盂县家谱概况简谈

　　<h3>作者:杨有贵</h3> <h3><br></h3><h3>&nbsp;&nbsp;&nbsp;我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浩如烟海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是由正史，地方志和家谱三部分组成的，家谱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枝奇葩，在中国浩瀚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不注重个性张扬的传统民风中，中国人过着一种聚族而居的集体生活，家庭关系的一种无形纽带便是血缘，而维系家庭、宗族的有形纽带是家谱。家谱是家族文化积累的社会产物，它以一定的体例记载了同宗共祖的家族世系，重要的人物事迹，生活环境和风土人情等等。</h3><h3>&nbsp;&nbsp;中国历来就有“家国”观念。所谓“国家”——家，便是缩小的国；国，便是放大的家。走进家族，便是走进中国的必由之路。也可以这样说，谁了解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化，谁就有了可能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h3><h3>&nbsp;&nbsp;家谱是记载一姓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 其以一定体例记载一个同宗共祖的血缘家族世系，人物事迹，生活环境和风土人情的历史文献，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h3><h3>&nbsp;&nbsp;毛泽东主席1957年在成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资料”。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曾对青年人说：我国史籍之富，举世无比，然 列代公认的官修正史由于种种原因，自今论之，尚难允称“信史”。今青年治史学，当于二十五史外博求史科，取精用宏，成就当非前代所可比。而今我国史学领域尚待开发的两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族谱。</h3><h3>&nbsp;&nbsp;谱牒之学，由来已久，后世尙谱牒，犹有遗风，盂县古称仇犹国，汉置县，绵延数千年。从古至今，我们的先民为我们编制了难以统计的谱牒，历经无数次战乱的毁坏，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根除封建宗法制度，作为带有浓厚的封建制度的家谱，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文革”时期，由于扫“四旧”，家谱又被当做封建糟粕扫地出门，送进了造纸厂和废品收购站，研究和编修家谱成了难以涉足的“禁区”。</h3><h3>&nbsp;&nbsp;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万物复苏，百业兴旺，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曾经被禁锢了多年的家谱文化获得了生机。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伴随着世界范围的“寻根热”出现了一股编修家谱的热潮。乱世颠沛流离，盛世寻根问祖。盛世修谱，是我国传承历史文化的一个独有的传统。如今，随着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发展，已出现了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这样编修家谱就逐渐成为了一项众多家族参与的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据笔者调查，盂县也和全国一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了一个“修谱热”，至今已有数百个姓氏家族出版了家谱，本文想就笔者多年搜集的盂县家谱，钩校史籍，发表一些浅陋的见解，望方家指正。</h3><h3>一、家谱的种类</h3><h3>&nbsp;&nbsp;盂县家谱究竟数量有多少，笔者无从考究，据调查访问从时代而言，明以前的谱牒早已亡佚殆尽，明代的也所存寥寥，保留最多的是清代谱牒，其次是民国时期也有一定数量。总共约有300余部（册）。</h3><h3>&nbsp;&nbsp;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和编修实践，盂县家谱不仅存有一定数量，而且种类繁多，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传承形式把家谱分为如下几类：</h3><h3>1、口承式谱。</h3><h3>这种家谱传承形式主要在一些家境贫寒、识字人稀有但又很有心计的人，还有一种是一些耕读之家，家族先人早有背记族谱的严格要求，这是一些家族规定的必修课，辈辈传承不断。如笔者曾经访问过东宋村一个叫杨本荣的老者，现已是耄耋之年，老者既能讲述其家谱，家支和家庭地历史，还能从其始祖起背诵二十代祖宗父子的名讳。</h3><h3>2、纸质式谱。</h3><h3>这种形式是指用文字记下来，刻印、抄写在纸质上面，这种谱又可分为（1）铅（石）印谱。如成书于清雍正辛酉（1741）年版芝角《王氏族谱》；成书于道光癸卯（1843）年的泥河村《李氏族谱》等。（2）长幅卷轴式历代祖宗表谱。（盂县人称‘茔布’，又叫‘挂谱’）。