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研究中的客体崇拜：精神分析的理论回应

　　这篇文章是method in Cultural research的作业，选取的课题是feminism method，要求批判一篇文章并指出其中的gender bias。选取的目标文章如下：研讨会发言 | 王珺：GV 的影视语言语法研究（节选）该文被收录于潘绥铭主编的《积淀与反思：2016-2017中国“性”研究（下册）》。阅读本文前建议浏览一遍原文，了解其基本观点，本文也总结了要点帮助读者理解。此次发到知乎既是存稿，也为了批判post-feminism在中国的社会和学术领域中越来越流行的现状（如为女性的性自主而欢呼），表达对当前所谓性学研究的忧虑。本文基于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立场，批判选文对GV的研究思路，清算文化研究中的“色情歌颂”和“客体崇拜”。文章14000余字。嫌论证繁琐可先看结论。对凝视分析没有兴趣的，可忽略第二部分。

　　独立研究学者王珺发表的《GV的影视语言语法研究》（下称《GV研究》）是聚焦文化对性别解放政治具有的潜能的代表作之一。这篇文章聚焦男同性恋色情影像（gay viedo）中的凝视（gaze）关系，回应并批判了传统凝视理论的不足和女性主义者坚持单一化的凝视论述所体现的「傲慢」（王珺, 2018：209-229）。王珺指出,当前女性主义的凝视研究囿于维系政治二元论和主体性崇拜，一律将男性视为主体，女性视为客体，忽略了男性可以被客体化从而体现被凝视者反抗潜能的可能性。而GV中常有同性恋男性凝视异性恋男性的现象，正表明客体不再是主体凝视下的牺牲品，而是主动的掌控者。

　　王珺对GV影像旗帜鲜明的赞扬带来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讨论空间。第一个空间是文章表达的价值理念在具体社会文化环境中是怎么被定位的，它与更广泛的物质文化条件产生什么作用，又带来什么影响，标记了哪种意识形态；另一空间是这些价值理念怎么影响了她在具体研究GV过程中携带的批判意识、解放目标和伦理迷思，进而影响了她采用的分析工具等等。根据这种思路，该文可以清晰地划分出两个论证层次：第一层次是技术分析部分背后的理论反思和价值重估，质疑凝视所标记的等级关系；第二层次是这种价值信念前提下对GV的技术分析和创造性运用「凝视」概念，讨论主流GV影视下他者怎么运用凝视为自己赋权。

　　这两个的层面目标分别引出了新的问题。首先文章所肯定的价值观在社会文化条件下会遇到相应的限制，其理论的认识论也充满争议；其次它没有考虑新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对凝视关系的解释。在该解释下，GV中所谓「弱者凝视」不具有充分的解放潜能。欲望的解放本身不是对父权制压迫和规训的逃离，而可以是让父权得以继续运作的淫荡增补；对他者的包容的差异政治仍然保留了主客划分的「非-一」（Not-one）的排除逻辑，忽略了作为建构性事实（fact）而普遍存在的主客等级关系。片面歌颂客体-受虐者的「卑贱政治」会带来许多文化后果。

　　在对GV影像做技术分析前，作者建立了针对一般化的主体与他者关系的理论反思。对GV的分析是这种理论反思所携带的价值尺度的一次具体分析和运用。因此考察这种价值尺度所依赖的知识话语以及这种话语与其所根植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相互作用是必要的。如同Foucault的研究旨趣，我们不是通过改述来重复作者所阐释和支持的内容，而是赋予「如何」（how）这一问题以优先性（Foucault, 1982:217）。文章的问题首先是理论和价值取向的问题。

　　（一）后女性主义的迷思

　　在《GV研究》的第一部分，作者以Mulvey的讨论了传统性别研究中本质主义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主客关系永远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即主体对客体压迫的本质化；第二个方面是，主体总是与男性相联系，客体总是与女性相联系，即主体与男性、客体与女对应关系的本质化（王珺, 2018:209-212）。在这类本质主义中，女性作为一种语言主体的位置和社会性别概念，在性别关系中永远是受压迫的。于是观念和情感演绎共同推动了女性（他者）位置的卑贱化，常态化了性别压迫关系，又毫无妥协地敦促女性脱离这种受压迫之处境，从而导致不自觉地主体性崇拜。针对这个问题，作者否定了主客关系与宰制性权力关系的单一对应。正如在论文的结论部分的自信发言：「主/客体性是人性中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承担客体位置成为每一个个体的责任，也成为每一个个体自己愿意享受的一种经历，而不被意识形态污名化、妖魔化」。要之，作者传递的价值观念可总结为两点：一是「去主体性」，主体性崇拜不过是一种父权哲学的意识形态再生产，是一种符号极权；二是「寻找客体性的优点」，客体性是主体性欲望的目标，讨论主体性问题永远不能摆脱客体性的在场，客体性因为带来了有别于主体性欲望表达的可能而具有伦理学的优越地位。两种要素带来的推论是：接纳主客之间的异质，但是解除主客之间存在的单向的剥削、压迫关系。消除不同「质」之间的力的单方作用，保留快乐的多声部。

