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町人及其伦理思想

　　町人阶级是进入镰仓时代（1192-1333）后，随着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都市社会的出现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由于17世纪初德川幕府制定和实行士农工商等级身份制度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町人的形成及发展

　　1.町人阶级的形成

　　所谓町人，从字面意义上讲，即住在町里面的人，町人一词在平安朝（794-1192）前期就已经出现，那是用作平安京（京都）的一种区划单位的名称。而町人一词则出现于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当时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家政权在镰仓建立，京都以行商为主的东西集市萧条，出现了代替集市而以店铺买卖为主的商业区和坐商，坐商们的居住地和店铺营业地也开始被称作町或町屋，故而住在这种町或町屋的人们便成最早的町人。亦即是说最初的町人是指与行商相对的坐商。町人在13世纪初也出现在幕府政权的所在地镰仓，并有了正式的称谓。

　　在镰仓时期不仅町人、商人有别，而且由于当时手工业者和商人处于一种尚未分化的状态，此时的坐商和行商也包括部分手工业者在内，因而无论是以坐商为主的町人，还是被成为商人的行商，都还未形成一个具有社会身份的独立阶层，尤其是手工业者此时还处于既未脱离农业也未形成独立行业的状态，而町人阶级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手工业的发展及其行业的形成。

　　日本手工业发展并形成行业是在室町时代（1336-1573）中期以后，经过南北朝（1333-1392）战乱，经济作物广泛普及，土地的产值大大提高，人们对商品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和多样化，从而促使手工业生产在造纸、制陶、酿酒、榨油、制漆、金属铸造、木材加工以及纺织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这一系列的手工业的发展，使各地城镇、村庄出现了专门从事某一工种的职人（工匠），而当时的工种已达七八十种之多。这些职人为确保工作场所和市场尽管依然从属于社寺等，他们依据行业的不同组成各种座，逐渐开始摆脱对官衙、贵族和寺院的依赖，拥有了自己的作坊和生产工具，独自接受社会的各种订货，收取加工费或自主生产可直接上市的商品，从而形成职人，即手工业者阶层。

　　在室町后期的战国时代（1491-1568），战国大名为增强自己领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推行了领国统一和一元化经济政策，纷纷在自己城郭的城下建造作为其政治和经济据点的城下町。

　　战国大名为建设和繁荣城下町，一般采取如下做法：

　　第一，将直属武士团以及原在农村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经济实力的地侍集中到城下町，使武士脱离农村以便于统制，同时将地侍的财富连同其消费市场吸引到自己的控制之下。

　　第二，将拥有技术的手工业者、流动性较大的行商以及不属于传统商会——座的新兴商人集中到城下町，为其提供军需、消费物资和发展城下町经济。

　　第三，不少大名在自己的城下町内，实行所谓的“乐市”、“乐座”政策，免除市场税、商业税，以吸引更多的工商业者来城下町定居。

　　这样，不仅工商业者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城下町，而且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生产和物资、各种集散市场和流通物资也向这里聚集，使得城下町逐渐成为各领国的军事、经济和交通中心，从而产生了城下町人。

　　城下町人的繁荣和发展为近世城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为工商业者以町人身份成为其主要居民准备了条件，但是町人作为一种阶级身份正式确立，则是在织丰政权建立之后。

　　织田信长在群雄争霸中初步取胜后，为建立以自己为最高统治者的新的集权统治，强制推行兵农分离、检地和一国一城政策，不仅命令家臣团聚居城下町，实行专制君主式控制，而且通过检地和令地方豪族武士移居城下町，使各地豪族领主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失去对织田政权的独立性，加速了武士和农民的分化。与此同时，对城下町的町人采取优厚政策，免除商人的市场税和杂役负担，奖励商人在城下町定居和开展自由贸易；打破旧的社会关系，规定在安土城下町本地人和外地人平等，允许改变和断绝原有的主从关系和亲属关系，废除连坐制法等等。

　　这一系列政策的推行虽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和掌握町人的财力技术，但客观上促进了町人的成长以及提高了町人的地位。

