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传奇(精选5篇)

　　杨贵妃传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杨贵妃妖姬二重性格形象演变

　　杨贵妃在中国的祸国妖姬形象由来已久。由唐至宋元，文人笔下的杨贵妃形象基本遵循“祸水”的思维定式，乃至明清，仍有将杨贵妃写成妖冶女性的剧作。但仔细考察可发现，将杨描绘成祸国根源的历代文人，在提及她时却常流露出同情怜悯。这种既批判又怜惜的态度，令杨贵妃的“妖姬”形象前后颇复杂矛盾。

　　如元代白朴所作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的杨贵妃，其为一己之“留着解闷倒好”的心思帮玄宗阻杀安禄山在先，与之发生暧昧关系在后，七夕乞巧也是为安所设，却巧言令色讨了玄宗欢心。这样的杨贵妃，是作者批判的对象。但在马嵬兵谏一节，却借玄宗之口为其开脱：“他又无罪过，颇贤达。须不似周褒姒举火取笑，纣妲己敲胫觑人。”又说：“他是朵娇滴滴海棠花，怎做得闹荒荒亡国祸根芽？”又借高力士表示：“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杀了国忠，祸连贵妃。”明确表示，在安史之乱上，杨贵妃无责任。

　　又如元代王伯成之《天宝遗事诸宫调》，其中多套曲都牵杂杨贵妃与安禄山暧昧等宫闱秽事。杨的形象愈加妖艳、。即便如此丑化，也阻不住她临死时对玄宗的反诘：“又不曾背叛朝廷，篡图天下；又不曾违反国法，误失军期。平白地处死，无罪遭诛，性命好容易！”还有对高力士的嘱咐，其辛辣怨恨跃然眼前：“若得见君王，却教俺传示：把我生勒死，不知为何事？若施行了以后，却休教死骨头上揣与我个罪名儿！”

　　事实上，这种对杨贵妃评价的矛盾性贯穿于她身后的整个封建社会，远在白朴之前的文人就纠缠在这矛盾中。杜甫之《丽人行》，描绘杨氏一门因杨贵妃得宠而奢糜的景象；又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对杨氏一门受宠，君臣一同奢华享乐的讽意尽显；又有《北征》诗云“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将安史之乱的责任直指杨贵妃。但是，杜甫对杨贵妃还有另一层态度，其《哀江头》云：“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往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表现了对杨的些许同情。又有《东狩行》云：“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呜呼，得不哀痛尘再蒙。”较先前严厉批判缓和良多。李益、李商隐、罗隐、韦庄等晚唐诗人，也分别选取了不同的角度，对杨或贬斥、或同情，让她的形象充满争议。

　　即便是《长恨歌传》，对杨贵妃的态度也是矛盾的。《长恨歌》并未对杨贵妃做直接评论，但其对杨美貌的描写，以及对李杨坚贞爱情的叙述，都对杨贵妃的形象起了正面作用。然而《长恨歌传》在肯定白诗精神的同时，又加入了陈鸿自己的态度。他明言作“传”的目的，在于“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由以上种种矛盾处来看，纵使杨贵妃的“妖姬”形象在封建文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却无法坐实杨贵妃直接导致安史之乱、盛唐转衰这一指控，因而对杨的极力丑化，总有些底气不足。文人们似乎都在有意回避真正的致祸之源，在面对它时趑趄嗫嚅，用“汉皇重色思倾国”这样遮遮掩掩的句子行“讽谏”之责。

　　一、杨贵妃折射出的中国封建文人二重性格

　　一个祸国殃民的妖姬与一个无辜的弱女子，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在杨贵妃身后的文学和戏剧作品中并行，甚至可以在同一作品中共存。在对待杨的态度上，封建文人表现出一种“二重性格”。这种二重性格，尤其在涉及皇帝时表现极为明显。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在法理上不受限制，从而使其个人政治失误，在最终的责任推定中，被以“为尊者讳”的理由保护起来，而将根本责任加诸他人。

　　成于唐代宗大历年间的《高力士外传》叙马嵬事云：“扈从至马嵬山，百姓惊惶，六军愤怒。国忠方进，咸即诛夷。虢国、太真，一时连坐。”（《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成于后晋之《旧唐书》则云：“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获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室。”（《旧唐书》卷五十一《玄宗杨贵妃》）《新唐书》与之仿佛：“帝遣力士问故，曰‘祸本尚在！’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新唐书》卷八十九《玄宗贵妃杨氏》）无论是“贼本”，还是“祸本”，后代史学家都是将杨贵妃视为致乱之源的，他们故意让玄宗退出了责任推定过程中的“嫌疑人”行列。《新唐书?玄宗本纪》对于杨贵妃与安史之乱的关系评价为：“呜呼，女子为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新唐书?本纪第五睿宗 玄宗》）这是欲加之罪，将杨贵妃比作韦后，又暗比武皇。杨贵妃是一个毫无政治野心的女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试图染指政治权力。精英知识分子做的是“有罪推定”，先定性，再罗织罪名。

　　精英知识分子对杨进行有罪推定的背后，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伦常体系。通过儒家学说延续下来的上古礼乐传统，强调仪式与秩序本身的重要性，要求社会的伦理政教与个体的身心情感融合统一，从而达到稳定和谐的效果。这个体系的前提，是君权的绝对性。从法理上讲，天子之权为“天授”，只有“天”有权对皇帝定罪。皇帝之于臣民是君，是父，这是以“君臣父子”为架构的封建社会伦常体系得以成立的前提。臣子无权为天子定罪，而历史被告席又不能空缺，因此像杨贵妃这样的女子便被推搡上去，她令唐玄宗远离“明君”要求的行为和“天生丽质”，都为后世史家留下把柄。

　　但无论文人对杨贵妃如何批判，他们都无法忽视其魅力，不管是亲眼得见，还是单纯想象。《旧唐书》虽斥杨贵妃为“女祸”，也不得不承认其“姿色冠代”，“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旧唐书》卷五十一《玄宗杨贵妃》）杨贵妃拥有绝代美貌，超乎常人的智商，卓越的艺术才能，还有温柔体贴、娇俏可人的手段，文人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李白《清平调》中描写的杨贵妃，能不在文人心中勾引波澜？即便是受封秦国、虢国夫人的杨氏姐妹，在杜甫眼中也是“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秦虢尚且如此，贵妃更加无伦，难怪最终他也哀叹一声“明眸皓齿今何在”。

