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城市休闲和旅游竞争力的4个建议

　　牧青按语

　　本文主要从供给侧一端对城市休闲和旅游竞争力提出了4个建议，包括人居环境、城市空间与休闲。总体说有两点：一是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结合；二是城市休闲和城市旅游的结合。

　　

　　来源：易水文旅（T-newmedia）

　　作者：刘德谦 石美玉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新阶段。针对当前以及疫后的市场需求，相关地方已经将提升城市的休闲和旅游竞争力，提上新发展周期的议事日程。

　　从休闲旅游发展的需求与供给角度，我们提出四条建议，以期能够共同推动休闲和旅游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一

　　从人居环境着手，增强竞争力的基本要素

　　我们认为，城市休闲和旅游竞争力的基本要素，其驱动板块的主体内容就是当地老百姓的居住和休息所需要的环境。也就是说，城市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的继续优化，城市景观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科学培育，城市休闲和旅游空间的继续开拓，城市休闲和旅游安全保障的进一步提高，这些民生依托都还有待于城市的居民、企业事业，城市的主管部门下更大的力气去改善。客观地说，当前，这些领域确实还存在着一些并不十分理想的现实。

　　如要提升城市的休闲和旅游竞争力，就需要有日益优化的人居环境。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的《城市宜居环境指标体系》，就比此前他人的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诸如“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生活方便”等等）提出了更加人性化和更加细化、更具操作性的指标。该研究的《城市宜居环境指标体系》的“指标含义”共有7项，即“优质的教育环境”“城市的医疗环境”“安全的社会环境”“绿色的生态环境”“便捷的基础设施”“活跃的经济环境”。很显然，它更关注人居环境的多个组成和多个侧面。如要提高自己城市的休闲和旅游竞争力，在“人居环境”的这些方面，的的确确需要城市的管理者付出更多的关注和努力。

　　虽然人们对“城市休闲和旅游竞争力”的研究目前还不多，但是对“人居环境”和“宜居城市”的研究还是很有成绩的。这对于“城市休闲和旅游竞争力”的研究来说，既是很好的启示，也是很好的基础。尤其是联合国第三次住房与可持续城镇化大会的成果，还有我国的相关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倪鹏飞主持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张文忠主持的《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都是卓有成绩的，他们对“宜居城市”的指标的选择也是很具启发意义的。

　　关于“宜居城市”的建设，同时也是有着许多具化的主张和不同的细节安排的。如日本森纪念财团的《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PCI)报告》的全部指标体系有“6个分野”，“居住”仅仅是全部分野的1/6。在“居住”分野下，只含有城市全部竞争力“指数组群”5/24的内容（分别是“就业环境”“居住成本”“安全”“生活良好度”“生活便捷度”）；再下就是它的“单项指标”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就有两个指标分别指向了城市的“小卖店铺数”和“饮食店数”的多少（在70个指数中的编码，它们分别是50 和51）。“小卖店铺数”多，“饮食店数”多，或者正是市民消费更为方便的前提，可见“小卖店铺数”和“饮食店数”对居民生活的重要，亦可见这些城市竞争力的研究者对居民生活方便的细节是何等的重视。

　　这种对小零售店铺和社会餐馆的关注，是否也有可以借鉴之处呢？现在我们的一些城市，却过多地关注于零售业和餐饮业的集中或大型，诸如将零售店统统集中到“商业中心”或者名为“广场”的大厦里面去，尽管这样市容“好看了”，房地产商也赚钱了，但却不方便市民的购物消费，也缺少一个城市应该有的烟火气；而且高楼大厦对店家收取的高昂“摊位”房租，还大大地增加了零售店铺的商业成本，进而也就推高了城市的物价。

　　如联系到在宜居城市竞争力研究中对“城市生活成本”的关注，有的研究甚至把城市房租的高低，以及交通、食品、服装、居家用品和娱乐等的价格水平，乃至一公升汽油、一张电影票、一条牛仔裤、一杯咖啡、一个汉堡包等的价格等都考量到了。那么物价水平高低也应该是城市“宜居”度的一部分。

