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音乐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文化文化相对主义

　　在当下有关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可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问题的争论中，“音乐文化”是一个被大家频繁使用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误用最多的概念。最为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将它的内涵等同于“音乐艺术”。在某些学者的言论中，“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常常被混为一谈，不加任何区分。于是便出现类似“音乐的现代化”，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从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部观点来看，审美价值是音乐文化多种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价值或唯一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从意识的，艺术的，审美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更要结合着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乐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摩擦

　　中国的音乐文化，需要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从而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现代化的音乐文化是开放的，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围的广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带来各种新意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中国近百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事业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向世界敞开国门，如果彻底拒绝现代化的进程，或许我们的音乐文化会保持更纯正的中国口味，会赢得那些喜欢异国情调的老外们更多地赞叹。但是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必须放弃发展的机会和选择的权利，我们就只能为别人去做传统的守护神，而不能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创造者。

　　当然，新文化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传统文化一概“淘汰”。举个例子来说，一对年轻人结婚，如用传统的拜天地，坐花轿的方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这一举动显然有着传统的中国味道，从而得到旁人的赞美和羡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长不顾“婚姻自主”的原则，硬要按照中国传统的老规矩为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这就有理由遭到人们的反对。再假如那位先生还想效法旧时代“一妻多妾”的传统，要给自己添上几房“姨太太”，那么这一行为不仅要为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所不齿，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化不相抵触的东西，自然可以继承和发展，反之，便决没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探索

　　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已说得明白：“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

　　自宋代以后，中国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异的方式在发展。直到清末，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西洋音乐文化与日本近代音乐逐渐传入，音乐由此兴起。而这种现象确实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发展加剧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绽放异彩是音乐教育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出版物和远程教育的发展，东西方音乐文化将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各民族音乐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会增加统一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繁荣和生存面临着威胁。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极易使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长驱直入。在这场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会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统一的成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产力。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为此，我们要主动出击、积极应战，大力开发音乐文化信息资源。将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信息送上国际互联网，使中华灿烂文化绽放异彩；激浊扬清，用中华文化抵御外来腐朽的文化的侵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广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万里长城。

　　五、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但是，还有一些人反对将音乐纳入现代化进程，这类人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作为理论依据。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者”原本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宽容，相互理解，尊重，各尽所长，共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当赞同。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文化相对主义者”否认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否认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规律性、否认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必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弄清那些文化现象以及这些文化现象的哪些价值具有相对性，共通性，普遍性，进而在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相比较中，分清哪些是“不同”的不同，哪些是“不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人云亦云。

　　然而，一些信奉“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学者们却没有这样去做，以至于“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的手上完全变了味，走了调，成为一种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借口。他们以一种对立的心态，来看待中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彼此通融的历史与现实，以虚无主义的观点来否定现代化对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这些学者手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其实只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国粹”论的结合物，它既不新鲜，也不先进，用它来解释文化历史现象，或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必将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失误。

　　总之，文化、音乐，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首先是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而存在。中国音乐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主的，正确的选择，同时，也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新型的、开放的，有生命力的同时也是在审美趣味上更加多元化的音乐文化。它是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之间完美的交融。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任重而道远，而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则是整个社会现代化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参考文献

　　[1]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2]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3]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1959

　　音乐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商代音乐；宗教；乐器；音乐理论

　　公元前1562年一前1066年，商人传说是“帝喾”之子“契”的后裔，因契佐“禹”治水有功，故被“舜”封于商，开始兴起。经过500年的发展，到成汤时，已经成为以毫为都城的强大方国。在伊尹的辅佐下，成汤首先争取众多方国的支持，征讨不归顺的方国，最后兴兵伐夏，鸣条一站，夏桀兵败逃至南巢而死，商朝建立。

　　商汤用武力消灭腐朽、暴虐的夏王朝，建立新的统治，是历史的进步。新建立的商王朝，虽然在社会形态上与夏王朝并无区别。但是他的诞生，毕竟给古代社会内部注入了新的活力，健全了古代阶级社会的机制。所以古书对商汤伐桀灭夏一事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商代是继夏代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时代。自太乙(汤)至帝辛(纣)，共17世、31王，前后经历了将近600年。商汤立国后，汲取夏代灭亡的深刻教训，废除了夏桀时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使商王国内部的矛盾比较缓和，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起来。他对四周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记有：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诗·商颂·殷武》也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J的记载，反映了商王朝在汤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强盛的国家。

　　在商代，随着社会生产和阶级对立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分工，也进一步加强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因而使得一部分人能以专门从事音乐工作，并从而使音乐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和提高。同时，商代活动的区域比夏代大得多，但中心地区仍在今河南一带，和夏代一样，所以商直接继承了夏的音乐。并不断地向前发展，把它推到令人瞩目的高度。

　　商代的奴隶主贵族，在残酷的奴隶制和神权统治的基础上去尽力占有音乐发展的成果，一方面使之成为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又使之成为他们享乐的一种工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使得商代有了繁盛的音乐歌舞和多种多样的乐器，产生了比较成形的各种音阶调式以及一些程度各自不同的谐和观念、半音观念、标准音或绝对音高观念等，也举办了一定的音乐教育事业，这就为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初步而坚实的基础。

　　1899年发现的商代甲骨文，把淹埋了3000余年的古老文字重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并让人们识读。甲骨文的发现，使商代的存在无可争议，并使商代历史成为信史。安阳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卜辞，记录了商代社会中发生的许多事情。经过几代人的整理和研究，揭示了它所包藏的丰富内容，为研究商代历史开拓了重要的途径。

　　1商人尚鬼尊神，使音乐与巫术、宗教紧密联系，音乐的主要功能为娱乐、祭祀

　　祭天祀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史前时期的考古中曾一再发现这类遗存。随着农业的出现，人们为祈求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而产生对天崇拜，它是自然崇拜中的一种。祖先崇拜又叫灵魂崇拜，它源自对先人怀念，把梦中的情景理解为先人的灵魂作祟而产生。人们祭祀祖先，为的是求得先人的保佑。夏代开始的家天下局面，使原始宗教的内容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帝王是世上最高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就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结合起来，创造了天或上帝这样的至上神。商代有“天”这个神，甲骨文中则有1帝2或1上帝2。所以商汤伐夏桀时说，1有夏多罪，天命殛之2、1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2，打出1天命2的旗号，鼓动军土和同盟者去执行上帝的意志，奋勇讨伐。商代社会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尊事鬼神。虽说是“殷因于夏礼”(《论语·为政》)，祭祀等巫术活动的繁复却是大大超过夏代的，所以史家对之有“巫文化”之称。但是凡祭祀等“礼”，举行时必然要伴以歌舞。这是从原始时期以来的传统，古人所谓“礼没有乐伴随便不能施行”的话。正是对于这种传统作的总结。即使晚至西汉中期(公元前二世纪)，哪怕是穷荒之地，在祭祀当地的土地神时，依然要敲打起瓦瓶、瓦盆伴奏，齐声歌唱。早在商代就更不用说，祭祀等巫术活动是一定要伴有隆重的乐舞的，所以商人很崇尚乐舞，他们以音乐与神鬼对话，是认认真真唱给神鬼听的。乐舞成为人们进献、事奉、娱乐神鬼，以使人神沟通的重要手段。因此说商代的音乐多是伴着巫术、祭祀活动同时进行的。这其中，巫是替鬼神说话的中介者，商殷的巫，与史、卜、贞等同掌占卜的职务，影响国家的政治与国王的行动。占卜、祭祀时，巫常要唱歌跳舞来配合，所以巫也是商殷精通音乐与舞蹈的人。据史料记载，商朝最重要的祭祀乐舞是《桑林》，它是商裔祭祀其玄鸟图腾和先批简狄的乐舞。我国古书《左传》记有一个故事：公元前641年，商王室后裔宋襄公在楚丘为晋侯举行盛大的宴会，晋侯提出要看宋国祖先的传统乐舞《桑林》。这个乐舞，据说由用鸟羽化装成玄鸟的舞师与化装成先批简狄的女巫进行表演。由于它描写了简狄吞玄鸟卵生商始祖契的具体过程，因而使讲究礼法的晋侯看了十分害怕，不躲到房中去。商代音乐正因为带有浓厚的原始古风，而显得那么粗野离奇，荒诞不经。《濩》则是歌颂汤的开国功勋的乐舞，据《墨子·三辩》说：“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为乐，又自作乐，命日《濩》，又修《九招》。”《吕氏春秋·古乐》也说：“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伊作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濩》是歇颂商汤伐桀的开国功勋的乐舞。商代在祭祀活动中尤其重视乐，甲骨文中多有提及《濩》的，《周礼·大司乐》还有“舞《大浸》以享先批”的说法，说明《大濩》一直影响到后代。商代的“傩”亦作“驱傩”、“大傩”，是古代“傩祭”仪式中的一种舞蹈。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商代形成固定的用以驱鬼逐疫的祭祀仪式。《乐府杂记》载：“用方相四人，带冠及面具，黄金为四目，衣熊裘，执戈，扬盾，口作‘傩傩’之声，以除逐也。”傩祭的核心人物是“方相氏”，一手执戈，一手扬盾，率领戴假面具披毛顶角的“十二兽”(十二神)及大队由儿童扮演，到宫室各处跳跃呼号，合唱充满巫术咒语味道的祭瞅，以驱逐“疫鬼”。舞时，有音乐伴奏。宫廷举行这种仪式由太常侍主持。后傩祭逐渐变化，转向娱人，最终纳入戏曲。