如大围村〈〈宋氏家谱〉〉，南蒋村〈〈翟氏家谱〉〉等，盂县这种长幅卷、轴式表谱比较普遍，是谱由族内各户分年保存，遇家族有大事，如祭祖、婚丧大事即县挂祭拜；（3）手抄谱。由于家族无钱印刷又恐家谱失传，族内有点文化的人就将历代先人世系手抄保存。如南头村南彦竹生前就手抄一本〈〈南氏谱系〉〉将始祖的姓氏、迁徙肇基、祖茔、先辈、派语等都记了下来。</h3><h3>3、石碑式谱。</h3><h3>古人非常清楚，对于家族始祖的名讳，迁徙年代及历代子孙名讳口承心记随着年龄的增长容易遗忘，传承人无直系又难承接。而纸质家谱遇兵灾匪祸易丢失，遇火焚水浸易损毁，于是出现了石碑式谱，把列祖列宗的名讳，家史刻于石上，勒之于碑，树之于坟墓、庙院、以求保存不朽。如梁家寨乡大崔家庄崔氏谱碑，是碑立于崔氏祖茔墓塔帝。上书始祖崔伯瑢、崔伯晓、崔伯玫兄弟三人于元至正元年（1341）从大同府怀仁县杏花村迁盂县大崔家庄肇基，上刻自崔伯瑢以下六世。又如孙家庄镇前元吉史氏谱碑，此碑勒于史氏墓地，碑刻明处士史柱及至以下十九世名讳，记其先世从直隶永清县焦垈乡迁徙定居元吉村，与元吉村一史姓大宅高房脊槽瓦上书写“先世直隶永清县”相印证。又如苌池镇下王村李氏谱碑，此碑于李氏寺前头地祖坟，碑文记载了其祖李胜携妻王氏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9）从上社镇徐峪沟迁入王村肇基，入圣祜二都九甲。再如西烟镇东村“郭公施地碑”，此碑勒于西烟镇东阁慈庵内。碑文记载了郭氏先祖郭民安由山西朔州马邑迁居西烟肇基，西烟要建永慈庵，郭民安慷慨施地，本县赐进士翰林院检讨、三朝国史馆纂修官王珻撰文记事。碑阴刻郭氏派略。自始祖郭富以下记十三世。</h3><h3>&nbsp;&nbsp;以上说的这样石刻家谱与祭祖相结合，让后人便于缅怀先辈，不忘根本。</h3><h3>&nbsp;&nbsp;碑谱是一些家族刻意留存，意在千古存史。我们也发现了还有一些是在祭祀神灵、建造祠院勒石纪念时碑文中透露出了家族世系的信息这也是某姓氏某族系谱谍的珍遗资料。如梁家寨乡大汖村，村后有座镇山大王庙，里面供奉着七尊石像，石像背后有一些磨损风化的文字记载，上刻：金承安二年（1197），下社村杨广一家自发虔诚，宣镇山大王一所。落款为：祖讳林，祖母乔氏；父讳政、母刘氏；长男广、妻刘氏，弟琼、妻李氏。我们猜想，一千年前的古人当时意思是要展现杨广一家祖孙三代人对神灵的一片虔诚之心，但留存到今天，我们看事，这很显然是一个保存久远的杨氏家族的石刻微型家谱。</h3><h3>一、家谱的定名</h3><h3>宗谱修成以后的定名，反映了修谱时的各个时间及族谱情况。宗族谱书通常称为“族谱”、“家谱”、“宗谱”、“世谱”、“支谱”、“家乘”，但前面必有一些附加成份。盂县家谱大多称为“某氏族谱”，有的是从修谱状况考虑的如〈〈续修张氏族谱〉〉、〈〈田氏续修族谱〉〉，表示它们是该复种面积经二次新修的。有的是从地区考虑的如〈〈北庄马氏族谱〉〉，〈〈山北王氏族谱〉〉、〈〈山西盂县辛庄施氏族谱〉〉。还有的为区别不同的派别以堂号命谱如〈〈五福堂王氏族谱〉〉、〈〈兴道北村王氏南大门族谱〉〉等等。</h3><h3>二、家谱的体例及其演变</h3><h3>体例是编修家谱的体裁和凡例，体裁是家谱撰写的文体形式。〈〈中国方志学通论〉〉中说：“修志之道，先严体例，义不先立，例无由起，故志家必以凡例冠之。”古人今人都视体例如法纪。凡例是编修家谱的准绳和法度。宋代以来，私家修谱，多仿照欧阳修和苏洵的体例。即谱界所称的“欧苏式”。总揽我县现存的谱式有：欧式体。欧式世系表又称横行体，由宋代欧阳修创立，它世代分格，五世一表，人名左侧有一段生平记述，由右向左横行。康熙二十四年（1685）武全文纂修的西小坪〈〈武氏族谱〉〉就属于这种形式。苏式体。苏式世系表又称重珠体，由宋代苏洵创立，它世代表行下垂，世代间无横线连接，全部由竖线串连，由右向左排列。小岩沟〈〈溧阳县史氏族谱〉〉就属于这种形式。牒记式。此种谱世系表不用横竖线连接世代人名，仅用文字来表达，人名下有一个简介，世系固定，次序分明。北关〈〈田氏续修族谱〉〉、〈〈山西盂县北关石氏族谱〉〉都属于这种形式。宝塔式。宝塔式世系表是自上向下排列，横竖线连接，竖线在横线中间，形似宝塔。许多族姓的“茔布”（也叫挂谱）如大围〈〈宋氏家谱〉〉、〈〈盂县南小坪村刘氏族谱〉〉都属于这种形式。</h3><h3>三、旧家谱的通病</h3><h3>旧家谱根植于漫长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土壤之中，必然带有封建主义的痕迹。从早先的家谱可以看出升官、联姻、社会交往的影子。许多现存的家谱指导思想和内容都离不开封建主义的主流文化，深深地印上了时代的烙印。</h3><h3>1、封建思想浓厚</h3><h3>&nbsp;&nbsp;旧谱的主流文化是儒学。孔孟之道、朱程理学的核心是“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说，臣要绝对服从君王，子要绝对服从父亲，妻要绝对服从丈夫。“五常”是指“忠、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是维护和调正“三纲”关系的封建道德教条。“三纲五常”反映到社会生活和家族发展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历代统治者的治国之道，也成为了“齐家”之法宝。所以在各姓氏的旧家谱传记、行述、志略各章节的人物事迹中，稳中有降自都记载了不少所谓的“忠臣孝子”、“节妇义夫”的行迹，并为他（她）们在门前、坟地树碑立传，为树立遵守封建礼教的典型，有的家族还在本县修县志时将他（她）们的事迹专门送给采编人员，以此彰显家族，这类事情不胜枚举。</h3><h3>2、伪造之风盛行</h3><h3>家谱是一个家族发展变迁、兴衰荣辱的历史。应该实事求是地叙述家族的姓氏源流、家庭变迁、世系流传、人口兴替、土地沿革、人物事迹、家训家规、住地自然历史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等。