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蛙范文

　　莫言小说蛙篇1

　　关键词：《蛙》 男性人物 女性形象

　　小说《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民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1]，自打小说出版以来就收到褒贬不一的评价，其以独特的男性视角来观察姑姑这个医术高超、爱恨分明、刚硬有力的女性形象。除了被现在学者津津乐道的被莫言塑造非常成功的以姑姑万心为代表的一系列女性人物形象，小说中的蝌蚪这个人物形象也值得我们深思。

　　蝌蚪原名万足，乳名小跑，蝌蚪是他的笔名。小说以他作为第一人称叙述，以写给日本杉谷义人的四封信和一幕话剧展现了以姑姑万心为核心人物，东北高密乡为背景的生活变迁。而在莫言的笔下，蝌蚪相对于姑姑万心、王仁美、小狮子、陈眉的果敢，可以说蝌蚪是很中庸、忍耐的活着的。

　　一.自我的深刻拷问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作家，但是比起姑姑万心的雷厉风行和前妻王仁美的泼辣决断，“我”显然缺少了男性的决断和刚强，而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式的犹豫和怯懦。王仁美偷偷怀了二胎，家里人基本上都知道，唯独“我”蒙在鼓里，直到被揭发才知道，劝说王仁美打胎无效后很快就选择生下来，去说服姑姑，可姑姑态度强硬，“我”却无可奈何；姑姑要抓王仁美打胎，“我”没有强硬的站出来保护她，而是默默跟着姑姑去抓王仁美，从而后来间接的导致王仁美的死亡；王仁美死后，姑姑要““我”娶小狮子，尽管我不喜欢她，但是因为姑姑说适合，“我”还是顺从的答应了；小狮子背着“我”代孕，虽然一开始很生气，可是后来也是不了了之，顺其自然，归根结底“我”内心也是想要一个男孩，只不过这些隐秘的想法被小狮子实行了，“我”还冠冕堂皇的斥责她。“我”是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身上带有自古以来知识分子苟安、顺从、怯懦的中庸的思想烙印。在刻画蝌蚪这个形象时，其实莫言也是对自我的毫不留情的拷问，反省自己身处于当时那个环境下，自己求全安稳的心理。莫言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蛙》这部小说也是我自己对人生几十年的回顾，在很多冠冕堂皇的借口下掩藏着很多个人的私念和私心。《蛙》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个重要的意义是面对自我，是面对自己内心进行挖掘，是一种自我批评的精神。”[2]可以由此推断出蝌蚪正是莫言以自己为原型，加以艺术的虚构变形塑造出的一个人物形象。姑姑万心也是莫言在现实生活中的姑姑，确有其人。可见这部小说相对于《酒国》、《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等魔幻色彩浓重的小说较高地还原了现实。小说《蛙》于2009年出版，莫言正直44岁已过了不惑的年龄，现在可以去掉伪饰站在一定的历史的高度对过往发生的事情进行反思，拷问自己的灵魂。这正巧应了莫言所说：“每个作家最后面的肯定是自我，所谓一个作家的反思、文学的反思，最终都是要体现在作家对自己灵魂的剖析上。如果一个作家能剖析自己灵魂的恶，那么他看待社会、看待他人的眼光都会有很大的改变。”[3]

　　二.对现实的深刻反映

　　从1986年出版的《红高粱》开始，莫言开始寻找对民族血性的力量，他塑造了余占鳌、戴凤英为主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他们敢爱敢恨敢于冲破封建道德的枷锁，彰显了人性美。特别是戴凤英临死前的一段话：“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我自己做主，我不怕罪，我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4]一段酣畅淋漓的自白，道尽了个人的极端自由。显然，他塑造这些土匪式的英雄正是要给孱弱的中华民族、现代人庸庸碌碌的生活状态开一剂良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享乐主义涌入中国，国人经济上富裕了，但是在精神追求上越来越匮乏。在1995年出版的《丰乳肥臀》更是以一个恋乳癖上官金童的视角来写，他是中西混血儿，也是当代中国的影射，西方的文化大量涌来，中华民族在精神方面没有越来越强大，而是越来越孱弱，反而是哺育了中A民族的母亲历经磨难，顽强生存。再到《蛙》中的蝌蚪，本来是带着正义追赶抢钱的小男孩的，在被小男孩和两个凶悍的女人污蔑围攻后，狼狈逃跑，最后只能装死来躲过一劫。在对警察的哭诉控告失败后，是阿Q式的自我消解。他劝诫自己：“这是上帝在考验我，忍了吧，能忍则安，我是胸有大志的人，我是正在创作一部话剧的作家，这些遭际和感受，都是上等的素材。大人物之所以能成为大人物，就是能忍受常人不能忍受之苦难、之屈辱……就这样想着，先生，我感到心胸开阔了，呼吸顺畅了，眼睛明亮了，力气慢慢恢复了。”[5]蝌蚪作为一个剧作家，一个知识分子，因为在北京人民剧场的遭遇毅然回到家乡，就是想有尊严的生活，没想到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却完全变了样，为蝌蚪熟悉向往的淳朴的高密民风被充满现代气息的生活改变，袁鳃和小表弟名义上开了牛蛙养殖场，实际上却是代孕公司。传统伦理道德正在被商业化、利己主义所取代。而“我”面对这种情况，虽然气愤却也不知不觉中成为消费者。可以说08年的高密正是现代中国的缩影，正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物质与利益的夹缝中，国人的精神艰难生存，正如蝌蚪式的慢慢被侵蚀而不自知，唯唯诺诺、首鼠两端、自我消解，逐渐沦为精神的侏儒。吴义勤说：“莫言的《蛙》并不是要理性的探讨、批判计划生育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要把计划生育处理成一个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来表现其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灵魂的影响。”[6]小说后半段，莫言恰恰表示了对现代生活的担忧，对现代国人生存状态的一种鞭挞。

　　三.对女性的歌颂

　　莫言对《蛙》中的男性形象都着墨不多，陈鼻、袁腮、郝大手、秦河都是浮光掠影，一闪而过。而相对于男性人物形象，莫言在很多作品里都表现了对女性毫无保留的赞美和歌颂。莫言说：“我没有理由不赞美女性，因为女性是我们的奶奶、母亲、妻子、女儿。”[7]《蛙》里的核心人物万心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她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行计划生育前期，她凭借高超的医术为高密乡的产妇们接生，非常有力地冲击了当时非常落后的接生方法。这是她人生的黄金时期，她是活菩萨，是送子娘娘。第二个阶段是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姑姑是公社卫生院妇科主任，并兼任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她身体力行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经她的手2800个未成形的生命终止孕育，甚至间接造成了张拳的老婆、侄媳妇王仁美、王胆的死亡。她掌管生育和死亡，是象征着女娲一样的存在。尽管在后期她残害了无数生命，莫言后来也点出了“但那是历史，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许多伟大建筑，而看不到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8]正是这样一个丰满立体的人物，才激起读者对她的喜爱，因为她如此真实。而莫言对姑姑这个人物形象的喜爱，也正是对生育的崇敬，对孕育的崇敬。王仁美、小狮子、陈眉、王胆都是围绕着生育而凸显其性格特征。在《丰乳肥臀》中，莫言塑造了一个有八个女儿一个儿子的母亲形象，他毫不掩饰对上官鲁氏的赞美，上官鲁氏既有莫言母亲的缩影，更多的是祖国母亲的缩影。从清朝后期到新中国建立后的风风雨雨，历经磨难而踽踽独行。可以说，莫言对女性的赞美其实是对生育的由衷敬畏和顶礼膜拜，对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赞美。因为有女性，所以有生育，才有传承。“想起母亲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一个女人不生孩子是最大的痛苦，一个女人不生孩子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女人，而且，女人不生孩子，心就变硬了，女人不生孩子，老得格外快。”[9]

　　四.结语

　　在莫言的《蛙》中可以看到对以蝌蚪为代表的男性权利的削弱和对女性毫无保留的赞扬和歌颂。这其中不乏作者对自我的反思和揭露更是对当前国民孱弱的精神的批判。莫言通过对蝌蚪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其寓意不可谓不深远。

　　参考文献

　　[1]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出版社，2009.

　　[2]莫言.莫言文集：蛙[M].作家出版社，2012.

　　[3]莫言.莫言对话新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4]莫言.红高粱.花城出版社[M]，2011.

　　[5]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6]吴义勤.原罪与救赎[J].长篇小说选刊?特刊7卷，2010.

