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观 ｜ 王志民：黄河文化主脉说——论中华文明奠基期的黄河文化

　　原标题：文化大观 | 王志民：黄河文化主脉说——论中华文明奠基期的黄河文化

　　【摘要】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漫长历史时期，以中、下游文化的深度交流和融合为主体，汇聚了长江及各区类文化的先进因素，从而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主脉。黄河文化孕育、培植了三代文明，三代文化以“礼制”为主脉，融合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深厚基础；三代时期形成的制度体系和思想理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和主干，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

　　以幅员辽阔的疆域和56个民族形成的中华文化，就其形成发展的漫长历史讲，是一个层垒式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但就中华文化的主体看，它应该是起源于五千年前，奠基于三代时期。而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系问题，是中华文明研究和黄河文化研究的重大问题。近百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对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中的特殊地位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本文试图对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格局奠基时期的主脉地位作一概括阐发，以推动黄河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一

　　黄河文化与黄河流域

　　黄河，古称“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现今的黄河流经九个省区，于山东省东营市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464公里。关于黄河文化的空间范围，向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有学者提出：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人民在黄河岸边生息、繁衍、奋斗、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1]有的学者提出：“黄河文化存在的空间，可包括黄河流域的全部地区， 即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区。”[2]笔者认为以上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都有可商榷、修正之处。前者失之偏狭，如果仅指“在黄河岸边”产生的文化，则将黄河文化巨大、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局限化了；后者则失之过宽，不仅四川大部属长江流域，不属黄河流域，而且也很难将陕西的秦岭以南地区和内蒙古阴山以北的大草原都视为黄河文化的范围。

　　讨论黄河文化，首先应对黄河流域的时空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笔者认为，所谓黄河文化，从时间上说，应包括从远古时代黄河形成后有人类以来的文化；从空间上说，即指黄河流域的文化。而黄河流域，则是指黄河及其众多支流包括白河、洮河、湟水、清水河、大黑河、汾河、渭河、洛河、沁河、济水、大汶河等所涵盖的集水区的广大区域，黄河流域的山脉常常是流域的界墙。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描述为：黄河流域范围西起青海境内的巴颜喀拉山，东到渤海，南至秦岭，北抵阴山，流域面积约为75万余平方公里。从地理结构、自然环境和水文情况来划分黄河及其流域的界段，一般从发源地到内蒙古托克托县的河口镇为上游；从河口镇到河南荥阳桃花峪为中游；桃花峪至入海口为下游。其上游河道，山高谷深，河道迂曲，水源丰沛，景象壮观，全长占黄河的三分之二；河道没有重大变迁。流域大致分为三个梯段：第一梯段为河源流域。位于青海、四川境内的大“S”形广大区域。这里大多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流域内多支流汇聚为湖泊、沼泽、草地，人口稀少，流域稳定。第二梯段为河湟流域。从龙羊峡横穿兰州到白银市，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区域。流域内山高坡陡，峡谷狭宽相间，支流众多，水源丰沛，是稳定的多峡谷流域。河道在青海、四川、甘肃境内的部分，虽然流域广大，但地处高原，历史上人口稀少且多民族杂居，以游牧为主，被统称为河湟文化。第三梯段是河套流域。大河从峡谷中奔腾而出，沿贺兰山东麓北流后，在阴山以南折向东流，在宁夏和内蒙古形成沿黄两岸狭长的冲积平原，被统称为河套平原，是“千里黄河，唯富一套”的农耕文化区，历史上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地。

　　黄河中游主要在黄土高原、山脉、峡谷中穿行，峡高谷深，支流众多，泥沙大量汇流，使黄河中下游成为世界大河中泥沙含量最多的河流。据《汉书·沟洫志》记载：“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到了清代则有“平时之水，沙居其六；一入伏秋，沙居其八”的记载[3]。这也是黄河下游水患多发的主要原因。中游河道也没有重大变迁，中游流域的特点：一是以上游后端和中游河道，形成“几”字形河套区域，地域广大；二是支流众多，支流之中又有支流。以黄河最大支流渭水流域形成的三秦（关中）文化区，以汾水、沁水流域形成的三晋文化区，以渭、汾及伊洛河流入黄河交汇的“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北至渤海、南到汶泗，以泰山为中心的齐鲁文化区是黄河流域最重要的文化核心区。

　　黄河在进入下游华北平原后，流速骤降，大量泥沙沉积，下游河道以“善淤、善徙”著称。下游河道的反复改道和主流河道的大幅迁徙，不同历史时期的黄河下游区域发生重大变化，所以下游的流域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如果以历史上黄河下游主河道入海口为指向，可分以下三个方向和区域。一是在东汉王景治河以前，黄河主要是从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原北行，在当今天津南以及华北平原东海岸注入渤海。其中，史前与三代时期是下游河道在华北平原的漫溢期，主河道在华北平原北部的天津南北以若干支流入海。春秋到西汉时期，已出现人工修筑黄河堤坝的工程，有较稳定主河道，前期相对安流；秦汉统一后，人口增殖，垦荒扩耕，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数次泛滥、改道，但主河道仍在华北平原中部东海岸注入渤海。二是东汉初王景治河至北宋末，河道南移，主要从山东利津县或华北平原南端沿岸流入渤海，与清末以来形成的现行河道（现东营市垦利区入海）大致接近，主要范围仍属华北平原。三是从金元至清末咸丰五年，黄河夺淮入海，即主流河道从淮河故道注入黄海。因而有一种意见认为：“就整个历史时期而言，黄河流域还应包括25万平方公里的黄淮海平原的绝大部分，面积大约为100万平方公里。”[4]但历史上的黄河流域是否包括淮河下游流域，值得质疑。一是黄河夺淮入海，是公元1128年冬，北宋东京留守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5]，是人为决口的重大改道。清末名臣翁同龢等就认为“河自大禹以后，行北地者三千六百余年，南行不过五百余年……不知河性利北行”[6]。人为决口使黄河主流南行入海，是违背黄河流淌自然规律的。而此后的治河，又以保运河畅通为重点，以保南流、夺淮入海为正流，因而致河道沉沙越积越高；决溢高发、灾难深重，这个时期的黄河在黄淮平原上往复滚动，多股分流，河道紊乱，给这一地区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二是淮河作为我国东部南、北方地理、自然的分界线，有其相对独立的自然环境，与北方的黄河流域有明显差异。因而，传统上说的黄河流域并不包括淮河下游流域。历史上的黄河下游流域，是指北至京津、南括“河济之间”的华北平原。其中，以泰山为核心，南至黄河下游主要支流大汶河为主的汶泗流域，北至渤海南岸的潍淄流域，是黄河流域又一个文化核心区。正是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主构成的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谱写了最辉煌的篇章。

　　二

　　黄河：中华文明起源的主脉

　　自从20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考古发掘的重心之一是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寻。发掘工作的起点和重点，首先是在黄河流域展开的。大量的史前考古发现证明，黄河流域是中华大地上早期人类最主要的活动区域，是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文化主脉，是中华文明的根之所在。

　　

　　（一）由洪荒时代到文明初曙

　　黄河形成的数百万年的历史，是中华大地由洪荒时代走向人类文明的时期。早在20世纪初，中外古人类考古学家探索中国及东亚古人类的起源就是首先在黄河流域开始的，并在黄河流域上游河套地区的萨拉乌苏河套人遗址和宁夏水洞沟遗址，黄河故道下游的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山顶洞人遗址有重大发现，这三处遗址被称为“摇篮三部曲”。由北京猿人遗址主要发现者之一的贾兰坡写的 《北京人》 《河套人》 和 《山顶洞人》，被称作中国最早历史的三部曲，“代表了整个中国旧石器考古起步阶段的成果”[7]。

