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如何影响你的自我分化程度（含案例分析）

　　作者简介：于正君，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谘商心理与复健谘商研究所博士生、谘商心理师；徐西森，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谘商心理与复健谘商研究所教授

　　

　　本文旨在以Bowen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理论，理解台湾家庭家人自我分化的历程。

　　此理论提出主要的八大家庭功能与力量，以自我分化为理论核心，表达出家庭中的个体，需维持自身思考与情绪的客观与变通性，方能保有健康的身心调适。

　　亦有许多研究发现，父母与子女自我分化程度会相互影响，并对多方面身心适应造成困难。

　　然而，东西方文化中存在着不同的色彩，若以西方观点评析华人世界，则华人文化下的家庭与个人的身心调适，与内涵皆易出误解与错误诠释。

　　相较于西方世界强调自我独立、界限分明等，华人世界更加看重家庭和谐与认同、家族间和乐与亲密、关系中的紧密连结，且孝道观念的根深蒂固，在家人与亲子间的互动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此，本文欲藉由Bowen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之概念，透过与一位自我分化较高的家庭成员进行会谈与讨论，逐步进行家庭实验计划，以评估与了解，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型态和自我分化的历程。

　　最后再经由此历程的经验与发现，对华人文化下的家庭经营提出相关建议。

　　

　　一、 前言

　　1960年，在家族治疗的发展脉络中，Murry Bowen提出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透过不断淬炼，提出八个重要的家庭功能与力量（Kerr & Bowen, 1988）。

　　而这些重要概念彼此间环环相扣，又互相影响，其中以自我分化概念为理论核心，认为家庭成员如能对自身的思考、与情绪保持客观与变通，能较不受家庭纷争与情绪压力的影响。

　　也就是说，当个体分化程度较高时，在面对压力情境下，能理性地将事件与情绪分开，有较弹性的态度，具备较佳的情绪调适与因应策略；

　　反之，当个体的自我分化程度较差，亦即个人的思想与感觉和他人融合（fusion）的程度越多时，情绪和行为反应易受他人情绪的影响，容易陷入家庭的情绪纠纷（Bowen, 1987）。

　　Bowen认为良好的自我分化须具备两项条件。

　　第一，个体能够区分自身的理性与情感的能力；其二，个体能维持自我独立，又兼具与他人情感连结的能力。

　　在许多研究中，皆可发现个体自我分化的状态对其身心、压力与适应状况的影响（欧阳仪，2008；苏慧娟，2009；Skowron, Wester, & Azen, 2004）。

　　亦显示当父母的自我分化程度较高时，能协助子女发展较高的自我分化能力，有效调节情绪，对亲密关系互动有较好的掌控（贾红莺，1990；Skowron, Kryslal, Slanley, Michael, & Shapio, 2009）。

　　而当父母的自我分化程度较低时，为了减轻两人关系中的焦虑，则会引入家中的第三位成员，协助减缓此焦虑，形成三角关系（Bowen, 1987），破坏子女学习自我分化的能力（Hall, 1991），易增加其身心失调的风险（Gibson & Donigian, 1993）。

　　亦有研究发现，当个体具有较佳的自我分化时，与其亲密关系、幸福感、身心适应等层面具有高度相关（王銮襄、贾红莺，2013）。

　　因此，父母的自我分化程度影响子女的自我分化状况，对子女的身心健康、情绪调适、人际关系及亲密关系皆造成冲击（吴婷盈、邓志平、王樱芬合译，2012；Goldenberg & Goldenberg, 1996）。

　　然而，在华人家庭中的自我分化与亲子关系，与西方世界的观点存在差异（Chung & Gale, 2009）。

　　在华人社会中，「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之格言耳熟能详，强调子女不可评判父母的是非对错，隐藏着「长幼有序」的价值观，无形中强化父母亲的权威性（黄诗淇、黄囇莉，2009）。

　　对于家人间的互动，则强调家庭的和谐与认同、重视家族间和乐与亲密关系（黄士哲、叶光辉，2013）。

　　与西方社会在关系中，建立明确自我界限相较下，华人文化中更强调关系中的紧密连结，且在此文化中所强调的孝道观念根深蒂固（叶光辉，2009），也在华人家庭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