　　在织田信长的基础上，丰臣秀吉为强化自己的统治，进一步加大了兵农分离的力度，并且进而实施商农分离政策。他在颁布旨在取缔民间武力，使百姓（农民）专事农业的《刀狩令》之后，又颁布《身份统制令》，第一次以法令形式从身份上将武士和农工商、农民和町人明确地加以分开。该法令规定了各职业阶级之间（除了职人和商人之间外）不得互相流动和变更身份界限；严禁“奉公人、侍、中间、荒子”等大名的家臣和下级武士改做町人或百姓；百姓不得舍弃田地而从事买卖或外出做工，不准移居城下町；作为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町人，既不能擅自改变职业，也不能随意雇佣乡下的百姓；即使所在地的领主大名更换了，农民也不许擅自离开原乡村，而武士和町人则允许随从主君迁移，集中住在大名的城下町。

　　这种旨在兵农分离、商农分离的身份统制法令的实施，一方面使原来城下町众中的地侍阶层或上升为武士，或下降为百姓成为农村统治基层的庄屋、名主，或固定为町人身份；另一方面将原来按业种不同而聚于城下町的职人町和商人町中的职人和商人明确地固定为町人身份。

　　由此，町人作为一个区别于武士和农民、具有自己独立身份的职业阶级终于形成了。

　　2.町人阶级的成长

　　德川幕府（1603-1868）成立后，为建构新的封建统治体制——幕藩体制，将上述丰臣秀吉旨在兵农分离和商农分离的身份统制政策，推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即德川幕府不仅将以职业不同划定身份阶级的做法从之争制度上加以固定，而且根据朱子学的名分论即“人有四等，曰：士农工商”的理论使不同职业具有等级身份，在制度上规定了町人的社会地位，大大加强了其等级尊卑的色彩，为幕藩统治体制奠定了基础。

　　在集权机制方面，因德川幕府是一种军事独裁的政权形式，幕府将军掌握着全国的军政大权，拥有强大的军队和占全部领地30%的土地，控制着江户、大阪、京都、长崎、博多等重要城市，具有制定、颁布实施法律，没收、转封、减封诸藩领地和监督诸藩施政的权力。

　　作为强化集权的重要措施，幕府实行了参觐交代制度，即为了加强对地方诸藩的控制，规定诸藩主定期到江户参谒将军，并交替居住于江户和本藩，除关东地区的谱代大名每半年参觐一次而外，一般藩主均一年在江户，一年在本藩，交替居住。

　　这种制度不仅使江户人口不断膨胀，而且迫使大名及其家臣要花费庞大的费用来支付参觐途中的旅费，维持他们在江户的生活以及自己领地藩政机构的费用。为此，他们不得不将领地农民缴纳的年贡米通过商人换钱使用，以致发展到不依赖町人（商人）就难以维持生活的地步。同时，成为支撑幕藩体制经济基础的缴纳年贡米制度，也是町人获得迅速成长的有利契机。

　　幕藩体制下领主阶级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从领地农民手中征收年贡米，即对于武士阶层来说，可供征课的产业就是他们的领地。领主们把征收上来的年贡米的一部分用于武士阶级自己的口粮，剩余部分则要换成货币用于购买其它必需品和领内财政开支，其中相当部分要用于上述的参觐交代费用。

　　生活在城下町的武士也是如此，他们仅靠领取的俸禄米根本难以维持生活，必须要把相当部分俸禄米先换成货币，然后再购买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武士不能直接经商，只能把自己赖以生存的俸禄米也交由町人经营。

　　这样，前一时代已经兴起的货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年贡米越来越商品化，幕藩体制下的领主经济全面地卷入了货币经济之中。无论是幕府还是地方大名，都不得不启用或利用町人，在大城市设立藏屋敷作流通机构，特别是大阪，成了号称“天下厨房”的全国物资集散地，商品流通发达，商人云集。再加上幕府推行锁国政策，促使国内的制造业、水陆交通、商业和贸易迅速发展，形成了由货币经济将政治上分立的三百诸侯联在一起的全国性大市场。

　　在城市、商业、货币经济显著发展的过程中，町人利用自己专事工商业的特权，适应领主出卖年贡物资以及武士们都市生活的需要，在大阪等城市经办起了专营各藩年贡库存物资的挂屋、藏元，在江户经办起了推销旗本和御家人俸禄米的札差，利用垄断大米等物资主要来源的有利条件牟取厚利，经济实力急剧增强。到17世纪中叶后，豪商辈出，拥有的财力不仅超过了农民，而且超过了受领俸禄的武士大名。正如后来长崎出身的町人学者西川如见（1648-1724）所说，“自古町人位于农民之下，然不知何时天下自变成通用金银（货币）之世以来，天下金银财宝悉归町人所握”，而原以物物交换为基础的大名和武士阶层则因货币经济的冲击日趋贫困化，其中很多人不得不向作为两替商（经营钱庄的信贷商人）的町人借钱，以至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贷款给大名的大名贷商人，以及通过贷款从诸藩获取苗字带刀和各种商业经营特权的御用达商人，形成了新的特权商人阶层。

