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秋克：时曲与潘金莲形象

　　《金瓶梅词话》描写了许多时曲弹唱的场景，并把时曲作为塑造潘金莲形象的重要手段，从心理描写这一独特的角度，突出了潘金莲形象新颖而独特的个性。

　　同时，词话中时曲的大量存在，也是《金瓶梅》文本所具说唱文学原生态的突出表现。

　　在崇祯本中时曲被大量删除，这无疑大大削弱了心理描写的分量，只能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完整的潘金莲形象。

　　采用时曲在文学史上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表现了人物形象描写艺术的创新。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采用诗词对人物进行外部摹画或简单性格描写早已习见，但曲子大量进入这个领域并被用来深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与人物形象

　　的刻画融为一体，却是《金瓶梅词话》对小说艺术的新贡献。

　　这有如后来的《红楼梦》，娴熟地用诗词曲为人物性格写照。

　　弹唱盛行于《金瓶梅词话》所描写的各种场面，作为作品中最重要的角色，潘金莲精于弹唱，善于用小曲表达自己的感情。

　　如词话第6回西门庆与潘金莲幽会，21回吴月娘与西门庆重归于好，73回孟玉楼上寿，都以潘金莲对曲子的精深了解，传神地表现出她与众不同的敏感

　　和妒忌。

　　更重要的是，弹唱使潘金莲可以直接倾诉心曲，提供了从心理描写这一层面，深入角色内心世界的可能，对人物个性的丰富和发展意义非同寻常。

　　对时曲的采用，使《金瓶梅词话》中的潘金莲形象，比《水浒传》原型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

　　如词话借用《水浒传》中潘金莲与大户、武大郎的关系及其与武松、西门庆的故事，将潘金莲置于以一般女性性爱追求为中心的环境中，奠定了其形象

　　刻画及个性发展的基础。

　　在潘金莲与大户和武大郎的关系上，词话显然带着对潘金莲的同情，认为这种关系是不对等的，潘金莲应当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词话采用时曲表现潘金莲对自己不幸遭遇的内心感受，从而令人信服地写出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并合谋杀害武大，一方面出于王婆和西门庆定计，一方

　　面则是因为她对不能自主的婚姻极度不满，才一步步堕入王婆与西门庆设下的圈套，谋杀武大绝不是她的本意。

　　而在《水浒传》中，由于缺少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示，这个重要情节所表现的潘金莲，只不过是一个狠毒的淫妇。

　　对时曲的采用，使词话在整体上写出了潘金莲形象与淫妇原型相背离的一面——那些刻画内在心理的时曲，以抒发旷怨情怀为主题，在很大程度上揭示

　　了潘金莲个性的内在逻辑，使她不同于一般淫妇式的女角。

　　正由于从这个较深的层次上进行开掘，潘金莲形象的个性化程度在《金瓶梅词话》中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西方学者韩南（Patrick Hanan）曾说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

　　“实际上，使人家破人亡的淫妇式的女角不会在小说中占有地位。 这样的角色只能见于《水浒传》或短篇话本中一些比较简单的外表的性格描写。试

　　图了解潘金莲的行为，特别是她用以表达她的极端孤寂情绪的那些词曲，在小说开头，一个全然不同的典型性格就已经在作者的心中形成。” [2]

　　《金瓶梅词话》对时曲的借用，存在着艺术效果问题：有借用得成功的，也有平庸的，甚至是与作品客观表现背道而驰的。

　　但时曲在词话中被成功地运用于心理描写这个独特的角度，成为人物形象个性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表现技巧，无疑是《金瓶梅词

　　话》的新贡献。

　　《金瓶梅词话》其他人物也有吟唱时曲的，但时曲在他们口中远远没有达到潘金莲形象心理描写的高度。

　　时曲是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故为个性描写最为直接的手段。

　　《金瓶梅词话》用时曲抒发潘金莲的旷怨情怀，集中于四个重要片断：

　　第一回她嫁与武大郎后的自怨自叹，第八回她因西门庆娶孟玉楼而将其淡忘时的相思愁怨，第十二回西门庆流连丽春院时她“绣衾独自”的寂寞凄凉，

　　第三十八回西门庆专宠李瓶儿时她雪夜弄琵琶的怅恨心焦。

　　在这些场景中，时曲表现情感、传达思绪，在人物形象个性化中的作用得到了无可替代的巧妙发挥。

　　心理描写的审美意义，是尽可能深广地开拓人物内心世界，以充分展示和丰富人物形象。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心理描写并不是刻画人物的主要手段，也很少用西方式的细致描述，而往往以一些独具特色的方式将人物心理具体化。

