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一点同志(5)· 云破日出--同性恋的"去污名化"之路

栏目:旅游资讯  时间:2023-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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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因为被法律定罪、被精神病诊断指南列为精神疾病,“同性恋”三个字被深深地贴上“有罪化”的标签,这种社会风气使得同性恋污名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上一篇文章,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简要阐述了“污名化”的过程,接着先来了解一下“污名化”这个与认知和传播学相关的过程。

  污名化的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于1963年提出的,指的是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动态过程,它是将群体的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并由此掩盖其他特征,成为在本质意义上与群体特征对应的指标物,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强势且不具污名的一方最常采用的一种策略,即“贴标签”。

  污名化本质上是以语言关系、话语权力为基础,以有贬损性质的标签定义弱势群体或个人的过程。

  不难发现,污名化的成立需要借助刻板印象的强大力量,而刻板印象正是近几年自媒体的热词。这个概念往往能引发网友的激烈论战,引来众多流量,使得现在在微博等弱联系的社交平台上,各执一词的争吵随处可见。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对刻板印象进行描述,“在我们观察世界以前,已有人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的了。对于大多数事物,我们是先想象它们的。如果不是教育使我们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些先入之见会深深地支配整个知觉过程。人们大都先下定义,再做观察,观察时也尽可能符合先前所下的定义,换句话说,人们一般会用既有的刻板印象来观察新事物,形成认知优势储存于人脑。”

  看完这段话,是不是有一种自己一直牢牢地生活在刻板印象里的感觉。这种提前被灌输好的认知优势,如果没有被科学的逻辑思维和知识储备所打破,那么这种意识就成为几乎一辈子的判断标准。所以在以前的强权统治之下,这种意识的灌输几乎就是不可突破的。同性恋的污名化在社会规则中根深蒂固。《奇葩说》这几年的火爆,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试探这个社会固化的传统的言论观点,同性恋者在这个平台上所展现的观点引发了更多多元的讨论。

  所幸的是,科学教育的普及和信息的快速更新,开始打破这种顽固的束缚。

  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ICD-10》(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中剔除,将每年5月17日定为“国际不再恐同日”。但此名录里还保留着 这是最早同性恋“去病化”的官方文件。(注:ICD(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国际疾病分类》)

  2014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建议删除性取向相关疾病类别,计划于2017年公布《ICD-11》。

  2018年6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ICD-11》,在1990年《ICD-10》“自我和谐同性恋去病化”基础上彻底删除性取向相关疾病分类,将“同性恋”彻底移出《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当中的《有关精神和行为障碍》章节。

  在中国相关的疾病分类标准略微滞后,但近两年也与世界同步。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早期并没有完整的疾病分类标准,为了弥补中国医疗系统精神疾病分类的缺失,1986年6月中华医学会通过了第一版CCMD(Chinese 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orders)标准,1989年完成第二版,2000年完整推出第三版。

  2001年4月,中华精神科学会常委会重新修改的《中国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第三版》(简称CCMD-3)将同性恋从“病态”中划除。但还在“性指向障碍”中仍保留了“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的概念。

  2018年12月21日,我国卫健委要求全国各医疗机构从2019年3月1日开始全面使用《ICD-11》中文翻译版进行疾病分类和编码。

  也就是在如今的医学意义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的名称是“同性恋“。

  其实从2001年开始,《CCMD-3》中的“性指向障碍”中“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所指的也并不是同性恋这种性取向是一种疾病,而是因为自我的性发育和性定向会伴发心理障碍,如个人不希望如此或犹豫不决,为此感到焦虑、抑郁及内心痛苦,有的试图寻求治疗加以改变。当时把这种情况,定义为“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

  现在对于《ICD-11》,同性恋不再成为一个独立的诊断。如果因为同性恋导致心理负担,比如达到了焦虑和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了,就诊断为焦虑和抑郁症。并在这个诊断基础上给他们提供相应帮助。

  在去污名化的道路上,生理医学的证据已经完备。在实际临床操作中,大型三甲医院的精神科也都不再把同性恋作为病例进行治疗。B站UP主六九正,亲自拍摄相关录音视频,验证了浙江省三家最好的公立医院都认同同性恋并不是疾病。

  同性恋“去病化”的成功,给予西方社会对支持同性恋合法权利提供了明确的支持,在教育普及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此表示支持,认为爱是不分性别的。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要复杂许多,中国虽然在科学技术的领域,很多方面都与世界顶尖水平相差无几,但在民众文化思想的更新上是非常缓慢的,教育程度的普及也只是近十年的事情,且着重还是技术型和研究型人才的培养。

  含蓄的文化背景,使得中国同性恋问题一直是一颗暗雷。中国的同性恋群体从来都没有形成规模的发起过平权运动,中国自流氓罪取消之后,对同性恋以及相关同性性行为等都没有法律上的描述。文化研究层面,也只有张北川、李银河等少数社会学家的投入和支持,现实状况就是存在大范围的认知空白。

  因为对同性恋本身的无知,以及中国背后强大的传统文化压力,即使医学上的“去病化”已经完成,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的“病态化”依旧非常严重。

  污名化和刻板印象的本质,是一种多数对于少数,掌握资源方对弱势方的生存压迫。因为这种不对等等的关系,去污名化的过程远比制造污名化要艰难,那么究竟难在哪?