　　本文将透过介绍Bowen的八大核心概念，旨在以Bowen的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运用于一个台湾家庭亲子间的自我分化历程。

　　透过其主要概念进行分析与评估，了解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与状态，最后透过家庭实验与返家治疗（Brown, 2007；Bowen, 1987），提升家庭成员与自我的分化。

　　

　　二、 Bowen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概念介绍

　　以下将针对Bowen的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之主要概念进行简要介绍与说明：

　　（一） 自我分化（differentiaiton）

　　Bowen假设家庭具有两个重要功能，即为协助成员个体化及产生归属感的能力。

　　健康且自我分化程度较高的个体，能够同时兼具此两项重要功能。因此，在面对家庭纠纷时，个体能够理性的区分想法与感受，又可以与家人进行亲密的连结。

　　当自我分化程度较差时，则容易陷入家庭纠纷之中，失去自我对情绪的掌控，易受他人影响。

　　此自我分化状态，依据融合与分化量尺分类为四：

　　较低程度者（0~25）为情感融合；

　　位在25～50者，则为生活被情绪和他人反应所引导；

　　50～75范围者，有发展适当的自我与分化；

　　处在75～100范围者，习惯性将思想与情感分开（吴婷盈、邓志平、王樱芬合译，2012；Bowen, 1987）。

　　（二） 三角关系（triangle）

　　三角关系是家庭情感的基础单位，也是最小的稳定关系系统。

　　当焦虑低、自我发化程度交高时，此三角关系较为舒适且自在，能有效的双向沟通。然而，当两人关系太过紧张且焦虑时，三角关系易形成破坏性，且常会拉进最脆弱的第三者（吴婷盈、邓志平、王樱芬合译，2012；Bowen, 1987）。

　　（三） 核心家庭情绪系统（nuclear family emotional system）

　　人们倾向选择与他们相同分化程度的人，形成亲密关系并共组家庭。然而，当两人分化程度较低时，容易变成高度融合，形成不稳定的核心家庭情绪系统。

　　当双方长期处在高压且高度焦虑的环境下，容易产生身心失功能、关系冲突、易将脆弱的孩子拉进而形成三角关系，或将问题投射给孩子，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王慧玲、连雅慧译，2002；吴婷盈、邓志平、王樱芬合译，2012）。

　　（四） 家庭投射历程（family projection process）

　　指父母将自身的分化程度、家庭所经历的压力，或焦虑状态传递给下一代，且容易选择最幼稚且脆弱的孩子成为投射对象，并形成三角关系。

　　将自身无法处理与面对的焦虑投射在孩子身上，孩子为父母将焦虑反应出来，使父母可成功认为是孩子出了问题，而非自己（吴婷盈、邓志平、王樱芬合译，2012；Bowen, 1987）。

　　（五） 情绪截断（emotional cutoff）

　　在成长过程中，当分化程度较低的孩子，尝试采取策略与家庭的纠葛区隔开时，最常使用的就是情绪截断，形成距离或心理上的距离，避免自己再次陷入家庭压力与焦虑中。

　　此种方式仅能在情绪上获得些许解脱，此种逃避与否认方式，却让个体失去了解开未竟事务与提升分化程度的机会。故，情绪截断仅是暂时处方，并非长久之计（吴婷盈、邓志平、王樱芬合译，2012；Bowen, 1987）。

　　（六） 多世代传递历程（multi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process）

　　严重的失功能源自传递了好几世代之长期焦虑的结果。当父母将自身的低分化程度，透过投射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其子女的分化程度将变得更差。

　　借由选择与自身类似分化程度的个体共组家庭，最后，再将自身的低分化状态投射给下一代。如此反覆的历程，即为多世代传递历程（王慧玲、连雅慧译，2002；吴婷盈、邓志平、王樱芬合译，2012）。

