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栏目:人物资讯  时间:2023-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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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篇1

  关键词: 传统文化; 基本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或者说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思想观念或文化传统,它必须具有两个不可或缺的特点:一是具有广泛的影响,感染熏陶了大多数人民,为他们所认同所接受,成为他们的基本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二是具有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必须具有这两方面的特点,才可以称为文化的基本精神。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审视,所谓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作如下归纳:

  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占据重要的地位。对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做出明确表述的是《易经》。《易传》对此作了经典性表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生之谓易”、“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顺乎人”,这里的意思是说,人格气质与生命精神应当效法健动有力、运行不止的天体,人必须发挥自我能动性,自强不息、努力奋斗。孔子是极力提倡有为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幻想以周礼匡扶乱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对“饱食终曰,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投以极度的蔑视。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认为无论在乱世还是在太平盛世,都需要自强不息。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的动力。它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中。 几千年来这种精神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国人的血液中,深深地影响着、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中华儿女不断地奋发图强。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为了抵御外辱、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出坚强不息、奋发向上、坚忍不拔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压迫,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还是这种精神,鼓舞着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是我们在新时代条件下更加需要发扬的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体现,那就是积极否定、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礼记?大学》中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也肯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中国历史上每当“积弊日久”时总会有或改革、或革命的运动,为清除积弊而变规变法。北宋时的王安石变法,清末的康梁维新,都是这种革新精神的体现。

  二、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标。传统的和谐思想主要体现了一种中正、中和、均衡、和合、协调的特征。但是,和谐不是消灭矛盾差别,而是在承认有矛盾有差别基础上的和谐,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是多样性的统一。中国传统的贵和尚中、和而不同思想,表现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譬如,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社会的和谐和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当然,这种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毕竟是传统的和谐思想,它产生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强调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和谐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和谐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和”,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搭配、融合、平衡达到最为圆满程度的一种状态。例如音乐,五音的高低疾缓臻于完美,就称为和;又如饮食,五味的多寡浓淡搭配得宜,也称为和;又如身体,阴阳之气平衡饱满,也称为和;又如德行,处事不刚不柔曰和,为古代五德之一。可见此种和的境界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一种至善的状态;第二,它是由不同事物之间构成的一种完美的关系;第三,这多种事物在和合的关系中保持着原有的个性,而不必舍弃个性,一刀切成一堆齐刷刷的火柴棍儿。和而不同,“和”异于“同”之处,就在于它保留了其中每一种事物的个别属性。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

  “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大家都认为和谐最好,这在中华文化中处处可见。例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可见和谐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极其深入人心。

  程思远把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和谐与统一的特点界定为“中华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和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整体系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持中贵和思想植根于农业经济,表现出一种“静态”特征: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每个人内心的和谐等。它与西方文化中重视分裂对抗形成了鲜明对照。西方文化反映了商业文明,只有唯利是图、竞争、对抗,才能发家致富,才能取得个人生存发展的权利。

  这种主张和谐,持中贵和的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自然也是双重的:其积极方面是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但不可否认,这种思想压抑了人们的斗争精神,使人们缺乏西方人那种竞争、进取精神,这对社会发展也带来了不少不利影响。

  三、以义为上、注重伦理的道德主义情怀

  追求义利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的价值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早期发展中,就出现了“义利之辨”的讨论。“义”代表了仁义道德,“利”代表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物质利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前者与后者是公利与私利、他利与自利的关系。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求人们在追逐利益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义”,即自己取利的行为是否是道义的。人们通常认为儒家的义利观,仅仅注重人的精神道德提升而忽视或压制人的物质利益,因此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这是没有了解到儒家的精义,其实儒家思想中并没有否定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积极提倡对于财富的追求。 它更进一步地提出了解决在现实中义利关系问题相互矛盾的方案。首先,在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况下,要顾全大局。其次,对物质利益的获取要在社会道义和规范的约束下有秩序地进行。最后,要把从社会来的财富,再反馈到社会中去。这些对于今天抵制利己主义思潮,净化社会风气,提升全民道德水平,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客观上刺激了人们的求利欲望,同时“商品拜物教”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也大量地在人的思想中存在着。“以义为重”的义利观对由利益欲、享受欲急剧造成的道德滑坡、人格丢失等一些丑恶、阴暗、卑鄙的社会现象无疑是一剂良方。如今,在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经济现代化建设中,树立见利思义、义利并重的观念,按照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要求,通过公平竞争来从事市场经济活动。正确处理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反对一切不顾道义的自私自利行为。以义为重的义利观不仅促进经济行为的扩张,而且也有利于高尚价值观的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当然,在义利统一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正统儒家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重义轻利甚至尚义反利的思想也一直是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一方面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延续,缔造了中国人以道德为上,重气节、重人格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也有压抑人的欲望,扭曲人性的弊端。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这一“反利”传统,无疑又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批判和否定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说法,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叫作“崇德”型文化。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最深层。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根本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特色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职责和对社会的义务。它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另―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原则,又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结构上的。因此,它特别强调家长的权威,强调子女对父母、妻对于夫,家庭成员对于家长的绝对服从关系。把这种家长制扩大到社会生活中就是君主专制,君主具有绝对权威。因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民主思想的发展。同时由于以家庭和社会为单位,个人的权利容易被忽视,容易压抑个人的自我意识,不利于个人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四、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人本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个性,也当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有两层指意:一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体现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格肯认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轻神重人的根本态度;二是在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上“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社会观和朴素民主观。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自古以来就重视以民为本。早在殷商时期,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成为早期民本论的代表。从此以后,重民思想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可以说,从先秦一直到汉代的陆贾、贾谊、王符、仲长统,到隋唐的王通、韩愈、柳宗元,到宋元的李觏、张载、范仲淹,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对民本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其中,黄宗羲的民本思想达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最高峰,它已经超越了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局限,触及到了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等新层面。

  中国传统人本主义坚持“民为贵”的民本主义精神观念。《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载:“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儒家学说更是集中突现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孟子则提出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成为历代开明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座右铭。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得乎丘民而为天下”日(《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的著名比喻,传之久远,是历代为政者必修的一课,“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荀子?王霸》)。民本思想对制约暴君苛政、改良人民的政治处境毕竟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对中国文化中的民本主义与西方式民主的本质区别也要引起必要的注意,中国的民本思想并无对公民权利的法理内容规定,更没有人民共同管理社会政治的意思,个人只是在宗法专制条件下的“子民”,君主始终是民众的监护和放牧者。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体大思深,其内涵的基本精神,滋养了数千年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塑造了无数伟岸的人格,凝聚了民族人心,巩固了国家统一,维护了社会秩序,敦厚人际关系,书写了泱泱中华“郁郁乎文哉”的大国气象,在文化全球化和呼吁传统文化为现代化持续发展服务的今天,越来越有着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珍惜和继承弘扬的。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篇2