使家谱与地方志一样成为信史，为家族和社会提供真实可信的家族史料。虽然大多家族在谱书编写前信誓旦旦地表明要做到“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循实记载”，“不虚实、不隐恶”，“秉笔直书”，但是，就笔者搜集到的家谱从中研究看，真正这样做到的少之又少，如凤毛麟角。大概的毛病有：（1）有的家族为了显示其显赫地位，借助外族或本族名人作序，往往于卷首说一些言过其实的语言，搜罗一引起非本族的文字、实物；（2）有的摘录一些同姓氏而非本家族的人和事件，有些是可靠的，也有些是不确切的，这些不但是自欺更是欺骗后代；（3）为光大家族、耀祖扬宗，无中生有，编造某宗祖的身世，如××举人，××进士，××大学士而史书无载；（4）隐恶书善，不少谱书对宗祖只颂扬其美德，业绩和奉献，隐其过失，称美而不称恶，好象家谱就能书先人之恶事，否则就是：不道德、乱伦、乱宗、绝义、辱没祖先。（5）重农轻商。由于我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商业发展缓慢，农业经济仍占主导地位，所以，盂县家谱和全国大量的谱牒一样，反映了农业治国，农耕治家的社会现实。虽然煤铁、制酒、商贾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商品观念淡薄，甚至歧视经商，绝大多数家谱都记载了“耕读为本”，“男耕女织”的内容。如秀水镇上南庄村〈〈五福堂王氏族谱〉〉“家训”则有“睦兄弟、和乡邻、重农业、勤节俭”。孙家庄镇东坪村郭氏族谱序中曰：郭氏家族先人一向以农为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祖祖辈辈在这块热土上辛勤劳作，艰苦的生活，锻造了先人的坚毅性格和自强不息的高贵品质。</h3><h3><br></h3> <h3>四、新修家谱的现状</h3><h3>家谱是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思想观念解放和创新，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尘封数十年的家谱的坚冰已经解冻，并呈现出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秀水镇城武村栗氏、仙人乡山北村王氏等先后有100多个姓氏家族续修和新修了家谱、族谱，综观这些家谱，有一些新的亮点：</h3><h3>（1）观点新。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发展史。它反映一个时代的思想意识，打上时代的烙印，明清时代，“三纲五常”是当时社会统治思想，所以家谱宣扬、标榜的就是这种思想。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代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家谱，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反映新文化的要求，弘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时代精神。如新修族谱的指导思想和族规、家训中普遍增加了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爱国、爱乡、计划生育等新观点。在世系排列中，体现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不分大宗小宗。无论男女或养子、赘婿都可以入谱，如若是独生子女，即使是女儿，也作世系传人记录。</h3><h3>（2）多样化。新修家谱绝大多数是遵循传统形式撰写，但也有不少家族出出了多样化的趋势。比如有不少族姓采用现代手法加入了地望、住宅、坟茔、墨宝、家族合影、收藏品等大量照片，特别是苌池镇柏石村崔氏族谱所有宗族人员上自祖宗下至刚出生，人人有留影。还有的是“谱志合一”如梁家寨乡《狮村志》，考校村史、家族史、删繁就简，图文并茂，加强时空观念，赋予时代精神。既追溯了狮村建村500余年的历史，又记述了梁、刘二姓迁徙肇基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再如南娄镇坡头村的〈〈村史简辑〉〉内容有：“村史考证”、“风土人情”、“人文轶事”并对本村的刘、聂、赵、张、王等各姓氏历史作了详细的考查。这种谱志合一的做法既史实详述有据，又增加了各族姓的团结和谐。</h3><h3>（3）方法新。明清时期编修家谱，都是由族长牵头组织修谱机构，指定编纂人员，筹集修谱经费，议定时间，开展工作。今天，每位族人在政治上都是一律平等的，即使在生活中也不是“族长”来管理本家族的事务，从盂县自世纪80年代以来新修和续修的100余部家谱来看，大多数都是由本家族有一定声望而又热心修谱的离退休干部或教师牵头，落实资料收集，文字编纂，物资后勤等各个方面人员，制定要求，严密分工，各司其责，也有的族姓聘请有修谱经验的人士主笔，事后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尝。</h3><h3>（4）族规新。道德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自己进行自我约束，塑造自己人格的行为规范。道德在维护和完善一定的社会制度中具有巨大的、不容忽视的能动作用。各族姓氏在续修或新修家谱中在“族规”、“家训”一章中都制定了本族人员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以此来约束族人的言行。