phronesis的词是prudentia。在拉丁语世界，托马斯·阿奎那承接亚里士多德传统，对prudentia作了最系统的研究，他的重要创新之一是将prudentia看成联系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的枢纽。[4]

　　英语的prudence来源于拉丁词prudentia。德语的klugheit英译为prudence。康德把klugheit看作伊壁鸠鲁伦理学的核心，而把sittlichkeit（德性）看作斯多亚派伦理学的核心。[5]伊壁鸠鲁派跟亚里士多德传统接近，斯多亚派宗师苏格拉底。康德自己也是贬抑klugheit而尊崇das moralische gesetz（道德律）。

　　当代哲学家中，加达默尔是复兴和弘扬亚里士多德的phronesis最用力的人。他直接讨论的就是phronesis和sophia的差别，并且特别强调了维柯在发挥phronesis传统中的重要作用。[6]

　　这样一来，在phronesis一词的理解和使用上就有两种传统：一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经斯多亚派到康德的传统，其特点是否定或贬低跟sophia完全有别的phronesis；一是从亚里士多德经阿奎那等到加达默尔的传统，其特点是肯定跟sophia完全有别的phronesis，伊壁鸠鲁派和维柯很靠近这一传统。

　　汉语对phronesis的译法有很多。上世纪30年代，严群译这个概念为“深虑”（prudence）。[7]向达所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上海）笔者未见。《尼各马可伦理学》在大陆近出的两种汉译本——苗力田译本和廖申白译本均译为“明智”，在台湾的高思谦译本译为“明智”或“实践智慧”。[8]吴寿彭的《政治学》汉译本译这个概念为“明哲”。[9]潘小慧译阿奎那意义上的prudentia为“智德”。[10]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译phronesis为“实践智慧”，他们主要参照的是ross等人的英译法。ross在其所翻译的nicomachean ethics中译phronesis为practical wisdom而译sophia为philosophic wisdom，[11]有意凸显两种智慧之别，可谓用心良苦。显然，汉语的译法跟译者所参照的英译有关，也跟理解有关。在柏拉图的意义上，phronesis和sophia都可译为“智慧”，但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这两者固然也都是智慧，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所以译为“实践智慧”应最确切，当然同时还须有译sophia为“哲学智慧”或“理论智慧”为之对照。在阿奎那的意义上，“智德”之译颇佳；在康德的意义上，“明智”之译已经有抬举之意了。

　　2．“实践智慧”概念在亚里士多德体系中的位置

　　“实践智慧”以及直接相关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中都有讨论，但较为集中的讨论是在其实践学科的几种著作和《灵魂论》中，其中《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大伦理学》讨论最充分，《论善与恶》中也有精彩之笔，尽管这后两篇著作被认为可能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亲作，而只能算成他这派的作品。不过，单从跟“实践智慧”有关的论述看，这些作品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故本文放到一起讨论。

　　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思想和灵魂学说入手来定位其“实践智慧”概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和“潜能—实现”说，任何事物都由形式和质料两方面构成，并且都有一个从潜能到实现的发展过程。对有生命的事物来说，其质料无疑是其躯体，其形式则是其灵魂。植物的灵魂是营养，动物的灵魂中除了营养外还有感觉欲望，而人的灵魂中除了营养、感觉欲望外还有思想。[12]对人来说，思想是人的灵魂中有“逻各斯”的部分，亦即理性的部分；营养和感觉欲望是无“逻各斯”的部分，即非理性的部分，其中，营养部分既非理性又无所谓是否听从理性，感觉欲望虽非理性却有是否听从理性的问题。按希腊人的观念，任何事物的功用发挥出色就叫德性（arete），人的灵魂的各部分也就有德性问题。与灵魂的构成相应（撇开营养部分不看），人的德性也包括两方面：理智德性和伦理（道德）德性。理智德性包括理论智慧（sophia）、理解（seenesis）和实践智慧（phronesis），道德德性包括慷慨与节制等。前者可以教育而成，后者只能在行为中养成。[13]理智（dianoia）的共同特性在于求真，其方式有五种：技艺（techne）、科学（episteme）、实践智慧、理论智慧和努斯（nous，ross译为intuitive reason，直觉理性）。努斯求科学理论的前提之真，科学求推论性知识之真，理论智慧则是二者的结合，这三者都属于认知性的沉思，即理论活动（theoria），以始因不变的事物为对象。技艺和实践智慧都以可变的事物为对象，属于计虑打算性的理智，求的是生产和实践之真，其中，技艺指导外在器物的制作（poesis），实践智慧指导伦理和政治行为，即狭义的实践（praxis）。[14]

　　显然，实践智慧就是实践领域的智慧，既不同于理论领域的理论智慧，也不同于制作领域的技艺（维科后来将技艺发展为poetic wisdom，实即“制作智慧”）。实践和制作都属于可变的领域，不同的是：前者变化的根源在于人的感觉欲望中有一种自为性机制，后者变化的关键则在生产对象的可塑性。人的感觉欲望的状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感情，包括喜怒哀乐等；二是能力，即感到喜怒哀乐等的能力；三是品质，对待喜怒哀乐等的态度和方式。喜怒哀乐属人之常情，能喜怒哀乐也是人之本能，没有人会因这两个层面的状态而被称赞或谴责。这点相似于《中庸》所谓未发之中。但是，当喜才能喜，当怒才能怒，且喜怒皆要有分寸，类似于“发而皆中节”之谓，这里面就包含了人的品质，有人的意愿和选择等自为性机制在起作用，存在着过、不及和中道三种可能。在这个层面做得恰倒好处就叫做有德性（确切讲为伦理德性），就会被称赞，而过与不及则都会受谴责。这些品质包括温和、勇敢、谦谨、节制、公正、慷慨、友爱等十四种，都是习惯所成，修养所致。“伦理学”（ethike）就是这种“习惯”（ethos）之学，德性也就是人的灵魂的优良习惯。[15]可见，实践是指把人自身变好的活动，跟制作是把物品做好的活动明显不同。

