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如何看待杨永信和网瘾治疗？

　　JustinChua，年龄：31岁，地址：菲律宾

　　网瘾什么的又不是犯罪，凭什么电他们？这是虐待。

　　EvelinaKenama，年龄：18岁，地址：美国旧金山

　　杨医生本人才需要看医生。那些孩子不就玩个游戏嘛，他们的爸妈如果可以更关心他们的孩子，比送去治疗效果肯定好多。养孩子并不容易，养好一个孩子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在我看来，更大的问题出在家长身上，不在这些玩游戏的孩子身上。

　　一到假期，我基本上是手机用个不停的，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拿手机刷FB，但我不觉得自己有网瘾。因为快开学了，一上学我就不会这么勤地用手机。

　　洛杉矶有一些戒网瘾的机构，但我觉得，要戒网的话，控制自己不用网络，不用FB等等，自己能做到，不需要这些机构。

　　治疗“网瘾”，是治疗不存在的病吗？

　　

　　“网瘾”一词，诞生于互联网对人类生活提速覆盖之时，当时的人夹在一种对互联网既渴望又畏惧的心情中。

　　网瘾最早是一个精神科医生的玩笑。美国的精神科医生伊万·戈登伯格（Ivan Goldberg），为了讽刺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里，对酗酒、赌博成瘾等"行为障碍"概念的规定缺乏生理基础，比照着病态赌博的定义，编造了7条诊断标准，声称自己发现了"网瘾"这种精神疾病。

　　戈登伯格的吐槽经过媒体报道后，反而引起社会人士的讨论，网瘾是否应该被归为一种精神错乱成为一个争议，即使戈登伯格亲自出面说明那只是一个恶搞也无济于事。但至今，网瘾也还没有被明确归类为精神病。

　　最早给网络成瘾提出判断标准的金伯利?杨，认为网瘾只是“行为依赖”。在国际上常用的诊断精神疾病指导手册，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和世卫组织《精神与行为障碍类别目录》中，网瘾未被认定为精神疾病。

　　在中国的网戒中心，最为人诟病的莫过于电休克疗法，这种用于治疗极端精神病人的治疗方法，被用于治疗网瘾看起来并不合理，在中国，网瘾也并非精神病。2009年卫生部在对《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指导》征求意见时，否定了将"网瘾"作为临床诊断的精神病，同时提出，“网络成瘾”的新概念是网络使用不当。

　　2013年，美国精神病协将来自中国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纳入“DSM-5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的网络游戏成瘾，被国内媒体误解读为中国定义了新型精神病，但最后被确定这是误读，在该手册中，网络游戏成瘾的描述是值得“进一步研究”。

　　“网瘾”一词诞生时，网络尚不如当下发达，面对快速发展的网络世界，普通人渴望体验，又对未可知的“不良影响”怀抱恐惧，增添了人类对网瘾危害的意淫。

　　1997年，创造了“网瘾”一词的伊万·戈登伯格对《纽约客》周刊表示：“如果你把成瘾概念扩大到人的每一种行为，你会发现人们读书会成瘾，跑步会成瘾，与人交往也会成瘾。”

　　崇拜痛苦的疗法被当作“苦口良药”

　　

　　媒体拍摄的临沂戒瘾中心

　　在一则记录北京大兴一家网戒中心情况的短片中，一位正在网戒所接受治疗的孩子，要求记者给母亲带一封信，求母亲带自己离开。他提到自己难受，并不是因为不能玩电脑，而是因为孤独。

　　孩子的母亲读到一半，流着泪告诉记者自己无法再读下去，在母亲看来：“我的孩子自从上了网，就变得冷酷无情。”

　　孩子被送进网戒中心，原因可以只是家长的判断。爱上网的孩子不听话、叛逆的行为，家长都可以归咎给网络，他们不善和孩子沟通，不懂如何教育引导，也不会考虑——缺乏自制力的孩子之所以沉迷网络，有没有可能是现实的学校和家庭生活中遭遇了不顺。

　　柴静曾在采访笔记中记录了一对儿子在网戒中心治疗的父母的故事：

　　到了中心，他被拉进治疗室电击。

　　“从那之后他再也不相信我了”她说“我的心都碎了”