普遍的有爱国守法、尊老爱幼、团结友善、努力学习、明礼诚信、办事公道、勤劳敬业、艰苦奋斗、报效祖国等，族人具有了这些美德，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美满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h3><h3>（5）编纂苦。一部家谱，内容繁多，史料详实，时间久跨度也久远，所以编写工作耗时费力十分辛苦。尤其是资料征集、登门入户，犹如乞讨，大部分族人积极配合，但也有少数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不但不支持，还说风凉话；采编人员还需动之以情，晓之以礼。有的族姓人员出县跨省，沐风栉雨。如牛村郭氏族谱编纂人员到洪洞县大槐树，北村郑氏编纂人员到河南等地寻根问祖。更多的是通过电话查找资料、联系族人。王村李氏族谱编纂人员登山入坟寻石（桌），拓碑抄录史料，与本家族各谱资料考核印证。仙人乡獐尔坪武氏查踪寻迹数年之久，终于厘清了与本县西小坪武氏同根同祖的传说。城关镇北关石氏派人到北京图书馆费时三日抄录清代〈〈石氏族谱〉〉。</h3><h3>六、新修家谱的几点建议</h3><h3>&nbsp;&nbsp;1、资料要全面、真实、准确</h3><h3>&nbsp;&nbsp;新编家谱要以客观，可信的资料为内容，运用各方面的科学知识和手段编纂。资料在编纂族谱时尤为可贵。资料的真实是谱书的生命。家谱是要长久流传下去，是传世之书，必须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这就要求资料真实，准确无误，资料不仅要多、要全、更重要的是真实，历史上的一些谱书，由于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不论是文字资料，还是实物资料，往往带有糟粕和偏见，甚至作伪，是非颠倒，以假乱真。新修家谱时对这些资料要认真鉴别、考证。只有这样，才能去伪存真。剔除糟粕，澄清谬误，为编写家谱提供真实、准确的资料。</h3><h3>2、正确使用旧谱</h3><h3>中国的家谱，据统计有两万多种，史料十分丰富，涉及面很广，是新家谱编修极为珍贵的材料库。但是，旧家谱中的资料有精华、也有糟粕。盲目照搬拿来就用，一定会出现一些错误，当然也不能一概否定。正确做法是，引用旧谱资料，要注明具体出处，为何人，何时编纂的旧谱。不要仅注“据旧谱”，以便后人再续谱时查寻。对于家族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史实和疑难问题，如果资料缺乏，或因调查材料不一，分歧较大，一时难以弄清，可以存疑待查，或将几种说法并存辑录，留给后查证落实。</h3> <h3>3、资料要严格鉴别，认真考证</h3><h3>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全史，而且是几十年有的甚至是百年后才修一次，所以史料的真实可靠是家谱能否成为“信史”，垂信于后世的至要关键。史上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资料的作者不同，则会导致资料真伪相混。如史上有攀富显贵，篡改姓氏，乱认祖先等。尤其是在阶级社会中，出于阶级不同或政治原因，人为地隐瞒了事物的真相。时至今天，编修家谱就要抵制错误，科学考证，还事物的本来面目。谱稿出来后，由于打印、复印方便快捷忾以要尽可能多地散发族人手中征求意见，纠正失误，还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本家族历史，一些搞历史研究与搞谱牒研究的人，也可能熟悉这段历史或保存有一些资料，所以要礼贤下士，登门拜访求录。事实上，笔者就听某异姓人说，他拜读了某氏新修家谱发现错误就有40余处，书已付梓，吸能在发行时夹带一纸“堪误表”。看上去就像一件高质量的新衣服就补了一块补丁。如果那天这块补丁掉了，展现在大庭广众间的就是一件破衣服。谱牒人物都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接受的教育不同，从事的职业不同，写好人物传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何评价人物，是褒是贬，对旧谱中的人物是录还是不录，编委会要认真讨论研究，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要以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历史人物，要公正客观，既不能溢美，也不要贬低。生不立传，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立传是记述已故传主一生的事迹，对传主的一生作出评价，人的一生是发展变化的，前半生是好的，或许后半生就犯了错误，反过来，前半生有了重大错误，后半生又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为社会，为家族作出了贡献。而今天活着的人，身处发展变化的年代，对其一生难以评价，只有盖棺才能定论。给生人立传，由于功过评价容易发生偏差，况且对撰写人也会顾虑重重，难以做到“秉笔直书”也还会因为本族之间写某人不写某人造成阋于墙。笔者看到一些现代编修的家谱一种是从长辈到晚辈个个记述，人人有传，只不过是详略不同罢了。另一种是谁修谱，谁主撰，就浓抹艳彩大量着笔，包括家人也“爱屋及乌”。大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然笔者这种比喻欠妥）之嫌。</h3><h3>4、真实准确，述而不论</h3><h3>&nbsp;&nbsp;家谱是一种特定的文体，与文艺创作，议论文、公文、新闻、教科书有着明显的区别。不能虚构、不能夸张、渲染、想像，不能用艺术手法来表现，来塑造各种人物。家谱是真实准确记述家族发展生活史，事实必须真实可信，不允许虚构，所记述的事实要经得起检验。