　　伦理德性是人的灵魂中感觉欲望部分的良善（agathon，指具体的善），是狭义的人的行为所追求的目的；而整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则是生活的总体良善（tagathon），即生活得好、行为得好、德福双全，亦即幸福（eudaimonia）。对人而言，其可能实践地达致的最高目的就是幸福，幸福之上更无目的。神的幸福固然高于人的幸福，但这种幸福对于人来说最多只能在理论沉思中歆羡，而不能在实际生活中拥有。人的幸福是人所能获得的各种良善的总汇与和谐，这些良善既包括灵魂的良善（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也包括身体的良善（如健康、美丽）和外在的良善（如财富、朋友），还要有好运当头、神灵护佑。但这些因素中最能被我们自己把握住的、最应该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来达成的只有灵魂的良善，即德性。德性，特别是伦理德性一旦具有，甚至比科学知识的拥有还要稳定可靠。学到的知识可能遗忘，但高尚的品行即使在厄运中也闪烁光辉。幸福不是一个静止的终点，而是灵魂的合于完满德性的现实活动，包含着无数的具体行为和目的，并通过这些具体行为和目的而一步步实现出来。这好比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并完善游泳技能，——这就是潜能和实现的辩证法在实践中的体现。伦理德性既通过每一个行为来养成，又能帮助我们确定每一个行为的正确目的，而实践智慧作为一种特殊的理智德性，其意义就在于为我们计虑达到每一具体目的的正确手段，并且这种计虑要以对生活的总体良善的周全考虑为坐标。如果只有伦理德性而没有实践智慧，则良善的目标就会因为缺乏正确的手段而无法实现；如果只有实践智慧而没有伦理德性，则有效的手段就可能被错误的目的所利用，而服务于错误目标的聪明才智并不配称为实践智慧，因为它跟人生的总体良善是背道而驰的。伦理德性是灵魂养成的优良习惯，它可以保证我们的行为总是趋向正确的目的，尽管这种保证不像自然规律那样必然。伦理德性本身不包含计虑打算的功能，所以需要灵魂中理性部分的帮助。实践智慧是理智德性之一，其特长就在于理性地思考跟实践行为相关的种种因素，以寻求达到目的的最佳途径，尽管其思考结果不像科学命题那样确定。实践智慧不属于感觉欲望方面的优良习惯，其自身不具有保证行为人一定趋向正确目的的功能，所以它主要充当伦理德性的助手。不过，由于每一种伦理德性所确立的都是单一目的，实践智慧则要考虑整体的和终极的目的，因而实践智慧以其理智之光能使每一种伦理德性在达致幸福的整个过程中显明自己的位置和意义。就此而言，相对于伦理德性来说，实践智慧又不仅仅是依附性的，它还具有对于伦理德性的开显和整合功能。这类似于康德的知性范畴对感觉经验所起的作用，可表述为“伦理德性无实践智慧则盲，实践智慧无伦理德性则空。”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只有配合一致才可能为人生谋求到现实的幸福。城邦政治的意义和使命就在于为全体公民实现合于德性的幸福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16]

　　在《善与恶》中，对实践智慧概念有一个较在其他著作中更为完备的界说：“实践智慧在于深思熟虑，判断善恶以及生活中一切应选择或该避免的东西，很好地运用存在于我们之中的一切善的事物，正确地进行社会交往，洞察良机，机敏地使用言辞和行为，拥有一切有用的经验。记忆、经验和机敏，它们全都或源于实践智慧，或伴随着实践智慧。或者，其中的有些兴许是实践智慧的辅原因，例如经验和记忆，但另一些却是实践智慧的部分，譬如深思熟虑和机敏。”[17]

　　3．亚里士多德区分“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的理由

　　要领会亚里士多德为什么提出实践智慧概念，最关键的是弄清这个概念跟理论智慧的关系。

　　在前面引用的柏拉图对话中，phronesis和sophia并无区别，并且这二者跟techne（技艺）也没有实质的区别，这三者都是人类理性在流变的世界中把握确定性的优秀品质（亦即德性）。据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对于智慧和明智并未加以区别，而是认为，凡是知道并且实行美好的事情，懂得什么是丑恶的事情而且加以谨慎防范的人，都是既智慧而又明智的人。”[18]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通常被概括为“德性即知识”，但如果放到亚里士多德的框架中去解读，应该再加两句话：“明智即智慧”（实践智慧统一于理论智慧），“道德即理智”（伦理德性还原为理智德性）。把德性归结为普遍性的知识，意味着只用把握普遍性的理论智慧就能同时解决认识和实践两方面的问题。沿着这条思路，柏拉图更进一步，将理论的目光锁定在对普遍的、不变的和独立的“相”（idea，eidos，通常译为“理念”）的追寻和把握上，比如，如果要在实践上真正成为“善的”，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知道那个“善”本身。这条思路在理论上的根本困难在于无法将“相”的世界和具体事物的世界令人信服地联系起来，在实践上的根本困难在于这种主张无法获得符合其理论预期的操作成效。

　　亚里士多德主张“实践智慧”，所针对的就是这些困难。据我的理解，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最根基性的区分应是神人之分。如果有普遍、不变和独立品质的存在（on，“是”、“所是”），那一定是属神的或者说分有了神性的。人的灵魂中用于把握这种“所是”的品质就是理论智慧，这种智慧是人的灵魂中的神性部分。人拥有这种神性的理智，仅仅是为了以沉思的方式去接近神、摹仿神，求取类神（相似于神）的幸福。也就是说，这种智慧是高贵的，但却是非实践的。所有神性的存有都是不可改变的，人不能把不可改变的东西作为自己实践的对象。人自身属于动变世界，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自为的动变，指导行为去应对动变的世界以求取相对稳定的幸福，需要一种特殊的智慧，即实践智慧，这是一种纯粹人性的或属人的智慧。神的智慧是单纯的，而人的智慧则由神性成分和人性成分混合而成，故人的本性是一种混合本性。[19]用实践智慧处理好纷扰的人事，可以为理论智慧腾出闲暇，使其更好地去做通神的工作，所以，实践智慧又被比作理论智慧的管家。[20]重视神人之分，这在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是一致的，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神性不仅具有理论性，而且具有可实践性，甚至是实践性的源泉，而亚里士多德的神性则只有理论性，没有可实践性，实践性的源泉在于纯粹人性之中。当然，这并不是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没有看到人性的混杂性，而只是说在他们看来人性的问题可以归根到底由神性来解决，二者是可通约的，相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性中的神性成分和纯粹人性成分是不可通约的，只能分类解决。