　　《金瓶梅词话》采用时曲表现潘金莲内心世界，在心理描写手段上是一个创新。

　　时曲摒弃了当时白话小说中人物描写所习用的“有诗一首为证”或“词曰”之类套语，以其特有的本色当行，挟带着鲜活气息，与人物个性的描写融为

　　一体，将潘金莲这样一个出身于市井，却受过特殊教养，

　　又有着特别遭遇，生活于不正常社会历史环境中的女性情怀表现得相当真切细腻，使她以鲜明个性和有别于“淫妇”这一概念通常内涵的形象跃然纸

　　上，从而将潘金莲与《水浒传》及短篇话本中那些类型化的淫妇形象区别开来。

　　如果将上述描写潘金莲旷怨情怀的四个场景置于《金瓶梅词话》的整体艺术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前两个场景出现在潘金莲进入西门大院之前，后两

　　个场景出现在潘金莲进入西门大院之后；

　　如果将潘金莲个性的表现置于这四个场景的上述两个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到潘金莲进入西门大院前，在时曲中呈现出既满怀哀怨又娇俏伶俐的思妇形

　　象，在进入西门大院后，则以怨怅情怀成为具有爱恨交加之复杂情感的弃妇形象。

　　词话采用时曲来刻画潘金莲寂寞空房的幽怨情怀，把握着特定时代环境中形成的人物个性，这样潘金莲怨毒放荡的一面，就具有了深沉的社会人生底

　　蕴，潘金莲的形象也因此而被赋予了不同于《水浒传》原型的特点。

　　词话花了许多笔墨，为第一回中潘金莲的上场，营造出不同寻常的生活环境：

　　出身贫贱却天赋绝色，又由于特别的机缘而多才多艺，但“一块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里？”（第1回）

　　对于正值青春年华的潘金莲而言，张大户与武大郎都是“狗口”。

　　迫于家主对其命运的控制，潘金莲对前者是屈就，对后者却“甚是憎嫌”，故常于无人处，唱个《山坡羊》抒发郁闷情怀。

　　曲词开篇，对“姻缘错配”的怨愤及失望情绪力透纸背——潘金莲并非生而放荡，她是想将丈夫“当男儿汉看觑”，无奈武大“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

　　退的，只是一味（口床）酒，着紧处，却是锥钯也不动（1回）。”

　　这样的男人，就连叙述者也为潘金莲叫屈：“自古佳人才子相配着的少。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1回）。”

　　其实，充塞于潘金莲心中的，又岂止是与武大郎美丑不相搬配的失落感？这支《山坡羊》唱道：“不是奴自己夸奖”，“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本

　　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

　　显 然，曲子在市井俚语中深蕴着“恰三春好处无人见” [3] 的深深怅恨。正如鲜花必绽放于春的枝头，洋溢于青春肌体的勃勃生机谁也压抑不了。

　　任何一个女性，无论其高贵如杜丽娘，还是卑贱如潘金莲，对于美都有本能的追求和追求的权利。

　　而美需要相应对象的欣赏，任其在孤寂中凋零，对人性是极大的摧残。

　　潘金莲“常无人处唱个《山坡羊》”这一情节，本已将她那孤寂的形象，作了一幅速写似的勾勒，小曲则从内在心理上，揭示了她对不幸婚姻的郁勃

　　不平之气。

　　这样，在《金瓶梅词话》中出场的潘金莲，因小曲对其寂寥心境的表现，第一个亮相即以不同于《水浒传》中潘金莲、短篇话本中蒋淑珍这类市井淫

　　妇的气质，为其个性形象作了成功的铺垫。

　　如果说第一回中的潘金莲，在时曲中是一个满怀孤寂与不平之气的怨妇，那么，第八回中的时曲，更脱离了《水浒传》对潘金莲淫妇形象的界定，以一般思妇、弃妇的心境，刻画出潘金莲娇俏哀怨的形象。

