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岁的荷尔蒙，虽然宝贵却去得也快

　　原标题：18 岁的荷尔蒙，虽然宝贵却去得也快

　　三天的元旦假期被18岁刷屏了，18岁，是一个人最好的年华，对于艺术家而言，18岁可能正是他/她天才勃发的年纪。

　　2009年，艺术研究者刘俐邀请99位中国现当代艺术家，以18岁为人生截面，以艺术家自述的方式，来展现每位艺术家关于18岁的青春记忆，汇集而成《艺术家的十八岁》一书。收录在书中的这些艺术家的出生年月几乎纵贯了整个20世纪，他们关于18岁的自述，可谓20世纪中国现当代艺术家青春志的一个缩影和代表。今天我们再次撷取书中片段，让我们共同在记忆里，穿越回18岁。

　　

　　何多苓

　　当青春的激情与时代的狂热相遇，会发生什么？

　　18岁那年，正好是1966年，那一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学校停课了。当时我上高二，很快就面临高考，我的成绩不好，担心考不上大学，而我父亲是教授，这会让他蒙羞。突然的停课让我松了口气，我心中暗暗高兴，实际上岂止是高兴，简直是狂喜……不但不上课了，而且开始了全国“大串连“，火车免费坐。我和千千万万学生一起，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大家都兴奋不已。因为我们要去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老人家要接见我们。

　　记得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天安门广场……几万人，也许有几十万人，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据说第二天长安街上，光踩掉的鞋子就捡了几卡车。我在北京待了一阵子，住在荒芜的学校里，和不相识的学生睡地铺，大家头上都长了虱子，仍希望再次被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我们来北京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后来又见了一两次，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距离。

　　这是唯一属于我18岁的记忆。

　　

　　《俄非利亚》，布面油画，2009年

　　

　　阮义忠

　　18岁时的我，对阅读和画画的那种全然投入，在往后的岁月里再也不曾重现。

　　18岁时（1968年），我快高中毕业了，与大多数同龄学生一样正面临着一道关卡——考大学。人人都在挑灯夜战苦读，我却一点压力也没有，因为知道自己考不上。同学们的志愿表按系录取顺序栏里填得满满的，而我却只填了一个“师范大学美术系”。

　　那个时候，我不懂得忧愁，也从来没为将来担心过，以为仅靠燃烧自我，就可以照亮周遭的一切。最有趣的就是，到台北参加大专联考的那两天，考卷发下来，只要我会答的都答了，比较难的题目连想都懒得想就马上交卷了。

　　走出教室后，立刻接着看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因为书是跟同学的姐姐借的，回乡下之前就得还，而且书太厚了，怕看不完。

　　联考落榜后，我马上就在当时台湾最重要的文化刊物《幼狮文艺》找到艺术编辑的工作，并开始发表大量插画。在文化圈我几乎是一夕成名，因为没有人像我一样有那么高的曝光率。

　　现在的我终于明白，并不是我才高八斗，而是有贵人相助，所以一切都要感恩。

　　

　　选自阮义忠摄影书《人与土地》，1974-1986年

　　

　　徐冰

　　外在物资条件的匮乏和有意的自我克制，让那段岁月染上了苦行的色彩。

　　1972年，我赶上了最后一个“上山下乡”的小高潮。我们选择了北京最穷的县、最穷的公社去插队。这地方是塞北山区，很穷。

　　我是3月份到的，冬天还没过去，这房子冷得没法住，就和另一个男知青小任就搬到孙书记家里。在书记家的柜子上，我第一次看到把“黄金万两”、“招财进宝”写成一个字的形式，当时被触动的程度，可不是能从书本上得到的。遇上红白喜事，老乡们的另一面—“观念”的部分，就会表现出来。办丧事，他们会用纸扎糊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完全是乡土版的“第二人生”。老人还会翻出一些纸样，按照上面的怪字，描在白布上，做成幡。后来他们知道我会书法，又有墨汁，就让我来做。当我研究文字后才知道，这叫“鬼画符”，是一种能与阴间沟通的文字。

　　我在村里的重要性主要显示在：每当有人结婚，总是请我去布置洞房，不是因为我那时就会做装饰，而是因为我家有父母、哥姐、弟妹，按传统说法叫“全人”。这种人铺被子，将来生的孩子多，儿女双全。我在收粮沟接触到这些被归为“民俗学”的东西，有一股鬼气，附着在我身上，影响着日后的创作。

　　

　　徐冰代表作《天书》，1987-1991年

　　

　　徐冰作品《凤凰》（局部），2014年2月纽约圣约翰神明大教堂展出现场

　　