　　分类解决的思维方式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精髓。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把“是”（on，或译为“存在”）分成十个种（genos）或范畴，并在许多地方都明确反对把“是”本身看成统一这十个种的更高的种。[21]在《后分析篇》中通过对三段论的细致分析，他得出了不同学科有不同本原（arche，或译“第一原理”）的“一种一科”（one genus to one science）原则。[22]这些分类思想与其神人相分的价值观互为表里，构成了一种迥异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维方式，而其庞大又细密的学科分类体系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所结出的果实。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亚里士多德倡言实践智慧的逻辑学和本体论根据。《优台谟伦理学》指出：“善”和“是”一样有多种含义，抽象的“善”本身正如抽象的“是”本身一样，即使具有理论意义，也不具有实践意义；实践中有意义的善必须可以操作，因而是十分具体的。[23]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也讲了同样的道理，并且对快乐也作了多角度的分类。[24]《大伦理学》仍延续了这种对“善”严加分类的观点。[25]对“善”进行分类，就好比将柏拉图的“善”的相打成碎片，幸福于是得以取而代之成为实践所追求的最高价值。跟“善”的相不同，人的幸福是不能理论地规定的，因为它无非是那些“善”的碎片靠诸多因缘在一生一世中凑成的一种非稳定的和谐状态。实践智慧所关涉的就是这种“凑在一起的东西”，[26]它的特长就在于根据每一个实践活动的具体情况协调各种凑在一起的因素。“善”的种类在实践上不可通约，就是说“善”在实践上具有异质性（heterogeneity，“种类不同”之意），这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学科的根本理论前提。正是这个前提使得“相”论在伦理学中遭到瓦解，使得用理论智慧解决实践问题的思路发生塌陷，从而为人生的“实践智慧”之需提供了一个理由。

　　亚里士多德区分“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还有很多理由，但我以为上述理由是最重要的。

　　4．有关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概念的其他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还牵涉大量其他问题。这里暂列几种，供进一步讨论之用。

　　第一，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ousia，或译“实体”）只能是个别，知识只能是普遍。这应该是区分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学理原点，但亚里士多德自己没有明确讲过。这是有待我们深入挖掘的。[27]

　　第二，如果把分类原则贯彻到底，那么在实践方面就会走向彻底的个别主义，而在理论方面则以“作为是的是”（to on hei on）为主题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就难以成立。关于“是”的分类理论和普遍之“是”的学问之间的关系，西方学界长期聚讼纷纭，至今未有定论，[28]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第三，实践智慧是一种针对个别性的智慧，这是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的，但主张实践智慧的学说却是普遍性的，如是，伦理学、政治学等实践学科与其主张的实践智慧之间是否存在悖论？进而，关于实践问题的理论研究对实践本身来说是否还有意义？如果有，意义又是什么？对此，尽管亚里士多德有论述，但道理远未讲清、讲透，需要我们接着往下讲。

　　第四，按照今天流行的广义的实践概念，制作也是一种实践，其中也有智慧（即技艺），这种智慧跟实践智慧颇多相似之处，亚里士多德在讲实践智慧时也总是忘不了捎带讲讲制作的智慧，那么，这两种智慧究竟是什么关系？制作的智慧在一定条件下可否与实践智慧相整合？这也需要深究。

　　第五，“实践智慧”问题牵连整个哲学史，从这个角度切入，整部哲学史都要改写，各家各派都要重新理解和评价。这更是一项大工程了。

　　第六，总起来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谓理论与实践（广义的实践）的关系问题。不管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纯粹理论领域的理论，还是以实践领域和制作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或准理论，它们作为对普遍性的认识跟实践、跟制作究竟是什么关系？有没有跟实践无关的理论？有没有跟理论无关的实践？普遍的理论跟个别的实践究竟应当如何关联？这些都是亚里士多德没有回答而我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29]

　　主要参考文献：

　　1．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the modern library, 2001, new york.

　　2． 亚里士多德著：《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3． 亚里士多德著：《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北京。

　　4． 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北京。

　　5． 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6．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北京。

　　7．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994年，北京。

　　8．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京。

　　9． 色诺芬著：《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北京。

　　10． 康德著：《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京。

　　11． 加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上海。

　　12． 严群著：《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13．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著：《希腊哲学史》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7、2003年，北京。

　　14． eleonore stump: aquinas, routledge, 2003, new york.

　　15． 洪汉鼎著：《论实践智慧》，《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16． 潘小慧著：《德行与伦理——多玛斯的德行伦理学》，哲学与文化月刊杂志社，2003年台北。

　　人工智能语言与伦理篇4

　　我梳理出关于人工智能的五个关键词：开源、创业、巨头买买买、产品、争议。站在2015年的年末，和大家一起回首人工智能领域这一年的发展与进步。

　　开源与话语权之争

　　正如谷歌董事长施密特所言：“机器学习并不是魔术，它只是个工具而已。”过去一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公司将自己的机器学习技术作为工具开放给全球开发者使用。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全球各地开发者的积极参与，而开源将成为吸引开发者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利用开源争夺人工智能的话语权，也成为巨头们积极开源的重要原因。

　　2015年11月，谷歌开源了一个名叫TensorFlow的机器学习平台，全球各地的开发者和爱好者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个平台，作为谷歌第二代人工智能系统，TensorFlow的命名起源于该系统的运作原理，即复杂的数据结构(Tensor)将会被传输至人工智能神经网中进行分析和处理，这一过程是机器深度学习的核心部分。

　　谷歌此举被业界广泛解读为“欲复制人工智能领域的Android”。

　　事实上，早在今年1月，Facebook人工智能研究院(FAIR)就推出一组基于Torch机器学习框架的开源深度学习工具。Torch是一个从2002年就开始存在的开源库，已被Google、Twitter、Intel、AMD、NVIDIA等公司采用。Facebook的开源工具将有助于提升神经网络性能，并可英语用于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NLP)。

　　早已将人工智能作为公司核心战略的Facebook并没有停止开源步伐。2015年12月，Facebook宣布开源针对神经网络研究的服务器“Big Sur”，这款服务器装配有高性能图形处理单元(GPUs)，是专为深度学习方向设计的芯片。

　　传统的IT巨头也没有闲着。就在谷歌开源TensorFlow不久，微软亚洲研究院于将分布式机器学习工具包(DMTK)通过Github开源。这个工具包由一个服务于分布式机器学习的框架和一组分布式机器学习算法构成，可将机器学习算法运用到大数据。