　　虽然作者没有明确展示自己的立场，但她为「客体性」正名的意见实则与后女性主义（post-feminism）思潮相互呼应。后女性主义诞生伊始，处理的正是女性怎么成为他者的问题（Tong, 2002:287）。他们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不仅是社会过程的心理、文化塑造，更是语言符号系统的先天排他性的结果。这种思考深刻根植于60-70年代西方人文社科的语言学转向的整体环境，和对Lacan精神分析关于性别关系论述的反思。在Lacan的论述中，性别差异既不是解剖学的事实也不是文化建构的结果（Wright, 2000: 52-53），而是一个统治性的超历史结构中语言塑造的两种作用路径，该结构将作为说话的存在物（being）的人纳入语言并在言语中经历原初缺失——阉割（57-59）。执行阉割的关键能指便是符号化的阳具，菲勒斯（phallus）。因为说话的存在物是前性别化的（pre-sexuality），他们的命运既是受到阉割，所以男女两性进入语言并受到语言限制（阉割）的过程是同向的（他们都是语言的囚徒），但是性别差异在于说话主体与菲勒斯阉割关联方式的不同，男性以匮乏（lack）的方式关联菲勒斯，具有存有论（ontology）的一致性；女性则以不存在（nothing）的方式关联菲勒斯，只有症状的一致性①。换言之，作为男性登录符号秩序的表现的存在结构是有缺失的、是不完美的，女性登录符号秩序的存在结构就是男性所缺少的那个「无」。后女性主义着强烈质疑存在所谓的「超历史」的语言的秩序结构。虽然这种结构避免了解剖学的生物还原论，但是却在语言和概念层次上维系一种永恒不变的等级关系。这一批判也正是《GV研究》第一部分所说的「构建男性对女性的永久债权」。

　　对语言统治性结构的重视和响应，后女性主义发展处独特的「他异性」抗争脉络，也就是文章作者不断重声的价值立场——挖掘颠覆等级关系的差异性的欲望书写。后女性主义的创始人认同语言影响了主体的形成，也承认现存的语言结构不是性别中立。所以抗争的出路在现存语言之外，或在于完全不同于存在等级结构的语言的语言。这种思考之所以是可能，是因为Derrida给予了解构主义理论武器。他认为阳性秩序自身在意义的重复引用（citation）过程中存在失败和偏差，而他者正是扰乱秩序、创造异质性的地方（294）。为避免陷入与主体性对抗的另一种主体性逻辑，客体性逻辑应该是超越现存语言秩序的言说行动（act）。Cixous便提出阴性书写以表达女性多元欲望；而最为出名的关怀客体性的意见之一可能要属Kristeva的卑贱（abject）理论，她为卑贱赋予了一种伦理（ethic）优势以反对世俗的道德（morality）。如果说父权的阳性政治总是文明、健康与同一，那么卑贱的阴性政治则是扰乱边界、混杂不清、暧昧不明（Kristeva, 2018:6）。妓女或许应该利用她们的受苦的身体、情欲重写政治的力度，因为无尽受虐后的卑贱认同带来了偏执狂之力（208-211）。《GV研究》中批判镜头被模拟为阳具，而提出可以将其模拟为阴户、肛门的说法，不正是这样的态度的体现吗？这些理论旨在塑造一种另类客体性，它并不在意个体在主体哲学话语中处于所谓客体的位置，而是关注这种客体性蕴含了哪些有别于主体哲学的多元。

　　即使后女性主义思潮诞生有复杂的理论背景和论证结构，也尽量避免陷入庸俗的政治运用——因为政治本身是主体哲学的统治领域，他者的异质话语总是要与主体哲学对他者的虚假反映斗争——但是，在具体的政治权力抗争方面，对客体的尊崇也成了实际问题。后女性主义必须面对其自身所重视的话语权力的历史化。部分学者在回顾女性主义到后女性主义的转变，就难免做出如下简化的总结：「他者有种种优越性，不要去超越」（李晓光, 2005:10）。关注GV影视中男同性恋对男异性恋的凝视所体现的潜能便不令人费解，但作者对这种目光是如何根植于男同性恋者的异质性欲望的解释并不那么充分。她花了大良的篇幅解释GV特殊镜头语言所体现的男同性恋者的异质欲望——例如自下而上的聚焦阴部的大特写、由性行为的承受者而不是施行者掌控镜头（王珺, 2018:221-224）——可是这种表现方式并不仅仅存在于GV影像中，在男性向和女性向的AV中也屡见不鲜。作者或许没有留意绝大多数女性向的色情影视，男演员均貌美俊俏，这一设计本身就体现了女性的凝视。所以，理论上，作者意图讨论男同性恋凝视的特殊性却在事实上讨论了更一般意义的「他者的凝视」。问题的准确表述是「他者的凝视」如何有别于「主体的凝视」？如果要强调「他者的凝视」是一种脱离主体同一性的手段，那么它所体现的权力的抗争，也就不能是主体哲学所定义的那种的权力抗争，而是与主体权力全异的、鬼魅的、隐晦的，脱离语言而依赖身体的抗争，是与现实条件的改善若即若离的抗争。因为所谓提供了压迫性的现实条件总是不平等的语言秩序的物质化和外在化，是只能「另辟蹊径」而不能正面响应的问题（不得不用它提供的武器的结果就是自己被同一化）。结果，对异质性的追求反而否定了历史性的现实客观条件的发展运动。客体性成为一种暧昧的迷思，它一方面不可避免地沦为主体哲学标记的权力关系中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指引的救赎路径在于超越主体哲学统治的世俗系统的外部，一个外于统治总体性的无限性，反而颇具宗教色彩。