家谱记事的原则是“述而不论”，要寓理于事实的论述之中，不写无关紧要的事，不需要空洞的议论，不引经据典，长篇阔论，要以资料、事实取胜。笔者见到几训新修的家谱废话满纸，空洞无物，给人以“戏不够，风雨凑”的感觉。如某氏家谱这样写道：××族人经营××企业，租赁× ×年，厂里有大小车辆××部，工人××人等等。又有×氏族谱给某人作小传时写道：×××在××地当工人，×年×月×日结婚，在村里时，冬天消闲时也闲不住，不是打柴就是积肥。一生先批地基建了六间房，后来又盖了南平房，在主房后又盖了拉房，最后又把南房、平房改成了大门，又准备铺院子。还有××氏族谱写道×ד姿容俏丽，傲寒争春”。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些谱牒编纂者对家谱的体例本身知之甚少，一定要懂的章法是编写家谱过程中应必须遵守的原则。诸如给修谱资助的企业主简历篇幅过长，着墨太重，大有为基树碑立传之嫌。也有的家谱谁主笔就将自己的家人尽力渲染，把一族之谱修成了一家之谱。</h3><h3>5、家谱的出版与发行</h3><h3>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内容丰富，覆盖社会的各个层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人口、民俗、法律、建筑、民族、遗传、迁徙等方方面面。家谱又多是20-30年才修一次，在当今良好的环境下要选择好的出版社，严肃认真地出一部内容丰富、装帧精美、流传百世的好家谱。家谱出版后为能使其长期保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除本家族分户传承外，还应送县以上图书馆，档案馆保存，毕竟其保存条件要优越于个人。有的族谱出版后标明“族人保存，不得外传”只在内部发行，秘不示人，甚至有的无 ××&nbsp;&nbsp;签章则为伪品。这与“史界瑰宝，国人共享”背道而驰。</h3><h3>以上是本人对本县谱牒的一些粗浅认识，有不妥之处，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h3><h3>&nbsp;</h3><h3>盂县秀水镇泥河村李氏家族远祖无稽，在明初人口大迁移时期，于明宣德年间（1430年前后），由山西洪洞迁徙盂县，占籍城内贵巷（现大操场东侧）永宁一都五甲。迄今570余年。至明万历四年（1576年）举义迁居盂县南乡泥河村，距今420余年。祖上躬耕好善，忠厚傅家，商贾贸易，书香仕举。家势冉演兴盛，世代繁衍生息，发展到清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当世之辈，斐然成章，名声显赫，盂邑全境，妇孺皆如，成为盂县一大名门望族。</h3><h3>　　李氏先祖维系生存发展一向以农为本，祖上由城内卜迁泥河村就是这一方向的选择。泥河村位于秀水河畔南岸，地理环境较为优越，地广人稀，煤炭资源丰富，既有山坡草地，又有岭梁梯田，还有河川洼地。宜种、宜林、宜牧、宜矿，可多业并举，旱涝保收。距县城八里远，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堪称灵秀乐土，风水宝地。</h3><h3>　　祖上在此定居后，勤劳躬耕，艰辛开发，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先是开垦荒坡草地，变荒坡为良田，再是筑堤垒坝，治水治洼，变滩涂为耕地。随着土地商品化的发展，通过土地的买卖，拥有了大量的土地。对土地的经营，多数为自耕自养的小农经济，少数为封建性土地租佃经营。总之，农业是余族安身立命之地，生存发展之本。</h3><h3>　　在经营土地上有了一定的资源和资金的原始积累，祖上的一些有识之士，不再满足于经营土地，致力于土地之外的发展空间。清朝中叶，随着西方列强海外扩展和经济渗透，我国的商业资本的发展也乘势而上，在这势不可挡的兴办“商贾贸易”的热流中，余先祖中不少人投身到商贸经营中。经过数年的经商，经营规模由小到大，经营行当由少到多，经营方式由单一到多样，经营空间由近及远。经营的实践和发展，对经营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在农商结合的基础上，家势逐渐显盛，就转向儒学门第，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上，在这一方面，余族历经三百多年，摸索和形成了一套重视文化教育的文脉元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至今仍有可借鉴的作用。</h3> <h3>（一）重在育人</h3><h3>　　李氏家族由农商结合转向儒学门第后，由于崇尚教育，十分重视对子弟们的培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名流雅士，成为名门望族。在泥河村李家祠堂大庭两旁木柱上，写有一副对联：六科九举两进士，一门五县六教官。明眼人一看就知晓，李家在六次科考中，中了九个举人两个进士，这十一人中，李家一门中有五个县知事六个县教谕（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学长）。如此成绩，实属斐然。</h3><h3>　　此外谱中记载：九至十四世有太学生监生二十六名；贡生二十二名；庠生一八名。谱后还有太学生、监生、贡生、庠生二十人。废科举后十五世李北海在“五四运动”前考入北京大学，也是盂县就读北京大学第一人。</h3><h3>　　余族十世祖李文秀，于嘉庆五年（1800年）科第八名举人。同十一世祖李勋以“叔侄同榜”首开余族科举人之先河。就读《晋阳书院》，候选知县（正七品），拣选荣河，太谷，兴县教谕，保德卅学正。至性诚，孝友克敦，嗜读书至老不懈。七经皆手抄成帖，誉冠群英。任学篆率诸生惟以立品敦节为先。旋里后，奖励后进，尤谆不倦。邑中学者仰其徵，无不奉为典型。