　　2商代艺术是各民族文化、风俗的大融合

　　商人在商代前期就屡屡迁徙。张衡《西京赋》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说明在建国前商人曾大规模迁徙过8次，从汤建国后到盘庚迁殷，又大规模地迁徙了5次。前期是部落迁徙，后期主要是都城迁徙。迁徙的原因主要有6个方面：一是河流改道，水资源变化。或连年干旱，水资源枯竭；或洪水泛滥，为避水害而迁徙。二是宗教原因，商人信巫，凡天灾人祸，一定要占卜。卜封说要迁，当然就迁。三是农业生产，土地耕种一段时间后，肥力下降，庄稼收成也随之下降，土地需要息耕。四是军事原因，由于征伐需要供给，也需要指挥便利。这可能既有主动的征伐，又有被动的外患、内忧(如王室内部纷争，诸侯或大臣造反等)的威胁因素。五是其他资源枯竭，特别是地表铜矿资源枯竭，需要寻求新的资源。六是环境污染问题。群居集中生活一段时间后，环境污染、疾病滋生是不可避免的。每次迁徙的原因可能只是其中的部分原因，但客观上造成了迁都的事实。后来，由于交通的发达、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和政局的稳定，才在安阳安居下来，而不再迁徙。

　　商代屡屡迁徙、战争及其兼并客观上带来了民族融合。也带来了各民族文化和风俗的融合，也使商代艺术成了各民族文化和风俗的融合体。根据《诗经·商颂·殷武》的记载，当时的殷王武丁曾经南伐荆楚。商代的青铜器也随之进入了南方。南方文化的丰富想象力也影响到了商代工艺品的形制，包括当时被作为敌人的羌人的审美意识也影响了商人。当时的羌人、姜人等以羊为图腾，人带羊角为装饰之美，是美的本义。其中，对羊由热爱而崇敬，本来是北方游猎和畜牧民族间兴起的，后来为商代艺术所继承和发扬。《山海经·东山经》：“自尸胡之山至于无之山……其神状皆人身而羊角。”羊人合一，使人获得神异。当时，北方多牛羊，中原多养猪，祭祀和供品多采用当地常见之物，后来也融为一体。这在随葬品及相关的艺术品中均有所反映。商代文化和艺术的风格，体现了当时多民族的融合特征。在商代的艺术作品中，中原文化、淮夷文化、荆楚文化和北方文化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这其中，音乐舞蹈艺术虽在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从青铜艺术风格的变化可以想象出，当时的音乐舞蹈也在随着都城的迁徙而吸收了各民族的文化和风俗的特征，有关商朝的民间音乐的材料很少，《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乐舞有《桑林》、《大浸》。

　　3商代乐器的发展及音乐理论

　　商代后期，乐器的品种已相当多样，制作工艺也很巧妙。打击乐器有多种形制的铙、钟、磐、鼓。铙与铎，最早原是原始社会末期象征氏族贵族权力的礼乐器，用陶土制成，商代的铙均为青铜铸造，或手持演奏，或植于座上演奏。商铙因其形体的大小不同而有大铙、小铙之分。商代的磬有石制、玉制和青铜制等多种。它分为两种，一种为单个的大磬，如安阳武官村殷代大墓出土的虎纹石磬，纹饰瑰丽，声音悠扬。经测音，其音高为托，与山西夏县东下冯夏代遗址出土石磬音高相同。一种是编磬，一般均为三枚一套。近年在殷墟西区出土有五枚一套的编磬。鼓，在原始时代已有叫做“土鼓”，鼓框可能是由陶土制成，故有此名。另有一种大鼓，鼓腔用木制成，外施彩绘，鼓面蒙有鼍皮，又称鼍鼓。商代的钟，为青铜铸造，或手持或放在座上，个别的可悬挂起来演奏。单个的大钟称“庸”，常和鼓一起演奏。由多枚钟组成一套的称编钟，一般大小三枚。商代的吹奏乐器有埙、篱、和、言、竽等。埙有大小两种形制，均有5个按音孔，一般大小三枚组为一套，如辉县琉璃阁殷墓出土的埙。篱陶埙，可以吹出小三度音程。晚商时埙已定型。有5个按音孔，基音为“a”，证明当时已有绝对音高观念。总之，上面所述并不是殷商时期的全部乐器，但已反映了当时的音乐文化发展到相当的高度，根据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的研究，证明商代已有多种乐器。并且根据对少数商代乐器的测音，初步探知商代已有若干音阶或调式，并具有一定谐和观念及音律观念。这些事实，也都足以表明商代音乐发展的高度，并且产生了多种音阶调式。创立了十二律，有了绝对音高观念，对旋宫转调有了初步认识，殷商时期的音乐是由于奴隶们的辛勤劳动才达到较高的水平。据记载，商代已有最早的音乐教育设施“瞽宗”。“瞽宗，殷学也。”

　　音乐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一、宁夏回族音乐的发展

　　伊斯兰音乐文化具有1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它像一条纽带似的将东西方音乐联结起来”。其流传地域广、影响力大，几乎是无与伦比的。“有元一代，回族之文化自亦将岁回族人士而俱来，故其音乐歌曲，亦有传之于中国者。”这已是许多伊斯兰文化研究者的共识。据《元史》记载:“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其中，专设“常和署”“管领回回乐人”元代就有比较完整的乐舞机构及制度。“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附有元代较为流行的“回回曲”三首:《伉里》、《马黑某当当》、《清泉当当》。从曲名来看，属东传的伊斯兰音乐无疑。”丝绸之路全长14000多公里，在中国境内的里程约占全程的三分之一，途经宁夏的西海固地区，此地区也是花儿的主要流域及辐射带，现已发展成为著名的六盘山花儿集散地。

　　回族是流行花儿最主要的民族之一。伊斯兰教与回族群众的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和广泛的联系。宁夏回族民歌吸收了伊斯兰教传统音调的元素，受宁夏地理位置及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逐渐传衍、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有风貌。它直接、真实的反映了回族人们的思想、情感、愿望。

　　宁夏回族的民歌在长期的传播演变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3大类:劳动号子、山歌、小调。其中，山歌中的花儿，独具特色，是宁夏地方特色的重要体现。花儿，俗称“山曲”“野曲”，是在野外演唱的一种高腔山歌。它是由西北地区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多流行于回族聚集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诸如甘肃的“河州花儿’，、“莲花山花儿”、青海的“青海花儿”，还有流传于黄河徨水流域河套地区的“河徨花儿”等众多流派。