　　一面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必须将杨贵妃塑造为祸国妖姬，一面是无法拒绝承认杨贵妃的美貌和才华，更无法昧着良心推断皇帝与整个官僚集团在安史之乱中没有责任，也无法拒绝对玄宗与贵妃爱情的美好想象，文人们显然纠缠在这种矛盾里，造成了他们笔下杨贵妃形象的不统一。杨贵妃现象的背后，是个人的情感、欲望与传统社会规范、伦理、政教的冲突。这种冲突长期存在。如李泽厚所说：“这个强调社会的伦理政教与个体的身心情感相融合同一的礼乐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便愈来愈暴露出其中蕴藏的巨大矛盾。即社会的理性、伦理政教的要求与个体身心这两方面并不能经常真正统一融合在这种‘情感的形式’――艺术中。……社会生活的行进，使人们要求自己的情感、欲望，从传统的伦理政治的捆绑下解放出来。于是，政治与艺术、伦理政教的规范准则与情感自身的逻辑形式，便处在既有同一又有差异，既有统一又有对立以至冲突的复杂状况中。”（李泽厚.华夏美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7）

　　作为矛盾的双方，总体上忠于伦理政教还是忠于情感自身，受到社会生活发展程度、物质产品丰富程度、消费需要扩展程度的影响，还受到特定历史环境，特定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状况的局限。于是在传统文化、伦常体系遭逢巨变的宋元之际，饱尝丧乱之苦的白朴，选择了总体上忠于前者；王伯成也终以传统的政教伦常体系为大。除《天宝遗事诸宫调》外，他还在《李太白贬夜郎》中斥杨贵妃与安禄山为“宫中子母，村里夫妻”，至于玄宗与杨贵妃，甚至安禄山与杨贵妃之间是否真情，他是否定的。但到了明代，情况有所改变，传奇《惊鸿记》对杨贵妃的指责便不如先代强烈，传奇《彩毫记》更强调了杨贵妃与唐玄宗感情的纯洁性，对杨贵妃的专情和知人之明持褒奖态度。

　　明代，社会经济形态出现了一些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初现端倪，市民阶层扩大，其在戏剧上的审美取向与趣味也随之改变。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哲学思潮。李贽、汤显祖等承王阳明“心学”的“左派”一脉，强调个人情感欲望的重要性，对标榜崇古、追求仪式感本身的文学主张加以批判，令文人“二重性格”里忠于情感的部分力量高涨。对比汤显祖“情不知所以，一往而深”与传统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后者强调的是“礼”对“情”的约束力。而汤氏的“情”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约束，定要追求个尽情尽性方可。这种转变，也是促使清代出现《长生殿》的重要思想动力。

　　二、丑是道德的丑，美是道德的美

　　成于康熙年间的传奇《长生殿》，其杨贵妃形象的完美程度无疑是空前的，洪N心目中的杨贵妃仅是个普通的女人，她有大多数女人共同的弱点如善妒、性格单纯，完全没有政治头脑，这正是封建社会绝大多数普通女子的写照。杨贵妃爱情之路的特殊性在于嫁给了皇帝。妃子的身份，让杨贵妃被动地卷入政治和历史命运，最终导致她成为牺牲品。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梧桐雨》、《天宝旧事诸宫调》、《天宝曲史》（清代）中被批判和丑化的杨贵妃，还是《惊鸿记》、《彩毫记》、《清平调》（清代）中稍作美化的杨贵妃，又或是《长生殿》，以及后来的《太真外传》乃至近几年的《大唐贵妃》中几乎被完全美化的杨贵妃，其“丑化”或“美化”的过程都是从道德标准入手的。略为对比即可发现，杨贵妃形象的转变，不外乎以下几条：

　　一、 由儿媳妇变为身世清白的女子。出身是杨的“原罪”，丑化者要强调这一点，美化者要抹去这一点。杨贵妃是寿王妃，被玄宗先度为女道士，而后册为贵妃，此事几成定论。玄宗与杨贵妃原本是公公与儿媳，他们的结合，不管是因为真爱，还是皇权威逼，都不会见容于社会伦理。《梧桐雨》中的玄宗上来便直言：“昨寿邸杨妃，绝类嫦娥，已命为女道士，既而取入宫中。”毫不讳言这段感情违逆伦常的实质。

　　，兹事体大。实际上，之于安史之乱，之于唐室运衰非但没有直接关系，连间接关系都得存在。汉代私通之事见于正史者不知凡几，亦未见其致汉之衰。但伦常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根本，就算到当代，也是保持社会和谐的基本准则，欲美化杨贵妃的人，都不愿、不能、不敢让个人情感直接伦理道德，只好或不提、或篡改。《长恨歌》对于杨贵妃如何“一朝选在君王侧”不明言，《彩毫记》中的杨贵妃不是自寿邸取得，《长生殿》中的杨贵妃是一名普通宫人。到了齐如山的《太真外传》，杨贵妃成为了父母双亡的孤儿，由高力士安排在太真宫修行。李杨的相爱，肇始于充满浪漫气氛的邂逅。近年新编的交响京剧《大唐贵妃》，李杨相爱并未交待，除坚持杨贵妃不是玄宗儿媳外，还令其出身于“教坊”，原本是歌伎或舞伎。