　　[7]莫言.小说的气味[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8]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9]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莫言小说蛙篇2

　　关键词：莫言；《蛙》；互文；戏仿；反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3-0162-04

　　《蛙》是莫言近年来推出的力作，2009年底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直至2011年8月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对于该书，莫言颇下工夫，自称是“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对于该书，莫言颇费心思，规定了特殊的阅读群体，“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以唤起他们尘封已久的记忆。毫无疑问，动人的传奇故事和深刻的忏悔主题是赢得读者青睐的主要原因。小说“讲述了姑姑――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在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展示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的同时，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①。但另一方面，《蛙》一书中戏谑语言、戏仿式人物塑造、独特结构体式及反讽性整体风貌也为作品添色不少，需要重视。应该说是深刻的反思性主题和独具匠心的互文叙事艺术造就了《蛙》的成功。本文着重论述后者。

　　一、戏仿技法的巧妙运用

　　莫言是一个勇于探索创作技巧的作家，每一部作品都留下了作者深深探索的足迹。《红高粱家族》中第一人称叙述手法的大量运用，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传奇色彩；《天堂蒜薹之歌》用瞎子歌唱、报纸报道和作家叙述三个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使得作品具有多声部的混响效果；《酒国》三重文本叠加交织叙事的方式，则使故事扑朔迷离，讽刺效果凸显；而《生死疲劳》则以地主西门闹死后托生为驴、牛、猪、狗、猴的动物“眼光”讲述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西门家族的兴衰变迁，勾勒国家政治对个人及家庭社会的影响，小说故事不仅生动有趣，而且具有陌生化效果。《蛙》在叙事艺术上的最大突破就在于采用了互文手法，将戏仿技法发挥到了极致。

　　“互文性”概念最早由克里斯特娃于1969年在其《符号学》中提出：“每一个文本都把自己建构为一个引用语的马赛克，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与改造。”②即每一个文本中都包含了其他文本涉及的因素，每一个文本都不可能是一个与外界绝缘的封闭的语言体系，而是与其他文本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互文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兴起的一种文本观念，它来源于结构主义文本观，但又是对结构主义封闭文本观的有意反叛。互文理论在立足文本客观存在基础上，突出各文本之间以及文本与文本之外因素的复杂联系，强调文本意义阐释的开放性、多样性和不可重复性，构成了对传统理论的强有力挑战。

　　互文形式多种多样，戏拟与戏仿是其中之一。戏拟与戏仿（parody）有时被译为嘲仿、谑仿和滑稽模仿，其原意是指模仿别人的诗文而作的游戏文字或讽刺诗文。在文学接受活动中，时常遇到这样一些文字，它们似曾相识，却又别具用心，这有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此即为戏拟或戏仿。戏拟或戏仿不同于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传统诗学所主张的文学是对社会生活模仿和再现的观念，模仿是以严肃态度对生活进行再现。戏仿与其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模仿生活或传统文本事件时运用了戏谑的态度，以此达到颠覆传统观念与定论的目的。“拟仿的前在文本一般都有崇高、神圣内容和优雅形式，并且内容和形式达到了有机统一，拟仿的目的就在于破坏这种统一性，以优雅的形式表达粗俗或不那么严肃的主题，借内容与形式的反差以造成‘笑’的审美效果。拟仿产生的心理机制就是前文本的严肃、高尚与此在文本的通俗、平凡产生交流，读者由前文本的严肃而积聚起来的情感因此在文本的空虚、轻飘突然转化为虚无，‘笑’便由此产生。从根本上讲，拟仿不是对前文本进行了转化，而是以漫画形式重新创作了前文本，新文本与前文本之间存在着张力关系，前者对后者进行了否定与讽刺。”③

　　小说《蛙》最突出特征就是大量采用戏仿形式进行叙事，强化了作品艺术表现力。

　　第一，狂欢、戏谑的语言运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需要最大限度调配语言、挖掘语言潜能，增强作品表现力、感染力。莫言是一个语言大师，其作品突出审美风格就在于通过充分的形象化语言描写，极其细腻、酣畅地书写作品人物的细微感受。这在其作品《丰乳肥臀》《第四十一炮》《酒国》等中都有突出展示。《蛙》与上述作品相较，语言已经收敛，描写已经冷静，其对语言的出神入化运用主要通过戏仿形式得以凸显。戏仿一方面增加了作品容量，另一方面又以狂欢、戏谑方式颠覆了前在语言，造成或幽默或讽刺的艺术效果。例如，作品在讲述侄子象群入伍要当飞行员时，写道：“大哥忧心忡忡地说：你可别去寻求刺激，人要爱国，当兵的更要爱国，当飞行员的尤其要爱国。”④这让我们想到了“文革”期间某些领导人的讲话，还让我们想到作品中准姑夫王小倜驾机叛逃台湾一事，作品得以扩容。在写母亲劝说姑姑放弃计划生育工作时运用如下语言：“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人是活宝，有人有世界！我母亲说。毛主席还说，不让老天下雨是不对的，不让女人养孩子也是不对的。”⑤这种有意的篡改不仅符合说话者身份和当时语境，而且表现力增强，具有突出讽刺效果。在《蛙》中类似的语言活用现象俯拾皆是。

　　第二，戏仿、夸张的人物和情节。小说以丰富曲折的故事叙述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莫言小说尤其擅长于此。在《蛙》中莫言巧用戏仿手法在增强故事曲折性、传奇性的同时，书写了生活的多样与复杂。头顶西瓜皮凫水、躲避计划生育的耿秀莲让我们想起了抗战小说中与日本鬼子打游击战的武工队员；陈鼻一家利用地道、地洞逃避计划生育的细节很像电影《地道战》抗日战士与敌人周旋的细节；王脚利用运桃掩护女儿出逃的细节，就像中国现代战争小说中群众掩护、转运八路军、解放军伤员；水陆运桃的场景让我们仿佛看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支前大军。作品中大量存在的夸张场面描写，唤起读者想象，让我们仿佛回到了如火如荼的革命建设时期，“吃”煤的场面映射了饥荒年代的残酷；隆冬时节胶河北岸滞洪区批斗会场面，反射出“文革”的狂热与荒谬。而堂吉诃德饭馆的巧妙布置使名著《堂吉诃德》成为阅读“底本”，戏中戏《高梦九》剧情设计与胡断“代孕案”让人想起包公判案及“狸猫换太子”事件。这一别具特色的互文手法让我们回到历史，在与历史经典的对照中体会到现实的阴暗与残酷。上述互文叙事手法的运用，大大增强了作品讽刺效果。

　　二、独特的文体结构形式

　　小说之所以具有突出的互文效果，与莫言独特的艺术构思有关。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构成，自叙与客观展示相结合，多声部共鸣，混响效果突出，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风貌。

　　第一，书信与自叙结合，拉开了“叙事”与“故事”的距离。小说的主体部分是四封长信，每封长信先是叙述人蝌蚪向日本作家杉谷义人诉说当前自己的状态和写信经过，然后通过自叙方式讲述发生在姑姑和自己身上的传奇故事。在每一部分中，信是前奏，故事是主体。信中显示的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呈正向分布，即都是按线形时间发展构思。第一封信写作时间是2002年3月21日，故事内容主要是家乡风俗与姑姑“文革”期间被批斗。第二封信写于2003年7月，故事内容为“我”的婚姻与“我”的计划生育过程。第三封信写于2004年元旦，故事内容是姑姑艰苦的计划生育工作。第四封信写于2008年10月，故事内容是退休后“我”被“代孕”事件。“姑姑”的故事和“我”的故事交替叙述，而“姑姑”与“我”又贯穿所有故事之中。在顺向叙述过程中，交叉叙事使得整部作品既曲折生动、内容丰富，又重点突出。更重要的是，这一书信与自叙相结合的构思方式，有利于作品语言和情节互文效果的呈现。写信时间推后，叙述内容靠前，拉开了叙述人与所叙之事的距离，叙述人以“过来人”身份追忆曾经发生的事情。这样叙述人不必因为与故事距离太近而过于动情，也不会因身陷其中而无暇旁叙，叙述人完全可以以轻松的心态、讲故事的口吻转述曾经发生在姑姑和自己身上的故事，甚至可以采用诙谐和夸张的语气、语调展开，以增强故事的趣味性与传奇性。前文所论作品中狂欢化语言、戏仿人物与情节的构思多是在这种情境中完成。总之，叙述人“声音”的突现与作品故事内容直接串联，这一独特构思技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作品中戏仿性语言和情节大量存在成为可能。

