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伦理小说范文

　　在线伦理小说篇1

　　一、网络空间简释

　　网络空间（cyberspace）一词，又译为电脑空间、赛博空间等，最早由加拿大科学幻想小说家吉布森（WilliamGibson）（1984）所造，本意是一种能够与人的神经系统相连接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产生的虚拟空间。10多年来，计算机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网络空间逐渐变成现实，网络空间的概念也不断得到新的拓展。为了廓清网络空间这一核心概念，本节将简要叙说网络空间的缘起、网络空间的诸定义、网络空间的技术背景和网络文化现象及其理论研究，冀图以此获得关于网络空间及其技术文化背景的唯像认识。

　　1．网络空间的缘起

　　在科幻小说领域，吉布森和斯特林（B.Sterling）等人于1980年代中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赛博朋克"（cyberpunk）运动。1984年，吉布森发表了赛博朋克小说《神经浪游者》（Neuromancer），首次提出了网络空间的概念。吉布森的网络空间的基础是全球电脑网络，他称之为基质（matrix，又译为点阵、矩阵，吉布森赋予它的新意涵为电子交感幻觉世界），人可以通过电极使神经系统与之相连，用意念控制其他事物，并产生各种脱离躯体的交感幻觉。吉布森认为：

　　"网络空间是成千上万接入网络的人产生的交感幻像……这些幻像是来自每个计算机数据库的数据在人体中再现的结果。"5

　　显然，吉布森的网络空间是一个人的精神意念完全浸入的人机交感空间。赛博朋克小说的共同之处是，主人公可以将自己的大脑与全世界的电脑网络联通，在高度信息化的神奇灵境里随意漫游。

　　仅从虚构叙事的角度来看，吉布森笔下赛博朋克的网络空间无疑是魔幻性的，但其意义绝不止于文学领域，其中对人与技术关系的深入探讨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正在出现的现实的网络空间的理解。赛博朋克的网络空间的基本特点有二6：其一有条理的信息构成了一个非物质的虚拟的空间；其二身体的虚拟化。由此，网络空间被设想为网、基质、逻辑网格（latticesoflogic）等由信息构建的场域，此场域虽非物理意义上的场域，却是赛博朋克们可以感知的。

　　吉布森的网络空间集中体现于其著名的"点阵三部曲"（MatrixTrilogy，亦称"漫生三部曲"（SprawlTrilogy））《神经浪游者》（Neuromancer，1984）、《数零》（CountZero，1986）和《蒙娜·丽沙超速档》（MonaLisaOverdrive，1988）中。吉布森的网络空间有四个特点。其一，脱离了躯体的知觉能够在其中独立存在。吉布森认为，网络空间实际上就是人类知觉的极端简化，人的知觉通过神经电连接而脱离躯体，"飞"入网络空间，寻找和运用各种数据。其二，网络空间可以突破物质束缚，飞越摩天大厦、横穿网格。其三，网络空间由信息构成，这使得有操纵信息能力的人拥有巨大的权力。其四，进入网络空间者可能获得永生。在每部小说的结尾，好几位主人公都放弃了躯体，通过信息存储器，以纯粹的精神形式成为网络空间中的天使。更为激进的是，吉布森笔下的一些赛博朋克实际上是人机合一的电子人（Cyborg）7。

　　“有”版权所同时期的科幻小说家斯第芬森（Stephenson）笔下的网络空间被称为"变体"（metaverse），为地理空间所阻隔的人们可以用"化身"（avatar）代替他们自身，进行相互交往。在吉布森的网络空间中被弃置的身体，在斯第芬森的网络空间中得到了"保留"，当然，这些"化身"并非身体本身，而是在网络空间中用程序建构出的某种较为固定的在线人格（onlinepersonality）。

　　在线伦理小说篇2

　　关键词：后现代伦理；丹•布朗小说；科技；信仰

　　美国文学史上，“严肃文学作家和通俗文学作家常常互相学习，彼此借鉴”[1]。坡、吐温及福克纳等一大批经典文学大师都曾有意识地采用通俗文学的表现方法来增强作品的叙事力度，以达到预期的美学效果。在当下多元文化时代，这种创作倾向更是受到众多作家推崇，丹•布朗便是其中之一。他灵活整合多种后现代创作手法，糅合科幻、悬疑、惊悚等通俗小说元素，又自觉地将“一些关乎人类生存状况和未来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2]融入创作之中，从而达到雅俗共赏的审美效果。纵观其十多年的创作生涯，科幻小说与历史小说这两种通俗文学形式深受布朗青睐。迄今为止，布朗六部作品中就有五部直接探讨科技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而历史元素的重构则经常穿插其中，并在其成名作《达•芬奇密码》中大放光彩。这两类通俗文学形式分别对应后现代伦理环境下的两种困境――科技与信仰的困境。布朗将严肃的伦理主题融入通俗形式之中，意在使读者在享受阅读狂欢之余，能自觉反思自身的伦理处境，进而寻得一种适合自己的后现代伦理生活方式。

　　一、布朗的后现代伦理情怀与文学想象

　　隐形权力和阴谋的挖掘与揭露是美国作家丹•布朗的代名词，但他想要传达的远不止如此。《失落的秘符》开篇之中，布朗就借“自己的影子”兰登之口直抒胸臆：“丑闻并非我的意图所在”[3]。与同时代的畅销书作家J.K.罗琳、斯蒂芬•金的作品相比，布朗的文化悬疑小说更侧重于“关心着后工业时代人们的生活现状”[4]。由于“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5]，那么，对后工业时代人们伦理境况的考量自然成为他所要表达的“意图”之一。可以说，在其每部小说惊险刺激的冒险经历背后，都暗涌着布朗对当下伦理问题，尤其是后现代伦理困境的反思。

　　在布朗的小说中，我们找不到一种“建立在好与坏、真与假、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原则上的伦理和审美体系”[6]，这种消解二元对立的创作手法正是后现代伦理学家所提倡的。齐格蒙特•鲍曼曾言，后现代伦理学的新颖之处并不在于摒弃现代的道德关怀，而是“拒绝从事道德问题研究的传统的现代方法”[7]。现代典型的思维方式就是二元对立的，其特点在于将一切事物置于对立与冲突之中。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这种继承与发展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认识方式遭到了人们质疑。在伦理学方面，人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道德现象都可以用二元对立的理性思维方式去理解。由于道德现象“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8]，它就不能简单地以正确或不正确，及真或假等二元对立的方式去认知。二元对立模式的消解意味着人们的道德行为不能再定位为善与恶、真与假等两极中的一个，而只能属于这种两极中间的灰色地带。这样，伦理学意义上看，后现代时期不可避免地是一个道德模糊的时代。人们在这种模糊的伦理环境下，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同时也被抛进一个不确定的困惑状态之中。

　　布朗将当下人们自由与困惑并置的伦理境遇融入小说之中，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受其家庭环境长期熏陶而成。他的父亲是名获得美国总统奖的数学教授，母亲则是位深爱宗教音乐的艺术家，“其他人看来水火不容的两大学科――科学与宗教，在他家中和谐共处，甚至彼此依赖、相互共生”[9]。独特的家庭背景使布朗从小就对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有了新的看法。在谈到《天使与魔鬼》的创作动机时，布朗说到：“在许多方面我都将科学和宗教视为同一事物……他们就像是一个故事的两个版本，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10]。他这种旨在破除二元对立结构的创作理念，也贯穿于其他几部小说之中。依据整合通俗文学元素的侧重点不同，可将布朗的小说粗略分为两类――指涉未来的科幻小说与以史寓今的历史小说，分别消解善与恶、真与假的恒定性，从而将当下人们在科技使用和信仰上的伦理困境展示出来。

　　二、科技伦理困境：善与恶边界的消融

　　20世纪下半叶以降，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无法比拟的影响，使人类面临着与以往时代不同的伦理处境。科技发明的本意是为了改善人类生活，但在使用过程中却意外地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威尔斯、赫胥黎及冯内古特等当代作家都将科技的双重影响引入小说创作之中，“关注科技发展对传统道德的冲击以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的伦理命题，思考科技原则与道德原则的关系，试图解决科技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11]。尽管同样借助科幻小说形式并本着相似的人文关怀，但布朗的创作显然不同于先辈作家的尝试。在其五部涉及科技发明的作品中，布朗未将科技置于善与恶对弈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将涉及科技应用的伦理冲突设定为善与善的对峙。