  关键词: 蒙古族; 传统文化; 基本精神; 管理; 价值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1-0102-04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并对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世界观、价值观、心理特征、现实态度等诸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草原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而优秀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内涵名扬四海,也让世人直接感受到草原人民独特的民族性格,或者说民族性格很大程度地反映和折射出草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探讨草原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发扬民族传统、坚持科学发展、开创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与基本精神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十分丰富,它最核心的理念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顺从“长生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理念;二是以充满原动力的多样的贸易需求和灵活的谋生方式为特征的经济贸易理念;三是以讲真话、讲信用、诚实守信为特征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以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理念。联系当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这些独具特色的核心理念,无不体现出蒙古族传统文化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利用。

  与蒙古族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关系密切乃至很难严格区分的,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近年来,区内外专家学者对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多有论述,笔者最赞同的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吴团英研究员将其总结归纳为“开拓进取精神”、“英雄乐观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和“崇信重义精神”。当然,除了这四种精神,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务实实用精神”。蒙古族传统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最杰出代表,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无疑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是蒙古族等草原民族赖以维系的纽带,生存发展的动力,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支柱。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易传》中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这种精神的经典表述。蒙古族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自己的传统典籍中没有这种经典表述,但同样具有这种伟大的精神禀赋并令人信服地将这种精神书写在自己民族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之所以被一些学者誉为“全球一体化”的始作俑者,就是因为弘扬开拓进取精神,利用国家政权形式开通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把几乎整个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联合在一起的结果。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英雄乐观精神。崇尚英雄,倡导英雄乐观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之一。这一点,在蒙古族等草原民族中体现的尤为突出。蒙古族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乐观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很多史书中描写的“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但是,蒙古族对英雄的理解,并没有单纯停留在对“力量”的崇拜上,而是对人的智慧也同样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因此,蒙古民族不仅有尚武精神,而且具有崇尚智慧的传统和习惯。成吉思汗箴言“力猛者乃一世英雄,智勇者乃万世英雄”,正是蒙古民族崇尚智慧的高度概括和具体体现。长期的游牧生活,造就了蒙古族对酷热严寒的抵御能力和忍耐力极为强劲,对创伤、失败等厄运都可以泰然自若,在保卫故土的战争中不怕牺牲,视献出自己的生命为光荣等,同样体现了英雄乐观精神。草原民族的英雄乐观精神,体现在自信自强、不怕困难、不畏强暴、知难而进的高贵品格上,体现在英雄个体的价值与群体社会责任的统一上。因此不难看出,蒙古族传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英雄辈出的文化,英雄乐观精神是蒙古族传统文化最具意义的精神品格。

  (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自由开放精神。向往自由,追求开放,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开放的环境,这种人们在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过程中自由开放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就生态美学角度而言,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乃至艺术化的生存状态,是蒙古族传统文化自由开放精神最闪光最具个性最吸引人的地方。草原文化生态理念的美学价值的挖掘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开始懂得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也更加明白人作为自然的承担者和自由自觉的特有的存在,应该而且必须承担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任,将绿色还给大地,将清洁还给空气,将蓝色还给天空和海洋,也最终将幸福完整的人类生存还给人,从而营造出一种绿色的、和谐的、诗意化的生存。

  (四)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崇信重义精神。诚实和守信都是一种做人的品质,是人类最难得的文化资源,也是人类最可贵的文化资本。蒙古族作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们极力推崇以诚立命、以诚配天、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核心价值,视内诚于心、外信于人为最大光荣,视轻诺寡信、背信弃义为最大耻辱。他们之所以对欺诈性的交换行为和非法谋利行为极其蔑视,这是由游牧的分散性和战争的经常性决定的,最终也必然熔铸在他们的世界观、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之中。可以说,诚信精神构成了草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五)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务实实用精神。对于古代蒙古族来说,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动荡的社会现实,直面人生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信条,这样就使他们养成了反对玄想空谈、崇尚脚踏实地的精神,不论是在宗教信仰、民间文学,还是在伦理道德、政治生活中,务实实用的态度和精神同样是其所固有的。蒙古人推崇商人具有坚强、耐劳、算计的能力和本领,把他们与自己最推崇的骑射并列加以肯定,并要求子孙学习商人的获利精神。他们唯物地认为,商人的本领和能力并不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教育、训练、培养和实践得来的,任何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掌握这些本领和能力。为了确保各国之间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各路商道畅通无阻,各国使节和商人的个人安全和货物不被抢劫,蒙古族都要给予各国使节和商人以特殊的保护和优惠政策。可以说,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在蒙古族传统文化诸领域里都有显著的表现,其直接的结果是:务实的生活态度使得古代蒙古人能够极好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为自己的生存选择了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务实的信仰态度使得他们为自己找到了虽原始粗糙但最为实际的精神寄托;务实的价值观念使得他们能从自己的现实环境和实际需要出发,为自己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找到了最适合的位置;务实的政治态度使得他们做出了北方游牧民族所能做出的最为适合的政治选择。我们用生态美学的理论考察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就会使我们得到当今生活的根本之道,在于建立更加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绿色生活方式”;关键之处,在于确立“四种观念”,即: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念,“按照自然而生活”的观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最终的落脚点和归宿,在于人们视自然界为朋友,更加节制和简化自己的物质生活,善待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进而改善人们当下的非美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的存在。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