　　上面提到了日本森纪念财团的标准，并不意味着商铺的广泛分布就是城市零售业的唯一形式。对于城市零售业的商业模式，是店铺汇集于商厦，还是店铺广布城市，或者数个小区共享一个露天集市（如国人喜爱的“性价比高”的早市），或者马路市场，或者发展大小综合超市，或者推动网上购物等等，都不妨进行积极的比较探索。最重要的是，如何以多元多样的形式去满足不同市民的不同需求。

　　这样一来，也许上面这些小问题，也都是城市管理者思考“宜居城市”建设时不得不认真思考和安排的了。再说，如果没有居民对“宜居城市”的认可，又何从谈起城市的休闲和旅游竞争力。

　　有些旅游者反映，一些旅行社为了压低团费中的住宿开支，到了目的地城市便把参团游客拉到了市郊偏僻的宾馆去休息和住宿，附近既无景点，又无商店餐馆，千里迢迢赶来把时间荒废在那里，他们真是有苦无处诉。这问题可能既不归城市规划管，也不属于商业配置，与旅行社业务规范好像也没有多大关系。可是这个“三不管”的问题，却是一个与城市旅游形象密切联系的问题，从而也就降低了城市的旅游满意度，降低了城市的休闲和旅游竞争力。

　　我们认为，为了推进城市休闲和旅游竞争力的人居环境，应该设置6类“类项指标”，除了“城市生态环境要素”和“城市生活环境要素”是人居环境最直接的要素外，还有直接关系到休闲和旅游的“城市景观资源要素”“城市文化资源要素”“城市休闲和旅游空间基础”“城市休闲和旅游安全保障”的四个维度的类项指标。

　　这些基本要素竞争力的高低，也不都是“天定”，而且更在“人为”。从人居环境着手，进一步增强城市基本要素竞争力，的确还需各个城市的继续努力。

　　

　　二

　　努力开拓公共空间，紧抓城市持续发展要素

　　就其范围而言，城市的公共空间，大体包括了城市水体、城市水岸、城市湿地、城市绿地、绿道与步行道、城市广场、城市公园、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文化营业场所、商业街区、历史地段与历史街区，还有城郊的郊野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以及城郊地域广袤的河流、湖泊、山地、旷野、峡谷、瀑布、海滨、草原、湿地、森林、果园、农家乐的田园和牧场等等，自当也包括了20世纪70-80年代国内城市发展时竞相开创的CBD和CTD的建设，以及继而提出的RBD和TBD等建设起的建筑物的开放区域与街区。显然，对不少城市而言，这些空间都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优化，而且也正是各个城市地方政府可以大有作为、从而获得城市居民衷心拥护的地方。

　　此前，全国不少城市都在公共空间的规划和开拓上做了不少工作，有些成绩也是让民众满意的。比如最为民众称道的杭州市的“还湖于民”，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杭州的西湖，从远古的海湾，演变为天然湖泊，这是大自然的恩赐；又因后来运河交通的开辟，尤其是南宋开国的头几十年间对湖体及周边河道的多次治理，更使得它从灌溉用水源、生活用水源，逐渐幻化成了百姓的游览休闲之地，形成了杭州这座古城内抱清水的“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市格局。可是这片百姓喜爱和文人咏赞的西湖，在历史的演变中却被官商权贵蚕食得不成样子：“一半西湖一半笆，筑笆都是官宦家”，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在环湖公路圈内的280余公顷区域面积中，也有80多公顷为工厂、企业、部队、机关、疗养院等单位和居民占用。可喜的是1983年，杭州市领导班子达成了共识，下定决定“拆旧还绿，还湖于民”。1984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拆迁，经过多届市领导和各方面的齐心协力，克服阻力，终于拓展了园区，打扮出了靓丽的西子。但是，杭州的“还湖于民”努力并未止步，2002 年4月，杭州市第十次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又决定将西湖环湖南线景区整合工程列为 2002 年“为民办十件实事”之首。2002 年国庆时，西湖景区开始拆除自己的外围围栏，并以其崭新的面貌，迎来了第一批免费的游客。以致新华社当天就向国内外发出了杭州“还湖于民”新进展的新闻。