　　第二，小说与话剧相叠加，扩大了作品容量。《蛙》的最后部分是话剧。作品延续了前面的结构方式，由一封写于2009年6月3日的信和九幕话剧构成。就时间来看，写信时间与话剧故事发生时间基本一致，可谓前后相继发生。就内容而言，话剧部分续接小说部分展开，是对小说内容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话剧部分不仅叙写了陈眉代孕事件的最终结局，使得故事整体连贯、完整圆满，而且还写到了姑姑通过“上吊”“死后重生”来忏悔自己的罪恶，深化了作品主题。因此，话剧部分不是狗尾续貂，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话剧部分除去对白精彩外，最大亮点在于采用戏仿叙事技法来增强作品的表现力。话剧第八幕是高梦九断案，当神经错乱的陈眉抢走孩子到古装电视剧《高梦九》拍摄现场击鼓申冤时，高梦九徇私枉法乱判案件，将孩子判给养母“小狮子”，该情节揭示了当前社会不公现象大量存在。同时，这一剧情显然是对元杂居《灰阑记》和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的戏仿，在这两部戏剧中，包公和法官阿兹达克英明睿智，都机智运用断案经验正确地将孩子判给生母，使正义得到伸张，冤情得以昭雪。而在话剧《高梦九》中则是相反，良心被权势扭曲，金钱战胜了正义。这与《红楼梦》中“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何其相似，可以说又是对“葫芦案”的翻版。这一戏中套“戏”而“戏”中又蕴藏深意的互文叙事手法，不仅丰富了作品内容，而且还深化了主题，深深折射出社会的不公。

　　三、多重、复合的审美意蕴

　　必须肯定的是，《蛙》采用书信体小说与话剧叠加形式构思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它打破了以往单纯叙事的小说结构模式，将书信、叙事与戏剧因素相结合，在增加作品容量的同时，增强了小说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更重要的是，这一独特的构思方式对于作品艺术风貌也有至关重要影响。

　　第一，狂欢化喜剧效果与主题的弱化。如上所述，小说独特的结构使得作品大量使用戏仿手法，而戏仿作为互文叙事的一种重要形式，其突出价值就在于引发此在文本与前在文本的联系，在互相印证中颠覆前在文本固有意义，以戏谑语气增添新意，实现对前在文本的超越。戏仿是手段，反讽是效果。戏仿最大价值在于使此在作品具有轻松氛围和喜剧效果，呈现反讽意味。反讽理论提出者布鲁克斯曾对“反讽”内涵做过如下概述：“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⑥反讽是一种阅读效果，文本表面讲述了一个合乎情节发展逻辑的故事，但结合语境（上下文）及叙述语气，读者能发现与表层情节意义相左的言外之意。而“言外之意”正是作者创作用意所在，作者以此营造文本丰富的、多重的意蕴。在《蛙》中高梦九乱判陈眉代孕案戏仿了包公智断亲子案，其目的在于讽刺现实社会的某些不公；姑姑工作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逃避计划生育的有趣形式，则从另一个角度暗示了“计生”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大量戏仿式语言的运用则使得作品妙趣横生，颇具喜剧色彩。

　　不容忽视的是，戏仿手法的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冲淡了作品的反思性，使作品主题的深刻程度受到较大影响。莫言多次提到作品主题是剖析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忏悔和反思“计生”工作对国民心灵的全方位影响。然而，戏仿手法具有消解性、解构性，戏仿手法的运用消解了作品崇高、严正的主题，使作品人物形象变得多少有些委琐，使作品主题多少有些游离。姑姑本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乡村妇科医生，是作品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但当作品中写到孕妇耿秀莲头顶西瓜皮奋力凫水逃避计划生育，而姑姑乘机船追击并点烟欣赏时，姑姑的形象就有点像当年的日本人，形象不再高大。当作品中用高梦九判案解决蝌蚪一家与陈眉的“代孕”纠纷时，这一解决方式就显得随意。特别是话剧中姑姑的“上吊”“死而复生”式的忏悔更是有些儿戏化，“计划生育”中包含的生命伦理和政治问题岂是象征式的仪式就能解决的？一直以来，生育在新中国是个大问题，“计生”工作中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多，而作品中貌似大团圆的结局显然不能让人满意，反思不够深刻与强烈。

　　第二，多彩的生活与无奈的人生。不得不承认，戏仿对作品主题表现有其独特效果。一方面，戏仿手法的运用客观上展示了生活的丰富多彩。民间自有智慧，戏仿语言的灵活运用不仅显示了民风淳朴，而且还原了民间百姓的机智与幽默。一句“毛主席还说，不让老天下雨是不对的，不让女人养孩子也是不对的”，不仅粗朴有趣，而且还生动地反映出下层民众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态度。在躲避计划生育过程中，当地民众想出的各种应对办法既因地制宜，又广泛借鉴，是民间智慧的生动表现，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让读者倍感真实，产生身临其境的体验。

　　另一方面，戏仿情节与场面的涌现，又客观上揭示了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很多无奈。是什么情结让陈鼻一家藏进地洞、让耿秀莲凫水而逃？是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是什么势力让高梦九堂而皇之乱判代孕案？是当今无孔不入的权势和金钱观念。是什么原因使混血儿陈鼻变成了饭馆的唐吉诃德？是当今贫富差距加大和层第观念明显的现实。戏仿场面不仅显示了生活的复杂多样，而且从更深层次上暗示了生活的无奈与病态。如果说前者是平面性的展示，那么后者则是纵向的剖析，更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更能以其道德的、人性的蕴涵引人反思。

　　《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不仅在于其反映了新中国60年来人口与计划生育这一现实性极强的热点话题，更在于其少有的书信与话剧叠加的新颖结构方式。特别是其独特结构方式支持下戏仿叙事技法的大量运用，使得作品内容既妙趣横生、富有传奇色彩，又与作品反思、忏悔主题遥相呼应，两者相辅相成，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注释

　　莫言小说蛙篇3

　　关键词：莫言；《蛙》；悲剧性

　　《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在这部长篇著作中，莫言一改以往汪洋恣肆地书写习惯，转而采用谦逊朴实的笔法向我们描绘了嵌在高密东北乡历史与生命中的悲剧画卷。这些悲剧像病毒一样潜伏在东北乡的生活中，使乡民们在痛苦中挣扎。悲剧不是凭空而存在的，它根源于矛盾之中，当矛盾双方达到不可调和时，必定有一方将会做出牺牲，牺牲的一方便产生了悲剧。本文将立足于文本，结合悲剧现象，从社会、性格与命运和爱情的角度探讨导致悲剧产生的源泉及其本质。

　　一、无可回避的社会悲剧

　　《蛙》讲述的是东北乡六十年的生育史。在这一段时间里，计划生育与人们传统的生育观念产生了严重地碰撞，这从根源上导致了各种悲剧的诞生。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困难接踵而至，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人口的飞速增长及其需要的生存资源。为了保证人民的生存质量，节省有限的生存资源，国家决定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在当时是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东北乡坐落于传统文化意蕴浓厚的孔府之地，各种传统思想更是深植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尤其是历来人们最为重视的传宗接代的问题。人们不可能轻易地转变流传数千年的生育观念，对全新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本能地抵触，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恩格斯在分析拉萨尔的历史悲剧《济金根》时说，悲剧的本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①计划生育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它代表着新生的力量，但是传统的生育观在人们的意识中早已根深蒂固，这从根源上阻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便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

　　计划生育与传统的生育观之间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矛盾双方都坚持自己的合理性，而且只有通过否定对方才能肯定自己，这注定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悲剧。姑姑是计划生育最直接的施行者，也是小说中计划生育的权威代言人，她认为：“计划生育是国家大事，人口不控制，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教育搞不好，人口质量难提高，国家难富强。”②计划生育关乎的是国计民生，所以“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什么是大道理？计划生育，把人口控制住就是大道理”③。无论是从历史发展还是从现实情况来看，计划生育政策都是合理而迫切需要的，因此，所有的一切在国计民生和计划生育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即便是牺牲一些也是应该的。这也就是他们所坚持的“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④。但是，作为计划生育政策受众的乡民们则认为：自古到今，生孩子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孩子尤其是男孩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孩子，还是他们的家庭劳力、养老保障和社会地位的坚实后盾。其他的一切在传宗接代的面前都是次要的，所以当蝌蚪面临孩子与工作的两难境地时，他的母亲说：“党籍、职务能比一个孩子珍贵？有人有世界，没有后人，即便你当的官再大，大到毛主席老大你老二，又有什么意思？”⑤对于他们来说，孩子就是天，为了孩子，反对计划生育也是合理的。计划生育和传统的生育观念这矛盾双方互相压制，以牺牲彼此为发展的代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幕幕触人心魄的生育悲剧。