　　二、 从不忠于明皇到坚贞不二。对爱情忠贞与否，又是道德层面的要求。《梧桐雨》中的杨贵妃与安禄山有私情。白朴有意抛弃了对宫廷规范的理性考量，大量根据野史描写杨安私情。白朴笔下，玄宗对于杨贵妃的爱情是真，而贵妃对于玄宗的爱情是假，两相交错，愈发显得贵妃“其心可诛”。《天宝遗事诸宫调》继续大书杨贵妃秽乱宫廷的情节。王伯成的笔下，无论是玄宗还是贵妃都没拥有真爱，男女情事的高度，止于声色而已。《惊鸿记》详写杨梅二妃相妒事，倒不及于杨氏私通安禄山的故事。运用手段战胜梅妃的杨贵妃，面目不免显得狰狞，而其动机不见得是捍卫爱情，更多是保护自己的地位权势，感情的纯洁性有瑕疵。即便如此，《惊鸿记》里的杨贵妃在《七夕私盟》和《马嵬杀妃》两出中，还是表现出对玄宗的一往情深。至于《彩毫记》、《清平调》等，便无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玄宗与贵妃的感情纯洁度都有所提升。到了《长生殿》，杨贵妃干脆连安禄山的面都没见过，她与玄宗两人对于爱情的忠诚度都登峰造极。杨贵妃与梅妃江采萍的宫廷斗争，转变成说明玄宗对贵妃爱念日深，不可一日或离。在《长生殿》里，还要借杨贵妃之口说出一点宫闱斗争的残酷性，而到了《太真外传》则几乎完全演变成杨贵妃作为一个女性维护爱情专一权利的合理斗争。

　　三、 道德净化之后的才能转嫁

　　传统戏剧的流变至《长生殿》，完成了对杨贵妃出身、秽乱、善妒三条“道德原罪”的净化，使其形象变得纯洁无辜。在此前提下，杨的倾国之貌、能歌善舞等先代史家及一部分文人眼中“妖媚惑上”的手段，就由罪孽转化为美丽。在《长生殿》中，洪N完成了一次才能转嫁，将《霓裳羽衣曲》的著作权授予了杨贵妃。无疑让杨贵妃在纯洁的品性、绝代的美貌之外又多了卓越的才华。

　　杨贵妃传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白朴；《梧桐雨》；帝妃之恋；悲剧意蕴

　　白朴是最早以文学世家的名士身份投入杂剧创作的元代前期重要作家，他一生共创作杂剧十六种，其中《绝缨会》、《赶江江》、《梁山伯》、《银筝怨》、《崔护谒浆》、《高祖归庄》、《赚兰亭》、《斩白蛇》、《游月宫》、《钱塘梦》、《凤凰船》等均已佚失，《流红叶》、《箭射双雕》仅存少量残曲。现存完整的剧作只有两种：《梧桐雨》和《墙头马上》。另有《东墙记》，可能经过明人增饰修改，已非其原貌。

　　受自身文化素质和时代艺术氛围影响，白朴杂剧的题材多取自历史和民间传说，内容则多涉男女情事。从《录鬼簿》著录的剧目看，除《绝缨会》、《高祖归庄》、《赚兰亭》、《斩白蛇》、《箭射双雕》等五种外，余者皆系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剧作；民间广为流传的“梁祝”故事，就是由白朴率先编成《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杂剧而搬上舞台的。分别被列为“元代四大悲剧”和“元代四大爱情戏”的《梧桐雨》和《墙头马上》，直接取材于白居易的著名叙事长诗《长恨歌》和《井底引银瓶》，从中可见白朴对白居易诗歌的爱赏和推崇。

　　《梧桐雨》所敷演的李隆基与杨玉环君妃之间缠绵悱恻的情爱故事，自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问世以来，曾以多种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晚唐有郑处诲的《明皇杂录》、郭浞的《高力士外传》、曹邺的《梅妃记》，五代有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宋代有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和石曼卿的《拂霓裳转踏》(已佚)，继之有金院本《击梧桐》和宋元南戏《马践杨妃》。逮至元代初叶，李、杨故事更成为戏剧和讲唱文学的热门题材，杂剧有关汉卿的《唐明皇哭香囊》、庾吉甫的《杨太真霓裳怨》和《杨太真浴罢华清官》、岳伯川的《罗光远梦断杨贵妃》，诸宫调有王伯成的《开元天宝遗事》等。此外，关汉卿、马致远等人均写过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散曲作品。白朴本人除《梧桐雨》外，还编撰过杂剧《唐明皇游月宫》。尽管该剧已无剧本流传，但从现存的《天宝遗事诸宫调》中，我们约略可知此剧也应是一本带有神话色彩和悲剧意蕴的爱情戏，甚至可认为是《梧桐雨》的姊妹篇。

　　唐明皇游月宫的传说，在唐宋人笔记、传奇如《明皇杂录》、《杨太真外传》、《碧鸡漫志》诸书中均有记载，情节大同小异，仅仅叙及明皇学得仙乐《霓裳羽衣曲》一事，并无些许爱情纠葛。但从散见于《雍熙乐府》等曲谱内的《天宝遗事诸官调》残曲来作推测，其中的游月宫套演唱的当是一则缠绵动人的爱情故事。其大致情节为：中秋之夜，法师叶法善引领明皇梦游月宫，聆听仙乐《霓裳羽衣曲》，并见到月中仙予嫦娥，两相爱悦，情意甚笃，但终因仙凡阻隔，无法缔结良缘，只得怅然分手，明皇不禁情怀悒怏：“且寄此宵情，只从明朝害，整整的相思一载。到来岁中秋显素色，休等闲教雾锁云埋。却早离了妆台，准备迎风户半开，则向那初更左侧，我试等待，看月明千里故人来。”据贾仲明为王伯成所补挽词“马致远忘年友”，则王为马的后辈，其年辈自然也更晚于金元之交的白朴，而其所叙唐明皇游月宫与嫦娥相恋故事，理应受到白朴杂剧《唐明皇游月宫》的直接影响。这就是说，白朴率先把明皇游月宫闻仙乐的传闻改造成一个人神相恋故事。依据《流红叶》、《银筝怨》、《钱塘梦》、《梁山伯》、《崔护谒浆》诸剧的素材原型，也足以证明白朴是擅长于编撰缠绵悱侧的爱情悲喜剧的，他极有可能把平淡无奇的明皇月宫闻仙乐传说演绎成一本四折、情节完整、风流骀荡的爱情佳作。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梧桐雨》楔子中明皇所述纳杨妃入宫的过程，是明皇于月宫与嫦娥相恋的顺向延续，是剧作家别出心裁地将一则虚无缥缈的人神爱恋故事成功地人间化了。且听明皇的自白：“去年八月中秋，梦游月宫，见嫦娥之貌，人间少有。昨寿邸杨妃，绝类嫦娥，已命为女道士；既而取入宫中，策为贵妃，居太真院。寡人自从太真人宫，朝歌暮宴，无有虚日。”