　　同样也是在11月，IBM宣布开源旗下机器学习平台SystemML，这个平台由IBM的Almaden实验室近10年前开发，可支持描述性分析、分类、聚类、回归、矩阵分解及生存分析等算法，IBM沃森就整合了其中多项技术。

　　这些下半年尤其是11月份之后出现的开源热潮令人眼花缭乱。但上半年的另一家公司的开源产品却被很多人忽视，这就是亚马逊的机器学习平台。

　　2015年4月，亚马逊推出Amazon Machine Learning(亚马逊机器学习)，这是一项全面的托管服务，让任何开发者都能够轻松使用历史数据开发并部署预测模型。亚马逊内部一直使用机器学习过滤商品下方的垃圾评论、通过注册姓名来辨别用户的男女性别，以及训练分拣机器人对不同形状物品的识别等等，这些功能将通过AWS云服务提供给开发者。

　　如果说基于硬件服务器的机器学习还有一定的门槛，那么基于云计算机器学习服务则在部署和维护方面提供了较大便利性。

　　创业起步期

　　2015年人工智能投资有多热呢？风险投资人Nathan Benaich在12月1日伦敦Re.Work大会深度学习讨论时透露了一些数字：从2015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1日，约有300笔涉及到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80%的投资少于500万美元；90%的现金投资发生在美国，欧洲只有13%；75%的多轮融资发生在美国。

　　而根据Venture Scanner追踪分析855家人工智能创业公司的数字显示，这个领域的创业公司横跨十三个品类，总估值超过87亿美金。

　　如果以全球整体风险投资情况来看，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比例大约只为5%。这些数字都表明：整个人工智能领域的创业融资还处在早期，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还没有成型的产品或停留在产品测试阶段。

　　不过，2015年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很酷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Brendan Frey教授实验室于今年夏天创立的Deep Genomics刚刚在11月宣布完成370万美元的种子轮融资。这家公司通过深度学习技术筛选海量以前未知的基因突变，找出致病的基因突变。

　　成立于2010年的人工智能公司Vicarious在2015年8月完成新一轮融资。Vicarious是一家“野心勃勃”的创业公司，他们要“复制大脑皮层功能，控制人的身体，理解语言并进行数学计算。

　　该公司吸引到硅谷诸多大佬的青睐，其投资人包括亚马逊CEO贝佐斯、Facebook CEO扎克伯格、Salesforce CEO Marc Benioff以及企业云服务Box公司CEO Aaron Levie。

　　而一向对深度学习嗤之以鼻的Geometric Intelligence创始人Gary Marcus则相信蹒跚幼童的学习和推理方式中蕴含着让机器更加智能的秘密，但他的产品还未问世。

　　同样还未有产品的旧金山的机器学习创业公司Osaro完成了330万美元融资，投资者包括Peter Thiel、Sean Parker等硅谷知名人士(机构)。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年初，公司员工只有9人。Osaro公司的技术强调将用于图像识别的感知技术于计算机和机器的决策能力整合起来，帮助计算机通过试验(错)来提升机器智能。

　　崇尚“软件吃掉世界”的Andreessen Horowitz则给一家上线不到5个月的Gigster 1000万美元投资。这家公司提供一种全新的软件开发体验：从客户一个想法到一个App之间的转换是基于其强大的人工智能引擎，它可以将客户的产品需求转化为开发计划，企业外部大量开发者可以根据这个开发计划，将已经预置好的代码模块进行累加和调整优化，从而快速“生产”出一个App。

　　在国内市场，2015年10月，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出门问问宣布完成谷歌投资的C轮融资，出门问问估值3亿美金。截至本轮融资，出门问问自成立之日起已经获得了7500万美元的融资。

　　谷歌副总裁Don Harrison认为，出门问问在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方面有着较强的技术积累。同时出门问问丰富的本土化合作伙伴喜欢也成为谷歌风险投资的重要原因。

　　同样也是在10月份，通过人工智能为企业预测潜在客户的公司EverString完成B轮融资。该公司利用企业内部销售数据，结合每天动态变化的全球新闻数据、企业公告数据、社交媒体等外部数据，来进行认知运算，为企业预测潜在客户。

　　巨头们买买买

　　2015年人工智能领域的买买买虽不及去年DeepMind“嫁给”谷歌那般惹人眼球，但巨头们一直紧盯市场上的猎物，从技术、人才的收购成为巨头们快速布局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手段。

　　尽管较早推出Siri这样的虚拟助理产品，但苹果公司过去几年并未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太大进步。根据LinkedIn的一份数字，苹果公司对于机器学习相关职位的需求也是硅谷各大公司里最少的，但今年这种情况似乎在改变，苹果在2015年完成多笔收购。

　　2015年10月，苹果公司收购了一家来自英国剑桥地区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VocalIQ。

　　这家公司开发了一款基于深度学习的人机语音交互的软件，用户可以很自然地与计算机进行沟通，而且用户使用越多其精确性也越高，这恰恰也是包括Siri在内的多个人工数字助理所研究的领域。目前，该公司的产品主要面向汽车领域。

　　不到一周，苹果又买下了一家名叫Perceptio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该公司的两位创始人Nicolas Pinto、Zak Stone都是图像识别领域的专家，他们利用深度学习技术不断提升图像识别的准确度。

　　不过，苹果已连续两年缺席人工智能界最重要的盛会——神经信息处理系统会议(NIPS)，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至今也从未发表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而且相比与谷歌、Facebook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以硬件见长的苹果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有着浓厚的“苹果特色”。

　　比如苹果收购的Perceptio公司的产品就是一套不需要太多外部数据的图像识别系统，这和谷歌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研究方法并不相同。

　　IBM在过去一年继续利用收购提升沃森的“技能”。

　　2015年3月，IBM收购了AlchemyAPI。AlchemyAPI能够利用深度学习人工智能，搜集企业、网站、广告主发行的图片、文字等信息，并做出相应的文本、数据分析。

　　这些技术对于IBM沃森意义重大，而且对于转型困境中的IBM来说，“AlchemyAPI能运行深度学习，而收购AlchemyAPI对于IBM来说，是IBM区别其他云端服务提供商的关键所在。”IBM CEO Elliot Turner如是说道。