　　周春芽

　　我的18 岁也不全然如我想的那么平淡

　　18 岁的日子对于我日后的人生来讲，我总觉得它过于平淡，记不起来有什么波澜。本该多情的年纪，仔细寻思起来，也只有一抹若有若无的情愫，添不出什么颜色。没有切肤相爱的人，没有轻狂的冲动，一切显得平静无奇。

　　那个时候，我在成都的“五七”文艺学习班读二年级，学校设在杜甫草堂。这是当时江青为了培养革命艺术人才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新型艺术学校，类似于中专性质。学校里有杂技班、舞蹈班、书法班、音乐班……我在绘画班。入学的初衷也是因为我从小爱画画，但多半还是为了能吃上肉。那个时候，每户每人每月只配给1 斤肉，进了学校，跟着那些杂技班、舞蹈班的同学，隔一天就能吃到肉。我父亲过世得早，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母亲独自带着我们3 个孩子。能让我解决吃饭问题，在那个时候，是件不小的事。

　　在学校里能学到素描、色彩、造型等绘画基础，老师也都很尽责。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里的4 年为我日后的绘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图书馆里也有很多国外的画册和艺术家的传记，但基本都是前苏联的，我和同学程丛林经常去翻阅。当时我们就想，要当艺术家就当全世界最好的艺术家。我还记得一天下午，我翻开一本画册，读到当德军兵临城下时，斯大林在莫斯科阅兵式上提到了两位艺术家：列宾和苏里柯夫。这就成了我当时的理想，成为像列宾和苏里柯夫那样的艺术家。这个愿望在我的心里点着了一把火，让我几乎成了学校里最用功的学生。我可以一连5 天都不出门，闷头画完一幅素描，而不觉得疲倦和枯燥。那个亮晃晃的下午和当时沸腾的热血，可能构成了我人生中某种决定性的时刻，只是当时我并不觉得。

　　我的血液在面对身体上的争斗和冲突时，从来没有热起来过，即使在年少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天性使然，我特别不喜欢人与人之间的武力冲突，流血和身体的伤害让我觉得无法忍受，那种赤裸裸的惨烈让我从心理上退避，也让我讨厌所有的战争，不管借口有多么堂皇。有次京剧班和绘画班的同学打群架，冲到我们宿舍，看到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在，知道我从来不愿意惹事，连根草都没惊动就走了。

　　我想那个时候对绘画的热血，对战争和冲突的冷血可能还奔流在我的血液里。如果这么说，我的18 岁也不全然如我想的那么平淡。

　　

　　《卡恩和妹妹》，布面油画，150cm×120cm，2007 年。

　　

　　《桃花风景系列 2006: 湖上艳色》，布面油画，200cm×250cm，2006 年。

　　

　　朱青生

　　回忆就像夏天泼在马路上的水，一会儿就蒸腾没了。

　　18岁时（1975年）正值我中学毕业前后，同学们或者下乡当知青，或者在城里待业，因为政策规定有兄弟姐妹的家庭可以让一个孩子留城。当时弟弟还在上小学，父母决定先让我留城。

　　我无事可做，就被父亲带到美术公司做临时工，画工艺品。当时分油画和国画两组，父亲建议我到国画组，画的是白云石上的小画（包括花卉、山水、走兽之类的），画定之后再喷一层清漆罩住，架在一个木头刻成的小架上。当时美术公司有一批“老师”，来历复杂，都是有“历史问题”的。

　　带我的师傅原来是国民党上校，会讲“拖刀计”。他有一个女儿叫小玉，很柔很白，不像周围的人，也不像生活在现代的人。她总是愿意坐在我对面的台上画石片小画。我父亲不赞成我与她面对面坐，告诉我她父亲之所以不坐牢、不枪毙，是因为解放之初他“立功”了。当时凡有旧人过往来访，他就请人上馆子吃饭，晚上这人就被抓了，所以不能接近这样的人家。后来听说她与亚明大师在一起画画，再后来听说她自杀了，连这个“后来”也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实在想不清楚18岁的事情，更是难于回忆当时的心情。杨辛老师有诗云：“日没日出皆成景，花开花落总是诗。”大概要让一个人忆旧，总得等到日落花谢的年纪，老去诗景自然生成。

　　

　　杨小彦

　　对于那些堂皇的盛行一时的理论，“吊儿郎当”是不是也是一种更为明智清醒的处理方式呢？

　　我属鸡，1975年18岁时在广州郊区从化县旗杆公社民乐茶场下乡务农，属于“文革”中期的知识青年，成分为农场工人。一开年就是继续去年底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儒法斗：争史”运动，各地为此举办学习班，贯彻运动精神。