　　西湖免费开放，得到了全国百姓的一致好评，也引来了国内不少城市的争相效仿：除了一些城市的城市公园陆续开始免费接待游客之外，2009年5月，长沙橘子洲景区与岳麓山风景区等相继免费开放；2009年9月，济南也将巨资建成的大明湖新区免费开放；2010年10月和11月，南京的玄武湖景区和中山陵陵寝区又先后免费开放……在那几年，这种公共服务区域的竞相免费开放，甚至成为了当时城市管理者的你追我赶的潮流。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联合国第三次住房与可持续城镇化大会提出的“‘公共空间引领’(public-space led approach)的概念：为了满足城市未来的发展，城市有规划地拓展其空间时，应该采用公共空间引领开发建设的方式”，“所谓的公共空间，根本属性并不是产权，而是在于主要功能，这些空间可能属于公共所有，也可能产权上属于私人业主，但是，只要它是为公众服务的，就被归入公共空间的范畴”。很显然，杭州“坚持公益性、大众化、可进入原则，用于各种公共服务”的安排，是与国际进步理念完全接轨的。

　　这种不拘泥于产权的对公共空间的开拓，或者把已有固定使用方向的空间适度地向公众开放，北京也有一些很好的实例。如北京市旅游委2012年公布的105个“旅游开放日开放单位名单”，既有一批包括中国航空博物馆在内专业博物馆，也有一批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高等学府，还有一批研究机构和公用事业管理部门，以及许许多多公私企业，如：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北京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北京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北京市怀柔区污水处理厂、北京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北京宋庄画家村、中国戏曲学院、私立新东方学校、吉利大学、北京市私立汇佳学校、荣宝斋、珐琅厂、内联陞、王致和腐乳科普馆，以及北京600多岁的老字号鹤年堂等等，这都是些无论北京市民还是外来游客，一听名称也许就想去的地方。

　　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开拓方面，全国的不少城市，如北京、天津、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福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西安、长沙、武汉、桂林等地，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开拓也都成效显著。不可否认，也有一些城市的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在继续前进的路上，各个城市不仅可以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经验，也可以努力地相互借鉴学习。应该说，公共空间的开拓也可以是不拘一格的。

　　这里还有一个公共空间的进入方便性问题值得补充讨论一下。既然是休闲，除了中长距离旅游离不开的长途跋涉外，近地休闲就不能不考虑交通通达的问题了。俞孔坚等人以城市绿地为例，提出了公共空间建设的“可达性”指标，“传统的城市绿化质量评价指标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为补充这一不足，可以用景观可达性指标作为城市绿化质量的一个衡量指标”。宋小冬等人更提出了在公共空间的规划和管理中运用“地理信息系统”预先测度公共空间的距离问题，“无论是微观可达性还是宏观可达性,将特殊的计算方法和通用的GIS（地理信息系统）功能相结合,可以产生直观、精确、丰富而又简练的信息,为规划、管理、投资等领域的各类决策服务”，以期缩短公共空间与使用者间的“隔离程度”和“费用距离”。这些也都是城市在公共空间开拓时应该注意的。

　　

　　三

　　发展公共服务，坚持为民办实事

　　人们的休闲和旅游活动，除了休闲群体（或旅游群体）内部的互动和群体间的互动外，他们的活动也离不开社会的供给。这些供给有的是通过市场从商家那里单独购买的稀有品；有的虽然也需要付费，但提供者提供的却是没有排他性的某种类型的公共服务；有的甚至是社会免费提供的。有时候，即使商家提供的是稀有品，也往往离不开对公共环境或政府服务的依存。