　　2015年对谷歌来说也是特别的一年，公司架构调整后，母公司Alphabet开始将诸多前沿技术研究并入到新的Google X。

　　2015年10月，谷歌继续在欧洲“淘金”，重金投资了“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the DFKI，German Research Centr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是一家非盈利的研究机构，拥有450名科学家，主要研究项目着眼于语言技术、嵌入式智能、增强现实、知识管理、多媒体分析和数据挖掘。这是该领域最大的研究中心之一，2015的预算高达4100万欧元(相当于4600万美元)。

　　2015年2月，Uber在匹兹堡建立起自己的前沿技术中心(Advanced Technologies Center )，继续扩张势力版图，进军机器人领域。

　　除了研发更好的地图、安全驾驶系统，最有利可图的就是Uber的自动驾驶汽车。而到了2015年夏天，Uber从引领全球机器人发展方向、由卡耐基梅隆大学掌管的美国国家机器人工程中心(National Robotics Engineering Center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挖走了40多名研究人员，还包括多名资深高级研究人员。

　　在“摩尔定律”半百之际，芯片巨人英特尔收购了一家人工智能公司Saffron Technology，该公司前IBM知识管理和智能中心首席科学家Manuel Aparicio创立，专注于研发自家的“联想记忆”技术，在企业级市场成绩斐然。

　　与上述互联网、IT巨头相比，汽车巨头丰田加入到人工智能领域引发诸多遐想。

　　2015年9月，丰田宣布投入5000万美元开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同时聘请原DARPA机器人大拿Gill Pratt负责该项目。尽管Gill Pratt表示丰田无意制造无人驾驶汽车，但在12月，丰田投资10亿日元收购收购人工智能创业公司Preferred Networks的小部分股份，Preferred Networks一直专注于机器学习技术，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丰田有意布局无人驾驶的意图。

　　而且，丰田还准备在明年1月份之前在硅谷建立一个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未来五年将在该项目上投资10亿美元。

　　产品涌现

　　过去一年与巨头买买买和创业公司爆发相呼应的，是各种基于人工智能的新产品不断涌现，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越来越多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人工智能产品推向市场，反过来又推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

　　先来看看谷歌的几款产品。

　　2015年6月，谷歌谷歌相册服务，它可以将相册中同一个人物的照片整合在一起，比如回顾一个婴儿从小到大的成长轨迹。通过长期学习，它甚至可以自动判断对你重要的时刻、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物。在谷歌相册会上，科技博客O Reilly就站在Larry Page旁边，O Reilly很惊讶地发现，如果他在搜索框中输入类似“墓碑”这样的关键字，该APP甚至能找出很久很久以前照的他叔叔墓地的照片。

　　谷歌11月份推出的邮件智能回复功能“Smart Reply”则利用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技术实现。谷歌选择的是LSTM模型，能够很好处理不同位置单词之间的依赖关系，并能够发现邮件内容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不会被附近的短句所影响。

　　如果说谷歌的上述产品都是千方百计地替代人类工作，那么Facebook的秘密武器M则展现出另一种可能性。

　　M是一款内置于Facebook消息类应用Messager(类似于微信)的聊天机器人，当有人通过Messenger给M发送短信时，“通过人工智能引擎可以生成一个直接回复，同时教练可以让这个直接回复发送给用户，这个回复有时只是给出一个建议，有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或者一些其他无关的回答。”Facebook产品副总裁Marcus这样解释M的工作原理。

　　2015年对于微软小冰来说也是成长迅速的一年。2015年8月第三代微软小冰正式，同时宣布小冰回归微信，三个月后，小冰了计算视觉功能。

　　截止到2015年11月，小冰已经积累了百亿轮与人类的对话信息，从中提取了海量历史数据，这些海量数据对于改善小冰的“智能”具有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与小冰交谈的人，都是小冰的教练。

　　人类不仅可以训练Facebook M、微软小冰，同时还可以让特斯拉汽车变得更“聪明”，在特斯拉Autopilot的媒体会上，马斯克为每位Model S车主取名为“专业教练”，意味着每个驾驶者将会训练这个系统，通过大量的训练数据近一步完善Autopilot的自动化驾驶功能。据多个Model S反映，特斯拉Autopilot体验非常出色。

　　除了上述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产品，人工智能在2B(企业级)市场依然有诸多创新。一家名为Orbital Insight的美国创业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来分析卫星图片，得到全球的石油储存量。接着，他们又与世界银行合作，利用卫星图片和人工智能来分析全球的贫穷状况。

　　9月初，由Andreessen Horowitz投资的比特币创业公司“21”第一款产品——比特币电脑！不同于所谓的挖矿，这是一款将比特币与现有的互联网服务整合的硬件设备，鼓励更多开发者开发更多支持比特币的应用。

　　伦理之争加剧

　　与人工智能市场蓬勃发展相呼应，2015年的人工智能领域，伦理之争加剧。既去年霍金、马斯克先后警告人工智能将给人类带来灾难之后。

　　2015年7月，包括霍金、马斯克、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在内的多人都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禁止自动化武器，从而避免引发军备竞赛，否则可能引发比冷战更危险的形势。

　　2015年11月，美林银行了“关于机器人革命可能带来的影响”的报告，虽然报告陈述了机器人在人口老龄化方面的优势，但是它也还预测了，大量的工作将被消灭：其中，英国将有35%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而美国的比例则高达47%，甚至包括白领工作职位。

　　在这个大背景下，两家致力于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类威胁的研究中心先后在2015年12月成立。

　　12月初英国剑桥大学新建了一个研究中心，致力于人工智能未来并旨在影响其道德伦理发展。据了解，一家名为Leverhulme的信托公司将为其提供十年约1000万英镑的资助。

　　而到12月中旬，特斯拉和SpaceX的CEO伊隆·马斯克、Y Combinator董事长Sam Altman等人宣布出资10亿美元成立非盈利性人工智能(AI)研究机构OpenAI。

　　DeepMind CEO Hassabis也透露，霍金曾和他讨论人工智能的情况。而下月，纽约大学将举行人工智能伦理研讨会，众多互联网巨头及创业公司的人将参与本次会议。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伦理之争也从工作是否被替代延伸到多个领域，更涉及到家庭伦理层面，比如如何应对未来人与机器人的性爱问题。

　　11月初，本来有一场名为“机器人的爱与性”的会议在马来西亚召开，但是被取消了。马来西亚警方说这个活动“非法”并且“荒谬”。一名警官说：“与机器人做爱，没有任何科学可言。”不过，依然有许多人相信，人与机器人的亲密关系中有很多有趣和重要的事情值得研究和讨论。