　　在最早的“摇篮”探索中，“北京猿人”遗址发现的距今70万—20万年的完整直立人头盖骨5个、40多个人体颅骨、肢骨，数万件石制品，以及烧石、灰烬和100多种哺乳动物化石[8]，不仅在“三部曲”中最早，遗物极其丰富，“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史上的里程碑，……以轰动全世界的方式跻身世界考古学界，并使得中国成为追寻早期人类起源与演化的中心地区”[9]，而且将人类文明探寻进一步导向了黄河流域。后来，考古学家在仔细研究了遗址的石器和人类遗骨后，提出了“北京猿人”不是最早的人类，在他们之前一定有更加原始的人类存在的见解。由此，以“摇篮三部曲”探索为起点在黄河流域的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探索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始，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大量早、中、晚更新世时期的猿人化石。例如，云南元谋猿人、湖北郧阳猿人、河南南召猿人、安徽和县猿人、辽宁金牛山猿人等。[10]但无可否认的是，发现最多、最系统、影响最大的还是在“摇篮”的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其中，影响最大的有被贾兰坡称为“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11]的河北阳原县泥河湾早更新世人类遗址群，居今约200万年至100万年以上的遗址就有数十处。有在黄河风陵渡附近的山西芮城县西侯度遗址发现的一批石制品、切割痕迹的鹿角、烧骨和多达22种以上的动物化石等人类文化遗物，时代距今约180万年以上，“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首次发现的属于早更新世初期的人类文化遗存”[12]。有在黄河最大支流渭水中下游的陕西蓝田县公王岭发现的蓝田猿人头骨，被鉴定为距今115万年—110万年的早期“直立人”；[13]蓝田猿人的发现意义重大，“代表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一种猿人类型——表明中国是研究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14]。有在黄河下游支流汶水发源地的沂源县山洞中发现的距今四五十万年的沂源猿人头盖骨化石和伴生哺乳动物化石。[15]这一切都充分说明黄河中下游流域是中华大地上古人类最早的显露晨曦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从古人类到现代人之间的大量智人遗址，如河南许昌灵井遗址、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陕西大荔人、内蒙古河套人、北京山顶洞人等旧石器中、晚期智人化石和遗存，其中以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两岸的山西襄汾县丁村遗址最具代表性。该遗址1954年作为重点发掘，出土有属早期智人阶段的丁村人牙齿化石三枚 ，旧石器2005件，哺乳动物化石27种。在丁村遗址周围的汾水下游发现了大量的丁村文化遗址。丁村文化中晚期距今10万年—2万年左右，形态介于现代人和猿人之间。1976年又在此发现“一块幼儿顶骨化石。经研究它与‘丁村人’牙齿化石同属于早期智人阶段，并与北京猿人、现代黄种人有密切的亲缘关系”[16]。有的专家将丁村文化与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发现的众多旧石器时代遗址如西侯度、蓝田、三门峡等出土的石器进行研究辨析，发现它们的品类和打制特点与丁村文化颇为相似，是这个区域生活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文化；它们之间存在着文化传统上的关系， 应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区域文化体系。[17]在这个地区，后来发现最早新石器时代李家沟文化遗址。该遗址的“发掘得以完整揭露出距今10500年至8600年左右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的剖面，……清楚可见本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地层关系”[18]，接续了丁村文化在这一地区一脉相承的传承关系。苏秉琦从丁村遗址中关注到了旧石器晚期遗存和仰韶文化的直接关系：一是“丁村遗址中的出土物与山西境内其它不同时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在文化面貌上有不少共同之处”；二是在丁村遗址发现了“距今二万六千年以上，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细石器”，而在山西中条山北、南侧和 “垣曲境内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存中，除其它特征有相似之处外， 都含有细石器。这或可说明山上山下的文化之间具有承继关系 ”。[19]尽管黄河流域的现代人是否由本区域早期的智人直接演化而来，还有待于从更多的考古新发现中进行更深入的探寻，但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的大量发现和对人骨化石及遗存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们与黄种人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连续性，有着亲缘上的继承关系。[20]这至少说明，黄河流域的远古人类应是现代中国人远古祖先的来源之一。

　　

　　（二）“满天星斗”汇一条主脉

　　中华文明在距今一万年前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它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起源时期。

　　从20世纪初，中外专家合作开始的对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探索，也首先是从黄河中下游流域开始的。仰韶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发现以及由此探明的黄河中下游考古文化序列的完整呈现，使黄河是中华文明起源地、中华民族母亲河、中华文明摇篮的传统观点得到了现代考古学的印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是学界的共识。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多年来，特别是近40年来，随着全国范围内大量考古遗址的新发现，这种传统观点受到了挑战。考古学家夏鼐和苏秉琦在70年代末都相继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观点。夏鼐在列举了中原和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黄河下游山东和周边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等新石器文化属于不同类型后提出：“文化类型不同，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并进一步强调：“这种看法似乎比那种将一切都归之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的片面性的传播论，更切合于当时的真实情况”[21]，实际提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和发展是多元的观点。他在后来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强调黄河流域是早期文化发展的一个中心，长江下游是另一个中心，山东地区文化的发展自有序列，是与黄河中游相对的另一个文化圈，这三个地区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关系最密切。[22]苏秉琦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有着更明确的论述。他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分为六个独立起源和发展的文化区，即：陕豫晋邻境、山东及邻省一部分、湖北和邻近、长江下游、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并由此对黄河是中华文明摇篮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它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23]后来，苏秉琦又提出了影响巨大的“满天星斗”说[24]。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数以万计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证明，距今五千年以前中华文明即在多地、多流域进入了文明阶段，作为20世纪以来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挖掘的史实总结和形象概括，“满天星斗”说、多元说，是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论探索，得到了考古界和学术界的较广泛认同。但是，如果据此提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的看法“是不全面的”，认为“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影响总是相互的”，将黄河文化的摇篮地位和文明起源多元说对立起来，这就很值得辨析和再商讨了。笔者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但黄河是多元汇聚的文化主脉，由此也就奠定了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之根的坚实基础。

　　1.满天星斗还是百川汇河？苏秉琦在40年前提出的六大区类，随着近40年来的考古新发现，考古学界又有多种划分，暂且不论。[25] 就这六大区类来分析，在每个区类中，都发现了上百千个遗址，山东境内仅龙山文化遗址到20世纪末就达1300多处[26]，并不断有新的发现。就这些遗址的分布和数量看，称之为散落的“满天星斗”，确实非常确切。但随着区类探源工作扎实有效地开展，各区类大多探明了新石器文化形成的渊源序列，例如中原地区：磁山·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黄河下游（山东） ：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等。序列之中，又有各种类型，文化发展的演进支脉更加清晰，如百川之水，各有其源。问题在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进程中，新石器时代百川之流汇聚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苏秉琦提出的六大区类，实际上大致可归纳为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以起源于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古文化，是当地细石器文化与以彩陶为重要特征的仰韶文化结合的一种“合璧杰作”，甚至被称为“仰韶彩陶文化红山期”[27]，应属黄河文化。而所指东南文化区（以太湖为中心）、西南文化区（环洞庭湖、四川盆地）以及南方文化（以鄱阳湖——珠江为中轴）大致可属于后来以吴越、楚、巴蜀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化圈。