  要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首先应该对民族性格这一概念做出界定。我们知道,民族性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在定义和研究民族性格的中外学者中,有的以文化为基础进行研究,有的则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们对于民族性格所做出的定义,反映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视角。他们的论述虽然见仁见智,各不相同,但大多注重社会文化与民族性格的相互关系的探讨,这一研究视角无疑是很有眼光的。因为民族性格的基础是该民族群体的典型人格,它的主体承担者是众多民族成员。他们通过社会化,将文化模式内化为心理过程和心理尺度,最后养成固有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一过程的实质就是个体对该民族文化模式的认同和内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认为,民族性格是由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陶冶而成的、由民族的多数成年成员共同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心理特征等多种要素和多种层次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它通过该民族众多个体成员的性格特点得以凸现。由于社会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支配性作用,故民族性格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该民族特定的文化类型。我们今天研究和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就是以此为理论依据,并从中得到富有启发意义的参考。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制度文化,还包括精神文化。笼统地考察其与蒙古民族性格的关系,显然非笔者个人学识所能及,本文所论仅限于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这一主线展开。当然,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各个层面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蒙古族传统文化是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的产物,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在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精神文化的范围,从思想到思想完全脱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必须将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等各种具体条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才可能深入地认识二者的内在联系。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通过独特的方式向蒙古民族施加系统影响,这些方式能够较为有效地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唤起人们的道德需要,增强人们的道德信念,加速人们对其核心价值的认同和内化。这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具体方式有如下几种:一是以事为诫。“以事为诫”即通过史事、寓言故事等具体事例来阐发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达到劝诫世人的目的。在阿阑豁阿“五箭训子”的传说中,我们看到这位母亲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教育儿子们,一定要精诚团结、互相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起来,否则就会被击垮、消灭。这种由事到理、以事论理、以事为诫的方法,直接影响教育了广大的草原蒙古人,在当时那种部落纷争、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是十分实用而有益的。二是以言为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草原蒙古族还以大量的格言、谚语来教育子孙保持和发扬诸如诚实守信等内容的道德传统:“获得别人信任靠忠诚,改正自己错误凭真诚”;“人好在于诚实,马好在于善使”;“碰大雪也别违诺言,遇大雨也别误时间”……从文献资料的内容来看,如《成吉思汗箴言》或《智慧的钥匙》等反映出来的也都是一种切合实际的道德原则和处事法则,并没有空洞的说教和虚无飘渺的想法。这些闪光的至理名言在草原上广为流传,成为草原文化优秀道德传统的有力说明。三是身教化民。“身教化民”是指统治者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良好行为为人们树立标杆典范,通过身教来体现和传达道德要求,从而将道德理想和价值标准具体化。通过崇高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形象,使受教育者获得道德启示,激发起道德情感,心悦诚服地、潜移默化地将教育者所倡导的道德要求纳入自己的品质结构之中。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重于言教。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等史实都证明,统治者本身的道德状况对民众的行为和社会风俗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成吉思汗乃至忽必烈等元朝开创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也由此说明了统治者自身进行道德修养和践履道德规范的重要性,而这的确有助于人们对其道德要求的接受和认同。四是效法自然。“效法自然”即从大自然的事物或自然规律中体悟为人处事之道,并仿而效之。草原蒙古族顺从“长生天”意愿,尊称草原为“大命”,认为人和动物都是“小命”,严禁破坏草原和水源。他们利用牛粪做燃料,采用游牧和轮牧的方式进行生产,禁捕幼小的鸟兽鱼虫和怀孕母兽,禁止在森林的旺盛成长期毁林开荒、挖石取土,即使再珍贵的药材也不得挖光,否则将被定为无道德的叛逆者,而植树造林、治理荒滩等行为则被尊为善举。这就能够更为有效地激发起受教育者的注意和需要,从而有助于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道德教化的实施,促使本民族成员对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认同和接受。长期以来,正是草原蒙古族的这些朴素观念,有力地保护了当地的原始森林和草原,使牧草资源得以恢复再生和不断利用,最终维持了大型畜牧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天地人合一”是草原蒙古族评判人与自然关系好坏的尺度,通过人的活动影响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间的转换,这就涉及到美学范畴中人如何入化自然的问题了。可以说,草原蒙古族对待自然和对待世界的审美而非纯功利的态度,给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当今世界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主要途径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虽然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不会自然而然地化入蒙古民族性格的结构之中,它需要借助于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途径对蒙古民族性格施加影响和作用。

  一是封建统治者的大力倡导。民族成员的价值观念、行为原则、生活信条的形成依赖于民族成员的相互感染、相互模仿以及相互强化。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权威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协调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和政治集团的利益,故一些明智的蒙古族统治者大力倡导其基本精神,主要方式有二:其一是亲自钻研,力求把握思想精髓,以之治国安邦;其二是通过行政手段,颁布法典,要求广大臣民学习。忽必烈提出了“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的理论,前者是对蒙古族传统的“长生天”观念的一种继承,后者则既是他的哲学思想,又是他的施政方针,从中可以看出儒家提倡的“仁政”思想痕迹,也体现了蒙古族传统的务实精神,这样“实惠”的“仁政”确实能起到“拯民”的作用。

  二是家庭内部的言传身教。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指出:“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对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造物了。待等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会的习惯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该社会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在中国封建社会,家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广大民众受教育的机会少,与外界接触少,人们长期生活在父母身旁和血缘家庭中,故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本尼迪克特所说的人格社会化过程基本上是在家庭内完成的,家庭教育在中国人的人格形成过程中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长辈对于晚辈的言传身教往往会成为一种文化定势而影响孩子的一生。草原蒙古族也不例外,他们根据社会所要求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风俗习惯来判断子女的行为,将开拓进取、英雄乐观、自由开放、崇信重义、务实实用等等已被自己内化了的道德经验、道德信念灌输给子女,并以自己生存发展或挫折失败等经验教训强化着教育效果,促使下一代接受这些理解或尚不理解的行为准则。

  三是宗教的传播广布。宗教是古代草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蒙古族继承和发扬草原先民信奉的萨满教的宗教传统,萨满教是蒙古族古代思想的宝库,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前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宗教,对于蒙古草原文化特征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草原传统文化的生态特征和艺术特征,正是在这些宗教化的观念和实践的结合点上产生和日趋完善的。从阿勒坦汗时期开始,黄教流派(俗称喇嘛教)在蒙古地区逐渐取得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长达300多年,萨满教受到排挤和清理,失去了正统宗教地位,下降为一种民间的习俗文化。但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地区的佛教有意保持了极大的包容性,吸收了包括萨满教在内的很多习俗文化,并且主动配合政治统治,继续保持了汗权高于教权的蒙古社会传统。“长生天”观念,以及由此引出的“天父地母”、“天无二日,地无二主”之类的哲学思想,是成吉思汗、阿勒坦汗等蒙古族政治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创建蒙古帝国的思想基础。

  四是文艺作品的熏染。蒙古族古典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深深植根于草原传统文化的丰沃土壤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是草原传统文化形象而具体的表现,无论是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还是英雄史诗等,处处传递出激荡浪漫的风格,我们在其中一般很难看到人与自然的对立情绪,反倒不时地体会到人对自然的祈盼和敬畏之意,而这正是草原传统文化的基本性格。16世纪以后随着文人阶层的逐步形成,文人文学开始与民间文学并列,往往采用将文学与历史融为一体的创作形式,无论是从作品的内容,还是从作品的价值来看,对历史的“真实”记录都大于文学的自由发挥。由此我们认为,以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民间文学的史诗化,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文人文学的历史化,是蒙古族文学的最基本特征。文学形式较之理念说教更能动人心弦,在情感共鸣的过程中,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潜移默化地溶入人们的心理性格中。

  五是知名人物的注解阐释。喇嘛教哲学对蒙古族传统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最终导致了蒙古族传统哲学体系的形成,虽然这一体系还没有完全挣脱宗教神学的外壳,但佛教化的哲学思想的确立毕竟成为蒙古族传统思想史乃至整个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些知名人物的注解阐释,让人们树立起有关宇宙问题的哲学观念。比如固什?却尔济在《本义必用经》中认为物质世界是由肉眼看不见的微粒――原子组成的,宇宙的最初元素为土、水、火、气等等。再如,萨囊彻辰在其《蒙古源流》中从物质世界和生灵世界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点出发,对宇宙的形成做了概括描述,并认为宇宙形成的基础是三种主要物质――气、水、土,而虚空则是世界形成的场所。由于十方之气剧烈运动,虚空中形成坚不可摧的气坛。而后由于气动发热,生成大方,大方生大雨,形成大海,谓之水坛。最后水面生灰尘,如奶上油脂,灰尘微粒集聚,形成土坛,是为“金宇”。在喇嘛教思想启迪下,蒙古族已开始思考了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虽然用当今的科学哲学来衡量,有它不完全正确的一面,但它毕竟标志着蒙古民族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同时也赋予草原文化深邃的哲学内涵。

