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论文范文

　　医学史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医学有悠久的传统,而且为人类生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影响及於朝鲜、日本等国家及东南亚地区,近年更逐渐形成西方医学系统以外另一个独立的、现代的医学体系。今後相信东西方的医学会朝着加强交流、取长补短和互相促进的方向发展,为人类谋求更大的褔祉。

　　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在1930年代已见成绩;而较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则是最近二、三十年间的事。笔者曾撰写〈中国医学史研究述评〉,载《历史与文化》第1期(1998年);本文是在此基础上再作补充,务求更全面地介绍二十世纪出版的中医史研究及相关书籍,作为研究入门的阶梯,除中文着作外,酌量兼及英文、日文论着,不过基本上限於通论性撰述,专科专题的中医史着作为数甚多,相信遗漏在所不免,这是要请专家学者见谅的。

　　(二)二十世纪前期的研究概况

　　中国学界对医学史的注意,始自二十世纪初年,不过早期出版的着作均属西方医学史范畴,并且都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1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先驱,首推陈邦贤(字冶愚,1889 - 1976)。他所着的《中国医学史》,是中国第一部探讨中医历史的着作。此书初由上海医学书局於1920年发行,依次叙述太古、周秦、两汉、晋隋、唐、宋、金元、明、清及民国的医学,详於今而略於古,清代和民国时期占较大篇幅。着者对历代医政、名医、名着及所形成的新学说、新成就作了系统的介绍,在疾病史的论述上亦多创见。2 台北远东图书公司於1956年重印此书,但署中国医学研究会主编。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其後作了较大的修订补充,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於1937年出版,收入王云五、傅纬平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一辑,自此更为学界所推重。修订本内容分为上古医学、中古医学、近世医学、现代医学、疾病史五篇,叙述中国医学的起源和演变、医术的发展、外国医学的传入等。论者指出,此书「改文言为白话,特别是近现代医学的论述,其引录多注出处,且对史料堆集之弊有了较明显的改变。3台湾商务印书馆曾於1958年据此版重印,所以流传较为广泛。

　　一批由中国人自着的医学史书籍都不约而同在1930年代出现,反映了有关方面的研究已经时机成熟。当中有的介绍西方医学史,4也有全面记叙世界各国医学发展历史的,如李涛(1901 - 1959)编着《医学史纲》(上海: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1940年),除论述西方医学史外,还注意到各国医学的互相交流,如中国医学输入日本,西域医学传到中国,以及西方医学输入印度、日本及中国等。5此外,有的着作注重西医传进中国後的情形,6也有关於中国医药卫生发展史的。7

　　王吉民(1889 - 1972)、伍连德(1879 - 1960)着《中国医史》上、下卷(中央防疫处,1932年初版,1936年第二版),8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医学史专着。此书上卷将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古代或传说时期(公元前2697 - 前1122年);二、黄金时期(公元前1121 - 前960年);三、争鸣时期(公元前961 - 公元1800年);四、现代或转折时期(公元1801 - 1936年);下卷介绍现代医学(即西医)传入中国的经过,以及西医院、西医院校和现代医学教育的情形。此书是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医学史的主要依据之一,至今仍有颇大的影响。9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李涛的《医学史纲》及王吉民、伍连德的英文《中国医史》,被誉为早期的三部中国医学史代表作。

　　还可介绍的是两册中医中药辞典。首先,是谢观(字利恒,1880 - 1950)等撰着的《中国医学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从医学、身体、方名、药名、病名、医家、医书七个方面,选收了七万余条词目,凡三百五十万字。作者编写此辞典时,参考了二千余种书籍,取材较为广泛,内容也较丰富。此辞典在1949年前曾再版数次,其後台湾商务印书馆於1958年印行台湾版,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又於1995年影印出版,另外还有两种改编本。10

　　其次,是陈存仁(1908 - 1990)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上、下册,约成书於1935年,收录历代文献所载的各种药物！和药物内容,包括命名、定义、处方、同名、古籍制名、外国名称,以及学名、产地、形态、成分、效能等,近二百万字。此辞典取材广泛,解释也较详尽;但内容主要是罗列资料,兼收并蓄。学界指出其中有些论述不够确切,引述资料亦间有错误。11此辞典後来有香港上海印书馆重印本。

　　(三)二十世纪後期中国内地的研究进展

　　1949年後,中国医学史研究在中国内地续有进展。首先需要一提的,是陈邦贤编着的《中国医学史》,1957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三次修订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更充分的史料,对医学的起源、发展的动力、医学史分期、史料的运用,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内容较前两版有所提高。12

　　1970年代以来,有关中医中药的着作渐见增加,上海中医学院编《中医学基础》(香港:商务印书馆,1975年),是其中一种较容易入手的新编中医学教材。此书将原有的《内经》、《伤寒论》、《温病学》、《中医诊断学》四门课程精简为一,〈绪论〉且扼要介绍中国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

　　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是中医史专着中较具特色的着作之一,「着重阐述祖国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突出了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通过整体观察和长期医疗实践,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中医辩证论治这一独特体系。13书中利用了一些新近出土的资料,对医学理论的发展亦有较好的整理。

　　俞慎初着《中国医学简史》(褔州:褔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是一册逾五百页的着作,分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现代五大历史时期,阐述医学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现代医学〉篇着重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医药卫生成就,尤为值得重视。14

　　范行准着《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对中医的起源、发展、成熟、充实、衰变、孱守等几个阶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此外,关於民间 医生的医疗活动对中国各学科的推动作用,传信方在普及医疗保健事业中的功绩,门阀与山林医家的学术分野,以及鼠疫、天花等传染病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影响等,有较详细的说明。

　　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史的着作,有:赵璞珊着《中国古代医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李经纬、李志东编着《中国古代医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史兰华等编《中国传统医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及廖育群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医学卷》(渖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郭成圩主编的《医学史教程》(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有关中国的部分很多。近年出版的中医史讲义渐多,15较新的一种是程之范主编《中外医学史》(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年),此书首述世界医学史的发展,而以过半数篇幅介绍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医学史。

　　史世勤主编《中医传日史略》(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介绍中医传入日本的历史以及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概况,书中亦有日本着名汉医及汉方医籍的简介。潘桂娟、樊正伦编着《日本汉方医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年),是全面探讨日本汉方医学发展史的专着。贾春华着《日本汉医古方派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1996年),则专门探究日本的古方派。至於中国医药传入朝鲜的历史,中文方面似乎未有专着出版,实在是很可惜的事,反而日本医家曾作过较深入的探讨。16

　　较为简易的中医史知识读物,有傅维康着《杏林述珍──中医药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及刘国柱编《中国医学史话》(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此外,还有周一谋等编《中医史话文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颜克海编着《论中医学术渊源?体系?发展》(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及陶御风、洪丕谟、王佑民着《中国传统医学漫话》(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陈乐平着《医俗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也值得一读。医家传记有张志远主编《中国历代名医百家传》(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孙文奇编着《中国历代名医集录》(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则介绍历代名医近千人。另一种值得推荐的小书,是黄仓、王旭东着《医史与文明》(北京:中国医药出版社,1993年),从历史角度对中西医学的两种体系加以分析,追溯中西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强调「以史为鉴、「以史为补,使其成为中国医学走向未来的阶梯。

　　严世芸主编《中医学术史》(上海:上海中医学院,1989年),与一般的医史比较,在学术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所增加,更强调了中医各家学说发展的脉络。踏入1990年代,医学与文化的关系受到较大的重视,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提出「文史医学的新学科概念,认为「文史医学就是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史典籍中的医学史料和医学思想,以及医学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17此书以外,还有高春媛、陶广正着《文物考古与中医学》(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更可注意的,是出现了两种有关中国医学文化史的着作:其一,是马伯英着《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其二,是马伯英、高曦、洪中立着《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这两种都是洋洋数十万言的巨着,相信有关方面的研究,今後还会受到更大的重视,甚至朝着更专深的方向推进。

　　(四)二十世纪後期港台地区的研究进展

　　香港方面,1949年前後有不少内地医家南来,中医界较前蓬勃,当中亦有一些医家致力於撰述,例如陈存仁着《中国医学史图监》(香港:香港上海印书馆,1968年),亦题《中国医学史》(香港:中国医学研究所,1969年)。此书的英文译本於1977年出版,亦可参考。18顺带一提,陈存仁曾接受香港《大人》杂志之邀,连续撰写了《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两部关於旧上海生活的书,当中有不少关於医药界的轶闻。《银元时代生活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2000年重刊,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史料看待。

　　此外,有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讲义》(香港:医药卫生出版社,1968年)、吕尚志编写《中国古代医学家的发明和创造》(香港:上海书局,1971年),及上官良甫《中国医学发展史》(香港:新力出版发行公司,1974年)、任勉芝《中国医学史大纲》(香港:新亚医药出版社,1976年)。近年江润祥、关培生合着《杏林史话──中国医学史论文集》(香港:中大出版社,1990年),也有助於对中国医学发展史的认识。谢永光编着《香港中医药史话》(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则是第一本探讨百多年来中医药在香港发展的着作。

