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饮食书写中彰显人情伦理

　　田振华

　　葛亮的长篇小说《燕食记》，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他求学和工作多年的岭南一带，从地方饮食写起，关注美食所体现出的工匠精神、劳动美学、东方审美等，在百年历史沧桑巨变中绘就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和生命哲学，进而彰显属于东方式的、中国式的深层文化和伦理审美。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以食为天”的观念。饮食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之一，伴随着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不同地域由于地理和文化、风俗的差异，形成了风格迥异的饮食习惯。这些习惯的差异既满足了人的口腹之欲，也塑造了人的地域性格和文化品格，久而久之形成了以饮食为代表的民俗文化，成为一个地域区别于其他地域的重要文化标识。

　　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中就不乏对饮食的书写，特别是明清小说中，饮食大量进入小说文本，《红楼梦》就以大量篇幅近乎铺排式地展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新文学”以来，在诸多“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中，对“人”的关注很多时候是从对人的饮食的关注开始的。饮食在不同时代的文学表达中，也呈现差异化的表现特征。特别是“新文学”以来，饮食书写与时代的关联更为紧密。饮食作为方法的文学书写，成为观察小到个人爱好、生活习惯，中到地域文化、民俗风情，大到社会伦理、世道人心的重要窗口。反过来看，从饮食这一视角，观看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和审美嬗变，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在《燕食记》中，作者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要素写起，以此感知中国人的内在精神伦理和文化样态。

　　饮食话语进入文学，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呈现地域性特征。而饮食的地域性特征与饮食话语的地方性不可分割。当代文学饮食书写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对地方性饮食话语的传递和拯救。饮食话语是一个地方语言特征的重要标记，当代文学对其的挖掘、呈现和拯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语言消逝的速度。在《燕食记》中，作者对百年来岭南民俗中的饮食话语进行了充分的表达。对于读者而言，特别是岭南之外的读者而言，阅读《燕食记》的过程就是了解和认识岭南饮食话语和饮食民俗的过程。饮食话语在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同时，还彰显了当下文学语言表达的本土性特征。葛亮饮食话语的书写，是一种对即将消逝的本土话语的挖掘，彰显了民族性审美的印记。那些曾经被废弃的本土语言，经过作家的书写和转化，产生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精细化的手工饮食，经由匠人们“熬”出来的美食，显然具有了灵性和生命力，再经过作家的文学性加工，那些过去的历史中的饮食话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也具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饮食作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背后的人情伦理都能通过饮食过程表现出来。从食物的生产到食用的全过程，交织着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伴随的是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对食物的态度及其制作过程彰显的是生活伦理、情感伦理等。“食与理”相伴相生，不可分割。“理”可以支配人对食物的选择、制作方法和食用方法等，而饮食的过程中又可以再生出新的伦理文化。《燕食记》中，作者以百年中的饮食变迁展开叙事，背后呈现的是百年来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审美嬗变。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关键元素是“仁义礼智信”。从任师傅到叶七、慧生到荣贻生再到陈五举，他们在饮食这一行业代代相传，在传递的过程中又将饮食背后的文化伦理传递下去。而一代代人对这些伦理文化的坚守，实际上彰显的是中国人不忘本的品性。作者透过饮食书写，彰显中国人的伦理和文化，塑造中国人的精神和性格。

　　饮食文化彰显着中国的世道人心，还隐藏着中国人的处世哲学。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实际上说的就是中国人的活法，是支配中国人生活秩序的理念。《燕食记》中，饮食文化背后彰显着做人的道理，正是这些人身上所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精神，才能让同钦楼在时代发展进程中走过了近百年。在这一进程中，同钦楼经历了战争、竞争和人事纷争，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也都与人身上的文化传统和哲学理念有关。

　　在《燕食记》中，作者通过现实中的“我”与陈五举交流的方式，窥见了百年中国岭南饮食文化的审美变迁。作者以这样的方式拉近了过去与现实的距离。站在当下的视角，我们如何面对历史，如何面对历史中诸如饮食这样的日常生活，又如何面对日常生活背后的情感伦理、世道人心，也许《燕食记》一定程度上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