　　近几十年来，随着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大量发现，多有学者提出“长江流域也有与黄河流域同样古老和繁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的观点。[28]特别是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300万平方米的浙江良渚古城遗址面貌的惊世显现，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29]，被称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典范”[30]。良渚文化及长江流域的文化如此丰富和发达，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5000年前的起源时期的辉煌面貌，改变了由传统文献记载乃至20世纪前期考古发现所形成的中华文明起源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然后向西方扩散”的一元说而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即“中华文明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长城内外等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的碰撞和相互促进中诞生的”观点[31]，并在学术界形成基本共识。但是，这是否说明黄河与长江流域的作用和贡献就是一样？或者说两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笔者认为答案应是否定的。将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放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大格局形成的进程中来看，长江中下游没有像黄河中下游一样，直接生长出以青铜文化为标志的“王国”文化，良渚文化在达到辉煌的顶峰后，在“四千余年前夏代开始之际已经分崩离析”，良渚文化在衰落后的长三角地区文化序列中，“既少玉也缺铜，都不太可能是夏代主流文化”，那里博物馆的馆藏里，“几乎没有夏商文化遗物”。[32]概言之，新石器时代长江文化的辉煌灿烂的确昭示出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时期的高度、厚度和广度，但长江流域三代时期文化的弱势和断环，说明它不是直接培育华夏文明的摇篮和温床，它的巨大历史贡献是通过融入黄河文化来实现的。王巍就提出：“夏王朝建立之前（距今约4000 年），中华大地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是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积极吸纳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使得中原文化充满活力，不断发展壮大。”[33]但这个“汇聚”并不是均衡的。虽然在近些年的新石器考古文化研究中，已有学者论及长江文化在中原的汇聚、传播和影响，丰富、提升了黄河文化的内涵和活力，但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中原地区和东方（以山东为中心）海岱地区的文化交流最为密切、广泛和强势，正是这两个区类文化的高度交汇融合，形成了一条黄河文化主脉。这条主脉对其他区类文化产生的强烈吸附力和主脉内部发生的强力互动与内在融合，最终成为中原地区文化中心地位的基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以三代为主体的王国文化。

　　2.一条主脉与两个中心。在总结百年来关于中华文明探源的考古发现时，有学者借用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称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的文化为“东西二元对立说”[34]。笔者认为夷夏东西，固有对峙，但“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35]，对峙、争斗是过程，混合、发展是结果。而从考古发现看，黄河中下游以晋、陕、豫交界地带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和以泰沂山系为中心的海岱文化遥相对应，通过密切的互化融合，形成了新石器时代黄河文化的主脉。

　　中原文化早在距今8000年—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就已经进入了定居农业经济，表现出“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以及较为复杂的社会形态”[36]，踏进了文明的门槛。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在同时期各类新石器文化中分布范围最广泛，并先后经历半坡（早）、庙底沟（中）和西王村（晚）三个时期，是黄河流域势力最为强大的史前文化。庙底沟时期，仰韶文化发展到顶峰，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已见雏形。距今5000年至4000年的河南龙山文化时期，轮制陶器、铜器的出现和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新密古城寨等众多城堡群的出现，标志着中原文化已发展到高度文明的新阶段，为“主脉”奠定了根基。

　　地处黄河下游的以山东地区为主的海岱文化区是我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地特别关注的重点区域。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由我国学者和学术机构独立发现、发掘的第一个史前文化遗址便是章丘县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当时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曾惊喜地宣称：“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但替殷虚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了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时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了一个新阶段……我们至少可以说，那殷商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原始在山东境内。”[37]这说明黄河中下游文化的“主脉”地位从探源一开始即备受关注。此后，经过近百年的大量考古发掘，探明了从距今8000年—4000年发展出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自成序列的海岱文化区，的确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另一个中心区。特别是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的象形文字和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有“薄如纸，硬如瓷，明如镜，黑如漆”美誉的蛋壳黑陶以及龙山文化城的发现，进一步提升了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主脉地位。

　　

　　城子崖遗址

　　3.夷夏交融与主脉形成。考古发现证明，海岱文化区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向中原地区强力传播和扩展，在中原与当地文化深度交汇融合，发展出了新的河南龙山文化类型。黄河中下游文化的强力融合，是形成黄河文化“主脉”地位的主要内在动因。王震中的《夷夏互化融合说》一文，曾从大汶口文化早、中、晚期和龙山文化中晚期四个阶段，以大量的考古遗址发现为材料，将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互化的密切关系进行了较详尽全面的阐述，分析很精到。例如，他详细论证了大汶口中期文化对仰韶大河村类型的重大影响后比较说：“大河村类型中也存在南方屈家岭文化的因素， 说明它也有吸取、融汇南方江汉流域文化的方面。不过，这一因素在大河村类型中所占比例甚小，同东方大汶口文化相比，远不占主导地位。”[38]即强调了海岱文化对中原影响的主导地位。杜金鹏通过对40余处遗址分析后曾提出“大汶口文化遗存在颍水中、上游和伊、洛下游地区的分布是广泛而密集的”，并与当地土著文化进行了长期的接触与交流，逐渐与土著文化融为一体，而且影响所及越过了黄河，进入晋西南地区。[39]可见，较之其他区类文化，大汶口文化对中原文化影响更有广度和深度。到了龙山时代，在中原的考古发掘中 ，没有出现保持海岱龙山文化完整面貌的遗存，但却有三种情况出现。一是，在中原龙山时代的山西襄汾陶寺墓地，不但看到了“四方精华汇集于中原这一文化上的 ‘辐辏’现象”，而且发现了厚葬、木椁、石磬与鼉鼓、玉钺、玉琮等大汶口文化的系列影响因素。[40]二是，河南龙山文化的五种类型中，与海岱接壤的后岗类型和王油坊类型中的磨光黑陶、鸟喙式鼎足、袋足鬶等很可能都是在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下出现的。[41]三是，海岱龙山文化对夏、商早期文化影响巨大。张光直就指出，二里头类型遗址中的陶器，是在继承河南龙山文化基础上，吸收了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些因素而发展成的。他认为：“殷商文明中很重要的一些成分（绝大部分是与统治阶级的宗教、仪式、生活和艺术有关的）很清楚地起源于东方”。[42]概言之，在新石器时代的

　　“六大区类”中，没有哪一个区类像大汶口、龙山文化这样广泛地、系统地、强力地影响了中原文化，而正是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文化的交汇、融合，提升和巩固了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主脉”地位。

　　还应注意的是：考古学上的仰韶、龙山文化时代，也是传世文献记载的中国古史传说中的文明起源期，在此只作简述。《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五帝”，主要活动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黄帝是以河南中部为根据地的部落首领，颛顼、帝喾、尧也是活跃在黄河中游地区的部落首领；而舜则为“东夷之人”[43]，先活动于河、济之间，后至中原受尧禅让而成为共主。这反映出中原地区在华夏早期文明形成中的中心地位，以及海岱东夷文化对中原文化的重大影响，是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的。根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包括“五帝”在内的十二帝王都在即位后到泰山“封禅”，泰山成为上古以来黄河流域上层宗教活动的文化中心。文献记载的史前传说人物还有伏羲、神农、炎帝、太昊、少昊、蚩尤、共工等，他们与黄帝之间，或继统，或同盟，或征战，主要活动范围正是黄河中下游区域。这是黄河为中华文明起源时期文化主脉的重要历史依据之一。

　　三

　　三代文明，礼为主脉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早期国家形态演变最重要的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的奠基期。自三代始，中华文明进入了向“大一统”王朝发展演进的新阶段。三代都在黄河流域孕育、发展，黄河是三代文明的摇篮；在国家政体发展上，三代都经历过由古国到方国的演变，先后以广域王权的“王国”形态掌控过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区域。[44]在文化上，三代在经历悠久漫长的相互吸收、融合后，以礼制的传承发展为主，形成了三代文明发展演进的主脉。

