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划出版新格局 构建融合新生态 ‖ 张新新 刘一燃：编辑数字素养与技能体系的建

　　本文刊登在《中国编辑》杂志2022年第6期编者按

　　 2022年4月，中宣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加快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构建数字时代新型出版传播体系，坚持系统推进与示范引领相结合的总体思路，从战略谋划、内容建设、技术支撑、重点项目、人才队伍、保障体系等方面，对推动出版融合向纵深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本刊特辟专题，从编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出版社融合转型、全息出版理念与路径探索、主题出版融媒体建设等方面，对出版业构建良性的融合发展新格局新生态从学理层面作出阐释。

　　 文章在介绍媒介素养、信息素养、计算机和网络素养向数字素养演变的国外背景基础上，总结梳理国内有关数字编辑素质和技能的规定，分析提升编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理论和实践维度的重要意义，重点阐述和论证由数字化适应力、数字化胜任力、数字化创造力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编辑数字素养体系和数字技能体系，以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战略下编辑基本素质和基本能力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拓展。

　　 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数字技术深刻变革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数字化方式已悄然融入绝大部分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之中，成为一种不可逆的历史潮流。由此，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和关键指标，增强国民数字素质进而提升社会数字文明程度成为当务之急和题中应有之义。

　　 2021年11月，《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颁发，标志着我国开始步入数字文明社会，标志着中华文明由“士人文明、大众文明、全民文明”走向“数字文明”［1］。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是顺应数字时代、智能时代的发展需要，是提升国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实现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数字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对社会各行各业从业者都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标准，出版业也不例外。作为出版业主力军的编辑群体，其数字素养之高低、数字技能之强弱，将直接影响着出版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实现与否。

　　 2022年4月，中宣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围绕建强出版融合发展人才队伍，对出版融合发展人才的理论素养、能力要求、人才类型、培养途径、激励措施等方面作出系统、全面、深刻的阐释。《意见》指出，要夯实人才培养基础，发挥高校人才培养重要作用，在出版学科中加强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人才培养；通过专门的培训班、研修班，重点围绕融合发展新趋势、新理念、新技能，着力培养“一专多能”的出版融合发展人才；实施出版融合发展优秀人才的遴选培养计划，打造一批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创新创造能力突出、引领发展表现出色的出版融合发展人才；实施专项培养计划，在产品策划、内容编辑、技术开发、传播运营等方面培养骨干人才、青年英才、业务新秀等不同层次的出版融合发展人才。

　　 本文基于《纲要》《意见》的双重视角，以编辑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为纵轴，以数字化适应力、数字化胜任力、数字化创造力为横轴，对出版业建构编辑数字素养与技能体系进行分析和阐述，以进一步强化对图书编辑和数字编辑、对出版融合发展人才的数字化素养和技能体系建设的思考和关注。

　　编辑数字素养与技能体系建构的时代背景与重要意义

　　 关于数字素养，国内外均给予了高度重视，并持续进行研究。国外的研究更早、更为系统，国内方面起步较晚，但是呈现政府引导、快速发展的趋势。

　　（一）提升编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国内外背景

　　 在国际方面，2000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发布了关于媒介与信息素养的《布拉格宣言》《亚历山大宣言》《面向教师的信息与传播技术能力标准》《面向媒体和信息素养的指标》《媒介信息素养政策和战略指南》《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等文件，明确了包含出版业在内的媒体、技术、图书馆、广告、家庭、教育等在提升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过程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

　　 数字素养的提出，经历着媒介素养、信息素养、计算机和网络素养到数字素养的沿革和流变历程，也反映了科技革命变化的趋势以及人们对数字技术、数字文明认知不断加深的过程。“媒介素养”的概念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指人们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的能力以及制作和生产媒介信息的能力。尽管当时提出媒介素养是源于广播电影冲击大众生活的客观实际，但是今天的数字技术、数字媒体冲击各行各业以及广大民众的生活，由此而提出的数字素养问题，恰似当时甚至远超当时的情形。“信息素养”的概念提出于1974年，指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主要信息资源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术和技能。这一概念不仅包含了人们所具备的信息素质，也包含了信息技能的要素。“计算机素养”和“网络素养”，前者是指人们运用计算机技术解决问题的素质、修养和能力；后者是指人们了解、分析、评估网络和利用网络获取、创造信息的能力，二者的分野主要在于媒介性质的差异，以及体现出由硬件到软件、由实体到虚拟技术的演进色彩。“数字素养”的概念早在1994年就被提出，包括“图片—图像”素养、再创造素养、分支素养、信息素养、“社会—情感”素养等。