　　台湾方面,1960年代初有一种英文的中医史出版,19此书附有中文翻译,题为《中国古今医药史纲与美苏医学进展鳞爪》,署徐学嵘原着、王吉人审校、王以文节译,在台中印刷,但无出版社及出版地。较早的中文出版物,有杜聪明(1893 - 1986)着《中西医学史略》(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杜聪明早年留学日本,其後赴欧美深造,历任台湾大学教授及医学院院长等职,在医学界享有盛誉。

　　197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国医学史的着作。最早的一种,当推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上、下册(台北:华冈出版部,1974年)。此书除导言外,共分十章,从医政制度、病名、疫病、药物、名医传、重要之医典、医药教育等方面,分述各时代医学发展的状况及其特点,在同类着作中,是比较详细的一种。论者指出,该书在论述西医传入後对中国医学发展,以及中国医学东传韩国、日本,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且给读者以新的启示。20其次,有陈胜昆着《中国传统医学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及《中国疾病史》(台北: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

　　1980年代出版的中医史着作,有郑曼青、林品石编着《中华医药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及史仲序着《中国医学史》(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郑曼青、林品石此书是陈立夫主编「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的一种,书首有陈立夫〈我对於中西医药的看法〉(代序),内容编排不依一般史书的朝代划分,而按中医药的实质演变,分十六章论述,计为:中华医药源流、中华医药文献中之最古医典、《伤寒论》、中华医学中之阴阳五行、中华医学中之道家思想、病机、诊法与脉法、治法与医方、鍼灸学之发展、唐宋时代外国医药之传入、金元四子之学及其流派、《本草纲目》、历代医政及医学教育、医德及禁例、近代医学之大变、中医之衰落及其未来。史仲序此书的处理方式则采折衷办法,前五章叙述上古至清代的医学,分为「巫医相混、「医学隆盛、「汇注医籍、「医学檃鸣及「医学没落五个时期,後七章分论中西医学贯通、针炙医学经纬、中国药学发展、历代疾病载记、卫生保健纪要、历代医事制度、中国传统医德。21此外,还有一些不着撰人的普及读物,如《中国医药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中国医学家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等。

　　1990年代初,有王树岐、李经纬、郑金生合着《古老的中国医学──中国医学编年史研究》(台北:纬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近期出版的有二,一种是魏子孝、聂莉芳着《中医中药史》(台北:文津 出版社,1994年),另一种是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台北:知音出版社,1994年)。魏子孝、聂莉芳均毕业於北京中医学院,任职中国中医研究院,其书共有九章,记载中国自远古至清代的医学发展。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之书,是由北京、上海、湖南、广州,黑龙江的中医学院教授合作撰写,详述医药学的起源(远古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早期的医药卫生实践(夏代至春秋)、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战国至三国)、医药学的全面发展(两晋至五代代)、医药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明代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近百年的中国医药学(1840-1949年),内容编排颇有条理,书末附有中国医学大事年表,适合高等院校作为教学参考之用。

　　(五)有关中国医学史的外文着作

　　19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医学史亦开始留意,不过他们的角度多不纯粹着眼於中医史本身的发展,而是注重医学思想、比较研究及当代情况等。22近年,我们还可以在国际互联电脑网页上看到有关中国医学及医学史的研究发展概况。23顺带一提,德文、法文方面,也有一些关於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24

　　廖温仁《支那中世医学史》(京都:弘文社,1932年初版;东京:科学书院1981年重印本),是早期以日文写成的中医史着作。陈邦贤着、山本成之助译《支那医学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40年),据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37年版译出。1990年代出版的有:石田秀美着《中国医学思想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吉田庄人着《中国名医列传》(东京:中央公论社,1992年);小曾户洋着《中国医学古典与日本──书志与传承》(东京:塙书房,1996年),主要透过中国古代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学传到日本的情形。顺带一提,赤堀昭介绍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专文,是很有用的入门参考。25

　　日本方面称中医中药为「汉方药,近年则以「东洋医学之名作为「西洋医学的对称。所谓「东洋医学,就是指自古以来从中国传入的医学而经日本修饰和补充的医疗体系。1972年成立的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总合研究所,是日本最早的东洋医学研究机关,该所所长大塚恭男着《东洋医学》(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对东洋医学与西洋医学、日本的东洋医学史、日本东洋医学与中国医学等问题均有简明扼要的论述。

　　(六)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及其展望

　　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除了出版着作外,还要注意工具书的编纂和学术期刊的编印,这两方面已取得若干成绩。首先,有关中医中药的图录和工具书,19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例如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庄兆祥、李宁汉主编《香港中草药》8辑(1978 - 2000年),又有萧培根等主编《中国本草图录》12卷(与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合作出版,1988 - 1997年),这些都是科研成果的彩图纪录,为中医中草药研究奠下了更紮实的基础。李经纬主编《中国古代医史图录》(北京:人卫生出版社,1992年),收录文物图片二百六十种,从先秦到清代,供教学和参考之用。图文配合的出版形式,是新时代的一种需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传统医学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是目前有关中国医学史及相关知识最全面和完备的工具书。陈新谦编着《中华药史纪年》(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4年),按年记载中国自远古时代以来数千年间在药学领域中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下迄1983年,亦方便参考。宋木文、刘杲主编《中国图书大辞典》(1949-1992)第13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为医药、卫生卷,有中医、中药着作近二千种的介绍。不过,平心而论,适合时代需要的参考工具书仍然十分缺乏,有待努力和改进。

　　其次,医学史期刊的出版也渐受重视。比较集中地刊载中医史论文的,是《中华医史杂志》(季刊)。其前身是1947年创立的《医史杂志》,1953年更名为《中华医史杂志》,後曾停刊,及改称《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人民保健》,1980年起复刊,定为第十卷,而将前此各期编为九卷,由北京中华医学会出版。26至於二十世纪出版的医史论文资料,为数虽然不少,估计逾一万篇,27但内容繁简不一,水准参差不齐,影响所及,连带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论文也被人忽略,学界对此必须加以检讨。

　　随着大规模对中国医学知识的整理和出版,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成果日见丰硕。由陈敏章、李经纬及多位专家学者合力编着的《中国医学通史》,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此书共四百余万字,分为四卷:一、古代卷(原始社会至1840年);二、近代卷(1840年至1949年);三、现代卷(1949年至1995年);四、医史文物图谱卷(收录古代至1995年间的图片近一千幅)。这是现时最具规模的中国医学史着作,综合了二十世纪多位医家学者的心血结晶,希望从二十一世纪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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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所录,有:【英】马克斐(R.C. Macfie)着、【英】高葆真(W.A. Cornaby)译、曹曾涵校:《泰西医术奇谭》(上海:广学会,1911年);丁褔保译:《西洋医学史》(上海:医学书局,1914年)。较後出版的,有周云路译:《医术的浪漫史》(上海:广学会,1929年)等。

　　2. 参阅方鸣、金辉、杨慧林、唐建褔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陈邦贤编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3。

　　3. 同上注。关於陈邦贤的生平和贡献,可参李经纬〈中国着名医史学家──陈邦贤〉,《中华医史杂志》16卷4期(北京:中华医学会,1986年),页193-198;蔡景峰〈陈邦贤先生对中国疾病史研究的贡献〉、王致谱〈陈邦贤先生早期医史学研究工作〉及陈定闳〈医学史家陈邦贤教授的人格修养与学术修养〉,《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11-19。

　　4. 陶炽孙编:《西洋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相信是中国人自编关於西方医学史的最早着作。此外。有【日】石川光昭着、沐绍良译《医学史话》(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

　　5.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李涛编着《医学史纲》〉条(蔡景峰撰),页1224。

　　6. 汪于冈、葛成慧着:《新医业概况》(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30年),介绍西医输入中国以後发展情况。此外,还有鲍鉴清着:《我国新医之解剖学史》(自然科学季刊编辑部,1931年)及毕华德着:《我国西医眼科之起源及现状》(上海:中华医学杂志社,1931年)等小册子。较後出版的,有江道源着:《十九世纪前中华基督教对於医学之贡献》(兖州:保禄印书馆,1942年),介绍唐代、元代及明清之际入华基督教教士在医药上的成绩;又有范行准撰、余云岫校:《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中华医学史学会钧石出版基金委员会,1943年)。

　　7. 如王吉民着:《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上海:新中医出版部,1930年)、陶炽孙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马允清编:《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天津:益世报馆,1934年)等。

　　8. Wong, K. Chimin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e Service, 1936; repr. New York: AMS Press, 1973).