　　西门庆在与潘金莲打得火热，并谋死武大之后，因贪图寡妇孟玉楼的姿色和财产，忙于将其骗娶来家，享受“燕尔新婚，如胶似漆”的生活，而将潘金

　　莲视同敝屣，足有一个多月不曾往潘家去，让她“每日门儿倚遍，眼儿望穿”！将这一形象个性化的，是几支表达相思愁怨甚而是被弃情怀的小曲。

　　第一只是《山坡羊》。小曲先以生动的描绘，勾画出一个以红绣鞋打相思卦的娇俏少妇形象，其情态栩栩如生：

　　她对情人满怀深情，情人却是一个“负心贼”。但她心心念念，怎么也抛不开、撂不下，于是由相思而生怨恨：“空教奴被儿里，叫着他那名儿骂”；

　　再由怨恨而生猜测：“你怎恋烟花，不来我家？”下一转“奴眉儿淡淡教谁画？”

　　在一个寻常的充满闺中情趣的问句中，传达出此时空闺独守，深心寂寂的孤独情怀。

　　红鞋卜卦，暗传幽怨心曲，此中表现的这般情调，如许深情，使我们已很难将潘金莲与一般的“淫妇”概念相等同。

　　或许，到这时我们才可以说，潘金莲形象已然脱离以《水浒传》为代表的传统淫妇模式，走上了《金瓶梅词话》人物形象个性化的道路。

　　这支《山坡羊》所传达的相思怨怅情怀，其实还不是潘金莲心绪的主调。

　　接下来蝉联的几只曲子，以真切的笔触，于细微幽冷处，描摹出潘金莲内心深处更深的忧虑——唯恐被西门庆无情抛弃。

　　这是一个更为深刻的主题，也是潘金莲形象个性化的重要一笔。

　　玳安将西门庆娶孟玉楼之事泄露给潘金莲，潘金莲一听之下珠泪涟涟：“我与他从前以往那样恩情，今日如何一旦抛闪了？”

　　并以《前腔》点出“他俏心儿别，俺痴心儿呆”这一与西门庆的不平等状态。

　　作为情书托玳安寄给西门庆的《寄生草》，则以追忆当初“倚遍帘儿”和“耽惊怕”的情事，提醒西门庆不要做负心人。

　　然而，“每日长等短等，如石沉大海”，被弃的忧心日益煎迫，寂寞空房中的潘金莲，独自弹着琵琶唱出的四支《绵搭絮》，叙写了她在漫漫长夜中孤

　　眠独宿，怅恨相续的心境。

　　四支曲子反复诉说当初两意相投的欣悦，偷情所经历的艰险，自己如一朵初开鲜花，蝴蝶轻采却再也不来的怨愤，以及自己对情人的热恋，

　　其间一遍遍重复假设如果对方负心，自己决不干休的咒语：“你若负了奴的恩情，人不为仇，天降灾。”