  (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

  我们知道,所谓“互动”,乃是指事物之间、人际之间通过各种方式接近、接触发生信息传播、交流而产生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过程。通过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和主要途径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原本就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动态发展系统。这种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蒙古民族性格的理性反映。蒙古族传统文化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渊源,草原蒙古先民的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性格,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直接源泉。作为理论形态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对于蒙古民族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思想倾向、生活准则、价值观念、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概括,自然成为本民族成员实践活动及其民族性格的理性反映。

  第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陶冶着蒙古民族性格。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在对于草原先民历史经验和民众的观念行为进行理论概括和升华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其超凡的智慧吸引着本民族成员,指导和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行为、认知水平和处世能力,进而在全民族的心灵中凝结积淀,融入蒙古民族的心理性格之中,对于民族性格起着重要的陶冶作用。人们常用“歌唱的民族”、“舞蹈的民族”、“在节日中生活的民族”来描述草原蒙古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这就说明他们一直保持与自然的和谐,相当符合生态的要求,在精神层面上也是相当富有的,是并不缺乏生态美的。尽管就物质层面而言,由于历史和事实上的不平等,他们的生态美是有所欠缺的,至少目前是这样。但是,我们人类的存在,不仅仅是物质的需要,而且还有精神的需要、文化的需要;人的生命存在状态,也不仅是体现在生理性、物质性的生命力上,而且还体现在精神力量上面,在某种程度上说,人的精神生命比起物质生命更为重要,人的精神生命的存在状态更应该引起关注。

  第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熔铸着蒙古民族人格。蒙古族传统文化以其特有的价值受到人们的认可和喜好,当人们对其基本精神进行认同并将其内化之后,又会在实践活动中对已有的观念、经验和认识进行总结、完善、升华,进一步丰富、传播和发展着蒙古族传统文化,为其提供着动力和新鲜血液;同时,豪迈刚健、自强不息、自由开放、务实守诚等等方面的气质和品格,又通过多种渠道熔铸着蒙古民族相应的人格。事实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念,就其实质来讲都是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自由精神相一致的;而对于当今大力推行的素质教育和个性发展,乃至培养创新型人才,造就健全的人格,蒙古族的自由精神同样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互动关系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通过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进而分析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简单地说,有利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弘扬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在当前国内国际新形势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提升信心、振奋精神,而以开拓进取为主要内容的蒙古族传统文化及其基本精神,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动力源泉。二是有利于培养健康积极的民族心理。蒙古族自由乐观的民族性格,美学意义上的生命追求,特别是把自己的社会理想与追求富饶、美丽而宜人的生态环境紧密结合的美好理想,对于我们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培养健康积极的民族心理,营造和谐普惠的小康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三是有利于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俄罗斯著名学者古米列夫指出:“游牧民族在他们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类型。对此,人们不应认为是粗俗、落后和停滞不前的”。学习掌握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对于游牧文明特别是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误解与曲解,帮助人们有意识地系统了解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和风俗习惯,正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心理素质的特殊性,进而关心、关注和支持民族工作,积极投身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此外,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崇信重义精神对于现代经济学理念的现实意义等都是不可低估的。

  三、蒙古族文化对政府管理牧区的价值

  (一)有利于政府在蒙古族文化土壤基础上制定相关制度。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给文化定义时,使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用一条河流和沿着这条河流的一条公路来比作人的生命。河流是自然的、生物的、先天的,公路是文化的、社会的、教育的、后天的。作为文化的公路是一种发展,在早期的生物生命中不存在,后来沿着河流模糊起来、充实起来、精致起来、发达起来。而这个后天由人创造的公路就是文化。库利运用了形象的比喻,使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变得非常容易。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还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从广泛的民族学的意义上说,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无论是库利的比喻,还是泰勒的解释,都表示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交流及社会传递,通过特定的途径,被社会成员共同获得。这种获得共同文化的特定途径,其实就是文化得以交流和传递的制度文化。文化的存在只有被认同和学习时才是有意义的,而被认同和学习的实现,必须依靠一套相关的制度规则。在此,制度文化就将文化与制度统一起来了。当制度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反映了文化的价值,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理念。而当文化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采取或风俗、或习惯、或制度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化价值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没有制度形式的文化也是不存在的。

  有些制度规范是植根在一定文化土壤基础之上的,如果这些制度规范离开了其相应的文化土壤,就很难有效了。因此,我们在用制度引进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时一定要考虑相应的制约因素。正因为此,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好好研究以适合这些地区的实际。

  (二)有利于政府在决策上进一步考虑保护蒙古族文化。关于蒙古族的传统文化是许多人所熟知的游牧文化,草原生态环境则是这种文化产生并延续的基础之一。游牧文化是蒙古族及其先民针对草原的实践才得以产生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游牧文化是蒙古族适应草原生态环境的产物,这也恰恰证明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论。适应是一种文化形态或文化特质在某种生态环境中得以存在、延续的前提,失去这个前提,那么这种文化也就到了消亡的边缘。从这个层次上说,“适者生存”对于文化也同样有道理。在草原生态的环境背景下,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不仅符合草原生态的自然规律,而且还保证了民族自身的繁衍和发展。这一点从蒙古族传统文化上都十分强烈地体现着,其突出的表现即对草原生态环境有着一种深沉的关怀。政府在懂得蒙古族文化的重要性后,在决策上才能考虑对这种文化的保护。比如牧区生态移民,不仅是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必然要求,而且关系到生物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样性问题。因为,生态环境恶化必然会导致文化的消失,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会消失。生态移民既是经济行为,又包含文化意义,政府在实施生态移民政策时,应从生态环境、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及移民通婚等方面进行规划。同时,要动态地把握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象。在生态移民过程中,要注意“人”对环境的影响,适应与抉择的关系,要把游牧民族中的“草原学”看成是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来加以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经济学的层面上。对生态移民应从移民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各个方面来理解,要充分认识移民成本应包括经济成本、文化成本、环境成本和心理成本等。

  (三)有利于政府在政策上对传承发展蒙古族文化给予扶持。蒙古族的优良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政府管理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蒙古族有着诚信为本的优良道德风尚和善良、真诚、豪爽的性格特征。蒙古族的信条是守信用,严忌欺骗他人。例如,历史上的扎木合是个非常不守信用的人,因此,他遭到各部落的敌意,最后受到冷落,并被其它部落歼灭。如果能把这种守信用的传统用到商业企业管理中,将会收到良好的效益。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商人要树立起自己的形象,首先应从守信用做起。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骄傲,是一位伟大的管理家、军事家。他的管理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思想,应该是当时蒙古族文化的结晶。历史创造英雄,没有当时蒙古族鼎盛的文化环境,就不可能造就出成吉思汗和成吉思汗的管理思想。成吉思汗能够把散落的蒙古部落统一起来并建立起强大的国家,离不开他的用人思想和军事思想。成吉思汗非常重视人才,高度信任他的部下,给他们以更大的发挥空间。成吉思汗对部下的能力了如指掌,知人善任,即使是当他们遇到困难战败或犯错误的时候,更多的是鼓励他们重新站起来,从而激起部下的归属感、责任感和积极性。现代管理者应学习他的用人思想,应树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理念,给员工们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参考文献:

  [1]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J].2008(3).