　　宁夏花儿除了传承“河惶花儿”的精髓外，主要是六盘山地区山花儿，以及大量的与花儿共同并存的山歌和野曲;他主要流传地是在宁夏南部山区的回族聚集区。

　　宁夏回族民歌是丰富多彩的，就其流源来说，既受到伊斯兰传统音调的影响，又受到临近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宁夏回族群众在即兴而歌、抒发感情时，把自己熟悉的伊斯兰音调揉入到了民歌中，使得有些回族民歌在调式、旋律、节奏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在宁夏回族聚居地区，相当一部分民歌是回族民间歌手智慧和创作的结晶，虽然从中可以找出它们与其他民族民歌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但事实上，它们己经脱胎换骨衍变为新的歌种了。如在宁夏回族中盛传的“山花儿”和“刘姥姥调”，其结构和风格与当地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民歌迥异，而且它们只在回族中传唱。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使阿拉伯、波斯文化与华夏文化在长期渗透中逐渐形成中国化、地域化的特点。宁夏回族宗教音乐虽然源于阿拉伯国家宗教音乐，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地域的改变，种族的迁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己经形成以阿拉伯宗教音乐为根源，自己民族音乐特点为辐射的有自己特点的宗教音乐，看似颇为相像，但仔细听辨又大相径庭，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宁夏伊斯兰音乐在继承传统伊斯兰音调的基础上，各地区的穆斯林又吸收了当地民间音调编创了一些新的赞主词，以吻合当地的教民的喜好，取得更好的弘扬教义的效果。如《法特玛纺线》《穆圣赞歌》《清真言歌》等。这些赞美歌词都是我国传统曲调和民间曲调填词编成的，特别是《法特玛纺线》，具有阿拉伯音调与西北民间曲调的双调性。调式、节奏是由宁夏民间流传的音调衍化而成的。还有宁夏伊斯兰教诵经赞圣的音调，是在学习和继承中西亚伊斯兰教传统音调的基础上，又结合中国的国清和民族习俗及教派特点发展和创造出来的。如哲赫忍耶教派主张用最美的声音和“刀尔勒”(音调)赞美真主，将赞词分为“穆罕麦斯”和“麦达以哈”两大类，并说其音调来源一是“也门调”，由该教派的第一代教主自北也门带回。另一来源是“麦加调”，系该教派早期朝勤者根据伊斯兰传统音调和中国音调编创而成。总之，宁夏回族音乐与伊斯兰音乐在地域、民族、方面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等歌舞剧的成功推广从另一个方面也提示着我们宁夏的特色音乐可以借鉴成功的经验并得以复制。如2012中国.宁夏第三届回族舞蹈展演中，宁夏优秀的音乐工作者们创作的带有回族花儿与阿拉伯伊斯兰音乐以及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相结合的《沙枣花香》、《花儿与少年随想》、《萨米尔的成长》等金奖舞蹈作品，这些作品的成功也预示着宁夏回族音乐创作正朝一个创新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二、宁夏回族音乐的推广

　　近几年，宁夏回族音乐文化在中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频繁的交流，使得我国和阿拉伯世界国家人民互相了解，这也是我国打开阿拉伯世界国家人民心灵的一把钥匙。如:2010年5月，银川市城市名片—《月上贺兰))舞剧舞出国门，到阿拉伯国家埃及的首都开罗、海滨城市亚历山大和卡塔尔的首都多哈演出4场，在阿拉伯国家刮起了一场“中国文化风”闪耀阿拉伯国家。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不一样，经贸往来可以直接反映在数字上，通过双边贸易额来直观感受。文化交流起到的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通过宣传宁夏，不仅让阿拉伯国家了解了中国乃至宁夏的历史、文化，了解了宁夏的旅游资源，让世界了解宁夏，让宁夏走向世界，而且对加强宁夏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往来也很有好处。在文化交流方面还有很多。如:2010年6月26日，叙利亚奥尔妮娜舞蹈团就在宁夏银川上演了一台阿拉伯精美艺术盛宴。此外，民间的文化交流，也在中阿之间架起了沟通的金桥。

　　2012年9月13日至17日，第三届中阿经贸论坛在塞上湖城—宁夏银川隆重召开，本次盛会秉承“传承友谊、深化合作、共同发展”的主题，举行宁洽会，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一个宣传宁夏音乐的文化的好机会。这次论坛是由2012中国(宁夏)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第三届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和中国一阿拉伯国家文化艺术节三大板块构成。在内容上，本届盛会比往届更加丰富、涵盖面更加广泛。在积极向阿拉伯世界推介宁夏的同时，宁夏还将为其他兄弟省市区积极搭建合作交流、投资洽谈的平台，积极发挥连接中阿的桥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论坛专门把文化艺术作为一个版块来组织宣传，我认为这更是一次文化交流的盛宴。借此机会，经贸交流为平台，宁夏的音乐文化的推介、发展也会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三、结语

　　宁夏音乐文化的发展、推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要抓住政府有力的调控和推动作用，以每年一度的“中阿经贸文化论坛”为契机、平台来展示自己，发挥好特殊资源的效果，如:阿拉伯世界与中国内陆向西开放协同创新中心、宁夏社会科学学院中东伊斯兰国家研究所等。争取得到国家更大的支持和重视，大力扶持本地高校的音乐表演艺术和民间表演艺术团体，并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等。宁夏音乐文化要想达到发展与推广，并在将来形成大规模产业文化，就必然离不开政府、企业、学术界、文艺团体的深入参与。

　　音乐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河西民间音乐;高校; 课程;教学;应用研究

　　注:此文章为“河西学院2008年教学研究课题 (河院发G[2008]181号)”项目论文。

　　河西走廊是我国远古人类的重要聚居地和古代农业的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上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这片土地上酝酿了众多的民间音乐形式,这些艺术形式不但是河西地区社会文明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艺术文化的“根”与“源”。现今,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思想观念的转换等一系列的原因,传统音乐不断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面临如此境地,河西地区许许多多有价值的、优秀的民间音乐发展举步维艰,许多音乐品也因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境遇而濒临消亡,河西民间音乐的淳朴本源性和民族特色正也在接受严峻的考验。

　　当下,世界音乐教育已经趋向于将音乐教育中的“音乐”作为“文化中的音乐”或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来界定。[1]多元文化教育已成为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民族民间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和传统文化,正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和重视。面对种音乐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在音乐教育中融合多元音乐文化与本土音乐文化,广泛开展民族音乐文化传承,通过探索和实践,提高教师对地域特色音乐的理论认识,从而促进学生对地域音乐的了解和拓宽学生民族音乐视野,培养学生民族归属感、自豪感,及对家乡的热爱,这将是时代赋予我们新的责任,也是“弘扬民族音乐”的具体体现。

　　经过课题组成员前期挖掘、收集与整理,河西民间音乐种类主要有:

　　河西民间音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歌曲类与说唱类,语言朴实、曲调简单、易于上口,在群众中有很深厚的根基;说唱与舞蹈音乐极具地域特点,并且河西宝卷与凉州贤孝与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已经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河西的唢呐音乐历史悠久、技巧丰富,表现力极强,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典型的民族民间吹管乐器;河西小戏类是以历史故事和百姓生活故事为剧情,是歌舞、说唱、杂耍辅以乐器伴奏的一种小型民间戏曲。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和广大民众保持了密切的精神联系,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是河西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

　　目前,在各高校所设置的《民族音乐概论》课程是我国惟一以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为教学对象及内容的音乐理论课程。其目的是通过对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民间音乐的基本知识,对我国民族音乐有较为系统的认识和理解。把河西传统音乐引入高校课堂这种做法不但对高等音乐院校加强民族音乐教育带来了新气象,同时也是新时期对高校音乐教材实行改革的重要举措。如何保护、传承及有效利用河西民间音乐资源,是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难题。笔者认为,通过高校音乐课堂教学与演唱传承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将这些宝贵文化遗产作为活性文本传承,发扬光大,是解决民间艺术传承的一条新路。当然,要将河西民间音乐应用于高校《民族民间音乐》课程教学中,这是一个多层面进行整和的系统工程。

　　首先,是要整合资源,编写适合于课堂教学的乐谱集。课题组前期大量的收集与整理过程中发现,在河西形式多样的民间音乐中,其中以民间歌曲和曲艺音乐的典范唱(乐)段及音乐结构为重要内容,这部分在内容与形式上也是最适合应用于课堂教学的。当然,在这些民间歌曲和曲艺音乐中有的因时代特点较为突出,有的因歌词内容及旋律的长短并不适合用于教学,因此,在具体音乐教学实践中,对于收集到的乐谱一定要选得精。其次,是构建以民间歌曲和曲艺音乐为主体的教学体系框架。在实际的教学环节中,要想切实可行地将河西民间音乐运用于《民族民间音乐概论》 课程教学中,就必须具体构建以河西民间歌曲和曲艺音乐为主体的教学体系框架,将河西民间歌曲和曲艺音乐穿插在《民族民间音乐》课程的实验课中进行。如可以以建立试验基地的形式展开。民间音乐教学的内容离不开学生的大量实践,要给学生搭建或提供实践性课程的平台。邀请一些民间老艺人进行的表演活动、在系内举办甘肃民间歌曲大赛、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专家的讲座等都是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观摩与实践来提高学生的民歌演唱与表演的能力。除此之外,也可以通过学生学年论文(实习)、社会调查、毕业实习(论文设计)等形式,进一步提升学生对河西民间音乐的认识与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最后,教师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教学经验,探索教学方法。作为处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应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地、不断地总结经验,探索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要将河西民间音乐教得透、悟得深,帮助学生真正从传统音乐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

　　将河西民间音乐应用于高校《民族民间音乐》课程教学,是对《民族民间音乐》在课程教学思路与模式上的改革,当然,将本土传统音乐应用与课堂教学,这本不是朝夕的事情,还需假以时日的教学实践和检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学校音乐教学是民族音乐传承的重要阵地。

　　参考文献

　　[1]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一版.