　　9.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王吉民、伍连德着《中国医史》〉条(蔡景峰撰),页1223-1224。关於王吉民的生平和贡献,可参傅维康〈医史园地悉心耕耘50年──着名医史学家王吉民〉,《中华医史杂志》17卷3期(1987年),页145-148。

　　10. 樊正伦、张年顺根据谢观[！]等编《中国医学大辞典》1926年重印本加以整理,由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於1994年出版;此外,又有谢观主编《中华医学大辞典》上、下卷(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可见这辞典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中国医学工具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

　　11. 参阅施宣圆、王有为、丁凤麟、吴根梁主编:《中国文化辞典》(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页539。

　　12. 同注2。关於陈邦贤此书三个版本的异同,可参张慰丰〈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陈邦贤〉及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2-10。

　　13.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条(傅芳撰),页1225。

　　14. 关於俞慎初的《中国医学简史》,可进一步参阅余瀛鳌的书评,载《中华医史杂志》14卷4期(1984年),页248-250。

　　15. 较重要的教材是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最初於1960年刊行,其後曾经修订;此外,有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及陕西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 三木荣着:《补订朝鲜医学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阁出版,1991年),包括作者的《朝鲜医学史》和《朝鲜疾病史》两种专书,内容甚为详细,亦记述了中国医学与朝鲜的关系。

　　17. 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页1。此书共有三部分,上编总论包括〈文史医学概述〉、〈文化背景与医学通论〉两章,中编各论分别探讨甲骨文、十三经、诸子、史书、政书、文集、类书、诗词散曲、笔记小说、古文史工具书及其他方面的医学史料和思想研究,下编是文史医学年表,其编排和内容结构,大抵上为文史医学的研究竖立了规模。

　　18. Hsu, Hong-yen, Peacher, William G., Chen’s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Hong Kong, 1977). 此书有台北新医药出版社版,署许鸿源、毕球?威廉编译。

　　19. Evan H. Shu,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a and the Review of Medical Progress in America and Russia, 1962.

　　20.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4。

　　21. 关於史仲序的《中国医学史》,可进一步参阅赵石麟的书评,载《中国医史杂志》19卷3期(1989人),页191-193。

　　22. 主要的着作有:

　　(1) Arthur Kleinman (ed.),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Health Care in Chinese and Other Societie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Public Health Service, 1975);

　　(2) John Z. Bowers, William Hess, J., Nathan Sivin (eds.),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3) 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 – 1937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

　　(4) Nathan Sivin, Medicin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 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 (Aldershot, Hampshire: Variorum, 1995);

　　(5) P.Y. Ho and F.P. Lisowski,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Singapore, New Jersey, London, Hong Kong: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1997);

　　医学史论文范文第2篇

　　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明治时代(1868-1912)的中期，此后经历了约10O多年的研究历程。在此期间，研究方法及研究角度先后出现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次在20世纪30年代，一次在70年代。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开拓期阶段（1900～1930）；2、发达期阶段（1930～1970）；3、现阶段（1970以来）。

　　一 开拓期的研究

　　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主要包括数学、医学和天文学三个方面。在这三个领域的奠基人分别是：三上?夫(1875-1950)、富士川游（1865-1940）、新城新?（1873-1938）。

　　三上?夫是日本的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也是该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三上早在1905年即开始致力于日本和中国的数学史研究，在此之后，从1911年至1919年期间于东京大学钻研哲学、数学等方面的学习与研究，他的主要代表作是1、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in China and Japan，Leipzig。2、A History of Japanese Mathematics，Chicago，1914。3、《文化史上より?たる日本の数学》(《哲学??》421-6，1922年。1947年??元社出版了单行本)。4、《支那数学の特色》(《?|洋学?蟆?5-4，16-1，1926)。5、《清朝?r代の割?@?の??に?する考察》（《?|洋学?蟆?8-34、1930）。6、《?考和の?I?と京坂の算家?Kに支那の算法との??S及比?》（《?|洋学?蟆?0-1；22-1、1932）。7、《支那思想--科学(数学)》(岩波??辏?934)等。三上最初对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的主要动机在于日本数学是在中国数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他认为研究日本的数学史首先要搞清中国数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三上的研究不仅从数学史上展开探讨，而且进一步发展为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在上述成果中，1和2是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数学通史，3是一部从文化史角度研究数学史的科学社会史专著。4以下是三上?夫对中国数学史进行的各种具体考察，对中日两国数学内涵进行的比较研究。

　　此外，同时期东北大学数学系的林?一（1873-1935）在关于中国数学史研究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代表作有《支那ニ於ケル弧背??及?A周率ニ就テ》一、二，（《?|京数学物理学会?事》、1909-1910）。同大学的藤原松三郎（1881-1946）也是研究中国数学史的著名学者。藤原先后在中国数学史研究方面发表了《支那数学史の研究》1-4(《?|北数学??》46-48，1940-1941)；《宋元明数学の史料》(《帝国学士院?事》3-1，1944)。藤原还对中国数学给予朝鲜的影响等等进行了研究。

　　日本的中国医学史研究与数学史研究同样开始于19世纪末，其目的是为了解明日本医学的历史发展。明治初年是日本医学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原来从中国传来的汉方医学逐渐被西洋的近代医学所取代。特别是1874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医制”，正式宣布日本只承认西洋医学。1883年又颁布了“医生开业考试规则及医师免许规则”，从制度上彻底杜绝了中国医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开业。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日本形成了西洋医学的独尊局面。但是，与此同时，出现了研究日本医学历史演变的动向。代表人物是富士川游。富士川游是日本医学史研究的创始人，生于一个以中医诊疗的医生家庭，从小接受的是中医学方面的熏陶。1881年考入广岛医学院，开始学习西洋医学科学，并开始了日本医学史的研究。以后赴德国留学，主要研究内科学等。1934年出版了《支那思想---科学(医学)》(岩波???。富士认为医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医学史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医学知识的历史，医学家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及疾病的历史，特别是民众常见病的历史发展。

　　此外，还有廖温仁《支那中世医学史》(力二ヤ??辏?932年出版，1981年科学书院出版社再版)。这是日本最初的中国医学史专著，书中介绍了汉唐宋元时代的医学发展，以及外国医学的传入、医疗制度、医书目录、医学各领域的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疾病等等。作者毕业于东北大学医学专业，之后又在京都大学学习中国史，具有医学和历史两个方面的渊博知识。

　　关于中国的本草学，即药学史的研究者有中尾万三。中尾发表了《?h???文志より本草衍?に至る本草书目の考察》(京都药?R盎幔?928)。《支那思想---科学(本草の思潮)》(岩波??辏?934)等论著。还有白井光太郎《本草学?考》四卷，(春阳堂、1933-1934，科学???984年再版)。

　　日本的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是从天文年代学开始的，日本的近代天文学的创始人是新城新?。新城189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随后赴德国留学，1918年就职京都大学，开设了宇宙物理学课程。1929年出任京都大学校长。新城在宇宙进化的问题上，发表了“流星尘”的理论。新城在天文学方面建立了卓越的功绩，其中引人瞩目的是他在中国天文史上的研究。在这一领域，新城先后发表了《?|洋天文学史研究》(弘文堂、1928，?川???989年再版)。《こよみと天文》(弘文堂、1928)、《支那思想--科学(天文)》(岩波??辍?934)等。新城利用现代天文学的理论与知识分析中国古典文献的记载。他对《春秋左传》的成书年代进行了考证。他从《左传》《国语》中关于岁星的记载，推定该书应该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另外，新城根据《春秋》、《史记》、《汉书》等有关历法的史料，考察了从周初到太初改历(公元前104年)构成的长历，他发现“太古以来到太初约两千年的天文学的历史发展，是一种完全自发的演变历史，丝毫看不到任何外来影响的形迹”。新城的这一论证打破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天文历法来源于西方的观点。 在此之后，新城的学生，1926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宇宙物理学专业的能田忠亮继承了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事业，也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能田根据研究发现，中国最古的天文算法书《周髀算经》的成书年代应该在东汉末年，作者是赵君卿。同时他通过研究《礼记》中记载的月令，认为书中记载的天文现象所反映的时代，属于公元前620年(前后误差百年)范围之内，这一结论直至今天仍然被很多学者所承认。他先后出版了《?|洋天文学史??病?恒星社、1943)、《?蜒?氛?》(生活社、1948)。能田认为科学史的研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周密的文献考证；第二是严密的自然科学素质。缺少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能进行天文学史的研究。日本在天文学史方面之所以能够出现像新城和能田这样的著名学者，主要原因与京都大学宇宙物理学科的优良传统学风，以及京都大学所特有的研究中国学问的坚实底蕴密切相关。而且，当时学术界的争鸣气氛也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天文学史研究因此而不断完善。新城曾经这样说过:“我从批判者那里得到了许多裨益。当时，学习院大学教授??u忠夫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学术思想给了我很大启发。特别是通过他对我的反对意见，我发现了自己研究中的一些弱点。”??u忠夫也是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发表了许多论著。主要代表作有《支那?逊ㄆ鹪纯肌?恒星社、193O，第一???98O年再版)。??u的一个主要学术观点认为:中国的天文历法是战国时代由西方传入的。新城与能田对于这一观点进行了论争。当时，支持??u观点的还有?虮驹黾??虮局?小吨?枪糯?逊ㄊ费芯俊??|洋文?臁?943，?|洋???982年再版)。他在书中指出中国的二十八宿和十二支是战国时代以前接受了古巴比伦天文学的影响才成立的。但是，更多的日本学者认为中国的星座与星名是中国自有的，上述新城的研究既是其中的一例。