　　无论是从《梧桐雨》与《游月宫》的相互承接关系看，还是从《梧桐雨》的故事情节来审视，《梧桐雨》演绎的确实是李隆基与杨玉环之间绮艳悱侧的爱情故事。由于李、杨之间君妃爱恋的特殊性，后人在认定该剧主题时见仁见智，持论纷纭。我们无意于对各家之说较短量长，只是想从元人历史剧大多灵活地处理史料素材、“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亦即“借史写心”的创作动机出发，发掘和体认《梧桐雨》所宣泄的带有突出的时代印记和鲜明个性特征的情感意绪。尽管《梧》剧包裹着厚重的历史外壳，染上了由题材所决定的政治评判色彩，但作者实在的用意并不在评骘古人功过、总结兴亡教训，徒然地发泄一通虚无悲凉的沧桑之叹，而是凭借令人散欷叹惋的君妃爱恋悲剧，揭示了植根于人类心灵深处的性爱的普遍性——在带有草原游牧文化特质的市民意识的冲击之下伦理观念和价值体系发生断裂的金元时期，这种具有本能原欲意味的性爱更以恣肆放纵的形式膨胀释放——它不仅超越了帝、妃主从关系的局限，甚至也突破了以“三纲五常”为准则的传统道德的藩篱，表现出强烈的反异化倾向和潜在的破坏力量；然而，包括帝王在内的人类的自然情欲与社会机制、道德规范之间尖锐的对峙——这种对峙更对处在特殊角色位置上的个体人性施加无形的压力——必然造成情爱与理智取舍上的脆弱和无奈，并最终导致人格的扭曲和个性的丧失，酿成盛衰无常、命运难料的失落感和幻灭感。要而言之，白朴借助君妃之恋所表现的，既是爱情悲剧、社会悲剧，更是人性与人生的悲剧。

　　《梧桐雨》的主旨是言情的，且其“情”的内核带有野性的、非礼的成分，这也许就是古今论者不愿将其视为正宗爱情戏的缘由。由于李隆基的纳子妃为己有、杨玉环与叛臣安禄山的“情密”“私通”均为“秽事”，无论如何都不能挂靠到“纯洁真挚”的“爱情”——烙上了深深的伦理道德印记的两性爱恋——题旨上来，而毋宁判定其为指斥唐明皇“重色误国”的严肃的历史悲剧或政治悲剧，或界定为貌似周严实则模棱两可的“谴责与同情”俱在的“双重主题”，但作出这样纯然的道德与政治评判的结果，则又令人失望地与经过后人“润饰”改篡过的《长恨歌传》的创作宗旨——“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殊途同归了。对于爱情的本质，马克思讲过这样一句话：“爱情是一种情欲。”我们也不妨这样理解：爱情是排他性的个人情欲的升华。既如此，表现在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汉皇重色思倾国”的“风情”及由此酿成的“绵绵长恨”应理所当然地视为“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爱情，白朴以《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为蓝本并掺入了诸多民间传说内容的著名杂剧《梧桐雨》，当然也就是一部不无狞厉色彩和怨悱之气的爱情悲剧。

　　《梧桐雨》对《长恨歌》、《长恨歌传》等提供的历史素材所作的关键性的改造主要有两点：一是还原李隆基强纳子妃为己有的史实，二是将仅见于《资治通鉴》等正史的安、杨“秽乱”传闻作为情节线索编人剧中。关于第一点，包括《长恨歌传》在内的史书、笔记、传奇均不避讳杨氏本为玄宗十八子寿王(瑁)妃的真相，只是陈鸿所记有意含混罢了：“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笄矣。”但白居易将这一事实真相改造成了“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应当说，白氏此举确有“为尊者讳”亦即从道德角度肯定李、杨爱情的良苦用心，这也从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上印证了《长恨歌》并非旨在“讽谏”、“谴责”的创作动机。至于杨妃与安禄山的“私情”，《长恨歌》及《长恨歌传》未见只字，晚唐郑綮《开天传信记》始有“上幸爱禄山为子，尝与贵妃于便殿同乐。禄山每就座，不拜上而拜妃”的简略记载，亦不涉“秽事”。宋初乐史撰《杨太真外传》，收入上述一节文字，称安禄山“恩遇最深，上呼之为儿。”其卷下又有“初，禄山尝于上前应对，杂以谐谑。妃常在座，禄山心动”数语。《旧唐书·安禄山传》则云：“(禄山)后请为贵妃养儿，入对皆先拜太真。”《新唐书·后妃传》牵合以上诸说，简记作“初，安禄山有边功，帝宠之，诏与诸姊约为兄弟。而禄山母事妃，来朝，必宴饯结欢。”也许是史传作者有意回避，拟或民间传闻，不足为信，逮至北宋中叶，安、杨“秽乱”事尚未见诸载籍。司马光《资治通鉴》出，安、杨“私情”渐次“曝光”。先是在“天宝六年春正月”中点破“(上)命杨鲭、杨绮、贵妃三姊，皆与禄山叙兄弟。禄山得出人禁中，因请为贵妃儿。”继而在“天宝十载正月”条中详记贵妃为禄山办“洗儿”会事：“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馔甚厚。后三日，召禄山人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舁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白朴正是在史传及稗官佚闻的基础上，将被礼教中人骂为不堪的安、杨“私情”写入剧本、搬上舞台、诉诸视听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出现于元代中后期的《天宝遗事诸宫调》，是将《梧桐雨》中有关安、杨“秽事”的描写踵事增华，演绎成“渔阳鼙鼓”整套曲文的。

　　《梧桐雨》正面揭示安、杨暧昧“私情”的细节有如下数端：

　　(正末云)不知后宫中为什么这般欢笑?左右，可去看来回话。(宫娥云)是贵妃娘娘与安禄山做洗儿会哩。(正末云)既做洗儿会，取金钱百文，赐他做贺礼。就与我宣禄山来，封他官职。(楔子)

　　杨贵妃传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杨贵妃；身世；爱情；生死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2-0146-03

