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伦理为准则：《聊斋志异》里的商人形象

　　有的商人虽未接受过儒家的教育，但其行为规范却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准则，具备纯朴善良、乐善好施、执着不畏艰难的精神，并秉承着诚信、义利合一的经商之道。

　　《雷曹》中的乐云鹤因“恒产无多”，又要照顾逝友夏平子的家计而弃儒从商，在行商的过程中，看见雷曹黯淡的戚容，便以食尽其餐。

　　《王成》中的王成虽然家境贫困却能拾金不昧，把金钗还给狐仙；到都中贩葛，亏了十几两本银，当囊中金亡时，也未听信他人之言，向官府告发店主来获取赔偿，而是认为这是命运使然，于主人无干。而店主也在王成失窃后，主动拿出银子让王成回家，体现出了店主的“仁义”。后来，王成售鹑于王府，得银五百两，将其掷于案上，让店主自取，足见其毫不吝财，知恩图报的本性。

　　《真生》中的贾子龙，得到金子之后，履行施舍的诺言，且为了能够长期行善，“且施且贾”，这样诚信、善于布施的品质都是作者所赞同的。

　　《义犬》中的商人，见人缚狗欲杀之，便出金将狗救下，可见其仁善之心。

　　这些商人虽在经商前有着不同的经历，甚至有些是被逼无奈或受父亲衣钵而弃儒从商的，但他们的共通之处则在于对行商之事有着自己合理的见解，他们不掬于儒家的传统思想，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不务求贫、不苟求富和诚实守信经营的行商之路也并无不妥，这也反映了当时商业思想的兴起，体现了作者的另一种人生理想。

　　如《雷曹》中乐云鹤感叹：“人为富贵须及时，戚戚终岁，恐先狗马填沟壑，负此生矣，不如早自图也”。《黄英》中的陶生也认为“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

　　对于作者所认同的这类商人形象，作者往往赋予他们美满的结局，他们大多最终荣显富贵，或得以佳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如雷曹(《雷曹》)因感念乐云鹤的一饭之德，在乐没江中时将其及货物救出，使乐“无亡失”；王成(《王成》)因其纯朴善良、不吝钱财又懂得知恩图报的本性而终置“良田三百亩，起屋做器，居然世家”；马骥和慕蟾宫也因才学而得到了完满的姻缘。

　　而与此相对，在《聊斋志异》中，作者还用辛辣的笔墨，描写了一批重利轻义、冷酷无情的商人，并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

　　《任秀》中的申竹亭，与任建之“盟为弟昆”，二人赴陕行商，“行止与俱”。却不想任建之到陕后“病不起”，垂危之际对申说：“吾家故无恒产，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露。今不幸，姐谢异域。君，我手足也，两千里外，更有谁何!囊金二百余金，一半君自取之，为我小备硷具，剩者可助资斧;其半寄吾妻子，稗辈吾棕而归。如肯携残骸旋故里，则装资勿计矣。”却没想到，对于这样的生死之托，在任死后，申竟“以五六金为市薄材，硷己。主人催其移槽，申托寻寺观，竟遁不返”。

　　《云翠仙》一文，作者刻画了一个忘恩负义、贪婪卑鄙的小商人形象梁有才，他初作小负贩时，无田产，家里十分贫穷。后与翠仙结为夫妻，以妻之力，过上了“温饱”生活，“服食器具，布一室满之”。而后却“惟日引里无赖，朋饮竞赌，渐盗女郎答饵佐博，女劝之，不听”，竟又产生卖妻的邪念。

　　《金陵乙》中“金陵卖酒人某乙，每酿成，投水而置毒焉；即善饮者，不过数盏，便醉如泥”，顾客中毒后，还以为是酒醉的作用。

　　《宫梦弼》中的吝音富商，“居积取盈，搜算入骨”，“衣败絮，吠糠砒以示贫”，听见别人说他家不穷，便不依不饶，最终落了个莫葬的结局。

　　《种梨》篇称“有乡人货梨于市，颇甘芳，价腾贵。有道士破巾絮衣，丐于车前。乡人咄之，亦不去；乡人怒，加以叱骂。道士曰：‘一车数百颗，老钠止丐其一，于居士亦无大损，何怒为?’观者劝置劣者一枚令去，乡人执不肯。”乡中小贩对丐者又是赶又是骂，吝音到连一只烂梨也不肯施舍。

　　作者十分痛恶这样无情无义、自私贪婪、行径卑劣的恶商，因此他们的结局多是遭到失财杀身之祸，认为是他们罪有应得的结果。

　　撰稿/张聪【读史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