　　耿秀莲潜水偷生，溺水身亡；王仁美被迫手术，一尸两命；王胆借雨偷逃，早产死亡，这些都是传统生育观与计划生育间关乎性命地激烈斗争，除此之外，它还渗透在其他的生活细节中，例如蝌蚪是要党籍职务还是生二胎，妇女们被迫上环和偷偷拿环等等。这建筑在历史和现实之上的悲剧，本质上其实是新生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传统生育观力量还十分强大的情况下，采用激烈的手段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结局。

　　二、交错纠缠的性格与命运悲剧

　　姑姑是《蛙》中的灵魂人物，在计划生育的大背景下，她清醒认知自身的命运，明确自己的理想目标，在奋斗的过程中，显得热烈而又冷酷、虔诚而又反叛、坚决而又不安。计划生育大潮结束后，她独自背负起灵魂的重担，每日以捏泥娃娃为前半生赎罪。姑姑的一生实际上是一场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纠缠难分的终极悲剧。

　　热烈而又冷酷、虔诚而又反叛、执着而又不安的性格特质造就了姑姑一生中最大的悲剧。她是计划生育的第一批实施者，她憧憬着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中国能够达到一个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她的成长环境决定了她果敢、直爽、不羁的性格，一旦目标确定，她必将不遗余力地为之奋斗。为了实现她的理想目标，她始终热烈地拥护着计划生育政策，决不让计划生育事业受到一点损害。姑姑的虔诚不是一句虚空的口号，她可以为之流血，甚至是牺牲。所以当姑姑被张拳打破头时，姑姑也只是淡然地说了句：“我万心为国家的计划生育事业，献出这条命，也是值得的。”⑥计划生育事业对姑姑来说就是一项神圣的事业，被姑姑虔诚地供奉着，她冷酷而又坚决地执行其政策，任何一个危害计划生育事业的行为都不被允许。为此，她对计划外的怀孕妇女进行围追堵截，甚至为了放松王胆一家的警惕，故意撮合蝌蚪和小狮子的婚事；为了逼出王仁美，连坐街邻四坊。用蝌蚪的话来说就是：“姑姑对她从事的事业的忠诚，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⑦这样刚烈的性格本应该造就一个冷血无情的杀人机器，但是，姑姑自小就生活在崇尚生命的民族，对生命有一种本能地亲近。所以，当她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她又显得反叛和不安。虽然姑姑对她的事业保持着疯狂的忠诚，但是她对自己的行为和命运却有着清醒地认知，心底也隐藏着一份对命运不公的反叛，当她因耿秀莲事件被调查时，她大胆地指责说：“你们在上边下一个指示，我们在下边就要跑断腿，磨破嘴。你们要我们讲文明，讲政策，做通群众的思想工作……你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生孩子不知道×痛！……你们寒了我们的心！”⑧姑姑在开展混着血与泪的计划生育工作中见证了一条又一条生命的逝去，终于当王胆早产死亡后，“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既像问小狮子，又像自言自语：这算怎么回事呢？”⑨生命的逝去唤起了姑姑内心对生命的怜悯，也动摇了她一向坚持的信念，对以往自己的行为产生了怀疑和不安。热烈、冷酷、虔诚、坚决而又反叛的性格特质使姑姑在计划生育事业中杀伐狠绝却又迷茫不安，这两种矛盾性格实质是计划生育事业的理想社会与艰难的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的代言，矛盾双方的尖锐冲突就是姑姑的两种不可调和的性格碰撞，而作为其载体的姑姑也只能在悲剧中痛苦地挣扎。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⑩也就是悲剧要有头有尾，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姑姑的一生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她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儿童时期，第二阶段是计划生育实行之前姑姑作为妇产科医生时期，前两个阶段，姑姑的人生充满了鲜花与掌声。第三阶段是计划生育大潮时期，姑姑是计划生育的代言人，她因为计划生育而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饱受灵魂和心灵激烈冲突的煎熬而酿成悲剧，最终跨入人生的第四个阶段，开始其赎罪之路。姑姑作为理想的代表，她独特的性格特质使她坚贞不渝地为计划生育事业奋斗的同时又对自己的事业产生怀疑和不安，甚至要用正大光明的理由来压制她内心深处对小生命的热爱。在理想与内心的矛盾冲突中，姑姑忍受着痛苦地煎熬，在两难中选择了理想。但是，当计划生育大潮落潮后，她发现她的理想国度竟是一场虚空的美梦，计划生育也因为金钱和权力显得日益不公，而自己竟为此而扼杀了那么多的生命，她感觉到了后悔。但是姑姑没有一味的沉浸在痛苦与自弃之中，她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权利选择自杀或是放弃的人，她必须活着，用她的一生来为自己的前半生赎罪。这个用后半生为前半生赎罪的命运悲剧反映了姑姑所代表的理想社会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及其理想社会难以实现的悲惨结局，实质上是反映了中国初步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历程。

　　姑姑的复杂性格和命运注定的安排纠缠难分，酿成了姑姑苦难与不幸的一生。命运的安排为姑姑的复杂性格的提供了演绎的舞台，而复杂的性格又使命运悲剧更加显著，姑姑也在这二者的纠缠中度过了其波澜起伏的悲剧人生。

　　三、苦涩艰辛的爱情悲剧

　　鲁迅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爱情无疑是人生中一个有着重要价值的东西，《蛙》展现了各种美好的爱情被无情地粉碎的悲剧。在《蛙》中具有代表性的爱情有三种，一种是陈鼻、王胆的自由恋爱式爱情，一种是姑姑的附加式爱情，还有一种是秦河、王肝的单恋式爱情。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恋爱形式，他们都没有得到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的美好结局，只能在各自的爱情悲剧中苦苦挣扎。

　　首先是陈鼻、王胆的自由恋爱式爱情。改革开放之前，多数人的婚姻都是依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陈鼻和王胆却大胆地选择了自由恋爱。他们的早期婚恋生活无疑是幸福美满的，但是当涉及到传宗接代的问题时，他们的爱情变的不纯粹了。儿子的问题成了他们最关心的事情，陈鼻甚至不考虑王胆的身体条件让她怀了二胎；后来在陈眉出生的时候，陈鼻最先关心的不是王胆的死活，也不是陈眉的健康与否，而是生出来的孩子到底是男还是女。此时，爱情被折磨的所剩无几，在他们看来，甚至是柴米油盐也比动人的情话更能纾解他们内心的苦闷。爱情已经完全退居二线，成了他们内心的奢侈品。

　　其次是姑姑的附加式爱情。以姑姑的角度来说，她经历了两次爱情。第一次是和王小倜之间的爱情，虽然姑姑是怀着美好的憧憬踏入爱的伊甸园，但是王小倜的恋爱观显然与姑姑相悖，他不喜欢姑姑的红色热情，转而将姑姑送入失恋的深渊。姑姑的第二次爱情对象是民间艺术大师郝大手，这严格来说甚至不是一种爱情，仅仅是一场婚姻而已，姑姑嫁给他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希望跟在他身边捏泥娃娃，以此来为自己的前半生赎罪。与其说姑姑嫁给了郝大手，不如说是姑姑嫁给了郝大手的手艺。这种为了附加价值的爱情从根本上就注定了其悲剧结局。

　　再次是秦河、王肝的单恋式爱情。秦河和王肝都是小说中典型的单恋人物，秦河单恋姑姑，王肝单恋小狮子。他们的恋爱都是狂热的精神恋爱，以王肝为例，当蝌蚪问他写信给小狮子干什么，要娶她做老婆吗，他反则指责蝌蚪太功利。他的单恋是无怨无悔、不卑不亢、生死相随、甚至是狂热的纯粹爱情，他甚至可以为了博得单恋对象的一点注意而出卖家人、朋友。太完美的爱情理想最终并没有得以实现，秦河眼睁睁地看着姑姑嫁给了郝大手，王肝也只能看着小狮子嫁给好友蝌蚪。不同的是当看到心爱的人儿结婚后，秦河和王肝的反应完全不同。秦河还是一如既往地跟在姑姑的身边，时刻期盼着姑姑施舍的那一点儿关心。而王肝的态度则完全反转，他说：“我现在如梦方醒。所谓爱情，其实就是一场大病。”以病来比喻爱情，王肝甚至落到了不相信爱情的地步，这样的爱情怎能不成悲剧呢？