　　作者简介:

　　音乐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近日,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和徐小平艺术基金就“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奖”活动事宜达成协议。三方共同协商,决定自2009年起,“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奖”的评审由中央音乐学院永久承办。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和徐小平艺术基金协商组成该奖项的评委会办公室做好评审的组织工作。

　　2009年11月1日,三方合作协议正式签署。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徐沛东,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莺托露方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小平分别代表参与方在合作协议书上签字。根据协议,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央音乐学院将负责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奖的评审工作,徐小平艺术基金负责资金的资助。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新东方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小平先生在自己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一直关注着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将许多精力投入到公益事业上。近年来,徐小平先生开始大力捐助各种公益事业,他曾为汶川地震捐赠一百万人民币,为中国农业大学捐赠一百万资助贫困学生,捐助贵州和延安的希望小学。2006年在母校的音乐学系设立了200万元的“徐小平基金音乐学学术论文评奖”,如今他再次斥资1000万元在中央音乐学院设立“徐小平艺术基金”,中央音乐学院将从此项基金中拨出专款对中国音乐金钟奖音乐理论评论奖的评奖工作进行资助。

　　与其他的艺术类评奖相比,全国性的音乐理论学术评奖可谓是凤毛麟角,此次徐小平先生特别对很少受人关注的音乐理论评论事业进行资助,更显得弥足珍贵,显示出他作为事业成功人士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徐小平艺术基金的成立和捐赠仪式将在近日举行。对徐小平先生能够用自己创业所得,资助音乐理论和评论事业我们深表敬佩。

　　音乐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60余篇。这些论文主要围绕着“多元文化视角的音乐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和“王耀华教授的学术、教育思想研究”三个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讨。

　　一、多元文化视角的音乐研究

　　有关多元文化的议题是本次会议的中心之一。与会专家、学者所提交的有关本议题的论文共20余篇，分别对多元文化的涵义的阐释与音乐学研究中的多元文化理念、音乐教育中的多元化建设等方面作了深入的阐述与分析。

　　1. 对多元文化涵义的阐释与音乐学研究中的多元文化理念研究方面

　　当今，文化的多样性已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识和重视，多元文化主义正是以文化多样性为前提，承认不同文化的共存，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并平等地对待它们。来自澳大利亚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秘书长斯蒂芬?威尔德（Stephen Wild）教授在论文《多元文化主义、国际传统音乐学会和民族音乐学》中，首先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涵义作了解释，多元文化主义不仅指出不同文化的共存，而且还要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并对它们平等对待。威尔德教授还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畴所涉及的多元文化进行了分析，进而对“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这一国际性组织在多元文化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阐述。

　　韩国汉阳大学名誉教授权五圣博士在论文《从多元文化视角切入韩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方向》中，认为文化的多元化可以解释为文化的多样性，一个民族能够接受及包容与自己不同的民族时，其文化发展就拥有无限的可能性。论文以韩国佛教音乐为例，分析佛教音乐的流变历程。通过对具有悠久历史的佛教文化进行复原，将会获得更深层的佛教文化传承意义。同时，提倡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共同进行研究和探讨。

　　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名誉教授柘植元一的《世界音乐的时代》一文，首先就“世界音乐”一词以及“世界音乐”与“world music”两个词所包含的内涵作详细阐释；其次，从日本研究者的角度，对“民族音乐”、“民俗音乐”两个概念的不同理解发表了看法，体现了日本对世界多元文化认识的发展过程。

　　日本冈山大学山本宏子教授的《多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亚洲的太鼓文化圈》，以日本和亚洲的太鼓文化为研究对象，记录各地区太鼓的各种节奏类型，并且以此为出发点，对亚洲地区传统的太鼓文化进行资料收集和文化保存、发展的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梁茂春教授在论文《多元视野与中国现当代音乐史研究》中，结合自己多年来在中国现当代音乐史教学、研究方面的实践与体会，阐述了对中国现当代音乐史研究中采用“多元视野”的理解，认为中国现当代音乐史研究必须突破原先的“一元视野”，树立“多元视野”的视角。要突破民族的界限和地域的界限，既承认中国风格的音乐，也承认其他风格的作品。应该确立一种新的音乐风格：能够含化中西、通融今古的音乐风格。文章从六个方面就具体做法作了详细阐释。

　　中央音乐学院宋瑾教授的《中性化：后西方化时代的趋势――兼论构建多元音乐美学的设想》一文，从全球化问题探讨的当代学术语境出发，探讨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趋势，指出“多元音乐文化”在未来是西方化后期又经过后西方化整合发展最终出现的中性化环境的音乐生活样式，具有新的“灰色背景”人工设置和维护的性质，提出“后西方化”、“中性化”和“中性人”的观念和概念，最后提出构建全球多元音乐美学的设想和呼吁。

　　杭州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田耀农教授的《多元文化与文化多元中的音乐》，就多元文化音乐、文化多元音乐、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等名词的概念作详细的分析，提出了令人担忧的问题：我们对多元文化的音乐究竟了解了多少，对其现实的意义和价值究竟认识了多少？并从多元的文化与文化的多元、多元文化与文化多元的音乐等方面作了探讨。

　　厦门大学朱家骏教授的《基于汉字文化符号论视角的音乐研究》，从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及象形、表意的原理，提出汉字文化符号论的构想，并基于这一构想为出发点，对音乐及其事项进行研究，寻找汉字文化圈内的共同音乐现象。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生仲立斌的《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中国传统音乐》，认为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种种原因，传统音乐不被群众理解和接受，针对这种现象，应通过在普通音乐教育中加强传统音乐文化的教育，此外还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协作，不断的探索，以改变这一面貌。

　　福建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何丽丽的《多元文化视角的乐器文化因素》，以乐器的文化因素为主线，从多元文化的视角的三方面研究乐器文化因素，即：乐器文化的地域性因素、乐器文化的代表性因素；乐器文化的认同性因素。

　　2. 音乐教育中的多元化建设方面

　　中国艺术研究院蔡良玉研究员的《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多元视野刍议》，认为承认并强调“多元的世界”和“多元的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进步。在音乐学术研究中，研究者应该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多元思维能力和习惯。文章针对当前教学和学科建设方面，提出了两条意见：第一，加强教学中的SEMINAR（研讨课）的多元视角；第二，搭建翻译平台，引进经典著作，同时将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马达教授的《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发展及其启示》，论述了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历史发展概况，重点阐述了美国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耶鲁音乐教育研讨会、坦戈伍德会议、美国《国家艺术教育标准》对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以及对我国学校教育中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启示。

　　中国音乐学院陈铭道教授的《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论述了进行多元音乐文化教育的意义，认为进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有利于学生对世界文化遗产有更全面的认识，并以中国音乐学院为例，介绍了开设《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的经验和做法。

　　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申玉粉的《延边地区朝鲜族、汉族小学五六年级音乐教材比较研究》一文，对延边地区朝鲜族、汉族的小学音乐教材的具体分析与比较，来研究该地区普通音乐教育的现状，进一步探究小学音乐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福建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郭小利的《美国学者视野内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概念的理论阐释与现实指向》，对美国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概念的理论阐释与现实指向做梳理和介绍，结合我国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提出自己的理解与看法。

　　有关多元音乐教育的论文还有福建师范大学王州博士《“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的目标》、福建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廖红宇《多元文化视角的中国高师钢琴教育》、闽江大学邹敏华副教授《培养多元文化观――用美的音乐来说话》、福建师范大学赖锦织老师《儿童钢琴快乐教育漫谈》等。

　　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

　　有关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方面，与会学者提供了近20篇论文，这些论文既有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变异、音乐与舞蹈的关系、乐种、乐器、仪式音乐、宗教音乐等方面作细致阐述的，又有对这些音乐现象的涵义以及形成这些音乐现象的外在与内在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的。

　　在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变易研究方面，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伍国栋教授的《江南丝竹曲目的类型及来源》，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把江南丝竹大体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型。认为不仅“民间传统曲目”、“雅集编配曲目”应当得到更多的研究和演习机会而为之传承，同时，“专业创作曲目”亦应当给予相当的重视和提倡而使之再生。