　　（七） 手足位置（sibling position）

　　个体如何看待自身在手足中的排序位置，远比实际真正的顺序来的重要。强调夫妻的相处与互动方式，与其各自的原生家庭中的手足排行有关。

　　因此，在了解家庭关系时，需看重其原生家庭的手足关系与顺序，及此内化模式如何影响与伴侣及孩子的互动方式（吴婷盈、邓志平、王樱芬合译，2012；Bowen, 1987）。

　　（八） 社会退化（societal regression）

　　Bowen将其概念延伸至社会的情绪功能，认为社会的运作犹如家庭，当压力与焦虑过大时，容易使彼此对立的权力，变得更加非理性且竞争，使大环境处在一个低分化的情绪状态，增加冲突、斗争与犯罪的机率（吴婷盈、邓志平、王樱芬合译，2012；Bowen, 1987）。

　　 

　　Bowen认为在治疗中，与一位积极且于原生家庭中属较高自我分化的家庭成员工作即可（吴婷盈、邓志平、王樱芬合译，2012）。透过此个体的高度自我分化，可改变核心家庭情绪系统，进而改变与提升家人间的分化程度。

　　Peleg（2005）的研究发现，亲子代间的融合与亲密会影响孩子个体化的状态与发展，Skowron、Stanley与Shapiro（2008）研究显示，青少年的自我分化状态，对其人际关系将造成影响。

　　Sandage与Jankowski（2010）的研究发现，自我分化程度能够调节宽恕意念和心理幸福感的关系。

　　由以上概念可知，Bowen的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看重个体在家庭中的分化程度。

　　认为父母的低自我化程度，形成核心家庭情绪系统，透过家庭投射历程，将低分化程度投射在脆弱的孩子身上形成三角关系，影响孩子的情绪调适与身心健康，并出现情绪截断与逃离家庭，严重者恐出现身心的失功能状态。

　　因此，在了解家庭关系时，不仅需了解各自的分化程度外，亦须了解其原生家庭的手足位置，方能更完整的涵盖彼此的互动关系。

　　 

　　

　　三、 华人文化中的家庭样貌

　　此段落将简述华人文化的根基－孝道，及其对亲子互动的关系与影响。

　　（一） 孝道

　　叶光辉（2009）表述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从先秦时代流传至今的孝道观念，已经过几世纪的革新，认为在孝道观念中，着重情感层面的互动。

　　如：情感联系与相互支持，亦指出当孝道的传达偏向权威与强制规范时，对个体的身心发展会造成负向效果，并提出「双元性孝道模式」，表达在华人世界中的孝道可分为「相互性」与「权威性」（Yeh, 2003）。

　　1. 相互性孝道：由「尊亲恳亲」与「奉养祭念」等两观念组成。前者强调子女在情感上对父母的关爱；后者则重视在物质上对父母的照顾及过世后的追悼。

　　2. 权威性孝道：由「抑己顺亲」和「护亲荣亲」所组成。前者意涵子女压抑自己所愿并顺从父母意愿；后者则具有对角色的要求，需要光宗耀祖。

　　相互性孝道对个体的开放性、友善、同理心、降低亲子冲突等层面具有正向效果；而权威性孝道则与神经质、男性优越、焦虑、忧郁及攻击行为等负向层面有关（叶光辉，2009）。

　　黄士哲与叶光辉（2013）对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双元孝道信念的影响效果研究中发现，民主权威教养对青少年相互性孝道信念具有正向效果，而父亲的威权专制教养则对青少年的情境顺从倾向有影响。

　　由以上的研究可发现，孝道具有不同形式的内涵，且会对不同的状态造成影响，最终形成不同样貌的孝道信念。

　　（二） 亲子互动

　　亲子关系的意涵从以往的单向教养概念，逐渐转为孩子与父母在互动中的双向来往，强调亲子双方在此关系中的主动性（Bell, 1968；De Mol & Buysse, 2008）。