　　完美的爱情就像是一杯上好的美酒，香气四袭，引人入胜。当主人公们顺着香气纷至沓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本应该纯美香醇的美酒因为各种杂质的污染变成了难以入口的爱情苦酿。

　　在《蛙》这本画册的每个画面中，各种悲剧交错纠缠，传统生育观和计划生育的矛盾冲突所酿成的社会悲剧加剧和凸显了其他各种悲剧的发展，爱情等各种悲剧又将其社会悲剧渲染得更加悲惨。虽然这本画册的每一页都充斥着悲剧，但是东北乡的乡民们不曾放弃，他们依然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对生命的热爱在逆境中拼搏，努力获得完美的新生，当然，也可能是踏入一个新的悲剧。

　　）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莫言：《蛙》，10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③ 莫言：《蛙》，13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④ 莫言：《蛙》，12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⑤ 莫言：《蛙》，11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⑥ 莫言：《蛙》，10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⑦ 莫言：《蛙》，16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⑧ 莫言：《蛙》，12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⑨ 莫言：《蛙》，17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⑩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2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莫言：《蛙》，16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1]莫言.蛙[A].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2]张志忠.莫言论[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莫言小说蛙篇4

　　关键词：莫言；小说；狂欢人物；动物性诉说；《檀香刑》；《蛙》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莫言的文学创作不只源于生活，还源于其早年丰富的阅读，以及阅读感悟。他像海绵一样，不断汲取着其他文学作家作品中的精髓，并形成独属于自己的宝库，这为其之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莫言的文学作品真实、朴实、自由、张扬、深沉，相反而不矛盾，正是这些强烈的情绪以及浓墨重彩的言语直击人心，直击现实。莫言小说的狂欢化是其作品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 这些狂欢化的人物往往彰显的是没有任何掩饰的人性深处的动物本性，在该类小说中莫言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檀香刑》以及《蛙》。本文通过对这两本小说的详细探究较为具体地展现出莫言小说中的狂欢人物完整的动物性诉说特征。

　　一、莫言简介

　　管谟业是莫言的原名，他是山东高密人，是中国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的主要系列作品为乡土作品，莫言的作品不仅仅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对世界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以及启发。莫言的文学被称为寻根文学，是民间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文学，朴实、自然、生动。莫言创作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成就以及影响，这与他的经历以及其所阅览的书籍量有很大关系。莫言小时候经历过对他自己来说都最为困难的三年时间，真实地看过当时的社会现状，这在他的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言早年就极爱看书，书籍阅读量较为丰富，包括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他的文学底蕴以及文学基础较为扎实。莫言的成名之作是《透明的红萝卜》，该作品发表之后，受到各文学大家高度的评价，莫言在文学道路上也越走越远，越走越踏实。

　　二、《檀香刑》与《蛙》

　　1.《檀香刑》概述

　　《檀香刑》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檀香刑》创作的主要背景是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定了《胶澳租借条约》。1900年德国人开始在山东地区建造胶济铁路，在该背景下发生了孙文抗德的事件，《檀香刑》即以此为原型创作的文学作品。《檀香刑》故事梗概是：发生在高密东北乡中一个小人物也是女主人公孙眉娘其亲爹、干爹、公爹之间的一场生死较量。其中所描绘的酷刑真实且骇人听闻，令人毛骨悚然；所描绘的人物形象生动化，富有个性；所描绘的爱情复杂，富有感染力，成为《檀香刑》中残酷而绚烂的一笔；所展示的人物关系大胆创新，富有悬念。整部小说对人物性格的描绘自由不受节制，对于人性中存在的黑暗面不加以遮掩，大胆凸显，使得小说的冲击感更为强烈，使得故事各情节的碰撞以及连贯性更为令人战栗。

　　2.《蛙》简述

　　《蛙》是莫言花费心血较多的一部作品，是其作品中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据相关资料显示，莫言在该小说上花费了十多年的精力，构思酝酿了十多年，单写作就花费了四年时间，修改定稿三次，是莫言具有代表性以及对于莫言而言意义重大的长篇小说，并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蛙》讲述的背景是农村生育发展史，讲述的主要内容是乡村女医生姑姑50多年的人生经历，在小说中也展露出中国计划生育的艰难性。该书于莫言的重要意义是将接生自己的姑姑写入小说中，完成了自己多年来未曾完成的感恩心愿。《蛙》是莫言小说中最贴近现实的代表作品，在小说中姑姑是一个继承八路军军医衣钵的医生，成功接生了无数个孩子，在妇女心目中逐渐占有一定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而之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姑姑在此过程中也让无数孩子永远无法出生，其中存在的巨大矛盾以及冲突使得姑姑的内心备受折磨。莫言通过客观理智的描写使得这一情感更为凸显，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无奈以及计划生育国策进程的艰辛。

　　三、莫言小说狂欢人物的动物性诉说浅析

　　狂欢人物形象在莫言小说中占据的比例较大，是莫言小说中升华情感、突出矛盾、反映现实的存在，为莫言小说的价值提升奠定了一定基础。莫言笔下的各种类型狂欢化人物所代表的意义也是截然不同的，会根据所处的环境以及在不同小说中而有明显的差距。狂欢人物突破等级限制，不受环境约束，不存在敬仰，不存在尊重。动物性是动物与人所存在的共同属性，也是人们所遗忘的，并且不断掩饰的本性，莫言通过狂欢人物的描绘将动物性深层次地展露出来。

　　1.《檀香刑》狂欢人物的动物性诉说分析

　　动物性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的相似性、通性，而社会的一个现状是人不断地将自我与动物区分开来，用各种说法来装点自我，提升自我，以及将自我的存在神圣化、高贵化；将人与动物完全区分开来，不愿正视两者之间存在的统一性，而忘却了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动物与人之间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存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及联系。许多作家都在作品中展露出人的这一特征，莫言也是其中一位。在《檀香刑》中，赵小甲是一个狂欢人物形象，赵小甲是一个心智不全，集合傻子以及小丑特性的人物，正是由于这特性，使得赵小甲成为这部小说中看得最明白以及最真实的人物，他能够直接说出自己的所见所闻，能够以动物般的直觉说出杀害宋三的真凶。在赵小甲的眼中，他身边的社会是一个动物世界，是不同动物之间的斗争。从赵小甲的角度来看，各种人物身上的动物性暴露无遗。

　　2.《蛙》狂欢人物的动物诉说分析

　　《蛙》是用更为直接的方式以及更为冲突的方式展露出动物性，主要是通过一个神经特异者秦河来推动剧情的发展，秦河是《蛙》中典型的狂欢人物，秦河直接诉说出蛙与人类之间的关系。通过秦河最为直接的行动来保护蛙的行为来引出蛙的含义，以及蛙在小说中所代表的意义：蛙是生育能力强的代表，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与现今成为人们的口粮形成鲜明的对比，讽刺意味明显。从秦河的角度进行展示，蛙与人类的相似性、蛙与人类之间存在的联系，通过半疯癫的说法，来展现出人类与动物之间联系。而蛙被烤着吃则隐喻着社会对动物性的掩埋以及舍弃，社会对动物性的排斥，展现出这一现状。而最终精神特异者秦河成为泥捏娃娃民间艺术家，则代表动物对人性的最终救赎。作者通过蛙来贯穿全文，同时也是想要表露出人类最为真实的一面，人类动物性的一面。

　　莫言在小说中对狂欢人物的描绘细致入微，在描写过程中不受约束，狂欢人物的刻画更为深刻，所寄托作者的情感更为凸显。

　　参考文献：

　　[1]马知遥.《檀香刑》：狂欢化叙述中的女子[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0（6）：91-93.

　　[2]彭正生，方维保.对话?狂欢?多元意识：莫言小说的复调叙事艺术[J].江淮论坛，2015，（2）： 162-167.

　　[3]孙云霏.生命的狂欢――莫言《蛙》中故事层、话语层和象征层的建构与意义[J].大众文艺，2015，（21）： 26.

　　[4]刘云艳.民间小戏里的大狂欢――试从民俗学角度解读《檀香刑》[J].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4（1）：134-137.