诗作等身，清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上瀚，“恭祝大柱国乡饮介宾焕翁赵志先生七十有五荣寿诗作：</h3><h3>　　庞公厉高节，隐居归鹿门。岂独心性远，品方道自尊。</h3><h3>医惟远观土，与古为比邻。抗志鄙流俗，完璞守田园。</h3><h3>时人都廛中，不闻尘事喧。载酒聊自适，岁月任风翻。</h3><h3>祥麟在郊桐，丹凤亦高骞。抱此灵异质，寿世安足论。</h3><h3>　　余族十二世李顺成，领道光戊子乡荐读书以知觉为先游学京师，与一时贤士大夫相观摩，识量益广，家素封（即受皇帝封邑），而自奉恒约出至，培植子弟则不惜繁费。居常敦请名儒为之师表已亦与上下共议论熏陶，既久辍科第，游学宫者累累不绝也。又于里中建义塾，俾贫家子皆沐浴诗书。修馔之奉身自任之，其家庭之际子侄辈，彬彬承欢其徽雍穆焉。在李顺成老人的教诲下，李家子弟学乃诗文蔚然成风，他儿子李延诰，李延谦，孙子李峰龄先后中举，一门中了四个举人，在十里八乡传为佳话。</h3><h3>　　李顺成弟兄四个，他唯老大。其余三个弟也效发师兄，两个弟为贡生一个为秀才，厚请名师着力培养弟子。其中两个侄李延访，清光绪二年恩科进士，陕西肤施知县；李延馔，清光绪十六年恩科进士，刑部主事。</h3><h3>　　李氏家族在数百年历史长河中，在育人上，感悟甚多，择其要者，略述于后。</h3><h3>　　1、以学为本。从李氏家族历史发展的进程看，要把家庭乃至家族的发展，溶入社会进步的潮流，与时代同行，必须把培养人才作为对社会的回报，以学为本乃是家庭兴门立业的根本。悠悠万事，惟此为本。</h3><h3>　　2、以德为先。李氏先祖云：施教以立本前为先，不斤斤于文章是务。植品端方，为人之美，善行义举，为人之乐。有言，富而不奢家难破，穷且益坚家必兴，富而忘德则不义，富而忘德则不仁。常言，做人难，人难做，难在于德。人格有魅力，品清人自重。重在做人做事。此乃李家家训。</h3><h3>　　3、以孝为荣。李氏家族有《至孝傅家本》之名言，有《孝友家风》之遗训。孝友是做人之美德和责任，亦是人之天性和亲情。善待父母长辈，讲孝敬；善待兄弟姐妹，讲友爱；对朋友，世人也然，讲关爱，讲文明礼仪。</h3><h3>　　4、以法为重。在法规社会大家庭里，是非以法而辩。行为以法为准，法至上。八世祖希靖的著名信条极具代表性。其云：</h3><h3>　　修己克己安分守己，行几件真正事多子多孙。忍人让人切莫害人，存一点好念头积福积寿。</h3><h3>（二）崇尚师道</h3><h3>　　“圣乃我之师”为李氏家族之本，李氏先祖重教育人，还表现在崇尚教职，从教育人，广植人才，此乃家庭，相垂至今。余族把培养人才视为对社会的回报。谱记，祖上学有所才，才华出众者，荣获教职或学官者众，多受封典。光绪七年版《盂县志》载泥河村李家族上任学正，教谕，训导，书院山长者共十三人之多。</h3><h3>　　十世祖振谊，字慎五，天资粹美端重寡言，读书目数行下，十八入庠旋食崇饩，授例贡。历任大同，朔平府儒学训导。诱掖士子先品行，不斤斤于文章是务。解进后，惟肆力于经，凡奏议传记辄览不忘。晚年诗文愈进，作述最多，乡饮大宾。十一世可观，字镜堂，号丹崖。岁贡生，博涉经史，文笔清高。录选应州训导。州素寒苦，人不力学，不发科者六十余年。抵任后，明经术，正士习，丙子科中式二人，皆受业生也。在任十数载，备受重望。清苦自甘，赏作诗以自怡其诗曰：</h3><h3>　　登临塔下屋堆蓬，无怪寒毡比雀笼。学附大同三等末，官居岭后十分穷。</h3><h3>　　每思异味尝新韭，欲解清馋买老葱。似此锋司先圣庙，不如钟挞梵王宫。&nbsp;</h3><h3>又云：</h3><h3>　　寒官分乏桑榆暖，矧到沙沱命更穷。炊釜厌闻莜麦气，卷帘生柏桦皮风。</h3><h3>　　阶前有地蓬蒿长，窗外无墙犬豕通。摩弄鸡肋还自哂，食之无肉弃不情。</h3><h3>　　乙亥冬光禄封卿主龄先生奉命巡祭恒山宿应州，先生系百宗师胞弟，观于百宗为门生，谒见后订世谊交因话及生平叹曰，清苦读书人本色虽小，就功者汝完人也，唯时观惶愧不敢当。十一世李勋，字建亭。生而颖异，纯孝性，唯读书是务。庚申嘉庆五年举于乡试，中科举人。拣选知县，借补繁峙县儒学训导。实心课士，多所成就，感激之声，达于上游。道宪世康先生尝语僚属曰：“广文李公春风时雨也。”至今李氏家族在各级学校任教者甚众。</h3><h3>（三）广藏经典</h3><h3>　　“图书行所资”为李氏家族的训导。李氏的先祖们非常重视对中华民族“经典著作”的收集，积累和开发利用。不惜重金大量购买“经、史、子、集”著书籍，较大的宅院内，皆建有一处学院。泥河村李家建有三处学院。学院内辟有一处或多处藏书室，至今高悬的《图书府》石刻大字牌，保存完好。“图书府”藏书和住宅内的藏书，粗略统计数以十万册。十三世祖李华岭，清拔贡清末以五千艮元从盂县城史宅购得《四库全书》一套，在盂县仅此一家。</h3><h3>　　宅院的门庭、院庭、悬匾额数以百计，匾词主要有《进士及第》、《赐进士》、《大学士》、《大夫第》、《外输林》、《文魁》、《玉魁》、《叔侄同榜》、《中书第》、《奉政大夫》、《修职佐郎》、《登仕佐郎》、《武德佐骑》、《兵马都监》等等，皆属先祖才学功名，善行义举之体现。</h3><h3>　　十一世祖李烈、附贡生。缮记：“性俭朴、读书明敏、刻印文帝书，抄感应篇、注释数百部、施于亲友，以广其意。族中子弟贫不能读书者，设学以教子”。李氏家族博学多才者众，与广藏经典关系甚大。</h3> <h3>十三祖李延庚，在平定冠山书院举行院试考取秀才的。按照当时科举的惯例，考试命题都是出自《经史》之文如取《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中的一句或数句，教弘生注释。今天我们得到的考卷是李家珍藏的光绪戊之年考卷一份。虽然书纸漫黄，稍有破损，但字亦清晰，裱衬完整，是于古代科举制度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李延庚考的这一篇应试文的试题，就是论述《四书》中所说的“厄穷而不悯”的这一观点。