　　（一）三代之根，都在黄河

　　黄河是三代文明的发源地，是培育三代文化发展的沃土。黄河孕育、成就了三代文化。

　　1.三代族源，都在黄河。三代族源特别是夏文化的考古探寻，一直是20世纪以来考古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和努力方向。从考古上看，二里头文化遗址的持续挖掘和重大发现，证明其主体应是夏朝后期的都城，大型的都城遗址（300万平方米），宫城修建，完整的中轴线理念，前后左右的对称，生产铜器和绿松石器等高等级产品的手工业作坊区，尤其是它创造的一整套礼器都向周围产生强烈辐射。[45]这都表明夏朝已在黄河流域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文明基础上走进了青铜时代，标志着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也即夏、商、周三代王国文化的开始。三代文明都在黄河流域而没有出现在长江或其他区域，进一步凸显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主脉和摇篮。

　　

　　二里头文化遗址博物馆

　　二里头为夏朝后期的都城，夏人的祖源起于何处？早在80年前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提出：“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46]诸多学者都先后对夏文化起源于黄河下游的“河济之间”进行过论证[47]，却因没有考古发现的佐证，被考古界认为是“未必可信”“尚属可疑”的悬案。[48]但谭其骧曾这样解说：“黄河下游在战国筑堤以前，决溢改道是屡见不鲜的事，其时河北平原中部是一大片人烟稀少荒芜寥落的地图上的空白地区”，“不可能形成聚落，更不可能出现城邑”。[49]“平原中部”是空白，并不代表周边没有人类活动。“河济之间”区域广阔，原始的聚落、城邑被长期漫溢河水，深埋地下，也未可知。暂无考古发现，并不能否定夏文化源于东方的“河济之间”。因而，夏王朝起源于黄河下游，后期迁徙到中游的河洛平原一带建设都城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可备一说的。

　　商族的发祥地问题，自20世纪初，由于殷墟遗址的惊世发现，而成为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探索的起点。《诗经·商颂》：“天生玄鸟，降而生商”等可靠历史文献依据，和大量史前考古发现的结合，使商族来源于以凤鸟为图腾的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境内自渤海南岸到泰山、古兖州一线区域，成为学术界比较一致的共识。这个共识，傅斯年对此有详熟考订[50]，也得到自城子崖遗址挖掘以来，关于山东龙山文化与商文化关系研究者的证实。张光直认为“殷商文化的基础乃是山东的龙山文化。……殷商的统治者，亦即子姓的王朝，是来自东方的一个政治集团。……后日的殷商文明，也可以说是东西文化混合的结果”。[51]王玉哲则画出了起源时期的活动线：“商族最远的祖居地可能是山东，后来才向西北转移，达到河北省的中部，即游牧于北至易水南至漳水等流域 ，到夏的末叶才把主力定居于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的西部，卒能西向灭夏，建立商王朝。”[52]

　　周族的发祥地较之夏、商，有较明确的文献记载。在《诗经·大雅》中有三篇：《生民》《公刘》《緜》是专门记载周民族后稷（名弃）的创世及周民族早期发展史的，其活动范围在黄河最大支流渭水流域，向上包括“泾水上游，自甘肃平凉、庆阳各地遍及六盘山陇山地带”[53]，后沿渭水东进，扩展到渭水下游的广阔地带。有学者考定，周人最早的渊源地在山西汾水流域，周人是从山西西迁至渭水上游的。[54]也有研究《诗经》的学者提出，周族发祥地“邰”之地望或在山西境内黄河的三条支流汾水、涑水、沁水流域一带。[55]总之，是离不开黄河的。三代文明都深深植根于黄河流域，是黄河孕育了三代文明。

　　2.三代徙都，不离黄河。都邑，是文明的中心。三代的共同点是：为了部族的生存和找到更好的发展区域，都邑往往是迁徙不定的，尤其是在早期姓族古国的阶段。夏族都邑的迁徙路线，由于史料缺乏，并不清晰，但从文献所载看，夏之都邑大都在黄河或其支流之上。一是汾水。《左传·定公四年》有：“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夏墟，应是周人所认定的夏代最早的都城。其具体地址一说太原，一说临汾（平阳）；或说在汾水下游晋西南区域为迁徒不定。二是黄河下游“河济之间”。文献记载有两个夏人都邑都在此地：其一东夏，其二帝丘。[56]三是伊洛平原。《国语·周语上》：“昔伊洛竭而夏亡”，说明夏桀之亡时，都城就在河洛平原，这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是吻合的。在河南登封发掘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遗址，考古界多有人认为是“禹都阳城”之阳城。[57]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夏迹》中遍搜文献中与夏朝有关的地名计有22条之多，说明夏人的活动足迹都没有离开黄河流域。

　　

　　商族由东方而入中原，其都邑在黄河中下游较广阔的范围内，往复迁徙，是都邑迁徙最频繁的朝代。在成汤以前的先商时期有“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之说，王国维考定为：蕃、砥石、商、商丘、泰山、殷、商丘、亳。[58]八都范围大致都在冀南、豫北、鲁西这一黄河下游范围内。成汤灭夏后，西进中原，王震中著《商代都邑》一书，分早、中、晚期做过专题考定。早期分建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中期曾迁隞、相、邢、奄、殷，其中相、邢、奄的地望，考古、学术界对遗址争议较大，但大致都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迁徙；晚期的洹北商城及最后迁建都于黄河下游之安阳殷墟。[59]周族都城的迁徙有较明确的历史记载，灭商前，由邰—豳—周原—丰邑，灭商后，定都丰邑附近的镐京，史称丰镐或镐京，都在渭水流域。西周初，周公即着意在河洛平原的洛邑营建新王都，西周末，镐京被戎狄所毁，周平王迁都洛邑。三代迁都，都以中原为核心区，范围不出黄河中下游。

　　（二）三代文化，共生互融

　　三代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的奠基性地位，是与三代文化之间特殊的相互关系分不开的。这种关系，有以下特点。

　　1.共生性。三代文化并不是随朝代更替而前后递进式的传承关系，而是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共生并存的。一是从社会组织的特点看，三代都是以宗法制姓族文化为主体形成的“城邑式的宗族统治机构。夏代是姒姓的王朝，商代子姓，周代姬姓，姓各不同，而以姓族治天下则是一样的”[60]。二是族源的发生处于相同的时代。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商之始祖契，夏之始祖鲧与禹，周之始祖后稷都同时出现在尧舜时代。据《淮南子·齐俗训》：“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而周之始祖后稷，在尧时也曾为司马。[61]在舜治天下之后，三大姓族首领又同为“三公”：“夫三公之封，自为大国，而舜又益其地，……封契于商，封稷于邰，子孙并大显于后。”[62]说明早在“五帝”时期，三代之祖即同为黄河流域规模较大的姓族部落古国的首领。在考古探源中，三代文化在黄河流域的不同区域同源于龙山文化时代。夏文化在中原河南龙山文化基础上发生发展的，商文化处黄河下游也在龙山文化基础上形成发展。而周文化则在渭水流域的关中地区，在陕西龙山文化基础上，融合上游齐家文化因素形成发展。[63]三代文化的产生不仅在地域上相近，在自然环境上也具有黄河流域的相对一致性。