　　莫言小说蛙篇5

　　有人在QQ签名上感叹到:80后最老的那个已经30岁了。

　　80后算是一个集体名词,是那些国际社会学家们在讨论社会发展一代时通用的称呼,也可以说,80后指的是国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所出生的一代人(计划生育发展的新阶段是1979年至今)的代名词。有意思的是,无论是70后、90后,还是00后,都是随着“80后”之后才生发的。

　　80后是计划生育的一代,计划生育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项关于生育的法律政策,那时计划生育四个字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相关单位印在独生子女证上,刷在村口直到村中的每一道墙上。今天被莫言一腔热血地写在了自己的新书《蛙》上。

　　小说《蛙》描述了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她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她在乡亲们心目中成为魔鬼一样的人物,但姑姑毫不动摇。最后步入中年的“姑姑”和专捏泥娃娃的手工艺人郝大手结婚,被莫言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

　　中国计划生育史是复杂和充满争议的,不过莫言并不想把小说卷入到这些纷争中,他自己也坦言,写作归根到底是写人,表现人。“写《蛙》的时候我变得很谦卑。之前,我总在借小说炫技,但现在,我开始降低调门,回到最朴素的状态。我把自己当罪人写。《蛙》就是这样一个开端,作家就得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大概是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他的每一部小说,从《红高粱家族》、《生蹼的祖先们》、《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到如今的《蛙》,都是取材自己的家乡,在他之前善用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当中,高密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村被莫言一次次狂放地追问。

　　那些大篇幅的景致中,肆无忌惮的通感与混乱的色彩交叉触目,带着强烈的个人感情渲染。而《蛙》则有着难得的平实与轻松笔调,这和莫言自己童年时期的记忆有关。“我的很多小说都是从一个真实人物渐渐地发展过来的。姑姑也是这样,她是我们高密东北乡圣母级的人物,有很高的威信,接生了三代人,数万条生命通过她的手来到了人间。当然小说中的姑姑和现实中的姑姑区别是很大的,她在计划生育工作期间实际上也偷偷地帮了许多人……帮人家玩那种‘狸猫换太子’的把戏。”

　　而《蛙》中的蝌蚪是不是莫言?

　　他的回答如小说一般豪放:“确实有我自己的影子。正因为我考虑到我个人的发展、前途,我要在部队当更大的军官,我要追随更辉煌的前景,所以我没有再要第二胎,没有再要一个孩子。当我年过半百的时候,反思起那段经历,感觉到自己还是有罪的。”

　　莫言长篇小说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泥沙俱下的,但他说“我也不是一拿起笔就像野骡子撒欢一样,也可以收敛着写。我当然喜欢那种狂欢化的语言,太过瘾了,可以一日万言。”说起民间口头语言,莫言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农村有很多文盲,但是口才极好,说话非常生动。他也曾特别梦想长大了到集市上说书去。家里人骂他“热锅里炒屁”,意思是说话太多。

　　你看他看似无节制的语言狂欢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些小小的机巧构思。比如对小说文体探索。在《檀香刑》中,莫言引入了高密东北乡的茂腔,还引入了分角色叙述的方法,在《蛙》中,莫言用五封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其原型或许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信,引出了五段小说。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则是一部戏剧。信件、小说、剧本各个部分的“互文”,增强了小说的张力。而“蛙”和“娃”这二字的纠缠,也构成了整部小说最重要的意义内核。小说的结尾部分的九幕剧《蛙》更为出彩,它不但再现了小说中人物的悲惨遭遇,而且让他们打破时空限制,打破舞台的限制,又以古代人的口吻出现在现代派出所,以现代人的身份出现在了电视剧中的民国公堂,在历史痕迹的缠绕互文中,以一种朴素的民间道德姿态,既控诉了不择手段的当代物质崇拜,也反思了中华民族为繁荣和富强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批判了在中国充满悖论的现代化进程中顽固的国民性痼疾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性悲剧宿命化的延续性。

　　莫言小说蛙篇6

　　关键词：书信体叙事；创造性运用；《蛙》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6-0014-01

　　莫言说：“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最大的追求就是语言的或曰文体的追求，总是想发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声音或者不太一样的声音。”正如其所说，莫言在自己的每一部创作中都进行探索和创新，2009 年底，莫言推出长篇新作《蛙》，大胆采用书信体这种似乎早已没落的叙事方式，并加以改造成自己独特的书信体叙事，再一次让人们感受到其文体意识的独特性。

　　一、区别于传统“书信体”的书信体

　　书信体叙事很久以来就有，并且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作为写作小说的一种重要的叙述方式，莫言则对书信体有了创造性的突破，在《蛙》中，剧作家蝌蚪的五封信都是写给日本作家衫谷义人，可以说是“多体式”，传统多体式的定义是多封信讲述不同的事件，而《蛙》中五封信中叙述的都是一件事，只不过分成了五封信来写，从叙述内容上说，又是“单体式”。同时又都是蝌蚪的独自叙述，并没有衫谷义人的回信，因此又是“独白式”叙述。正如英国作家哈代早年对书信体做的评述：“用书信体讲故事的优点（姑且不论其弱点）是，听到一方的话之后，你会不断被引得去想象另一方会有何感受，并急于了解另一方是否像你所想的那样感受。”“独白式”的书信体正好充分体现了这一功能。但《蛙》中的独白式叙述又与传统书信体不同，传统小说中“独白式”一般叙述主体不会发生改变，而在《蛙》的第三封信和第四封信中“独白者”不再是剧作家蝌蚪，而是父亲和王肝，他们分别成为叙述者，补述了蝌蚪不在场的情况。

　　二、书信体与话剧嵌套

　　对于《蛙》的创作，莫言在谈创作谈时自述：“最后的章节变成了一个话剧，彻底的虚构，又推翻了前四章的真实性，是为了跟前面形成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完善的互文关系。可以说前面四章的内容，就是为了最后推出这个话剧。这也是小说里面蝌蚪和杉谷义人一直通信不断讨论的东西，他想把姑姑的故事写成一个话剧，他不断地把他姑姑的一切、包括他本人的一切告诉这个杉谷义人，他姑姑的故事讲完了，他的故事也差不多讲完了，话剧也就完成了。这个话剧既是从这个小说里生出来的，也是从前面书信体的叙事的土壤里面成长起来的。话剧部分看似说的是假话，但其实里边有很多真话，而书信体那部分，看似都是真话，但其实有许多假话。”书信体与话剧嵌套的形式，可以说前四封信都是为了突出第五封信的戏剧而做铺垫，第五封信中的戏剧把小说引入高潮。正如莫言自己所说，前四封信可以作为一个整体，与第五封信形成一个很好的互文关系，使主题亦真亦幻，虚实相生。

　　三、叙述人非小说主人公

　　传统书信体小说中书信中所记述的都是写信人自己的故事，以理查逊的《克拉丽莎》为例，小说由两组书信组成，“两方面的书信都是在写信人的心正在被所写的事困扰的时候写的，事态发展模糊不清——因此书信中不仅充满了危机情势，而且充满了即时的描写和反思。”

　　莫言则在《蛙》中对书信体进一步作出了突破性的改造。前四封信，是蝌蚪在向杉谷义人先生介绍他搜集来的生活资料，即与姑姑、与计划生育问题有关的人与事，所以前四封信中小说一开始就点明了“我”要讲述的是我姑姑的故事。由于是“我”来讲述“我姑姑”的故事，而“我”又是姑姑故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因此，在姑姑故事的展开中就必然要提及和讲述“我”的故事。但是“我”在叙述的自始自终都是以剧作家蝌蚪的身份出现的，“我”讲述的是一个叫“万足”的孩子的成长经历。这样的一种设计，使“我”可以以评述人的身份对自己的行为和生活历程进行反思，正视自己心灵深处的卑微，同时又以评述人的角度来评述姑姑等人物的历史行为，一方面交代历史大趋势的不可逆转性，一方面交代姑姑身上不得不屈从历史大势而产生的愧疚与身不由己。这样可以使读者拉开与自己所再现着的历史场景的距离，更加冷静客观的看待历史，认识历史，评价和思考历史。

　　四、书信体叙事的意义

　　莫言小说蛙篇7

　　莫言批评

　　2009年12月，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的封二上，我们看到，出版该书的出版商率先为莫言的这部小说唱出了不同凡响的赞歌：“《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到了2011年，对《蛙》的热捧达到了巅峰状态，在众多专家学者和读者眼里是一片叫好声。