　　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一组互不相同又互有联系的概念，那就是公共品（public goods）和私人品（private goods）。简单地说，公共品，就是指那些并不因为任何人增加对该类物品的使用而减少的物品，它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点的物品；而私人品则指那些物品数量将随人们增加对它的使用而相应减少，且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特点的物品。

　　公共服务的理念，来自 “公共品”。公共服务的属性，在于它的公共性、普惠性和公平性。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公共服务的范围又因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地方政府能力的大小而有所参差。在总体上，它应该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等社会公共事业，应该包括公共交通、公共通信等公用设施建设，也包括社会就业、社会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秩序等公共制度建设，以期能够解决大众的生存、发展，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素质，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的需要。

　　此前人们熟知的“旅游公共服务”，理当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随着人们认识的拓宽，旅游公共服务现在之所指已经发展成为了休闲和旅游公共服务。

　　这些年来，我国旅游管理方面的工作人员几乎都知道，北京市的旅游公共服务的建设是走在全国前面的。如果继续追问北京旅游公共服务为什么能够名列前茅，那还在于它对国家“加快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方针”的领会和行动得更早。比如在2011年4月在北京旅游发展委员会成立时，其下面就首创了一个业务处室——“旅游环境与公共服务处”来推动北京全市的旅游公共服务的建设。做出这样决定的原因，更是在这之前，北京市旅游局在总结其落实北京市“为民办实事”的“折子工程”的经验时，就意识到了这就是北京市推动旅游公共服务建设的重要组成；而这一总结又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充分肯定。

　　“休闲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理当是整个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虽然它的一部分是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基础上的拓展，同时它也有一部分属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所以，城市建设时就必须充分注意休闲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关联，注意其在国家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位置，从而将城市的休闲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很好地建设起来。

　　关于城市的休闲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在北京市旅游委2012年1月公布的《北京市旅游环境与公共服务体系三年建设指导意见》对2012—2014年三年的工作部署中，就已经有了相当详细的表述；北京将重点建设八大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即“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旅游安全保障体系”“旅游交通便捷服务体系”“旅游惠民便民志愿者服务体系”“旅游知识普及与旅游责任教育体系”“旅游环境保护和旅游好客环境体系”“旅游环境与公共服务的监管与评价指数体系”“旅游环境与公共服务建设规范及标准体系”。显然，这八个方面的工作如果能够安排好，那么外来旅游者也好，本地休闲者也好，他们的旅游休闲体验也一定能更上层楼。因此，北京旅游委的这一部署也引来了兄弟省市的“取经”。从其内容来分析，这个系统也是完全适应于休闲和旅游公共服务服务的。

　　很显然，政府在休闲和旅游公共服务中，除了可以提供资金、土地、物资、人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是有关旅游公共服务政策、规划、规范、办法的制定者或制定工作的推动者、实施的监督者。它不仅常常担负了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而且还常以一种合作的方式带动民间非营利组织和相关企业一同推进旅游公共服务的建设，推动旅游公共服务的运行，而且在有关的建设和运行中，它又被赋予了监管的责任。

　　“休闲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如果要比此前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更完善，那么最需要拓展的，应该是对本地居民休闲的关注，其中最为突出的应该是居民居住社区的休闲安排，如社区的休闲空间拓展，设施的建设；社区休闲生活的多元多样的安排与辅导，社区人际关系的改善；以及对短时段休闲方式的开拓性探索等等。

　　全国各个地方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为民办实事”工程，至今全国各个城市都在继续推进。疫情之后，如果在地方政府每年征求“为民办实事”项目名单时，人民群众或地方旅游休闲主管部门，能够主动推荐三几项休闲和旅游公共服务项目进去，只需不多的几年，城市的休闲和旅游公共服务建设就会有更大的改观。城市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必须意识到，发展公共服务，增进民众的获得感，体现出的就是地方政府实实在在地在坚持为民办实事。

　　