　　 上述概念中，数字素养是最新提出、外延最大、指称范围最广的概念。一方面，数字素养是对前述媒介素养、信息素养、计算机和网络素养继承和发展的结果，与前述四种素养之间存在着时序关系和因果关系；另一方面，数字素养与前述四种素养之间也存在着包含和被包含关系，其中，计算机素养和网络素养呈现整体性特征，是综合性数字素质的体现，是数字技术素养的基础、核心成分［2］，而信息素养、媒介素养则更多体现为具体的、局部的，更多作为信息技术、新闻出版等领域的数字技能而存在。

　　 在国内方面，数字素养的理论研究分布于教育学、图书馆学等领域，截至2022年4月，根据中国知网统计结果，篇名为“数字素养”的学术期刊论文约二百篇，而篇名为“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在十篇左右。可见，有关数字素养与技能的研究力量需要进一步加强。

　　 出版业尽管鲜有就数字素养和技能这一问题取得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数字技术作用于出版业的机理和路径却在很早之前就提出，基于提升编辑数字素养和技能的数字编辑职称，也在较早的时候设立并持续推行。一方面，在实践中，出版业探索出清晰而明确的数字化机理和路径，“信息DNA”“数字DNA”早就烙印在出版业发展之中。21世纪以来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都对数字出版进行了规划和阐述，将数字出版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提出“加快发展”“繁荣发展”和“壮大发展”的要求。数字技术通过技术赋能提升文化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的发展质量和效能，推动出版业实现高级有序的高质量发展机理也逐步被揭示出来。数字技术作用于出版业所形成的数字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融合出版等新业态，表征着“数字DNA”已经与出版业的文化与经济子系统有机融合在一起，数字科技创新带动出版全面创新体系的形成，正成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另一方面，出版业率先于其他行业设定并实施了数字编辑职称，为提升编辑数字素养和技能提供了制度基础和体制保障。自2016年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推行数字编辑职称，后经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采纳，出版业的数字出版职称序列得以建立和完善；数字素养与技能成为数字编辑必不可少的素质和能力，在国家级以及地方性的职称培训教材中，均对编辑的数字素养和技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一方面要构建覆盖全民、城乡融合、公平一致、可持续、有韧性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培育体系，提升全民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要面向新业态新模式，制定数字领域新职业的职业标准，提升新兴职业群体的数字技能。依此标准，作为毗邻数字技术的出版业，作为数字领域新职业的数字出版，迫切需要对编辑的数字素养与技能进行内涵界定和外延厘清，进而为提升编辑数字素养和技能提供可量化、可衡量、可具体操作的标准化建议。

　　（二）提升编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重要意义

　　 提升编辑数字素养与技能，主要包含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的重要意义。

　　 在实践维度，提升编辑数字素养、提高编辑数字技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或价值：其一，有助于从根本上推进数字社会的编辑转型。编辑转型时包含理念转型、“搜猎者”角色转型、自身能力提升三个方面［3］，无论基于多形态多媒介出版产品创意的理念转型、线上线下一体化选题策划的角色转型，还是基于技术学习、技术运用、技术赋能的编辑能力提升，其实质是编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是编辑数字化适应力、数字化胜任力、数字化创造力和出版工作各环节结合的结果。其二，有助于直接推动出版产业链各环节数字化增值，丰富出版内容供给，扩展数字技术应用，深度推进营销渠道数字化转型。编辑是推动出版业落实数字化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体性力量和根本推动力，编辑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提升，将直接赋能出版业各环节的数字化，推动其所参与各环节工作的数字化水平和科技创新含量。其三，有助于推动出版业数字化战略的落实，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出版业数字化战略，是指在新一代数字科技支撑和引领下，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据赋能为主线，以价值释放和创造为核心，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转型、升级、重塑和再造的战略［4］。编辑只有在具备较高数字素养和较强数字技能的基础上，才能够游刃有余地运用数据要素、推动技术赋能、实现出版业价值释放和创造，进而提高知识、数据、技术等新兴无形要素生产率，实现出版产业链和出版产品服务的数字化战略目标。同时，只有依托较高的数字素养与技能，编辑才能够推动出版业实现创新驱动的协同发展。