　　2.复合性。三代文化形成于中华文明的早期，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巨大。三代文化虽然各有其源和地域的差异，但任何一族文化都是多元聚合的结果。一是三代之间的多元复合融汇。在夏文化形成过程中，由于先商、先周文化的存在，它的形成必然受到商、周文化的影响，并吸收了其某些因素，三代之间很难分得清楚。被称为夏文化重大发现的二里头遗址的族属问题一直在考古界争论不休。“二里头主体商都说”“二里头前夏后商说”“二里头全为夏都说”及“二里头主体夏都说 ” 等多元观点激烈交锋[64]，固然各有所居，但也反映了夏、商文化本身都是复合型的，很难决然判断出它的清晰标志属性。商文化自然吸收了夏文化的众多因素，其中主要的还是“殷因于夏礼”，但它在与周族的长期交往和战争中，也受到了先周文化的重大影响。钱穆、吕思勉、王玉哲等学者认为先周文化本是夏文化的一部分，周人是从山西由东而西迁陕西的[65]，而且在先周时期就大量地吸收了商文化[66]，立国后更是注重对殷商文化的传承与吸收，“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就是加进了殷商的文化。二是三代文化与域内外众多族姓小国文化的多元复合融汇。在夏代的势力范围已经到达了长江流域；商代土地更辽阔，充分吸收了大量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所征伐范围内的各地域文化。在夏商时期，域内有千万个族姓古国，每一个小国，都有自己的传统，在文化上，是一个多元并存的时期；夏、商王朝作为共主，在跟这些域内外姓族文化实体交往、战争、兼并等活动中，实现了多元文化的复合融汇，所以三代文化都是一个极复杂的文化复合体。周朝实行分封，每一个诸侯封国，都是一个亚文化的单元。所谓周文化，实际是包含了各诸侯国文化在内的文化多元复合体。

　　3.互融性。共生、同源的特点使三代文化从源头上即具有了纵横交织、相互融合的先天条件。三代在经历了由姓族古国、方国、以至王国的演变过程中，商、周是夏代列国之一，周与继承夏祀的杞是商代列国之一，杞与继承商祀的宋是周代列国之一。“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实力强弱的浮沉而已。”[67]可见，历史上往往“三代”合称，实际表明在文化上是一种交互融合的形态。因此到了汉代人的眼里，其道德教化是循环吸收、相互融合的：“王者设三教者何？……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三者如顺连环，周而复始，穷则反本。”[68]正是三代文化的上述特点，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大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三）三代传承，“礼”为主脉

　　“礼”是中华文明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和表征就是“礼”。[69]《史记·礼书》：“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六经》，集三代文献之大成，前人即有“六经皆古之典礼”之说[70]，可见“礼”在三代文化中的主流地位。

　　1.王朝之“礼”，始于夏代。中国“礼”的起源与文明起源同步，产生于聚落和姓族古国内部对祖先的崇拜和对天地的敬畏。欲表敬念，必有仪式，礼寓其中。五帝时期，也讲德、礼，但还未达到三代时的制度化。尧、舜、禹禅让王位，都曾有“舜让尧子”“禹让舜子”的情况，但因“诸侯归之”而未成功，可见当时，即使是禅位之大礼，也没有制度化。为什么礼制产生于黄河流域的夏朝？一是与国家形态变革有直接关系。自夏朝始，已进入广域王权统治的“王国”时代，为维护“王”的地位和统治，“礼”的重要性突出了出来。礼者，“当时贵族阶级一切生活之方式也。故治国以礼，……列国君大夫所以事上、使下、赋税、军旅、朝觐、聘享、盟会、丧祭、田狩、出征，一切以为政事、制度、仪文、法式者莫非‘礼’”。[71]二是与治理黄河水有直接关系。尧时“洪水滔天”，鲧、禹父子，两代治水，鲧失败而禹大获成功，得到“执玉帛者万国”的拥戴，从而建立了夏王朝。禹治水成功的过程和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有学者认为：“为控制黄河以及修建水利排灌设施需要付出巨大的共同努力，……必须由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来指挥众多的人，可以说，无论什么地方需要大规模治水，专制类型的或称‘东方’类型的社会就会在那里发展起来。”[72]这个分析抓住了黄河在“东方”文化奠基期的独特地位和贡献以及三代王朝都只能产生于黄河流域的原因之一，很有见地。但夏代的社会形态还远谈不上“专制”，只是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需要一个“王”来指挥“统一”的行动罢了。而且史前的洪水经常漫溢，灾害多发，这种“统一”的劳作会反复进行，这或许是统一王朝始于夏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在“王”的指挥过程中，规范的“礼”就成为统一行动的约束了。“礼”从血缘姓族内部的仪式转变为王国统治思想的社会信条，这也是自夏朝始，“礼”成为三代文化主脉的重要因素。夏礼，是三代礼制的奠基，对商、周影响巨大。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73]这既说明夏礼在三代礼制中的创制地位，也表明三代之礼一脉承传，至春秋仍有巨大影响。由于文献缺失，夏礼的具体面貌已难知其详，但在夏代晚期的都城二里头遗址内，不仅发现多座按照礼制建设的体现中轴线理念、呈左右对称布局的宫殿；而且出土的礼器较之陶寺、石峁等夏代之前的都邑性遗址的礼器更加规范化、制度化，说明夏代已经“形成华夏风格和文化内涵的礼器制度”。[74]

　　2.商代礼制，大幅提升。由于甲骨文的出土，殷商的礼制情况文献记载较多。总体看殷礼繁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礼制体系，至少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祭礼无处不在。商代祭祀、占卜之风盛行，祭礼、占礼充斥着社会的各个方面。以至于美国人史华兹感叹道：“人们考查甲骨文的时候，就会立刻为如下的现象所震惊：我们称为祖先崇拜的现象几乎无处不在”。[75]其实不仅是祖先崇拜，商代的宗教信仰中，还包括对天神（含天帝、日、月、云、风、雨等自然天象）和地祇（含土地、山、川、四方等）的崇拜也是无处不在的。这种崇拜就是通过祭礼来表达和实现的。二是礼器大幅提升。主要是大量青铜器的铸造。今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就有四五千件之多。其中相当多的是用于宗教祭祀使用的礼器。三是礼制体系日趋完备。其中包括：王朝内部的世系继承礼制；王朝与四土、四方、邑的关系礼制；婚姻礼制、丧葬礼制等，都属于殷礼的范围。四是礼制的不断创新发展。由于社会的不断推进发展，礼制建设也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于是殷人也在礼的实践中，不断创制新法，以成新的礼制。甚至产生遵循古礼还是实行新礼的斗争，张光直称为新派与旧派的斗争。[76]殷人正是在继承和创新的结合中实现了殷礼的大幅提升。

　　3.三代礼制大备于西周。三代文化随朝代更迭不断创新、发展、融合、提升，到西周达于三代文化发展的巅峰。宋代朱熹的弟子辅广在《论语答问》中说：“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则以气数至此极盛，而前后相承，互为损益，至此而始集其大成也。”[77]近代学者柳诒徵也说：“周之文化，以礼为渊海，集前古之大成，开后来之政教。”[78]三代之礼于周最盛。

　　首先西周是三代礼制的总结者、集成者。一方面，西周的礼制是在承袭夏、商礼制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孔子才能说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79]的话。这里的“损益”即是批判地继承和增益发展。另一方面，从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80]，从《左传》《礼记》等文献的众多记载中，都能找到西周时期仍然保留、传承着夏、商乃至尧舜时代古老族姓文化传统的记载，展示出西周文化的多元丰富性。例如，武王灭商后，封舜后裔于陈地；着意寻找到夏禹的后裔东楼公，封于杞地，来传承虞、夏文化；[81]灭殷后，“复以殷遗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82]。武庚叛乱被诛后，周王室又封纣王之庶兄微子于殷商旧都之地以立宋国，来传承商文化。因而可以说：“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盖自黄帝、颛顼以来，纪于民事以命官，更历八代，斟汋损益，因袭积众，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成稡于是”。[83]西周文明实际是三代文明的一个集成式的融合体。

