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感觉小说类文学作品总是偏向写违背伦理和普世价值的边缘或禁忌话题？

　　比如张爱玲作品的恋父情结、扭曲人格，《霸王别姬》《洛丽塔》《霍乱时期的爱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情人》

　　这些之所以成为名著，是因为这些话题更有“文学性”能反应更深刻的人性问题？还是因为平淡中矩的剧情没有价值？

　　很喜欢张爱玲的文笔，想模仿。但是有人说经历是模仿不出来的，为了模仿去复制经历就没有必要了。那么，经历的扭曲和特别会有助于一个人成为作家么？反过来平凡幸福的人成为作家的几率会小一些么？

　　也许是因为我读书不多才有这样的困惑，请大家不要嫌问题傻(╥╯﹏╰╥)?。

　　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思，我觉得可能代表了部分有一定阅读量的朋友对文学的看法。我决定学中文时我那并不了解我的爸爸就百般阻挠，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能写出好作品的都是疯子”。

　　先说我的看法：平淡中规中矩的情节当然不是没有价值，相反有相当一部分作家的创作理念就是平淡。但是另一方面，优秀的作家的确普遍有着相对痛苦的经历和记忆，并且在作品中倾向于放大人性边缘性的一面（或者说非日常性的一面），这是客观事实。我从文学史的角度聊一下这个问题吧，当然只是粗略谈谈。

　　感觉文学作品总是偏向背德一面，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这样的作品确实也更吸引读者。题主的阅读兴趣应该比较集中在中国80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和西方现代性思潮（即波德莱尔、爱伦坡之后）的作品。这二者有内在的精神性联系：我们看现代主义文学最早的几个作家和诗人，例如波德莱尔和爱伦坡，他们的诗学观建立在对浪漫主义的反叛上，思考浪漫主义之后是什么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起始——它天然地站在了浪漫主义式崇高的对面，“我们一张嘴，就有金币、红宝石和珍珠从中掉出来；我们有时候真想吐出一只癞蛤蟆、一条游蛇和一头红耗子，哪怕是为了换换花样；可是我们不能。”这是波德莱尔引用的戈蒂耶的一句话。而波德莱尔自身的情况比较复杂，他前期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因为他是在浪漫主义的巅峰中成长起来的，后期才转变为人们所熟知的《恶之花》。因此在法国学界，波德莱尔属于浪漫派还是现代主义诗人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中国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引介波德莱尔时，直接将他定性为“象征主义诗人”。换言之，在中国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史中，西方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复杂转变是不存在的。“为什么总是偏向背德”在西方是一个文学史问题，但由于译介问题，中国并没有相关的经验。

　　新文化运动失败后，我们经历了一段文学匮乏的日子。而现代派以及更多理论，例如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等等，在80年代以后重新大量进入中国。而从这一时段开始，中国当代文学总体上是以“症候”的方式进行生产的。作家们开始处理十年动乱的创伤，处理中西文化的纠葛，处理市民的迷茫……到90年代商品经济兴起，又开始处理精神生活匮乏的问题，处理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等，直至今天。因此，许多理论——典型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成为了创作资源，这样的心态在西方也有对应，只不过他们处理的是现代病、资本主义的异化问题等等。我们常常对波德莱尔等作家（包括中国的余华、苏童、莫言等）有一个误解，认为他们觉得“恶”是美的，觉得写恶、暴力、扭曲的心理是美学问题。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读一下波德莱尔的美学论文集会发现，这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他觉得文学应该更广泛地介入世界的真实，而这种介入与道德评价无关，仅此而已。“恶之花”的“恶”并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恶，而是相对于浪漫主义式崇高的反面。甚至有些作家在书写边缘人时本身就是在讨论道德，只不过以背德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

　　这一条文学线索是“浪漫主义之后是什么”的一种回答，而它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和变异，在日本现代文学中又是另外一个样貌。另一种回答是现实主义，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种作品，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但还有另一种“现实”，那就是写实，也就是自然主义。在西方出现了新小说，比如《橡皮》、《嫉妒》；在中国演变为新写实主义（池莉等）和第三代诗人中的韩东等人。新写实主义主张的就是记录生活的琐碎、无聊、平淡；韩东讲求“诗歌到语言为止”，推崇口语，反对意义，这是文学的另一个走向。但是这类作品的可读性与前者相比就低了很多，因此许多人并没有涉猎。这种创作实际上含有一定的哲学意味和哲学选择——或者说自浪漫主义之后文学与哲学的关系本身就越来越密切了。

　　粗略了解一下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背德”作品的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并不是没有另一面（后现代）的出现，因此不能说文学性天然地与背德、扭曲等相关。不过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有人统计过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发现很多人都有过童年失怙的经历。心理学上讲的缺失性体验也许的确与创作有一定关联，也就是所谓的“穷而工”。

　　最后聊一下张爱玲。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作家。我个人认为，她的技法和人物塑造远胜过情节。她的人生经历的确是非常曲折和特殊，本身就像一部小说，她的创作当然与此有关。但另一方面，她写的许多故事本身并没有那么特殊，因为她受世情小说的影响实在很深。题主不必太神化经历的作用，知人论世是批评的传统，是理解作品的一个手段，仅此而已，这件事情没必要倒推。就是说，一个作家写出了这样的作品可能与她的经历有关，但并不是只有有这样的经历才会写出这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