　　除去上述三个研究领域以外，日本学者在其它方面取得的成就还有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小川琢治（1870-1971）《支那?v史地理研究》正续、（弘文堂 1928-1929）；度量衡史方面的藤田元春（1879-1958）《尺度?考》（刀江??骸?929，临川??暧?967年再版）；音乐史方面的田?尚雄（1883-1984）《最近科学上より?たる音?Sの原理》（内田老?圃、1916）；《音?S音?学》（音?S之友社、1951）。田?190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物理系，一生致力于中国古音律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是世界上首先开始研究中国音响学史的学者。此外，这个时期关于中国建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应该提到的有：伊藤清造《支那の建?》（大阪屋号???929）；八木奘三郎《支那住宅志》（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1932）；伊?|忠太《?|洋建?の研究》上下（?吟社、1936）；?野?《支那の建?と芸?》（岩波??辍?938）等著作。

　　二 发达期的研究

　　从1930年到197O年，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史研究班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把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这个研究班的班长薮内清教授。薮内清1929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宇宙物理学专业，1967年出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1972年美国科学史学会授予薮内清科学史学家的最高荣誉Sarton金奖。薮内清一生著??醴幔?饕??碇?饔?1、《支那の天文学》（恒星社，1943）；2、《隋唐?逊ㄊ筏窝芯俊?三省堂，1944)；3、《汉???阎兢窝芯俊?与能田忠亮合作，全国??荩?947)；4、《中国の天文?逊ā罚ㄆ椒采纾?969）。另外，在中国数学史方面，薮内清还出版了以下著作:《支那数学史概?》(山口??辏?944)；《中国の数学》(岩波??辏?974)。在科学文明总论方面有《中国古代の的科学》（角川??辏?964）；《中国の科学文明》(岩波??辏?970)；《中国文明の形成》(岩波??辏?974)等。薮内清在中国科学史领域中，主要对中国历算学，即关于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和数学的关系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日本学者认为，薮内清的研究，为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及历法理论的理解提供了一种可能。薮内清没有把自已的研究限定在某一个领域内，而是对中国科学史的总体展开了研究，特别是对其整体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日本，首先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是薮内清。他在1970年的《朝日新闻》上这样写道:“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与年代学的研究不同，它不是历史的辅助学科，它和政治史、经济史一样，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古代文明中，天文学一直属于高层次的科学。而且深深的染上了世界各种文明时代所具有的特色。构成中国天文学史主流的是历法的研究和以占星术为目的的天文观测。为什么这个领域得到了如此高度的发展，在这个领域里曾经进行了哪些研究，这些都是我最初感兴趣的问题。” 薮内清在方法论上的一个贡献是:他认为中国天文学的研究，不应该仅仅看作是历法理论的研究，而应该作为中国文明所特有的文化现象来把握，其研究对象应该包括历法以及所涉及的政治思想。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部革命频发的历史，革命后的新朝廷为了使民心一新，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历。改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新政权的正统性。太初改历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证。因此，研究中国历法必须要从政治思想的深度来分析和考察。薮内清的天文学史研究领域及其广泛，从殷商到清代，同时对印度，伊斯兰，古希腊等天文学史也进行研究。薮内清在这样一个广阔的领域内，对中国天文学史的全过程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取得了为世人注目的业绩。

　　日本学术界认为，薮内清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与他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他不仅继承了京都大学宇宙物理学的创始人、新城新?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而且研究的精密程度又超过了新城新?。薮内清通过一个个单独问题的分析观察，最后得到了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总体的正确认识。同时，京都大学的中国学的研究方法也给予薮内清很大影响。当时，京都大学的中国学问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即江户汉学、清朝考证学和法国汉学。京都大学学风的最大一个特点是重视文献考证。薮内清的学生时代，正值京都大学的全盛时期，也是汉学家辈出的时期。当时的教授有中国文学大家狩野直喜、中国史学大家内藤湖南、中国科学史方面则有小川琢冶和新城新?等著名教授。另外，对薮内清的研究给予很大影响的还有三上?夫，以及薮内清参加的狩野直喜主持的汉籍共同讲读班。同时，为了科学史研究，薮内清主持的科学史班先后花费了20年的时间，集体研读了《天工开物》、《齐民要术》、《梦溪笔谈》、《物理小识》等相关书籍，在此基础上主编并出版了《天工?物の研究》（恒星社、1953），《中国古代科学技?史の研究》（京大人文研、1959），《中国中世科学技?史の研究》（角川??辍?963），《宋元?r代の科学技?史》（京大人文研、1967），《明清时代の科学技?史》（京大人文研、1970）等。薮内清和他的研究班在中国科技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业绩。

　　此外，在中国古代日食和月食的研究方面，还有渡?敏夫的《春秋の日食》(《?代の天文学》恒星社，1958)；《日本·朝鲜·中国日食月食宝典》(雄山?，1979)。田坂?道的《中国における回教の传来とその弘道》上下，?|洋文?欤?964)。

　　战前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主要限定于各个学者研究的具体课题方面，而没有从总体上对中国科学史进行研究。因此日本学者认为这种研究不是完整意?上的科学史研究。战后，由于薮内清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空白。日本学者认为，从此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的新时期。

　　这个时期在医学史研究方面，日本学者也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些学者大多受到了江户时代考据学的影响，还有一些长期在中国生活过。???槿耍?898-1973）就是其中之一。???915年来到中国，1919年南满医学堂（后来的满州医科大学）毕业，1924年担任该学堂的药理学助手。1930年在满州医科大学医学研究室任职。1948年回国。??魇贾沾邮轮泄?窖Ш捅静莸难芯俊?950年开始参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科学史研究班的活动，先后出版了《宋以前医籍考》（中文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8）；《重辑新修本草》（台北，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1964）；《中国医书本草考》（日本南大坂印刷センタ?，1974）；《本草概说》（创元社，1977）。

　　??鞯?a class=content_a href=https://www.wenmi.com/class_free/13_1.shtml>医药学史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三个方面：第一是有关医药学方面图书目录的研究。???930年在黑田源次（1886-1957）的指导下开始整理满州医科大学所藏医学书籍开始，他搜集了所有可以看到的解题、各种版本的序跋，按照种类、年代进行了编排整理。这一工作为中国医学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第二是复原了唐代的《新修本草》。第三是进行了关于中国医药学学说史的研究。

　　对中国本草学进行研究撰有论著的学者还有：渡?幸三《本草??窝芯俊罚ㄐ佑??荩?987）；北村四郎《本草の植物》（保育社，1985）；北村四郎《植物文化史》（保育社，1987）。二者都是薮内清科学史研究班的成员。此外，对中国传统医学进行研究的还有大?V敬节的《?|洋医学史》（山雅房，1941）。该书从中医临床的角度对中国医学的变迁史按照时代进行了阐述。三木荣则在《朝鲜医学史及疾病史》（私家版，1955）、《朝鲜医??I》（学术图书刊行会，1956）等著作中对中国古代医学多有论述。三木还在《西域出土医药??S?合解说目录》（刊于《?|洋学?蟆?7、1958）一书中对敦煌医书进行了介绍。

　　在中国食物史的研究方面，日本学者也还进行了许多研究。?田统（1899-1978）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田统1923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化学系，后来又改学动物学，曾经留学欧洲，1928年在京都大学理学部任职，担任比较生理学等科目。?田统也是京都大学科学史研究班的成员，主要代表作有《中国食物史》（柴田??辏?974）；《中国食物史の研究》（八坂??辏?978）；另与田中静一合编《中国食????飞舷隆???奈锪魍ɑ幔?972），这是一部关于食物史的史料集。?田统认为中国食物史的研究作为社会史的一个领域，是正确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田统基于生活社会史的角度，运用化学和动物学的专长，对中国古代食物的变迁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另外，在农业史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1926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的天野元之助（1901-1980），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中国??I史研究》（御茶の水??浚 1962，增补版 1979）；《中国古???肌罚??溪??幔?975）等。天野元之助大学毕业后，曾经用了大量的时间对《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基本史料进行了各版本之间详细校勘，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的农作物、栽培、农具，即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全貌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经过了春秋战国、六朝、唐宋、现代四个时期。其研究和考证的精密程度在日本都是高水平的。

　　在农业史方面的成果还有西山武一（1903-1985）和熊代幸雄（1911-）共同校订译注的《齐民要术》（?|大出版会 1957）；西山武一《アジア的?法と??I社会》（?|大出版会，1969）；熊代幸雄《比??法?》（御茶の水??浚?969）。

