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斌：福克纳《寓言》中的文本含混与伦理悖论

　　如吴冰所说，《寓言》“讲述的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故事，福克纳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人物和战争，同时系统地运用基督教传说和象征体系以及并列对照、时空交错、内心独白表达他对人、对战争、对世界的看法，批判当今世界的腐败、堕落、贪婪和冷酷”（4）。战争和殖民背景的设定为现代性叙事的展开提供了一个颇为恰当的语境，基督教神话原型框架和寓言叙事手法的运用又构建起一个传统价值参照系，将现代性的内在价值冲突推向极致。从伦理维度上看，意义含混的背后是现代南方社会的多元价值体系；各种伦理选择混杂交织在一起，总体上难免呈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价值导向，而这其中所包含的伦理悖论还要回归原初的社会历史现场加以剖析。笔者认为，福克纳的伦理立场就建立在如何在现代性语境下重新界定英雄主义的命题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造成文本含混性的问题关键在于，现代性的反战思想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主义之间的价值冲突本身是不可调和的。在“把男人视为侠义骑士”（辛格 11）的美国南方文化中，反战思想几乎等同于英雄主义的反面。福克纳作为贵族乡绅的后裔，“他所承载的19世纪的文化抱负，要远比美国文学界中他的同代人沉重”（34）。对他的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力量首先来自于他的家族，而“这份遗产的核心”是他的曾祖父威廉·克拉克·福克纳上校（昵称“老上校”），一位内战中南方的战斗英雄（34—35）。因此，在福克纳心目中，战争与英雄主义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相反，他需要为反战思想的萌芽找寻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尤其是在南方宗教传统的框架下说服自己接受二者的分离。于是，《寓言》中的兵变事件背后的故事与基督教《新约》中的耶稣复活经历形成了互文类比。发动兵变的法军下士被置于基督教圣经原型的互文语境中，先是被塑造成一名具有人本主义精神的反战“英雄”，后又被擢升为代表民族主义英雄的“无名战士”。然而，意味深长的是，“英雄”一词的伦理内涵在前后两种语境的转换下已悄然引发了类似于偷换概念的意义含混。在这部小说的众多其他人物当中，福克纳本人曾特别提到了其中三个——年轻的英国空军飞行员莱文、军需总长和英国传令兵，并指出他们“代表着人的意识这三位一体的三个方面”：莱文“象征着虚无主义的那个三分之一”，老军需官“象征着被动的那个三分之一”，传令兵“则象征着主动的那个三分之一”（福克纳，《关于〈寓言〉的一点说明》34）。因英雄主义理想幻灭而自杀身亡的莱文“在虚无与邪恶之间〔……〕宁愿选择虚无”，他在毁灭自我的同时毁灭了邪恶，但也毁灭了世界；与莱文的心路历程颇为相似，被老元帅派到监狱去说服下士的那位随军牧师遭受了宗教信仰幻灭打击而选择了“毁灭自我”——他一度假借信仰之名，信誓旦旦地奉劝下士放弃信仰，等到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便在羞愧、迷惘和绝望交织的复杂情绪驱动下自杀身亡。盟军元帅的军校同学、诺曼农民出身的老军需官一生都是老元帅的忠实拥趸，却在对方的战争逻辑面前落入两难的伦理选择困境，他在作品结尾处说“我不是在笑。你们见到的其实是眼泪”，他对世界上存在的恶与世界本身都选择加以忍受，并为它们感到悲哀。自愿从军官做回普通列兵的传令兵后来成为下士的追随者，或曰精神传承者，他最后拖着残破之躯宣称“我不打算死——永远也不打算”（34—35），对于世界上存在的恶，他采取了抗争的姿态。显然，在面对老元帅所代表的战争机器的邪恶行径及其带来的信仰危机的压力之下，莱文、军需总长和传令兵的做法既体现出人类个体身处逆境时通常所做出的三种不同反应，也代表了现代性语境下弱势群体截然不同的三种伦理选择——或放弃自我，或委曲求全，或抗争到底。与福克纳其他作品的典型人物关系如出一辙，这些人物之间分别构成了两两对位的二元关系，其中包括老元帅与下士的父子对抗、老元帅与军需总长的同学情谊、传令兵与哨兵的敌对关系。他们的不同伦理选择外化了人类个体所拥有的互为矛盾的情感冲动，折射出人性的多面性，同时也证明了善恶之间并无绝对界线，其身份认同和转变就在于自身的伦理选择。其一，下士与老元帅的父子对峙场面不啻为善恶力量的一场终极道德交锋。在这一幕中，老元帅以无所不能的上帝形象自居：对于芸芸众生，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人类“那沾沾自喜的、无法根除的愚蠢，以及他被引领、被迷惑和被欺骗的不灭激情”（325），自信能够将其玩弄于鼓掌之上，使用暴力将普通士兵有能力自主选择和平的希望扼杀在摇篮之中。在那段颇具震撼力和感染力的大段独白中，他以自由、权力和生命为筹码，提出要拿整个世界来换取下士的回心转意，劝下士面对现实，通过背信弃义来保全性命，并威胁说：“我明天早上就能毁掉你，保全我们自己——暂时保全。确切地说，是在我的有生之年。但只是暂时。如果我必须这样做，我就会去做。因为我在人类的能力和局限的范围内信任人类。