　　而在华人文化下的家庭互动与亲子界限中，强调以孝道为核心价值的相处方式，亲子间的共同参与和同国感（修慧兰，2011）。

　　在如此的脉络下，社会文化亦有间接鼓励亲子形成三角关系的可能性（欧阳仪、吴丽娟，2012），形成共生共黏与共依附的关系（吴丽娟，1998）。

　　欧阳仪和吴丽娟（2012）研究父母自我分化对青少年子女的身心健康之影响，发现父母亲的自我分化，会正向影响青少年子女的自我分化，进而对其身心健康形成正向影响。

　　而黄宗坚和周玉慧（2009）针对大学生亲子三角关系类型与亲密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纠结共依型」的子女难以与父母心理分离，并易产生罪恶感，对维持关系存在较弱动机；

　　「子担亲职型」的男女大学生，在亲密关系中有较少的冲突与矛盾，较多自主性，此结果似乎也反映了「关系中的自我」在华人文化中的特色。

　　在华人社会存在着相互依赖、维持关系和谐、觉察他人需要等的特性（黄宗坚、周玉慧，2009），容易将亲职化视为孝顺的表现（修慧兰，2011）。

　　综而论之，可发现在华人文化中的亲子互动关系存在其独特性，在孝道的概念中，强调对关系的紧密及付出，而往往在不同脉络的孝顺概念下，对亲子关系将形成正负向的影响。

　　四、 研究方法

　　研究采取个案研究法，以台湾某家庭为例，透过Bowen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的概念，评估与分析家庭成员彼此间状态、互动方式以及自我分化历程，且借由一个成员在其中进行的家庭实验，来达到提升自我分化的可能。

　　兹以下简介个案研究法、家庭案例介绍、家庭实验历程，与家庭关系的互动等内容。

　　（一） 个案研究法

　　Stake（1995）认为个体可以成为研究主体，视为一完整的系统，可透过其行为方式来了解该系统内与外的脉络与变化特性。

　　Yin（2003）则表示可在生活情境中，透过搜集文件、晤谈、档案、观察等多种搜集资料方式，对个案的行为与环境间的互动产生深入的观察与了解，从中发现关联性。

　　由此可知，个案研究法需经过搜集个案生活脉络中的相关信息与文件资料，对个案形成一个整理而有脉络性的完整图像。

　　Merriam（1998）提出个案研究的三种特性，包含：特定性、描述性与启发性，而叶重新（2001）与王文科（2002）则认为个案研究法具备探索性、描述性与解释性的目标。

　　基于本研究之目的与方式，采取描述性个案研究法，搜集会谈内容、纸本记录与观察等资料，对此家庭进行分析与了解，并对其自我分化的历程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描绘。

　　（二） 研究伦理

　　为顾及研究参与者的权利与隐匿性，在不影响案家整体状态与互动之情况，本研究将案家的相关背景资料稍作修改，以确保研究之保密性。

　　（三） 家庭案例介绍

　　1. 家系图

　　    家庭成员有五位，包含：案父、案母、案奶奶、案姊以及案主。现案父母退休，在家共同照顾案奶奶，案姊任职财金工作，案主则从事餐饮业。

　　 

　　

　　2. 家庭评估与分析

　　依据与案主的会谈资料可对此案家进行评估与分析。以下将依据Bowen所提出的概念，分别进行简述。

　　（1） 自我分化

　　在此家庭中，经过家庭实验后，自我分化的分数有前后的变化。目前先呈现实验前的分化状态。

　　案父属于情绪自我分化功能较低的人，大概处于0～25的范围。

　　案父的情绪易受到亲戚的影响，常因看不惯案奶奶与亲戚们的做事方式，却难以直接表达，转而冲击核心家庭的家庭氛围，表现不与他人互动、讲话较冲、发脾气等状况。

　　案母则为自我分化较高的人，约略落在50～75之中。当案母需要面对较大压力、或是案父的心情状态改变时，能维持日常的情绪水平，且与孩子们有稳定的互动态度，然而，对案父的态度较为顺从。