　　这种对峙在《数字城堡》尤为突出。小说中，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使用万能解密机都有其善的初衷。万能解密机的发明解决了国安局在网络时代的工作困境，使原本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破解的邮件，在几分钟之内就能破解。它提升了国安局的工作效率，有效地帮助美国政府挫败几十起恐怖袭击活动。因而，万能解密机的发明与使用有其善的初衷――维护国家和个人安全，尽管它的使用也侵害了不少电脑用户的合法权利。面对国安局在虚拟世界的霸权行为，全球电脑用户自发成立电新会，旨在“支持在线言论自由，让人们了解生活在电子世界里的现实问题及危险因素”[12]。“飞鱼”丑闻曝光后，电新会认为国安局“在所有算法里都安上了后门”[13]，以便让其可以自由翻阅每一封电子邮件。他们更称国安局为“自希特勒以来对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14]，并开始监视其一举一动，企图阻止国安局在网络世界里肆意横行。他们反对“政府机构的奥威尔窃听能力”[15]也是源于维护个人隐私权的善意初衷。因而，这场关于是否使用万能解密机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善与善的对峙。从处女作《数字城堡》到新作《炼狱》，这种善与善的冲突大量存在于布朗小说之中，且可视为其特色之一。《骗局》中的政治谎言与个人诚信问题、《天使与魔鬼》中科技与宗教之争，及《地狱》中的杀人与救人问题，这些看似对立的伦理元素的背后都潜藏着善与善的对峙。矛盾的双方在对科技的使用上都有着善的初衷，但在后现代伦理环境下，这种善却很难被实现。

　　后现代伦理发轫于对现代伦理宏大叙事合法性的质疑中。因而，质疑成了人们后现代伦理境况的基本特征之一，“我们对任何宣布为绝对可靠的东西都表示怀疑”[16]。布朗明显觉察到此种怀疑基调，并将之置于文学想象之中。兰登系列小说的主角――罗伯特•兰登，布朗称为“自己的影子”，其身上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敢于质疑一切文化、宗教和历史上的权威观点。《数字城堡》中的质疑不仅存在于国家对个人追求自由权利的质疑，也体现在个人对国家权威话语的质疑。这种双重质疑不仅让各自的善意在执行中受阻，更使得善的另一面――恶被展现出来。在万能解密机的使用权限上，国安局内部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以副局长为首，认为国安局可以随意使用万能解密机；另一种则以远诚友加为主，认为使用万能解密机必须受限。两种声音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国安局以维护国家及个人安全为己任，但在其执法过程中，采取一种精英分子的立场。他们蔑视大众，甚至怀疑大众是否有能力甄别善恶好坏的能力。国安局首席密码破译员苏珊就认为：“政府有权收集对人民构成威胁的信息”[17]，必要时完全应该“可以随时随地对任何人进行监视”[18]。她这样认为的理由是“网络里有很多好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不好的地方掺杂其中。必须要有人接近所有东西，分辨好坏。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19]。苏珊以大众的监管人自居，而副局长则将大众推到国家的对立面，认为“我们面对过我从未想过会像我们发起挑战的敌人。我说的是我们自己的公民”[20]。究其原因，他总结道：“他们失去了信仰。他们变得多疑起来”，认为“公众需要有人监视他们”[21]，并且“将他们从无知中拯救出来是我们的责任”[22]。这种精英分子立场就使副局长等人在处理国家和大众的关系时，将自己视为英雄而将大众视为无知的大多数，并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并有益于国家和人民。正是这种居高临下的精英立场让国安局的善意初衷在实际运作中受阻，最终以失败告终。

　　相较于精英分子立场，远诚友加的亲民立场则体现了个人对国家权威话语的质疑。作为万能解密机的设计者之一，友加赞同国安局有这样一台可以破解任何邮件或程序的机器，但反对国安局“可以阅读任何人的邮件然后再人不知鬼不觉地将之封上了事”[23]。与苏珊不同，他对副局长那套“为了国家安全”的权威说辞持质疑态度，称“这种做法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24]。友加的质疑和其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二战中原子弹爆炸事件的受害者，友加深知，不论有多么高尚的出发点，科技的使用必须有一定的管制，否则结果将不堪设想。因而，他极力反对国安局无限制地使用万能解密机。他的那句“谁来监视这些监视者”是对权威不信任的最佳阐释。正因如此，他决心发明“数字城堡”程序，迫使国安局承认万能解密机的存在，最终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种对技术与权力相结合的焦虑在布朗小说中反复出现，成为个人质疑乃至反抗权力机构善意的重要缘由之一。《地狱》中，支持使用生化药品的西恩纳就直接道出了这种焦虑，她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于科学发明有着重大影响的技术总是被当权者当做武器使用”[25]。

　　《数字城堡》中，由监视带来的自由与安全之争“既是一个社会问题，又是一个技术问题”[26],但无论国家还是个人或民间组织都只将它视为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因此，冲突解决的主要途径是依靠技术革新，即以一方先进技术压倒另一方相对落伍的技术。当大众得知国安局可以拦截他们的邮件时，公钥加密法被发明。随后，国安局的“飞鱼”计划应运而生。在其被揭发后，万能解密机诞生了。为了对付它，友加发明了“数字城堡”。最后，国安局打算收编“数字城堡”。以此发展下去，这场冲突将演变成一场无休止的、此消彼长的技术竞赛，最后只会陷入技术决定论，这可能导致两种极端后果――网络世界将成为一个全景式监狱或无政府主义王国。无论这场冲突以哪种结果收尾，都背离了科技发明的善的初衷，给整个人类带来有害无益的影响。

　　有别于阿西莫夫和克拉克等经典科幻小说家天马行空的幻想，布朗小说中的科幻元素更具当下性。在现有科技稍加发挥想象的基础上，他有意模糊善与恶之间界线，将人类在道德上善恶并存的状态通过伦理冲突呈现出来。此种冲突起源于善，但在相互质疑中濒临破产，甚至有滑向恶的可能。

　　三、信仰的两难：“真”的多样化追求

　　当下人们的信仰问题是布朗小说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传统意义上，“信仰本身就是一个宗教事件”[27]，因此，西方社会信仰危机大多表现为对上帝信仰的衰退或缺失。然而，布朗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在他看来，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科技信仰，在其本质上可以视为对真理的追求过程。他曾多次在小说中表明这一观点：“信仰是普遍的……随意的……有的人向耶稣祈祷，有的人去麦加朝圣，有的人去进行亚原子层的粒子研究。归根结底我们都是在寻找真理”[28]。在宏大叙事遭到消解的后现代社会里，“各种场合下存在的复数小写真理取代唯一大写真理”[29]，这种特殊情境造就了布朗小说中特殊的信仰危机。他在接受采访时就说到：“我们每天都在为谁的上帝是真的而彼此争斗”，因而，他认为，当下信仰危机不在于缺乏信仰，而在于有太多的真理衍生出太多彼此倾轧的信仰。在成名作《达•芬奇密码》中，他就颠覆了官方宗教历史中关于耶稣的记载，借助“神圣女性”之说再现当下由于质疑官方真理而导致的信仰危机。

　　小说中，布朗对耶稣生平历史的改写主要体现在雷•提彬爵士的话语之中。提彬是英国皇家历史学家，倾尽一生致力于发掘圣杯的真相。他认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谱写……历史的本质是一家之言”[30]，因而，他敢于质疑乃至否定官方历史。尽管他的理念中有许多与官方相左，但有三个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关于《圣经》的，据他考察，它只不过是“人创造出来……历经了无数次的翻译和增补修订。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本确定的《圣经》”[31]。他认为今天的《圣经》是根据康斯坦丁大帝的意志编纂而成的，因为康斯坦丁想借助基督教力量加强自己的统治，甚至他本人也在晚年时皈依基督教。第二个是关于耶稣的身份问题。提彬觉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由官方提出的，这一说法在尼西亚会议上被投票通过”。康斯坦丁将耶稣神化的目的在于，作为神而非凡人存在的耶稣能够扩大教会的势力，进而巩固自己的地位。为此，他必须要销毁之前关于耶稣是凡人的一切记载，同时还要重新编纂一本将耶稣奉为神明的《圣经》，而那些依旧遵循先前记载的信徒则被视为异教徒，遭到清洗。最终，康斯坦丁版的《圣经》成为唯一合法真实的关于耶稣生平的记录。在前两个质疑的基础上，提彬得出与官方历史分歧最大的结论：根据耶稣的遗愿，抹大拉才是基督教合法的领导者。既然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他就有可能娶妻生子。在被认为是最早的基督教文献――《科普特文古卷》中，提彬发现抹大拉就是耶稣的妻子。那么，耶稣传位给她也在情理之中。不同于官方历史将其身份定位妓女，抹大拉是一位极有权势之人，因为提彬相信她是王室之后，这就更增加了耶稣遗愿的真实性。提彬的言论给现实世界造成巨大的波澜，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宗教历史学家叶尔曼就在其著作中称：“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必须建立在可考证的资料之上”[32]，为此他斥责小说中提彬的观点，认为那些所谓的史实资料纯属无稽之谈。布朗对历史元素的大胆重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评断历史真假，而是为了在对历史真相的解读中引出当下人们普遍存在的信仰困境。