　　由此，町人阶级被推到了德川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主要地位。

　　3.町人伦理思想的渊源

　　町人自13世纪初作为町或町屋的居住者——坐商出现，到17世纪前半叶町人阶级长达四百多年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自身的阶级成长、经济力量的壮大和文化创造力的增强，逐步摆脱只有自发性传统道德习惯，而无独立于统治阶级的自觉性道德意识的状态，开始萌生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念。

　　迄今的日本伦理思想史学界通常把德川时代以前的时代定为佛教伦理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而把德川时代定为儒教伦理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按此而论，町人伦理，正好产生于佛教伦理主导向儒教伦理主导转型的时期，必然要受到佛教伦理思想的影响。

　　在佛教诸宗派中对町人伦理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当推净土真宗（室町后期称为“一向宗”），真宗的第二创始人莲如兼寿（1415-1499）的“恶人正机说”和《侍农工商御文》等所代表的真宗教义为初期町人摆脱职业卑贱心态、萌生平等职业意识起到了重要启蒙作用。

　　町人在日本中世前期基本上处于一种被歧视的状态。之所以被歧视，除了统治阶级的肆意压迫以及自身在社会分工中尚未形成独立阶级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町人前身的工、商曾长期受到社会的贱视。作为町人来源之一的工被认为是淘金人、锻工、铸工、木匠、樵夫等山民，另一来源的商被认为是运货的水手、放筏人以及捕鱼贩卖的渔夫等水民，他们不像农民那样有由地缘共同体而形成的固定村落，生产力、生活方式乃至风俗习惯也较之农民落后，故在传统价值观的支配下，被歧视而成贱民。即使他们演变成为町人后，也未能及时拜托这种被歧视的境遇。

　　然而，真宗的“恶人正机说”之主旨强调“信仰惟一”，反对上述的歧视意识。这种“众生相同”、无职业差别的观念使得从前名声不好的职业现在不再遭受非难了，莲如兼寿继任第八代本愿寺法主后，在亲鸾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念发起，平生业成”的佛陀拯救理论和报恩念佛说（为报答如来拯救之恩而念佛）并亲自巡游各地讲经传教。他将佛陀拯救理论与“恶人正机说”和“女人正机说”相结合，在农民、工商业者、地方武士等各个阶层中广泛传播，信徒剧增。尤其是他的《侍农工商御文》明确地提出了“侍农工商”概念，并将这四民一同称为“执迷凡夫”列入佛陀拯救对象的范畴。

　　莲如上人在该《御文》中对四民定义说：

　　“所谓侍农工商，一，从事奉公、仕官，持弓箭为主命而不惜牺牲生命者；二，投身于耕作，把犁握锄，开垦大地，身体力行，以农作收成为本而继身命者；三，精通艺能，愉悦众人，惟以狂言、俏语为本而渡世者；四，朝夕心系商事，漂泊于险海波浪之中而不畏艰险遇难者。”

　　《御文》把“侍农工商”不加区别地一同视为佛陀拯救的对象无疑体现除了在佛陀面前“侍农工商”并无身份或职业尊卑差异的观念，对此前一直被贱视的町人萌生职业平等意识不无裨益。

　　从《御文》对“侍农工商”的上述诠释可以看出，它虽然实在宣讲各种职业者的业务，但是其中内容明显具有职业伦理的意义，“精通艺能，愉悦众人，朝夕心系商事，不畏艰险遇难”等，则可视为最初阶段的町人伦理或者町人职业伦理了。

　　作为一向宗教团基层组织的讲，最早也是最多地在工商业发达地区、近畿地区的寺内町中组织起来，大多数商人、手工业者和几乎全部的町内居民成了信徒，而其后町人势力的发展、阶级意识的觉醒和町人文化的兴盛，也都是首先发端于这个地区。

　　由此，可以认为净土真宗的伦理思想对于町人伦理思想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町人伦理思想的形成

　　1.町人的金钱本位

　　自“元和偃武”后，原以战斗为职业的武士阶级，在以武力实现统一的同时，就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失去了用武之地，只能发挥维持社会治安和稳定的作用。