　　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科学史以及数学史的领域里，出现了唯物史观的新观点、新方法。这是当时的一个重大变化，它给予日本科学史学界以很大的震动。小?}金之助（1885-1962）的数学史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小?}金之助1905年毕业于东京物理学校，1911年任教于东北大学数学系，他的代表作有《支那数学の社会性》（《改造》1，1934）；《中国数学の特殊性》（《科学》5，1938）；《数学史研究》第一、第二辑，岩波??辏?935、1948）；《小?}金之助著作集》八卷、?挪??浚?973-1975）。小?}金之助的研究受到了三上?夫的很大影响，并推进了三上的文化史研究方法。他站在普列汉诺夫的唯物史观立场，认为时代特征可以在学术上看到反映，他提出了“算术的社会性”、“数学的阶级性”等观点，分析了数学的发展变化过程。小?}基于《九章算术》的记载，考察了秦汉时代的社会状况，并对西洋数学传入以前的数学内容、计算方法及其理论进行了综合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的数学和数学家的特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小?}的论考，它比较偏重于理论上的阐述，缺乏更多的实证。但是，小?}开拓的崭新的科学社会史的研究领域还是功不可没的。继小?}之后，推进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是数学家武田楠雄（1909-1967）。武田1933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数学系。从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数学。主要的论著有：《明代数学の特?》Ⅰ、Ⅱ，（《科学史研究》28、29，1954）；《?|西十六世纪商算の对决》Ⅰ、Ⅱ、Ⅲ，《科学史研究》36、38、39，1955-1956）等。武田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是《数学における?|西交?hの初期段?》（总531页、油印、1955年）。武田的最大功绩在于开拓了比较科学史的研究方法。他对十六世纪东方与西方的数学代表著作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中文三种语言的对比研究，发现了在东西两者之间存在类似的地方，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的欧洲和中国的商业算术在质量上势均力敌，没有优劣之分。

　　在同时期，日本学者还开始了珠算的研究。其代表著作有山崎与右??、户谷清一、铃木雄合著《珠算算法の?v史》（森北出版、1958）。这部书的内容不是专门论述中国珠算的历史，但是其中涉及中国珠算的内容很多。

　　除此之外，关于中国的地图学、建筑学、音乐学、气象学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需要介绍的成果。在地图学领域青山定雄（1903-1982）、鲇泽信太郎（1908-1964）的研究最为著名。青山是中国地图学的奠基人，主要代表作有：《明代の地?恧摔膜い啤罚ā?v史学研究》7-11、1937）；《元代の地?恧摔膜い啤罚ā?|方学?蟆?|京8、1938）；《唐宋?r代の交通と地?地?恧窝芯俊罚??ê胛墓荨?963）。鲇泽信太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玛窦的《坤?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上。代表作有《マテオリッチの世界?恧碎vする史的研究》（《横浜大纪要》18、1953）；《マテオリッチの两仪玄??恧摔膜い啤罚ā?a class=content_a href=https://www.wenmi.com/class_free/119_1.shtml>地理学史研究》1、1957）。

　　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方面村田治郎（1895-1985）和竹?u卓一（1901-）的研究引人注目。前者的代表作有《?|洋建?史》（彰国社、1972）；《中国建?史??卜鹚路鹚??罚ㄖ醒牍??美?出版、1985）。后者有《中国の建?》（中央公?美?出版、1970）；《?釉旆ㄊ饯窝芯俊啡?怼ⅲㄖ醒牍??美?出版、1970-1972）。

　　在中国音乐学方面有?{?一《支那古代の?S律についての私?》上、中、下（《?|洋音?费芯俊?-2、1938-1940）；石井文雄《声律の算法について》（《田???芳o念?|??音?氛??病贰?943）。在气象学方面有田村专之助的《中国?庀笱?费芯俊啡?帷⒌???啃律纭?973-1977）。

　　三 现在的中国科学史研究

　　薮内清以后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者中，主要代表学者是吉田光邦(1921-1991)和山田?c?海?932-），他们都是薮内的学生，但是研究的风格与薮内有明显的不同。吉田1945年毕业于京大宇宙物理学专业，1949年就任于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出任研究所所长。吉田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的主要成果有：1、《??金?-仙?と科学の?》(中央公?社，1963)；2、《星の宗教》(淡交社，1970)；3、《中国科学技?史?集》(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2年)；4、《中国の???硪幌执??s史》(??堂，1980)；5、《日本と中国--技?と近代化》(三省堂，1989)。

　　现在日本的一个新研究方法及其理念就是通过对中国科技史的考察，来观察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的本质。关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虽然早在开拓时期就已展开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当时尚未形成一个很大的规模。在发达时期，薮内清等对于技术史的具体研究投入很大的关注，但是当时还没有出现把技术史与科学史分离开、专门进行研究的学者。吉田光邦则是第一次把技术史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来考虑的学者。吉田的研究方法是：第一、以各种具体的技术作为考察对象的纯技术史研究；第二、作为文化史的技术史研究；第三、作为经济史的技术史研究；第四、与周边地域以及异文化之间的技术进行比较研究。吉田的研究业绩主要集中在纯技术史、技术文化史、比较技术史三个方面。因为技术史研究领域是一个涉及广泛的领域，因此在解明各种技术时，吉田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所运用的解析方法主要是金属技术、制陶技术、炼金术（化学技术）等自然科学的知识与理论。

　　山田?c??955年毕业于京大宇宙物理学专业。之后，研究生时代改学西洋史学，1959年毕业。1970年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89年开始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山田在科学思想史、社会史方面著作甚丰。主要代表作有《混沌のへ中国的思考の??造》（筑摩书房、1975）；《朱子の自然学》(岩波书店、1978)；《授?r?绚蔚馈?みすず书房，1981)。《The Formation of the Huang-ti Nei-china》ACTA ASITICA No.36，1979。此外还主编了《中国の科学と科学者》（京大人文研、1978）；《新??中国科学史?料の研究》(京大人文研、1985)；《中国古代科学史?》(京大人文研、1989)；《中国古代科学史??篇》（与田中淡合编、京大人文研、1991）等。

　　山田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与中国科学相关的思想史乃至社会史的研究，即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的研究。第二是与中国医学相关的学说史研究。山田认为:现在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借用生态学的词汇来说:不仅要搞清生存在这片森林里的各种生物共同体，更要搞清包括无机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我们一边要学习历史学和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相关的各个领域的学问；一边还应该把握那些支持人类各种活动、并且同时又作?槿死嗷疃?桓隽煊虻目蒲?返姆⒄寡荼涔?獭N颐堑难芯恳馔际紫仁牵旱谝弧⒖疾炖?范愿鞲鍪逼诘目蒲Ъ腋?璧纳缁岬匚患捌淦兰邸；谎灾??ü?切┒匀死嗫蒲?a class=content_a href=https://www.wenmi.com/class_free/22_1.shtml>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古代科学家的个人经历，来重新看中国科学历史的发展。第二、研究科学家的活动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社会制度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不是通过对个别的学科史或学说史的研究来完成，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人文活动的科学历史来看待。

　　山田基于上述认识对中国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史等方面展开了研究。他在《朱子の自然学》一书中通过宇宙论、天文学、气象学方面的考察后发现：朱子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具有鲜明的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学性质。山田在《授?r?绚蔚馈芬皇橹胁?觥翱蒲в牍?摇被?鞯耐?保?诙琳叩难矍霸傧至舜?碇泄?煳难ё罡咚?降脑???r?鸭捌涔糯?倭胖葡碌目蒲б约翱蒲Ъ壹?诺睦?烦∶妗I教锏恼饬讲恐?髟谌毡镜闹泄?蒲?费芯苛煊蛑校?亲钤绲纳婕八枷胧贰⑸缁崾贩矫娴淖ㄖ??艿搅撕芨叩钠兰邸4送猓?教镌谥泄?窖?贩矫娴难芯恳簿哂卸赖街?ΑV泄?墓诺湟绞榈谋嘧敕椒ㄒ环矫嫜佑们按?奈南缀统晒??环矫嬖黾恿诵碌闹?队肴鲜丁K?裕?泄?糯?绞橹杏泻艽蟛糠质乔按?南椎囊?谩U馐挂窖е?兜募坛杏?a class=content_a href=https://www.wenmi.com/class_free/137_1.shtml>传播成为可能。但是，这种编纂方法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缺乏对医学理论的传承以及相互关系的阐述。这样就造成了对唐代以前的医学著作的成书年代以及医学发展的传承关系理解上的困难，特别是判断医书中记载的各种医学技术的出现年代更属不可能。直接与中国医学形成有着重要关系的三国时代以前的医书经典的记载方法也是如此。因此，山田首先对中国医学的形成阶段进行了研究。促使他开始中国医学学说史研究的契机是马王堆医书的发现。山田在《?唤y医学の?v史と理?》(《?|洋医学入?》??新闻社，1991)中这样写道:“汉代以前编著的医学书乃至有关医学方面的文献一本也没有留下，因此如何认识中国医学起源的问题，始终是一个谜。但是，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医书终于为我们带来了一线光明。于是，中国医学的起源也随着一点点出现在我们眼前。”山田将马王堆出土医书与《黄帝内经太素》进行了比较，提出了关于中国医学史的形成过程。他认为:在战国末期，正式出现了?疗法。到了汉代，则进一步形成了以?疗法为中心的医生集团和学派，在两汉之际，中国的医学体系基础正式形成。随着医学基础理论的形成，药物学也建立了。东汉末期张仲景将药物疗法应用于临床医学并使之系统化，撰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山田在中国医学的起源和形成方面做出的研究为这个领域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