“悯”本意为怜悯，这里专指精神上的可怜卑微，一个人在“厄穷”的困顿境地，如何保持自己精神的高贵。这自然是古人“修身”的一个重要话题。李延庚在这个问题上阐述得透彻，被考官评价为“意精，语切，不负题事，本拟第一，只因交卷太迟，考稍抑之”，最后考了第三名。</h3><h3>&nbsp;&nbsp;当时科举考试，除了八股文外，还要附加考诗赋。这首试卷诗题为《赋得冠山移得近城头--深山字五言八韵》这是一首五言排律：</h3><h3>　　灵秀钟何地？城头列佩环，荣洄皆带水，孤耸近冠山，侧侧乡簪朵，峨峨解笑颜，指弹相庆赏，笏挂漫追攀。</h3><h3>　　鸡立形非远，鸟飞忆早还，斜看青郭外，高振白云间，隐约披华盖，分明认翠鬟，登楼频眺望，佳气接榆关。</h3><h3>　　此诗是借元好问诗中的一句“冠山移得近城头”展开话题。这一首百余年前的诗的发现属实不易。一般地说，试题诗很难写得好，因为它本来就是被逼出来的，不是真情实感地流露。李延庚看来对冠山的景色和古人吟冠山的诗词十分熟悉，所以将它们信手拈来，有力地弥补了“为赋新诗强说愁”的难题，使全诗写得比较自然流畅，难能可贵。在众多的写冠山的诗作中，也不乏有一首上乘佳作。</h3><h3>　　李亭龄是清末优贡，七品知县。在隰县任知县时，曾在小西天佛殿写了一副楹联，名气很大，楹联是：</h3><h3>　　果有因，因有果，有果有因，种甚因结甚果；心即佛，佛即心，即心即佛，欲求佛先求心。</h3><h3>　　这副迭字楹联往回反复，自然顺口，题意突出，用佛字语，喻世上人涵咏兴长，耐人寻味。这副楹联传开后，李亭龄一联走红，成为山西省近代名人，书法家，诗人。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名联旅行社社长李玉明曾在2002年2月13日《山西日报经典山西》第55期撰文《从名联旅行社说起》一文中写到：“我和许多人一样去那里旅游，正是为好好欣赏，领略孙髯那副写滇池自然风光和云南历史兴潜的‘天下第一长联’。像我省隰县名胜小西天那副‘果有因，因有果，有果有因，种甚因结甚果；心即佛，佛即心，即心即佛，欲求佛先求心’的楹联，同样使人刻印脑海。我还记得，此联作者姓李，盂县人，是他在隰县任知县时所撰，此人长逝，而其所撰楹联与名胜永存。这就是名联的生命力所在。”他把李亭龄此联与云南天池《天下第一长联》排在一起，而把晋祠、五台山、解州、娘子关等名胜地楹联列后，可见李亭龄小西天一联的韵味和水平所在。</h3><h3>　　李亭龄款识草书“为雉三孝廉以其曾父东野先生所临集古草诀及辨疑墨本嘱题作”：</h3><h3>　　崔贤张圣各擅长，鼻祖史游急就章。程邈作隶媚始皇，次仲变之喜欲狂。</h3><h3>　　征车三至空彷徨，化为大鸟任翱翔。秦汉代嬗事更张，诸侯争长羽檄忙。</h3><h3>　　古书方广费参祥，势趋简略应时王。白水真人起戎行，绵蕞草制犹未遑。</h3><h3>　　簿书繁缛穷智囊，伯英兄弟辟门墙。一笔之书济柔刚，传奇术者钟元常。</h3><h3>　　逸少后起掩中郎，运笔蜿蜒如龙骧。五体俱备擅名场，答庚一启独珍藏。</h3><h3>　　当时纸价贵洛阳，南宫搜集辨毫芒。怀仁圣教序于唐，兴嗣千文集于梁。</h3><h3>　　独此神妙无以方，天丝为织云锦裳。海阳范氏富巾箱，精心辨疑审偏旁。</h3><h3>　　措词虽未叶工商，注脚一一分丹黄。百代名家萃一堂，后学奉之为圭璋。</h3><h3>　　东野先生敬瓣香，布衣穷老气轩昂。其时天子重序痒，试贴小楷至尺量。</h3><h3>　　英俊穷年傍墨庄，八法精工六经荒。先生解嘲夙慕扬，一贴株守老遂良。</h3><h3>　　直把管城作潇湘，临池兴起歌沧浪。三者兼备韦仲将，凌云台额孰装潢。</h3><h3>　　留得此本传缥缃，今犹见之神洋洋。黑白分布严井疆，钩连映带形迹亡。</h3><h3>　　孝廉室之若琳琅，广征题跋拜赓飏。指人有后五世昌，年甫弱冠荐于乡。</h3><h3>　　愧我谫陋不足彰，蟫腹无字搜属肠。饥号谁寄馈贫粮，绕屋百回灯煌煌。</h3><h3>　　昌黎石鼓那敢望，直将枯李代桃僵。吁嗟世变几沧桑，金石多为兵燹伤。</h3><h3>　　高曾矩矱莫遗忘，寿之黎枣免风箱。我今观此得梯航，莫临歧路叹亡羊。</h3><h3>这是一首关于草书问题的诗作。近日，笔者有幸看到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郭世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王瑜瑜于2009年9月10日在北京看到李亭龄先生诗作后这样评论道：“李亭龄先生《长歌行》为专论草书书法之作，旁征博引，贯通古今，俨然一部中国古代草书书法简史。百代名家、荟萃其中，矩矱圭璋，泽被后学。此诗用典细密而不显晦涩，句法疏朗而不露浅薄，风格古朴而不失灵动。谦虚之风可见，坦荡胸襟可窥。洵可跻身山右近代诗文作手之列。其字取法正宗，承王羲之、智永一脉，功力深厚，法度谨严，不乏独出机杼之作，堪称佳作”。</h3><h3>　　“先生诗文为世所知者甚罕，笔痕墨迹尤难寻觅。然断简残编难掩珠光玉色。只言片语足见傲骨之心。百年之后，手泽重现，此先生之灵欤？千载山石，文人辈出，茂制佳篇,不可胜数，然湮没无闻如先生者多矣！若得重见一二，实我辈之幸，亦先生之幸。山石先贤之幸，文化之幸，诸君共勉！”</h3><h3>　　我们读后认为：这首《长歌行》诗，用三十二句七言诗把一千多年的草书历史和重要的书法家以及草书的发展脉络活灵活现展示在世人面前，不能不令人敬佩。在诗的遣字造句上也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对每个时代的书法家的评价上，既立意高远，又脱俗立新，既形容得当，又潇洒自如，我们读来既不乏味，又朗朗上口。本诗又一个特点，典故用的多，但不觉其烦，反而使人浮想联翩，加深了对诗意的理解。确是一篇难得的写书法史的诗作名篇。李亭龄能写出如此佳作，足见知识之渊博、笔力敦厚，与其家宅藏书广博密不可分。李亭龄之子李宜洲告诉笔者，其父有生之年共写二十五本诗词集，大多在动乱年代失存，现在在隰县、解州、盂县仅存三十余首。《长歌行》是最新发现的一首。