  [2] 青海省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M].民族出版社,2009.

  [3] 吴团英.草原文化的内涵、特征与基本精神[N].内蒙古日报,2006-10-27.

  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篇3

  关键词:传统文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212-02

  引言

  著名学者吴宓提出传统文化教育的价值在于“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生,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思修”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之一,在“思修”课的教育教学中以传统文化为切入点,有利于启发学生对树立何种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作更深入的思考,从而提高“思修”课的教育教学效果。

  一、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中的地位堪忧

  传统节日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一项关于“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列为法定假日,你怎么看?”的调查中发现[2]:74%的人持非常支持和比较支持的态度,但是这74%的大学生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因为它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重视这些节日。9%的大学生持不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而西洋节日如圣诞节、情人节等却在大学生中走俏。在传统文化的知识储备方面,有调查发现大学生对传统文化有较多了解的仅占7.6%,阅读过《诗经》的占10.4%,能完整背出古诗词或正确回答出作者的占38%,阅读过古典四大名著的占19%,阅读过《中国通史》的占13%[3]。总体来看,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具体内涵的理解程度不高、传统美德观念较淡薄、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

  至于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中缺失的原因,李宗云[4]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分析得全面而深刻,一是百年屈辱史和建国后的左倾错误造成的文化心理伤痛;二是市场经济、西方文化、网络传媒的负面影响;三是大学生的就业、学习、生活压力增大,相当一部分学生只关心跟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无暇顾及、学习和接受传统文化;四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过程中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忽视。

  一个强大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必然要有与之相配的伟大的民族文化。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任务,充分肯定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现代价值。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鲜明地把文化传承创新作为高等学校的重要职能,明确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作为优秀青年代表的大学生如果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和底蕴,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如何传承?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从何而来?所以,大学教育中理应重视对大学生传统文化素质的培养。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确切的提法,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概括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如高波[5]将其概括为利民济世精神、刚健有为精神和“公忠”精神;李宗云[4]将其概括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修养德性、与人协调,集体本位、天下为公。孙新新[6]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是“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合一”。接着,他又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凝练出具有传统特色的中华民族精神。一是理性精神,二是求实精神,三是发展的观点、自强不息和好学不倦的精神,四是注重道德、宗法的精神。这些精神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积累,被中华儿女一代代继承和弘扬,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尤其是“思修”课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应该将这些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三、“思修”课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融合

  “思修”课的主要内容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人生价值观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律意识与法律精神教育,这些内容可以很好地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在“思修”课中有意识地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使文化充分发挥影响人、塑造人的巨大作用,可以有效提高“思修”课的实效性。

  (一)爱国主义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民族精神的核心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爱国主义思想在中华民族的不同时代和历史时期,其内涵虽有所不同,但最根本的一条——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始终没有变。《礼记·礼运篇》中的所描述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理想,正表现出儒家思想家们关心国家民族的志向;宋代范仲淹几经沉浮、数遭贬谪,仍然秉承“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爱国情怀。直至近代,面对亘古未见的民族奇耻大辱,一代代仁人志士在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鼓舞下为民族独立与富强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奋斗。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爱国主义资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弘扬民族精神,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

  (二)和谐是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传统文化的核心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与核心精神。中国古代的主要思想学派,对和谐思想都有深刻的阐发。道家倡导合乎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儒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提倡“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法家主张对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正确定位,实现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和谐;墨家以“兼爱”、“非攻”作为其基本思想。和谐精神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为构建和谐文化所要培育的精神,一种以和谐的社会观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研究、吸收、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可以使大学生自觉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和谐相处,提高其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

  (三)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

  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篇4

  关键词:元素 传统文化 时尚 创新设计 形态

  1.引言

  2008年的流行元素是什么?想必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可否认,2008年奥运会所促就的传统文化发扬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难得的契机,但如何发扬,或者说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恰到好处地运用于产品或商业用途中,这对于每一个设计者而言都是值得深思的。很显然,传统文化不可全部照搬于世,因为传统的东西对现代人的眼光而言大多会显得陈旧与呆板。那么如何才能被时代所接受?简单地讲便是给它赋予现代的气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2.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在古代中国,我们的的祖先认为宇宙万物由金、木、水、火、土组成,称为“五行说”。当然,对现代而言这些早已不具有科学性,但这其中却最早提及了元素的说法。

  中国传统文化贯穿于理想与现实当中,其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而其包含的各种元素,便是代代相传的艺术文化。

  从文化的基本精神而言,艺术文化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因此,刚健有为、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观念虽然在过去广泛流传,但是实际上不能起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还表现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当然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精神为融和与自由。

  从具化出来的各种艺术形式这其中囊括了中国书法、篆刻印章、中国结、京戏脸谱、皮影、武术、文房四宝、乐器(笛子、二胡、鼓、古琴、琵琶等)、龙凤纹样(饕餮纹、如意纹、雷纹、回纹、巴纹)、对联、八卦等多种多样的传统文化元素,它们为进一步体现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而流传至今。作为一名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尤其是一名中国人,更有必要将这些艺术形式融入于设计当中,向世界展现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理念,展现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不是将它作为包袱成为影响发展的阻力。

  3.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产品创新设计

  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产品创新设计之中,以体现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理念,这更多地还需要一定的产品造型设计基础。

  3.1工业设计造型基础

  工业设计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造型,而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专家认为应该把基础造型与相关理论在工业设计领域中进行整合,并列为“形态学”。作为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无论外观还是完全意义的产品设计或其他相关设计,都必须解决包括形态、色彩、材料、空间等要素在内的基本造型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形态学是一切造型设计的基础,贯穿于造型活动的始终。

