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尔·帕尼奥尔：凝视那一片彼岸的家园

　　    帕尼奥尔的乡土意识

　　 

　　    知识分子加入法兰西学院，通常被誉为“跻身‘不朽者’行列”。1946年，这项荣誉落到51岁的马塞尔·帕尼奥尔身上，作为第一位以电影制片人身份被选入学院的院士，当时他已经写了十几部电影剧本，是著名剧本《托巴兹》和“马赛三部曲”——《马里于斯》《法妮》《塞扎尔》的作者。通过这些创作，帕尼奥尔给人们的印象是：他有着非凡的讲故事的才能，同时有着强烈的乡土情结，他的创作灵感和精神养分很大一部分源于普罗旺斯地区风土民俗的记忆。

　　 

　　    但这些特色的产生远在他的成名作——讽刺剧《托巴兹》之后。阿尔贝·托巴兹原是一所寄宿学校的教师，老实木讷，在办公室里被势利的校长挤兑，在课堂上被顽皮的学生戏弄。他在伦理学课上一板一眼地给学生讲述道德格言“任何欺骗性的活动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任何触犯人类法律的人必将受到惩罚”“一个不诚实的人永远也不会有他良心的安宁”。他很快被解雇了，起因是他当着男爵夫人的面，拒绝为她的儿子的成绩单改动分数。正当托巴兹一筹莫展之际，他被市参议员贝纳克看中，认为“是一个能老老实实干坏事的人”，他糊里糊涂在合作协议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贝纳克凭借权钱交易提起通过了一批市政工程议案，又以托巴兹的名义承揽下来，从而大发横财。托巴兹则逐渐见识了政界的贪污腐化，唯利是图，甚至连掌握大量犯罪证据的报社也可以用金钱买通，开始动起了自己的脑筋。最后，托巴兹突然翻脸，夺取了贝纳克以他的名义开办的事务所，过去他在学校里想也不敢想的东西——社会地位、荣誉、声望、甚至校长女儿和贝纳克情妇的爱情——都被他用金钱买到手里。

　　 

　　    在《托巴兹》中，年轻的帕尼奥尔对法国社会的愤怒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个物欲横流以至诱良为娼的社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发家以后的托巴兹嘲笑他的学校同行：“在我们这个时代，蔑视格言，也就是发财的开始”，做了整整十年的老实人得不到的奖赏，做几桩违法的生意就能如愿。剧本问世后，法国文学界普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堪与勒萨日的《杜卡莱先生》比肩。1933年，导演阿里·达巴第第一次将这部剧作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也就是在那时，帕尼奥尔意识到了电影和戏剧的关系，他说：“舞台艺术可以衍生出另外一种形式，将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一个新的领域正向剧作者敞开，我们应当开始创作或许索福克勒斯、拉辛或莫里哀都不敢尝试的作品。”他着手尝试把戏剧改编成电影，后又把改编题材扩展到小说。在长达40年的创作生涯中，经他手改编为影片的小说包括名作家让-吉奥诺的《再生草》、阿尔封斯·都德的《磨坊信札》等等。吉奥诺、都德都是生长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作家，如果说《托巴兹》《出卖荣誉的商人》（1925年）反映了帕尼奥尔早期风格的话，那么他在这以后的创作直至晚年写出最著名的“童年三部曲”，则凸显出一种愈来愈浓厚的乡土意识，他的视角也从犀利的社会批判逐渐移向宏阔博大的自然与人文关怀。和吉奥诺一样，他笔下的很多人物性格单纯，拥有纯朴率真的内心世界，容易陷入细小的情感冲突。他似乎早早地厌倦了锋芒毕露的写作，转而放眼乡土，诉诸有关情理、人伦、家庭的思考，揭示游离于工业文明边缘的民间情怀、生活奥义。套用一个时髦用语，帕尼奥尔是集戏剧、电影、小说于一身的“三栖作家”，但他为自己选择的“栖身”之所只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外省故乡。这是一个终极的平衡点或归宿，一个耐得住凝视、耐得住咀嚼的家园。

　　 

　　    “泉水姑娘”玛侬

　　 

　　    当作家将目光汇聚到乡野之美的时候，他首先必须正视自然环境与人的文明程度之间的关系，他必须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那就是人类生存严酷的依赖性，以及在此环境中人有限的文明程度。对帕尼奥尔而言，他需要处理的人物在文明标尺上居于靠后的位置，他们的形象可以被等同于风景本身，但往往不能经受文明程度的检验。我们看到，帕尼奥尔绝不回避这一切，他在极力体现人向自然的靠近、融合的同时，并未抹杀农村社会愚昧冥顽的现实。《山泉》的故事发生在巴斯第德村，一个距离作者的出生地奥巴涅约两法里的村庄，因为偷猎的缘故和毗邻的克来斯班村结下了仇家，两村的人在普罗旺斯人那种乐观开朗的外表下，都同样嫉妒、疑心重而行动诡秘，这种关系直到巴村的弗洛莱特·卡穆安嫁到克村之后仍未改变。等到弗洛莱特在巴斯第德村的家产继承权传到她的儿子让·弗洛莱特手中后，这块家产却被巴村的苏贝朗家族最后两个人——阿伯和乌高林叔侄——看中了，千方百计要买到手里，他们想在这里种植康乃馨，扩大产业。为了诱使让先生出售地产，他们悄悄堵死了庄园下的一眼泉水——在那个干旱的地区，没有水源的土地只能白白撂荒。

　　 