　　但我却看到，一部漏洞百出的《蛙》，把大伙都震住了。

　　根据《蛙》开篇中作家蝌蚪于2002年3月21日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先生的信中叙述：大年初一上午，我陪同您去拜访了我的当了五十多年妇科医生的姑姑。从作家莫言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作家蝌蚪的姑姑是出生于公历1937年6月13日。姑姑从卫校毕业时才十六岁（即1953年），在镇卫生所行医。县卫生局开办新法接生培训班，派姑姑去学习。从1953年四月初四接下第一个孩子（其间学习时间最多不超过三个月，居然从此就大量接生，并成为妇科医生，真是少见的天才。笔者），到去年春节，姑姑说她一生共接了一万个孩子，与别人合作的两个算一个。这里我们不妨来算一算，1953年到2002年，无论怎么算也只有四十九年，怎么是“当了五十多年妇科医生”呢？小说中的作家蝌蚪怎么能够如此不识数，连最基本的数学运算都不会呢？

　　通过对《蛙》文本的仔细阅读，笔者发现，在莫言的这部小说中，只要涉及到时间或者年代，莫言呈现给我们的往往就是一笔令人啼笑皆非的糊涂数字。在《蛙》一开始，莫言就交代说，我们是1960年秋季进入大羊栏小学的。但到了数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作者却说我们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算一算，从1960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六年过去了，小说中的我们怎么可能都还在读五年级呢？小说中称，姑姑的父亲，即我的大爷爷是八路军的医生，他先是学中医的，参军后跟诺尔曼?白求恩学会了西医。白求恩牺牲以后，大爷爷心中难过，生了一场大病，眼见着不行了，说想家想娘。于是，组织上批准他回家养病。既然生的是一场大病，都眼见着不行了，组织上怎么能够不管，轻易就让他一个人走？倘若仅仅让大爷爷一个人拖着病重的身子，又怎么能够从高高的太行山翻山越岭走得回去？并且我们知道，白求恩大夫是1938年3月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来到中国的。1939年10月下旬，白求恩是在河北省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而不幸感染，于11月12日不幸逝世的。也就是说，姑姑的父亲，即小说中“我”的大爷爷回到故乡时，姑姑的实际年龄也就只有两岁多一点，大姑姑对我们说那时她已经记事了，让她叫“大”她不叫，躲在娘背后偷着看。姑姑说从小就听娘和奶奶唠叨爹的事，终于见到了，却觉得好陌生。想想看，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也许才刚刚断奶不久，连走路都还不太稳，居然就能够听懂娘和奶奶唠叨爹的事，这也真是太神奇了！

　　在我看来，《蛙》简直就像是一部神话小说，处处都充满着神奇和伟力。小说中，姑姑的父亲生病回家时坐在门槛上，脸色蜡黄，头发长长，虱子在脖子上爬，穿着一件破棉袄，棉絮都露了出来。如此一副肮脏邋遢的形象，连叫花子都不如，这样的人居然就是莫言小说中所描写的神医？我想，倘若真的有如此邋遢的人靠近白求恩大夫的身边跟其学医，恐怕早就被白求恩大夫骂得狗血淋头轰走了。试想，一个连基本的个人卫生都不讲的人，居然能够成为白求恩大夫的弟子？这样的小说真是比天方夜谭还要天方夜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知会有多少八路军伤病员会因为大爷爷身上的细菌和虱子而感染，甚至不幸牺牲。

　　说实话，笔者读莫言的《蛙》，简直就像是看见了一个吹牛不打草稿的人，只顾一个劲地瞎掰和说得痛快。小说中的大爷爷病愈之后，就急着要回太行山找部队。八路军胶东军区的人找上门来，动员大爷爷加入。大爷爷高超的医术很快在胶东传开。连平度城里的日军司令杉谷也知道爷爷的大名。他率兵下来扫荡，坐骑大洋马被地雷炸，弃马逃走。大爷爷为这匹马动了手术，治愈后，成了夏团长的坐骑。后来此马恋旧，咬断缰绳逃回平度城。杉谷见到宝马复归，惊喜万分，让汉奸秘密探访，得知八路军在他眼皮底下建了一座医院。于是，杉谷就用从中国古代小说《三国演义》中学到的诡计，派人秘密潜入吾乡，把我老奶奶、我姑姑绑架到平度城中，扣做人质，然后派人送信给我大爷爷。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姑姑说她与大奶奶在平度城住了三个月，有吃有喝，没受罪。在当时只有七岁的姑姑眼里，杉谷司令是个白脸青年，戴着一副白边眼镜，留着小八字胡。他文质彬彬，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他称老奶奶为伯母，称大奶奶为嫂夫人，称姑姑为贤侄。更为神奇的是，七岁的姑姑，简直就像样板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与刁德一和胡传魁斗智斗勇一样，居然说：奶奶，娘，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哭能哭出翅膀来吗？能哭倒万里长城吗？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侵华日军司令，居然说话不顾对象，对我的姑姑，一个年仅几岁的乡下女孩说一些之乎者也之类的古代汉语。同时热情地招呼我的姑姑她们上席就座。而此时的姑姑，简直就像是如今的某些基层干部下乡狠宰村民一样，面对大圆桌上摆满的山珍海味，毫不客气地说：吃这个狗日的！当姑姑狼吞虎咽，觉得连筷子都不方便的时候，便索性用上了“皮爪篱”，大把抓住美味佳肴往嘴里塞。而面对吃得如此开心的姑姑，杉谷司令却一直在一旁端着酒杯，笑眯眯地看着姑姑。看了《蛙》中如此荒唐的描写，我不得不感叹：一个只有七岁的小女孩，怎么会和侵华日军司令有这么多不可信的情节生发出来。

　　莫言小说蛙篇8

　　关键词：身体研究；性；生育；隐喻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5010304

　　《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一直到《蛙》，皆以身体开始，从肉体、刑罚到生育，言说着身体的创伤与残损，折射着精神的饥渴与欲望。在性、爱、食、色的表层符码下，潜藏着一组深层密码，这是在莫言作为农民作家的独特视野下张弛着的原始生命力的抒写，是关于身体与欲望的演说。笔者将莫言这一写作特色与欧美理论热潮——身体研究作一链接，再次肯定莫言作为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世界性文学家地位。欧美身体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它以身体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身体的角度梳理和审视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诸如唐·约翰逊的《身体》（1983）、特纳的《身体与社会》（1984）、约翰·奥尼尔的《现代社会中的五种身体》（1985）等著作纷纷问世，身体研究也以其崭新的视角和惊人的阐释能力引起了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视，成为席卷欧美的理论热潮。该理论认为“身体”不仅是物质的、外在的肉身躯体，更是精神的、体验的身体，人的生存体验始终以身体为基础，人不可能脱离身体单靠精神而存在。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201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蛙》为例。《蛙》被誉为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它讲述了山东高密地区妇产科医生万心传奇而复杂的一生，无数新生命经她之手来到这个世界，可后来，她又不得不在自己无奈的叹息声里中止一个个幼小生命的成长发育，以至于晚年内心遭受了痛苦的折磨和煎熬。

　　一、莫言小说中“身体”的独特内涵

　　莫言的成名作《红高粱家族》中，奶奶戴凤莲临死前的两句话——“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似乎为莫言的“身体”系列小说作了最佳注脚。《蛙》开篇就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向我们解释“什么是身体”，莫言写道：“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1]5此外小说中的几大关键人物，如姑姑万心、剧作家万足、代孕女陈眉、姑父郝大手等也都是以身体部位或器官命名的。如此设置并非偶然或巧合，而是向读者诠释着超越了传统概念的“身体”，它不再是一堆物质或机械结构，而是放置在生存境遇及社会文化中的主动的、生活的身体；而“名字”是一个人生存于社会中最具概括性的符号，它包蕴着性别、性格、身份、地位等一系列复杂信息；以身体部位或器官命名，昭示着人类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互生完全是以身体为基础的。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纯洁与危险》一书中认为，身体是文化语境的载体，身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代表着不同的文化意义[2]。