　　上海音乐学院江明教授的论文《民间音乐，从原生到成熟――论汉族传统民间音乐的内质特征》中，首先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内质特征和文化定位问题作了详细阐述，认为“原生型艺术内质”和“成熟型艺术内质”共存于一个民族艺术的族类之中，是当今民间艺术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文章还对艺术功能和音乐创作思维特点之间的关系，从实用性和表现性、娱乐性和审美性、群体性和个体性、感性与理性等方面作了具体的分析。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玫博士的《中国古代燕乐二十八调理论与现代乐理的整合》，文章以“燕乐二十八调”为实例，对其逻辑结构作详细的阐释，以此探寻中国传统乐学体系的遗产与当代乐理教学之间合理的衔接点，使传统理论在现实的音乐理论与实践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音乐学系黄玲玉教授的《从清代台湾文献看原住民酒歌与饮酒文化》，以台湾大通书局刊行的《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等史料为依据，认为台湾原住民的饮酒文化基本上可分为：饮食、婚姻、丧葬、工作、娱乐、社交、祭祀、其他八个方面，并对这八个方面作详细论述，让我们了解到无论男女皆嗜酒的平埔族、高山族等原住民族群在历史长河中所留下的“酒”的记忆与文化遗产。

　　山东鲁东大学崔学荣副教授的《乡土音乐进中小学课堂与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地方课程建设》，认为新课标的出台确定了传统音乐的重要地位，如何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实施传统音乐教育，是事关传统音乐继承和发扬的大事。作者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把地方传统音乐引入高师音乐教育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福建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马志飞的《潜在的力量――解读河南平顶山地区“愿书”之禁忌》一文，从民俗学的视角对平顶山地区“愿书”中禁忌进行分析与考察，认为这是一种集体的自主回避行为，由“诚信”的传统思想、内在的心理平衡力量等因素影响而成。

　　杭州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在读研究生田韶东的《中国戏曲与美声唱法的演唱比较》，从呼吸、共鸣、语言、角色划分等方面，对中国戏曲的演唱与欧洲的美声唱法进行比较，探寻二者之间的异同，提出中国戏曲演唱艺术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新鲜血液，改革创新，更好地弘扬传统音乐文化。

　　在音乐与舞蹈的关系研究方面，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蔡丽红的《中国音乐与舞蹈的若干联系》，从中国音乐与舞蹈的三个关系（歌、戏、乐），舞蹈对中国音乐的三个影响（节拍、节奏、表演形式）及中国音乐与中国舞蹈关系研究的三个问题（与姐妹艺术的联系、学术会议议题的设立、大学课程的设置）等进行了论述。

　　在乐种、乐器研究方面，广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高敏教授的《广西“瓦鼓”与民俗》，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调查，并结合考古的发现，对广西瓦鼓进行考察。根据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材料并参照相关研究文献，将广西瓦鼓分为“短腰型”和“长腰型”两类，同时根据瓦鼓的不同称谓与相关民俗，分析其文化特征，探讨瓦鼓现状与“师公文化”的关系。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黄少枚老师的《日本筝乐兴盛探微》，探讨了中国十三弦筝传到日本后的发展状况，并分析了日本筝乐萌芽时期发展滞缓的因素，以及江户时期以来日本筝乐兴盛的原因。

　　福建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陈习的《中国小提琴音乐中的民族因素》，认为中国小提琴音乐创作，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在外来技巧上力求深知透解、恰当发扬的同时，从未停止过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探索与追求。文章通过对不同时期音乐作品的分析，对20世纪中国小提琴音乐中的民族因素进行了探讨。

　　杭州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在读研究生张t的《平湖派琵琶艺术综论》，概述了平湖派琵琶的起源、建立与传承，同时详细分析了平湖派琵琶的艺术特点：文曲讲究细腻，幽雅高深、清素优美；武曲讲究气势，主张紧凑严密，声调铿锵。文章还对李芳园《李氏谱》进行了客观评价。

　　在宗教音乐研究方面，延边大学艺术学院张翼善博士的《儒教思想在朝鲜半岛中的影响》，着重研究了朝鲜半岛重要古典音乐文献《乐学轨范》中所体现的儒家音乐思想。

　　此外，有关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论文还有赵为民《佛教文化与唐代二十八调理论体系》、姚艺君《现代艺术中的草根文化――以东北二人转为例思考民间性与现代性的关系》、蒯卫华《广府古城的音乐民俗思考》等。

　　三、王耀华教授学术、教育思想研究

　　王耀华教授学术、教育思想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王耀华教授从教45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心议题。与会者提供了20多篇有关此方面的文章。

　　王耀华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辛勤耕耘在社会工作、学术研究、音乐教育三个领域，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与会者一致对王耀华教授从教45年来所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王耀华教授是广大教育工作者杰出代表，在担任繁重的社会工作的同时，始终坚持奋战在教书育人的第一线，笔耕不辍，诲人不倦，潜心学术，硕果累累，充分体现了循循善诱、教学相长的教育艺术，科学严谨、勇于创新的治学态度和无私奉献、不懈求索的崇高精神，为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结语

　　为期三天的“多元文化视角的音乐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王耀华教授从教45周年庆祝会”圆满结束。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及王耀华教授的友人和学生相聚福州，不仅对“多元文化视角的音乐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等议题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入研讨，而且，在王耀华教授从教45周年之际，大家畅谈王耀华先生的为人处事与音乐教育的理念，对王耀华教授所展示出来的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的名师风范，严谨求实、兼容并蓄的治学精神，为人谦和、胸怀宽广的人格品质表示由衷的赞叹。

　　王 州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音乐学博士

　　音乐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一、有关“治愈系”的先行研究

　　从现在收集的资料来看，中日两国学者研究关于“治愈系”文化的文献并不多。直接研究相关“治愈系”文化的有：

　　（a）韩思齐（2010）在南昌教育学院报上发表“日本‘治愈系’的文化分析”一文，就日本“治愈系”文化的内涵与定义，产生的文化及历史根源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与阐述。

　　（b）姜钦林（2009）在《大舞台》杂志上发表“‘治愈系’玩具的初探”一文，单从“治愈系”玩具的功效和设计理念进行了阐述。

　　笔者在先行研究“治愈系”文化内涵、原因及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本国“治愈系”文化发展的新动向进行观察，并对比中日两国“治愈”文化的不同，试图通过探讨日本“治愈系”文化的发展动向，阐明日本文化发展新动向的一点表现。

　　二、日本的“治愈”体系

　　（一）.“治愈”及“治愈系”的基本认知

　　“治愈”一词指为身体疗伤治病，消除饥饿以及内心的烦恼。然而，在身体的疲惫，心灵的缺陷得到治愈后，换个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就能让心情得到放轻，有一种长舒一口气的舒适舒坦。这时，“治愈”也可以说是一种心情转换的方式，能够使身体和心情都变得愉悦。而“治愈系”一词在日语中则指的是能够抚慰心灵、给人以持续，恒久，连续的舒畅感的一系列事物。并且拥有繁多的种类，涉及了文学、音乐、旅游、影视、动漫、艺人等文化产业。可以简单地说，“治愈系”是压力社会需求“治愈”下所形成的产物。它由九十年代末开始流行的一种音乐门类开始，衍生发展，形成了今日涉及众多领域和方面的体系。

　　（二）“治愈”体系

　　2.1 “治愈系”音乐

　　音乐是“治愈系”最早产生的领域，可以说在整个体系中属于不可或缺的存在维基百科上对治愈系音乐内涵的解释为：“治愈”始出于“healing”，治愈系音乐是90年代末日本开始流行的一种音乐门类，说它音乐门类也不恰当，因为并没有共通的显著的音乐特性，一般把节奏舒缓，放松心情的音乐都归到这一门类。“治愈系音乐”于90年代末开始在日本流行，最初是日本人将其比作奇幻世界里的“治愈系魔法”而生造的词汇，指的是那些可以令人心情放松舒缓，抚平听者心灵创伤的音乐，后来被“Image 印象”和“Feel 感动”两大精选系列推广到新世纪音乐范畴，变成了泛指的New Age（新世纪）音乐。随着与时代共同的发展，“治愈”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延伸至流行乐坛，一大批受欢迎的“治愈”系歌手，用独特优美的歌声和内容丰富的言辞，传递着力量，治愈人们的心灵。

　　2.2 “治愈系”动画

　　日本治愈体系触及多面，动漫和影视中治愈作品也不胜枚举，如动漫作品《夏目友人帐》、《水果篮子》、《蜂蜜与四叶草》，影视作品《悠长假期》、《情书》等等。这些作品一般节奏舒缓，情节平淡清新，不含明显的暴力色情成分及宅腐性质，且一般都有励志意向，用动画中的小细节诠释现实生活，为观众打造一个能触手可及的心理接受平台。动画声优和演员配饰了这类作品中的角色，代言了动画界的治愈风格。