  “形”通常指事物外在的形状,“态”则是物体蕴含的神态。因此,形态就是物体“外形”与“神态”的结合。在我国古代便有“内心之动,形状于外”,“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等论述,指出了形与神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形离不开神的补充,神离不开神的阐述,无形而神则无,无神而形则晦,形与神之间不可分割。只有将形与神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对形态完整而科学的认识。可见,要使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创新设计之中,除了要有美的外形外,还需具备与之相匹配的“精神势态”――犹如历代中国书法家在创作时所追求的境界。

  产品的形态是产品表达信息的载体,工业设计师通常利用特有的造型语言(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有元素)进行产品的形态设计,借助产品的特有形态可以向外界传达设计师的思想与理念。消费者在选购产品时,也往往通过产品形态所表达出的某种信息来判断和衡量与其内心所希望的是否一致,并最终做出是否购买的决策。

  产品的形态是工业设计的最终结果,在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过程中应增强对立体形态的表达能力和创造能力,了解形态发展的必然性与永恒性,更加充分地认识和理解形态,有目的地将“神态”赋予“形式”之中。

  3.2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产品创新设计

  3.2.1设计理论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各民族不同种类的精湛的艺术作品蜚声世界,前辈们为我们遗留下了丰富的艺术财富,为我们学习设计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而且为我们的设计确定了正确的观念,这是传统艺术文化带给我们的巨大帮助。但是,在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传统文化也有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缺陷,比如传统图案在面对造型形态的空间处理、造型材料的运用、制作工艺的选择等方面没有理论解释,加上传统工艺美术多以艺人的手工操作作为主要的生产形式,这就决定了传统图案作为造型设计基础有着一定的弊端。而在克服这一困难的过程中,中国的联想公司就向世界展示了一项不菲的成果――这就是2008年奥运火炬的诞生。卷轴的造型外加祥云的纹案不仅使火炬具备了古朴典雅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更向世界展现了中国设计团队的特色设计理念或者观念,将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了形态之中。

  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比,一个明显差别便在于中国人重在用“谋”。中国文化多表现为直观的、类比的形象思维方式,总是用一种简约的、模糊的大、而笼统的寥寥数语将自然与社会一揽而括。其对创新理念的融合就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抑制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合、影响人们的创造力,又有可能在关键之处起到画龙点睛之妙用,这其中的蕴意则需具体而言了。

  以中国京剧脸谱艺术为例,众所周知,中国京剧脸谱艺术是广大戏曲爱好者非常喜爱的艺术门类,在国内外流行的范围相当广泛,已经被大家公认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识。

  脸谱是中国戏曲演员脸上的绘画,用于舞台演出时的化妆造型艺术。脸谱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三点:一、美与丑的矛盾统一;二、与角色的性格关系密切;三、其图案是程式化的。

  脸谱对于不同的行当,情况不一。“生”、“旦”面部化妆简单,略施脂粉,叫“俊扮”、“素面”、“洁面”。而“净行”与“丑行”面部绘画比较复杂,特别是净,都是重施油彩的,图案复杂,因此称“花脸”。戏曲中的脸谱,主要指净的面部绘画。

  根据描绘着色方式,脸谱可分为揉、勾、抹、破四种基本类型。

  揉脸:凝重威武,整色为主,加重五官纹理加以实现,是十分古老的脸谱形式。

  勾脸:色彩绚丽,图案丰富,复杂美丽,五彩缤纷,有的还贴金敷银,华丽无比。

  抹脸:浅色为多,以为涂粉于面,不以真面目示人,突出奸诈坏人之性。

  破脸:不对称脸,左右不一,形容面貌丑陋或意比反面角色。

  根据脸谱的图案排列,又把脸谱分为以下四种:

  整脸:最原始的脸谱形式,利用双眉把脸分为额和面两个部分的脸谱。

  三块瓦脸:在整脸的基础上再利用口鼻把面部分为左右的脸谱。

  花三块瓦脸:把三块瓦脸的分界边缘艺术化,加上各式图案的脸谱。

  碎脸:三块瓦脸的变种,其分界边缘花形极大,破坏了原有的轮廓。

  3.2.2设计实践

  以下以本人的设计实践为例,具体阐述将中国脸谱艺术融入产品设计的过程。

  在一套系列文具造型设计中,本人将中国京剧脸谱艺术与奥运文化融入了产品创新设计过程,其主题为“创意奥运――粹”。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粹”并非一个单纯的粹字。为了体现奥运与传统文化的创意主题,特将“粹”字中“卒”部上方的一点改为了奥运标志中的“京”的标志,这样既赋传统于奥运之中,又使奥运的主题在传统文化元素中得以体现。

  再次,根据系统的分析以及对人机工程学及材料工艺的考虑,我将京剧中的“生、旦、净、末、丑”五行依次赋予了“中性笔、圆珠笔、白板笔、油性笔、活动铅笔”五种不同种类的文具造型之中,使每支笔的形态融入京剧脸谱这一传统文化元素。在京剧中,每一行都有一个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角色,将代表性角色中的脸谱甚至动作、衣装等特色元素再进一步概括、抽象,最终便得到了符合每一行的特色造型。当然,我们不能将五支笔的造型改得面目全非,“笔”这一文具的特性以及原造型中的优点还是要保留的。具体如下:

  中性笔――武生,设计来源于《林冲夜奔》中的林冲;形态抽象,由武生跳跃动作概括而出,设计将笔杆稍微弯曲,杆底为皂鞋抽象。

  圆珠笔――青衣正旦,设计来源与《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整体拟人状,附以古代头饰点缀,但以通过抽象的艺术形态作为表达的依据。

  白板笔――净脸,设计来源于《铡美案》中的包拯;以包公脸谱的大面积黑色色调为构成单元,体现白板笔的结构形态;在笔帽的结构设计中充分体现包公脸谱的形态。

  油性笔――末脸,设计来源于《战宛城》中的典韦;重点由人物服饰抽象而来,笔身条纹着意表现典韦手持短戟时的武姿。

  活动铅笔――丑脸,设计来源于智取皇纲中的程咬金;丑的定义在于诙谐,而不仅仅在于跑龙套的小角色,他对故事的发展也起着关键的作用,所以,为了体现其身份与地位在故事中的作用,故以不对称的造型来特意刻画丑的角色,这也是我们在设计笔的造型中所要体现的。

  本系列文具以灰白色为基本色调,配合深黑色构成文具的主体色。奥运的五环标志:上面是蓝、黑、红环,下面是黄、绿环,整体造型为一个底部小的梯形。五环的蓝、黄、黑、绿、红分别代表欧洲、亚洲、非洲、澳洲和美洲,标志着五大洲和全世界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相聚一堂。因设计文具的主题为创意奥运,而且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故考虑将文具的五种笔的色彩搭配以奥运的五环色,以表达各个民族对和平的期望,并在此基础引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要素。

  京剧人物用色有红、紫、黑、白、蓝、绿、黄、老红、金等,这些色彩都是从人物自然肤色的夸张描写,发展为性格象征的寓意用色,故本系列文具配色不仅考虑奥运五环的色彩应用,还考虑传统戏曲色彩组合,并能够结合戏曲特定人物形象做文具色彩分区上的区别,为文具种类的易识别性提供区分标准。

  设计结果如下图的整体效果图所示。

  4.结束语

  以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产品创新设计中的应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索,如何在设计中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去不断地探索,如何确立具有中国特色而又不落后于时代的设计理念,对我们而言将会是一个机会,同时也是一个考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参考文献:

  [1]汤用彤,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论集.北京:东方出版社.