　　四

　　三代之“礼”，奠基中华文明

　　西周礼制，在传承融合夏、商及以前“礼”的基础上实现了革命式的开拓与创新。蒙文通《古史甄微》总结说：“殷人好鬼，而好鬼之风开于夏之晚季……殷之道好鬼而任刑。”“周公宗仁义，秉礼乐，一守商之陈规，一开周之新局”[84]。王国维则将周灭商之政权更替称之为政治大变革：“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85]将殷周之变作为整个中华文明史上旧制度、旧文化与新制度、新文化的分水岭。孔子也曾极力称赞：“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86]以“郁郁乎文哉”的繁茂盛况，夸赞西周文化的丰富、完备与活力，是三代文化发展的繁盛巅峰。三代之礼，集成、完备于周礼，而周礼则是奠定中华文明基本制度、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和思想文化主轴的根基。

　　1.以分封制为基础的农业宗法礼制奠基。西周社会已是农业社会，“由于封建制度建筑在农业基础之上，从而与它相适应的宗法制度又建筑在封建制度之上，两者就密切联系而分不开了。”[87]而宗法制度的奠基，显然是基于在西周形成完备制度体系之上的。王国维将宗法传统的制度化、伦理化概括为：“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88]王这里实际提出了西周对中华文明主体精神奠基的主要构架：一是由殷商之“信天、敬神、尚鬼”而以人事为主体，以宗法礼制为“纲纪”的巨大变革；二是以“纳上下于道德”，以形成全民族为“道德之团体”的目标。这就奠定了中华文明精神的主体构成。张光直对王国维这种“西周奠基说”提出异议，认为宗法的制度化应该更早，“不但殷商时代已有宗法制度，这种制度在龙山时代就已经可以由考古资料推断出来了”，并且他以山西襄汾县的陶寺和山东诸城的呈子两处龙山文化墓葬为例，认为：“龙山文化有几个墓地中墓葬的分布方式就好像是宗法制度的图解一样。”认为：“殷代的宗法制度更有文字上的根据。”[89]的确，张光直提出的宗法制有源远流长的深厚根基是对的，也说明西周对中国礼制的奠基是融合三代文化的深厚基础之上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唯至西周之大变革，宗法之礼才进入有序、稳定、制度化轨道定型下来，嫡长、庙数、同姓不婚及由此而行之封建，成为影响此后数千年之根本制度。

　　

　　2.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奠基形成。夏商以前，中华文明的总体面貌是邦国林立的多元组合体，夏、商时代的中央王朝与数百千姓族方国的关系[90]，主要的还是一种以纳贡的间接方式来实现的“天下共主”关系。“那些主权半独立的一个个邦国之君，在其国内都行使着国家君主的权力，各邦之间的关系也都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91]这种“共主”式的王朝，虽非实质性的“一体”，但已是一种多元向一体发展过渡的国家形态。笔者认为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三代是个关键奠基期。如果说，从尧舜时期开始，已经具有了区域性“共主”的方国形态，那么，真正走向有一体趋势的广域王国，则是夏代伊始以大禹指挥千万万个姓族古国“统一”治水开始出现在黄河流域。这是黄河文化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巨大贡献。在三代文化发展中，有一个从松散的联盟式“共主”向王权不断加强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礼”起到了网罗社会，凝聚统一力量的纲纪作用。没有三代礼制的发展、传承与完善，也就无法形成统一的“道德之团体”了。殷周之“剧变”和西周之奠基，其要义就在于：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大格局。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西周是一个质变期。西周文化与三代以来各姓族地域文化的关系，发生了一次根本性变革：一方面，西周王朝保留了一些多元的传统和文化因子，展现出了文化的丰富多元性，例如周初封建诸侯时，为保留夏、商故国的传统，即采取了“启以夏政，疆以周索”，“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等形式，所谓“启以商政”就是在文化上“居商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保留当地传统的固有文化，在疆域管理上则按照周的新制度管理，即“依周制画经界、分地理”[92]。另一方面，西周王朝又通过征伐、分封、赏罚、策命和“礼仪的系统化与制度化”，与各地域诸侯国建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93]的“一体”关系，“一次又一次的肯定了主从关系”，这样，“古代以姓族为集群条件局面，遂因此改观，成为以诸族相融合的新组合。……终于在这个秩序的基础上，凝结了一个强烈的‘自群’意识，后世的华夏观念，当由周初族群结合而开其端倪”[94]。西周王朝由此形成的这种文化上的多元一体大格局，是奠定中华文明“大一统”理念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基石之一。

　　3.诸子之种源与儒学之根基。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是对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影响至深至远的文化巅峰。而西周礼制，不仅为诸子百家的产生深植了种苗，而且为孔子的出现和儒学的产生发展在制度和思想上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1）周礼为诸子之种源。诸子百家兴起于孔子创办私学，士的阶层崛起之后，但其形成的根源究竟在何时？《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小说家出于稗官，即“诸子出于王官”。近代以来，学者对此多有质疑和争议，胡适有《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引《淮南子·要略》认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95]此文对后世影响很大。而笔者认为西周之礼制，实为诸子之种源。试论如下：

　　其一，诸子学派，根在周礼。钱穆指出：“开诸子之先河者为孔子。孔子生当东周之衰，贵族阶级犹未尽坏，其时所谓学者则惟‘礼’耳。”[96]这个“礼”，即是孔子所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西周礼制；这时的惟“礼”学者，也是礼学之士。而孔子以前，周之教育即为周礼教育，以培养贵族子弟“明人伦”为目的，教育内容以礼乐为主干，所谓“乐，以修内也，礼，以修外也”[97]，所培养的人才，自是礼士了。西周的大学，“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98]，既是贵族子弟学习场所，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实际上就是贵族的公共活动场所”[99]。这种政教合一、官师合一，官学合一的体系之下的学术思想传承，自西周至春秋，悠悠数百载，知识学术，皆在官府，礼学传统，渊源流长，即使官学衰，私学兴，诸子开先河，其源必在西周之礼制。

　　

　　其二，诸子学派与周礼之官有密切关联。诸子之学，应时而生；但诸子学派并非与周礼之官守没有渊源关系。胡适就说：“诸家之学说，间有近于王官之所守，如阴阳家之近于占候之官，此犹可说也。”[100]其实，不止阴阳家，各家学派，与某一官守，都是有某种渊源关系的。例如：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司徒是“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即助人君明教化者”[101]，这就与傅斯年说的：儒家者流，出于“教书匠”之说如出一辙；他还认为：“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102]，更说明诸子之源是与王官职守有密切联系的。周礼之实施，落地在王官，诸子之兴，必受王官影响，至少在诸子形成早期的创始人那里，这种影响应该是大的。

　　其三，诸子的学派划分，与周官职守相关。对诸子各家学派研究，始于战国之世，《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都分六家，各有所论，开学术史先河，意义重大；但他们以自己立场，褒贬批判，随意性强，派别之分，也较含浑。汉代《淮南子·要略》论诸子之源，多重人物著作，非学派专论；《论六家要旨》，概括精要，惜只论六家。所谓诸子九流十家，实出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本之。笔者认为，刘歆承父业，辑目录，所见先秦古籍甚多，其“诸子出于王官”说，必有所本。细析《汉书·艺文志》所列诸子百家，其学派之分，既采前人之论，本其学说，又深究某学派与《周礼》某官守之关联，追本于西周之礼制，细分于不同官师学术之差异，是有一定道理的。胡适及后人的批判，是以学派思想主张与周官职守比对，而论其非，殊不知《七略》与《汉书》所述诸子之源，并非全按思想主张，而是在六家基础上，按其职业、阶层之别增补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而成十家的，这些学派与周礼职官的渊源关系就更直接。概言之，诸子之种源，确在西周之礼制。