　　 在理论维度，提升编辑数字素养、提高编辑数字技能，可以进一步拓展编辑素质范畴，丰富和完善编辑学理论。数字意识、计算思维、终身数字学习能力、数字创新能力、数字安全保护能力、网络文明素养以及数字道德伦理规范，既是编辑作为普通公民的倡议性能力要求，更是编辑作为出版产业工作者的强制性素质内涵。基于传统出版语境的编辑学理论中，编辑人员的基本素质包括“语言文字修养、文字交往能力、持续学习能力”［5］，其专业技能体现在审稿、编辑加工、校对、装帧设计、营销宣传等工作环节，但随着数字经济、数字社会乃至数字政府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战略决策的持续推进，传统出版语境的编辑素质范畴显然不再适应数字化工作要求，需要与时偕行进行扩充和拓展。

　　 推动以数字化适应力、数字化胜任力、数字化创造力为内核的编辑数字素养与技能体系建构，有助于将编辑素质范畴从政治素质、专业能力扩展到政治素质、专业能力、数字素养三位一体的领域，并进一步推动编辑学有关编辑能力理论的拓展和创新。

　　编辑数字素养体系的形成

　　 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是侧重于数字社会公民综合性的数字学习、认知、理解、适应的素质底蕴，是进入数字文明后每个人的必备素养［6］。编辑数字素养的构成大致可包括数字化适应力、数字化学习力、数字化认知力、数字化理解力、网络文明素养以及数字道德伦理规范等方面。其中，数字化适应力是编辑数字素养的内核和枢纽，数字化学习力、认知力、理解力是数字化适应力的前提和基础，网络文明素养和数字道德伦理规范是数字化适应力的特定场景表达和伦理道德体现。

　　（一）数字化适应力

　　 数字化适应力是指编辑根据信息化、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的客观环境变化，主动接纳并更新数字化理念，形成并强化数字化思维，掌握并运用数字知识和技术，以适合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社会构建和数字政府治理。数字化适应力是数字社会合格公民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权利，对出版行业、编辑群体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首先，在理念层面，要强化数字化理念引领。理念是行动的先导，须将数字化的理念贯穿于编辑工作的全方位、各环节和各领域，引领出版企业文化建构，引领产品策划与研发，引领数字技术应用，引领出版运营与销售。唯有如此，方可从编辑思想源头推动出版业数字化战略的落实，实现出版活动的技术赋能效应，推动编辑整体数字化适应力的进步和提升。其次，在制度层面，要推动数字化制度创新，提升编辑的数字化适应力，不能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要通过制度固化来进行保障。出版数字化转型制度体系的建构与实施，一方面可强化编辑的数字化适应理念、数字化转型观念，另一方面为编辑数字化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提供遵循和保障。最后，在实践层面，需推动数字化实践拓展。提升编辑的数字化适应力，其根本路径还在于数字化实践。所谓“绝知此事要躬行”，编辑数字化适应力的提升只有以应用实践为根基，才能够根深叶茂、本固枝荣。编辑的数字化实践，体现为运用基础性工具来增强数字知识和素质，以适应数字化的学习工作环境，体现为通过数字化交流、协作、学习、信息管理等方式主动拥抱数字化，推动出版业数字化战略的落实。

