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十篇

　　新闻传播学篇1

　　一、加强传播学教学理念和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思想认识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

　　新闻传播学篇2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闻传播学篇3

　　1、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角色、责任与效能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一新提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构建和谐社会”也成为新闻学界在论述媒介角色、责任与效能的时新话语。

　　有的研究者对应关于和谐社会的特点，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大众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应该是民主法治的推动者、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氛围的营造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念的传播者。还有的研究者指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媒体应该凸现“建设性”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性”较之过去的提法更具时代气息，而“以人为本”则意味着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交流平台，顺应价值观多元化的多中心社会[1]。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做了辩证解析：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掩盖问题、报喜不报忧。正视并揭示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不和谐因素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行不悖。不能将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理解为可以回避甚至掩盖社会的某些不和谐因素。大众媒体掩盖社会矛盾或许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营造出表面和谐的景象，但只有正视矛盾才能长治久安，实现真正的和谐。“和谐”归根到底是媒体、民众和政府三者互动的结果[2]。

　　2、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热点新闻引发的思考

　　2005年，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的话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年内的几起新闻事件不仅带来了有关这一话题的热闹言说，研究者也希望能借着这些问题在伦理争论之后达到共识，形成可操作的新闻职业规范。

　　事件之一是老艺术家孙道临要求付费采访，引发新闻业界、学界关于付费采访是非的讨论。付费采访在我国体育和娱乐报道领域已经出现。赞成付费采访的人多认为：既然报纸要靠信息卖钱，那么被采访对象因为提供了信息而应该获得一定的报偿。反对一方则认为，如果简单地把商业化原则推及到新闻采访，可能会使社会形成“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钱收买”的观念，破坏公益性原则。在正反方并不激烈的交锋中，一个较为中立的看法逐渐成为主导，即在某些情况下，付费采访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有底线。明显涉及公众利益的，被采访对象不能提出付费请求，而媒体付费垄断公共信息的新闻采访权则属恶意竞争，应受到谴责[3]。

　　事件之二是厦门《东南晚报》记者柳涛在雨中等待近一小时抓拍骑车人摔倒，引发了人们对于记者职业行为边界的思考。最初赞成和批评的网上观点几乎一半对一半，后来批评意见上升。研究者认为，救人第一、拍摄第二应是摄影记者的不二法则。当事的记者编辑对一个骑车人摔倒本身不当回事的冷漠心态需要警醒。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位记者具有很高的新闻敏感，他作为普通公民没有义务站在风雨交加的马路上提醒路人当心水坑[4]。这种观点忘记了记者背后是拥有话语权的大众媒体。对大众传媒从业者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乃是出于权责对等的考量，而不是道德上的“苛责”。2005年6月13日，中国记协和新闻局召开进一步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座谈会，会上对于一些记者见义勇为行为的表彰实际上也再次申明了“助人”先于“采访”的职业道德准则[5]。

　　事件之三是美国新闻界年内先后爆出的“古兰经风波”、“深喉事件”和“特工门事件”，这些事件都涉及到新闻报道中匿名信源的使用。匿名信源有助于记者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确保人民的知情权；但滥用匿名信源则可能导致传媒公信力下降，甚至出现丑闻，例如《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就炮制了多篇使用匿名信源的假新闻。记者履行隐匿权还可能引发司法纠纷。解决办法一是制定匿名信源的使用规范，如编辑部高层掌握信源、不把匿名信源作为唯一消息来源等；二是在司法公正和记者保密特权之间进行权衡。如何使用匿名信源，发达国家的新闻界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我国在匿名信源问题上的主要问题，是记者捏造匿名新闻来源或在新闻来源方面以保密为由故弄玄虚，这与发达国家出现的隐匿权问题的性质和背景差别较大[6]。

　　3、新闻与法治：权利冲突与权界限定

　　知情权是记者采访权的基础，然而新闻传播的特点与维护公民的隐私权存在矛盾冲突。在知情权、言论自由和公民的隐私权保护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是近百年来一些立法者、法官以及有关学者孜孜不倦的工作。有人认为，出于社会进步的宏观考虑，言论自由权应该有逻辑上的先在地位；也有人认为，隐私权常在现实中处于弱势因而更需要法律的保护[7]。言论自由的权利止于隐私权开始之处的提法已经得到公认，关键是这条划分起始的界限是否足够清晰合理。2005年在中国外交部和欧盟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欧人权对话研讨会·表达自由”会议上，以下观点得到认同：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不能是含糊的法律，含糊的法律因为没有提供公平的警告而使无辜者落入圈套[8]。

　　随着新闻会制度的推广和完善，“知情权”成为2005年新闻法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05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宣布灾害性事件伤亡的人数将不再是国家机密，应通过媒体及时公布；12月，国务院新闻办表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将努力在第一时间。然而，仍有一些官员把掌握的信息当成特权，把信息分配资格化、身份化和等级化。因而，用法的形式确定知情权的清晰内涵是十分必要的。有学者认为，知情权应包括政治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自我知情权三个方面的内容[9]。