</h3><h3>（四）重教兴学</h3><h3>　　李氏家族为兴办学校，培养后代，从不惜花费精力和钱财。办私塾，厚请名儒为师表，教子弟读书，游学京师，掇科第，考取功名，进而举办义塾，广纳贫家子弟就读，开古州一代新风（平定州，一州管辖三县）。李氏十四祖李华龄、清末拨贡，盂县著名人士。受辛亥革命影响，接受新文化新思潮，民国初年出任盂县议会议长，盂县教育会会长。积极倡导并参与领导筹建《仇阳中学》（盂县中学前身），并任筹建《仇阳中学》董事会长，聘各派学者担任领导和教师，对推动盂县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贡献。</h3><h3>　　十四世李鵾龄，清末举人，省议会议员。盂县知名人士，先在四川任学正，后任《仇阳中学》国文教师。</h3><h3>　　十五世李北海，盂县知名人士。“五四”时期北大学子，就读于北大文学系。盂县《仇阳中学》创办时主持校务，为主任教师（相当校长），文学功底深蕴，善诗词书画，通言律，填词作曲吹竹弹丝，多才多艺，为盂县才子。</h3><h3>　　十五世李宜泌，任盂县《仇阳中学》教师。</h3><h3>　　十六世李远定，北京农业大学毕业，任《仇阳中学》教师。他带来了新思想，排演了进步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等，1936年初跟随薄一波同志参加了决死队，投身于革命事业。后任解放军总参工程兵后勤部副部长，军级。1983年因病逝世，《解放军报》发表文章，表彰其几十年来为民族、为人民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功绩。</h3><h3>　　十四祖李嵉龄，清末。荐为潞安书院山长，讲学并总领院务，并亲编《中国历史》上下两册。曾出任隰县知事，在任期间，倡导妇女放足运动，兴办女子学校，让女儿英棠带头入女校读书。把禁烟禁赌的罚金用来办学，又多方筹集资金，创办了两级小学四所。为培养师资和提高教师水平，在县城国民小学增设了师范讲习所。并多方争取省立第九中学在隰开班，使隰县成为当时河东八县文化中心。晚年在盂县城办起女子高级小学。在隰县任职九年，离任时，以积薪五千元银币遗赠隰县，存入财局。嘱作补助地方办教育事业基金。隰人感激，全县震动，扶老携幼，涕泣相送。并以《功歌耒暮　德感去思》千钧八字竖功德碑。隰人至今传颂不置。</h3> <h3>（五）学以进仕</h3><h3>　　学以进仕，李氏家族先祖读书入仕，置身于朝政，受封典者累累不绝：诰受三品官者一人，即十二世祖世享；诰授四品官者二人———梦笔，蓉镜；诰授五品官八人———勋、鹏飞、德享、可则、守成、国成、延祚、延祉等；刺授六品官者五人———迂亨、嘉谷、延访、延是、延禧等；刺授七品官者十一人———文秀、梦白、梦熊、峻、点、顺成、开成、久成、晋亨、世尧、延焯等；刺授八品官十五人———振谊、可观、沛然、健亨、车成、德成、蹊成、毅成、嘉禾、延谦、贺成、善成、省成、艺成、章成等；刺授九品官者十一人———振世、振纹、振名、振光、庸、秀、司成、福成、延恺、延约、延琛等。</h3><h3>　　以上官职大都遵纪守法，勤政廉洁，深受百姓拥戴。十世祖振世，太学生，历任福建福州府兴化县吏目，四川会理州速易所巡检所，兴利除害，士民倾之，妻刺赠孺人。可则，太学生，乡饮大宾，性刚直，质品端方，乐善好礼，周急济困。训子孙以勤俭为本，衣食稍涉奢糜必严呵之。刺授武德佐骑尉守御所千总（从五品）。</h3><h3>　　十二世晋亨，例贡生。初任浙江乌镇（今属浙江湖州）同知。为政清直爱民，百姓称之为“李善人”。咸丰三年（1853年）乌镇令康某在催收田赋时激怒了民众，数千人起来共同对抗拒缴田赋。康某惧怕而奔逃乌镇，民众紧追不舍，当快要捉住康某时，民众远远望见李晋亨来到，大呼曰：“李善人到，不必再抓他了。”追赶民众，经李善人调解，当即散去。后来又遇土匪骚扰乌镇，晋亨率团练剿击被抓，百姓多方设法将其营救出来。晋亨羞愧欲死：“吾不复求生矣。”数日不食而卒，士民护送骨归故里。</h3><h3>（六）善行义举</h3><h3>　　李氏家族先祖厚重伦理道德修养，家教与学教自然是以儒学为本，尊崇孔孟之道，视以仁为核心的仁、义、礼、智、孝、悌、忠、信为准则，先视所撰二十字并口训八语牢记：</h3><h3>　　延龄宜定命　圣乃我之师</h3><h3>　　至孝传家本　图书行所资</h3><h3>　　谱记：八世祖希靖，孝友恭顺，处事以忍、让为本，尝拈联以教子孙：</h3><h3>　　修己克己安分守己，行几件真正事多子多孙；</h3><h3>　　忍人让人切莫害人，存一点好念头积福积寿。</h3><h3>　　希靖之子李满，遵父教导而身体力行，乡饮耆宾。性慷慨，尝山行，一日遇一少妇为强暴所逼，他不顾个人安危，上前呵之逸去，并亲自送少妇归家，不告姓名而离去，也不问氏夫姓名。</h3><h3>　　十世祖振肃、振宇、振谟三兄弟，义举修建通邑要津安济桥。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道光二年（1822年）的三十二年间，三次水毁，三次复修，义无反顾。道光五年奉旨以《乐善好施》树坊。乃建宗祠于桥北，在彰先人懿德之。</h3><h3>　　十一世可则，刺授武德佐骑尉守街所千总，乡饮大宾。性刚直质品端方，虽现身富厚而乐善为礼。凡居己接人动引宋柏卢治家言为德，周急济困族中，不能婚葬者多饮功之，训之孙以勤俭为本，衣服饮食稍涉奢糜必严呵之。</h3><h3>　　光绪七年版《盂县志》载李氏族中乡饮大宾者：李勋、李可观、李东成、李点、李顺成、李元亨、李嘉谷、李可则。乡饮介宾：</h3><h3>　　李文新、李文明、李熙、李可久、李振镛、李振风、李延平、李延渝。</h3><h3>　　耆宾：</h3><h3>　　李梦龙、李培成、李振世。</h3><h3>　　注释：本文的资料和事实来源：光绪七年版《盂县志》；道光癸卯镌版《新修李氏族谱》；《山西文史精选》；《山西近代名人辑要》（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