　　从古到今，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被写成各种的版本。如唐代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唐代陈鸿的传奇小说《长恨歌传》，宋代的《杨太真外传》，元代王伯成的《天宝轶事诸宫调》，元代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以下简称），明代吴世美的《惊鸿记》以及洪的《长生殿》是较为人熟悉的。虽然各部作品对杨贵妃的描写有所不同，但是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杨贵妃有美若天仙，且擅舞蹈。如《梧桐雨》写道：“妾貌类嫦娥”来形容杨贵妃的美色，在戏曲中多次描写杨贵妃最擅霓裳羽衣之舞“腰鼓声干，罗袜弓弯，玉佩丁东响珊珊，即渐里舞云鬟。施呈你蜂腰细，燕体翻，作两袖香风拂散。”《长生殿》中用“姿容艳丽”来形容杨贵妃的美，并对杨的才华有进一步的描写。如杨梦里听一遍就能记住音节，“幽梦清宵度月华，听“霓裳羽衣”歌罢。醒来音节记无差，拟翻新谱消长夏”，杨写下来，传授给宫女，再让宫女传授给梨园弟子。对杨贵妃的整个舞蹈过程有详细的描写：

　　“【羽衣第二叠】【画眉序】罗绮合花光，一朵红云自空漾。【皂罗袍】看霓旌四绕，乱落天香。【醉太平】安详，徐开扇影露明妆。【白练序】浑一似天仙，月中飞降。（合）轻扬，彩袖张，向翡翠盘中显伎长。【应时明近】飘然来又往，宛迎风菡萏，【双赤子】翩翻叶上。举袂向空如欲去，乍回身侧度无方。（急舞介）【画眉儿】盘旋跌宕，花枝招展柳枝扬，凤影高骞鸾影翔。【拗芝麻】体态娇难状，天风吹起，众乐缤纷响。【小桃红】冰弦玉柱声嘹亮，鸾笙象管音飘荡，【花药栏】恰合着羯鼓低昂。按新腔，度新腔，【怕春归】袅金裙，齐作留仙想。（生住鼓，丑携去介）【古轮台】舞住敛霞裳，（朝上拜介）重低颡，山呼万岁拜君王。”

　　《长生殿》详细地描写出杨贵妃跳舞的过程，表现了杨贵妃的多才多艺的，如此惟妙惟俏的描写在《梧桐雨》中是没有的。

　　虽然在《梧桐雨》和《长生殿》中对杨贵妃的貌美如花，擅长舞蹈的描写不一样，但是都离不开着对杨的容貌和舞蹈的认同。但是在《梧桐雨》和《长生殿》中，杨贵妃这个人物形象存在着截然不同，以下是对种种差异的分析。

　　一、关于杨玉环之身世

　　杨玉环这个人物历史上是存在的。史料记载“杨贵妃生于官宦家，父亲早逝，从小寄养于叔父家。先是被唐玄宗的儿子李瑁看中诏册立她为寿王妃。后被唐玄宗看上，于是玄宗先令她出家为女道士，赐道号太真。天宝四年，唐玄宗把韦昭训的女儿册立为寿王妃后，遂册立杨玉环为贵妃。”

　　白朴在《梧桐雨》中，遵循了历史的记载，在第一折中写道：“妾身杨氏，弘历人也。父亲杨玄瑛，为蜀州司户。开元二十二年，蒙恩选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乃主上圣节，妾身朝贺，升上见妾貌类嫦娥，令高力士传旨度为女道士，住内太真宫，此号太真。天宝四年，册封为贵妃。半后服用，宠幸殊堪。”《梧桐雨》对杨贵妃的身份背景的叙述和历史记载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洪在《长生殿》中写道：“奴家杨氏，弘历人也。父亲玄瑛。官为蜀中司户。早失怙恃，养在叔父之家。生有玉环，在于左臂，上隐[太真]二字。因名玉环，小字太真。性格温柔，姿容艳丽。慢揩罗袂，泪滴红冰；薄试霞绡，汗流香玉。荷蒙圣眷，拔自宫嫔。位列嫔妃，形同皇后。” “昨日见杨玉环，德行温和，丰姿秀丽。卜兹吉日，册为贵妃。”“臣妾寒门陋质，冲选掖庭。”“妃子世胄名家，德容兼备。取供内职，深惬朕意。”这些描述都与历史上记载的杨贵妃身份背景的叙述不同，显然是作者忽略了杨贵妃的身份背景。《梧桐雨》和《长生殿》不同的人物身份背景描述，为确立两部作品的不同的杨贵妃形象的做了重要铺垫。

　　《梧桐雨》没有回避杨贵妃曾当寿王妃这一段，遵循了历史，而《长生殿》对杨贵妃这段历史只字不提，美化了杨贵妃的经历。杨贵妃身份的描述对《梧桐雨》和《长生殿》中杨的性格爱情等有重要的影响。

　　二、杨贵妃的爱情

　　《梧桐雨》和《长生殿》都描写了李杨二人七月七夕长生殿盟誓这一佳话，但是两部作品对待李杨的爱情态度是不一样的。白朴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是讽刺的，洪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是赞美的。

　　《梧桐雨》中，杨贵妃是被“强行”进宫，皇上看上她，就算是皇上的儿媳妇也不得不对皇帝的命令服从。当妃子也许是很多女子的心愿，但是杨玉环与丈夫寿王伤心离别，唐玄宗比杨玉环大三十岁。一个大自己三十岁的老头子怎比年轻的寿王呢，更何况离别丈夫去侍奉公公，在感情上也受到伤害，对唐玄宗又何来真感情。深宫中的寂寞，导致安禄山的到来让杨贵妃的生活为之一亮。《梧桐雨》的开头就描写了杨贵妃和安禄山的私情。安禄山在被派遣做渔阳节度使云“只是我与贵妃有些私事，一旦离去，怎放的下心”两人的私情被杨国忠得知，安禄山被派遣时，杨贵妃又怕又不舍“近日，边庭送一蕃将来，名安禄山。此人猾黠，能奉承人意，又能胡旋舞，圣人赐与妾为义子，出入宫掖。不期我哥哥杨国忠看出破绽，奏准天子，封他为渔阳节度使，送上边庭。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怕的是私情败露，不舍的是安禄山要远去边关当节度使，一段情也许会从此终结。她和唐玄宗的七月七夕的盟誓看起来也可笑，“妾蒙主上恩宠无比，但恐春老花残，主上恩移宠衰，使妾有龙阳泣鱼之悲，班姬题扇之怨，奈何！”看起来对唐玄宗有着深爱，又担心他移情别恋而顿生伤感。杨贵妃确实担心失宠，因为她担负着整个杨氏家族的命运，一旦失宠，杨氏家族便毁于一旦，而且失宠就等于失去了奢华的物质生活，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的她更担心失去恩宠。她的话无非是想抓住唐玄宗的心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由此看来，杨贵妃是不幸福的。自己喜欢的人不能在一起，还要虚伪地去讨好自己不喜欢的人，这样的生活何来幸福，何来美好的爱情。