  [2]许思园.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3]张立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边守仁.产品创新设计.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5]汤军.工业设计造型基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篇5

  关键词: 传统文化 文化体系构建 当代价值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精神既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基本推动力,又是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本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文化精神指引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创造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国的民族精神。要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必须明确其拥有的基本精神。

  (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直贯穿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讫立与世界民族之林,历经磨难,数千年不倒的主要原因。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人民效仿日月星辰的刚健运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努力奋斗,这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民本精神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精神独树一帜,是国家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国家领导者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民本精神要求民为贵、君为轻,要求领导者坚持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民为邦本思想的外在延伸。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三)人文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人自身的道德修养,主张通过自身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重视社会礼仪,重视社会道德,要求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与和睦相处。正是这种人文精神创造了中华民族坚韧、勤俭、救国、进取等美德。

  (四)和与中的精神

  这种精神要求坚持中庸之道,肯定事物发展的多样性,要有海纳百川的气概,促进不同事物的共同发展。这种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能够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求同存异,维护集体的利益,进而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路径

  (一)加强传承方式的建设

  传承方式在传承路径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做好传承路径的建设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其传承方式具有如下几种:(1)当代民间传承,包括师徒传承、家庭传承等,这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间传承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民间传承的方式存在一定限制,因此必须加以改变,如实现民间传承与现代方式的互补,发挥其文化传承的作用[1];(2)学校传承,具有稳定性、完整性的特点,但是其文化传承的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如文化传承中缺乏一定的系统性、连贯性,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考试环节设计中涉猎过少等。为此可以采取强化措施,发挥学校传承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根据学校的类型、地区特点选择不同的传承方式,在进行文化传承中坚持与时俱进,注重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结合等。

  (二)建设文化传承的保障体系

  保障体系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实现对文化传承内容的保护,而文化传承保障体系涉及各个方面内容,包括认知、政策、法规等,为此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文化传承认识,正确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深化对文化传承的规律的认识;其次要完善文化传承的法律法规,完善相关保护制度,如名村、名居等。完善传承人保护法规,保证文化传承的经费供给;最后是激发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共同制定文化传承的具体措施,树立文化传承典型,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传承氛围。

  (三)借鉴国内外优秀的文化传承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传承工作开展较早,经过多年探讨,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文化传承的经验,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例如法国在1840年就颁布了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法以促进文化传承,如《历史古迹法》、《景观保护法》等[2]。二战后,法国又通过了一系列遗产保护法。统计数据表明,法国政府直接管理的文化遗产不足6%,其中一半以上由私人管理。法国又设立了遗产保护区,目前保护区已经多到100多处并免费向公众开放,这种保护手段无疑会促进法国传统文化的传承[3]。再如国内的台湾地区,实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修建博物馆、成立民间艺术团等,这些措施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马克思思想为基本指导思想,其基本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的社会理想,精髓是爱国主义精神,其核心是改革创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过程中,爱国主义、改革创新等都来源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其提供精神指导。

  (二)促进中国人民精神家园建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悠悠五千年的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是建立既有的文化的传承的基础上的。如果否定传统文化,人为地阻断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则会造成中国人民传统文化的缺失,中国人民精神家园的缺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遗产,是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为保障中国人民精神家园的建设,也必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具有多样性的属性,文化要素的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高,目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西方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我国的文化产业则刚刚处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不高,统计资料表明,2014年中国文化产业进展国民经济的18.4%。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文化产业的需求不断增长。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歌舞、医药、工艺等均可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均可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石。

  (四)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中华民族认知的基础,是海内外及海峡两岸统一的基石。只有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华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基石。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必须根植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否则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仅是昙花一现。当代,要想实现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必须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展现民族风格,展现民族气派,体现民族特色,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基本需求和发展的基石。

  国际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多元的文化及文化价值观不断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出新挑战,正在改变我们的三观。为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必须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发挥其当代的价值观,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袁溧,余应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研究[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5,2(4):129-131.

  [2]刘雪静,贾佳.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J].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1(2):53-55.

  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篇6

  关键词:传统文化 城镇化进程 保护措施

  传统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保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没有文化的继承,就没有文化的积累。从传统习俗等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延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化的继承性。传统建筑(建筑)被称为凝固的艺术。中国古建筑以其独特的结构体系、优美的艺术造型、丰富的艺术装饰,在世界建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在这里,我想从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方面对人产生的重要作用来探究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如何保护和传承好它,而不是从传统文化具体的某方面来阐述。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丰富博大的有机整体。它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我们这里仅从宏观总体上揭示以下三点:

  1.源远流长

  华夏大地是人类起源地之一。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发展最早的一个国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5000年之久,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我国近年来的重要出土文物解答了许多历史之谜,证明以往的一些历史结论应当改写。

  2.影响深远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在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升华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自立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维护独立统一的精神支柱。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对于鼓舞民族团结奋斗,提高人民的思想境界,推动社会进步,都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物质经济力量贫弱,中华民族多遭磨难,甚至几临倾覆厄运,民族精神在民族凝聚力中的地位越发突出起来,民族精神的凝聚作用的覆盖面尤其广泛。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有着超时代的影响。而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即指导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

  1.重视人格修养,强调重德精神

  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重视道德自觉和人格完美是重要内涵之一。这可称为“崇德”思想。孔子高度重视道德价值。他主张,人们在寻求物质生活的同时,应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人生诸种需要中一种最高层次的需要。

  2.注重现实生活,强调务实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是人类封建文化中宗教色彩最淡,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最浓的文化,这有助于务实精神的发展。中国人历来重视实际,讲求实用,追求事功,而轻浮华,贬空谈,鄙玄虚,表现了黜玄想而务实际的民族精神。中国古代的伦理政治,抑制了宗教的泛滥。中国人重视现世,要求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不讲“来世”,不追求死后的“极乐世界”。儒家对厌弃人生追求来世的有鬼论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立发展,使之成为人类封建时展水平最高、贡献最大的文化。

  3.提倡刚健有为,强调自强精神

  刚健有为思想源于孔子,到战国时代的《周易大传》已见成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以说,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集中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朝气蓬勃、努力向上的顽强生命力,表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反抗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完善自我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勤劳节俭美德。

  因此,我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做好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必须坚持或做到:

  3.1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共党要领导并长期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党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特别是要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建设。党要坚持并完善科学执政方式,健全民主集中制,推动党在推进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上的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党要积极制定并颁行有利于推动传统文化保护与复兴的意见和决定。