　　（二）数字化学习力、认知力和理解力

　　 数字化学习力，是指编辑基于创新创意思维，通过阅读、听讲、研究和实践等途径，加强对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学习能力，以学习力的提升为抓手来提高自身数字素养。数字化认知力，是指在学习力的基础上，编辑认识和了解数字技术内涵外延、发展历程等基本常识的能力。数字化理解力，是指编辑对数字技术机理、规律的理性认知能力，以更好适应数字工作、生活和创新。作为文化工作者的中流砥柱，编辑承担着文化选择、文化建构、文化承载和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和责任，只有具备良好的数字化学习力、认知力和理解力，才能使出版物所承载的文化成果更好地呈现、表达和传播，才有可能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和工具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网络文明素养和数字道德伦理规范

　　 数字社会的编辑数字素养，还体现在网络文明素养和数字道德伦理规范等领域。在网络文明素养方面，以知识选择和表达、文明建构与传承为主要使命的编辑群体，在数字时代和网络时代更应该严格自律和主动作为，自觉遵循网络文明规范，抵制网络暴力，建构和捍卫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通过发挥数字化出版产品服务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功能，在提升自我网络文明素养的同时推动全民网络文明素养的提高。在数字道德伦理规范方面，编辑群体尤其是数字编辑，应该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和准则，坚持技术理性主义和数字技术的正面价值，身先试行并积极引导全民遵守数字社会道德规范和伦理规则。

　　

　　编辑数字技能体系的建构

　　 与数字素养相比，数字技能侧重于数字社会各行业从业者的专门性能力，是运用数字工具，通过对信息、知识和数据的获取、制作、使用、交互、分享、创新、保护等方式，来解决具体问题、提升工作效率的能力。编辑数字技能体系主要由数字化胜任力和数字化创造力组成。

　　（一）数字化胜任力

　　 编辑的数字化胜任力，是指编辑群体尤其是数字编辑在数字出版、融合出版、出版转型等数字化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够满足岗位需要的能力。

　　 胜任力模型在人才资源管理领域是十分成熟的概念，其理论研究方兴未艾，应用也非常广泛。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利亚首次提出“胜任力”这一重要概念，并创造性地构建了“冰山素质模型”。冰山的头部，即露出表面的部分，由知识和技能组成，具备外显性特征；冰山的腰部和尾部，即隐匿水下的部分，包含社会角色、自我概念、特质和动机，具备内隐性特征。

　　 根据该模型，可以对编辑的数字化胜任力构成要素分层次加以解读。其一，模型基础的“动机”，是指推动编辑从事某项出版数字化工作的动因、出发点，如基于推动数字出版盈利的动机、基于打造数字出版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动机或基于数字出版上市发展的动机等。动机具有激发、指向、维持和调节的功能，是提升编辑胜任力的重要内驱力，可以调动编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其二，“特质”是与某项具体的出版数字化工作相匹配、相吻合的内在特点，具有稳定性、与生俱来的特征。出版业对于不同岗位的人才特质需求不尽相同，如数字出版产品研发需要具备创意策划的特质，数字技术应用需要具备识别技术原理并找寻技术场景的特质，数字营销需要具备善用数字工具宣传推广出版产品的特质等。其三，“自我概念”是指对于某项数字化出版工作，编辑具有明确的自我职业定位和规划，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较强的自我认同。“自我概念”特征突出的编辑，能够产生胜任特定出版数字化工作的持久动力和理性力量。其四，“社会角色”是指编辑个体在编辑群体中被赋予的特定身份，以及基于特定位置应尽的义务和应发挥的作用，包含某项出版数字化工作的角色定位、职能定位和职责定位，是数字化胜任力的目标所在、主旨所在。其五，“技能”是指作为数字化胜任力的数字技能，包含数字产品研发胜任力、数字技术应用胜任力、数字营销胜任力以及数字管理胜任力。其六，模型头部的“知识”，即数字知识，是数字素养的构成要素之一。编辑的数字知识是数字化胜任力的内在决定因素，数字化胜任力是数字知识的外部呈现表达。