　　（2）周礼为儒学之根基。《淮南子·要略》记载：“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突出强调了儒学的产生是孔子研修周礼，传承周公之道以及鲁文化培育的结果。在这方面，学界多有深入探讨。

　　其一，西周礼乐制度为儒学之基。周礼是儒学的基石，但周礼是在损益夏、商礼制基础上，集成、创新而成，因而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中庸》又引孔子之言：“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道出了儒学产生与周礼的直接关系。陈来认为:“西周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土壤，……同时，西周文化又是三代文化漫长演进的产物，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而发展为礼乐文化，从原始宗教到自然宗教，又发展为伦理宗教，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厚根基。”[103]这不只从周礼，而是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从三代之礼发展进程的内在联系中，发掘出儒学与三代礼制文明更加深厚的文化渊源关系，来肯定儒学源于周礼。而劳思光则认为：“孔子承周文化之方向，而扬弃周以前各民族之原始习俗及观念，……乃周之人文精神成熟之表现，亦即周文为儒学之源。”[104]认为孔子创始儒学是扬弃夏、商等各民族文化，而将周文化创造性传承、发展到了成熟的新阶段。概言之，周礼为儒学之源是不争之史实。

　　其二，周公为儒家学派奠基人。《尚书大传》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虽然该书为汉儒解读《尚书》之作，周公是否按此年序完成这些历史的功业难以定论，但所载周公以东征完成统一大业，分封建国、营造洛邑，创制礼乐的历史功勋却是卓著的。杨向奎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特别强调周公对儒学形成的巨大影响：“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又说：“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代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105]强调了周公才是儒家学派最早的奠基人。事实上，孔子一生以践行、传承周公之训，“志欲行周公之道”为使命，不仅“入太庙，每事问”[106]，而且在精神上也对周公存有高度敬谨与契合，以至于达到“梦寐之间，如或见之”的程度，并以年老“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为大遗憾之事。[107]可以说，周公是对孔子影响最大的先圣先哲，后世曾称儒学为“周孔之道”，唐代尊奉周公为“先圣”，后世称为“元圣”，都是对周公奠基儒学的肯定和公认。

　　

　　其三，鲁文化与儒学之源。孔子出生于鲁国，鲁文化应是儒学的重要渊源之一。笔者曾对此作过较深入探讨[108]，提出：周初分封诸侯，特重齐鲁，将周公封于鲁国；特殊政策，扶植齐鲁，而给鲁国以特殊优渥的文化政策：“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109]。并特许鲁国享有天子之礼乐，“以褒周公之德”[110]。这是周初王室着意要在东方的鲁国建立一个传承周礼文化中心的显明标识。伯禽代周公就封鲁国后，实行“变其俗、革其礼”，移风易俗的文化政策，就是落实这一规划的重要举措之一。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孔子出生的春秋末期，鲁国是列国中“犹秉周礼”，保存周之礼乐文化最完备的唯一文化中心。不仅吴国公子季扎到鲁国观乐后感叹：“犹有先王之遗风”，“有文王之德”，而且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观书于太史氏后，也极为称赞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111]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之季，鲁国仍保留、传承着原味的周礼和周公的遗训遗德；周礼，为儒学产生之根基，在孔子故里的鲁国文化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结语

　　中华文明以辉煌灿烂、源远流长、从未间断著称于世。因而，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奠基期的文化探索和研究始终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和重点问题。自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近百年来，我国考古界几代学者为此进行了艰辛努力，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结合大量考古发现和有据可查的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对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奠基期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112]我们中华民族，就是文化内涵极其多样丰富的一个复杂而又统一的整体。这样一个复杂整体的起源和奠基形成的过程，虽然一定是多元、多彩、多区域、多方位甚至有些时段是杂乱无章的，但它必然有一条文化的主脉，在其中起了聚集、融汇、统合的作用，否则，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大格局、大气象、大一统就不可能形成。笔者认为，这一条主脉就是黄河文化。

　　1.黄河文化，既非当今或历史上流经的各省文化的简单相加，也不是黄河两岸的河水文化。从黄河文化的历史发展和地位、贡献看，所谓黄河文化，应是以中下游为主体，包括其主要支流渭水、汾水、伊洛河、沁水、济水、汶水在内的广大流域的文化。笔者提出，燕山以南的河北平原广大地区是史前和三代时期黄河流经入海的地方，曾密布若干湖泊和支津，应是黄河下游主要流域之一。自金代至清末，黄河主河道是人为决口夺淮流入黄海的，除乱流夺占泗、汴、颍、涡、睢等天然淮河支流河道外，主河道在黄淮平原上频繁泛滥摆动、南移，统治者则人为治河保运，勉力维持，黄河既没形成稳定主河道，也不可能有支流汇入，所谓“黄河流域”既没形成，夺占区域仍属淮河流域，不能作为黄河流域看待。

　　2.黄河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可以上溯到数百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早期和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尽管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在全国各地都有大量发现，乃至近些年，“人类起源于非洲”逐渐成为世界考古界的主流观点，但是以在黄河下游发现“北京人遗址”为起点的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的大量探索发现，还是很雄辩地证明：黄河流域是中华大地上古人类最早、最多、最集中的生活区域，在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演化发展中，“黄河人”应是现代中国黄种人最早的来源之一。

　　3.无论从国际考古界公认的人类文明起源的几大要素，还是从人类早期国家形态的发展演变看，在距今五千年以前，中国已进入了高度文明发展的阶段。从该时期全国考古发现看，说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的，是“满天星斗”，无可厚非。但多元聚集，百川汇河，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主脉还是在黄河的中下游流域。以陕、晋、豫交界的河洛平原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与以泰山周围及河济之间广大区域为主的黄河下游区域文化的东西交汇和强度融合形成了主脉。这条主脉不仅吸附了周边发达的文明，而且为此后夏、商、周三代在黄河流域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主脉说”论述中，绕不开的是长江。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为中华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某些方面甚至在同时期已发现遗址中是无与伦比的。例如，良渚文化古城所展现的具有“王国”特点的气象。但是，良渚文化在长江下游的去向是衰败了，并没有形成象夏、商、周那样具有广域王权的中央王朝。所以，那种说长江与黄河一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的观点，虽有一定的考古依据，但是其“摇篮”的贡献实际上是汇聚到黄河主脉中来实现的。