　　（二）运用：自由主义的政治

　　《GV研究》中，后女性主义在文本的体现也掺混于经典的女性主义的议题，尤其是自由主义。在文章历史回顾部分，作者特意用几段文字辨析了「色情」与「情色」，将解构的武器对准了情色/色情之间的等级制。主张「拒绝崇高原质，也即拒绝意识形态询唤的主体性，坚持身陷粗俗不堪、气喘吁吁的通奸，是每个自然人天赋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先不论她对Zizek崇高原质（subliminal thing）的理解问题。她这里所体现的逻辑似乎很自然地呼应了她对「客体优越性」的肯定——既然在主体性哲学中客体总是卑贱、负面的，那么解构这种哲学力量的态度就是认同于卑贱。于是低俗的色情品被整体视为具有解放潜能的事物，其本身的非道德性并未得到否认，相反，通过情感态度和价值体系的颠倒，非道德的在这种语境下转变为符合伦理的。作者在色情制品的文化战场上为争取性解放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提供了对付反色情女性主义者的理论武器。毕竟在讨论色情品带来的性解放问题上，两方的论点主要是性客体化会不会否定性自主（苑莉均, 2015:1-8）。后女性主义认同于客体欲望相对于主体的流动性、非依附性，这便与自由主义强调的欲望自主性联系起来。两方的立论基础的重大差异却是绝对次要的。不难想见，晦涩的作为原型的后女性主义从法国输出后如何在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中被改造，随着美国流行文化霸权融入世界。《GV研究》或许是这种理论和价值观全球化的一个微观例证之一。

　　后女性主义在多个方面渗透了当今差异政治问题，这与社会整体的物质条件和根植于这种物质条件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作者在分析GV时其实已经简要例举GV色情品产业背后的物质条件基础「生产力提高，人口过剩，女性全面进入就业市场，劳动密集产业向第三世界转移」（王珺, 2018:211），只是她并未讨论这一生产关系条件下萌生的文化背景与性别解放思潮之间的牵连。理论的问题已经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方面显隐化了。正如Xiaomeng Li对中国女性的男色消费中的回顾指出的那样，后女性主义的作为去中心化的学术思潮与商品女性主义（commodity feminism）传统形成了解放客体性的统一战线。商品化女性主义要么旨在推翻女性气质再生产的标准化，要么被动接受既定表征，而后女性主义则帮助他们抹杀观念的强权，质疑客体化沦为低等物的标准。当女性越来越多地表现积极时，客体概念也就失去了「受压迫」这层意涵（Li, 2020:57）。这十分切合当下网民，尤其是享受了一定的互联网红利并分享了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网民的需求。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网民往往是流行文化的弄潮儿和忠实的消费者，也是活用亚文化戏谑主流文化的一匹仪式抵抗家。女性对男色消费是这类群体的主流需要也是价值共识，现已蔓延到了电视剧、化妆品广告业，对国民经济产生重量级影响（Li, 2020: 55–68; 巩杰, 2017: 15-18）。而这种影响又会反过来作用于企业对用户需求和捕捉和消费战略重心的调整。女性解放在这一过程中愈加与消费需求相绑定，而淡化甚至忽略了阶级的因素（曾翔, 2017:90）。McRobbie就认为后女性主义是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共存状态（McRobbie, 2004:255-264）。前者强调一种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结构以及在此结构下个人为自己承担责任谋取权利和福利的原子化观念意识，鼓励女性走出女性主义哲学试图一般化女性个体的强制力。后者则相信存在一种自然自在的文化身份和根基，强调女性作为客体独异的解放潜能。女性团结在这种理论脉络中渐渐变得不可想象。阶级问题带来的经济压迫作为一种实存的壁垒在这种自主强调的文化中变得不再可见。