　　几支曲子时而低徊婉转，时而高昂激越，使读者不由自主地对潘金莲产生出异于淫妇形象的观感。

　　在时曲中，进入西门大院前的潘金莲脱离了俏立帘下，倚门卖弄风情的情态，隐去了因谋杀亲夫而难以开释的罪恶，烈焰般的情欲在这里也了无踪迹，

　　一个娇俏哀怨，忧心如焚，为相思与被弃痛苦所深深困扰的孤寂凄苦形象，活现于字里行间。

　　随着潘金莲进入西门大院，按常理相思当可剪断，被弃的忧虑也将不再。 然而，情形并非如此。

　　西门庆淫欲无度，四处沾花惹草，家中妻妾成群，仆妇丫鬟将及淫遍，却还出入行院，寻花问柳。

　　此时，潘金莲在空间上与西门庆相距是近了，但她依然无法改变西门庆贪恋女色、流连花草的行为，所谓看见“月漾水底，犹恐西门庆心性难拿”（12

　　回）。

　　因此，单枕孤帏，空闺旷怨，依然是解不开的愁结；被弃之忧因而变为失宠之虑，焦心苦况并不减于当初在紫石街的门儿倚遍。

　　第十二回，西门庆因贪恋李桂姐的姿色而流连行院，潘金莲以一支《落梅风》为情书，泼辣而热烈地表达了对西门庆的恋与恨，“因他为他憔悴死”的

　　相思之苦与“绣衾独自”、“这凄凉怎挨今夜”的旷怨相交织，紫石街那个以红绣鞋扑打相思卦的娇俏思妇之形象，又平添了几许孤寂怅怨。

　　情书拉不回西门庆的心，词话以这支小曲表明，潘金莲私通琴童、扰乱纲常，是对西门庆“红粉夜夜伴宿”行为的反激。

　　事实上，还在潘金莲与西门庆偷情之时，西门庆即把她抛在一旁去娶富孀孟玉楼； 潘金莲入门不久，西门庆又娶进了李瓶儿。

　　这样安排情节，是作品在结构上的神来之笔，它非常有力地证明了潘金莲在西门大官人心目中的地位，不过是一个被玩弄的尤物而已。

　　但潘金莲在西门大院中确乎是一个出格的人物：

　　众妻妾多能安居于西门大院的冷宫之中，逆来顺受一夫多妻的命运，并将西门庆四处寻花问柳的行为视为理所当然，

　　而她偏偏不认这个命也不认这个理，以通奸乱伦来表现对西门庆放荡行为的不满，对男女不平等的对抗，这才有了和琴童私通，接着和陈经济乱伦的插

　　曲。

　　然而，由于作品在这方面的具体描写把握失当，使得这种反激与对抗面目不够清晰，也使潘金莲形象的时代特点很难被读者所理解。

　　本来时曲的心理刻画，已使潘金莲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作品所继承的传统道德观念，这充分表现在第三十八回“雪夜弄琵琶”以时曲对潘金莲旷

　　怨情怀的抒发中。

　　雪夜与琵琶，这两个意象在文化意蕴与审美色彩上的凄冷悲凉，将一个特定环境巧妙地置放于居住着潘金莲与李瓶儿的西门府花园之中。

　　此时西门庆外占王六儿，内宠李瓶儿，许多时不进潘金莲房里，潘金莲独居冷屋，郁闷之情难释，妒忌之火燃烧。

　　在一个凄冷的雪夜，同是一座花园，李、潘两处一则以热，春光融融；一则以冷，风雨凄凄。相互掩映的笔墨，两相对照的场景，深刻地描写出潘金莲

　　惆怅怨恨相续的心理活动。

　　在望穿秋水的等待之后，潘金莲那幽怨的琵琶声时断时续，弹奏着怨曲，人物形象再一次脱离了《水浒传》原型的淫妇轨迹，传达出一种深沉的社会历

　　史意识：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夫多妻的封建家庭中，女性总是处于被玩弄与被损害的地位。

　　其荣其辱，不过是取决于男性一时的爱恶罢了。作品两手分书，以琵琶弹奏的时曲，表现了潘金莲寂寞空房的郁闷心境，以雪夜情景的描绘，烘托出潘

　　金莲长夜等待的相思苦况，在两副笔墨交替使用中，将潘金莲被弃的痛苦表露无遗。

　　此外，潘金莲的心境与琵琶琴韵合一，层转层深，在描写等待中的心态这个层面上，呈现出潘金莲形象个性化的深度。

　　作为潘金莲雪夜弄琵琶这一特殊情事的主要载体，《二犯江儿水》呼应着人物的心绪和场景，弹唱于长夜盼望中。

　　曲词首句以闷靠帏屏、和衣强睡的画面，写出潘金莲的无情无绪，其间插入一个错觉的描写：

　　猛听到房檐上铁马儿响，只道是西门庆敲得门环儿响，忙叫春梅探视，春梅却回说是外边起风落雪了。

　　于是潘金莲愁思转深，弹唱出任风吹雪飘的凄冷无奈情怀。此后小曲转而进一步描写潘金莲的相思情态：灯昏香尽，盼夫不至，懒去剔灯添香。

　　相应的曲词，尽情表现着她的苦苦等待与频频失望：“捱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捱过今宵，怕过明朝。细寻思，这烦恼何日是了？”

