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旅游业发展迅速，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如何？

　　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决定了区位选择的特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不一定“趋利而居”，而是为了满足国家和区域的发展而追求资源、扩大市场、增加贸易等，内在原因是中国与东道国紧密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

　　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率先在东亚和欧美地区展开，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扩大到全球120多个国家，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从东道国性质上看，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

　　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前十大东道国分别是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泰国、德国、阿联酋和法国，这其中发达国家的比例达到70%。美国是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东道国，投资企业数量以27.67%的占比占据绝对优势。

　　

　　第二，亚洲地区是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域。

　　受到地理邻近性的协同效应，与其它大洲相比，亚洲是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市场企业数量占总量比重达34.47%。我国在亚洲地区的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由东亚地区展开，后扩展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西亚（阿联酋除外）和中亚也有企业涉及，但数量不多。

　　亚洲地区排名前6位的国家依次是韩国、日本、泰国、阿联酋、新加坡和柬埔寨，其中韩国和日本是最重要的东道国。

　　

　　第三，北美洲是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区域。

　　第四，欧洲地区是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大是区域，企业数量占总量比重达21.12%，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欧洲的国家分布相对均衡，其中西欧是主要市场，主要东道国包括英国、德国、法国、荷兰和俄罗斯。

　　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在洲际层面，亚洲是主要市场，欧洲次之，非洲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最少。

　　

　　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进入东道国，主要取决于两国间是否己经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贸易、客户跟随和双边文化联系。

　　而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后的投资规模，主要取决于两国间的地理距离、东道国旅游资源禀赋、东道国制度质量、客户跟随、中国入境旅游规模以及双边政治和文化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一方面表现在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具有一般服务业所具有的“市场追求型”投资动机，其投资行为表现出更多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在双边投资协定的法律保障和其它行业出口和投资经验的指引下对东道国进行选择，进而在东道国制度质量、旅游资源禀赋和接待我国入境旅游规模的基础上，对投资规模予以控制；

　　另一方面，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空间就近”导向，根据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地理距离的偏好性是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初期的普遍特征。

　　

　　受到管理权限异质性的影响，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在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投资决策和偏好层面，中央企业较地方企业更为保守，表现为更注重客户跟随、东道国旅游发展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

　　在投资规模层面，地方企业较中央企业更为保守，表现为地方企业更注重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和市场规模，而中央企业对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较大的国家表现出一定的偏好性。

　　受到经营业态异质性的影响，旅游企业和非旅游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分异性。

　　

　　投资偏好层面，非旅游企业更注重经济关系，旅游企业更注重文化关系，以及劳动力成本导向和东道国旅游发展政策；投资规模层面，除了双边政治和文化关系、中国入境旅游规模、客户跟随和地理距离外，非旅游企业还要受到东道国制度质量和旅游资源禀赋的影响。

　　旅游企业和非旅游由于经营业态的不同，前者表现为政策导向型，后者表现为资源导向型。

　　受到地域异质性的影响，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亚洲地区和欧洲地区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亚洲地区的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东亚和东南亚，欧洲地区的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西欧。

　　

　　投资偏好层面，亚洲地区主要受到双边关系和客户跟随的影响，在欧洲地区主要受到我国入境旅游规模和东道国旅游发展政策的影响；投资规模层面，亚洲地区主要受到文化距离、文化输出和东道国旅游发展政策的影响，欧洲地区主要受到制度质量的影响。

　　亚洲欧洲地区在投资偏好的差异主要是由投资关系定位决定的，亚洲地区对双边关系依赖性更强，而欧洲地区对市场追求的依赖性更强。

　　

　　从对旅游产业层面要素的相关性上发现，我国企业在亚洲市场上的旅游投资行为要比欧洲市场上更为激进，表现为在亚洲市场上以获取当地市场为主要动机，而欧洲市场仍需考虑到本国出境旅游市场的规模大小。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