　　之后，我被调到了农场场部政工科所属的运动办，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出黑板报，二是写各校的运动简报，渐渐地，我发现身边的许多知青朋友要不写了入党申请书，要不就突然入了党，要不就被提拔当了领导。而我，既没写入党申请书，也没有上进的念头，反而花了来越多的时间去想画画这件事，如何画出阳光感，如何画好美女，就像陈衍宁笔下优美的女性形象，等等。

　　我不仅不上进，而且还有点吊儿郎当，严重时到了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的程度。开会时，我会兀自剪指甲，或者在笔记本上画速写，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劳动时，我则拿着锄头在地上拖着走，发出刺耳的声响，绝对不会精神抖擞地扛在肩上，像个劳模似的。那个年代崇拜毛泽东，传记上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平时想的都是革命事业，生活上很随便，所以我也必须随便。

　　十八岁就这般，待着、慌着、醒着，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王玉平

　　他散漫地用三句话将18岁轻轻打发了。还好，他找到了一段超过三句话的自我描述。

　　18岁（1980年）我当了工人，三班倒。

　　从此便忘了给我的那块上海牌手表按时上弦，好在后来都用电子表了。

　　

　　《看盘》，油画、丙烯，2006年

　　

　　《红头发4》，油画，2008年

　　

　　方力钧

　　“像野狗一样的生活”，是不是已然成功地被现实修正了？心中可坦然？

　　1982年，18岁的我在读书，来了一个军队转业的校长，对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比如他把围墙搞成电网，除了星期天之外，谁都不可以出校门。如果要出校门，就要找班主任给你写假条，可是班主任都住在校外，哈哈！他的另外一个规定就是男生的鬓角不能超过上耳际。

　　有一天，他把我们这些头发过长的同学叫到前排，指着我们说：“明天这个时候，如果你们的头发还超过上耳际的话，就按旷课处理，什么时候解决掉，什么时候旷课就解除。”在那个时候旷课是很严重的，是可以把你开除的。下课之后，我们几个人就拿着校长给我们的出门条，到对面的小理发馆去，索性剃了光头。第二天，校长要检查我们的头发，其实我们混在人群里光头也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忽然把我们一起叫到前排的时候就很显眼了。校长一下就跳起来了，不过最终也没有把声音喊出来，因为他想到了我们完全是遵照他的指令来办事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对于我或者以后做人、做艺术来讲，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按照一个强权的，或是说一个坏人的意思去做事情，它带有一定的叛逆性，它给我的启示也是一种技术性的。

　　

　　《系列二（之二）》，布面油画，1991-1992年

　　

　　《2008.6.1》，油彩、画布， 2008年

　　

　　缪晓春

　　在生命的河流里走得久了，人常常会相信宿命，觉得自己的航道原本就是这样设定的。

　　18岁，1982 年，我很无奈地考进南京大学外文系德语专业，开始学习德语语法与德国文学。因为在前一年，1981年，我没有考取美术学院，当时报考的是浙江美术学院和南京艺术学院。我既没参加考前培训班，也没有去美术学院拜师求艺，考不上是自然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觉得有好有坏。坏处是我需要先学完德语专业，大学毕业后再考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美术史（学理论而非实践），研究生毕业之后再到德国去学造型艺术，走很多的路才能最终进入美术学院，这样一算竟然要18年！好处是逼着我学了很多其他方面的知识。因而，如果在我18岁的时候写这篇小文章，我一定会有强烈的情绪要表达与倾诉。

　　但今天回想起来，所有之后发生的一切，是那样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以至于我觉得，如果让我回到18岁，我可能会特别平静地将这样一个过程重走一遍，似乎这是命中注定的。如果说第一个18年是培养了我对艺术的无限热爱，那第2个18年只是完成了某种训练和准备，也许现在正经历的第3个18年是在做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造， 而要把它做好，我或许还要再加18年，之后再加18年，再加18年……

　　

　　《返老还童图 (F)》，摄影，2007年

　　

　　《灭》，摄影，2008年

　　

　　向京

　　18岁时金光灿灿，而现在也还是金色的。

　　18岁的时候，我还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在教室里，我一边怀着对素描画得好的前辈和同学的无限崇拜之情，一边啃着一周6本有关各时期大师的进口画册；旁边的隆福寺胡同里传来张蔷贱兮兮的单声道歌声；校园里学生自己管理的广播站放着 Beatles 的盒带；隔壁就是中国美术馆，往南走一站是人民艺术剧院，再走一站就是中央美院大学部了，往北几站是棉花胡同深处的中央戏剧学院……有一次大家集体旷课，为了罢掉不喜欢的化学课，尽管化学老师对我们非常宽容。清早6点步行到长安街，到了天安门再沿故宫、景山走回学校，最后全体同学在操场被训话，当然化学课还是照上。