　　由于欧美身体研究的分支流派都从身体的某一角度展开研究，所以各派持有的只是对身体某方面的看法，以至于对于“什么是身体”至今无法达成统一的共识。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莫言，除了从命名的角度，更从源头上解析了身体。《蛙》中有两位捏泥人的民间工艺师傅，莫言几乎把“女娲造人”的技艺如出一辙地复制到他们身上。例如描写郝大手捏的泥娃是“一个一模样”，绝没有重复，每卖掉一个泥娃他眼里都含着泪，像卖掉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还不允许买主任意挑选泥娃，全凭机缘。再如描写民间艺人秦河，说到秦河捏泥人用的原料：“土是最有灵气的，我们秦大师用的泥土是专门从胶河河底两米深处挖上来的，这是三千年沉淀下来的淤泥，是文化的淤泥历史的淤泥。挖上来这淤泥，放在太阳下晒干，放在月光下晾透，让它们接受了日精月华，然后放在石碾上碾碎，再用太阳冒红时取来的河心水和月亮初升时取来的井中水和成泥巴。”身体的意义于此阐释得最为透彻，莫言将身体的个性化、不可复制性以及精神性、文化性都表达出来了。诚然夫妻因着亲肤的体验而感情升华，母子伴着身体的孕育而血肉相连，生存体验与身体快感的满足息息相关，身体本就是人伦纲常、社会文化的母体与源头。莫言将小说命名为“蛙”，因为“蛙”与“娃”同音，婴儿刚出母腹时的哭声与蛙的叫声相似，“蛙”也与人类始祖女娲的“娲”同音，原始人类认为女娲的生育繁殖能力如蛙一样旺盛；小说中作为抒情主人公的剧作家万足将自己的笔名用作“蝌蚪”，蝌蚪拖着一条尾巴，与人类精子的形状相似。诚如老子所言：“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3]“牝”即雌性生殖器官，“玄牝”是指产生万物的“生殖器官”，即“玄牝之门”为万事发生、万物产生的根源。莫言正是从这样的角度阐释“身体”的内涵的。

　　身体的性与性别是身体研究的重要问题域，在这个框架下，女性与她们的身体具有天然的同一性[4]，女性身体作为女性性别的符号表征一直被社会与文化建构着。小说《蛙》中，作者借主人公母亲之口说出：“女人生来是干什么的？女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孩子而来。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1]180姑姑和小狮子都因不孕而精神有些不正常，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出，无论在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女性都密切地与“身体”联系在一起，女性的地位、尊严、幸福、荣耀都与身体机能相关，也即社会文化体系在观念上对于男女两性在气质、行为、地位上进行的暗示或宣传造成了男女差异的真正原因，这种观念潜移默化地区分并改造着男女两性，从而固定人们的性别观念。正如考斯梅尔所言：“在政治学中，男性的世界是公共的和抽象的，是与‘心灵’联系在一起的，而女性的世界则主要在家庭内部，是与‘肉体’联系在一起的。”[5]莫言正是在这样的基点上，思考发生在女性身体上的一切，关注女性的体验、情感、思想和欲求，探索女性身体以何种方式塑造与书写自我，挖掘女性身体的隐秘体验，他借小狮子之口喊出了中国妇女源自身体的、难以摆脱的束缚与压抑：“没有孩子的女人不是完整的女人，没有孩子的女人在丈夫面前抬不起头……”[1]33从而揭示出男女两性的差异不仅是生理学上的，更是文化上的，身体在社会关系与文化情境中的构成方式是被动的，正如女性主义学家波伏娃所言：“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6]

　　身体研究的最大创新之处在于颠覆了传统上将身体和精神绝对二元化的理论，从而使传统客体性的身体还原为主动的、生活的身体。人不是理性的动物，精神和身体不能区分得很清楚，二者是合一的、共生的。小说《蛙》中的陈眉，因为工厂火灾而毁容，任她有多坚强的意志都无法承受脸被毁容的事实，毁容使她精神崩溃，所以将身体分裂成肉体和灵魂是平面化的、机械的。当陈眉做了代孕妈妈之后，她说：“自从我感到那个小生命在我肚子里跳动之后我就不想死了。我感到自己是个丑陋的茧，有一个美丽的生命在里边孕育……我发现我活得更欢实了，我不但没干巴，没抽抽，反而更水灵了。”[1]320诚如梅洛庞蒂所言：“身体和精神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把人的生命看成既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人的生命始终以身体为基础。”[7]小说《蛙》也从另一重要情节中体现出这种观点，剧作家万足的前妻王仁美因计划生育强制堕胎意外而亡，万足对前妻充满了歉疚与怀念，后在姑姑万心的撮合下与小狮子再婚，万足的内心再清楚不过前妻尺骨未寒，怎么也该在再婚之夜独坐到天明，但身体和本能的驱使终于使万足无耻地说出后妻比前妻更好。莫言设置这一情节并不做作，身体并不是在理性和道德束缚下的被动物体，它在某种程度上更屈从于身体快感的指挥棒，所以从这一点上去判断是非曲直是不应该的。

　　二、莫言小说中“身体”表征下的隐喻

　　莫言在小说《丰乳肥臀》中写道：“女人最重要的特征是生着发达的乳房。乳房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对乳房的爱护和关心程度，是衡量一个时期内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8]在“身体”系列小说中，这种刺激感官的夸张描写可谓比比皆是，这种夸张描写也隐喻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史。贯穿于《蛙》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中国20世纪的生育史，几大主人公的情感纠葛和命运轨迹都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抒写的，其实这也是身体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人们生命的每一阶段——怀孕、分娩、哺育、疾病、痛苦、衰老、死亡等在不同文明进程中的表现并不相同，文明发展的进程实质上也是限制身体本能与非理性的过程。《蛙》中的女主人公妇产科医生万心接生过无数婴儿，被称作“活菩萨”、“送子娘娘”，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妇科大夫，她由原来的单纯接生到开始承担计划生育工作，这一角色的转变，让她成为一个不被乡亲们欢迎的人。她的晚年就是在痛苦与矛盾中度过的。

　　莫言以看似轻松的笔触记录了中国生育史上这个限制和规训身体本能的艰难过程，用玩笑般的笔法真实记录了“避孕套要么被扔进猪圈，要么被当成气球吹起来，并涂上颜色，成了孩子们的玩具”[1]59的历史。文明的推进往往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在艰难的创痛期中对身体的限制与规训达到了几近野蛮的程度。莫言又毫不掩饰地在小说中予以揭露，在经历创痛期后的、文明的当代里——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可见作家对于中国20世纪生育史的思索是非常透彻的。“天地之大德曰生”[9]，生育繁衍这个庄严又世俗、严肃又荒唐的主题，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徐徐展开。当莫言被问到他个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时，他说：“作为父亲，我觉得每个人愿意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但作为军官我必须遵守一胎原则。要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是很难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人可以用暴力阻止别人生儿育女。”[10]

　　身体研究的另一重要议题在于“身体”作为社会关系的隐喻所表示的意义，社会力量通过对身体快感的满足程度来区分身份，个体也以同样的标准来体认自己。小说《蛙》中，大羊栏小学的孩子们因饥饿而吃煤块，最基本的饱食需求渐渐成为孩子们对社会的体认和标准。当万心与一个飞行员建立恋爱关系后，孩子们以自己对社会的认知开列出一份中国飞行员食谱——“早晨，两个鸡蛋，一碗牛奶，四根油条，两个馒头，一块酱豆腐；中午，一碗红烧肉，一条黄花鱼，两个大饽饽；晚上，一只烧鸡，两个猪肉包子，两个羊肉包子，一碗小米粥。”[1]30莫言虽以儿童的视角，用貌似戏谑的语言来刻画，但却深刻地揭示了“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再现。

　　三、结语

　　莫言小说在写实的基调上，尽可能将细节夸张放大。夸张和放大的是身体与欲望，表面上看起来是故意刺激人们的眼球和感官，实际上隐喻着社会和生命的本质。《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构成了莫言的“身体”系列小说，而新作《蛙》可谓“身体系列”的集大成之作，通过欧美身体研究理论的分析，使我们对莫言小说中“身体”的独特内涵及“身体”表征下的隐喻有了新的理解，从而肯定莫言作为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世界性文学家地位。

　　参考文献：

　　[1]莫言. 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DOUGLAS M.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M]. London： Routledge， 1966.

　　[3]沙少海，徐子宏.老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9.

　　[4]王叶青.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5256.

　　[5]卡罗琳·考斯梅尔.味觉：食物与哲学[M].吴琼，等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1：33.

　　[6]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509.

　　[7]莫里斯·梅洛庞蒂.符号[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84.

　　[8]莫言.丰乳肥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557.

　　[9]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