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智忠 张婷婷 ｜ 新世纪以来乡村电影的伦理审视

　　转载自《 电影文学》, 2022(12)

　　新世纪以来乡村电影的伦理审视

　　 作者简介 

　　袁智忠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南大学影视传播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张婷婷  西南大学影视传播与道德教育研究所

　　戏剧与影视学专业 2020 级在读硕士研究生摘  要：巴赞认为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乡村电影同样以乡村的社会现实为创作源泉。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乡村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也发生了改变，其中包含了关于阶层社会、家庭性别、传统美德的伦理观念与行为的变化。我国的乡村电影创作也积极从生活取材，呈现多元化的主题，并且越发折射出现实乡村中存在的伦理问题。新时代乡村伦理重建与乡村伦理共同体建构，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乡村电影; 乡村伦理; 电影伦理; 伦理审视

　　乡村是中国社会历史变革的缩影，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乡村一直都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一个社会单元。乡村电影则展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乡村的发展变化和村民的生活状况，往往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阶层、家庭、夫妻之间的伦理冲突成为主要的叙事线索; 同时，乡村社会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使得电影中对女性的伦理关怀也日益增多; 而城市化、现代化也不断改变着传统乡村伦理道德观念，这些方面共同组成了新世纪以来乡村电影所表达的乡村伦理。尽管传统乡村伦理中部分因素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如对父权的绝对服从、对血缘宗法的过分看重以及要求女性“三从四德”的保守思想等，但仍有部分内容与中华传统美德相呼应，同时又饱含了乡村人民所独有的情谊。因此，对上述乡村伦理价值的正确判断，在建构新乡村伦理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国内电影界的学者们在分析以乡村为电影叙事空间的影片时，因文化实践经验和文艺批评方式的不同，表述方式也有所不同，主要有: “农村( 题材) 电影/片”“乡土电影/片”“乡村( 题材) 电影/片”几种概念。学者凌燕在文章《回望百年乡村镜像》中指出，“农村”与“乡土”两者所指虽然都是中国的乡村这一共同空间，但却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乡土似乎更多联系美好的自然风格、淳朴的民风民情，而农村似乎联系着贫穷、落后的社会学意义、守旧的文化以及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色彩。因此，可以说‘乡土’可以归入文化层面范畴，而‘农村’则是政治意义上的概念，前者重主观情感，后者偏重于客观叙事。”［1］所以，学者凌燕采用了“乡村电影”的说法，“既包括与时代政治结合较紧密的农村题材电影，也包括将乡村作为文化分析和批判对象的乡土题材电影”［1］。基于这一阐释，本文也采用“乡村电影”的概念。

　　进入新世纪后，乡村电影越发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除了展现社会变革这一固有主题之外，家庭婚姻、留守儿童、法制伦理等社会问题的表现也日益增多，为这一电影题材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如《图雅的婚事》( 2006) 中的夫妻伦理、《心迷宫》( 2014) 中的阶层伦理、《平原上的夏洛克》( 2019) 中的传统美德伦理等。

　　一、乡村社会阶层的

　　矛盾冲突与伦理失序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一个曾经是高度集中、相对同质性的社会结构体系逐渐向资源、地位、机会和利益相对分散、相对独立的结构体系转变”［2］，随着社会结构转变，阶级阶层也出现了新的分化。“阶级阶层的分析范式认为，中国朝向市场化的改革，使得人们在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差别，例如，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差别，在决定人们的行为和态度方面更为重要。”［2］在社会学领域，通常依据制度、权力、职业、经济为划分依据，对于阶级阶层分化建构起不同的分化图式。而无论基于何种理论范式，乡民因身处偏远地区、经济落后往往处于社会的底层，如以现代化理论和逻辑为分化范式中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以制度主义逻辑为分化范式中的“农民”; 以权力逻辑为分化范式中的“农民阶层”“自雇佣者阶层”［2］。