　　四

　　增强休闲和旅游的供给，落实造福民众

　　我们将休闲竞争力与旅游竞争力叠加在一起，称之为“休闲和旅游竞争力”，这“竞争力”既然冠之以“休闲和旅游”，其覆盖面自当包含了本地居民的本地休闲，也包含了外来旅游者的异地休闲（即旅游），从实质上来考量，它们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

　　从休闲发展的新趋势来看，近年来民众的运动健身休闲也与文化休闲一样，正在成为人们选择的热点。从学科的进展来看，人们休闲的日趋丰富，在海外的研究和教育体系的变化中，已经使得旅游游学科、休闲学科及体育健身运动学科出现了一股汇合的潮流。

　　不过，虽然已经有了这三者逐渐融汇的趋势，但在我国现实生活中，目前这种融汇仍然不十分强烈。虽然在老百姓选用和享受的各种传统休闲方式中，已经有着休闲、旅游、健身融汇的内容；但是，在涉及到民众的休闲，尤其是节假日休闲和现代休闲时，社会舆论的关注、社会的公共服务、商家的服务供给，也都存在着一些不足。

　　为此，我们建议从三方面入手进行提升。

　　首先，发挥供给侧改革的动能。

　　在当前国家考虑如何舒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关于城市居民的休闲要求与休闲供给不足的问题，也需要的到相应的重视。

　　如果简单归纳起来，可以把我国休闲供求的现状概括为为这样三种状态。

　　第一种状态，表现在旅游休闲的供求方面；目前我国居民休闲时选则外出旅游的最多，同时旅游服务供应量也相对较为充足，而且旅游形式也日趋多样；但是假日期间的消费却过于集中，从而出现了供不应求的一时紧张。

　　第二种状态，表现在文化休闲的供求方面：目前居民对文化休闲的需求正在不断成长，可是其潜能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同时供给的响应也不够充分；另外，居民的文化休闲的方式也还需要有更多的变化，除了中老年妇女的广场舞外，现在人们文化休闲活动较多的还是偏于单一的文化欣赏。

　　第三种状态，表现在健身体育休闲的供求方面，目前居民的健身体育休闲需求正在开始实现，不过大多局限于传统项目，除了供给不平衡外，现代健身体育项目还未能真正成长起来。

　　因此，在当前有关供给需要增量响应的时候，还必须有更具针对性的策划与措施：在旅游供给上，应该更加注意它的多元与多样，注意提升其品位和内涵，并适度以引导旅游者的错峰消费和多样休闲选择的分流。

　　而对于文化休闲和运动体育健身休闲，则需要更多的“供给侧改革”的思路，以期能够用开创性理念逐渐开拓出更加多元多样的项目和产品，从而唤醒更多消费者的消费愿望，用产品引导并创造出源源不断的需求，以产品的发明和优化创造出市场来。亦如上世纪后期和本世纪初，主题公园在世界的出现与发展，从而开拓出兴旺的市场那样。其实，这就是供给侧动力发挥的结果。

　　其次，积极扩展文化休闲的供给力。

　　我国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发展，成绩是显著的。美中不足的是，无论是艺术演出、还是图书借阅、或者群众文化活动的服务，若全国平均每人一年所享有的服务却仅有一次，甚至不到一次，这与广大群众的需要显然还存在着距离，而且各个城市的发展也不平衡，城乡的发展也不平衡，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如何把这些已有的成果让普通百姓更充分地享受到，同时市场还应该为向老百姓提供些什么相应的产品，尤其是老百姓在自己的假日或闲暇中如何才能够把文化休闲融进自己的生活等等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解决。

　　未来，需要我们城市公共文化机构和商家能够有多元多样的文化休闲供给，诸如图书馆的新书名著的欣赏讲座，各家出版社的本社书籍阅览室的对外开放；美术家协会和美术院校走进社会举办各种类型的美术讲习班，以及开放艺术展厅和沙龙，帮助美术家与民众的沟通；民间爱好者办起了非营利型影视资料馆，影视专业社团举办影视的学习与欣赏活动，邀请编导和演员与观众会面聊天。……其目的，就是让老百姓不再是简单的观众，让文化艺术真正走进普通民众的休闲生活，融入百姓的生活。