　　又或者，无人驾驶汽车的“电车悖论”如何作答，尽管这并非计算机科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但在未来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计算机科学家理应成为重要参与者，毕竟，他们手中的代码或许左右了太多人的生命。

　　人工智能语言与伦理篇5

　　在语文课堂学习中，由于学生受学习习惯、生活经验、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的影响，对文本的理解、情感的体验、语言的表达存在错误是非常正常的。然而深入课堂，特别是一些公开课，我们会发现：不少教师为追求课堂教学的“行云流水”，往往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缺乏正确的解决方法，或视而不见，或不知所措，或敷衍了事。

　　学生课堂出现的错误也是宝贵的课堂生成资源。特级教师华应龙老师曾明确提出：“要正确利用学生的错误资源。”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一双慧眼，多一些机智，提高资源意识，利用课堂错误资源，凸显学生主体地位，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一、以错触思，正确理解文本

　　认知心理学派认为：错误是学习的必然产物。学生由于认知缺陷、粗心大意、感知粗略等原因，导致了在文本内容的理解上出现偏差。此时，教师要及时将学生的错误理解变成教学资源，凝聚学生对文本的关注力，增强学生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从而引导学生正确地理解文本内容。

　　例如，苏教版五年级上册《装满昆虫的衣袋》一文中写道：“法布尔难过极了，眼泪刷刷地往下掉，很不情愿地把心爱的小宝贝放进了垃圾堆。”笔者在执教这一课时，一位学生把“放进了垃圾堆”读成了“扔进了垃圾堆”，把“放”读成了“扔”，说明他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笔者及时捕捉并利用这一错误资源，引导学生讨论：大家认为这里用“扔”好还是用“放”好？为什么？学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最后一致认为用“放”好，因为“放”说明法布尔很难过，很不情愿，还让我们感受到法布尔虽然受到父母的责骂，依然对昆虫很迷恋。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要求教师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在语文课堂上，学生每天都会发生以上类似的错误，教师应洞察其价值，采用智慧、独特的方法，触动学生的思维，促使学生正确理解文本。

　　二、以错导读，深入体会情感

　　语文的教学过程是情感体验的过程。语文课堂上，当学生出现错误时，教师应根据课堂生成，调整教学过程，并用富有激情的语言，引导学生入情入境，在朗读中走进作者的内心，体会语言文字的情感，从而和作者形成强烈的共鸣。

　　例如，苏教版五年级下册《海伦·凯勒》中有这样一段话：“不幸的小海伦，在生了一场重病之后，双目失明，双耳失聪……她变得暴躁起来，脾气越来越坏。”这段文字写的是海伦在一岁半时，一场大病给她带来的不幸。体会海伦悲痛欲绝的心情时，就非常适合学生有感情地朗读。没想到，第一个学生就把“隔绝”读成了“隔断”。笔者及时抓住这一教育契机，迅速追问：“比较‘隔绝’和‘隔断’，用哪个更好？”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们抓住文字，相互讨论，明白了“隔绝”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隔断了，更加写出了海伦的不幸。

　　笔者认为，还可以进一步利用这一资源，走进人物的内心，深入体会人物的情感。于是，增加了导读环节：“春天，万物复苏，我们看到了满园春色，而双目失明的海伦面对的是……无边无际的黑暗。”“我们听见莺歌燕语，而双耳失聪的海伦面对的是……死一般的沉寂。”“我们和家人共享快乐、分担忧愁，而海伦……不能喊一声‘妈妈’，也不能倾诉心中的希望和要求。她变得暴躁起来，脾气越来越坏。”一个“隔绝”写出了海伦的不幸，表达了人们的惋惜、痛心。教师借助错误，引导学生在正确理解文字的基础上，通过朗读深入体会了作者的情感。

　　三、以错促写，提高语言表达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重视写作教学与阅读教学之间的联系，善于将读与写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在阅读教学中，抓住学生在阅读和理解上的错误，挖掘错误背后的写作因素，巧妙地安排学生进行批注和补白，激发学生写作的兴趣，能够逐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例如，苏教版四年级下册《永远的白衣战士》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高风险，高强度，高效率，叶欣像一台永不疲倦的机器全速运转着，把一个又一个患者从死神的手中夺了回来。”笔者在教学时，故意将“高风险，高强度，高效率”隐藏起来，让学生进行填空。很少有学生能将三个词语填完整，这是预设中的错误。笔者把错误交还给学生：默读课文，找出有关语句，感悟护士长叶欣工作的“高风险”“高强度”“高效率”，并在旁边写写自己的真切感受。学生们写批注的热情很高，抓住关键词，细读品悟，深刻感受到了叶欣的崇高精神。

　　课堂教学是动态的过程，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凭借经验，预设错误，诱导错误，抓住学生的错误资源，引导学生进行写作，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人工智能语言与伦理篇6

　　【关键词】智慧教育 艺术教育 自我 心灵 创造力

　　一个世纪以前，伟大的哲学家费希特指出：“美的艺术不像学者那样只培育理智，也不像人民教师那样只培育心灵，而是要培育完整统一的人。它所追求的不是理智、不是心灵，而是把人的各种能力统一起来的整个心态，这是一个第三者，是前两者的综合。”这种综合是理性与直觉的完美结合，是有表有内、有层有递、有进有出的有机体，它高悬于心灵之镜前，根植于理智之土壤，绽放永恒的“真善美”之花。然而，随着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发展，现代美学开始陷入了或者过分追求科学理性，或者进入了崇拜消费和自由主义的误区，反映了思想意识上的一种倒退。同时，某些功利主义教育观也造成现代艺术教育中伦理道德教育和人文关怀的缺失，这可以从当前高等院校的艺术教育现状中窥见一斑。