　　案姊的自我分化状态则处在25～50之间，其情绪较易受到案父母的影响，时常当案父情绪变差时，案姊会在与其互动中开始变得暴躁且易怒，最后两人常以争吵收场。

　　案主的自我分化落在50～75之中，较能以理性态度分析与评论家中的状况，时常需要倾听案母与案姊的情绪，并给予建议，对案父的多变情绪则感无可奈何。

　　（2） 三角关系

　　在核心家庭关系的演变过程中，三角关系不断的变化。在中小学阶段，案父母的争吵较为激烈，只要一有争吵，案姊与案主即会受到波及，家庭气氛瞬间变得紧张，不能轻举妄动。

　　在案母的期待下，案姊与案主须承担案父母的润滑剂，要表现好、积极、早上问安等孝顺与乖巧表现，让案父心情好，家庭气氛才能因此和缓。

　　然而，随着年纪渐增，案姊与案主进入青少年时期，开始反抗此事，拒绝担任案父母的传声筒，并在盛怒下，告诉案父母如此的互动对孩子的伤害与厌烦。

　　此家庭中，较清楚可见的三角关系则为案父、案母与案姊。

　　每当案父的情绪开始发怒，对案母的态度变差时，案姊会看不过去，开始心烦气躁，并跳出来为案母出声，或是以冲动方式向案父表达不满，而此为两人最主要的争吵原因，甚至曾大打出手。

　　案母、案姊与案主则为结盟关系，三人相互支持。而案父、案姊与案主，则为对抗的三角关系，案姊与案主会互相联盟，并对抗案父。

　　（3） 家庭投射历程

　　案父原生家庭较为高压教育，案爷爷说的一切事项皆需要被完成，与家人的沟通多半为单向，手足们非常怕案爷爷，亦无频繁的情绪沟通与互动。

　　案母原生家庭气氛较和乐，兄弟姊妹皆可互相支持与帮忙，虽然案外公较为强势，不过可以在案外婆的包容与沟通下，案母与其兄弟姊妹较能与案外公共处。

　　案父从其原生家庭中习得的高压管教，清楚的反应在案姊与案主的求学阶段与生活要求。案姊与案主常因分数与名次未达案父标准，在身体上留下瘀青的藤条痕迹，且在生活中的礼貌与规矩不合期待时，也免不了一顿责打。

　　案母原生家庭对孩子们的外出较为谨慎，时常会叮咛外面可能存有的危险，并常常拿社会新闻来加强外出安全的重要性。

　　而案母在原生家庭习得对父亲权威的遵从，也反映并投射在孩子们身上，时常期待孩子们对案父有礼，减少怨言。

　　（4） 情绪截断

　　案主在大学时期即发生明显的情绪截断，对于家庭气氛的难耐与不悦，选择离家较远的大学就读，减少回家的次数；

　　而案姊的反应则是时常与朋友外出，甚至借宿在朋友家，减少与家人的互动，降低情绪的连结与共鸣。

　　

　　（四） 家庭实验历程

　　案主为了提升与改善与案母的互动方式，及与提高其在家庭中的自我分化程度，故在与案主的会谈中，案主决定进行两阶段的家庭实验计划。以下进行简述。

　　1. 长出自我计划

　　此计划的主要缘由为，案主思考到案母在家中承接上一代对女性顺从与压抑的角色期待，在家中长期失去自己的声音，而此顺从的态度，也会投射在孩子们身上，造成案母的身心压力。

　　因此，案主企图透过此计划，提升案母的自我与情绪分化，并能够为自己发声。

　　计划目标放在协助妈妈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感受，使其再次听见自己的声音。然而，在此阶段困难重重。因长期习惯的塑造，以及被压抑的妇女文化下，案主碰到许多困难与挑战。

　　当案主企图透过询问案母：「那你想要什么呢？你想吃什么？最喜欢什么？想做什么？」时，时常碰到的回应就是「都可以啊，看你们。你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什么都可以吃。」

　　诸如此类的反应，另案主相当受挫且冲突，生气着案母对学习自我表达的困难，痛苦着该如何才能让案母有所进展，难过着此习惯的根深蒂固。

　　然而，在此计划的反覆讨论与修订，与案主共同找出可运用的支持系统－案姊。因此，案主决定将进行此计划的目的与案姊讨论，成功将其纳为正向资源，并对此停滞的状况带领到新的方向。