　　山田调离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以后，田中淡继续组织了中国科技史共同研究班，开始了涉及中国古代建筑技术方面的研究。田中淡的代表作主要集中在古代建筑史方面：发表了《中国の传统的木造建筑》（《建筑杂志》1214、1983）。《中国建筑史の研究》（弘文堂、1989）等论著。田中淡的研究先后受到东京大学太田博太郎的近代建筑史学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林巳奈夫文献实证的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

　　现在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主要具有以下一些特征：一是研究者的数量大为增加；二是研究题目的多样化。它反映了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在日本的中国学以及中国史学界所占有的重要位置。导致这一繁荣局面出现的原因与发达时期的研究积累和李约瑟以中国科学为中心的文明论研究的影响密切相关。其中，在将李约瑟的研究成果介绍给日本的过程中，学者们翻译了以下的著作：

　　薮内清、?|?精一监译《中国の科学と文明》11卷（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7vols,Cambrdge,思索社、1974-1980）。

　　山田?c?阂搿?|と西の学者と工匠》上下（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Cambridge,河出书房新社、1974-1977）。

　　?虮揪丛煲搿段拿鳏蔚味ā罚?he Grand Titratien;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t West,London,法政大出版会、1974）。

　　牛山?代译《中国科学の流れ》（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Hong Kong,思索社、1984）。

　　现在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者有很多人致力于研究中国科学思想史。他们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近代以前的科学知识的历史分析来看中国文明的本质。这些研究主要偏重于医学和历算学方面。在对中国医学的思想史研究以及预防医学和养生学方面主要有以下的一些成果：

　　村上嘉??《汉墓新??の医??缺?幼印罚ā?|方学?蟆肪┒?3、1981）。

　　村上嘉??《“黄帝内?太素” と道家思想》（《?|方宗教》71、1988）。

　　村上嘉??《黄帝内?太素の医学思想》（山田?c?壕?《中国古代科学史?》，京大人文研、1989)。

　　吉元昭治《道教と中国医学》（《道教2》平河出版社、1983）。

　　加?喜光《中国医学の?生》（?|大出版会、1987）。

　　石田秀??《?荨ち鳏欷肷硖濉罚ㄆ胶映霭嫔纭?987）。

　　林克《黄帝内?における???から??五行?への?淙荨罚ā洞?|文化大学汉学会?》30、1991）。

　　高?螂渍??h方の??》（日本放送出版?f会、1969）。

　　丸山敏秋《黄帝内?と中国古代医学》（?|京美?、1988）。

　　坂出祥伸《中国近代の思想と科学》（同朋舍、1983）。

　　坂出祥伸《中国古代?生思想の?合的研究》（平河出版社、1988）。

　　坂出祥伸?修《中国古代?生???罚ü瓤??辍?988）。

　　另外，从事中国的历算学思想史方面研究的学者也有很多。中国古代经学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历算学，最早涉及这一研究的学者是薮内清。此后，川原秀城在薮内的基础上将研究的角度进一步扩大，从分析历算学的角度开始研究经学，先后发表的成果有：《三统?绚问澜?---?学成立の一侧面》（《中国思想史研究》1、1977）；《戴震と西洋?阉阊А罚ā吨泄?枷胧费芯俊?2、1989）。川原的研究搞清了经学规范对历算学的制约以及历算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经学所产生的影响。使用同样研究方法的还有堀池信夫《汉魏思想史研究》（明治??骸?988）；武田?r昌《???逊?肌罚ㄉ教?c?壕?《中国古代科学史?》、1989）。?谷部英一《魏?x南北朝の?氛?》（《中国哲学研究》3、1991）等。关于历法方面的研究还有小川晴久《?|アジアにおける地?（?樱hの成立》（《?|方学志》23、24，韩国延世大学校国学研究院、1980）。中岛隆?《何承天と祖冲之》（《集刊?|洋学》35、1976）。新井晋司《?逊à伟k?と政治?程》（《?|方学?蟆肪┒?2、1990）等。

　　此外，在科学与思想方面进行的研究也有不少，具有代表意?的论著有：

　　寺地遵《沈括の自然研究とその背景》（《??u大学文学部?要》27-1、1967）。

　　水上静夫《中国古代の植物学の研究》（角川??辍?977）。

　　?|条荣喜《中国物理?史の?唤y》（海?社、1983）。

　　小林清市《?疏の素描》（《中国思想史研究》9、1987）。

　　小林清市《?琶褚?gにおける五?と五木》（山田?c?壕?《中国古代科学史?》、1989）。

　　现在的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以下三位学者的成就引人注目:

　　中山茂（1925-）的代表作有：1、A History of Japanese Astronomy;Chinese Back and Western Impact,Harvard,1969. 2、《消?法の研究》ⅠⅡⅢ（《科学史研究》66、67、69、1963-1964）。3、《符天?绚翁煳难?返奈恢谩罚ā犊蒲?费芯俊?1、1964）。

　　?虮揪丛斓拇?碜饔校骸睹肺亩Δ?阉阊А罚ā?|方学?蟆贰⒕┒?1、1970）；《椭?曳à握归_》（《?|方学?蟆贰⒕┒?2、1971）；Hsü Kuang-Chi and Astronomical Reform,Osaka,1988)；《崇?改?筏握?被?韧?h?の位置》（山田?c?壕?《中国古代科学史?》、1989）。

　　宫?u一彦的代表作有：《中国人の惑星?·序?》（山田?c?壕?《中国の科学と科学者》、京大人文研、1978）；《“元史”天文志??のイスラム天文?x器について》（《?|洋の科学と技?》同朋舍、1982）；《大衍?绚挝逍怯?算法》（山田?c?壕?《中国古代科学史?》、1989）；《王??“?遭中路ā堡翁??系モデル》（山田?c?壕?《中国古代科学史论?篇》、京大人文研、1991）。

　　除此之外，?盘俟?卧凇丁敖??堡沃肖翁煳氖妨稀罚ā犊蒲?费芯俊?45、1983）一文中，对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程度，根据计算逐一的进行了考证。大崎正次在《中国の星座の?v史》（雄山?、1987）一书中，对中国的星座的名称、分类、特色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考察。其它还有内田正男《元嘉?贩à摔膜い啤罚ā?|京天文台?蟆?6-2、1973）。大?蛴杉头颉夺?h四分?筏纬闪⑦^程》（《数学史研究》93、1982）等。

　　在数学史研究方面有?褂衩魅吮唷妒??兰湍┟骺?沃樗??罚ǜ皇慷檀蟪霭娌俊?970）。大矢真一译《九章算术》（《中国の科学》薮内清编、中央公?社、1975）。清木?雄《中国数学の古典---九章算术》（《数学ゼミナ?》1-15、1975-1976）。川原秀城译《刘徽注九章算术》（《中国天文学·数学集》薮内清编、朝日出版社、1980）。川原秀城《中国の数学》（《数学の?v史》Ⅱ伊?|俊太郎编、共立出版社、1987）；川原秀城《中国の?o限小解析》（山田?c?壕?《中国古代科学史?》、1989）。武田?r昌《“九章算术”の??成と数理》（《中国思想史研究》6、京大人文研、1984）等。

　　关于中国医学史方面，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主要的成就有：宫下三郎《宋元の医?》（薮内清编《宋元?r代の科学技?史》、京都大学人文研、1967）；宫下三郎《本草から?た五?六腑》（《?h方研究》、1979）。赤堀昭《新出土?料による中国医?古典の?直し》（《?h方の?床》25、1978）。赤堀昭《神?本草?に??された??俊罚ā度毡疽绞费щs?》241、1978）。赤堀昭译《五十二病方》（山田?c?罕唷缎掳k?中国科学史?料の研究》京大人文研、1985年）。赤堀通过新出土的马王堆医书、武威医书和医经的比较研究考察了中国医学的建立过程。赤堀推定《黄帝内经素问》成书于西汉中期以后，《神农本草》和《名医别录》成书于东汉中期以后。赤堀还论证了武威的处方是基于神农本草的医效而产生的。接受赤堀的学术影响在中国医药学方面研究作出成果的还有樱井?介的《新出土医???S文物について》（山田?c?罕唷缎掳k?中国科学史?料の研究》京大人文研、1985年）和《“黄帝内?素??”王注に?された五?像について》（《?h方の?床》、1991）。樱井在后一篇文章中，经过考证认为唐代已经出现了人体解剖。另外还有小曾户洋监修的《?|洋医学善本????卷（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81）；小曾户洋与真柳?合编《和刻?h籍医???伞?6辑（エンタプライズ、1988）。这是两部有关宋代以前古文献的整理成果，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石原明《?h方---中国医学の精?》（中央公?社、1963）和丸山昌朗《?灸医学と古典の研究》（??元社、1967）也是关于中国医学史方面的著作。关于本草学和本草学史也有一些新的论考，例如森村?一先后发表了以下两篇论文：《本草?目の植物记?》（薮内清、吉田光邦合编《明清?r代の科学技?史》京大人文研、1970）；《?v代?合本草??摔?堡胫参镄氯肫纺郡慰疾臁罚ㄉ教?c?壕?《中国の科学と科学者》、京大人文研、1978）。森村在这些论文中对中国古代植物分类法以及本草书所具有的博物学特征进行了阐述。