　　在各种真相面前，苏菲进退维谷。“神圣女性”概念的再挖掘激起了“一连串与当下社会状态和我们自身反应相关的希望与焦虑”[33]，这种“希望”与“焦虑”并存的状态就是她首先要面临的道德选择。郇山隐修会保存了大量康斯坦丁《圣经》之前记载耶稣真实生活的文献，而苏菲则是唯一拥有发掘这些文献钥匙的人。如果这些文献被找到的话，“希望”与“焦虑”将同时发生。一方面，还原耶稣真实历史，进而重塑抹大拉的女神地位，人们就有机会在撇开男性家长制权威的条件下建构属于自己的意义与价值。另一面，那也会使全世界基督徒陷入信仰危机。提彬就曾明确告诉苏菲，如果那些文献被发现的话，“梵蒂冈将会面临两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信仰危机”[34]。苏菲感到困惑，因为她这样做的话就会使其“赢得许多人的尊敬，也会招致许多人的嫉恨”[35]。为此，她陷入两难之地。她向兰登求助，急于知道兰登在其新书《失落的女神崇拜符号》中是否赞成批露那些文献。兰登的回答让她陷入了第二个困境。兰登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相信我们想象的真实，盲从我们无法证明的东西”[36]。在他眼中，宗教信仰方面的任何真相最终都是虚构的。有些人明白此点，知晓“这些故事传说都是隐喻性的”[37]，而另一些人则固执地想要找到终极的真相。因而，选择哪种真相都是无意义的，因为这些虚构的真相是无法证明的。这样，苏菲就被抛进信仰的虚无之中，无论选择哪种真相都已不重要。小说的最后，这两种困境在苏菲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后被其淡忘，这样，布朗就将苏菲所受的信仰两难困境抛给了读者，让其在阅读之后反思解决方案。

　　在线伦理小说篇3

　　【关键词】网络小说 虚拟社区 迷文化

　　迷文化的研究在我国还处于一个理论亟需深化的阶段，对于迷文化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社会学、传播学、文字学或伦理学等角度进行的，从文艺学的角度也有，但是关注的是文艺美学等方面。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既是网络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大众文化极具有活力的因素。而目前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很少被我国研究者关注，加强对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的研究，对建设文明、科学、健康和理性的网络文化具有现实意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一、网络小说虚拟社区研究

　　对于网络小说虚拟社区的研究非常之少，只是在研究网络小说或虚拟社区时有所提及。作为网络文学的一部分，我国网络小说的研究也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关于概念的界定。网络小说的概念由网络文学的概念延伸而来，也和网络文学一样在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着焦虑；将网络小说与传统小说进行区别，试图从区别中来确定网络小说的本体存在；分析网络小说的特征，凸显其大众性、自由性和后现代性；从文学本体出发研究网络小说的创作、传播、阅读、批评等。笔者发现，在这些研究中，网络小说与虚拟社区的关系一直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研究者虽然提及却并没有做更多的关注。比如，网络小说的“语言特色”时强调了网络小说的“网络话语”：“‘天涯的兄弟们，来点掌声！！！欢呼声！！呐喊声！！！！！可猫！！二楼的朋友们！！！你们的呐喊声我听不到！！！！’看到这样的话，不经常接触网络的人可能会有点犯迷糊，‘天涯’、‘可猫’、‘二楼’，这仅仅是形形色色的网络语言中的一部分”，这些网络语言的诞生，其实与作家和读者一起在小说社区的类似日常生活式的互动是分不开的。网络小说被改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是“网络小说受众的互动参与为影视剧的生产提供观众支持”，网络小说受众的互动参与从何体现？主要集中在这些充斥着网络小说的虚拟社区。

　　对于虚拟社区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其理论成果为国内的虚拟社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将人群社会区分为Gemeinschaft （礼俗社会，又译为共同体）与Gesellschaft （法理社会，又译为社会），由此为网络虚拟社区概念提供了理论源头。网络文化研究中最早提出虚拟社区概念的是莱恩?高德（Howard Rheingold），他提出概念的同时也界定了虚拟社区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存在形式。

　　国内目前对虚拟社区比较全面与系统的专著是学者刘华芹的《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该专著对虚拟社区的结构、管理、意识甚至冲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而这方面的硕士论文主要有《虚拟社区中的文化生产》、《虚拟社区的人际互动――以天涯社区为例》和《虚拟的空间和想象的共同体》。游梦潇在论文中梳理了虚拟社区的研究成果，分为概念的界定、虚拟社区的类型、虚拟社区及用户特征和一些个案研究，并将虚拟社区的人际互动模式综合为中心模式、渐进模式、两两互动模式和网状模式四种模式。肖蓉也以天涯社区的文化生产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文化生产的行为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虚拟社区文化生产的特点，但是所关注的文化生产都是一些个体的现象，没有对群体就某一文化认同而进行的集体生产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这，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并以网络小说虚拟社区迷文化为切入点。

　　二、网络文化研究

　　国内外对网络文化的研究体现在三个方面：

　　（1）对网络文化概念的研究。学术界对其含义进行了大概分类：一是侧重网络载体的技术视角，认为网络文化是指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融合的物质基础上，把信息的发送和接受作为核心的新型文化。二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白淑英认为网络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在线”实践过程中生成和建构出来的生活样态，是在线实践的创造，把网络文化看成一个过程。

　　（2）对网络文化特征及其演变的研究。国外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如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论，如丹?席勒（Schiller，Dan）的“数字资本主义”论，曼钮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网络社会”论等等。国内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特征的研究体现在具体的分析与解读。

　　（3）对网络文化价值与影响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肯定了网络文化的价值，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如鲍宗豪认为网络文化的价值表现为网络的文化意蕴，网络为人类创造了新的文化，网络文化语言丰富了人类文化世界，使人们有可能以独特的网络语言进行交流。吴克明认为网络文化不仅是现代技术和文化现象的一次世纪性融合联姻，而且形成了人与网络文化和谐发展的新景观，具体表现在人的自由个性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人的社会关系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以及人的自然生态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等方面。网络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个人的影响和对社会政治与经济以及伦理道德的影响。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化使既有文化发生了转向，即文化发展方向出现了异于既有文化逻辑预设道路的新的文化理念和实践：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从理性走向感性；从精英走向大众。

　　三、迷文化研究

　　关于迷文化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西方对于迷或者迷群的研究经历了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以Henry Jenkins为代表，他从这些迷群的个体作为媒体受众是怎样接受媒体文本的过程这样一个视角展开研究，重点探讨媒体受众和媒体文本之间的关系。Liss A.Lewis则从“迷的定义”、“迷与性别”、“迷与工业”和“迷的生产”四个方面做了阐述。

　　第二次浪潮主要强调迷文化中关于社会的文化的等级的复制，研究迷选择对象和消费的时间与人们习惯之间的关系。如Chery Harris的《电视迷的社会学研究》。

　　第三次浪潮来临，Andrea MacDonald的《不确定的乌托邦：科幻媒体迷群和网际交流》，Kirdten Pullen的《网络研究》中的文章《我爱：创造一个网上迷社区》，还有Nancy K.Baym2000年出版的《打开，登录：肥皂剧，迷群和网上社区》，都是以网络社区中的迷作为研究对象。

　　相对西方来说，中国对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2005年，Matt Hills 的《Fan Culture》由朱华u翻译，韦伯国际文化出版，由此迷和迷理论在国内受到了学者关注。2009年，陶东风的《粉丝文化读本》由北京大学出版，该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翻译介绍了西方粉丝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见我国对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研究的理论大多是建立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的内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迷的概念表述与特征的探讨

　　国内对于迷的概念的表述有两种，都是从语言学翻译的角度而来，一曰之“粉丝”，是英语单词“fans”的音译，一曰之“迷”，是属于它的意译，所以中国对迷文化的研究中对迷文化的概念有两种表述：粉丝/迷，粉丝文化/迷文化，有的学者使用“粉丝”和“粉丝文化”表述。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使用“迷”和“迷文化”表述。从时间跨度上看，这两种表述都在同时使用，可见，目前的研究界，研究者使用“粉丝”或“迷”表述并没有统一，本研究采用“迷文化”来表述是为了更凸显其特征。

　　（二）对于迷现象的解读与审美价值的反思

　　赵文秀指出“粉丝”的现象表征并从而肯定“粉丝”文化的价值所在，从而进一步探讨“粉丝”现象对文化建设的启示。张晨阳肯定了迷的文本生产力的解放，指出迷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蔡鹏飞不仅详尽地探讨了各种电视迷现象，而且从媒介文化的视角检视媒介与迷文化的互动，反思媒介与迷的对立困境。

　　（三）关于迷社区的研究

　　对迷社区的研究国内目前并不是很多，比较突出的是复旦大学的邓惟佳博士，其重点研究了迷群实践活动的自我建构和群体认同，探讨迷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如何建构身份认同，如何跨媒介和多元化的使用媒介，并以此凸显迷的“能动性”。另外邓伟从迷社区的“身份认同与建构”作了探讨。

　　从国内外对于迷研究的现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迷和迷文化的主要理论都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但是，从目前的国内对于迷研究状况看，很少关注网络小说社区的迷文化建构。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网络小说与虚拟社区的研究，还是网络文化与迷文化的研究中，作为受众的网络小说迷，在网络小说虚拟社区所进行文化实践活动都渗透到了以上四大板块的方方面面，并以其为连结而构成一张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但是在以上四大板块的研究中都对其有所忽略，故而对国内的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进行研究很有必要，是对中国迷文化的个性解读，也是对中国迷文化和网络文化的补充与丰富。

　　参考文献：

　　[1]光明，张钊.略论网络小说的写作特色[J].写作，2010，（1）.