　　我国高等院校艺术教育如火如荼发展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突出问题：艺术创作与艺术素养的问题。当下的艺术教育以向学生灌输大量的技术性能力和机械填充知识理论为主导，缺少唤醒主体自我意识的动机和意识，现存的技术与美学观念成为学生难以突破的限制，进而阻碍其独立思考和获得完整人格的过程。心理学家贝伦曾借助“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量表”对创造性艺术家人格做出测试，想描绘出创造性人格的总体面貌，归纳出典型的较突出的13项人格特征，其中包括“具有高度的智能；真诚地珍视智力和认知问题；重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关注哲学问题，如宗教、价值和生命意义等；用一种伦理上一贯的方式来行动，恪守各项准则……”①从内在精神关怀到外部行为特征，贝伦提供了反其道而行之的教育理论依据。在艺术教育中运用智慧教育来培育学生完整的人格和生活，启发他们对“内心”提问，将成为推动艺术创新和创作背后的力量，因而凭借智慧教育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与和平。

　　智慧教育，即开启智慧的教育，自古有之。柏拉图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认识你自己”，教育帮助人们去了解生命的所有精微面。“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如果一种教育未能触及到人的灵魂，未能引起人的灵魂深处的变革，它就不成其为教育。”②

　　智慧教育也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美国心理学家斯腾伯格的“三元智力理论”认为人的智力是复杂的和多层面的，并试图以主体的内部世界、现实的外部世界和主观体验三个维度来分析智力，提出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突破以往将智力局限于理性认识的智力理论。1983年，加德纳进一步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提出人类至少存在7种以上的智能，即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音乐智能、运动智能、空间智能、人际关系智能和自我认知智能。“多元智能理论”超越了三元智能的范畴和层次，将智能提升到社会智能和自我认知智能领域，涉及人的内心世界、自我省思和自主建构。在此，我们尝试进一步区别智力与智慧，从功能上来说，智力有助于人们获得感官体验、习得知识和认知客观世界的能力，它可以通过种种学说和理论来解释并验证，智慧不能用知识或能力来衡量，它无法通过模仿、聚集或存储来获得，它是关于通过自我完善探索内心世界的活动，它注重主体与内心世界的完整统一。智力犹如树枝，它是整棵树的局部，经由“部分”的知识，我们无法体会“整体”的喜悦。而借助智慧，我们可以将“整棵树”映入内心，内化为其生命的必需，渗入人的一生。因此，智慧教育的真谛不在于传授多少知识，而在于是否使精心选择的知识深入到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通过自我完善、自我构建和自我发展，形成完整的人格和完满的生活。一个真正的艺术探求者是超然于自我，超越了自我的虚荣和野心，具有优秀的表现能力，却不陷入某个艺术流派的狂热与追捧，也不对灵感屈膝媚求，因为靠赞颂和阿谀奉承而产生的自我崇拜会让人身陷名利，而造就充满矛盾和争执的生活；靠刺激需求的灵感是自欺欺人，足以导致形形的迷惘，将对真相的探索阻挡在心灵的存在之外，这显然危害了作为独立心灵的敏锐感受力和智慧的展现。“当天赋和才能成为私人的东西，当重点放在‘我’和‘属于我的’之上――‘我’作画，‘我’设计，‘我’写作――则敏感性便麻木迟钝了。唯有在与他人、与事物、与大自然的关系中，觉察到我们思维与情感的每一个活动时，心灵才是开放的。”③这即是说，唯有抛却对“过去时”境遇成就的种种迷恋，抛却对“将来时”功名利禄的颠倒梦想，而将思维集中注意在“现在时”，对它敞开胸怀，才可能电光惊石般划开真理的面纱，擦燃出创造的火焰。

　　现代教育体系中对智慧的探寻和引导似乎正在渐渐退隐，也就是“智慧在其历史上已经说出了并说完了它的道，而后现代的思想又与智慧分离”，如果说“用‘道’‘技’‘欲’的语词大致可以描述古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主题。在后现代中，人的规定被抛弃，人不再与自己相区分，自我在欲望中消解”，“技术和欲望这两种语言是极端形式下产生的病态，因而智慧语言的复活成了时代唯一的希望”。④因此，我们推崇一种形式，即将传统美学的理性化和中心化的概念触体，在这些概念中释放出新的真理内容。真理亘古不变，过去，它曾经被凝结在传统智慧的智语中，当下，它要从理论体系中走向实践与实证，激发起个体存在的智慧之光。

　　[注：本文为基金资助：2012中央财政厅大连理工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编号：DUT13RW423；大连市社科联（社科院）2013―2014年度一般（联合）课题，编号：2013dlskybdl009；2013年度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编号：L13DZX020；2014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研究项目，编号：14YJC760046]

　　注释：

　　①Robert S.Albert. Genius and Eminence[M].UK：Pergamon Press，1992：303-304.

　　②杨东平.教育：我们有话要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7-68.

　　③彭富春.哲学与美学问题――一种无原则的批判[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87-88.

　　人工智能语言与伦理篇7

　　关键词：变译；伦理；中国哲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译伦理系统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BYY11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9Q1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德香，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翻译批评及文化研究。杨荣广，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伦理学、翻译史。

　　一、引言

　　201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围绕“学以成人”（LearningtoBeHuman）主题，开展了以多元、包容、和谐为目标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全球化语境下多元复杂的生活世界为背景，就如何处理现实世界中“以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为基本底色”①的各种关系提供了丰富思考，体现出高度的哲学反思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下，一切研究说到底是对人的研究，即便是高度科学化、技术化的病毒研究，也离不开对人的考量，揭开技术面纱，其背后潜藏的也是人的管理和智慧，依靠的也是人性的力量。科学技术尚且存在伦理价值问题，更何况与人类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翻译实践。因此，从哲学视角反思翻译当中的伦理问题就显得非常迫切而意义非凡了。

　　如果文明之间的交往注定是合作接纳与冲突相克共生的话，作为沟通桥梁的翻译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伦理”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学”是研究“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的学说”（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896页）。翻译在本质上涉及的也是以文本和语言为介质的人与人关系，各种关系最终体现为译者决策中所需要考虑的面向各个翻译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如何处理翻译中的各种关系，也就成了翻译伦理关注的问题。中国哲学所主张的道德观念、行事准则、为人态度以及教育原则等，对翻译伦理研究颇有启迪。本文结合近年翻译界对伦理和译者行为的研究，拟从变译基本概念出发，运用传统儒道哲学及《论语》《道德经》等关于伦理的经典观点，从跨学科视角探讨变译的伦理基础、价值属性、多元功能等多方面问题。