　　在中国农业史研究方面日本学者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主要的代表作有米田?次郎《中国古代??I技?史研究》（同朋舍、1991）；守屋美都雄《中国古?q?r?の研究》（帝国??骸?963）等。在工业技术方面有伊藤武敏的两部著作：《中国古代工?I史の研究》（吉川弘文?、1962），《中国古代绢?物史の研究》（上下、????俊?977-1978）。在中国音乐学史方面的代表作有山口庄司《律吕精?と律原??]》（アカデミア·ミユ?ジック，1984）。作者对明代的朱??帧⒅懈?暗氖??骄?衫砺劢?辛讼晗傅穆凼觥?BR>

　　医学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 女性主义 中国科学史

　　abstract

　　postcolonialism，feminism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some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in historiographyduring its different periods,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has different topics, and made the same topics ha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and meaning. new theories and perspective bring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with new form and new interpretation constantly. very often, some ideas,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that came from other fields, have influenced history of science. for example, in recent years, postcolonialism and feminism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text, and they have shown their vitality in many fields，including history of science. some scholars have noticed already these new theories’ valu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however, related studies have not become mainstream in this field. based on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possible influence and value of postcolonialism and feminism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key words: postcolonialism feminism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柯林伍德说过，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不能不研究其次级的历史，这里的次级历史指的是对该问题进行历史思考的历史。[1]站在科学编史学的立场，反思科学史研究的过去，分析和借鉴新的研究视角与纲领，对于促进科学史学科发展来说极为重要。

　　一 引言

　　20世纪之前的西方科学史研究基本从属于科学家与哲学－历史学家两大阵营，形成了相应的两大编史传统。这两类编史者基本上都不是职业的科学史家，他们编写出的专科史和综合史，都是实现各自领域某种目的一种手段，没有形成独特的编史纲领。在编史方法上，直到萨顿为止的这些编史学传统，往往都以编年史研究为主导，[2]在编史观念或多或少受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实证主义哲学把科学史看成是一系列新发现的出现，以及对既有观察材料的归纳总结过程，是不断趋向真理和进步的历史。在这种哲学背景中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影响下的科学编史工作，大多采用的是编年史方法，把科学史看成是最新理论在过去渐次出现的大事年表。

　　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亚历山大•柯瓦雷开创的“观念论”科学史研究传统开始在科学史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编史传统强调科学的进步体现在科学理论与科学概念的进化上，可以说是新康德主义哲学史方法在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某种体现。与此同时，另一种编史纲领也逐渐形成，这种社会史的编史纲领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的影响，强调把科学的发展置于复杂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更加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环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3], p.24）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等思潮对西方科学史研究产生的影响也开始明显起来。

　　可见，西方科学史学史上的历次重大变化都受到了其他领域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影响，积极吸收这些新的观念和方法，促成了科学史学科的不断进步。目前我国科学史研究仍然以实证传统为主，研究方法大多限于历史文献的考据和分析。尽管实证传统今后仍然可能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主要编史纲领之一，但要促进科学史学科的全面发展，我们也必须及时、合理地吸收相关领域的新观念和新方法。近些年来，西方科学史研究开始引入了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展现出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对此，我们需要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 后殖民主义科学史及其启示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带有鲜明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是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新问题。[4]这一思潮是在对殖民主义的长期反省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有葛兰西、法农、福柯、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莫汉蒂和汤林森等。

　　后殖民主义思潮最初集中在文化领域，主要关注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阐释焦虑、文化殖民与语言殖民、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思潮开始影响到科学史研究，有关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科学在文化殖民中的作用与位置。虽然目前国内在文化研究等领域对后殖民主义的已形成了某种热点，但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中，有分量的相关的研究却依然不多见。

　　美国科学史家路易斯•佩尔森（lewis pyenson）将“殖民地科学”作为一个专门领域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从1982年开始，以“文化帝国主义与精密科学”为题，论述了德国、荷兰和法国的物理学、地球物理学、天文学与文化帝国主义的关系。佩尔森认为，西方人总是把自然的数学法则看成是文明的显著标志，把由资本家支持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摆在世界面前，以显示其文化人的姿态；而实际上，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牛顿原理等这样一些物理法则对于实际应用来说，并非唯一有效。例如，对于建造结实耐用的桥梁来说，牛顿原理的作用，如同哥白尼理论对于航海那样，都不那么必需。理论上的一致性并不等于实践上的一致性。但是，殖民地科学家的工作由于显示出对自然的操控能力而得到了殖民地居民的尊敬，他们的工作为欧洲的优越性提供了根据，他们通过抽象活动抑制了从属地区的独立情感。通过文本分析，佩尔森还揭示了法国殖民者的科学文化殖民策略：仅仅显示科学优势还不能完全抑制殖民地人们的自由思想，他们还必须被说服，解放的程度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自然提高的，任何东西也不能取代由科学带来的发展及其价值和意义。[5]

　　佩尔森的工作在科学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医学史家保罗•帕拉蒂诺（paolo palladino）和米切尔•沃伯斯（michael worboys）在对他的工作进行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科学史研究。他们批判了佩尔森关于描述性科学和精密科学的划分，认为精密科学同样带有帝国主义色彩；批判了佩尔森把文化殖民主义单独抽离出来考察的做法，认为科学文化殖民与经济、政治殖民等是交织在一起的；批判佩尔森忽略了殖民地科学文化对于宗主国科学文化的影响，忽略了殖民地人群的视角，并在潜意识将科学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简单地看成是帝国科学向殖民地单向的流动等缺陷，强调西方科学与殖民地科学之间的互动关系。[6]

　　此后，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是，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将其女性主义理论置于后殖民主义研究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中，坚持科学在文化上具有多元性这样一个基本立场，阐明了欧洲扩张与现代科学出现在欧洲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哈丁的工作中，充分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在深层背景上的趋同。哈丁认为，后殖民时期的科学技术研究是从欧洲中心文化之外确立其关注和概念框架的，这一研究将运用包容性更广的科学定义，这一定义鼓励我们重新考察它何时是有用的、何时求助于一个更有限制性的定义代价太高。“科学”将被用来指称任何旨在系统地生产有关物质世界知识的活动。在这种宽泛的科学定义下，所有的科学知识，包括近代西方确立起来的科学，都是所谓的“地方性知识”，或者“本土知识体系”。她认为，后殖民主义的科学技术研究的这种策略使得其能够探究不同文化的科技思想和实践的特色，它不仅可以为原有的概念框架添加新的研究主题，还能迫使概念框架本身发生变化。（[7], p.11）在这里，“本土知识”，或者说“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是一个及其重要核心概念，正是在对这个基本概念予以注重的基础上，我们才会推论出一系列重要可能结论。

　　后殖民主义科学史站在与传统科学史完全不同的立场上，从一种新的视角提出了诸多全新的见解。例如，在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中，往往只关注近现代欧洲的科学，那种“地方性的知识”只在人类学之类的领域中才被合法地研究；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立场则在多元文化的意义上，把“科学”的概念进行泛化，将各种“地方性知识”包容进来。后者的观念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来说，有很大的价值。

　　首先，涉及到的是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和“李约瑟难题”这两个问题曾一直困扰着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者们，至今仍无定论。早自20世纪初，任鸿隽、竺可桢等老一辈科学史家就已讨论过前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些前辈们所指的科学，是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组织机构、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如果我们将科学定义在这个范畴，那么中国古代无疑是没有科学的。很多持“无”观点的学者也多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而持“有”的学者，往往更多的是从民族自尊心的立场来考虑，要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合法性的地位。因为如果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还哪来的科学史研究？然而，立足于后殖民主义科学史的立场，这一问题已经被消解了。因为在后殖民主义看来，与其他文化的系统知识传统一样，现代科学技术从若干重要方面看也属于地方性的知识体系，它们也产生过系统的无知模式。（[7], p.74）在这样一种观点下，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地位便勿庸置疑。既然普适的、唯一的、标准的科学体系是不存在的，近代西方科学也是地方性的科学体系，我们不需要拿它来作为参照对象，就可以找到自身的研究合法性。同样，“李约瑟难题”在此也可以得到解决。因为都是地方性知识，所以就不需去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的问题。正所谓“在当我们采取了新的、不将欧洲的近代科学作为参照标准，而是以一种非辉格式的立场，更关注非西方科学的本土与境及其意义，‘李约瑟问题’就不再成为一个必然的研究出发点，不再是采取这种立场的科学史家首要关心的核心问题了。”[8]

　　其次，从这一扩展的科学定义出发，后殖民主义的视野将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尤其是古代科学史研究开辟广阔的问题域。