我不仅相信他有忍耐力，能够坚持下去，而且他必须忍耐，至少坚持到他为自己发明、开发、制造出一个比他自身更好的工具来代替他”（323）。这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几乎掩盖了他作为战争恶魔的化身的本来面目。而作品中两次出现了老元帅如同一个“华丽俗艳的玩偶”的外在形象描述，如：“面色苍白、衣装闪亮的孤独的老将军看起来像一个华丽俗艳的玩偶”（302—303），“老将军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衣着像儿童玩偶一般俗丽”（309）等。这一类比使之无异于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象征和工具理性的载体，相当于揭开了殖民权力的体制化面纱。其二，作为至高权力的代言人，老元帅从上帝到恶魔的形象转变还在他与老同学军需总长的对位关系上得以间接表现。这位老军需官眼下已年逾七旬，年纪比元帅大五岁，曾与老元帅是军校同学，并视之为天之骄子、救世主。这位仰慕者一路追随他的足迹而来，三年前被老元帅亲自任命为军需将军，但目睹对方在战争中不择手段的所作所为——与敌军将领合谋挫败反战行动、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兵变士兵、下令处决下士等——却由于自身的怯懦而未加阻止，事后在懊悔自责之下当面质问对方，试图递交辞呈。他痛切地向对方发出警告：“散布在地球上的我们这个被遗弃的无家可归的小物种整体，不仅不再属于人类，而且甚至不再属于地球本身，因为我们不得不孤注一掷地下了这个最后的卑劣赌注，为了保住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席朝不保夕、岌岌可危的位置”（304）。然而，对方故意拿下士为信仰忍辱负重、勇敢献身的行为大做文章，老军需官张口结舌，无从辩驳，在自身的怯懦中再次败下阵来。即便如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元帅及其代表的权力顶层所对抗的正是“简单的人那简单、一致的希望和梦想”（307），这种极具人本主义内涵的说法表达了饱受现代化战争摧残、遭受现代性价值冲击的人类心灵的向善渴求。其三，英国传令兵也在炮火的洗礼中经历了一场思想蜕变，他与老军需官相比虽说身份迥异、地位悬殊，但二者在人本主义精神内核上是共鸣相通的；他与哨兵之间发生的矛盾对抗也是理想与现实、善与恶之间价值冲突的体现，而二者的身份转变也消解了善恶之间的绝对界线。面对军队的权力阶层与普通士兵之间自然分化而产生的对抗两级，传令兵先是通过放弃军官身份选择了后者的阵营，尔后又选择了继承下士的衣钵，发动了第二次兵变，却招来一场血腥屠杀；他本人虽然侥幸活了下来，却在重新开战的炮火中严重致残，半边身子变成了一个“直立行走的伤疤”（405）。哨兵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位赛马骑师，参军前后判若两人。参军后他在士兵中间发展兄弟会成员，让那些没有法定继承人的士兵自愿把他当作人寿保险受益人；且利用士兵们在战场上生命朝不保夕、趁自己还活着便及时行乐的普遍心理，广泛开展了高利贷业务，以牟取暴利钱财。在二次兵变前夕，传令兵给哨兵讲述自己了解到的停火真相和亲眼目睹的军方高层筹备秘密会晤的情形，劝说对方参与和平行动，利用自己在士兵中间发展的兄弟会的影响力来支持二次兵变，结果却遭到咒骂和殴打。实质上，哨兵打着“法国全球众友会”的幌子，假借兄弟情谊、博爱慈善之名，以士兵们的生命做赌注大发战争财，这种做法与庞大的战争机器中的资本运作方式及其背后的工具理性逻辑一脉相承。由此可见，战争与资本在人的物化方面颇具相通之处，其勾连共谋也是必然的结果，老元帅自身作为实业大亨和实权政客之后裔的强大家族背景也从侧面上印证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传令兵与哨兵的这场对决暴露出少数人借助多数人谋利并实现其个人价值的资本主义价值取向与人本主义价值之间本质上的对立关系。总之，《寓言》尽管在故事的背景设定上貌似脱离了南方语境，但其伦理立场仍与之不无关联。这部作品一方面情节穿插了南方传奇的线索，一方面主题渗透着南方文化的精髓；由于它试图在两种不可调和的价值体系之间达成和解，因此也便承载了福克纳思想中所固有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福克纳曾在作品即将完成前夕宣称“新作是一部真正的‘巨著’”（卡尔 926），他还断言它要等上五十年才能得到世人理解——这种说法引发了众说纷纭的猜测，也给了后世评论家聚焦于其政治性、挖掘潜文本的理由。2004年12月，在《寓言》出版五十年之际，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年会专门设立了“《寓言》出版后五十年”专题论坛，召集人约瑟夫·R·尤格明确指出“近年来有迹象表明，新一代福克纳读者会发现这本书，重新体验福克纳的思想存在”；此外，他在同年发表的《福克纳隐形世界的地图，约克纳帕塔法》一文中宣称，福克纳在这本书中“以抽象的语言重申了他在此前所写的那些小说里以戏剧化的方式阐述的大部分思想”（Urgo 18）。如果说早期批评家基于《寓言》叙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做出“失败之作”的论断，那么上述分析表明，文学伦理学批评为解开这部小说的含混性之谜打开了一条有效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