　　在武士作用被弱化的同时，文化作用被强化了，幕府大力推崇朱子学，也只能把封建文化推向新高潮，却不可能创造出代表时代精神的新文化。

　　与此相对应，在等级身份制下被置于四民之末而专事工商业的町人阶级，随着近世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的膨胀，在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价值和作用日益扩大，经济实力和文化创造活力不断增强，终于至元禄时代创造出了足以取代贵族文化和武士文化、代表着时代精神的町人文化。元禄町人文化的兴盛象征着中世意识形态的彻底终结和近代思想意识的萌发，它使町人的价值观和伦理思想登上了时代思潮的前台。

　　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由于元禄町人（新兴町人）创造了以歌舞伎为代表的奢侈与享乐的消费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文艺、绘画、歌舞、乐曲等方面的文化繁荣，更重要的是他们表现出了代表新时代的价值取向和伦理精神，即表现出了反抗和打破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儒教道德至上的禁欲主义道德以及基于阶级身份和职分观的安分道德、压抑人情的义理本位道德、对封建专制权力的屈从道德等伦理思想和精神。

　　町人要建构自己阶级的伦理思想体系，需要在迸发反禁欲主义精神的同时，确立起与人们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紧密相关的金钱本位价值观、赚钱合理主义的伦理思想，以及争取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阶级意识，元禄町人的金钱本位的价值取向，在17世纪中叶，特别是自宽文年间（1661-1687）开始的新兴町人快速发展时期就已经充分表现出来，并在进入元禄时期广泛支配了町人的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在西鹤未以小说形式广播于世和为其张目之前，未能形成强劲的时代思潮。

　　西鹤的好色小说的旨趣之一，是通过描写町人豪奢浮华的爱欲生活，表现町人具有强大经济实力及其“天下之町人”的气概。即是说，西鹤的好色小说是在彻底肯定金钱力量的前提下赞美色情的，他肯定金钱力量的思想在其好色小说中就已经表现出来。

　　但是好色小说毕竟是以通过夸张手法表现町人对爱欲的追求为主题的，有关金钱力量的问题也多作为追求爱欲的背景材料或者手段来处理，并未把元禄町人有关金钱问题的价值取向作为中心内容来描写。

　　明确肯定金钱本位的思想表现在町人物的第一部代表作《日本永代藏——大福新长者教》之中，在该书第一卷的开篇“初午参拜好运来”中，西鹤在描写以正直、才智致富的町人典型之前，先开宗明义地阐明了世间应以金钱为本位、积蓄金钱的中心思想。

　　西鹤从超越阶级和圣俗、超越时间和超越万物三个角度强调了金钱的重要性。

　　其一，西鹤提出无论士农工商抑或出家、神职之人均应视俭约为大明神之神托，积蓄金钱，意在强调金钱的重要性和积蓄金钱的必要性，不是只适用于某个阶级或者只局限于世俗之人，而是不分阶级身份和职业的尊卑差异以及宗教和世俗的区别，适用于所有世间之人；并且，西鹤通过将俭约积蓄金钱视为大明神降予士农工商及神职人员的神谕，表明了他试图将赚取积蓄金钱的行为正当化和神圣化的思想。

　　其二，西鹤称天地为逆旅、光阴为过客，浮生若梦、生命如烟。亦即说，西鹤在着意说明，尽管从无常观的思想角度看，的确是人死后金钱不如瓦砾，携至黄泉亦丝毫无用，然而就金钱的生命价值而言，它若留于后世，则具有造福子孙的超越时代的巨大功用。

　　其三，西鹤在这里已不仅仅是像好色小说中那样为满足爱欲而肯定金钱的作用，而是把金钱提高到了除亲生父母外的生命之父母、可达成人间除生老病死外的所有愿望、超越世间万物的最宝贵之物的地位，即是把金钱视作了万物之尊和万能之物，以此为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但具有金钱力量的町人阶级，伸张其金钱本位价值观的合理性。

　　然而，如此强调金钱的魔力和价值，并不是西鹤创作町人物乃至其精神追求的最终目的。其根本目的在于以金钱本位的思想为基础，建构起他理想的町人形象、町人的价值观和致富伦理。通过强调金钱的价值，树立町人阶级自己的价值观。

　　在西鹤看来，处于四民之末的町人，只有营利赚钱才有自己的事业，只有具有了金钱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才能立足于世。町人除了金钱之外别无长物，只有肯定了金钱的价值，才能肯定町人的价值；只有确立了金钱本位价值意识，才能树立起町人阶级自我的价值意识。