　　怨怅之情本已苦极，又哪堪这咫尺天涯、闺阃相思？ 细品这支小曲，深蕴于相思底里的，还是对被弃置于冷屋的不甘，以及对青春年华虚度的焦虑和

　　忧伤：

　　“想起来，今夜里心儿内焦，误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梢来没下梢。”

　　这几句是曲词的主旋律，它反复三次出现于曲中，以几个字的增改，呈逐渐强化之势，有力地表达出潘金莲的旷怨情怀。

　　最令潘金莲难堪的是，她这里苦苦守候，西门庆回来却径往李瓶儿房里去了：

　　李瓶儿那一面灯红酒暖，夫妻对饮；潘金莲这一边冷冷清清，独坐空床。

　　一度中断的琵琶声复起，被弃之恨幽幽流淌：“懊恨薄情轻弃，离愁闲自恼。”

　　当春梅再度探望归来，更深的失望伴随着扑簌簌的泪水，琵琶声音调愈转愈激，对西门庆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与对其弃旧怜新的怨怒之情交织： “让

　　（漾）了甜桃，去寻酸枣。奴将你这定盘星儿错认了。”

　　下面，这组曲子“误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梢来没下梢”这一主旋律反复重现，继之以如怨如慕、低徊宛转的倾诉：俯仰由人的伤痛，对当初恩