　　这里再一次体现《GV研究》对一般问题的特殊化。他者的凝视早在19世纪伴随中产阶级女性涌入商品消费市场就已经出现，女性既作为消费者凝视商品，又作为被消费者被他人凝视（Li, 2020:56）。作者认为「（主流性别研究）对于（他者凝视主体）这一现实，理论保持沉默」（王珺, 2018:210）的指控其实是无中生有。法国作家Zola就详细记录过当时百货商场中的女贵妇张扬的欲望表达。她们观看、消费商品，甚至于迷恋商品而不惜盗窃。正是对传统妇道的越轨，这些群体成为「一个自主消费者、社会劳动者、命运主宰者……集体改写了女性的论述架构」 （杜莉莉, 2015: 89）。受压迫他者在文化消费领域表达欲望的自主性以对抗乏味且限制无所不在的生活，已有漫长的历史；而公共话语中的「男性」越来越被私有情感捕获已经是这个时代得到广泛讨论和反思的现象（罗晓东, 詹志勇, 2017:144）。所以尽管《GV研究》聚焦的是某一特定文化商品类型，并且主张接纳客体性也是后女性主义的创新运用，但就其讨论观众（女性）欲望自主性而言，内核并不新鲜。反倒是这种长期以来不断形成和强化的消费文化，将理论融合到了非反思性的日常生活实践当中。后女性主义和逐渐普世化的中产阶级自由文化变得密不可分，和消费主义捆绑的欲望解放自带了准入门坎，将「欲望的政治」转变为「准入的政治」。在面对生产领域的他者受压迫现象，这种措施自然是无力的。「男色消费」的出现具有变革意义，但是它仍然受到新自由主义消费文化的制约（Li, 2020: 55–68）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带来诸多经济和文化后果，笔者关注的是其中和欲望解放有关的问题。在这里Foucault提出的生命权力（bio-power）的反思仍然是重要的（Foucault, 2007）。新自由主义的对「主体」的作用恰恰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鼓励的而非压制的。我们务必要像后女性主义对「恶」的推崇一样，将Foucault的价值判断做一个反向解读。新自由主义对主体性的积极建构作用，恰恰表明另一种力的强迫。这种力不是压迫的力，而是解放的力。Deleuze的控制社会概念是对这种元压迫的有力评述，对于控制社会而言，压迫并不体现在政治压迫，相反是体现在对解除政治压迫这一要求内在的技术性调度上（装置），是对「力」的量化调节，反对历史的潮流也反对规训，但是却不能带来解脱（Deleuze, 1992:164-165）。这种情况下，女性自主受制于解放的幅度和量的条件。Li指出了这种此起彼伏：「男色消费」所带来的欲望解放，不仅强化而且更依赖于异性恋矩阵下的刻板印象，而且它只能将解放的可能性局限在媒介和广告议程提供的技术条件之上（Li, 2020:66），服从它们的调度。尽管Deleuze的大多论述与精神分析批判针锋相对，但是他也指出性解放实践的问题——精神分析质疑的正是粗暴的欲望解放对性别平等促进的潜力。

　　（三）反思：性差异和卑贱政治

　　「客体崇拜」的政治取向所带来的轻视社会历史条件的后果。直观来说，理论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被庸俗运用。相关总结就将后女性主义的特征概括为：批判性、微政治性和流行性（曾翔,2017:89-93）。后女性主义的学院化思考脱离整体的女权运动，却因其运用于流行文化分析而备受推崇。虽然从《GV研究》引文里找不到有后女性主义色彩的文献踪迹，但是理论和价值观已经内化在了行文，甚至是作者的体验认同上。深层来说，后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策略的问题根植于认识论上的性别唯名论缺陷。它导致后女性主义及受其影响的性别理论在性质上否定性别差异作为一种建构性实在，在量的关系上关注特殊的「多」，而忽略具体的「一」。上文多次提到作者将「一般问题特殊化」其实是一个有风险的判断。这里有必要简单澄清建构与本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也不仅关系到理论批判，也关系到伦理批判。

　　关于性别的名实之争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层次，亦即是否承认性别差异是实在的。《GV研究》的作者或许没有分辨唯实论与本质主义的差别，或者过于相信语言的决定性作用。唯实论并不一定认同性别差异是可以追溯到自然基础的纯粹自在属性，只是认为性别差异是实际存在的，有一个历史性地现实化了的物质基础，并且只有从物质的层面进行改善才能改变差异的结构。这种社会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想表达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一定的相似性。并不难理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对精神分析性别差异论述抱有肯定态度。像著名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Juliet Mitchell同时还是一名精神分析家，她认为精神分析如果被批判为一种菲勒斯中心主义，恰恰是因为它藉由讨论人类主体揭露了社会秩序就是以父权为中心的（Mitchell, 1982:23）；而《GV研究》所批判的Hall的那句「男性被看是女性化的」某种意义上恰恰非常正确。因为对Hall而言两性差异是实际存在的历史性构成的位置和符号关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物质性。Hall在讨论身份问题时就认为身份既「变化」又「存在」，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然也不是纯粹幻影，而是某物（something）」（Hall, 2013:395）。不难想象，出身于马克思主义背景下的文化唯物论者，也是一位忠诚的唯实论者。