　　[2]谢宏娟.中国网络小说影像改变作品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11.

　　[3]赵秀文.“粉丝文化及其现象的解读[J].新东方，2007，（9）.

　　[4]张晨阳.“迷文化”：新媒介环境下的价值审视[J].中州学刊，2011，（6）.

　　[5]蔡鹏飞.电视迷文化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9.

　　[6]邓惟佳.能动的“迷”：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

　　[7]邓伟.非理性文学消费与“粉丝”身份建构――以郭敬明、韩寒粉丝群体为个案[J].长江学术，2010，（4）.

　　在线伦理小说篇4

　　“互联网+”时代出版业的走向蠡探

　　“互联网+”时代的传媒困局与发展创新

　　经营伦理在媒介责任意识中的地位厘定

　　新闻敲诈的四大规制路径

　　纸媒困境背景下的调查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研究

　　T2O:媒介融合实践中我国电视营销的模式创新

　　论出版企业的资金筹集

　　我国影视行业众筹现象研究

　　试论中国出版企业制度的近代化转型

　　罗伯特·达恩顿书籍史研究的进路与方法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新闻自由思想初探

　　都市报新出路:转型而非融合

　　从《中学生》杂志看叶圣陶的编辑思想

　　论《语丝》的话语空间构建及自我媒介领袖意识

　　专业化危机背景下新闻教育创新及创业模式改革研究

　　中国程序化购买广告产业的发展研究

　　基于文化软实力构建视角的中国对外传播翻译策略研究

　　中国期刊传播能力提升的现实困境和对策研究

　　宋代诗歌的传播与接受

　　1930年代左翼电影的未来中国想象

　　“互联网+”背景下电视生存策略研究

　　舞蹈的电视推广与价值重构——舞蹈类真人秀节目价值辨析

　　“影视改编小说”多方博弈的评析

　　外国作品翻译出版的侵权问题及应对策略

　　政府新媒体传播:如何跨越数字鸿沟

　　“互联网+”背景下报业经营“新常态”与数字报业2.0

　　竞争、合作与互补: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关系试探

　　网络信息资源评价方法视域下博客影响力评估指标建构

　　网络环境下媒介伦理的异化与分蘖性呈现

　　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认知及职业技能状况分析

　　中美跨国婚姻女性移民的媒介形象建构

　　数字时代的文化适应性研究

　　“全球化”与“社会转型”: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生成背景

　　学术著作众筹出版模式思考

　　版权产业的发展对我国版权法立法原则的影响

　　基于理性的高校教材市场营销

　　基于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中国新闻法治论

　　论都市报内容生产方式的转型与不足

　　浅议电视系列报道的思维特点

　　作为文化载体和舆论阵地的新媒体管理对策分析

　　互联网思维下“渠道权力”问题研究

　　赋权主义视角下的公众公关素养概念与测量

　　“互联网+”时代证券报道的传播失灵与媒体责任浅析

　　电影地形图上一处阙如的空间——论中国电影史中的小城镇电影

　　中小学数字教辅出版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基于在线教育视角

　　报人、报纸与权力交光互影:《大公报》与国民政府的冲突(1941—1949)

　　以史料揭示史实以过去观照当下——评《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

　　看似寻常实奇崛,成文艰辛意显著——评《张季鸾抗战言论研究》

　　在线伦理小说篇5

　　关键词：网络写作；草根创作；狂欢；匮乏；混沌效应

　　Abstract: Literary production is of game's nature, but the networkcreation is the game which most pretends to be serious. The Internetprovides the most convenient platform for anyone who has the desire ofexpression. The contemporary network literature presents the grassrootscreation the revelry shape. The content of the Network creation covers anydomain of tradition literature, but the most charactefful is the fantasy workwhich has the network digit survival impression and the entertaining spirit ofdigital life, this kind of work delayed human's imagination enormously, Atthe same rime, the way of writing online enables the creation advancementto become the possible object which opens to intervening, having enriched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network writing,

　　Key

　　words:

　　Network writing; grassroots creation;

　　revelry;deficient; chaos effect

　　文字载体经过几千年的演变，从简帛、纸张到今天的无纸化电子文稿，体现的不仅是形式的革命，传播途径的延展，更重要的是由此带来的写作内涵与思维方式的转变。然而，电子写作或者电脑写作并不等于网络写作，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写作应该是以互联网为基本媒介，以网络信息为主要创作来源，并且最先发表在网络上并时时与读者交流分享体验的游戏行为。当然并不是说只有网络写作才是一种游戏，事实上文学艺术都是成人“创造出一种虚幻的世界来代替原先的游戏”，只不过网络写作使得这种游戏的意图更加明确也更加虚幻。

　　网络写作之于传统写作并不只是内容的承继，形式的改变，更在于它蓬勃繁荣的表相下流淌着当代精神，表达着当代人的困惑与体悟。

　　一、草根创作的狂欢

　　当代中国的网络写作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发端，那时候互联网刚开始普及，电脑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算得上是奢侈品，因此，不少作者都是在网吧或者学校机房里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文字创作。当年，西陆社区的影响力与人气可与今天的天涯相提并论，最早那批网络作者就是从那里开始接触到让他们兴奋异常的各种信息，尤其是大量国外小说与文艺思潮的相关资料，阅读交流让他们在欣喜之余萌动了创作的欲望。这些人当中，极少人是专业学文出身，不少是理科生，因此，与学院派或传统文学关系甚微，他们最初的创作是纯个人式情感的喷薄，是受制于个人阅历、网读体验的模仿与游戏。

　　我曾接触过和间接了解第一批网络原创作者，他们在追述自己的创作经历的时候都会提到，最初的创作、交流源自网络BBS及各文学原创版。原创者以论坛为精神家园，在那里交换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好看的小说、阅读偶得、疑难问题、游戏技巧与攻略……”，可以说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其中不乏传统文学根底深厚的作者，他们常就某些感兴趣的话题，在论坛发贴争论，有争鸣的意味，大家各自搜索资料，交换所得，畅所欲言，于是结成了最初的网文原创圈子。这种圈子至今仍在，并不时推动当代网文创作。

　　当年的草根者变成了网络文学的前辈，有不少已经在传统文学界崭露头角，比如今何在、江南、大角、树下野狐、沧月等人。而那种年少轻狂的夹杂着认真与游戏的抒写状态也经由商业运作与文化产业发展而染上了功利与浮躁，正因如此，读者们却收获了一个全民消费阅读的草根创作狂欢局面。

　　从网络阅读到现如今的全民写博客，全民皆作者、全民皆读者(网民)，网络写作经历了初期的孕育，现如今已初具雏形并开始强势的向纸媒与传统文学领域渗透。这种渗透带来的最显著的影响是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交流平台的逐步搭建，互通互动变得频繁，这对这二者将来的发展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网文作者向传统文学界靠拢的单向流动，更体现在二者之间既有融合又有妥协，既有坚守更有趋势的复杂交融过程而可能造就的繁荣新局面。

　　二、致虚极游八荒的精神诉求

　　文学创作中的虚构发端于生活实践或情感体验，无论文学所要传达的人、物、审美情绪是什么，这一切的内容皆有生活的根基在里面，就算最玄之又玄的神话也不全是子无虚有之事，它承载了上古祖先的祈祷与害怕，有对人类自身存在困惑的思考。传统文学创作中，虚构内容多源自古代典藉、自然幻想、神话传说甚至是某种情感的极度化。当代网络创作不仅从语言描绘的世界获取经验，更以光影声音等电子化世界为模拟对象，以期达到对镜中世界的再模仿、对此在生存的陌生化表现。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交叉融会，现实世界、语言存在、光影幻境杂揉并置，并在这种探索过程中追求文学的终极目的――返朴归真、发现自我。

　　当下网络文学创作将传统文学的一切体式都襄括在内，网络作为超媒体，给任何一个有表达欲望的人提供了书写及交流的机会。其中，真正能体现当代网民精神特质、或者说能代表网络文学精神的是那些以网络生活或电子音象娱乐及其衍生品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作品，偶有涉及到现实生活的也多止于印象派式的勾勒。当代网络创作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两类作品，一是奇幻、网游等幻想类小说，二是军史、穿越等伪历史小说。奇幻小说与网游小说之间关系紧密，奇幻小说可为网络游戏提供脚本与情节，例如《诛仙》游戏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魔兽系列短篇及龙与地下城系列等小说则建立在网络游戏已有的设定基础上。