　　2.3 “治愈系”文学

　　当今两大享誉国际盛名的作家村上春树和吉本芭娜娜都是日本治愈系文学的代表人物。村上春树有代表作《挪威的森林》，描述了都市男女彷徨孤独的情感经历，以及青年一代对未知人生的摸索；本书上市后在日本畅销四百万册，广泛引起了“村上现象”。村上春树的作品展现写作风格深受欧美作家影响的轻盈基调，少有日本战后阴郁沉重的文字气息。吉本芭娜娜代表作有《哀愁的预感》、《白河夜船》、《厨房》等，其作品所描绘的离奇世界能够在压力超负荷的现实社会中引起读者心中的强烈共鸣。治愈系文学体系中还包含了，近几年兴起的 “哭泣小说”，这系列小说横扫了日本各大书店，其中最知名的是已改编成电影的《东京タワー オカンとボクと、时々、オトン～》。文学上的发展，是的日本治愈系产生了广泛影响，不仅日本国内，在中国台湾、韩国都大受欢迎。

　　2.4 其他“治愈系”

　　艺人则因为让人感到平静舒畅的姿态或温柔稳重气场，而被划分为“治愈”之列。瑛太、妻夫木聪、绫濑遥、苍井优等被认可为“治愈”艺人的典型。他们因能治愈人心的音容笑貌而人气居高不下。在经济产业方面，日本的治愈经济也蔚然成风。居酒屋、卡拉OK与柏青哥三大文化现象分别以杯酒美食、音乐歌曲、钢珠游戏等情境空间，消除忙碌紧张的工作压力，缓和日本人的社会情绪。各式各样的治愈系玩具，如摇头娃娃、电子植物等，深受学生和上班族欢迎。日本铁道公司还推出了季节主题形式的新干线列车广告，引起了人们对治愈系风景名胜的向往，推动了治愈旅游风潮。

　　三、中日“治愈”与理性治愈

　　3.1日中“治愈系”音乐

　　日本“治愈”系音乐由最初的雏形，发展为“Image 印象”和“Feel 感动”两大精选系列推广到新世纪音乐范畴，后来变成了泛指的New Age（新世纪）然而，最受关注，受众面最广的要数流行音乐，其不仅仅在众多青少年者中流行，也受到很多中年群体的喜爱与追逐。由此，流行音乐领域也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治愈系歌手，如被尊为治愈系女神的RURUTIA（ルルティア），其歌曲不仅在旋律上具有丰富的感情，音质轻柔而亲切，在歌词方面更是将治愈的目的表达的十分到位。另外，还有手岛葵、熊木杏里、有里知花等，都是日本治愈系的典型歌手。

　　与日本邻近的中国，也不缺乏能治愈心灵伤痛的声音，而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治愈”尚未形成一套完成的体系。中国的传统音乐在历经千百年后，一脉飘逸洒脱的流承下来，倾情扣动着世人的心扉。这宛如天籁般能令人身心舒畅的旋律，或能成为中国特色治愈系音乐发展的原始雏形。如今，中国流行乐歌坛中也有像梁静茹、范玮琪等女歌手，曲风轻简明快，内容直指人心。或许她们不能很明确地被认定为治愈系歌手，但她们的歌曲都拥有着与治愈系同样的功效。与中国相比，日本人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治愈，为什么需要有能使心境宁静的音乐、温暖人心的动漫、优雅的影视明星，并已发展形成系统？除却基本国情的因素，或许，我们可以从日本方面更深层次的分析中找到些许答案。

　　（一）崇拜自然

　　日本的岛国风景和终年频繁的地址气象灾害一直伴随着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使得国民热爱并崇敬着大自然的美丽与力量。然而，步入现代工业的繁华的都市之中，所见的完全是生存空间的挤压和隔离。城市中的人类无法再与大自然亲近。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会寻求一种治愈，一种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疗伤。通过这些音乐，人们能够从现代日常生活的琐事中找回了崇拜自然的那份虔诚。

　　（二） 自我不确实感

　　日本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南博认为日本人的文化心理特点如注意个人在集团中的位置、集团依存意识等，是为了获得一种自我的确实感。这一民族心理的弱点在步入后工业时代的日本社会中加剧了，这使得现代日本人，尤其是青年一代无法像传统的日本人那样，从家族和集团中获得归属与依赖，以及从人际交往中获得他人对自我的评价，从而导致了自我迷失的加剧。这样就造成了在这一代青年人中流行的的作品都具有治愈的功效，促进了治愈系的形成。

　　（三）社会状态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经济几乎完全停滞，陷于瘫痪状态。日本人民在生活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中，开始了战后经济建设。在战后经济得到复苏之后， 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此后进入了平成大萧条时期。日本社会大起大落， 在冲突挑战之余， 社会、个人承受各种压力， 心理受创的同时也造就不少抚慰受伤心灵的疗愈系产业。

　　3.2全球化理性治愈

　　虽然“治愈”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与日本独特的文化和社会心理，但是需要治愈文化的却不仅仅是日本。在资本主义中，其仅有的目标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积累而积累，为了金钱而金钱。这种工具理性使得手段和目的颠倒，造成了现代社会实质的非理性。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人之为人的根本逐渐丧失，生活的意义无处可寻。小到忙碌的白领失神无光的眼眸，大到经济低迷的国家震荡不安的社会，都体现着理性化所造成的实质的非理性。经济危机传导到世界各国以后，使得治愈的心理需求日益增强。

　　六、结语

　　通过对治愈系的文化根源进行考察，可以看出，治愈并不只是风行一时的流行时尚，而是反应深刻的历史社会状况的文化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治愈系音乐与的出现为契机逐渐发展，延伸到文学，影视，，动画，广告，玩具等各个方面，延展面之广涉及之大无一不体现了治愈系在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与需求。日本治愈系的存在是回归理性的本质与途径，在当今中国非理性的社会现状下，或许日本的理性能够给当今中国社会一剂调整自我规范自我的良药。探寻日本治愈系的由点到面，由一到多的发展，相信能够给探究日本文化发展动向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对观察全球社会状况有所脾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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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ストレス解消と癒し サイト：http：///#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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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林娟娟.从俳句中的季语解读日本民族的自然审美观[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5）.

　　[5]尚会鹏.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J]，日本学刊，2007（02）

　　[6]韩思齐.日本“治愈系”的文化分析[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0（02）

　　音乐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河北省 社区音乐 文化体系

　　社区音乐即聚居在同一区位上的社会群体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从事的以音乐为本体的一切音乐行为。①本文调查研究的河北省社区音乐包括城区里的广场公园、公共绿地、街区、居民小区或一些单位的文化活动场所。笔者通过对河北省各地市近一百个社区音乐活动进行调查，采用问卷、当面访谈、电话访谈、资料统计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对群众自发组织的音乐活动及政府文化事业单位组织的文化活动进行调查，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策略。现将其中有代表性的音乐活动介绍如下。

　　一、河北省社区音乐文化的现状考察

　　河北省社区音乐文化以秧歌、歌舞、合唱、戏曲等较为流行。定州寨西店秧歌队是一支村民秧歌队，带头人陈老黑组建这支乐队的初衷是增强村民的健康意识，他认为生病时花在打针、吃药的钱不如平时加强身体锻炼，增强体魄。他自己出资购买服装、音响、乐器等，每当有庙会秧歌表演，都会带着队伍去学习观摩，很快提高了队伍的整体表演水平。现在的寨西店秧歌队大人小孩齐上阵，老太太扭得俏，小媳妇跳得欢，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邯郸矿业集团云架岭煤矿健身操队是由70多名职工组成的一支充满活力的健身操队，这支队伍曾在邯郸健身操大赛中获得冠军。团队能取得较好的成绩来自于勤奋的练习及当地专业健身操教练的指导。该团队经常受邀在矿区内外表演，为矿区群众的业余生活增添了色彩。秦皇岛海港区老干部合唱队，成员多是退休干部、大学教授等，年龄在65岁至72岁之间。合唱队的指挥兼电子琴伴奏伦淑荣是一位退休音乐教师，她自2006年起，在秦皇岛多个社区教授老年人合唱、电子琴、乐理知识等课程，2012年她被开发区管委评为“十大感恩之星”。她组建海港区老干部合唱队有两年的时间，每周六、日在海港区职工活动中心活动。排练的曲目有《共产党好，共产党亲》、《歌唱你啊祖国》、《秦皇岛可爱的家园》、《祝祖国三杯酒》等。在采访伦老师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她对身边朋友的感染力，她说我们老年人唱唱歌、弹弹琴，既自娱自乐，又锻炼肺活量，健康身体，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夕阳无限好，人老心不老”，我想她用自己对音乐和生活的热爱感染着更多的老年朋友，这是让她最为骄傲的事情。