　　第二个层次也是最关键的层次，是在数量和种属关系上关于具体和抽象、特殊与普遍之间的争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Copjec认为两方对性别差异的认识的不同可以延伸至中世纪哲学「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议。「唯名论」认为数字上的统一体即独立个体之间的集合是唯一存在的统一体，人作为具体的人而存在，所谓的种属关系只是观念的产物。与此相对，以Scotus为代表的唯实论立场则相信非数字的、非限定性的统一体。任何个体都「不」反映共相（普遍性）的原则（Copjec, 2016:111-112）。因此共相（普遍性）是以否定的形式成为个体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明确地超出个体之外，这一部分构成被称为外密性内核（extimate core）（113）。它使得主体内在地出现自身的外在性。如Copjec所述「对于Freud来说，单独的、完全自律的主体并不存在，因为每个主体都包含了一种社会性的多余……拉康给这一多余的实在命名为原乐（jouissance），正是要强调它的集体和公共性质」（Ibid）。某种程度上后女性主义对这点已经了然于胸，不然也不会以极其缠绕的语言和悖论去讨论怎么脱离统治性父权的话语了，可是问题在于他们所依赖的后结构主义武器「试图仅仅通过想象性认同和符号性认同的机制，把握意识形态的功效」（Zizek, 2014:152）。原乐所代表的能指匮乏并不是一个可以认同、可以肯定的「否定」和「空无」，相反它是「少于无」的双重否定。如果要在否定性的、空无的客体位置中寻找主动的、积极的要素（客体崇拜），那么他们便无法逃脱被意识形态询唤的命运，而仅仅只是将「能指的匮乏」转化为「关于匮乏的能指」，回到符号界（2014:148-152）。而Copjec所说的原乐源于一个无法被符号化、被能指标记的实在界（the real）。实在界的否定性空无不同于符号秩序构造的虚假否定（pseudo-negative）。精神分析的唯实论相比社会学唯实论更进一步地将物质基础奠基在物质的缺席——即「空无」之中。这个空无作为一种语言形式上的缺憾，的的确确是超历史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历史普遍性的。

　　理解名实之辩中精神分析的立场，我们就能了解性差异的悖论公式（图1）是如何有效，以及在性关系上对客体欲望的崇拜有哪些后果。男女的差异源于和菲勒斯的关联方式不同。不同的关联方式导致双方暴露在原乐（jouissance）的程度不同，而且两方根本上是对立却不对称、不互补的。原乐可以理解为无限的、不可能的满足。对于任何一个说话的存在物X，选择男人的意思是它以明确的边界（boundary）看待缺失（对应图中左上角的逻辑符号）：因为全部的男人都受到菲勒斯的阉割（原乐受到菲勒斯的阻止），所以在全体男人的边界之外有纯粹完满的享乐，于是便总能想象有一位男人偷偷占有了全部的享乐。这构成了现代父权制文明的基本逻辑；选择女人意味着边界的瓦解：女人并非全部（not all）受到了菲勒斯的阉割作用，意味着普遍意义的女人超过了菲勒斯的标记。但是作为悖论的命题是：不存在不被菲勒斯阉割的女人，即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豁免于菲勒斯。这构成了文明所贱斥的阴暗面的逻辑。换言之：在男性例子里，分裂被外化了，「全部男人」和豁免于菲勒斯的「一个男人」被分开；在女性例子里，分裂被内化了，每一个女人都内部分裂：她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人的特殊性）顺服于菲勒斯的作用，她的另一部分（普遍性）则豁免于菲勒斯的作用。（Zizek，2007: 155-157）。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的仅仅是在「女性破坏了菲勒斯的普遍作用」意义上将女性或者客体位置视为是具有颠覆秩序的真理的。但是不可幻想更不可认同这种潜能，不然我们只是重新落入了阳性政治的陷阱，外部分裂出一个崇高的女人（客体）形象。这样的欲望是一种男性欲望，只不过在总体性外部，扮演掌控一切享乐的不是父亲而是母亲。图1

　　所以《GV研究》重视客体力量的问题在于它完全忽略了这种客体性仍然会导向一种大他者（the Other）的崇拜，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在「色情」和「客体性」等被划分为「恶」的反文明领域寻找不可符号化的女性的原质。即性差异公式中那个画了斜杠的La（大写女人）。后女性主义者的立论基本建立在Kant式构想之上——尽管原质（物自体）是不可知的，我们却能在认识论中构建出有限部分（被认为属于男人的）与无限部分（被认为属于女人的）。但是他们或许并未发现这种划分边界的观念（ideology）本身正是阳性政治。「卑贱」政治虽然识别出了客体破坏菲勒斯普遍作用的潜能，它仍然建基在社会现存的规范草人，需要以纯粹形式的道德律令来为论述和行动提供保障——要之，它需要制造对立。这种政治对立一方面是破坏了各方基于具体普遍性的笼络联结。另一方面对激进的颠覆行动来说也没有任何作用，反而为大他者匮乏提供伪装。因为父权制文明本就是自在的对立，并以对立来发展自己的（教父的刚性和绅士的温柔），这是父权的「内在违越」（inherent transgression），它默许男性适当妥协和展现被动性。这种情况下，Kristeva式的卑贱政治强调的客体的欲望和客体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过是在复制阳刚主体性欲望而已。卑贱政治相信有别于父权象征态的，源自子女和母亲之间的非言语关联的符号态，是永远寄生在象征态的一种污点和扰乱，这种扰乱通过卑贱的母亲以偏执狂发作的形式呈现出来（Kristeva, 2018: 208-211）。有如《GV研究》作者那样的文化研究者，要么运用这样的理论，要么视为前提去剖析各种流行文化的潜能。电影学者Barbara Creed就以卑贱理论探讨恐怖片中女鬼的普遍性，进而认为受虐女性化身鬼怪转变了传统的凝视关系，男性在害怕女鬼的过程中沦为到受虐位置（Creed, 1993:129-144）。但是对于拉康的精神分析而言，女鬼代表的大母亲的形象带来的恐惧不过是和父亲的隐喻有关的阉割焦虑。而母亲和父亲同源，其实更符合我们的社会常识——父母都是一种大家长，母亲一方面屈从于父权逻辑之下，另一方面却行使着父权。