　　对于这些有待各个城市稳步开发的文化休闲服务，只要地方政府给以足够重视，拿出办法，可以相信，各个城市的有关部门（文旅、教育、工商，乃至消防、卫生等）都会积极地负责配合起来，加强对它们教学条件和资质的认证与管理，加强价格的管理，加强安全保障的管理。如果再能够不忘初心地一直坚持下去，并且通过地方文化厅局等的鼓励（比如定期举办展览、汇演或比赛，推动下属区县及社区的积极参与或组织，激励个人或讲习班的报名参与），一座座文化氛围更浓、民众休闲生活更加如意舒适的城市，就会有更多的涌现。

　　最后，大力培育体育健身休闲的供给力。

　　在国家和民众越来越重视国民体质和健康的今天，居民的体育健身休闲更显出了它的重要价值。其实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全球，体育健身休闲的内容都是极为多样丰富的。从大致的情况来看，体育运动技能，一般可以分为三类：普通运动休闲类、户外运动类、竞技运动类。

　　在居民健身休闲的生活中，除了几乎没有条件限制的散步、慢跑、徒手体操、练拳，以及自行车骑行之外，一般中青年居民习惯选择的多是乒乓球、篮球等等。再加之球类运动的竞技性在体育赛事观赏中的引力，观赏带来的对球类运动熟悉也就成为了民众体育健身休闲的较多选择。

　　相对而言，户外运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由于户外运动是在自然的场地进行的体育运动，它与大自然的紧密结合与其具有的挑战自我的特性，使得它更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甚而成为了一些地区健身体育休闲的一种方向选择。

　　不过，户外运动不仅是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而且运动本身一直暗含着程度不同的探险性质，因此不仅需要参与者具有认识陌生环境、适应陌生环境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而且还需要具有能够参与该项活动的多种准备和体魄，因此他应该是有充分准备地去战胜困难，而不是糊里糊涂地去冒险。就一般而言，户外运动的风险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参与者自身因素（缺乏对该项运动的认识准备，缺乏相关的体能与技能）；二是设备与食物因素（缺少适应该项运动的合格必需品，缺少食物和饮用水）；三是环境因素（缺少对相关地貌、生态、水文和气象的深入了解，没有预防天气突变的准备安排）；四是组织管理因素（个人或少数人无准备的贸然行动；或者活动组织者及领队的活动预案不当，乃至缺乏有关资质、资历和能力）。

　　从英美等国的情况来看，户外运动的项目虽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也不可能毫无区别的对待，除了它们自身的引力引致人们喜爱的不同之外，相关环境条件的成熟度和风险性也是一种“负引力”。因此，对户外运动的安排及推动，不仅应该不同对待，还应该进一步完善有关的举措：如户外运动的有关规章和标准的制定，资质制度和经营部门责任制度的推行，对参与者和组织者的严格化培训，还有强有力的安全监管，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对于翼装飞行等风险过大的活动，以及参与者的单独行动，也应该给以及时的劝导或防范风险的有力安排，以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我们认为，中国体育健身休闲的发展，的确还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大力培育体育健身休闲的物质供给（适宜场地的开辟，有关需用器材的生产）就是当下必须行动起来的了。同时它还必须有两个相关条件的供给；一个是运动技能的培训和辅导，一个是安全制度和安全设施，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在当前我国大众休闲活动还比较单调的时候，增强对居民体育健身休闲的供给，增强对居民文化休闲的供给，积极充分利用市场手段给以居民多样休闲体验的引导，积极发展公共服务，积极开拓公共空间，积极改善人居环境，那么城市居民的休闲生活就一定能够得到更多的增进，我们城市对老百姓的服务就会更充分更平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得到更好地满足。

　　来源：易水文旅（T-newmedia），旅思马记获授权发布

　　作者：刘德谦 石美玉

　　原标题：刘德谦 石美玉：疫情之后，提升城市休闲和旅游竞争力的四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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