　　 根据工作性质或工作环节不同，编辑的数字化胜任力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数字产品研发胜任力，要求编辑群体尤其是数字编辑要具备综合数字素质，具备满足数字产品服务研发岗位需要的能力，既包括对单一性数字出版产品的研发，也包括对集合型数字出版产品的研发。二是数字技术应用胜任力，要求编辑的综合素质能够满足数字技术岗位需要，因地制宜地规划自主型、合作型以及外包型技术路线，掌握和运用数字技术原理，探索和找寻数字技术在出版业的应用场景，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出版业价值的实现。三是数字营销胜任力，要求编辑的综合素质能够满足数字运营岗位需要，掌握和运用全媒体营销、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营销技巧和能力，建构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出版营销全媒体矩阵，深入推动原创型营销渠道的壮大发展以及转化型营销渠道的数字转型。四是数字管理胜任力，要求编辑的综合素质能够满足管理岗位需要，运用数字化管理手段、程序、工具、步骤和方法，管理数字出版产品研发、技术应用、市场营销、人才队伍、项目实施等，提升新兴出版的数字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二）数字化创造力

　　 编辑的数字化创造力，是指编辑基于专业的数字知识和素质，运用数字化技术、工具、方法或路径，以数字科技创新为重点，引领和带动包含出版产品、服务、模式、业态、管理等在内的出版全面创新体系形成，以出版全面创新体系作为驱动，取代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来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数字化创造力是高层次的数字技能，是编辑数字技能体系的关键，也是数字社会编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编辑的数字化创造力，是由内容创新力、技术创新力、渠道创新力以及出版企业文化创新力所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

　　 内容创新力是指编辑运用数字化手段和方法，推动创新文化成果的及时发现、转化和固化，推进以往文化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持续推出原创性的精品力作甚至是传世之作，保持出版文化建构的源泉活水。内容创新力是编辑数字化创造力的根本，运用数字化的知识、工具和方法，持续不断地推动文化成果创新，实现内容推陈出新，创新内容表达形式，从而推动出版业的创新性高质量发展，是提升编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技术创新力是指编辑推动数字科技创新，通过技术创新带动出版内容、服务、管理、模式等全面创新体系的形成，推动出版业向创新驱动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状态升级。技术创新力发挥的结果是实现数字技术赋能，即赋能出版业在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方面不断创新［7］。编辑群体尤其是数字编辑的技术创新力是编辑数字化创造力的核心，技术创新力的培养、壮大和发挥，推动、支撑和引领着内容、服务、模式、渠道、管理、业态等出版全面创新体系的形成。

　　 渠道创新力是指编辑推动出版发行渠道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能力，是指编辑推动实体书店等线下实体营销渠道数字化改造和转化，推进适应数字出版产品服务的原创型营销渠道建构和拓展，不断推动出版产品服务渠道适应数字化学习和阅读需要，适应数字社会出版产品和服务数字化传播、即时性传播、交互式传播的发展需要。

　　 出版企业文化创新力是指编辑基于数字化理念，运用数字素养和技能，推动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企业文化建设，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的创新型出版文化形成，最终塑造和发展适配新兴出版的良好企业文化和出版文化。

　　

　　结语

　　 数字化战略视域的出版业，面临着迅速的变革和激烈的竞争。出版业走向深度融合发展既是国家战略要求也是大势所趋，而出版融合发展人才的素养和能力体系建设则是关乎落实数字化战略，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主体性能力构成的重要方面。在出版发展的内外部矛盾之中，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与数字化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提升编辑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够解决数字化战略视域下编辑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构成问题，从而为培养融合出版人才探索机理、规律和策略。数字社会对于公民数字意识、计算思维、学习能力、数字创新和保护能力、网络文明素养和数字道德伦理规范等方面的要求，体现于出版业，体现于数字出版业态，也要求编辑不断提升数字素养和技能，构建和完善由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创造力为主体的编辑数字素养体系和数字技能体系。唯有如此，方可不断提升传统编辑的数字素养，不断增强数字编辑的数字技能，进而为出版业的蓬勃发展、高质量发展固本培元，为出版业深度融合发展储蓄战略性人才资源。

　　注释：略。

　　

　　作者：张新新，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新闻出版署可信数字版权生态与标准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刘一燃，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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