　　都市奇幻可以说是现代版的《聊斋志异》，而古典奇幻则是

　　传统传奇与神魔小说的变形，至于经典奇幻则以《魔戒之王》中土世界设定为最高典范。穿越小说多描写现代人经由特殊灵异事件，身体回到历史上的某个朝代，做出一番丰功伟业甚至改变历史走向，代表作品有《新宋》等。这些小说的内容已经超越了人们此生此世所需要的感悟体验，也超越了关于彼岸世界的猜想，而是挣脱身心的束缚，让生命成为一束电子流欣赏、观照乃至参与到他者世界，而这世界是如此之浩瀚，远超于传统文学所表现的领域。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拥有诗意的世界，在王小波眼里，这诗意的世界是自由的国度，而在当代网络文学里，这世界是穷极宇宙式的游戏，是超越线性时空的邀游，是形而上的老庄式冥想。

　　三、间接经验引发的可触性匮乏

　　如果说传统文学创作中饱含人类五感的某些切身体验，建立在一定的物质世界基础上，是游离于现实之表的虚构，是艺术的写实的话，那么，网络文学创作则更多的是建立在书本、游戏、图片等媒介之上，它的触角所延伸的领域是空泛而飘渺的情感体验，身体上的触觉却开始退居二线，表现的是真正的镜花水月。读者作为看客，他们所获得的体验是被多重隔绝与过滤后的世界的变形，不可能取代传统间接经验的获取更不能取代直接经验。多数网络文学创作是立于高楼上隔着厚重玻璃对人世间的远眺，虚幻得彻底。就像一个不知道痛为何物的孩子，任凭语言、画面、声音如何全方位立体的描绘这种感觉，他仍然不知痛感是什么样的，因为现实中的痛感是经由附着在肌肤、骨肉上的神经末梢传导到头脑后伴随冷汗、眦牙、红肿、痉挛、血腥味等一系列感觉组成的。

　　在网络文学的世界里，语言文字与想象是先于存在的，创作者扮演的是创世界的上帝角色。作者在网上看书、玩游戏、混论坛、足不出户，从中获得灵感与创作冲动，置于屏幕前，这种创作方式在奇幻小说与网游小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网络小说里有个特别受欢迎的门类叫“种田小说”，即通过现代科技穿越到以前，做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事情(如搞发明、改革政体、科学种田、经商、伦理社会建构)，从而满足自己在此生此世的无法作为。当然，奇幻的核心故事情节与元素还是离现实那样远，但其想达到的最终目的却指向人对现实及俗世情感的追求。由虚心而求实是文学的发展规律，也是人自身追求之路的反应。文学如果成了定式将必然被人们推翻，正所谓“反者，道之动”，人的本体生存也正是沿着这样的规则，永远走在追求与变形的路上，体现在语言表达上则是归去来兮式的不断言说。

　　这是现代人跳脱现实生活最方便的救赎方法，也是现代人最安全的探险，身不至而心与天地同游与万物同在。这种创作与阅读尤其容易让人产生身体消散而精神独在的道家体验，也更容易让人进入精神的放松与自由。但是当奇幻世界的新奇过后，那个不可触摸的世界里的所有一切，不再拥有色彩，而那块横绝在所有人面前的玻璃再也不能幻化出新世界的色彩斑澜时，人们感受到了从内心发出的呼唤，同时也感受到了身体需要拥抱、触摸现实世界的渴望。

　　四、开放性写作的混沌效应

　　所谓混沌理论是指事情的发展并非是线性的而是类似于蝴蝶效应那样不受控制，会因为其中任何一个因子的改变而导致截然不同的结局，而这结局与过程皆是不可预知与控制的。网络写作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在线写作方式，这种在线不仅仅是说作者一边上网一边写作，而且还指与读者时时互动并影响实际写作进程与构想。传统作品解读可以依据作者当时的经历与思想情感而找到蛛丝马迹；网络作者的情感是发散性、跳跃式的，随时会因为某个超级链接而改变或突然进发某种灵感，从而将以前的构想推翻而重新安排情节。

　　这种写作方式是对大脑思维能力的一种训练与挖掘，作者在瞬间接受了大量信息并迅速加工取舍，这种反应将练习的场地拓展到了与逻辑截然不同的领域，直觉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非线性的思考及全面铺陈、多维度的对话，是网络创作过程中思维活动的显著特征。因而，不少网络作品，会受到网上读者的干预，作者会被要求改变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同时也能从某些读者的读后感与评论贴中得到灵感，从而不断丰富创作手法、思想理念。可以说这里有集体创作的倾向存在，读者作为一群需要表达并有能力干预作者文本世界的言说者，他们有比传统读者更强烈的参与意识，他们甚至直接将小说世界当成是人生的另一种延伸。有不少作者在写新书之前，会在网上招募NPC，由他们自主决定人物性格与命运，这也是当代养成类游戏在语言世界的体现。

　　这种干预力量的出现，使得网络文学的内容及主题较传统文学有了很大的拓展。例如，奇幻小说会深究“人”创世及成为“神”的过程与情感体验，喜好探讨无法言说又不得不说的本体问题，设想通过外力扭转历史、改写人类文明进程……这些设想之境充分满足了人类通过语言来游戏世界的童心。网络游戏与超链接可以提供足够多的这方面的信息，网络是如蚁般的人群构筑精神之巢的地方，他们将自己心灵的渴望与网络生活及现实生存的体验展览，供所有连线的人观看索取。．于是，纵横交错，密织成网，铺层发散开来，参与其中的人无法预知后果，一切皆有可能。

　　网络是异想天开者最好的练习本，他们既是读者又是作者，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经验与情感，这里永不乏同类，也不乏热心围观的看客。从这种意义上说，网络写作现象的出现算得上是传统写作的庸俗化，同时也是传统写作的救赎之道。在文学日显边缘化的今天，网络文学作为通俗文学的重镇开辟了另一个表现空间，成为表现当代生存状态的载体，这是数字时代的特色，也是数字时代的必然。

　　注　释

　　弗洛伊德《诗人与白日梦》[M].滕守尧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圣者晨雷《屏幕上的爬格者》[J]《创作评谭》，2009年第5期

　　关于文学的终极目的及终级视域等相关论述，本人参照了王乾坤的《文学的承诺》一书，三联书店，2005年4月

　　作者简介：

　　在线伦理小说篇6

　　本文论述的是从冰心与庐隐在写“问题小说”时的不同之处以及二者在其他小说创作的方法、表现手法、结构布局等几个方面来看他们不同的创作风格。

　　冰心的“问题小说”里，反映的是她自己周围的社会生活问题，未触及到阶级压迫。在表达感情上，多带有女性的温文尔雅，流露出一种软弱无力的情绪。正如有的人所说，她的“问题小说”往往是“矛盾”比较深刻，但“冲突”却非常平缓。她小说中的人物虽有许多的痛苦和不满，但缺乏强烈的反抗精神，虽有美好的愿望和理想，但却不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而斗争。如《去国》里写一个留学归来的青年，并有着无尽的才华，还一心只想为国家做出贡献，但却没有能让他施展的平台，他的壮志难以得到实现，终于灰心地选择了出国。在《斯人独憔悴》中一对青年参加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却遭到顽固父亲的阻碍，最后成为了封建家庭的俘虏，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发出了《斯人独憔悴》的无奈叹息。冰心“问题小说”的成功在于，她提出了问题，却让人们自己去思考去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庐隐的“问题小说”比冰心更加广泛地接触到了社会的矛盾和阶级的压迫，提出的问题更加尖锐和深刻。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和斗争性。伴随着主人公的挣扎和苦闷，愁恨沉浮的悲剧命运，暴露了封建伦理道德与社会的弊病，真实地反映出时代的一个侧影。她的代表作《一个著作家》中一对青年恋人，是以死来表示自己的不情愿。用自己的生命来表示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反抗。在《灵魂可以卖吗》中尖锐地揭露了资本家剥夺女工灵魂的自由，使之成为了机器的附庸，并借着一个女工之口，向整个社会发出了震撼人心的“灵魂可以卖吗”的质问。我们从这些作品里能看出庐隐的那种“具有燕赵人士的慷慨悲歌的性格。”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冰心和庐隐的创作风格同时代脉搏的跳动是分不开的，并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化，个人的不同经历而慢慢走向成熟。这两位富有强烈正义感和责任心的青年女作家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笔触去反映当时社会的苦难和人生。冰心的《最后的安息》、《是谁断送了你》、《一个军官的笔记》等小说中有对童养媳制度的揭露，有对封建礼教对青年毒害的抨击，也有对造成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混战的真实再现。庐隐的小说诸如《一个著作家》、《一封信》、《灵魂可以卖吗》等作品中也同样对社会中的种种黑暗加以揭露，然而更为可贵的是，她还如实地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的真实情绪，鼓舞人民的奋起并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