　　此阶段即透过不断且重复的坚持与鼓励案母表达自我，善用等待与沉默技巧，诚恳地向案母表达孩子们想要了解她的欲望，一定要等到案母说出自己的想法后，转为案姊弟支持与赞同其的意见，并对此决定给予正向反馈。

　　这也让我想起女性主义治疗中，提出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发展出隶属的态度与行为，需要配合先生、孩子的需求，因此不能表露太多自己的想法，在家庭的性别与权力中相对弱势。需要对此有所突破，即需要采取行动并引发改变（Enns, 2004）。

　　2. 提升自我分化计划

　　随着家族生命发展周期概念的认识，了解到家庭不同阶段，成员需发展出不同的相处与因应方式，如此弹性的调整，呈现家庭界限、功能与因应危机的可塑性（Barnhill & Longo, 1978）。

　　此家庭目前所处状况为第五阶段－孩子进入社会而家庭继续前进，长大的孩子需与爸妈建立成人对成人的关系，与重新协商夫妻的婚姻关系，此次实验主要重点会放在建立案主与案母间成人与成人的互动关系。

　　此阶段的起源来自案主对于案母对其行踪的过度担心，且沟通此事时易引发争吵而形成计划。

　　在会谈中，可初步了解案母对案主外出的担心，可能存在着原生家庭观念的传递，包含：需要了解和关心小孩、掌握行踪、对外在社会危险的焦虑，以及过去习惯与孩子的沟通方式所致。

　　然而，随着年纪成长和家庭生命的进展，需要因应不同的状态，弹性调整互动与相处方式（吴婷盈、邓志平、王樱芬合译，2012）。

　　然而，因之前计划与案母的调适后，此阶段计划要再次与案母沟通，似乎变得较为容易。

　　在案母逐渐提升自我概念与分化后，案主发现似乎较能与案母进行理性、客观的讨论与表达感受，而案主亦在其中放松了自身态度，变得更愿意与案母沟通与表达感受。

　　案主呈现了一个与案母理性表达的深刻场景：

　　当我与妈妈表达『我已经是成人了，我知道我该做些什么，我从小有做过坏事吗？有什么不良习惯吗？我现在的表现，仍然有这么需要让妳担心吗？』的时候，我发现妈妈似乎停顿了一下。

　　看了许久才回话『我知道啊，你很乖、不会做坏事，已经不太需要我担心，不过身为妈妈，我还是会紧张自己的孩子太晚在外面很危险。』

　　再经过数次的沟通后，案主接纳案母身为母亲对孩子安全的担忧，感受到案母的转变，彼此讨论出可接受的叮咛方式：清楚交代行程、通讯软件的提醒及次数、鼓励案母设定焦虑的停损点，并以自身生活为重。

　　有趣的是，当案母与案主的分化与互动方式改变后，似乎也间接影响案母与案姊的相处方式，也不再会持续打电话叫案姊提早回家、担心的询问要跟谁外出。

　　案姊也较不会因案父的情绪起伏而为之震荡，并对于案母与案父的相处模式亦造成改变。

　　案主表述过往的经验中，案母会因需承担照料家务与正餐，而无法与朋友外出及游玩。

　　然而，透过前两项计划的实行后，案主观察到案母逐渐学习松绑「照顾所有人的需要」，投入自己的生活与休闲，开始与朋友外出玩乐和学习才艺。

　　以系统的观点观之，可以发现家庭成员的改变会形成涟漪效应，影响其他人并跟着一起调整（吴婷盈、邓志平、王樱芬合译，2012）。

　　经由计划的实行后，彼此的调整后，关系似乎变得较为放松，互动也较为轻松、像朋友一般。

　　

　　（五） 家庭关系的变化

　　1. 自我分化的提升

　　由此案家的实验与互动中可发现，成员间互动方式的转变，对自我分化的提升达到不错的效果。当案母的自我分化提高后，与孩子的互动方式跟着转变，连带影响案主对其的沟通型态。

　　此点正符合Bowen（1978）认为借由促进一位家中自我分化程度较高的成员，能对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分化程度造成影响。