　　乡村电影当中的阶层社会伦理问题通常以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缺失话语权为矛盾的主要线索。《心迷宫》中的村长肖卫国在封闭的小村庄里处于最高阶层，利用自己的权力来隐瞒儿子杀人的事实，将原本应由法律裁决的罪责掩盖，导致底层村民陈自立、白虎的离世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展现出阶层的失序和法治伦理的混乱。《暴裂无声》中，昌万年造成了哑巴村民张宝民儿子的死亡，但却因拥有至高的阶层权力而能够使得律师徐文杰抛弃维护公平正义的责任，对其的违法行为进行包庇。尽管张宝民不断用暴力行为来反抗不公，但却无法改变整个底层小人物失语的现实。《我不是潘金莲x》中县长郑重、法院院长王公道、庭长贾聪明等人利用权力在农妇李雪莲的申冤之路上设置了重重阻碍，只为保住自己的官职。伦理失序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折射出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冲击所导致的现实问题和乡村伦理的混乱。

　　乡村电影揭示出了在权力与欲望的影响之下，乡村所面临的阶层失序和伦理困境的问题: 阶层之间差距过大，处于底层的村民由于经济困难、文化落后，缺乏法律意识和相关知识，无法及时正确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轻则损失财产，重则失去生命; 而处于高层的人则在信息闭塞、思想传统的乡村这一特殊环境中，利用权力和物质牟利，违反道德、触犯法律。乡村电影能够通过影像媒介对此类现象进行呈现，使得观众对乡村道德现状产生关注和反思。在忻钰坤导演的两部电影结尾，相关人员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李雪莲遇到的“假离婚”“告状”是因为法律常识的缺失和救助渠道的选择错误。这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显现，具体到阶层社会方面，即是阶层之间的差距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新的社会矛盾出现。除了解决经济落后的问题，对于乡村阶层社会伦理的维护也迫在眉睫，而乡村法律的完善是能够重建乡村伦理道德的重要途径。

　　图1.电影《心迷宫》剧照

　　二、乡村家庭中的

　　性别失衡与两性伦理冲突

　　“婚姻是指两性基于当时社会制度或风俗公认的结合而形成的夫妻关系; 而家庭则是指人们基于两性结合和血缘联系，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的亲属关系。”［3］家庭关系是重要的社会关系，和睦幸福的家庭是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和发展的基础。家庭伦理则是在家庭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长幼、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和道德观念。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社群为“小家族”，而其中以“父子”为主轴［4］。由于现代化、城市化建设的冲击，传统乡村中的“小家族”逐渐解体为“小家庭”，以“父子”为主轴逐渐转化为以“夫妻”为主轴。同时，相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如重男轻女思想改变、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一些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于乡村家庭之中。

　　乡村电影常以一个家庭中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叙事线索来展现家庭伦理。“父慈子孝，父为子纲”是传统乡村中最重要的伦理观念。《心迷宫》中代表传统观念的父亲肖卫国和向往新思想的儿子肖宗耀之间的矛盾是叙事的焦点。肖卫国的父权话语强大，干涉和控制儿子的工作、婚姻，使其失去选择的自由，打破了儿子想要去城市发展的梦想。长期以来的压抑导致了父子关系疏远、冷淡，也造成了肖宗耀的叛逆冲动的性格，最终酿成了悲剧。夫妻关系也是家庭伦理的重要内容。“一夫一妻”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特点。［3］而《图雅的婚事》中“两个丈夫”的存在打破了夫妻二元关系的稳定结构，图雅带着残疾的前夫巴特尔与森格结婚，没有遵守婚姻家庭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未能以爱情为基础，并不公平［3］，必然导致冲突的发生和夫妻伦理关系的失衡。

　　在传统乡村中，女性往往依附于男性，话语权缺失，通常作为贤妻良母或是男性拯救者的角色。21 世纪以来的乡村电影越发关注女性的发展问题，出现了一些以女性为主角，表现女性生存伦理困境的乡村电影。如《北方一片苍茫》中的王二好是一个经历了三次婚姻的寡妇，为传统乡村伦理所不容，但影片却赋予了她“神性”。在乡村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之下，“成仙”的王二好从无家可归的寡妇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仙女。这是对传统乡村伦理的挑战，也是对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呼唤，但她却并没有打破人们的偏见，反而沦为村民消灾除难的工具。当她阻挡村民牟利时，被一桶百家尿浇灭“神性”，象征着反抗的失败。《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遭到了丈夫的欺骗、抛弃和污蔑，这本是丈夫违背了夫妻伦理道德，但李雪莲却因被扣上了“潘金莲”的名号，受尽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影响。从证明离婚是假到维护自身清誉，她踏上了长达数十年的告状之旅，甚至和高官权贵开展了无数次拉锯战，最终却再次陷入两性伦理困境之中。