　　但冰心和庐隐小说创作的表现手法却大大不同。冰心是较多地以一个冷静、富有同情心的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去客观的表现黑暗社会对青年的毒害、扼杀、小说中充满了冷静、朴素的描写和叙述。“五四”落潮时期，一些新作品的不断问世，又向我们透露出了其风格走向成熟的消息。作品中除了继续对社会的种种罪恶的揭露和批判，更主要的是冰心发挥了自己丰富而大胆的想象，在现实与理想的社会中间搭起一座桥梁，劝告人民大众要“互相牵连”从而走进她为人们设计的“爱的世界”。主观情感的抒发，可以说是女性作家作品中普遍具有的，庐隐则更以此为常。庐隐小说一方面，以写实笔触来揭露现实的丑恶势力对青年的迫害。另一方面，也是最显著而有特色的是充满了丰富的浪漫主义格调，再现并解析了主观情感，抒发中交织着感伤与激愤。她笔下的情感抒发并不是脱离现实的发泄，也不是无原则的哭天喊地。而是对“五四”高潮中的一些知识青年从积极地走出家庭，并投入社会海洋的热情、向上、进取到“五四”落潮时期他们的苦闷、矛盾、彷徨、软弱而又想摆脱却又无法摆脱的一种心态变化的转向的在线和记录，并将主观情愫点缀渗透在客观描写上，所以庐隐的小说，尤其是对“五四”前后青年情绪的变化的反映则是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深化和延伸。

　　从冰心和庐隐的小说结构、布局来看，冰心小说中深深地体现了我国传统小说的构思：有情节、人物、时间、地点、有事件的前因后果，小说中常以某事件为线索，来引发出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最终找到处理和解决的办法。所以整体从上来看，其小说脉络清楚，每一部都在向我们讲述了她身旁的一个故事。以《斯人独憔悴》中的姐姐颖贞为例，可以看出当时冰心的思想和“颖贞”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她借“颖贞”之口说出了、为了学生应当“做一点切实的事情”，而“颖贞”看来是很幼稚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也是由于冰心的生活狭窄，看不到阶级斗争的残酷的反映。

　　相比之下，庐隐小说中以主管渲染的情绪为线索，有的通篇都是在抒发自己强烈而坚强的内心矛盾；并为了一吐为快，作家又刻意渲染从而衬托自己的感受。最浓的情并进一步浓缩、突出、延伸，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又自怜自爱，从而得到心理与外界的平衡和补偿。由于小说多是以情为线索，因此小说中又多以第一人称或自叙形式来叙写，有的甚至就是自己的传记。这样可以很好的摆脱时间、空间对情感抒发的约束，将心中最真挚浓厚的情用大量笔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作者简介:

　　在线伦理小说篇7

　　[关键词] 网络；改编；影响

　　近年来，网络文学在我国蓬勃兴起，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网络文学是指以互联网为媒介进行书写、传播，达到文学共享的一种新形式。它在创作理念上极度追求娱乐消遣和个人情感的宣泄，在创作过程上努力追求相互性、高效率和自由化，在创作内容上主要表现网民的生活，抒发个人情感，在创作形式上更注重文本的相互链接和媒体的放大效应，在创作语言上大量采用简约、灵活而又通俗易懂的网络语言符号，使其在整个创作主体上呈现出平民化、年轻化和非职业化特点。

　　一、网络文学影视化的现状

　　（一）改编的原因及条件

　　1.网络小说改编的外部条件

　　网络文学作为一个新媒体文学，在传承民族文化和经济利益的双重属性下，其所带来的产业链经济效益将不可估量，如下载版权、在线阅读、制作电子书、开发游戏软件等，这些都可以通过媒体营销成为一个多形态的产业发展链条。2011年，在这个产业链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转让影视版权。从早期的《奋斗》《婚姻保卫战》《我是特种兵》，到现在热议的《裸婚时代》《美人心计》《宫》《后宫·甄嬛传》等，都斩获不凡的收视票房业绩，其所引发的关于奋斗、宫斗及家庭伦理争斗的词语逐渐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

　　电视剧《奋斗》的编剧石康为了更好地把剧本呈现在观众面前，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创作理念和方案与导演所要求的剧本素材相契合，他同导演赵宝刚一起对剧本多次删改，剧集由最初的四十三集减到三十二集，很多情节添加了戏剧元素。例如，为了使剧本内容更加贴近社会主流，将人物的出生时间改在了1980年之后，这样改编的目的在于：首先，80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更喜欢耍性格、做事特立独行，这个设定符合各个主人公的性格；其次，剧中主人公都是独生子女，把他们放到80后出生，很符合实际情况；最后，80后青年大部分在2003年左右走出大学校门，而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正是从2003年开始的，正好契合时代的发展要求，让观众有切身体验，增加了故事的社会影响力。

　　2.网络小说改编的内部因素

　　网络文学内容丰富，题材多样，语言幽默前卫，人物形象个性鲜明，贴近生活，因此吸引了大批读者和观众。在人物脱口即出的语言中，让人们直观感受到了现在青年群体的生活观及生活方式和当今社会青年的人生价值观等。在表达直接率真、不矫情的影视剧里，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作家的灵气和才情，更深刻地体会到作家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在网络上打下了坚实的观众基础，网络文学改编成影视剧极可能流行，反过来看，影视剧的红火也可以促进网络文学的发展。

　　（二）网络文学改编的状况

　　文学作品由简单的静态的文字转向丰富多彩的有声音、有画面的动态的影视作品，这是文学形态发展的必然变革。网络文学作为一种依托于互联网存在的文学形式，除了面对网络读者以外，要想更大的发展，就要努力发掘出潜在的读者群，这就是广大观众。所以当众多影视制片人看到这一潜在的发展机遇时，便不遗余力地朝这一方向努力。他们努力寻求合适的网络剧本，进行重组改变，呈献给广大观众，以达到收视利益的目的，如《奋斗》剧组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要求，就对原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

　　1.小说人物与剧本人物的差别

　　在小说里，人物往往受内心的煎熬和对生活的疑惑，表现出比较痛苦的状态，作者石康通过巧妙的外在环境描写，加上清晰深刻的内心刻画，把这些抽象的心境都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可是，导演很难将这些物化成画面，受播出时间的限制，展现剧情是最重要的。例如有一场戏，陆涛和夏琳因为在夜总会发生一些争执，夏琳顿时感觉陆涛很孩子气，觉得对他很失望，不说话漠然离开，这令陆涛无比压抑和疑惑，他不明白，是自己在极度的爱面前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理智和尊严，他无比痛苦地转身离去，眼中的世界在那一刻是灰色的。这一幕本可以用些快速的拼接镜头叙述环境，暗示角色的心境，或配合音乐给陆涛的背影以特写并做些色差效果，然而导演只是简单地拍了陆涛的离去，观众很难感受到陆涛的痛苦，这也是剧情无法通过文字展现出来的遗憾。

　　2.演员的再创造

　　小说里的人物映射到电视剧中就或多或少地带上了演员的影子。观众们都喜欢米莱不喜欢夏琳，因为夏琳太自私，而米莱看起来是那么的弱小可怜；很多女生都喜欢上了向南，乃至扮演者文章，都被认为是踏实、肯干、勤快、疼老婆的新好男人代表，是现代女青年择偶的标准；很多男生喜欢华子，认为他够义气，重朋友，是个男人。这些青年演员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个性鲜明的影视人物形象，在观众脑海中定格。

　　二、网络文学改编的影响

　　（一）网络文学影视化的有利因素

　　1.有利于经典文学作品通俗化传播

　　网络文学利用网络自由的特点和文学自由的精神，通过自由地写作、阅读和评论，逐渐向公众倾斜，而网络文学的影视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其高度，拓宽了文学的受众对象，把文学作品中艰涩、难懂的言语及内涵，通过媒体的放大效应，动态的多方位地展现在受众面前，使普通的民众也能够理解和接受。

　　2.有利于带动其他相关娱乐产业的发展

　　以网络为媒介的文学书写，以自足自我为基础，将作家的触角延伸到影视、话剧、音乐、游戏及工作等各个门类，在相互的交融过程中，形成新的产业链消费点。网络文学作品成为影视剧创作的“基地”已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因为网络小说首先就拥有很多潜在的读者群，他们会成为网络作品影视化的忠实观众；其次网络剧本资源充足，从之前的玄幻武侠、宫斗穿越，到现在的反映现实题材的家庭伦理剧的走红等，网络剧本应有尽有，而且价格优惠质量高，这必然使其成为各大影视公司争相抢购的热手货，是使文学创作又成为人们热衷的一门职业。

　　3.有利于鼓励更多的文学作品涌现

　　网络时代的文学写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交流平台。在这里，批评、交流与反馈的互动性更强。相对于传统文学出版机制而言，网络文学的写作、发表及讨论都可以在瞬时间进行，使网络阅读和观看的“快感”在这里得到更大的满足。此外，电视剧编剧是一种能够即刻兑现名利的创作劳动，几天内可以知道收视率，既可以满足作家的心理需要，抒发出个人情感，又能兼顾到经济利益，满足日常的物质生活，一举两得。导演赵宝刚在《奋斗》获得如此之高的掌声后，很肯定地说，如有合适的剧本，将拍《奋斗2》。很快，两年后，它的续集姊妹篇——《我的青春谁做主》在央视上映。毋庸置疑，这里的赵导演也是看到了这块领域的价值，才会不遗余力地执导下去。