　　案母自我分化的提升，亦影响孩子与其的互动方式，减少争吵，降低情绪困扰的强度，并借此促进孩子自我分化程度的改变，达到较佳的情绪调适、弹性沟通与相互支持（Skowron et al., 2009）。

　　2. 亲子关系的亲密

　　因原本亲子三角关系的过度涉入，导致孩子们发生情绪截断并与家庭拉远关系，而此又将引发后续更多的争吵。

　　随着彼此的自我分化提升，案母、案姊与案主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对于案父的情绪波动，能较不受影响，且能彼此支持与安慰，提升对家庭冲突的有效协调策略（蔡金莲，2009）。

　　当亲子关系较佳时，则能在此关系中感受到较多自主性与安全感，减少冲突与紧张的互动模式（黄宗坚、周玉慧，2009）。

　　3. 孝道的转化

　　原本孩子们对于案父较为权威的管教及案母对孝顺期待的压力下，为了顺应当时环境，表现乖巧与孝顺。

　　权威式管教方式里，缺少了情感连结与理性沟通，因此形成孩子们的反叛，变得难过与愤怒。在案母的自我调整后，较能接受案父在情绪调节的限制，亦不再逼迫孩子表现乖巧与孝顺。

　　孩子们对于案父的态度转为疏离和谐（孙颂贤、修慧兰，2004），在关系中维持适度亲密，且较多自我空间。

　　黄士哲、叶光辉（2013）的研究也发现，父母须采取民主权威教养方式，同时具备理性与亲密关怀，较能与孩子形成良性亲子关系。

　　亦即在亲子互动中，父母需要有更高的自我分化，具备理性与弹性沟通，使孩子了解孝顺的相对性概念，较能促进亲子关系的修复。

　　五、 研究结论

　　本研究试图以Bowen跨世代家族治疗取向，评析一个家庭中成员间彼此自我分化的历程。

　　由研究中可发现，当与一位自我分化程度较高的家庭成员合作时，较能清楚且轻易的了解家庭的动力，能较快速的形成协助家庭改善的计划。

　　此种以较为理性的态度，分析与评论自身家庭，亦带有提升自我分化的可能性。

　　以家庭系统论之，可发现当家庭某成员开始改变时，其他的成员也会连带受到影响而转变。

　　在执行计划中，案主遇见瓶颈，在与案姊讨论与合作后，案母感受与孩子的相处方式改变后，案母的调整即变得容易，在与家人的互动中，逐渐学习表达自己想法与感受，对情绪与压力事件的调适变得弹性。

　　在此历程中，案主认为改变案父分化程度的难度过高且易引发争吵，未将案父纳入改善计划。不过在此过程中，案主仍有观察到案父些许的改变，如：生气时程减少、愤怒强度减低等。

　　经过这两个计划的执行，案主明显感受到与案母和案姊的关系变的更好，更能够贴近与了解彼此并分享内心世界，而与案父的互动关系变得较不排斥，较不会与其发生冲突，并尽到子女该做的本分。

　　（一） 研究发现脉络图

　　本研究透过案主的眼光，得以了解此家庭的状况与动力。藉由讨论而得出可执行的家庭计划，主要目的在提高家中成员的自我分化程度。

　　透过自我分化程度的提高，似乎连带使得亲子关系变得较为满意，亦使得孝道表现与认知有了不同的变化。而这些调整，将反馈在自我与家庭互动中，使得自我分化与自我负责更加稳定，家庭互动与氛围较为和乐与弹性。

　　 

　　 

　　（二） 亲子关系的变化

　　在亲子关系中，民主威权式的管教方式包含理性、教导与观念讨论，此互动方式较能促进良好的亲子互动关系（黄士哲、叶光辉，2013），且父母提高自我化后，对子女的自我分化、因应策略、互动方式等具有互动性关系（吴丽娟，1998）。