　　    作者在让·弗洛莱特身上倾注了极重的笔墨。这是一个驼背中年人，放弃了收税官的城市职业，带着妻子和女儿到巴斯第德村务农。让先生是作者倾心的理想主义者，他带来了大量的农具、农书，根据书本上的介绍和气象资料种菜、种瓜、养兔。他有学问，有非凡的毅力，热爱农家生活和自然风光，向往着融入当地山野成为自给自足的一员。他说：“经过长时期的工作，我说的是脑力工作，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和研究，我得出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获得幸福的唯一可能就是做一个生活于大自然之中的人。我需要新鲜空气，我需要广阔的空间供我的思想驰骋。我只对真实的，真诚的，纯洁的，开阔的，一句话，真正的事物感兴趣。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耕种真正’。”农民乌高林听不懂l'authentique一词，把它当成一种名叫“落塘蒂克”的植物。

　　 

　　    但帕尼奥尔为让先生安排了一个死于非命的结局。由于农民的诡计，他终于没能抵挡住干旱的威胁，在利用爆破钻井取水时不幸身亡。农场被阿伯和乌高林顺利买走，后者立即把隐藏的泉眼疏通，发起种花财。女儿玛侬和她的母亲隐居到另一处有泉水的山洞，一隐就是许多年。当十六岁的玛侬成长为亭亭玉立的“泉水姑娘”时，她偶然得知了当年害死父亲的阴谋，便开始寻觅复仇的机会。

　　 

　　    “泉水姑娘”是当地村民送给这位神秘女孩的美称，酷似中国民间故事中的长发妹，牧一群羊，带一条狗，手持弹弓，行走在山涧草木、花鸟虫鱼之间。我们看到，作者显然在玛侬身上寄托了理想，他要让玛侬成为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象征，她的父亲l'authentique理想的实现者。在小说的后半部，帕尼奥尔的写法愈来愈倾向民间故事风格。无意之中，玛侬发现了村庄山泉的总源：这个源头隐藏在岩石丛中的一个岩洞里，我们可以想象，1952年拍成的电影里这该是怎样的一幅奇景，这样的景物描写在小说中比比皆是，清朗、素朴，它注定了作者不会放任故事以悲剧结尾；道德尽管不是小说的底色，但道德善恶的理念却会影响自然在人眼里的形象。玛侬认为整个村庄对她父亲的死都是有责任的，于是她以牙还牙，以阻断水源实行复仇。但是，当全村陷入绝境、人们决定在神甫的带领下列队祭祀的情况下，玛侬听从年轻的乡村教师贝尔纳的劝说及时罢了手。贝尔纳引用了《圣经》上的一句话：“如果这个城镇里还存在一个正确的人，那这个城镇就不会被摧毁。”

　　 

　　    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互镜”关系

　　 

　　    也许谁都不会否认，《山泉》远未达到跻身文学经典之列的资格。帕尼奥尔的写作多少有观念先行的味道，形成一个具有传统格局的民间故事，一个托付某种理想的封闭的寓言，在其中，所有主要人物都是有确定归宿的，每个人物都开启一种相对确定的道德指向。但这个在1952年被拍成电影的传奇故事得到广泛的欢迎，以至于十年后，作者又把它改写成小说，以《山泉》为题出版发行。“三栖作家”造就、渲染戏剧冲突的非凡才能，在书中得以再现。

　　 

　　    帕尼奥尔通过小说暗示：自然和人类社会有一种“互镜”的关系。自然的严酷对应着人情的冷漠。然而，和谐并不是不可追求的梦想。玛侬的悬崖勒马至少表达了一个象征：恩仇之道、善恶之行是完全可诉诸良心达致平衡的，而平衡正是寻求l'authentique的人们应从自然中获得的启迪。正如泉水作为山区最大的秘密，等待重见天日、向农民滋以恩惠的一天一般，人间仇恨的消弭同样必须借助人的自我反省、自我发现。泉水的重现消弭了弗洛莱特母子和巴斯第德村民的仇恨，玛侬与贝尔纳的结合消弭了巴斯第德村和克来斯班村间的仇恨；而通过祭祀仪式，甚至异教村民之间也相拥而笑。阿伯和乌高林则受到了适度的惩罚。“泉水姑娘”这一介于神话和现实之间的形象不仅蕴含了“融入野地”的寄托，同时也受到人的道德尺度的丈量。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人与自然的结合”不能仅作狭义的理解，帕尼奥尔呼唤的不仅是异质生命间的亲近，更是同质存在间的宽容、和睦的相处。

　　 

　　    让-吉奥诺曾动情地写道：“人不应该睥睨一切。须知，一座山不仅是以其高和大而存在着，她也有重量，有气味，有动作，有魅力，有语言，有情感；一条河也是一个人，自有其喜怒哀乐，自有其爱情、力量、灵魂和病痛，并且渴求冒险的经历；溪涧、水泉都是人，也会恋爱，也会骗人，会撒谎，会背信弃义，她们袅娜多姿，以水草和苔藓为裳……”崇尚“自然写作”的作家都把自然看作第一位的家园，它是超越于人类社会本身的物质源泉和精神归宿，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就是一个类似于宗教参照系的“彼岸”，不过这个“彼岸”地理上仍然位于“此岸”，或者说是“此岸”中最有超验意味的存在。帕尼奥尔从早年的愤激到后来的自然写作似乎有所撤退，但对作家本人而言，或许他更需要持久的、形而上的“凝视”，凝视自然这一“彼岸”，这里才有l'authentique，才有真正的超越，真正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