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电影、女性主义、家庭伦理，全面解析好莱坞经典《欲海情魔》

　　通俗伦理片，是流行于好莱坞四五十年代的电影类型。二战后的经济增长，中产家庭数量的增长，造就了长期消费低迷后的反弹，勤勉质朴的价值观被骄奢虚荣的消费观念取代，这种价值观的改变正体现在代际差异、青年人的道德标尺的变换，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通俗伦理片”（中产家庭的道德冲突）得以风靡一时。其中所体现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在遭受消费主义冲击逐渐瓦解过程的焦虑心理，正是当时观众普遍心理的投射。

　　

　　1945年迈克尔·柯蒂斯执导的《欲海情魔》正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获得了第18届奥斯卡最佳电影的提名。在凭借《卡萨布兰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之后，迈克尔·柯蒂斯达到了创作生涯的巅峰，对各种类型电影的驾驭能力使得他在当时的评论界享有很高的赞誉。

　　电影《欲海情魔》的原名“Mildred Pierce”即是主人公的姓名米尔德里德·皮尔斯，而“欲海情魔”的译名尽管历来饱受诟病，但却长久以来没有更好的替代。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思考的，作为一部讲述家庭、代际、男女间爱恨情仇的通俗伦理片，“欲”、“情”、“魔”之类的字眼，尽管流俗，却不失为一种通俗的意译方式。从张恨水的市民文学，到琼瑶影视剧的流行，现代流行文艺作品的通俗化与大众化，是一种无法逆转的趋势。

　　形式：黑色电影与悬疑元素

　　

　　战时的“黑色电影”与战后的“通俗伦理片”正对应着观众心理的巧妙变化。在电影《欲海情魔》中，黑色电影中常见的情绪——战争的疲惫、人性的绝望、都市的迷惘，正好对接着通俗伦理片中战后新秩序环境中的道德冲突、无节制的欲望膨胀造就的伦理困境。

　　

　　影片的开头，海滩别墅的幽静荒僻，封闭室内百叶窗透射过的斑驳光影，冷调摄影，高反差布光下的阴影运用，昭示着这是一个关于背叛、复仇、犯罪、情感纠葛的故事。

　　悬念的制造，同样是引人注目、观感一波三折的关键。

　　首先，是片头的“误导”。导演通过画面信息的“不完整”与“选择性呈现”在开头抛出悬念：死者遭遇枪机死前喊出“米尔德里德”，与此同时，女主人公米尔德里德神色忧郁、表情凝重，这让观众误以为她是凶手。

　　

　　其次，是中段的“强化”。剧情的主要拓展采用女主人公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女主角在审讯中交代自己杀人的事实（实则为女儿遮掩罪行），强化了开头刻意引导的错误判断。

　　最后，是片尾的“反转”。女主言语的逻辑漏洞，无法自洽的自述，最终没能为女儿开脱罪行，而在结尾，导演全部交代了开头的犯罪场景，将悬念留到最后。

　　内容：性别反叛中的女性主义思考

　　

　　如果说在过往的“黑色电影”（例如比利·怀尔德的《双重赔偿》）中，愤世嫉俗的男性主人公（通常为警探或私人侦探）、贪婪狠毒的蛇蝎美人（Femme Fatale），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公式化设定；那么电影《欲海情魔》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倒置与反叛是，女性主人公成了影片的第一视角与主导角色，男性角色反而成为被金钱与物欲吞噬内心的贪婪、堕落者。

　　

　　女主人公米尔德里德的性格特征与行为风格，具有超越时代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她个性独立好强，周旋于男性之间，却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男性。她的价值体系，建立在忠于自我意志、个人意愿的基础之上，她懂得按照自己设计、安排的方式规划生活、发展自我。并也正因如此，角色体现了一定的“女性主义”诉求。

　　

　　对待三个男性角色的态度，正是其个性的细化体现。为了争夺对女儿的绝对教育权与寻求充实的物质条件，她与前夫波特离婚，独自抚养女儿；为了获取创业的资本，她懂得与爱慕她的瓦利合作，却始终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游刃有余，没有沦落为他人的附庸；为了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与威望，她委身于上流社会的富绅贵族蒙迪，却内心始终知晓其关系的实质。

　　

　　独立女性的美学价值，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正因如此，琼·克劳馥凭借《欲海情魔》战胜了《圣玛丽的钟声》的英格丽·褒曼，获得了第18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职业女性形象于银幕中的频繁出现，与40年代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二战迫使大量的男性投身战争，而城市劳动力的缺位，正常秩序运作的需求，则给予了女性走向自力更生、经济独立的空间。

　　主题：畸形母女关系中的伦理困境

　　

　　颇为值得深思的是，在两性关系中反叛男性主导话语、取得优势地位的米尔德里德，却在母女关系的处理中，陷入了另一种畸形。而这种畸形的母女关系，最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从一个浅显的角度来看，是其作为母亲教育观的缺陷、爱的方式的不合理性。

　　

　　她既没有教会如何树立女儿对待金钱、物质生活的正确态度，也不懂得如何培养女儿的独立人格。她所做的是，源源不断地通过物质条件的满足、奢侈品的供给，去满足女儿膨胀的物欲与虚荣心。当无节制的取悦与满足，成了一种常态。对女儿健全人格的形成，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女儿丧失了感恩心理、缺失了爱的能力，她只知道在无休止的索取中，获取物质满足的快感。当她发现他人无法实现她的物欲与虚荣心理，她便开始歇斯底里的爆发与消沉。

　　

　　母亲爱的方式，也带有一厢情愿的霸道与唯我独尊的控制欲。她对女儿的爱，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满足，通过对女儿的物质攻击彰显自我的价值，却忽略了深层次的交流与思考。这种带有极度控制欲的爱，将母女关系扭曲、异化成一种病态的关系。

　　从更深的角度看，畸形的母女关系，是消费主义价值观带来的普遍困境。

　　

　　母亲对待金钱的态度，尽管建立在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但其内在却缺乏足够的自信。这也是为什么她总是对上流社会养尊处优、气定神闲的贵族男性充满好感。

　　这种潜在的性格缺陷，在女儿身上得到了放大。女儿的控制欲，比起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最令人恐惧的地方，莫过于她身上几乎丧失了一切优秀品质，无论是传统的感恩、忠诚、良善，还是现代的独立、自强、自主。她对财富无节制的追求、恣意膨胀的物欲，正是消费主义风气盛行下的时代之殇。

　　

　　而细究其本质，经历了工业社会对传统田园生活形态的冲击、经济萧条与战乱对消费的压抑、物欲文明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瓦解，在充满利益倾轧、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冷漠与疏离是人际关系的常态，利益之上导致精神世界的虚无，如何在消费主义观念冲击下保持理性，是“通俗伦理片”所引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