　　另一个问题在于文化原型分析的死结——无保留的肮脏的客体形象本身在为客体重新赋予了符号和想象。Zizek对黑色电影中蛇蝎美人的分析说明了这点：与《GV研究》所说的男同性恋欲望一样，90年代的新蛇蝎美人也是完全认同于自己客体位置的「婊子」，无保留地将自己献给男性规则，却导致了男性规则的自我爆破，看似颠覆了父权秩序。但是女性无保留的透明化实际上会在观念上制造一个剩余，因为欲求不满的观众总会主动揣测真相背后仍有秘密（Zizek, 1997:61-62），这个剩余即是主体的欲望/成因（对象a），它和匮乏主体构建出主体的基本幻象（$◇a），阻碍了主体遭遇实在界。这样那位张扬自己客体欲望的「婊子」，不过又成了乏善可陈的「欲望对象」而已。所以，涉及欲望问题的凝视并不是观看者和被看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么简单，形象的问题带我们进入精神分析对传统凝视概念的批判和崭新运用之中，以解释《GV研究》在凝视关系技术分析上怎么样延续了其理论和价值观前提所携带的偏见。

　　作为社会存在方式的两种性别之间既不对称也不互补，性关系或者说主客关系的本质是断裂的。这种本已昭然若揭的断裂被意识形态幻象（illusion）所缝补，掩盖了背后的大他者的作用。换言之，主客的凝视关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二元关系，而之所以被人们体验为一种二元关系，是因为大他者掩藏了自身和自身之匮乏。凝视本质上涉及到了三方而不是两方，性别不平等不是具体的男性对具体的女性的压迫，而是父权对女性的压迫。《GV研究》对Mulvey等传统女性主义电影学者的批判是正确的，因为它指出了这种凝视完全忽略了女性的主动凝视，但凡女性观看都「只能是受虐狂或者异装癖」（王珺, 2018:209），但是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对这种理论所根植的凝视关系二元性前提提出质疑，而仍然囿于主客之间的权力博弈。上文已经指出这种无视父权制的物质化结构和大他者的取向会导致片面地歌颂客体性，无法识别出「男性身体的商品化」本身是父权制内在违越所允许的，也无法解释展现欲望的客体成为「母亲」或「欲望对象」而不是「女性」（原质）的情况。具体来说，忽视关系的三元性直接导致了《GV研究》的技术分析的许多错漏。

　　第一，没有意识到观影过程中观众自身携带的主客幻想对他们理解电影产生的影响。作者在开头嘲笑了这样一个传统凝视关系的结论：「异性恋男性总是占据主体位置，作为他者的同性恋男性只能占据客体位置，得出的吊诡而可笑的结论是：异性恋男性总是用色情的目光看着同性恋男性。那么他们在什么意义上是异性恋？」（王珺, 2018：210）。她敏锐地指出了传统凝视理论的僵化，欲望不总是由主体投射到客体的。可是同样吊诡的是，作者紧接着提出「现实生活中，同性恋男人用色情的目光观看异性恋男人，才是经常出现的情境呀」（Ibid）。原来，批判传统凝视观点只是为了指出存在他者位置的色情凝视，而没有发现这种论证前提是有误的：主客关系并不仅仅表现在一方掌控另一方的恋物癖和窥淫癖关系，还可以表现为一种完全拒认（负性幻觉）、排斥和仇恨。这点，她或许和她批判的传统凝视理论家一样，默认了观影是一个纯粹隔绝了观众带来的外部影响并反过来只给观众带来影响的过程，进而认为观影过程中，凝视关系就是主客关系的全部内涵。然而，主客关系的存在不是以凝视的存在为前提的，观影中的凝视反倒是观影之外主客不平等关系的其中一个结果。这种思考背后是对长期以来统治精神分析电影理论的装置理论和电影镜像轮运用的后遗症。装置论将观影环境的物质条件视为一个与世隔绝的黑箱，其中观众被询唤为观看的主体，沉浸在退行的欲望幻想之中。而各种光学仪器则掩盖它带来的意识形态效果（Boudreau, 2012:561）。镜像论则源于对Lacan理论的误读，认为观众仅仅只能在荧幕中看到自己的幻想，观看是受蒙蔽的过程。但是新精神分析认为这样的理论只留意到了「银幕作为镜子，而忽略了镜子作为银幕」（Zizek, 1997: 9-10; Copjec, 2000:437）。易言之，他们无视了观众作为能动的主体携带第三方信念并在观影中主动建构幻觉的过程。观影过程不是自足的，相反它处处充满碰撞。