　　因此，西鹤在其町人物中，以“天下之町人”的阶级觉悟和自负心，明确地主张与武士阶级权力本位价值观相应的金钱本位价值观，伸张赚钱正当论和商人有用论；以赚钱正当论为前提，建构新兴町人的致富伦理。西鹤提出的万事皆需要有金钱才行和惟金钱为町人之氏系图的思想，可以说明确了町人的价值原则和价值取向。

　　总之，西鹤在町人物中所描写、主张和强调的金钱本位价值观，不仅反映和代表了元禄商品经济浪潮中新兴町人的伦理价值取向，而且成为此后町人阶级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

　　2.町人的奢侈消费观

　　町人在17世纪后半叶就已经积蓄了超凌武士的大量货币财富，出现了太宰春台（1680-1747）所说的“金银之富，悉为商人所藏”的情势。然而由于政权掌握在武士阶级手中，町人即使掌握了超凌武士的财富也无法争得与武士平等的政治权利，且有可能被幕藩领主一纸命令剥夺财产，所以不少富商开始在生活上追求奢华和享乐，甚至出现了“人花百金我施千金”，“不剩过夜之钱”，竞相比富的奢侈消费、纵欲享乐之风。

　　淀屋家红漆走廊、玻璃屋顶的豪宅令将军大名望尘莫及；淀屋辰五郎身着僭越身份的里外全白锦服出人游里，不惜一夜千金的豪奢；纪国屋文左卫门“千金包吉原”，“撒金如豆”的挥霍；奈良屋茂左卫门纳凉隅田川，酒罢金杯弃之流水的浪费；京都町人丝屋十右卫门耽于高雅的茶道享乐等等，无疑反映了当时不少巨商把大量财富倾注于奢侈消费、纵欲享乐的生活倾向。

　　以新兴豪商为主掀起的这种豪奢享乐之风，刺激了生活日用品乃至奢侈品的大量需求和消费，并使人们衣食住生活乃至整个社会风气普遍出现了奢侈倾向：庶民姑娘也穿起了过去连中级武士家姑娘都少穿的美丽宽大的和服；长期以来一日两餐的用餐习惯变成了一日三餐；一般町人也住上了过去同心家都少有的铺榻榻米或地板的房间。

　　在町人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创业而积蓄起了强大的经济力量之后，它又与豪奢享乐之风的兴起同步，以更强劲的势头和反抗精神在更广泛的思想领域内表现出来。

　　京都巨商出身的灰因绍益于天和年间（1681-1684）率先对幕府俭约御制法展开正面批判，绍益在其被誉为日本近世随笔文学金字塔的《繁华草》中，对幕府一再发布奢侈禁止令明确地提出批评。即绍益认为幕藩统治者颁布的俭约法等法规对人民进行各种限制，是专为其自身谋利益，既会给人们造成痛苦和不自由，又不利于社会生活的安定和生产的正常发展，是明显错误的做法。

　　町人的豪奢享乐之风，迄今多被不少学者视为町人困于阶级局限性的消极堕落，且有人认为町人这种奢侈颓唐的城市生活是建筑在封建领主武士勾结商人高利贷者残酷剥削农民基础之上，它导致了部分町人破产，阻碍了町人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于为发展日本早期资本主义积累资本。

　　不可否认，町人的奢侈享乐之风在一般意义上确实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同时应该看到，在严格的士农工商等级身份的统治下，追求豪奢享乐，既是町人因无法拜托封建制重压而追求现世快乐的一种消极表现，也是作为被统治者的町人对抗封建统治和体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手段。亦即是说，在奢侈消费的背后，还隐含着一种町人试图以此强调金钱价值乃至其阶级价值的意识。

　　从一定意义上讲，町人掀起的奢侈享乐之风，不仅在经济上具有如绍益所说的有利于刺激消费和“成就万人之买卖”的作用，而且在伦理价值观念上也是对封建儒学道统的一种挑战，它对町人从掌握经济的主动权向掌握文化的主动权发展，加速町人阶级自我价值认识的进程和町人伦理价值体系的形成，都有不容置疑的作用。

　　3.町人的俭约伦理观

　　町人伦理思想家石田梅岩在其著作《都鄙问答》中对俭约做了大量论述。梅岩所主张的“脱离贪心而行以仁心”，其主旨在于强调俭约伦理精神。梅岩的俭约伦理，既与吝啬相区别，也与朱子学的禁欲主义不同。他强调的俭约，并非基于单纯偏重物质的功利主义，而是建立在自我抑制享乐的个人主义与合理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其核心是主张按照人与物的应有法则正直、合理、适度地使用财富，使节省的财力助世界之人所用，并由此实现自身的职分和道德价值。