　　在研究中可发现，当父母的自我分化程度提高时，连带也会影响子女的分化程度，彼此变得更愿意理性与直接沟通、理解互相的感受，也可以彼此支持与鼓励。

　　在华人的社会中，强调「人我关系协调」的概念（陈秉华、林美珣、李素芬，2009），重视家庭气氛的和乐、人我关系的紧密结合，且在孝道信念的熏染下，子女需听从父母的指导与意见，故易卷入父母的关系中扮演缓冲者。

　　在如此的文化下，相当容易形成亲子间的三角关系，恐易形成代罪羔羊，造成子女身心压力与失调（欧阳仪、吴丽娟，2012）。

　　在此研究中发现，当孝道观念变得可以讨论后，子女不再为了反对教条式的孝道观念而不断冲撞，最后愿意选择负起自身责任，并适度的与父亲维持和谐的互动关系，跳脱三角关系的束缚，找到在家中舒服的位置。

　　（三） 孝道信念与行为

　　在华人儒家传统文化的洗礼下，孩子们承接着父母对其孝顺的期待，然而，当这些期待与现实困境发生冲突与矛盾时，容易引发孩子们的反抗。

　　随着时代更替、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的交互作用，孝道的观念已并非从前过往的严格规条，而变得更加有弹性。

　　黄士哲、叶光辉（2013）认为相互性孝道概念，存在着亲密亲子关系的基础，重视真诚情感的交流，有助于青少年发展孝道观念，更愿意感恩与回报。

　　 

　　由本研究之历程与结果中可了解，原本家庭处在自我分化程度较低、情绪纠结、三角关系、强压式的孝道观念等，使得子女出现身心压力、情绪截断、生气、易怒等状况，造成家庭气氛不佳，亲子关系的冲突一触即发。

　　透过家庭计划的执行，协助亲子间的坦承与直接沟通，情感间的交流与支持，透过相互了解，达到提升自我分化的可能性。

　　当彼此能理性、弹性的沟通时，原本僵化的孝道信念传输，变得可以调整，而彼此找到现阶段此家庭中适切而舒适的位置与互动关系。

　　

　　六、 研究建议

　　家庭一直是人类最重要、最初接触、影响最深的类社会化环境，透过家庭成员间的互相交流，得以从中获得宝贵知识、滋养与能力。家庭对人的重要性首屈一指。

　　营造一个稳定、健康且有益的家庭是人之向往。然而，每个家庭都存在自己的互动特色，亦拥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经验结晶。透过本研究，得以窥见一个家庭的生态，及其变化的过程。笔者在过程中，有些许心得与建议想与之分享。

　　（一）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关系

　　华人社会的家庭中，彼此间的关系较为紧密，此为华人家庭与关系的重要特色。然而，此关系亦有好坏之分。当过度的紧密，亦造成子女难以自由发展且易感被压抑，严重者，甚至发生冲突。

　　在孩子生长的过程中，需要透过许多机会与尝试发现并挑战自己，从中获得自我成就与自信。此时，父母需要学习放手，扮演避风港的角色。

　　当孩子在外受挫、沮丧时，依旧可以知道回家有人诉说、给予支持与安慰，最后再度勇敢地向外挑战。此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关系，便是立基于相互的信任，也是促进亲子关系的重要关键。

　　（二） 动之以情，说之以理

　　内敛与谦虚的华人世界中，情感的交流与表达相形较少，此点甚为可惜。

　　因此，鼓励父母在与孩子互动时，须有较好的情绪自我觉察、后设情绪能力（叶光辉、郑欣佩、杨永瑞，2005）、想法与观念的讨论，建立互相沟通与表达的管道与氛围，教导子女较适切的情绪表达方式，达到促进亲子关系与提升自我分化的目标。

　　（三） 孝道为根，弹性为本

　　时代的演进，孝道观念的转换，导引出父母在与子女沟通与互动时，需从以往教条式的孝道信念传递，转而以注重情感传递、理性与弹性讨论、自在与开放态度等方式。

　　父母须维持开放与弹性的态度，促进与孩子间的情绪交流与互动，透过真诚的相处与了解，鼓励彼此表达想法，方能培养较适切的孝道观念，并维持良好的亲子教养与关系。

　　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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