　　和谐的家庭关系是乡村伦理必不可少的部分。“小家”失序，“大家”则无法有序。受传统父权观念的影响，父子是乡村家庭关系的主轴，父亲拥有着最高的权力，往往对子辈的人生有着决定权。但随着经济发展、思想解放，子辈的自我意识日渐觉醒，渴望获得自由，摆脱父辈的束缚，传统父权思想已经无法适应新型乡村社会和家庭的发展，由此造成了子辈与父辈之间的伦理矛盾。父权思想也深刻影响着女性的生存。传统乡村中两性关系的不平衡导致乡村女性常常遭受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是暴力，无法获得应有的权利，性别伦理失序。因此，乡村电影对家庭的关注折射了现实生活，其中所表现的家庭伦理矛盾，能够引起人们关注不平衡的乡村家庭关系，自觉维护乡村家庭伦理道德，这也是重建乡村伦理的基础。同时，乡村伦理道德的重建，也离不开对农村妇女的尊重、两性之间平等、和谐的社会地位。

　　图2.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剧照

　　三、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

　　乡村传统美德迷失与回归

　　学者王露璐认为: “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是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治理方式的逻辑起点，也是不同学科关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问题研究所形成的共识性判断。”［5］传统乡村依靠村民自觉服从“礼”来维持治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简单，以私人关系为主，长期以来形成了以“人情”为纽带的乡村伦理关系和“熟人”交往法则，保持着和谐共处、互帮互助的传统道德伦理观念。乡村一度成为善良、淳朴的代名词。但随着城市化的冲击，传统道德伦理也面临着危机。学者李冰提出: “社会变迁是伦理转型发生的根本原因。”［6］ 乡村经 历 了 从“礼 治”到“法 治”的 转变［4］，“差序格局式熟人社会”日渐消解［4］。传统的乡村伦理道德规范逐渐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现实。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追求个人利益，集体感和责任感消解，传统乡村伦理道德中的诚实守信、邻里互助等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美德逐渐缺失。

　　《一个勺子》的时代背景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成为现代与传统交织的社会空间，传统伦理道德面临危机。拉条子夫妇的良知与道德让他们收留了从镇上捡来的勺子。骗子利用勺子牟利，而拉条子夫妇却予以关怀，他们不收谢礼反而还被骗钱，呈现了坚守乡村伦理道德的人在充斥着物质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社会中遭遇的困境。《平原上的夏洛克》中的超英也是传统乡村道德的捍卫者。超英翻盖老房，好友树河在帮忙的途中意外遭遇车祸，受重伤。即便面临承担高额医药费的风险，超英仍然选择和占义一起寻找肇事司机，还树河一个公道，却遇到了种种挫折与困难，无果而终。同样，在《百鸟朝凤》中，即使传统艺术濒临失传，焦三爷面对利益的诱惑仍然坚持初心，坚持吹奏《百鸟朝凤》的原则，其行为所展现的不仅是匠人精神和艺术风范，更是乡村伦理道德的体现。

　　乡村电影中的农民所展现的讲义气、重人情、守承诺，善良、淳朴、执着等品格本是传统道德伦理当中的精华之处，却让这些农民在现代社会中遭受了一系列的挫折。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的思想观念转变，部分邻里之间变得冷漠，师生关系疏远，雇佣关系失信等导致传统伦理道德出现了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失效，反而显现出迫在眉睫的乡村伦理失序问题。部分影片所呈现的最终结果也许不尽如人意，但却证明了传统的解决问题之法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无法维护乡村伦理，只有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才能够重建乡村伦理道德体系; 以拉条子夫妇、超英、焦三爷为代表的农民看似执拗的行为中蕴含了他们所坚守的仁义道德，这正是维系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是我们应当大力弘扬的中华传统美德，也是重建乡村伦理所需要坚守的宝贵财富，构建和谐乡村社会不可缺少的灵魂。乡村电影将这些优秀的伦理道德以影像化的方式展现，能够提高传播的效率，有效地引起观众共情，在平凡而不平淡的故事中体会到伦理的重要性，从而自觉传承、发扬传统美德，参与乡村伦理体系的建构。