　　4.夏、商、西周三代文化都孕育、发展、成长于黄河流域，是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奠基期主脉的重要贡献。笔者虽然没有展开论说，但提出：从国家形态的演变看，从文明起源到三代时期，已经完成了从古国—方国—王国的演化，三代文化的发展，是广域王权中央王朝不断加强“王国”化的过程，并为秦汉时期“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美国人类学家克鲁柯亨认为：“文化基本核心由二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一是与他们有关的价值。”[113]三代文化具有共生性和互融性，它们传承发展的主脉就是以思想、精神和价值观为内核的“礼”。而三代之“礼”大备于西周。西周的礼乐文明，不仅是对夏、商礼制的集成、融合与总结，也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即由夏商时期的“尊神尚鬼”之礼，而损益、修正为敬德、重民的礼乐教化之礼。西周的礼制，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一是农业宗法制度的奠基。德国人类学家格罗塞认为：“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和它比较起来，一切其他文化现象都只是派生性的、次要的。”[114]西周的农业宗法礼制的定型，奠定了此后三千年中国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的基础，影响深远。二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思想理念的奠基。在黄河流域复杂多样的地理自然环境和夏、商中央王朝建立后，仍存在上百千个姓族古国、方国的文化形态，决定了三代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而西周实行的分封建国，既强化了一体，又整合、稳定了多元，形成了真正的多元一体化的国家形态。西周时期一整套礼乐教化制度，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奠基作用，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理念的文化根基。三是西周的礼制及其严密完备的官僚体制和官师合一的教育体制，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派的形成植下了种苗；而周公的制礼作乐及其德政教化思想，与鲁国的周礼文化中心地位，是中华文明思想文化主干儒家文化的渊源和根基。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

　　[1]李振宏、周雁：《黄河文化论纲》，《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

　　[2]安作璋、王克奇：《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文史哲》1992年第4期。以幅员辽阔的疆域和56个民族形成的中华文化，就其形成发展的漫长历史讲，是一个层垒式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但就中华文化的主体看，它应该是起源于五千年前，奠基于三代时期。而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系问题，是中华文明研究和黄河文化研究的重大问题。近百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对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中的特殊地位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本文试图对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格局奠基时期的主脉地位作一概括阐发，以推动黄河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3]靳辅：《治河方略》卷九，《源流》第五，清嘉庆四年（1799）刻本，第19页。

　　[4]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黄河文化史·导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页。

　　[5]《宋史》卷二十五《高宗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59页。

　　[6]《清史稿·河渠志·黄河》，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54页。

　　[7]刘扬：《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的三个重要事件》，《北方文物》2022年第3期。

　　[8]卫奇：《“北京人”遗址第十层石制品再研究》，《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9]刘扬：《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的三个重要事件》，《北方文物》2022年第3期。

　　[10]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22-24页。

　　[11]贾兰坡、王建：《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科学通报》1957年第1期。

　　[12]王益人：《远古遗踪——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发现始末》，《文史月刊》2016年第1期。

　　[13]娄玉田、马宁：《中国北方最早的人类化石——蓝田猿人》，《化石》2014年第1期。

　　[14]吴汝康：《蓝田猿人头骨的特征及其在人类进化系统上的地位》，《科学通报》1965年第6期。

　　[15]吕遵谔等：《山东沂源猿人化石》，《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4期。

　　[16]王益人、王建：《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3页。

　　[17]王益人、王建：《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0页。

　　[18]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李家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4期。

　　[19]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20]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黄河文化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40页。

　　[21]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22]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8-100页。

　　[23]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24]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01页。

　　[25]有张光直的9个区系说、严文明的三大类型十二区系说、佟柱臣的三个接触带七个系统说等。参看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1期。

　　[26]《张学海考古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27]李联盟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内蒙古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1页。

　　[28]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2页。

　　[29]刘斌：《良渚与中国百年考古——被低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冬之卷。

　　[30]赵晔：《良渚：中国早期文明的典范》，《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

　　[31]李润权：《张光直教授的学术成就》，《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32]易华：《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5期。

　　[33]王巍：《百年考古与中华文明之源》，《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6期。

　　[34]陈星灿：《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35]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页。

　　[36]韩建业：《裴李岗时代与中国文明起源》，《江汉考古》2021年第1期。

　　[37]李济：《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城子崖发掘报告序》，载蔡凤书、栾丰实主编：《山东龙山文化研究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第6-7页。

　　[38]王震中：《夷夏互化融合说》，《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39]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考古》1992年第2期。

　　[40]邵望平：《中原文化中的东方因素》，《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41]蔡凤书、栾丰实主编：《山东龙山文化研究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第328页。

　　[4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17页。

　　[43]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37页。

　　[44]苏秉琦提出，中国从史前到秦汉是沿着“古国——方国——帝国”模式发展的；王震中认为，苏先生的框架并不规范，提出了“邦国——王国——帝国”的模式框架（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8页）。笔者认为，史前至秦汉以“古国——方国——王国——帝国”四种形态演进更符合史实。古国，是以姓族形成的小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有万国”者即是；方国，则是掌控一定区域范围的国家形态，“五帝”即是方国的首领；而三代，则已进入“王国”时代。西周实行的分封制，已经孕育了“帝国”的基因，为秦汉成熟帝国的产生奠定了原始基础。

　　[45]王巍：《百年考古与中华文明之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

　　[46]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页。

　　[47]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

　　[48]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51页。

　　[49]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3-64、50页。

　　[50]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页。

　　[51]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83-85页。

　　[52]王玉哲：《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53]许倬云：《西周史》及附录饶宗颐《谈西周文化发源地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70页。

　　[54]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63页。

　　[55]王宗石编著：《诗经分类诠释》，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96页。

　　[56]《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有“闻君将靖东夏”，《左传》昭公元年、昭公十五年都有“东夏”，杜预注：“在顿丘县(今濮阳清丰县）南”；《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载“卫迁于帝丘（杜预注：东郡濮阳县）”，而帝丘则是夏启之孙相之都邑。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67、1201、1372、487页。

　　[57]周书灿：《禹、启、太康传说的考古学对应问题》，黄贤全、邹芙都主编：《西部史学》（第3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9页。

　　[58]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15-522页。

　　[59]王震中：《商代都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60]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73页。

　　[6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08页。

　　[62]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全集》（三），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409页。

　　[63]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文物》1979年第10期。

　　[64]贺俊：《二里头文化古史属性研究的新动态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

　　[65]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39页。

　　[66]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353页。

　　[67]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70页。

　　[68]班固：《白虎通义·三教》，清乾隆嘉庆间嘉善谢氏刻抱经堂丛书本，第3-4页。

　　[69]丁鼎主编：《三礼学通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7页。

　　[70]陈钟凡：《诸子通谊·原始》，《国故》1919年第1期。

　　[71]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4、36页。

　　[72]［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73]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7页。

　　[74]王巍：《百年考古与中华文明之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

　　[75]［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76]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28页。

　　[77]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83页。

　　[78]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第121页。

　　[79]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7页。

　　[80]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60页。

　　[81]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六《陈杞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914页。

　　[82]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七《卫康叔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923页。

　　[83]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序》（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84]蒙文通：《蒙文通全集》（三），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121、123页。

　　[85]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453页。

　　[86]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82页。

　　[87]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0页。

　　[88]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3-454页。

　　[89]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88、389页。

　　[90]《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四》：“汤之时，诸侯三千。”

　　[91]王震中：《商代都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86页。

　　[9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38页。

　　[93]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643页。

　　[94]许倬云：《西周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65、140页。

　　[95]胡适：《中国思想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107页。

　　[96]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4页。

　　[9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34页。

　　[98]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0页。

　　[99]郭齐家：《中国教育史》（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2页。

　　[100]胡适：《中国思想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107页。

　　[101]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7页。

　　[102]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0、193页。

　　[103]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8页。

　　[104]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105]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6、279页。

　　[106]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83页。

　　[10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4页。

　　[108]王志民：《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9-60页。

　　[109]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53页。

　　[110]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842页。

　　[1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62、1227页。

　　[112]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9-100页。

　　[113]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6页。

　　[114]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7页。

　　

　　【 作者简介】

　　王志民，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副校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原特聘院长。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齐鲁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首席专家，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省齐文化传承与示范区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首席专家。长期致力于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儒学与诸子百家，先秦文学等方面研究。

　　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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