　　而在《长生殿》中，杨贵妃是位美丽端庄，追求平等，爱情专一，始终不渝的女子。杨贵妃和安禄山是没有私情的，她与唐玄宗的爱情是真挚的，感人的。由于《长生殿》对杨贵妃曾为寿王妃只字不提，杨贵妃的身份纯洁了，李杨的爱情也纯洁化，杨贵妃追求纯洁的、至死不渝的爱情也有了说服力。杨贵妃与唐玄宗定下七月七夕的盟誓，希望能够地久天长。她也努力经营着自己的爱情，“万岁爷好生不快，今日竟不进西宫去了。娘娘在那里只是哭哩”“娇痴性天生忒厉害。前时逼得个梅娘娘，直迁置楼东无奈。如今这虢国夫人，是自家的妹子，须知道连枝同气情非外，怎这点儿也难分爱。”杨贵妃逼走梅妃，唐玄宗生气并与虢国夫人发生关系也非像以往的作品一样是出自嫉妒之心，而是要捍卫自己的爱情。“我到那里，看他如何逞媚妍，如何卖机变，取次把君情鼓动，颠颠倒倒，暗中迷恋。”对唐玄宗秘密宠幸梅妃，杨贵妃的态度不是对唐玄宗失望，而是积极捍卫自己的爱情。表现的杨贵妃是勇敢的。她强烈追求纯洁的爱情，就算是马嵬驿被赐死，也没有责怪唐玄宗，还牵挂着他，“高力士，圣上春秋已高，我死之后，只有你是旧人，能体圣意，须索小心奉侍。再为我转奏圣上，今后休要念我了。”杨贵妃死后，对玄宗的爱情依然是“人鬼情未了”，“风前荡漾影难留，叹前路谁投。死生离别两悠悠，人不见，情未了，恨无休。”她怀念着往昔与玄宗的情，伤心悲痛这些情不能重现，心中念念不忘唐玄宗。她魂魄随风而飘，随心而飘，“我杨玉环鬼魂，自蒙土地给与路引，任我随风来往。且喜天不收，地不管，无拘无系，煞甚逍遥。只是再寻不到皇上跟前，重逢一面。”在不经意之时，回到了与玄宗温存之地“呀，原来就是西宫门首了。”可见杨贵妃对爱情的执着，即使生死也不能将其湮灭。正是因为情比金坚，感天动地，杨贵妃的爱情感动了天上的神仙，让她和玄宗在仙界相逢，永在一起，“玉帝敕谕唐皇李隆基、贵妃杨玉环；咨尔二人，本系元始孔升真人、蓬莱仙子。偶因小谴，暂住人间。今谪限已满，准天孙所奏，鉴尔情深，命居忉利天宫，永为夫妇。如敕奉行。”

　　从《梧桐雨》和《长生殿》中关于杨贵妃的爱情中可以比较出，《梧桐雨》中的杨是一个自私自利，贪图享乐，用情不专，放荡的女人，而《长生殿》中的杨是一个纯洁专情的女人。两部作品对杨贵妃的爱情方面的表现截然不同，正好塑造出杨贵妃两个相反的人物形象。

　　三、在生死与国家安危之间的抉择

　　马嵬兵变，是李杨爱情破灭的直接原因。无论是《梧桐雨》还是《长生殿》都有相似的情节，马嵬驿兵变，杨贵妃被缢死，李杨二人阴阳相隔，原来的甜蜜的生活不复存在。但在面对生与死之时，白朴和洪写出了迥然不同的杨贵妃形象。

　　在《梧桐雨》中，杨贵妃得知士兵兵变要求唐玄宗赐死自己，她首先想到的是不能死，求唐玄宗保住自己。“妾死不足惜，但主上之恩，不曾报得，数年恩爱，教妾怎生割舍？”杨贵妃表面说不舍与唐玄宗的“恩爱”，实质上是怕死，求助唐玄宗，希望他能念及昔日的情爱，救自己一命。但唐玄宗已经不能自保，“妃子，不济事了，六军心变，寡人自不能保”于是陈玄礼再次逼唐玄宗下命令“愿陛下早割恩正法”。杨贵妃慌了，用几乎威逼的语气道：“陛下，怎生救妾身一命？”但玄宗已无动于衷了，因为他已经无法自保了，被迫下旨赐死杨贵妃。杨贵妃此时知道已经无力回天了，对玄宗只有怨恨，“陛下好下的也！” 从整个被赐死的过程来看，杨贵妃并没有想过国危当前，自己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也没有想过自己的死能激发士兵的战斗士气，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更没有为深受战争伤害的老百姓着想，她唯一想到就是自己的生命，足以看出她贪生怕死，自私自利的性格。

　　而在《长生殿》中，得知自己将要被赐缢死，杨贵妃出于求生本能而哀求于玄宗，“陛下啊，事出非常堪惊诧。已痛兄遭戮，奈臣妾又受波查。是前生事已定，薄命应折罚。望吾皇急切抛奴罢，只一句伤心话……”在士兵的再三挟迫下，杨贵妃明白了玄宗的无奈和犹豫不决，便决定为爱献身，“臣妾受皇上深恩，杀身难报。今事势危急，望赐自尽，以定军心。陛下得安稳至蜀，妾虽死犹生也。算将来无计解军哗，残生愿甘罢，残生愿甘罢！”此时的杨贵妃是不怕死的，她甘愿为玄宗舍弃生命，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以国家利益为重，勇于牺牲的女子形象。