　　但父亲很高兴，因为在中心，儿子每天给他洗袜子。这是纪律。如果违背了父母的意志，在中心，父母可以上报。

　　儿子和盟友蹲在地上吃一只西瓜。父亲要吃，儿子说“你可以自己拿”

　　他认为儿子不尊敬他，去上报了。第二天，儿子被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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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在里面只是因为对仪器的恐惧而顺从，这是真正的改变吗?”（柴静问孩子父亲）

　　“他要能恐惧一辈子也未必是坏事”他说。

　　很可惜家长们不会去研究网络，不会考虑引导孩子使用网络。他们的目的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塑造孩子，甚至有的人只是想让孩子对自己言听计从。

　　2009年时，杨永信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为什么网戒中心有无抽搐电休克治疗仪而不用，杨永信的回答是：“必须让他产生一种不舒适的体验，才能产生效果。”

　　体罚式教育的影响作祟，这些家长信奉“严师出高徒”，相信严厉是万能药、高压可以解决一切。

　　因此，这种崇拜痛苦的疗法被认为是家长走投无路情况下的“苦口良药”。

　　2009年，我国的网瘾青少年据统计达到1300多万。

　　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2009年时，戒除网瘾已经悄然成为了一门拥有300多家机构，规模达数十亿元的产业。

　　截至2014年12月，中国青少年网民达到2.77亿，其中，16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约为1亿至1.2亿左右。

　　与此相对的，中国并没有关于网瘾诊断和治疗的国家标准。2013年，文化部、教育部等15个部门联合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成瘾综合防治工程工作方案》确提出，“目前我国尚无符合国情的网瘾诊断测评量表。”而要制定本土化的网瘾诊断测评系统，则需要调动研究机构、精神卫生机构各方的力量。

　　对抗网瘾，全球各国是等待或者介入？

　　

　　网络是否如同毒品，一旦上瘾便难以解脱？以至于只有采取强制手段，甚至是电击，才能让人因恐惧惩罚而脱离网瘾？

　　莎拉·基斯勒教授，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电脑科学及人机互动系，她认为在网瘾这件事上，人具有自我改正的能力。

　　在完成一项和互联网重度使用者的研究里，莎拉·基斯勒发现，大多数使用者，在一年后花在电脑上的时间都被他们大幅度减少了。这说明即使是问题使用者，也有自我改正的能力，莎拉·基斯勒认为，这些自我改正的策略包括有：安装内容过滤软件、接受辅导及接受行为认知治疗。

　　德国则有研究学者担心网瘾成为“时髦的赌瘾”，即使在未来老龄化社会也依然会存在。估算这个“时代病”每年给整个德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有数十亿欧元。因此，德国政府也对网瘾者增多现象不敢掉以轻心。

　　一些国家和地区则选择了介入。

　　新加坡的策略是预防和指导。在新加坡，健康服务中心会向中小学定期派遣心理学家，教学生和家长如何预防和应对网络成瘾。此外，新加坡很注重家庭对孩子正确使用网络的指导，为此还成立了互联网家长顾问组，专门为家长提供长期指导，培训他们如何指导孩子健康使用网络。

　　有采取疏通策略的，就有堵截的。

　　在韩国，2011年通过的“灰姑娘法”，将网瘾和毒品、酒精归到一起，禁止未满16岁的青少年在午夜12点后在线玩游戏。不过随后，韩国开始出现未成年人假用成年人账号进行游戏的现象。

　　由国家赞助的网瘾治疗中心在韩国被建立起来。在这些治疗中心里，韩国的医生号称使用的治疗手法是：电极脑部扫描、虚拟现实疗法和脑部电磁脉冲。

　　2015年时曾有外国记者探访一家韩国的网瘾戒断中心，尝试了一下脑部电磁脉冲。开始前医生提醒他第一次可能会有点难受。然后“治疗”开始，记者被电到抽搐，结束后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戒除了网瘾。

　　而在中国，一些沉迷于游戏、不受控制的青少年被家长送进了各种网瘾戒除机构。

　　现如今，杨永信的网戒中心治疗范围已经拓展到更多项目，同性恋、晚婚都有把握治好。

　　我们担心的是，这是在公立医院，使用“电休克”疗法治疗网瘾不需经过伦理安全研讨；做“电休克”治疗可以不经过事先诊断；年轻人即使已经成年，被送进去后也很难决定自己的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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