　　在梅岩看来，俭约的本意虽然是减少浪费、节省财富，但节省的目的不同，则俭约的性质也不同，为世界之人而节省是合乎仁义的俭约，而出于私欲的节约则是吝啬和贪心。行俭约必须遵循正直原则，不仅不应为害于人，而且要有助于人。

　　梅岩所主张的俭约，并不仅在于节省财物，而在于通过节俭财物修正人的歪邪之心，即修身，树立人的正直之心、仁义之心。

　　不言而喻，梅岩虽极为主张俭约“为有助世界之人”和“为行善事”，但其最关心的仍是俭约对于町人家业的重要性。从其晚年的最后一部著作命名为《俭约齐家论》也可看出，他始终把俭约视为町人的齐家之本，将俭约视为齐家之本、爱人之理、治国之本、实践仁义的表现之观点，在理论上虽然来自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但是作为町人的梅岩敢于要求封建统治者节用爱民，遵守俭约原则，并把俭约的价值提到治国之本的高度，在町人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町人伦理思想体系的确立

　　1.町人的正义论

　　三宅石庵出身医药商人，是在京都町人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儒学者，石庵对町人伦理的贡献是有关义利的理论。他在其讲座中并未明言町人营利的正当性，而是借用对《孟子》中正义和仁义的解析，论述了利的本质性意义。

　　石庵认为，被认为追求物质利益的商人，与孟子所批评的通过乱用权力谋求财富的邪恶宰相们的不道德欲望，不能相提并论。因为求利本身是一种欲望的结果，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道德恶劣。如果与规范相一致而追求利益，就应视为有道德行为，那种把商人获利谴责为搞乱善人准则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他认为，所谓利是由人的合理性判断正义的认识延伸而来的，商人不应将自己的职业视为追求利益，而应视为发自于义这一道德原理的正当活动。故而他说，“利乃非求而自生之者也”、“利乃义也”，即认为如果利益是正当的，那么利即是义。商人通过市场而获得的生计，与武士、农民乃至道德说教者通过努力而获得的生计并无任何不同，主张对待商人的行为应该与对待其他阶层一样，以正义来进行评判。

　　石庵的理论通过宣讲《孔子》、《孟子》等具有神圣形象的文献而得到强化，促使商人提高对自身及其工作的道德价值的认识，使他们觉悟到自己的职业行为符合道德是基于同情心和公正原则的。这种道德主张通过石庵的反复宣讲强调，对怀德堂观念形态产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影响，在一些怀德堂的学者中甚至出现了超越石庵的言辞，公开为町人营利张目的主张。

　　2.町人的信义论

　　在德川幕府末期，出现了如正司考祺的《家职要职》、《经济问答秘录》、《俭约富强论》等代表町人立场和价值伦理的著作。考祺论述商人经营的代表作《家职要职》中最大的特点是强调“以信义为本，以智术为用”的经营之道。考祺认为在商人的日常经营之中，应该特别重视信。

　　考祺所说的信是非常广义的，从商人之道的角度而言，它既包括经商诚实而不谎骗、信守契约、有约必践，也包括先勤而后利以及信守道德等。

　　例如他认为，通过赌博而获得的钱财，因不是先勤而后利而是靠欺诈的不信行为获得的，是不劳而获的金钱，所以不知如何运用，又不会储藏，终至荡尽；再如市场交易，他主张公平自由竞争，诸如借当权者的权威进行垄断，或者结伙霸占市场，都是违背信义的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考祺以信义为本的思想，既是为了町人营利致富，又超越了专门营利赚钱的境界，它把经营伦理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反映了町人社会责任意识的增长。

　　3.町人的利即是义

　　中井竹山名积善，字子庆，怀德堂第四代学主，他任学主期间开创了怀德堂的鼎盛时代。

　　竹山在评价一种学说时，并非只看其宗旨，同时又把其是否与实践相联系解决实际问题视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之一，他自己的学问及伦理学说也是如此，主旨在于阐明和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世纪问题，提出了“利即是义”的伦理观。

　　竹山继承石庵的伦理观，主张德是人的固有之善，当然之则，称德是作为公正的人具有的认识善的能力，“德即得也”；无论是商人还是其他庶民，他们既是具有特殊职业才能的人，同时也是基于人的本性的有德人。