  3.2政府要积极引导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加大财政投入,培养能够传承传统文化的人和民间团体。要制定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复兴战略,扎实稳步推进战略决策的落实。要加强立法,提高立法的质量,运用法律手段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行政效率,彻底扫除制约传统文化保护与复兴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等瓶颈。要坚决打击假借传统文化之名宣传封建、资本主义落后意识的人和组织,及时向人民群众释清保护与复兴传统文化的原因和意义。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向海外人民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3.3全社会要形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荣的观念,坚持了解传统文化,自觉抵制西方落后思想和意识的侵蚀。要积极宣传传统文化,提升传统文化的知名度和认可率。要自觉学习并推广、传播传统文化,坚持用传统文化约束自己的行为,切实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在市场经济中,积极在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产品上消费,提升传统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要延长传统文化的产业链条,对传统文化要深加工、细加工,扩大其市场份额。要不断丰富传统文化的内涵,坚持发展创新,坚持与时俱进。

  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篇7

  关键词:传统文化 影视创作 关系

  绪论

  “中国梦”是同志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构想,它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化是一种精神纽带和价值导向,是推进社会不断前进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充分表明:文化强盛是一个民族强盛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之根,是人们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也是影视艺术创作的支撑和影视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传统文化为当代影视创作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当代影视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因此,深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价值,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影视创作的关系,对于影视创作更好地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服务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刚健有为,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总则;“天人合一,和谐共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释、教、佛法等多家思想的交相辉映,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讲道德的文化体系,不但对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作用,而且使我们民族的一切共同信念与气节都从这里产生。

  2.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影视艺术创作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构成艺术作品艺术价值的基本因素,是艺术创作最基本的价值追求。真正的艺术都是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任何艺术创作,实质上都是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在传播文化。所以,影视艺术创作必须以传统文化为依托,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成果,从中发掘符合中国人审美意象的题材和精神价值元素与影视艺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让中国当代影视艺术创作基建于中国传统文化,使当代影视艺术焕发出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只有这样,中国的影视艺术创作才能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才能真正打动、激励每一个中国人为实现民族振兴,构建和谐社会而奋斗。 所以,影视创作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就必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为当代影视创作提供精神滋养和丰富的材料资源;当代影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载体;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2.1.中国传统文化为当代影视创作提供精神滋养

  中国传统文化以“刚健有为,厚德载物”作为文化精神的总则;以“天人合一,和谐共生”作为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刚健精神”和“和谐思想”当然就是当代影视创作的永恒的主题。

  2.1.1.“刚健精神”是中国当代影视创作中最具表现力和生命力的母题

  “刚健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信念的总体概括。影视艺术是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因此,影视艺术只有呈现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才能给民众以精神动力、智慧支持、思想启迪和心灵慰籍;才能站在时代的前沿,回应社会变革的激荡,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和人民奋进的号角。这是时代对影视艺术提出的基本要求。所以,“刚健精神”必然成为中国当代影视创作最具表现力和生命力的母题。多年来,中国影视创作把“刚健精神”作为影视创作主题,通过艺术再现不同历史时期的英雄人物,使当代影视艺术显示出了独具魅力的审美价值,形成了一种以刚健,崇高,悲壮为主格调的美学风格。如《董成瑞》、《黄继光》、《南征北战》、《林海雪原》:《中国命运的决战》、《延安颂》、《孙中山》、《闯关东》、《暗算》、《敌营十八年》、《潜伏》、《司马迁》、《林则徐》、《孔子》、《詹天佑》、《杨家将》等许许多多影视作品。无论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传纪性的影视剧,还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文献性的影视剧都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天行健”而自强不息的主体意识,强烈的社会性的人文意识,以及“天人合一”的超越意识和血浓于水的民族凝聚力融入影视艺术,引导观众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灵魂的诗意栖居,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1.2.“和谐思想”是当代影视创作的思想源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价值观念,它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 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成为当代影视创作的思想源泉。深层次地影响着当代影视创作。 在中国影视艺术创作中以“和谐思想”融入创作的成功作品不仅占有相当数量,而且深得人心。如电视剧《渴望》、《咱爸咱妈》以平实的百姓生活为视角,表现了一种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如《金婚》、《大哥》、《大姐》、《媳妇》、《亲兄热弟》、《老大的幸福生活》、《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老娘泪》、《我的丑娘》等一系列作品,无论是批判、反思还是现代解读,都是浓郁的“和谐思想”的呈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共生”思想融入当代影视创作,开掘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当代艺术创作的艺术表达的多重路径,不仅是中国当代影视艺术创作规律的题内应有之义,同时也是影视艺术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

  2.2.中国传统文化为当代影视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资源

  中华民族用五千年的历史,以自己的聪慧和才情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独特的艺术形态。从温柔敦厚的《诗经》吟唱,到迂回曲折的“小说”流传。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影视事业发展最为肥沃的土壤,为中国影视人进行民族原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是其他外来文化无法掠夺和复制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资本,是中华儿女铸就伟大民族文化精神的文化宝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神话传说、历史文献、诗词歌赋、小说戏剧、哲学宗教都为当代影视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资源。

  结论

  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篇8

  1.1丰富的人文精神

  在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素质的过程中,借鉴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丰富教学素材,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满足学生求学愿望和拓宽视野。①培养实事求是的精神。先秦儒家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人论世,反对生而知之;法家反对“前识”,注重“参验”,强调实行,推崇事功;道家主张“知人”、“自知”“、析万物之理”。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表现,学生在学习中潜移默化地吸收其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并塑造自己。②崇尚理性的精神。这种精神有无神论的含义,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主张个体的感情、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一致。强烈主张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这就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根本精神之一。③酷爱自由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欲得天下,必得民心;欲得民心,必须善教”。这首先表现为人民的一种酷爱自由和反抗精神。总结以上就闪烁着实事求是、崇向理性、好学不倦、酷爱自由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1.2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传统文化基本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它既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又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是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精神,熏陶学生,积极面对挫折,勇敢面对现实的勇气。

  2传统文化是丰富的教育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也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教育资源,竞争激烈改革开放深入的今天,它不仅丰富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而且提高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

  2.1有利于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和坚定的人生信念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道德修养。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将对大学生的思想、认识、价值观行为模式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可以造就具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新一代大学生。可以树立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天下为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把“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作为基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比如文天祥就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佳话。爱国历来被看做是“大节”,“这种情操培养了中国人的正义感和是非感,形成精忠爱国的浩然正气和民族气节,也正是这种文化基因代代流传,”可以形成古为今用的道德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标准很多,比如孝、仁等,强调对父母、前辈的尊重;以“仁”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准则,“己欲立而立人,己豁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塑造坚强的个人形象。“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自尊心,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一生。培养“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和科学教育方法。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具体体现在“仁”(德)、“知”(智)&l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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