　　爱之情的追忆，如今咫尺天涯、对面难语的悲哀，有情难诉、梦断魂劳的痛苦……

　　一时诸多浸透弃妇泪水的意象纷至沓来，幽愁暗恨，纽结纠缠——潘金莲的淫妒形象，已被雪夜琵琶时断时续中弹奏的怨曲顿然改观。

　　雪夜琵琶以高度个性化的心理描写表明：潘金莲把她全部身心及人格奉献给西门庆，却不能得到西门大官人相应的回报。

　　联系李瓶儿得宠翡翠轩，潘金莲因而醉闹葡萄架，以展露色相博取西门大官人欢心（27回）；

　　李瓶儿抱孩童希宠，潘金莲只好妆丫头以色相向西门大官人市爱（40回）——我们不难看到，潘金莲的淫荡,原是那个病态社会对人性扭曲的必然结

　　果：她要求独自占有一个丈夫，但这个合理要求在现实中绝对不可能实现。

　　于是，在孤寂旷怨的情境中，她一方面希望以展露色相博取西门庆的欢心，一方面以通奸乱伦这种行为反激现实。

　　这固然是处于卑贱之女性一种病态的、微弱的反抗，但是，在《金瓶梅词话》所产生的时代，这种反抗已包含了当时社会个性解放新思潮的苗头。

　　这个形象的时代新意，于此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揭示。

　　应当说，时曲对潘金莲形象所作的心理刻画，达到了人物个性化所应具有的历史深度：

　　在历代评论者的笔下，“淫妇”是潘金莲形象与生俱来的烙印，虽然历来不乏为其翻案者，但“潘金莲”与“淫妇”的一物二名，却似乎不能够轻易

　　改变。

　　然而，时曲所作的深层心理刻画则表现了相反的情况。

　　在《金瓶梅词话》中，潘金莲一生与六个男人有染：

　　张大户、武大郎、西门庆、琴童儿、陈经济、王潮儿。她与这六个男人的关系，前两个是由她的出身规定的，琴童和陈经济可说是她对现实的反激，王

　　潮儿则是她淫乱人生的归宿，也是作品的败笔。

　　这三种情况呈现出潘金莲典型个性发展的一条明显轨迹——一个“美玉无暇”的少女，被行将就木的张大户“一朝损坏”，即不可遏制地被命运带向罪

　　恶之旅：

　　因对婚姻的不满而导致她与西门庆通奸，最终成为同谋毒杀亲夫；因一夫多妻而导致她在西门宅院中争宠、固宠，

　　“专会咬群儿”，进而逼杀有可能成为西门庆第七个老婆的宋蕙莲、对其专宠地位造成最大威胁的李瓶儿母子；

　　因对西门庆淫滥行为之反激而变态乱伦，最后被正妻吴月娘撵出家门到王婆家待卖。

　　这些典型事例，因时曲对潘金莲心理的深入刻画，积淀了深厚的社会历史底蕴。

　　因此，潘金莲“天下第一淫妇”的形象，似乎并不真是那么无可非议、铁案如山。

　　只要我们略加寻绎就不难看到，时曲以潜在的信息，为潘金莲的淫荡行为提供了内在心理依据。

　　换言之，无论是入于西门家之前的通奸杀夫，还是入于西门家之后的通奸乱伦，时曲都暗示着潘金莲行为的社会使然性——

　　在前一种状况中，身不由己地委身于张大户、被动地嫁与武大郎，正是这样两般不相称的结合，使一个色艺双绝的女子内心充满忿懑和哀怨，因而落入

　　王婆与西门庆设置的圈套，最终堕落为人所不耻的狠毒淫妇；

　　在后一种状况中，男性可以妻妾成群、寻花问柳，而女性希望独自拥有一个丈夫这一合理要求，在现实中却不可能实现，终使潘金莲秽乱家宅。

　　这两种情形以潘金莲人性要求的合理性及其对不合理现实的病态反抗，深刻表现了当时社会的罪恶。

　　词话正是通过时曲所进行的心理描写，揭示了时代环境中人物个性发展的内在逻辑，淡化了潘金莲从《水浒传》带来的“淫妇”胎记，从而使其成为具

　　有鲜明个性特点的新的艺术形象。

　　至此我们可以说，《金瓶梅词话》中的潘金莲，比《水浒传》个性更鲜明、更复杂，内涵更具体、更充实。

　　词话通过时曲所展示的人物心理让我们看到另一种效果，即作品欲竭力洗去潘金莲的淫妇痕迹，只是对于《水浒传》的沿袭，使这个形象不能不留有原

　　型和短篇话本中淫妇一类人物的烙印，而作品对潘金莲新形象的新塑造，也不可能超越于其所产生的社会现实。

　　产生这部作品的社会土壤以男性为主体，女性则是男性的附庸，是被玩弄、被损害的对象。

　　这个社会要求于女性的，是对男性的服从与迎合，而激荡于明代社会后期的个性解放思潮所带来的伦理价值观念变化，以及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狭

　　隘生存空间，又使作品选择通过露骨的性描写来突出女主角的个性，作为女主角的潘金莲承载了这个深刻的历史内容。

　　所以，在文本中细致的性描写及其社会意蕴，被过多地集中在潘金莲身上：为了保住在西门大院中较高的地位，她往往不仅毫无怨言地忍受西门大官人

　　的性虐待，而且不惜践踏自己的人格，专以色相百般奉承西门大官人。

　　但西门大官人所能给予她的回报，不过是一个男人对众多女性的随意施舍而已。

　　另一方面，作品通过采用时曲对潘金莲旷怨情怀作深婉抒发，以表现对传统观念中男尊女卑价值取向的痛感，从而使潘金莲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淫

　　妇这一《水浒传》原型的前定模式，

　　她不再是传奇英雄的陪衬、淫妇概念的图解，而成为一个不安于自身角色的被动命运、不恪守社会强加于女性的不平等规范、敢于为一般女性所不敢为

　　的富于时代新意的独特形象。

　　就这样，从《水浒传》中的原型到《金瓶梅词话》，大量描写心理的时曲使潘金莲形象的典型意义得到了提升。

　　但我们也不能不指出，作品对潘金莲过多的淫秽描写，成为作品难以否认的败笔，也使作品的批判意图难以为读者所接受和理解。

　　注释：

　　[1]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文学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本文所引皆出于此，下不为注。

　　[2]徐朔方编选校阅《金瓶梅西方论文集》，第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徐朔方、杨笑梅校注《牡丹亭》，第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