　　综上对比，《梧桐雨》和《长生殿》中的杨贵妃形象迥然不同，一个是放荡，自私自利，颇有心计，贪生怕死的形象；一个是纯洁，用情专一，勇于牺牲自己的形象。无论是哪个形象的杨贵妃，都在文学史上留下灿烂一笔。

　　参考文献：

　　[1]洪.长生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顾仓.元人杂剧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3]王季思.中国古代戏曲论集[C].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4]谭帆，杨坤.长生殿选评[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吕树坤.沉醉东风[C].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6]姜晓光.浅谈长生殿和梧桐雨的异同[J].文学研究，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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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贵妃传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唐玄宗 杨贵妃 没有爱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1-0377-01

　　一、唐明皇对杨贵妃没有真正的爱情

　　1.唐明皇对武惠妃的宠爱胜于杨贵妃

　　历代帝皇，后宫佳丽三千，很难说有真正的爱情。

　　在杨贵妃之前，唐玄宗有一个武惠妃，李隆基即位后，对武氏相当宠爱。开元十二年（724年[]）玄宗废正室王皇后以后，封武氏为惠妃，而宫中对她的礼节等同皇后。

　　玄宗对惠妃宠爱始终不衰，惠妃向玄宗哭诉太子结党营私，想要谋害他们母子，玄宗震怒，想要废太子。开元二十五年四月，惠妃陷害三位亲王成功，自从后，武惠妃多次见到他们的鬼魂，害怕成疾，最后因此而死。玄宗对武惠妃是相当偏心的，由于闹鬼事件，他多少知道了武惠妃的亏心事，但他仍然对她的死表现得极其伤感。并以“贞顺皇后”的名份和尊荣入葬敬陵。玄宗面对这样一位谗杀了三名儿子的女人，虽然不按皇后丧仪发丧，但仍给了皇后的名分，还满脑门子装着“贞”、“顺”一类的词汇，不得不让人叹息。这在《旧唐书 列传第一 后妃上》《新唐书 列传第一 后妃上》《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一》中都有记载。

　　2.杨贵妃与武惠妃长相相似

　　杨贵妃的受宠仅仅因为她长得漂亮吗？这就让人怀疑了，因为任何一个朝代的皇不缺漂亮的女人，那李隆基为什么独宠她呢？很重要的一点是杨玉环与武惠妃长相相似，这一点寿王李瑁也常对人提及。而唐玄宗看上杨玉环的时候，恰好是唐明皇痛失自己的爱妃，思念自己的爱妃武惠妃的时候。此外，唐明皇独宠杨贵妃，这还和杨贵妃丰腴的身体有关。曾有记载说杨贵妃走几步路就会不已，香汗淋漓。那时的李隆基已60多岁，白昼从事歌舞美学的打造，夜晚则借爱妃丰腴肥润的玉体暖身。这一点也符合心理学中寻找伴侣“异性我”的原则。可能就因为这个干瘪的老头过于消瘦，偏偏就会喜欢体态丰腴的杨玉环。

　　3.杨贵妃前后两次被赶出皇宫

　　杨贵妃真的三千宠爱在一身吗？不是，就唐明皇册封杨玉环为贵妃的第二年，他照样选美不误。因前任宠妃梅妃唐明皇将杨贵妃赶出皇宫，后因自己的姐姐被再次赶出宫，就在唐明皇专宠杨贵妃的同时，又和贵妃的三个姐姐乱搞一气。唐明皇与这位是个性解放的在宫中公然，一点也不避杨贵妃，杨贵妃的这种宫廷生活，难道能够过得舒畅吗？这些事情绝非野史或道听途说，而是在《旧唐书.杨贵妃传》上就有记载。杨贵妃也多次因妒而触怒唐明皇被“遣归”。从杨贵妃本人来说，宫廷生活她已经过厌了，锦衣玉食弥补不了精神上的空虚与痛苦，能够“遣归”也是好事，可以得到解脱。但这时的她已做不了主，娘家的三亲六戚大都希望沾她的光，获得富贵，唯恐她一旦被贬，不仅富贵不保，还会大祸临头。于是全家都来说服她、动员她，要她向皇帝认错，早日回宫。作为李瑁妻子的杨玉环，自己的家庭被拆散，自己的身体被霸占，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唐明皇与三姐乱搞，不许忌妒，她幸福吗？但是为了保护杨门趋福避祸，为了保护前夫李瑁，也为了保护她自已，她别无选择，只好与唐明皇妥协，俯伏认错，回到宫廷。别人羡慕她朝朝宴会，夜夜笙歌。但宫廷对她来说，是物质上的天堂，精神上的地狱。又有谁能理解她内心的痛苦？杨贵妃满意她这段人生吗？不见得。

　　二、唐明皇与杨贵妃 老夫少妻的悲哀

　　到了危难关头，唐明皇没有保护自己所爱的女人，山盟海誓之虚伪也就和盘托出。再者，我认为杨贵妃对唐玄宗的爱仅是物质上的爱。活在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中谁都会沉醉其中，唐玄宗给了她那么多好处，大大的满足了她在物质上的需求。此外，我认为杨贵妃对唐玄宗的感情大多是敬慕和对父亲似的依恋，毕竟他是大名鼎鼎的唐明皇。敬他的地位，他的功绩，慕他的才华。杨贵妃10岁时丧父，寄养在时任河南府士曹的三叔杨玄d家，后来又迁往永乐（山西永济）。杨贵妃从小没有父亲，作为一个女孩，她肯定渴望得到父亲的疼爱，而唐玄宗在年龄上又足可以做她的父亲。

　　要说才22岁的杨玉环不爱与自己年龄相当的皇子李瑁，却心甘情愿地投入年近花甲的公公的怀抱，谁会相信？而且李瑁是皇子，是有可能继承帝位的皇子。

　　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他们的相识、相伴仅多是日子在一起久了，慢慢有了感情，而这其中更多的是相濡以沫的亲情。无从跨越的还有两人之间两个甲子的时代，他的生命章节已写到最后，而前面那些关键的章节，萧条异代不同时，她甚至尚没有出生，又怎样用超前的心智一起去重数、去缅怀、去相濡以沫？