　　观众携带内化的观念参与观影，就导致了第二个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凝视与其自身并不一致。经典男性凝视理论以及《GV研究》中的反男性凝视理论都基于将凝视的作用理解成有既定方向性的线条，即「男性将决定性的凝视投射在女性身上」（Mulvey, 2014:364）。但如前所述，观众并不总是被电影装置欺骗和捕获。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如果观众去看电影院看一个爱情电影，当故事发展到高潮出现情侣间的拥吻甚至床戏，大多数观众或多或少会感到羞耻或面红耳赤。直接的情色展露并不需要额外的技术操作就能让观看主体与镜头的认同分裂，那是因为在文明社会下直接的淫荡享乐是不被允许的，观看者所内化的父权道德引出了主客之间的淫荡现场的第三者，我们只能从第三者的目光中有限度地接受淫荡（最小程度的暴露癖）。于是，银幕的过于强烈的淫荡展示会让我们感受到背后可怖的事物正注视自己，它依附在被银幕展示的客体却同时是不可见的（对象a），从而充当了视觉领域的失败点、一个空洞和一个缺失（Krips, 2014:4），使我们感到异常焦虑甚至产生罪恶感。与其说是主体在凝视客体，不如说主体正在被客体凝视。而这种客体凝视既非Mulvey所说的女性身上的阉割者形象，也非《GV研究》所肯定的「他者的凝视」，而是在客体内又在客体之外的对象a的凝视。其联系于Lacan所说的实在界，具有揭露大他者匮乏的功能。

　　但在大他者的作用下，对象a在两个方向上遮蔽了自己的的属性。第一个方向是促成观众对镜头的疏离，进而促进观众否定整个故事给出的幻觉，对于电影而言，这不仅标志着电影的失败也标志着电影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的失败，因为观众可以直接抛弃故事和人物回到自己原封不动的现实生活；第二个方向则是促成观众将大他者的欲望等同于自己的欲望，利用镜头的调度使观众从主客相互凝视的正反打镜头中脱离并认同于上帝镜头（大他者视角）以将对象a符号化。Zizek将这一过程称为「缝合」（suture）（Lamarre, 2007: 284-285）。所以Mulvey所指出的男性窥淫癖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女性的阉割能力被某种屏障过滤以让男性得逞，而是因为屏障为观众给予了部分视线遮挡，使我们不是直接认同于一个窥视者，还有认同于旁观者的可能。这种屏障不仅可以出现在画面的呈现当中，更可以出现在观众-电影之间。所以《GV研究》提到色情作品不支持窥淫的论点（王珺, 2018:221），其实是忽略了观看色情品时一般观众处于相当私密的空间（被窝、确认没有人的房间等），这比电影院「黑箱」更具私密性。在观看色情作品时我们自然不会像去电影院看电影那样遇到淫荡内容就感到羞耻，因为遮挡并不在电影内而在观众和环境的配置（configuration）中。《GV研究》作者批判Zizek的那句「结果，我们没有得到崇高的原质，反而身陷粗俗不堪、气喘吁吁的通奸」的正确理解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色情中遭遇真实的阴性（原质），因为观看色情品整体就是现实生活的淫荡增补，仍是受父权大他者保障的越轨（通奸）行为，还谈不上解放。

　　最后，价值理念也渗透进了技术的分析中。基于批判理论的角度去审视，《GV研究》为某类值得反思的现象做出了正面肯定。它认为有大量非好莱坞式的GV使用道格玛95的拍摄风格。这种风格用极简和自然化的方式呈现画面，经常以后设（meta）的方法显露摄影机位置的存在，破坏银幕构建的统一幻觉。作者敏锐捕捉到这种手法其实并未带来批判理论热衷的开启作品政治批判的「离间性」，相反「一切都没有促进反思的产生，观影者依然通过手淫完成了充分的卷入和对批判的拒绝」（王珺, 2018:222-224）。观众仍然是被欲望所捕获的。但是作者给予这种被欲望捕获的过程一个价值高度，认为其具有解放的潜能。这种观点正是前文为「色情」做辩护的自然推论。笔者已在理论和伦理的批判部分指出，通过颠倒道德律令而以母亲理想反对父亲理想，是一种性倒错的享乐，并未真正「逃离」父权制。

　　本文着重讨论和批判「欲望」的解放潜能。《GV研究》指出客体「欲望」具有解放父权僵化的欲望表达的潜力，同时认为GV便展现了这种表达的多元。这样的观点与后女性主义在全球性别研究领域的传播不无关系。可是，后女性主义一方面创造了新的客体崇拜的可能形式，另一方面又难免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意见合流，进而也分享了自由主义的缺陷。而精神分析则从理论和伦理上解释和批判了后女性主义立场，强调性别差异是具体实在的社会问题，客体性欲望仍然是受制于父权的欲望。《GV研究》忽略了作为个体的主体和客体都受制于制度文化结构，也忽略了父权制的欲望表达本身就是自我分裂的，淫荡是维持自身发展的增补。所以在技术分析部分，它没能发现主客凝视关系外的第三方参与，没能发现也不认同色情解放的错误性。