　　由此所涉及到的，实质上是一个科学观的基本问题。原来被看作是民间信仰或巫术迷信（而在实际的分析中却可以看出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的那些知识，在这里也取得了被研究的合法性。例如，针灸学、草药学、古代妇科、女医等都可得到与传统的数学、天文、物理等知识相类似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主流科学史也曾研究过燃素说、炼金术等内容，然而不同的是，它是把这些主流科学之外的内容作为与主流科学相关的背景来研究，而后殖民主义科学史却给予这些非主流的知识以独立的合法性地位。此外，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其研究方法十分多样丰富，大多采用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这些具体的分析方法也可为中国科学史研究所借鉴。

　　三 女性主义科学史及其启示

　　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从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中派生出了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它运用女性主义特有的观点和立场，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范围广泛的各门学科。（[3], pp88-89）其中，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源于与科学相关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使得学者们开始思考科学史上女性科学家如此之少的根本原因：究竟是女性出了问题，还是科学出了问题？科学在本质上是否与父权制相关？

　　为回答这些问题，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者一方面开始致力于寻找科学史中被忽略的重要女性科学家，恢复她们在科学史上的“席位”。这些研究既希望通过补充女性科学家的历史来完善既有的科学史，也试图确证不是女性出了问题，而是科学出了问题。另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批的学者转向批判科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揭示近代科学的“父权制”根源。例如，女性主义学者卡洛林•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桑德拉•哈丁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揭示了科学从其历史起源开始，便具有性别建构的性质。[9]与此同时，很多女性主义学者注意到，这种被社会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形态建构的科学，反过来又进一步说明和强化着社会性别观念本身。他们通过研究自古希腊到20世纪的生物学史和医学史，充分说明了科学对性别差异和性别本质的建构和强化关系。例如，席宾格尔（londa schiebinger）、图安娜（nancy tuana）、欧德苏瑞（nelly oudshoorn）等就从不同角度进一步揭示了科学与性别意识形态互相建构、互相强化的本质。[10]可见，正如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所认为的，批判性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不必将自身局限在科学中的女性主题上，而应该从各种角度深入分析科学中随处存在的父权制现象，[11]也正是这种批判性的分析视角，构成了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在科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位置。使得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越来越成为西方科学史研究的一个新颖而极具潜力的方面，越来越受到关注。 [12]这里就这一新的编史观念之于中国科学史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与价值做初步的理论分析。

　　第一，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给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新的问题域。

　　如同思想史编史传统的出现为科学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一样，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关注女性对科学所做的贡献，关注科学背后隐藏着的性别权力关系结构，关注科学事件对女性的影响，关注科学对女性本质的规定，关注与女性相关的“边缘”科学史等这些不能为以往科学史研究所注意到的内容。如果把女性主义视角纳入到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去，无疑将会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开辟广阔的问题域。

　　传统中国科学史研究对女性关注很少，有的学者可能认为，女性科技人物研究得少，不是因为他们不关注女性，而是因为她们本来就对科学贡献少，历史文献记载的也少。事实上，在近期学者对中国古代所有科技人物的生卒年资料进行搜集时，收编了上溯春秋时代，下迄民国末年，甚至少数延伸到20世纪50年代；空间上限于在中国出生和去世者，以致少数在外国去世者在内的中国古代科技人物；本着凡是能找到的妇女科技人物，全部收编的原则，最后在所收入的1522名人物之中，女性确实仅占19名。[13]然而，站在女性主义立场来看，这正说明了女性在科学史上的“集体失忆”，她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的科学工作被由男性掌控的历史文本所忽略和边缘化，她们没有话语权，没有历史记忆。为此，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除了要挖掘和恢复被以往科学史忽略的女性科学人物之外，更重要的是从既有科学历史文本中分析女性受压制、被忽略的原因，解构文本背后的性别权力关系。 ([14], p.166)

　　以医学史为例，要研究中国古代女医问题，从女性主义编史学的视角出发，首先必须进行古代女医的发现、填补研究。然后还要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性别制度的规定及其在医学领域的体现、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实际运作与性别制度、观念的规范之间的差距、男医与女医的个人身份认同、医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与“女医形象”等问题，分析古代各种医学话语本身的非中立性、非客观性，重新思考古代医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假定等等，这些都是不可能在有性别盲点的科学史中被考虑到的内容。医学史的情况如此，其他学科史研究的情况也如此。

　　第二，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为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方法。

　　尽管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内部流派纷呈、观点多样，但作为学术研究，它们共享一个基本的概念范畴，即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指的是，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一套强加于男女的不同看法和标准以及男女必须遵循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等，它区别于传统的生理性别（sex），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14],p.4)社会性别既是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其基本的分析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除了会发现传统科学史研究发现不了的新问题之外，还能对传统科学史已经研究或正在研究的问题，从新的分析方法和切入点入手，得出与前者不同的结论和评价。

　　笔者曾以第八届东亚国家科学史会议论文集中的两篇医学史论文作为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两篇论文考察的都是中国古代女医问题，但由于采用的视角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和分析的深度也有所不同。[15]具体而言，其中一位学者通过对古代女医的医术技能、医学教育和医学地位等的分析认为：古代一些下层女医在医术和道德上都不行，杰出的男女医得到的尊敬一样。这些结论限于文献表面文字的搜集和总结，没有对文献作者及其意图进行深入分析，对于中国古代记载女医的文献为何如此稀少的原因，也只是简单地从封建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迫角度稍做分析，因而结论也鲜有新意。[16]另外一位西方学者则从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揭示了古代男女医的社会地位并不平等，认为得到尊重的女医只是少数有家学背景的人；然后分析认为文献材料的男性作者们对女医的医术和道德进行了诋毁，并认为诋毁的背后掩藏着上层社会意识形态与男医共有的对女医的排斥立场和意图。此外，她还注意到了不同女医之间的差异，以及医学文化的多元化等问题。[17]这种不同的立场，特别是因有无社会性别意识以及对于医学的社会性别维度的认识的差异所导致的研究风格与结论的差异，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此外，女性主义对科学史进行研究所采用的具体分析方法包括隐喻分析、解释学方法和深度访谈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别于传统科学史研究的方法，值得借鉴。其中，隐喻分析是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关键方法。因为隐喻常常表达着人们对于事物的基本认知和评价方式，通过对科学中涉及到的性别隐喻进行分析，能揭示出科学史中的性别关系结构。

　　第三，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引起对传统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反思。

　　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与女性主义科学批判是紧密相关的，它们除了对传统科学史研究的

　　视角、方法和内容等产生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支撑在其背后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传统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纯粹客观的、超乎社会之外的知识活动，它与

　　性别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内在关联，即使科学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现象，那也只是科学之外的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在科学领域的折射而已。建立在此科学观基础上的传统科学史研究，则把科学史看成是普遍的、抽象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活动的历史，且这一历史有其独立的内在发展逻辑。女性主义科学观则认为，所谓价值中立、性别无涉的纯粹科学只不过是父权制文化从封建教会时期转向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一种观念上的人为建构，它并不具有建构者所认定和宣称的普遍性，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18]

　　可见，在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者看来，近代西方科学“进步”的历史是其与父权制意识形态相互结合、加强的历史，传统的科学编史学将科学看成是脱离社会情境的、纯粹的、抽象的、价值中立的智力活动，因而无法揭示社会、经济、政治、性别等对科学的影响。也就是说，科学活动不仅与性别、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紧密相关，科学知识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的形成是负载了利益与价值取向的。随着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传统的引入，这种新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将会在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科学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内史”实证研究，而应该考虑到历史的具体情景及其与多种社会因素，尤其是与社会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

　　四 余论

　　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都是西方20世纪以来兴起的重要思潮，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白人男性心目中，妇女与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相似性。他（她）们都处在边缘、从属的位置，都被白人男性看作是异己的他者，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有了一种天然的亲合力，二者之间展开了频繁的交流和对话。[19]

　　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它们都为传统科学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问题域，引入了新的分析视角与方法，对传统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后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因其主要关注第三世界的女性科学史，对于身处第三世界，具有性别研究盲点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来说，尤其需要引起关注。然而尽管如此，国内科学史界对这些新思潮持有的仍是或漠视或误解的态度，为此，有必要对一些问题给予澄清。

　　第一，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目的不是狭隘的‘女性’目的，而是更强调以边缘人的视角对主导地位的科学建制进行批判、审视和重建。第二，研究女性主义科学史的学者不一定就是女性。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同传统科学史研究一样，是男女主体都可从事的工作。第三，研究科学中的妇女不一定就是女性主义科学史，没有直接关涉女性主题不一定就不是女性主义科学史，判断的标准在于社会性别视角和批判性分析维度的运用。 ([14], pp.166-167)第四，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科学史研究不是完全否定西方近代科学，而是要消解其普遍性与抽象性，不是要以弱势边缘的“科学”取代它，而是强调科学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共存与相互协调发展。第五，研究殖民地的帝国科学机构和科学活动，不一定就是后殖民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后者的关键在于对帝国科学文化的殖民化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