　　二、何为变译伦理？

　　首先，什么是变译？变译由中国学者黄忠廉提出，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19）。变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一直客观存在，变译理论作为对变译现象的理性思考从其诞生之日起也始终在翻译理论史的長河中时时闪现，并在当下翻译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多基于变译过程分析，描述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缺乏对变译行为价值合理性的考量，而变译的核心理论，只有究其哲学及精神基础，方可得出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与思想轨迹。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变译的特点，探讨变译伦理的本质属性、规范及内在理路等。凡事皆有理据，变译的理据除了语言学、翻译学等理论支撑外，还在于其背后的社会伦理或心理基础。要谈变译伦理，需从翻译伦理说起。

　　英文的translationethics译成汉语是“翻译伦理”，意思是关于何为“好/善”的翻译的观念、信仰和规则。正因为此，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443）指出“翻译伦理就是一系列大家接受的关于应该如何翻译的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译文应该如何规范的问题”。换言之，对翻译伦理的探讨需要研究翻译活动的一系列思想源泉、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从翻译过程或文本出发，探讨译者所遵循的原则、策略和方法，由此得出翻译活动的一些标准和规范，并以此为准绳对其他翻译进行评价和判断。比如译文应该忠实于什么？原文及作者？还是译文与读者？抑或委托人？赞助人？当不同文化差异导致冲突的时候，译文应该忠实于谁？等等，类似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关乎译者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

　　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对人伦关系的阐述主要围绕的就是人生、人性与人心。《道德经》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同理，翻译能够亘古不变，是因为其目的不是为了译文本身，而是为了原文生命的延续，从这一点上看，西方本雅明的翻译本质与道家思想殊途同归，即认为翻译是为了让“原作的生命之花在译作中得到最繁盛的开放”（胡德香70），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而如何让翻译之生命延续，则取决于人，即译者。《论语》有言：“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孔子教给我们观察人的方法，不仅看其行为和表面，还要看其动机与居心，看其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如此“其人之人格与心地，将无遁形”（钱穆33）。“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认为的崇高道德就是遵循道。所谓道者，即为人心，此处的人心不过是种种记忆思想之集合，是译者掌握的全部精神世界。儒学大师梁簌溟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梁簌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7），钱穆也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在钱穆的世界里，“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朱人求12）人文研究离不开对人心的研究，这个心即是精神。变译伦理所包含的人心即是由翻译活动参与者，包括译者、出版者、读者、评论者等构成的全部精神。

　　由此可见，翻译伦理也是翻译心理，是探究“翻译行为的源泉究竟是什么”这一命题，反映的是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翻译伦理子系统的变译伦理，其基础就是变译心理，也就是如何处理变译中的各种关系。

　　汉语当中对“伦理”一词的理解，与“道德”通常并列使用，几乎等同于道德。《现代汉语词典》“道德”的解释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281页），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道德”意为社会中“能以彼此相安共处的一种路道”，此“路道取得公认和共信便成为当时当地的礼俗。凡行事合于礼俗，就为其社会所崇奖而称之为道德；反之，则认为不道德而受排斥”（梁簌溟，《人心与人生》202）。借用到翻译中来，就是译者按照一定准则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文本进行改变以期合乎读者的阅读习惯或审美要求。变译伦理的核心就在于，变译行为是否合乎社会的礼俗或准则，而社会礼俗准则的关键则在人心。

　　翻译之变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因何而变与如何变通则取决于译者的心理。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思想也不谋而合。切斯特曼强调伦理问题即是译者的责任心问题，认为译者的忠诚既不是针对原语文化，也不是译入语文化，而是跨文化交流涉及到的各方，一旦决定接受翻译项目，或承诺出版某种译作，译者就应该保证实现跨文化关系中稳定的互利互惠关系（Chesterman167-168）。简言之，译者伦理是对整个翻译职业而言，忠诚的是某种超越文本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译者所付出的努力与翻译结果产生的价值是成正比的，而译作的价值除去直接的经济收益，最终就是其对跨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对双方利益以及为增进社会幸福做出的贡献。

　　从这个角度说，判断译者翻译行为是否合乎伦理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忠实于文本，而在于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否能够增进跨文化交际双方的整体利益。

　　三、中国哲学视角之变译伦理内涵

　　国学大师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depth，broadnessandsimplicity）”，“中国人是用心生活的人（theylivewhollyalifeoftheheart）”，“中国语言也是用心的语言（alanguageoftheheart）”（辜鸿铭6-14）。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冯友兰3-5）。《论语》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奠定了儒家为人行事的基本准则，即注重仁德，讲究忠信。

　　一切行为皆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梁簌溟指出人类社会的心理学基础不在理智、不在本能，而在人心，人心与人类生命是统一的，“要从生活来看生命，来说生命，而离开人的种种活动表现又无生活可言；这些活动表现于外的，总不过一则是偏动的本能，二则是偏静的理智罢了”（梁簌溟《人心与人生》13）。该见解用于解释翻译中的变译及其背后的原因是非常恰当的，变译伦理也在人心。翻译取决于译者心，翻译伦理就是对译者的心理研究，译者的心，不过是种种关于翻译的记忆和思想之集合。

　　既然人心存在偏动的本能，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自然会做出调整变动，然而，偏静的理智又告诉人们必须遵循原文，忠实于作者，这一动一静之间的拉锯，构成了译文的面貌。很难说哪个译者或译作完全保留了原文、完全忠实于作者，即便主观上愿意如此，在客观实践中也可能是另外做法。此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实践中可谓数见不鲜。严复首推的信达雅，其中心点是对原文的忠实。然而，他自己的翻译却是“不忠实”的，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认“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且告诫读者不要向他学习，“勿以是书为口实也”（严复136）。此处无意分析严复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和动机及其翻译的好坏，只欲说明译者心理与行为上的矛盾。类似的译者不计其数。林纾虽然宣称自己的翻譯之讹，原因“均出不知”，不懂原文，错在助手，而实际他是“明知故犯”，“手痒难熬”，随意发挥之处不胜枚举。像他那样“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的人在各国翻译史上都找得到例子”（钱钟书87）。这些现象与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内圣外王”十分吻合。中国哲学的精神既是入世，也是出世的，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努力做到“入世”，注重社会和人伦道德；但心灵上追求的是“出世”的超越境界（冯友兰6-8）。落到翻译上，就是对忠实心向往之，而行动上的变译则属社会需要和人伦道德作用的结果。

　　根据儒道哲学对文化、人生及人心的论点，可以得出对变译伦理的认识：首先，变译伦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