　　二、河北省社区音乐文化发展现状分析与思考

　　1.河北省社区音乐文化发展现状分析

　　结合以上的调查，河北省社区音乐的现状可归为以下三点：首先，参与社区音乐活动的人群老年人为多。其主要原因是世界呈老龄化趋势，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亦普遍存在。尤其城市居民很多是儿女在外的空巢家庭，退休老人在拥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的同时，希望继续融入社会生活的群体中，而参与社区音乐活动既能满足他们的这一心理需求，又能强健身体，因此多数老年人都选择这一健身方式。其次，社区音乐活动娱乐性较强，缺乏专业的艺术指导。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民间艺术的传播缺乏有效的管理，另一方面反映了社区居民所受音乐教育程度的不足。再者，社区音乐活动的场所多在街边等露天广场，设备简陋，音响效果差，虽然很多社区都建有室内活动场所，但利用率并不高。

　　2.关于社区音乐建设的几点思考

　　（1）政企联姻，完善管理体制。

　　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体制是加强河北省社区音乐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首先应积极发挥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健全社区音乐的管理机构。政府对于社区管理最直接的部门就是居民委员会，真正发挥居民委员会在人民与政府中沟通桥梁的作用，广泛征集百姓意见并及时反映给有关部门，这样政府才能制订出切实有效的投资计划。其次，政府设立公益补贴，企业资助，双管齐下保障了演出的经济运作。

　　（2）社区资源一体化。

　　笔者提出的社区资源一体化指利用社区现有场地资源、人才资源等，将其组织化、系统化管理，有利于社区音乐文化活动的组织展开。目前社区音乐活动硬件设施缺乏，除了政府投资增加活动场地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外，还可利用小区现有资源得到部分解决，比如社区幼儿园、会议室、社区学校等。居民音乐活动的时间大都在晚饭后，如果这些地方能向社区居民开放和出借，可缓解居民活动场地严重不足的压力，以及避免在室外小区街道活动，影响到其他居民晚上休息的情况出现。此外，社区人才资源若能实现一体化管理，专业优秀人才便可在各个社区音乐团体形成共享，提高全市居民的社区音乐文化水平和素养。此外，调动他们参与到社区居委会的管理工作中，起到沟通社区居民的作用，也可由企业聘请他们参与企业的宣传活动，使其融入社会。总之，社区资源的一体化可以为社区音乐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

　　（3）全面发展，突出地方特色。

　　目前全国的社区音乐文化发展如火如荼，河北省社区音乐文化建设要想在全国同行领域中有自己的位置，既要全面发展各种类型的音乐文化，同时更要突出具有本地传统特色的音乐形式。笔者通过实际调查，发现秦皇岛许多社区居民已经以这类音乐活动为主导，比如秧歌在老年群众中受到普遍欢迎。但是这一形式仍处于群众自发状态，政府应有计划有组织地参与其中，在全市开展普及秧歌活动的宣传，并在学校选拔优秀的青少年秧歌团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此外，吹歌也是秦皇岛一项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但由于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并没能在全市范围内普及发展，政府可以聘请有经验的民间艺人在社区传教，以传承和发扬这一地方传统文化。

　　（4）加强社区音乐文化建设的艺术性要从教育入手。

　　社区音乐的发展除了要具备良好的硬件条件外，更离不开人文环境的建设。人文环境指一定社会系统内外文化变量的函数，文化变量包括共同体的态度、观念、信仰系统、认知环境等。要创造社区的人文环境，就要提高居民的思想道德，专业知识。这就要从抓教育入手，既要抓学校音乐教育又要抓社区音乐教育。在西方这两者是互融互长的，社区音乐已作为一门专业课程进入大学课堂，属于音乐社会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范畴。以加拿大布兰顿大学音乐学院为例，希拉夫·查德威克博士开设的社区音乐课程，具有明确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用五周时间（每周三次课）阅读与讨论社区音乐的概念、目标、合作伙伴关系、教学与四个理论专题。第二阶段，用五周时间直面社区音乐的实践。第三阶段，最后三周不上课，学生用三周时间完成一篇课程论文。此论文包括确定案例、完成初稿、最后定稿三个环节。②由此可见社区音乐在学校不仅成为一门专门研究的理论课程，而且是学生实践学习的课程。社区音乐与学校教育的互融互长还体现在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布兰顿社区交响乐队是业余交响乐队，由退休老人组成，他们与布兰顿音乐大学是合作伙伴关系，音乐学院提供乐队的排练场地，音乐学院指挥系专业学生担任乐队指挥，学生在这里将课堂所学的一切赋予实践积累经验。这一教育模式我们可以借鉴。此外建立社区音乐学校对于有目标性的培养社区需要的艺术人才提供环境。目前我国的社区音乐学校多数是私立音乐学校，招收的学员也多是面向社会的低龄孩童，学费高昂，覆盖范围窄。虽然很多私立音乐学校由专业音乐院校毕业的学生或老师任教，但这些私立音乐学校并没有与专业音乐院校之间或社区建立合作关系。政府可以在社区组织一批自由学员，年龄不受限制，为他们设立资金资助，到社区音乐学校学习。社区音乐学校的优秀教师可以形成资源共享，在学校上课之余，可以成为社区音乐活动的骨干或通过互联网开展远程网络社区音乐教育。

　　综上，建立社区音乐文化发展体系，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区、学校之间的相互合作的关系，使社区音乐活动、社区音乐学校与社会接轨，融入社会文化生活中，提高居民的音乐文化素养，建立和谐社会，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注释：

　　①周丹.南京市社区音乐文化考察及对社区音乐建设的思考，2011-03-10.

　　②王秀萍.作为音乐学院一门课程的“社区音乐”—以布兰顿音乐学院开设的“社区音乐”课程为例.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0.3.

　　音乐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9篇

　　【摘要】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受相应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索的制约,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本文以我国流行音乐近30年的发展为线索,回顾了我国流行音乐30年的发展概况,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流行音乐发展历程问题

　　流行音乐(PopularMusic,简称PopMusic)起源于美国的爵士音乐,基于其广泛传唱、流行一时甚至流传后世的“流行性”传播特性,流行音乐亦可称之为“大众音乐”。流行音乐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从上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历经30年发展,流行音乐的广泛传播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

　　流行音乐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是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音乐商品化、国际化,传播手段现代化、表现方式多元化的过程,对繁荣社会音乐生活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近观30年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复苏开拓期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特别是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国策提出为触发,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引发了巨大变革。在音乐文化领域,从意识形态方面政治主导、高度一致下的革命歌曲一统天下,逐步发生了向抒情歌曲、娱乐性流行歌曲的转换。

　　在大陆,原创音乐方面,如施光南的《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打起手鼓唱起歌》;王酩的《边赣泉水清又纯》、《妹妹找哥泪花流》;王立平的《太阳岛上》、《大海啊故乡》、《红楼梦》;谷建芬的《校园的早晨》、《年轻朋友来相会》。还有《牡丹之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十五的月亮》、《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时代主流音乐。此外港台、欧美音乐也成为国内流行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邓丽君、山口百惠、刘文正、谭咏麟及披头士等,国内流行音乐文化市场空前活跃,流行音乐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2.高速发展期

　　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期,流行音乐文化市场逐步发展和繁荣。基于录音机、唱片(磁带)的快速普及,流行音乐个体化听赏逐渐成为主要的消费方式,以新兴的音像产业为核心,内地流行音乐市场不断拓展。同时,电视传媒迅速崛起,成为又一个覆盖面极广的传播媒介,电视歌手大赛出现美声、民族、通俗的专业分类,唱法的细划在一定程度上使流行音乐的文化地位得到认可和提升。在新兴艺术市场的需求方面,晚会歌曲、影视剧主题歌曲、唱片歌曲逐步成为推动流行音乐创作和繁荣的重要因素。

　　国内原创作品呈现空前繁荣局面,流行音乐的创作与演唱人才聚集,影响较大的如“西北风”,代表性作品有《一无所有》、《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心愿》等。抒情流行歌曲如《我多想唱》、《我不想说》、《弯弯的月亮》、《涛声依旧》等;摇滚音乐《一无所有》、《朋友》、《裸》等。

　　3.多元繁荣期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日益网络化、全球化、一体化,互联网应用普及,数字化应用提速,音乐艺术传播途径更加快速便捷。在国内流行音乐领域,港台音乐、欧美流行文化的无障碍输入,使我国社会音乐生活面临新的巨大变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新特点。