  前面叙述的内容,告诉我们,合乎科学与自然规律的证据已经初步构建了理性层面的“同性恋合理”基准,但普及程度还很低。从感性上,情况就更加糟糕,因为过去的“愚昧与无知”,过长时间的污名化历史使得这种观念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而修正文化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仅要有理性层面的基础,还要有“天时地利人和”促使关键性的转折事件的发生。

  在20世纪以前的政治体系里,强制异性恋所塑造成型的性政治不仅造就了恐同主体,同样导致同性恋人群的自我厌恶严重加深。这样的“身份政治”不局限于同性恋,“种族主义”等更为严重的意识形态也影响着世界的发展,非常复杂。

  1969年6月27日至7月1日,美国爆发著名的同性恋解放运动——石墙运动。此次事件对美国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的同性恋解放团体、女权主义团体等在此之后纷纷成立并活跃起来。关于石墙运动有很多相关的纪录片和文献资料,我很推荐有兴趣的人详细了解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因为这件事不仅可以看到美国同性恋者在美国这种联邦民主制度下的生存状态,还能看到这类解放运动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这里介于篇幅我不过多讲具体过程。我想说这场运动我看到的两个特点,第一个,同性恋作为维权主体,石墙运动使得同性恋者的维权目标更加全面且彻底;第二个,争取权益的过程本身是一场利益的斗争,即使拥有“正义”的旗帜,也要善于利用不同人群在利益斗争中的关系,在不同的角度里,没有绝对的正义。

  在石墙运动爆发之前,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主要争取的利益,都是在合乎异性恋行为规范的前提下去争取的,比如争取同性恋有同样的入伍权利。但不合乎的部分,比如异装同性恋者的生活习性,则是法律明文所不允许的,属于败坏社会风气的行为。石墙运动爆发的场所是石墙酒吧,是当地著名的同性恋集会派对的地方,在很长的时间里,同性恋者、黑手党和警察达成不成文的金钱交易的合作,让这个场所一直合理经营,但后来警察署出现新的人员,平衡被打破。当时的警察部门就想取缔石墙酒吧,行动开始时,警察进去第一批所抓捕的人就是异装同性恋,因为抓捕这群人是政策允许的,于是那些被突然抓捕的人也开始反抗并爆发正面冲突。后续的几天,这种武力对峙一直持续,参与的人也包括普通同性恋和部分异性恋。

  在武力冲突后,媒体的热议使得平权活动成了强烈的政治议题,众多左翼政治家希望警察结束对同性恋的驱逐和抓捕,支持同性恋的民众也为此发出呼声。通过这次事件,同性恋相关的议题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满足个人生活需求和情感需求的话题,它成了一种政治诉求和手段,同性恋解放团体的行动也从诉求部分权益升级到诉求绝对公平的待遇。

  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这场政治运动非常有效。在1973 年12月,美国精神病协会董事会以13:0的投票通过决议,正式将同性恋现象从“精神障碍”的分类中取消,改为“性倾向倒错”。宗教界对同性恋者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基督教会是美国同性恋平权道路上的主要敌对力量之一,充当着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监督者的角色。在同性恋解放运动中,美国长老会、联合基督会、圣公会、福音路德教会、联合卫理公会和美南浸信会六大教派均发表声明接纳同性恋者入教。

  我们能看到美国现今实现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其实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基础的,反观,如果想要在中国推演这种过程,客观上能够参考的内容非常有限,因为有巨大的文化和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但这种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回响,依旧能够给我们很多启发。

  比如歧视和刻板印象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情,这是一把非常好利用的意识武器,利用无知带来恐慌,利用利益的趋势带来恶性排挤,利用意识形态里大范围的标签,抹杀差异化个体的存在。

  如果我们不想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最容易就是从解决无知下手,民智虽然难以开化,但借助如今唾手可得的信息化平台,做到知识普及是越来越容易的。许知远和马东的访谈中就谈论到关于民智这个话题,历朝历代也许都只有不足百分之五的人在关心这个时代有没有向好向伟大的趋势,马东说《奇葩说》目前那么多的议题,实际上在他十多年前还在湖南台做访谈节目的时候都聊过了,现在依旧还是聊那些事情。要说民智有了全面的提高吗,没有,但你说这个时代就不好吗,也不是,人之所以要做好眼前的事是希望能够向前看,未来能够不一样。

  这条去污名化的道路注定就是荆棘四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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