　　（二）网络文学影视化的缺陷

　　1.破坏了作品的原创性

　　文学改编是带着镣铐进行的舞蹈，是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的一种再革新、再创造，它应该是在充分尊重原著思想的基础上，以影视包装为手段，以技术革新为方法，来表现作品的主要内容及中心思想。然而近年来，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文学现象：那就是很多作品在改编的外衣下，进行偷梁换柱的操作，严重亵渎了作品的价值和作者的思想，使受众极其不满。既然是改编，由于改编者固有思想、文化方面与作者的差异，必然会使改编后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受改编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带上了改编者的影子，不利于维持作品的原汁原味。

　　2.追求“量”的进步，忽视了“质”的发展

　　依着大众化、平民化的特点改编往往会使影视创作陷入一个井喷式的局面，一个作品火了，接下来的全是这个类型题材的作品。从早期《奋斗》带起来的《我的青春谁做主》关于青春励志类的作品， 到《婆婆来了》《麻辣婆媳》《当婆婆遇到妈》的家庭伦理剧，《宫锁金玉》《宫锁珠帘》《步步惊心》的穿越剧以及《美人心计》《倾世皇妃》的宫廷剧，这一系列的作品都是由于某一时期某一题材的流行而跟风创作出来的。这作品数量是达到了，可是由于盲目追求速度，作品质量方面难免会有所瑕疵，需要修改。

　　自2003年文学网站开始商业化运作后，网络文学像其他商品一样被推销叫卖，究其原因，主要是现今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快餐”化的生活，凡事都讲求一个“快”，因此忽略了静下心来品味生活、品读文学知识。网络文学影视化使人们更倾向于去看电视，看现成的影视作品，惬意地坐在电视机前欣赏那些活灵活现的影视作品，而不必费心思去看文本，揣摩体会作者的意图。这样的方式固然是种享受，一旦习惯了，就很难愿意去改变。

　　三、受众对网络文学影视化的反响

　　网络文学影视化使得一种艺术形式转向另一种艺术形式，同时也使审美方式由一种方式向另一种方式转变。华丽鲜艳的画面不是观众所想要的，越真实越具有原著气息的剧本才是他们所追求的。当文学作品里的故事情节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自己的面前，这对观众来说无疑不是一种震撼和享受。只有能够引起观众共鸣的电影或电视剧才能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成功的改编，这就离不开编剧的匠心独运、导演的情感深化和演员的真实演绎。

　　当然，并不是每次改编都能够成功，对那些改编的负面影响，观众也应该保持一个平常心态，不必大惊失色。这是因为，凡是改编，都必然是对原作进行“手术”，不可能还是原封不动的形象。改编者都会融入自己的艺术元素在内，原著的精神状态或故事情节都会发生改变或增减，即使是公认的改编成功的文学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对此我们不必太过在意。只要能够体现出主题的审美取向，我们就不必苛刻要求，毕竟人无完人，作品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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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国当代电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4]夏衍.杂谈改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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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欧阳友权.互联网上的文学风景——我国网络文学现状调查与走势分析[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6）.

　　[9]路艳霞.网络文学开始自成风格另立门户[N].北京日报，2006-06-06.

　　[10]梁沛.网络小说叙述语言的时尚化倾向[J].南方论刊，2010（03）.

　　在线伦理小说篇8

　　一九八二年初，我从黑龙江大学毕业回到杭州，便将这篇论文投到《文学评论》。我不知道文章能否发表，但多少有一点自信（那时候这种事情不讲人情关系，投稿时并不认识任何一位编辑），却没想到《文学评论》竟是作为那一期的头条（1982年第4期），同年十月又被《新华文摘》摘要转载。作为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顿然有了崭露头角的感觉。其实读大学那几年，我都在写小说，几乎是心无旁骛，这一来倒是跟古典小说或是理论批评方面都有了一些BP，亦将我带到了一个选择的路口，今后是接着做古典小说研究，还是转向做文学批评？自己有些犹豫不定。

　　一九八四年我连续参加了两个全国性学术会议，一个讨论古典小说，一个是当代文学研究。我是以出版社编辑身份参会，那时我已调入浙江文艺出版社。那两个会议使我有幸认识许多学界前辈和新锐，研究古典小说的学者鼓励我接着做这类题目，搞当代文学的认为我更适宜做理论批评。按国内学界通例，古代与当代很难跨界，两头沾边就显得很不专业。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观念急遽变化的时期，理论思潮的交锋，叙事文本的嬗变，显然对我更有吸引力。作为编辑，手上的业务正好有理论批评这一块。这样，我的写作自然就转向文学批评。第二年夏天，完成了一篇压在手里好几年的关于《水浒传》的论文（《〈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之后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关注古典小说方面的话题。

　　一九八四年八月，我借着去北京出差机会，见到了《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前辈们。其中一位老编辑带我去了《读书》编辑部，那时三联书店和《读书》编辑部还在朝内大街一六六号那幢楼里。在堆满书刊的阁楼上，我一下子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文化气息，听沈昌文、董秀玉、吴彬他们聊天，很快让你领悟到在学术与观念之外的某种人文情趣和话语方式。吴彬是负责中国文学的编辑，跟我谈论当时兴起的新小说革命和“寻根文学”，问我是否有兴趣写写这方面的文章。于是，从一九八五年起，我也成了《读书》的作者。那几年里，我给《文学评论》写过几篇关于文学思潮和当代性探讨的论文，给《读书》写过韩少功、周梅森的小说评论，写过黄子平、季红真的书评。从那时到现在正好三十年了，我没有统计过给《读书》写过多少文章，当然不算太多，我不是那种勤奋的写作者，但我对这份杂志始终怀有一种文字表达的追慕。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文学评论》发表了李锐小说集的评论，还有一篇关于寻根文学的综论，以后就告别了那种混迹学术的写作。当然，后来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况，理论话语陡然逆转，这使我不能适应。另外一个原因是，自己对愈益走向科层化的“学术”产生了心理和趣味上的抵触。尽管内心觉得愧对《文学评论》的编辑们，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就再也不做所谓学术论文那种东西了。我喜欢随笔和读书札记那样的文体，喜欢那种叙述的自由，喜欢从文本出发去追寻思想踪迹……就这样，自己的文化兴趣和文字表达习惯渐而转向以《读书》为标杆的那种路径，此后的写作一直沿循这样的轨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读书》编辑们以“脉望”名义策划一套“书趣文丛”，其中就有我的一种《寻找手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重新细读《三国演义》和其他古典小说，已是二十多年以后。我注意到，学者们已不再以小说比附现实政治，研究方向基本上转移到版本沿革、作者身世及本事考证等方面。其实，自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研究的主要关节就是这些，当年鲁迅、胡适治小说也都从这几处入手。这算是回到了学术正路，罗贯中、施耐庵籍贯，吴敬梓身世，自然都成了极具影响的课题。当然，我自己的兴趣依然在文本本身，因为不搞学术，用不着关心人家圈内人的课题。

　　岁月老去，思虑散逸。有时往往会想到小说的意义生成，小说作为一种叙史方式对历史的重述与误读，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早年写那篇关于曹操论文的时候，我还只关注文学本体，完全从审美角度立论。其实，中国小说跟诗词一样，不完全是一种文学文本，亦需要从历史和伦理的角度去认识。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奇怪：如果有人问哪一部文学作品对国人心灵影响最大，我肯定说是《三国演义》，可是这部小说叙述的历史并非骄人的汉唐盛世，亦非人文辉煌的两宋时期，为什么这里边的故事对国人特别重要？

　　其实，三国时期严格说来不能算是一个朝代，只是夹在东汉与西晋之间的一个短暂的历史过程。如果从黄巾作乱算起，其开端应定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但是从诸镇纷争到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名义上东汉朝廷仍还存在，一直延续到献帝延康元年（220）。所以，史学界通常以公元二二年曹丕称帝作为这一时期的起点，并以二八年东吴灭亡为结束，前后一个甲子。可是下一个朝代晋朝早在公元二六五年就开始了，曹魏咸熙二年，司马炎迫使曹奂禅让而称帝，改元泰始。蜀汉已于两年前灭亡，这时只剩下东南一隅尚未统一。从献帝禅位到司马炎登基，短短的四十五年间天下两次禅让，历史的巧合让人匪夷所思。

　　如果从黄巾起事算到东吴灭亡，这个时间跨度几乎长达百年，史书《三国志》和小说《三国演义》的叙事内容大抵根据这一时间标尺―汉末士族豪强正是抓住剿灭黄巾的契机而崛起。历史的长镜头在四十五年、六十年和将近百年之间晃动着，推近和拉开，时间记忆在叙述中渐渐被更替和改写，或是散落成碎片。我在阅读中认识到，这段分分合合的历史不但极具故事性，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慰藉。