　　杨玉环与唐玄宗这一对老夫少妻定也不会特殊到哪去，因为他们再特殊也特殊不过男人与女人与生俱来的生理需求和男人与女人特定的思维与情感。

　　清代李调元《雨村诗话》谓：“元人咏马嵬事，无虑数十家，白仁甫《梧桐雨》剧为最。”作家感情的介入是冷静而客观的， “惟杨妃秽迹，直言不讳”（吴梅《瞿安读曲记》），根据相关史料，以客观呈现的方式，合理地推测了杨玉环作为原寿王妃所应有的隐痛与情感，虽然唐明皇对她恩宠有加，但由于帝妃婚姻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使这个被从结缔六载的丈夫身边夺走的青年女子不可能对谋夺她入宫的年迈帝王产生真情。对于唐明皇，已故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剧目《贵妃醉酒》，尽管是艺术作品不是史料，但他是经过对杨贵妃在彼时彼地的生活基础上推理和研究而创作的，是符合艺术真实的，颇令人信服。剧情简单，只有两个人物：杨贵妃和高力士。明月东升，夜色美好。唐玄宗不知去向那个嫔妃宫中，抛下杨贵妃孤独难耐，冷冷清清，愁绪满怀，遂借酒浇愁，只喝得酩酊大醉，她那寂寞、苦闷的心情，通过如泣如诉的唱词，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颇引人思索和同情。我们可以清醒和理性的看出，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

　　结语

　　从唐明皇对武惠妃的宠爱胜于杨贵妃，因前任宠妃梅妃唐明皇将杨贵妃赶出皇宫，到唐明皇不顾杨贵妃公然与杨的姐姐调情作乐，杨贵妃不满，唐玄宗将其再次赶出皇宫以及马嵬坡危急关头，唐玄宗为了他的性命、为了他的皇位从容下诏对杨玉环“赐死”等等这一系列事件看出唐明皇对杨贵妃没有真正的爱情。同时白朴的杂剧《梧桐雨》根据相关史料，以客观呈现的方式，合理地推测了杨玉环作为原寿王妃所应有的隐痛与情感，将其描写为一个对唐明皇毫无爱情并进而私通藩将安禄山的人物，也揭示了李杨之间感情的底细。因而，白朴没有像前人那样对李隆基、杨玉环之情加以理想化，而以历史的逻辑，将其上演为一幕彻底的悲剧，一个“宛转蛾眉马前死”，一个“双袖龙钟泪不干”，生死隔绝，永不相见。这种清醒的剖析和理性的认识，我认为更符合历史，更接近真相：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

　　参考文献

　　[1]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六?传第五十一[M].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年7月版.

　　[2]白居易.长恨歌（卷435）[A].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同上.

　　[4]许金榜.中国戏曲文学史[M].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

　　[5]蔡东藩.唐史演义?中卷[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1月版 101.

　　[6]洪升.长生殿[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杨贵妃传奇范文第5篇

　　文/凌子越

　　《西游·降魔篇》票房大热，但在不断的艺术创造与加工中，玄奘的真实面目却越来越模糊：他如何出家？怎样出使西域？是否真的有徒弟？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那么就让我们了解一下历史中的真实情况吧。

　　“破格”出家

　　玄奘于隋仁寿二年（602年），生于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出家前姓陈名袆，玄奘是他出家后的法号。

　　据《续高僧传》记载，玄奘的家境开始还不错，祖父和父亲都是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其父陈惠曾是县官，母亲是隋洛州长史宋钦之女，玄奘是第四子。玄奘自幼父母双亡，造成了幼年困顿的局面。玄奘的二哥出家，法名长捷，住洛阳净土寺，玄奘经常跟随他去学习佛教经典。公元614年，隋炀帝号令度僧，通过考试选择27人出家为僧。在举行考试的那一天，陈袆被主考官大理寺卿郑善果看见，当时就问他为什么要出家？一句久存心底的话从陈袆嘴里脱口而出：“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本来就欣赏他的相貌，又惊佩他的浩壮志气，就破例让他参加了考试，最终被破格录取。

　　勇敢的“偷渡者”

　　唐武德九年（626年），玄奘在长安遇到来自中印度的僧人波罗颇密多罗，他是印度纳兰陀寺权威佛学家戒贤的弟子，能记诵大小乘经典十万颂。玄奘听到这个消息如获至宝，亲自登门向这位印度高僧请教。玄奘听他说戒贤深谙百家佛学经典，并且正在纳兰陀寺讲学，于是立下西行求法的决心。

　　初唐时期，国家初定，边界不稳，国人不允许出境。贞观元年（627年），玄奘几次三番申请“过所”（即通行证，小说中的通关文牒），以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此事并没有打消玄奘西行求法的念头，他决心寻找机会西行。根据当时规定，私度边关比私度内地关隘惩罚更重，所以他的这个决定非常危险。贞观三年（629年），长安遭遇大灾，政府允许百姓自寻出路，玄奘借机混入灾民中偷渡出关。那年，玄奘刚好27岁。从这一天开始，他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道路。

　　“传奇”的三个徒弟

　　西游记中的徒弟是唐僧取经之初收的，现实中的徒弟却是在取经之后收的。

　　第一个徒弟是在唐僧回来的途中收的，据说是一个西域神童，聪颖绝伦，过目不忘，记忆力几乎没人能比得过他。这跟孙悟空很相似，孙悟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相对于大唐来说本来就是异族人了，而且神通广大和唐玄奘的神童大弟子的身份也十分相符。

　　第二个徒弟是开国元勋尉迟敬德的侄子——窥基，出身将门，却自幼通学儒典，熟读兵书。窥基当和尚有三个条件：“不断；准吃荤血之物；过午能食”。因此他最初出去讲经一般都是准备三辆车，一辆载佛经，一辆载酒肉，一辆载家仆，因此被称为三车和尚，这和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很是相似。

　　第三个徒弟，应该是圆测大师，新罗国的王子，也是个外国人，也是学术渊博，与窥基大师齐名。圆测中规中矩，从事佛经的弘扬，并且是贵族出身，跟西游记中的沙悟净也很相似。

　　杨贵妃为何没被立为皇后？

　　文/翟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