　　首先是音乐需求的多元化。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使音乐文化的社会需求量极剧扩大,多元化受众使流行音乐风格更加多元化,流行音乐品种更多,如“雷鬼”、“饶舌”、“嘻哈”等等。其次是音乐创作多元化。数字化电脑音乐制作技术的普及,电脑录音系统的家庭化都极大降低了流行音乐合成录音成本以及创作门槛,流行音乐的创作或生产者更加层出不穷,良莠不齐。再次是传播媒质多元化。除广播、电视、影视传媒、发行CD唱片等传统传播方式外,流行音乐具备了更多的传播载体,如MV制作发行、网络歌曲、彩铃、手机音乐等,特别是网络成为推动音乐传播强劲引擎,网络原创歌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成为近年来流行乐坛的一大亮点。

　　至此,流行歌曲创作的技术手段不再受传统方法或传统模式所制约,正探索性地走向一条自由创新发展的新路。这也必然刺激和促进了音乐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受众的欣赏需求,使音乐更贴近人们生活,极大普及了流行音乐艺术。

　　二、国内流行音乐发展面临的问题

　　中国流行音乐创作是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内流行音乐30年来的发展与倔起虽然生气勃勃,但也有严重的先天不足,凸显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首先,行业发展的无序化状态依然存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我国当前环境下,国内流行音乐市场的无序状态依然存在,一些必要的行业规范、运行机制和市场秩序尚未完善,缺乏有效的法治,盗版现象普遍。其次,深层次的理论研究依然薄弱。国内流行音乐创作深受港台影响,加之欧美强势文化的渗透影响,窃用与拷贝旋律或节奏的现象普遍,原创精神缺失,理论研究依然薄弱。再者,流行音乐创作人才依然缺乏。在网络传媒推动下流行音乐创作泛化,大多数网络歌手、网络词曲作者并不具备扎实的专业演唱技能和词曲创作基木功,加之制作设备简陋,在歌词、曲调以及音乐制作、录音合成上都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在内容上泛化和平面化,对音乐的艺术内涵缺乏进一步挖掘,有些作品甚至带有明显的低俗倾向,歌词粗俗、曲调怪异、脏话连篇。

　　三、国内流行音乐发展的对策建议

　　音乐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10篇

　　经过六十多年的努力，新中国的艺术科学理论研究已逐步走向深入，研究体系日益完善，枝繁叶茂，结出硕果。为繁荣理论建设，中共中央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等战略任务，强调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包括艺术学科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发展与繁荣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同时，国家加大了对哲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科学的投入，各级党委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科学重要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提高，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艺术科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也明确要求，全国各级文化科研机构务必进一步完善研究机构、整合学术资源、抓住时代机遇、创新思路方法，努力进取，完成任务，争取更大成果。

　　艺术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建设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党组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作为全国文化系统的公共信息平台，本着一贯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宗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海纳百川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气魄，《艺术百家》杂志社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经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厅党组研究，决定自2010年起，陆续分期分批介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项目以及国家艺术教育理论研究和艺术学科建设的最新成果。欣逢中华盛世，共襄文化盛举。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National Art Disciplinary (Ⅲ)

　　Leading Group Office of National Art Disciplinary Planning

　　(Ministry of Culture, Beijing 100020)

　　七、文化艺术管理

　　文化艺术管理研究在“十一五”发展迅速，成果显著，主要得益于国家层面对文化艺术的高度重视和政策引导，成就最突出的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和文化产业研究三个领域在学科建设、理论创新和学术成果等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

　　（一）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学术成果渐趋丰富，学科体系逐渐成形

　　在有关政府部门及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等部级学术研究机构的推动下，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逐渐拓展至其他学术机构和大专院校，各界学者越来越关注文化战略研究，并从各自领域出发，对文化发展战略进行研究，渐成规模，其理论成果为文化战略学科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学术基础。

　　1.文化战略研究总论从学理上阐述文化战略的由来及含义，阐明其演变及基础理论。

　　在“十一五”期间，关于文化战略总体构想的专著主要有《中国文化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当代文化发展新趋势研究》等，相关的学术论文有《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战略构想》、《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化战略选择》等论及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探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国际背景下，我国文化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提出制定和实施文化发展战略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并从学理上阐述文化战略的由来及含义，阐明其演变及基础理论，重点讨论加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对于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为文化战略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理论框架。

　　2.文化战略目标研究成果显著。

　　我国文化战略的目标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实现这一目标，需选择适当的战略路径，制定有效的发展策略。《中国：软实力方略》、《软文化•真实力――为什么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论剑：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式软实力（一）》、《软实力：中国视角》、《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等著作，《软实力与中国文化战略的发展走向》、《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构成》、《主流文化的体系建构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等论文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软实力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民族凝聚力、文化吸引力、国际影响力与形象等等，但是其核心元素在于价值观。

　　2008年，旨在形成完整知识谱系和体系化研究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被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委托项目，包括《原典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进程及其成果形态研究》、《基于改革开放背景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研究》、《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命题条件下的文化发展规律研究》四个子课题；《中国主流电影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中国电影的精神地图――论主流电影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和谐•仁爱•自然――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历史阐释》等论文系统梳理与重新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资源，推进中华文化发展的无形力量，切实加强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是文化战略的核心。

　　提高文化软实力还需在全面扩大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借助现代信息传播媒介，拓展我国文化传播的范围，提高我们文化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构建中国崛起的对外文化战略》、《建构先进国家的文化形象 凝聚和谐发展的无形力量》、《中国主流电影中的国家形象》、《用流行文化传播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电影“走出去”与文化软实力建设》等论文提出建设覆盖面广、内涵丰富的强有力传播体系，促进价值观的认同，提高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3.文化发展战略措施研究针对性强、应用功能突出。

　　文化发展战略的措施涉及文化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市场、知识产权、文化遗产、区域与城乡文化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诸多方面，是文化发展战略体系的核心内容。学者们在强调政府宏观调控功能、优化资源配置、制定文化政策和战略规划，以及在文化发展、文化保护上应起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进一步强调了基层文化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提出，要从国家文化发展高度认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意义，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认知我国实施文化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施方式。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脚踏实地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乃是关涉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大问题。

　　《“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问题以及历史境遇》从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断层与缺席带来的危害，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和现代意义上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当前国家文化安全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及历史境域，指出保障国家文化的独立和完整的战略意义。

　　4.研究国外文化战略的成果有品位有影响。

　　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文化的战略地位，这些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规划，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文化法律和文化政策，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战略支柱产业的同时，亦注重文化产品的输出和扩大本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它们不但构成了我国文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我国文化战略研究重要的参照系，而且也为我国文化发展提供了成功经验，对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研究欧美等国文化发展战略的主要论文有《美国文化产业与对外文化战略》、《葛兰西――政治战略与文化战略》、《美国外交中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论冷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及我国应对之策略》、《全球背景下的欧洲文化策略》等，起到了利用他山之石的功效。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向规范化和学理化发展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属于文化政策研究范畴，是中国现阶段文化政策的具体问题。自研究概念提出以后，相关研究不是很多，尚不成熟，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

　　国内第一部论文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中国文化报社主编的《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论丛》，该书集中了一些学者对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最初的理论探索，及公共文化服务从业人员对实践的总结与思考；深圳学者集体撰写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是国内第一部较成体系的探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问题的专著。

　　该书首次从政策的理论起点――公民文化权利，以及中国当代政治背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来论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合法性，涉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构成、支持与保障系统、绩效管理与评估等；《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以严密的理论体系论述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命题背景、基本框架、基本原则、文化体制障碍，对中国语境下的公民基本文化权益进行了界定与论述，对于研究和理解中国公共文化政策领域的实践和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为公共文化生活空间关注文艺问题也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野和角度；其他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论文及经验总结散见相关学术会议、各地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报》、文化发展论坛网及其他地方报刊媒体，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居多，对体系框架及运作的理论探讨较少。

　　1．对公共文化产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基本概念的探讨。

　　多数学者按照公共经济学理论，参照一般公共品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公共文化产品的特性――外部收益性、消费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齐勇锋认为，政府必须提供纯公共文化产品和准公共文化产品，前者直接关系到国家文化、文化信息安全及社会稳定，也与民族文化创新、传承直接相关，其供给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后者虽然在消费上具有私人产品的竞争性，但在技术手段上难以实现排他性消费的服务和收费，或虽可以实现排他性的收费，但由于边际收益不足以弥补边际成本，需采取由政府和市场混合提供的模式。

　　2．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主体研究。

　　国内学者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主体上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政府是否应承担主导作用。支持政府主导者依托两种观点：其一，认识到市场失灵和社会公正是经济学有关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