　　陈寿撰《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虽说不尽合理，体例上亦显得别扭，却是代表了某种共识，那就是企图寻找一种统辖性的历史存在。秦汉时期形成的大一统局面是可以产生多种释义的历史记忆，譬如用钱穆的话来说，那就是“国家民族之抟成”（《国史大纲》第三编第七章）。其要义在于，将春秋战国以来裂土分封的贵族专制逐步改造为具有行政意义的郡县制度，这样政治上似乎就顺理成章地纳入儒家先贤设计的礼治之道。可是东汉末年的乱局打破了这种大一统，士族豪强以武力纷争，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战国以前的局面。顾炎武有谓战国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日知录》卷十三），其实三国时期亦如此，这种情形在《三国志》的叙事中自有充分体现。由于汉室已是要被革除的对象，在陈寿那个时代的史家眼里，只有抽象的圣王之道，并没有具体的“国家”观念。

　　陈寿撰史带有某种“元叙事”的理论预设，以为历史应该符合具有某种演化轨迹的构想型式，成王败寇的历史消息中自然包含王朝兴替的伦理逻辑。譬如，刘备、孙权之所以不能成为一统天下的雄主，因为衡量以“修齐治平”的圣王之道都有所欠缺；而曹操“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不但有以魏替汉的既成事实，在陈寿心目中其形象“光于四海”而几乎有如周公。

　　我想，如果将历史理解为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抑或包括共同的“想象”），被认为是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则有另外一种叙史意义。原初的记忆可能漶漫不清，也可能本身就带有某种想象，小说家不妨以自己的想象去修正前人的想象，以填补历史记忆。譬如，《三国演义》将“匡扶汉室”作为大目标，衰靡不振的汉室就成了光荣与崇高的象征。在国家意识召唤下，放大和凸显了忠勇节义的英雄气概。小说家之所以同情弱势的蜀汉一方，并非出于文学史家所谓“刘姓天下”的正统观念，而是痛感于宋元以后中土沉沦的现实悲况。沉沦之中重述恢复汉室之旧梦，明显是召唤汉族士夫之历史记忆，强调华夏民众之国家认同。逆境奋起的英雄叙事对于饱受欺辱的民族来说意义重大，人们至少能藉此获得某种精神自慰。有趣的是，对《三国志》记述的刘备妻子三番五次被掳，《三国演义》竟照单全收，因为正好藉以重构另一种故事。关羽千里走单骑，赵云长坂坡杀入万军之中，都是以护嫂救主大显其无比忠勇；同时，更于忧患之中刻画刘备苦其心志、动心忍性的大人之心。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这是小说家眼中的王者风范。

　　《三国演义》描述的谋略手段是所有三国叙事中最精彩的内容，小说情节几乎按照博弈性设计推衍，由于战争语境使得一切诡诈之术都合法化了，因而得以尽兴发挥。当然，此中的机会主义策略自是沉淀于国人集体意识中的文化记忆。当初，关羽被曹操的军队围在下邳城外土山上，曹操派张辽来劝降，关羽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降汉不降曹”，这种说法有些自欺欺人（他本来就是汉臣，何来降汉之说）。关羽的“投降”只是应机权变，曹操答应得竟很爽快，“吾为汉相，汉即吾也”。反正大汉王朝就攥在手心里。他只想着将关羽收归己用，不去纠缠什么说法。彼此各自表述，各取所需，乃以实用主义对付机会主义。

　　对于《三国志》的重述与误读，绝非自《三国演义》开始，在宋人说话和金元杂剧的三国戏里边，都有自己的话语生成。从历史著作到文艺作品，性格因素被放大了，国家形廓变得清晰了，打打杀杀的百年闹剧，竟成功地植入家国伦理大义。本来，在豪强纷争的语境中，英雄、枭雄乃至奸雄并无多少区别。刘备有枭雄之称，曹操更负奸雄骂名，并不妨碍二人煮酒论英雄。曹操放言“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说到底要看谁能问鼎中原。可见“英雄”语义纷歧，原本并无人格准则与道德底线，而刘备却以“匡扶汉室”的国家名义占据话语制高点。在后世的三国戏中，在国家意识形态语境中，这就简单地分出了好人坏人。

　　梳理一下三国叙事的传世文本和传播途径，大致可以排出这样一个序列：

　　一、陈寿《三国志》。

　　二、《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各史。

　　三、《后汉书》何进、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吕布诸传；《晋书》宣、景、文、武帝本纪，献王孚、羊祜、杜预、卫诸传。

　　四、《世说新语》中的三国人物纪事。

　　五、宋元说话中的三国故事及《三国志平话》。

　　六、金元杂剧中的三国戏。

　　七、《三国演义》嘉靖本、毛本。

　　八、明代戏文（南戏）和明清传奇、杂剧中的三国戏。

　　九、明清以来民间拜关帝的庙祀活动。

　　十、清末以来京剧及地方戏曲中的三国戏。

　　十一、明清以来民间年画及其他美术作品中的三国人物和故事。

　　十二、连环画《三国演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1962年出版）。

　　十三、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发起的关于曹操历史地位的讨论，并出版《曹操论集》（三联书店1960年出版）。

　　十四、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年版）、《三国》（2010年版）。

　　十五、当下风行的桌面和在线游戏《三国杀》。

　　这个列表不敢说没有遗漏，譬如，二八年在河南安阳发掘的曹操大墓，以及随后引起的质疑和争议，是不是也应该列入？据说当地正加紧旅游开发，而如今旅游产品往往亦是历史/文学文本的衍生物。

　　这是一个层累地造成的文化堆积，其中包含的记忆信息是如此丰富而驳杂，似乎很难统一到某种知识谱系中，难以作出条分缕析的学理性认识。譬如，关羽生前为人臣，死后却称帝，被尊为“关帝”，忠诚者变成了忠诚之对象，这是哪门子的纲纪？然而，这个对象化过程似乎亦一再被复制。再如，照例说戏台上的人物都有好人坏人之分，可是吕布呢？所有的历史学者对吕布都没有正面评价，戏台上吕布却是讨人喜欢的武生（翎子生），他算是好人还是坏人？

　　毛泽东要替曹操翻案，显然亦有好人坏人的标准。当然，操心古人的政治正确和先进性代表也是郭沫若、翦伯赞那些大学者的学术雅趣。可是，民间野老村夫乃至青少年读者最关心的却是马超与关羽的武艺高下，三国武将排行榜永远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还有，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是怎么回事？今天的读者从三国叙事的密码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现在网络上就有许多帖子讨论这哥仨是否有龙阳之癖。

　　混沌的历史记忆，映照着五花八门的现实图景，尤其自明清以来民间拜关帝到当下风行的《三国杀》游戏，更是体现了接受层面不断变异的衍生性，亦一并印证了思想史之“迷思”（mythos）现象。

　　以上是我读三国想到的一些问题。我每每感叹，个人能力和精力总归有限，如此散逸的思绪不可能将自己引向深入而系统的探究。

　　编入这本小书的文章不全是关于《三国演义》，还有几篇是谈论《水浒传》《西游记》和《儒林外史》。那几部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不是很大（我一直不理解鲁迅为何将《水浒传》列入“讲史小说”），也就是说它们不是重述史家文本的文学作品，所以我在文章里更多地着眼于人物和故事本身。当然，更使我感兴趣的是叙事方式中包含的种种寓意。

　　在浩如烟海的古典小说中，我前后涉及的只是寥寥几种。当然，这几种都很重要，是中国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几部大作品，值得反复细读。奇怪的是，学术圈内很少有人对这些作品作出文学意义上的解读，也很少有人从话语踪迹中去梳理这些作品的叙事旨意。所以，现在文学史教科书上讲到《水浒传》，还是一种阶级分析的讲法；讲到《西游记》，依然袭用鲁迅、胡适的“游戏”“玩世”之说。如果说，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相信最差的哈姆雷特就是写进教科书里的那个。至于我的哈姆雷特，我想最好让他自己从作品里走出来。

　　望着城市阴霾如晦的天空，似乎不能想象应该还有阳光和白云，往往是学术惯例遮蔽了贫瘠的思维。其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探求的足迹总是伴随着阅读兴趣而不是学术目标。平日读《儒林外史》，总觉得它不只是讽刺科举制度和暴露士林丑态，泰伯祠大祭写得那么隆重，难道是作为一种反衬？这等重振斯文的礼乐大事，为什么不在儒门的文庙举行？作者何以将遁世作为终极价值理念，是否另有深意存焉，在知识话语与权力关系的纠结中是否还有一个隐蔽的主题？一遍遍读下去，脑子里总会产生许多问题。

　　老来读书有一个好处，就是更有随心所欲的方便，借用《儒林外史》中的一句话：“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二一五年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