　　因此，他反对徂徕关于以礼治心，以义制事的观点，即是说，竹山认为礼和义皆为人的本然之性，只有与利得相对应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本然自我。

　　基于这样的认识，竹山不赞成日本朱子学中“履义者居贫，奔利者居富”、“君子喻义，小人喻利”的观点，而赞同其中“好富贵而恶贫贱乃人之常情，而非君子与小人之别，只是君子非义不取富贵而已”的观点。因此，他借用朱子学的学说支持町人的商业行为。

　　竹山所主张的“利即是义”的伦理思想，其利是指上下共利，其义也是指上下共利。无论是庶民只为自己的利，还是幕藩统治者只为自己的利，都只能称为私利，而不能称之为义，尤其执掌政权的统治阶级，只有做到上下共利才是义。

　　竹山这种将上下共利视为义，而否定历来官方以所谓公利为义的思想，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打破了此前的统治阶级伦理观，为建立以庶民大众为公、以庶民大众之利为义的价值伦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前期怀德堂学派以其开放、自由、平等和实践主义学风，以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学术思想和探究道德真谛的伦理学说，不仅为町人价值伦理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开了町人学者介入幕藩统治阶级经济政治伦理和意识形态的先河。

　　町人伦理思想的发展及影响

　　1.町人伦理思想对幕藩统治的瓦解

　　在以往的日本思想史学界，多认为于近世中后期，无论从儒学中还是从国学中，都酝酿出了否定幕府政权的思想，然而与此相似的现象并没有在町人思想中得到体现。

　　实际上，町人阶级及其伦理精神不仅表现出了否定幕藩统治的思想，而且对支撑幕藩封建统治的三大柱石——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四民等级身份制和朱子学思想统治，起到了侵蚀、瓦解、破坏乃至毁灭的作用。

　　町人阶级在近世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不仅积累了超越武士阶级的巨大货币财富，而且通过操纵年贡米交易、掌握金融机构、控制商品流通领域以及将商业资本输入农村支配地方生产等，把握了德川社会的经济主导权，并将农村经济卷入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大潮。

　　经济主导权为町人（商人）所把握，迫使领主阶级在实物贡租商品化过程中从属于商品经济，不得不将商业性农业的利益让商人占取，并加重对农民的赋税和剥削，使得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绝对和相对地减少，结果削弱和缩小了自己（领主）的经济基础。

　　城市町人的商业资本侵入农村，直接加深了农民对商人资本的依附程度，加速了农村的土地兼并和农民的两极分化，促进了新兴地主和富农的产生，破坏和肢解了领主阶级对农村土地具有绝对所有权的领主土地所有制。

　　城市町人向农村购销商品，以前贷和高利贷形式贷款，开发和购买商品生产原料和土地等商业活动的开展，促使长期专于农事的农民的职业内容发生变化，产生出一批批弃农经商或半农半商的农村商人，以及受雇于包买的小生产者，由此产生了对四民等级身份制的动摇和破坏作用。

　　町人商品经济活动的蓬勃开展及商业资本的不断发展，使天下金银财宝悉归町人所握。这不仅使町人在经济实力方面凌驾于贫困化的武士之上，在相当程度上左右幕藩的财政，促进了武士阶级的分化，而且在政治上对封建等级身份制和武士优位意识构成了威胁和挑战。

　　近世町人文化及其价值伦理的形成、发展过程可以说是不断摆脱、抵制、反抗和破坏幕府官学朱子学思想的束缚和统治的过程。町人以追求营利为道和以金钱为本位的价值伦理的扩展和盛行，不仅打破了以义理为本位的武士道伦理的统治地位，而且促使武士由重义、重名、贱利向奢华求实的价值取向变异，直接冲击了朱子学价值体系。

　　2.町人伦理对日本近代化的促进作用

　　在天下经济权转入商人手中的日本近世，幕府当权者主要目的是抵制和遏制以商人为主体推动力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封建领主经济的侵蚀，而在前近代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孕育和萌生阶段，比起禁欲主义更需要的是对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反叛，确立以金钱为本位的价值观和为满足人欲而对财富、利润肆无忌惮地追求之精神。

　　町人对金钱、财富、利润的大胆追求，虽然是为个人或家族的，也曾一度导致部分町人享乐主义、官能主义乃至颓废主义出现，但它确实这个时代催生近代资本主义的无可代替的最主要的精神动力。