　　重要的伦理问题在于，称颂客体性带来了真实的去政治化的后果。如果我们相信欲望的潜力，尤其是将客体性的欲望视为对主体性欲望的另辟蹊径的对抗，欲望问题就会带来对恐怖的幻想争辩：如我们要怎么面对女性的「被强奸幻想」这一类欲望？现有的论述提出的解释如《GV研究》给出的那种调和态度，客观描述，鼓励接纳，与这种被认为可耻的幻想同在②。但我们仍要澄清大家默认的共识：这种幻想的存在，是因为它总是现实的阴暗补充，而不可以直接替代现实（不止那些有受虐幻想的人，那些歌颂受虐幻想的欲望学家也不会同意女性受侵犯在现实中发生）。于是，我们自然地将幻想从现实的压迫中分离开来——且不论这种分离是否真的能摒除幻想中的社会政治成分——将其视为应对创伤的纯洁手段，制度性革命和结构性改变不再可欲，沉浸于仿佛剔除了社会关系的幻觉或许更有价值，并为此付出加剧人与人的疏离和孤独感的代价。在发达资本主义的今天，这样一种对历史终结的认同或许更令我们的行动与女性主义的心愿相悖。

　　① 这一精炼的表述取自动画学者Lamarre对日本拉康派精神分析家斋藤环的回应。男性因为症状而感到存在是不完整的，而作为欲望对象/成因的女性就是这个带来不完整的症状本身，即女性不存在。参见The Anime Machine: A Media Theory of Anim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53

　　② 大量网络媒体，尤其是心理学媒体做了一些解释性和鼓励性的讨论。参见Gluck. S. (2019, Aug 23) 强奸幻想: 并非意味着女性想要被强奸 (Mint, 编译). Retrieved May 12, 2020, from http://www.psychspace.com/psych/viewnews-14937; 王梆. (2018, Mar 24) 我经常幻想被强暴，我是变态吗？Retrieved May 12, 2020, from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DLATTB50528AUDH.html

　　Boudreau, Jean-Louis. (2012). 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 (李迅, 译). 载于杨远樱主编, 电影理论读本. 北京: 世界图书北京出版有限公司

　　Copjec, J. (2000). The Orthopsychic Subject: Film Theory and Reception of Lacan. in R. Stam & T. Miller (eds.), Film and Theory: Anthology. Oxford: Blackwell

　　Copjec, J. (2016). The sexual compact. In Cerda-Rueda, A(Ed.), Sex and nothing: Bridges from Psychoanalysis to Philosophy. London: Karnac Books Ltd

　　Creed, B.(1993). Dark desires: male masochism in the horror film. In Cohan, S. and Hark, I. R. (eds), Screening the male: exploring masculinities in Hollywood cinem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Deleuze, G. (1992). What is a Dispositif. In Armstrong. T.J. (Ed.), Michel Foucault Philosopher.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Foucault, M. (1982).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Dreyfus, L. H. & Rabinow, P. (Ed.),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ucault, M. (2007). Lecture one 11 January 1978. In Senellart, M., Ewald, F., Foutana, A. (Ed.), Michel Foucault: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Hall, S. (2013).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Williams, P., Chrisman, L(Ed.),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Krips, H. (2014). 凝视的政治: 福柯、拉康与齐泽克 (于琦, 译). 北京电影学报, 第4期

　　Kristeva, Z. (2018). 恐怖的权力 (张新木,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0)

　　Lamarre, T. (2009). The Anime Machine: A Media Theory of Anim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i, X. (2020). How powerful is the female gaze? The implication of using male celebrities for promoting female cosmetics in China. Global Media and China, 5(1), 55–68. https://doi.org/10.1177/2059436419899166

　　McRobbie, A. (2004). Post-femi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Feminist Media Studies, 4(3)

　　Mitchell, J. (1982). Jacques Lacan and the école Freudienne: Feminine Sexuality, trans. Jacqueline Rose. London: Macmillan

　　Mulvey, L. (2014).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UK, 1975). In MacKenzie S. (Author), Film Manifestos and Global Cinema Cultures: A Critical Anthology (pp. 359-37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trieved May 12, 2020,from www.jstor.org/stable/10.1525/j.ctt5vk01n.109

　　Tong, R. P. (2002).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 (艾晓明等, 译).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8)

　　Wright, E. (2005). 拉康与后女性主义 (王文画,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0)

　　Zizek, S. (1997).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Zizek, S. (2000). The Art of the Ridiculous Sublime on David Lynch’s Lost

　　Highwa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Zizek, S. (2007).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On Schelling and Related Matter.

　　London: Verso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6)

　　Zizek, S. (2014).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季广茂,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9)

　　杜莉莉 (2015). 女性存在的改写——论佐拉笔下的百货商场对女性社会身份的再造. 妇女研究论丛, 第6期

　　巩杰. (2017). 全媒体时代「小鲜肉」的男性气质与生产消费. 当代电影, 第8期

　　李晓光. (2005). 从女性主义到后女性主义——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转型. 思想战线, 第2期

　　罗晓东, 詹志勇. (2017). 暖男与禁欲系: 性别话语的时代隐喻和操演意义. 天府新论, 第3期

　　王珺. (2018). GV的影视语言语法研究（节选）. 载于黄盈盈, 潘绥铭主编, 沉淀与反思: 2016-2017中国「性」研究 (209-229). 香港: 1908有限公司

　　苑莉均. (2015). 自主与唯我论的客体化: 女性主义关于色情观的多元辨析.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第5期

　　曾翔. (2017). 后女性主义的兴起与特征.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