　　那个年纪感觉时间好像是花不完的，很多时候在各种地方漫无目的地走着，包括我们最热衷的下乡实习。我喜欢自己一个人背着画箱在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路上走着，走累了看到车就招手，老乡也一副英雄不问出处的高深样子，搭上我们就走。迎着炫目的夕阳眼泪就会流下来，因为摸到自己像梵高一样的心脏。

　　1986年的北京各种艺术方兴未艾，先锋艺术、先锋戏剧、先锋诗歌、先锋文学和地下摇滚等都是发生在身边的真实大戏。不知记忆中是因为那个大时代的精彩还是正好处于躁动的年纪，反正什么都是金光灿灿的、不朽的样子。

　　

　　《敞开者》, 玻璃钢着色 , 2006年

　　

　　孙逊

　　18 岁的荷尔蒙虽然宝贵却去得也快

　　我1980 年出生，16 岁报考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附中，老家的美术学校教育相当落后，美术课基本上被文化课挤掉。我学习美术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兴趣，还有来自于热爱书法的木匠父亲的影响。练习时，我主要用叶筋笔临摹《荣宝斋画册》的工笔白描，这也导致我在考试之前不知有速写和色彩之说，创作更是闻所未闻。这之间有一个有趣的插曲，一位立志绘画的同学，劝我切勿报名中国美院附中，因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学校，恐怕我交过报名费后去了杭州以后根本找不到此学校，也许中国美院附中只是一个骗取考生报名费的骗局。在去杭州考试之前，我匆匆到沈阳的鲁迅美院补习了两个月。落榜之后我又进入美院附中的考前班学习，经过1 年的训练考入附中，那年刚好17 岁。

　　我18 岁的时候应该是在附中读二年级，记得有一名刚刚从美院版画系毕业的学生分配到附中当老师，叫方闲海，带来一张《迷墙》的VCD。大家怂恿负责阶梯教室管理的电工放映这部片子，因为当时附中每到周末就会在阶梯教室放映电影，只需要两三毛的菜票就可以进去。后来这部影片让大家产生了很大的共鸣，尤其对于我这个从东北来的孩子来说，不只是心灵上的震撼，在我生命中也是从来未有的！这样一部电影刚好成了我18 年人生经历的反应试剂，无论对于当时教育体制的保守与落后，还是残酷的社会现实带给自己的情绪波动与懵懂的思考，总会找寻到与自己18 岁模糊但又无比真挚的社会责任感交织的区域。在电影结束之后，叛逆的青春期和荷尔蒙翻涌而至，我的内心澎湃、激动无比，再看周围的同学，也都是血脉贲张，表情严肃。

　　当然，18 岁的荷尔蒙虽然宝贵但去得也快，为了叛逆而叛逆，为了发泄而发泄，仅仅针对形式而发的姿态总是不能寻找到坚硬的内在支撑。我们回到寝室躺在床上讨论了一会，虽然很激烈，但终究是迷迷糊糊地睡去了。第二天起来，刷牙、吃饭、上早自习，到了下午的专业课就不再有那股冲动了，剩下的只是《迷墙》这部电影本身。就这样，我们挥霍了应该挥霍的，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而那位叫方闲海的年轻老师，至今可能还留在附中，不过他后来成了一位诗人。

　　

　　《21 克剧照》，布面色粉，2010 年。

　　图文摘自《艺术家的十八岁》

　　

　　关于作者

　　刘俐，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原上海美术馆学术部策展人。现任尼山艺术馆研究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艺术、摄影和视觉文化。译著《光圈世界摄影大师多萝西亚·兰格》 和 《光圈世界摄影大师保罗·斯特兰德》。

　　关于本书

　　本书以18 岁为人生截面，以作者自述的方式，展现了每位艺术家的个人艺术史和生活史的片段。这是当代人关于18 岁的青春记忆，未能呈现出来的自然是青春的遗忘与遮蔽。遮蔽也包括“主动的遗忘”。这些青春记忆里包含着不同时段的社会变革、战乱、政治运动和日常生活，每一段记忆里都堆积着复杂的感受。总体看来，这些回忆的文字更像是断章，具有18 岁的不完整性。然而这些断章也突显了记忆背后生命的力量。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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