　　图3.电影《百鸟朝凤》剧照

　　结  语

　　总体而言，现代乡村伦理道德问题的呈现最终指向两方面: 一是乡村伦理重建。通过一系列影像对现实伦理失序的反映可以看出，在现代化进程中，部分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已经无法适应转型时期的现实情况，父权至上、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传统伦理已经失去权威，以“礼”为治也无法维护当下的乡村社会秩序，约束村民行为。但同时，人们应当传承的优秀品德却在日益消解。因此，在乡村脱贫攻坚、文化振兴的同时，还要重视乡村伦理道德危机，重建新的道德伦理体系。而新的乡村伦理道德体系，应该是传统美德、现代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位一体下符合当下乡村现实情况，有利于解决乡村伦理道德现实问题，推动乡村道德建设、社会和谐发展的乡村伦理道德体系。二是乡村伦理共同体的建构。王露璐提出: “通过村庄经济发展、人际关系协调和社区文化建设构建‘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新型乡村伦理共同体。”［7］经济差距是造成阶层伦理失衡的重要原因，处于底层而生存艰难的村民无法获得应有的话语权。因此，要通过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农民的生活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从民到村，实现共同富裕，打破阶级差异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和不公。而人际关系和谐则首先要以家庭和睦为基础，要以新型乡村伦理道德来维护父子、婆媳、夫妻、妯娌等家庭成员之间的融洽共处，主张尊老爱幼、相互体谅、沟通良善、共同奋斗的和谐家庭关系，进而才能做到邻里团结友爱、社会文明团结。

　　电影具有教育功能，加上其普适性、大众性，传播信息速度快、范围广，在乡村伦理建构起到重要的作用。“电影教育引导的社会价值是电影艺术获得广 泛 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原因。”［8］一方面，乡村电影能够真实地折射出乡村社会所面临的现实伦理问题，引导人们直面伦理困境，引发对于乡村伦理重建的思考; 另一方面，乡村电影也能够通过对典型人物、事件的呈现，歌颂平民英雄，宣传优秀的乡村道德品质，呼吁人们牢记仁义廉耻，使得积极向上的传统伦理思想有效融入当代重建乡村伦理道德的进程之中。21世纪以来，乡村电影用影像揭示社会现象，展现道德困境，已经让人们意识到了乡村伦理重建的问题。此外，也通过《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等影片呈现出乡村振兴与道德建设的新成就。乡村文化建设应当以精神文明道德建设为重点，以乡村地方性特色文化建设为纽带，通过乡村电影这一现代化媒介做好宣传工作，大力弘扬优秀传统伦理道德，同时也要借助影像展现乡村伦理中封建落后的一面，摒弃糟粕，进行教育引导工作，以此构成“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新型乡村伦理共同体，构建和谐乡村社会。

　　图4.电影《一点就到家》剧照

　　参考文献：

　　［1］凌燕．回望百年乡村镜像［J］．电影艺术，2005( 02) : 87－92．

　　［2］李路路．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J］．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01) : 168－176．

　　［3］罗国杰，马博宣，余进，编著．伦理学教程［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 作家出版社，2019．

　　［5］王露璐．乡村伦理共同体的重建: 从机械结合走向有机团结［J］．伦理学研究，2015( 03) : 118－122．

　　［6］李冰．乡村变迁: 新时期乡村伦理的一种解释与构建基础

　　［J］．齐鲁学刊，2021( 01) : 80－88．

　　［7］王露璐．新乡土伦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伦理问题研究［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 40．

　　［8］曹寅． 论当下中国电影教育引导的社会价值［J］． 当代电影，2018( 07) : 131－135．

　　编辑：张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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