　　町人伦理精神对于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生成和扩展的促进作用，是与上述对幕藩封建统治的侵蚀、冲击、瓦解和破坏作用紧密相连、同时并举的。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町人在以金钱为本位和以营利为善的价值伦理原则下，把赚钱看作是人人必须追求的自身目的和一项职业，以各种形式，如同武士获取俸禄那样理直气壮地大胆追求利润和营利、积累财富和商业资本，经济力量几乎发展到掌握天下流通金银的十六分之十五。町人积累的大量资本，不仅为明治近代化的启动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且为日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造就了历史前提。

　　3.时代课题与商人精神

　　日本江户时代，在幕藩体制下国家与地方二元体制并存，商品经济也呈现出双重结构。

　　全国性商品经济的中心在三都，即江户、大阪和京都，江户是德川幕府的城下町，大阪、京都则是江户物资的供应地，京都具有传统的工艺品和绢织业，大阪则是日用生活必需品的产地与集散地。

　　当时伴随着全国市场的建立、货币经济的扩大、都市化的不断发展，以及武士的贫困化和商人的富裕化等一系列社会文化变革的激流，直接导致了明治维新和后来日本的勃兴。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町人文化的兴起，促使人们思考和探索建立新的时代课题。

　　从江户时代代表町人利益与要求的思想文献中，可以看到较为突出的是肯定町人自身的社会价值，否定身份等级尊卑和要求各行业从业者人格及地位平等的内容，如三宅石庵、中井竹山、石田梅岩等思想家们代表町人对身份等级尊卑发起挑战。其中梅岩力主肯定町人的社会存在和强调士农工商四民职分平等，力求为町人争得应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要肯定四民平等，首先要证明町人的职业价值、社会功能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予其营利以经济合理主义的阐释。除了社会职业意外，还要从道德层面肯定町人并不低贱，也不是像抑末者所说的那样奢侈或败坏社会风气。

　　町人肯定自身的社会价值，对于町人的正当生存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显有益，而否定身份等级尊卑、要求平等的思想，推动了近代化的平等性国民意识的逐步形成。石田梅岩倡导的四民平等观，是立足于町人的立场，对自身的存在价值与社会地位进行的阐释。其不仅希望社会对町人及其职分有正确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要求商人必须了解自己的天职，勤奋地履行自己的职分。这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并确定町人自身的主体性，肯定商业利益的正当化，唤起商人意识的自觉性，阐释町人的职业伦理和道德意识——这样的商人精神对于步入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4.与历史上及当时中国商人的对比

　　在日本前近代的德川幕府时期，幕藩统治者对士农工商四民的等级进行了严格划分，规定町人与其他职业者之间不可互相转换，正因为存在这样的尊卑等级制度，才形成了纯粹的日本町人阶层。

　　町人作为出于四民等级中最末等地位的阶层，具有提高自己社会形象和地位的要求，这些在町人思想家们的著述中明显的体现出来。在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下，町人们祖祖辈辈经商，并且逐渐形成了只属于自己的商人伦理，而町人们为了改变形象提高社会地位，也只能发展商人伦理。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人经济能力的提高，这些都为商人文化的成熟奠定基础。

　　而中国商人阶层虽然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但其始终没有形成固定的阶层，这是因为中国大一统天下利于科举制度，网络天下人才，可以把社会任何阶层的人通过读书、考试做官纳入到封建统治阶级体系当中，中国商人不能象日本町人那样形成自己独立的势力和阶层。

　　在中国，由于阶层的不固定，中国商人可以在统治阶级允许的范围内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以此便形成了中国商人阶层流动性强的特点，所以中国商人很难积累并成熟发展自己特有的商人伦理，也是以一般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同时也没有创造发展出自己的商人伦理。

　　所以，中国商人既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也没有建构起有别于封建统治阶级儒家伦理的价值体系。尽管中国商人的代表晋商和徽商在商业方面曾煊赫一时，也出现了诸如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但无论在经济力量方面还是在伦理精神上都没有形成像日本町人那样创建只属于自己，而且对自我发展产生决定性意义的伦理思想体系。

　　日本之所以较之中国较快地实现了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前近代已经形成了掌握商品经济和文化主导权的稳定的町人阶层，正是这个成熟稳定发展的阶层为日本社会的近代转型作出了精神上、财力上的支持。

　　中国商人代表中的晋商、徽商虽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重商主义倾向，但是从总体上而言，不仅未对以重本抑末、权力本位、重义轻利为中心的儒家价值伦理进行有力的批判，而是将自己的商业伦理纳入到儒家伦理价值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