　　4、媒介内容：我们会娱乐致死吗？

　　对媒介内容过度娱乐化的担心在学界早已出现，2004年《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崔永元炮轰电视庸俗化》和《电视为什么不能庸俗化》标志着这一讨论已经从专业问题扩大为一个公共性话题。2005年一些电视娱乐节目如《超级女声》的空前火爆，为正反双方都提供了足够的“论据”，于是对于媒介内容娱乐化以及带来的相关问题，引发了传媒业界、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大讨论。

　　在捞去许多“泡沫”之后人们发现，因为对娱乐化、庸俗、低俗等核心词汇的理解不同而导致的看似激烈的争论，其实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对抗。相形之下，学术界的文章显得冷静些。不少研究者认为，在整个社会加速向市场转型的宏观语境中，主流政治文化的强势地位下降，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娱乐节目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合理性。从90年代初的综艺热到时下的游戏热、真人秀，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赞同这一转向，而是应该在正视这一转向的前提下审慎诠释“娱乐”的内涵和本性，不要把娱乐误解为“愚乐”[10]。

　　在我国特定的背景下，媒介内容的“娱乐化”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进步”意味，然而在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尼尔·波茨曼看来，电视的娱乐文化最终会把人类拖向深渊。波茨曼出版于20年前的著作《娱乐致死》2004年被引介到中国后获得较大关注。波茨曼认为，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倾向将带来社会智力的集体下降，人们甘心被娱乐，甘心被电视掏空，仅仅为了获得一种纵的快乐[11]。我们会如波茨曼所预言的那样，踏上“娱乐致死”的不归路吗？这个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场简单的是非辩论而成为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终极追问。

　　5、危机传播：渐入成熟应对之道

　　2003年以来，在学术界对海啸、矿难、松花江水污染等危机事件的处理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危机传播已经成为国内发展最为迅速的传播研究领域之一。如果说，两年前的危机传播理论还停留在“谣言止于公开”的呼吁上，那么2005年的危机传播已经进入详尽分析危机信息流障碍和总结危机事件传播规律的阶段。

　　有研究者在对比了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馅”事件的不同处理后指出，肯德基的“自责”与南京冠生园的“逃避责任”、肯德基的“转移视线”与南京冠生园的“无所作为”、肯德基的“补偿”与南京冠生园的“否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鲜明的是肯德基在爆出“苏丹红”事件后只用三个星期就渡过了危机，而有80多年历史的南京冠生园在发生“旧馅”问题半年后就黯然破产[12]。随着交往频率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危机事件显然再也不能用“捂”和“堵”的老办法来处理了。如何应对危机事件，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传播，成为媒体、政府、企业以及各级组织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松花江水污染的危机传播分析，研究者指出：前期危机识别信息公布得不充分，错失了进行危机早期干预和处理的良机；后期在危机应对信息上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又直接影响了管理者和危机信息传播者的信誉。通过分析这一个案，“外松内紧”、“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反面文章正面做”等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和媒体在处理危机事件时普遍遵循的潜规则，显然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危机事件中制约信息有效流动的主要障碍[13]。

　　6、政治传播：法治化的管理观念在先

　　随着发言人制度在各级政府的推广，“新闻执政”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口号。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各级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是中国宣传体制上的一大进步，这标志着政府由宣传控制者向信息提供者的转变[14]。然而，由于某些政府部门的观念转变没有跟上实践的发展，他们在扮演信息提供者角色时还多少有些不情愿，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有的研究者认为知情权的法源在我国宪法中很丰富，但长期以来新闻工作归口管理，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和工作部署并非依据法律来办事，民众自身也缺乏向权力部门依法索取信息的权利意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立和推广，显然向建设“阳光政府”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但要把好的制度真正落在实处，还必须有观念上的深刻认识作为保障。新闻制度代表着政府公开、透明和负责的承诺，它是政府的义务，不是权力部门对民众的恩赐，更不是制造或诱导舆论的“权谋”[15]。

　　除了新闻发言人这个热点话题外，2005年关于政府形象传播的文章也较多。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传播不同于其他传播，它不追求商业上的盈利，但追求政治意见的有效传达和正确灌输；不强求表面的顺从，但却着力于理想的引导和内心的控制、人心的归向。通过传播恰到好处的展示政府的作为，是现代社会政府改变公众认知和评价态度的最重要的手段。在“政府行为+对政府行为的解释=政府形象传播”的框架中，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唯一的，但解释政府行为的主体却是多元的。当非常态状况出现时，成熟的政府应该竭力避免让其他主体代替自己做不恰当的解释。而要成功扮演好解释者的角色，政府必须提高自己的解释能力。从单方面的强调宣传到对政府形象传播进行学理分析，这种转变本身也彰显出我国政治传播研究正在逐渐走向理性[16]。

　　7、公信力研究：扩展基础理论研究

　　公信力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但对这个核心概念的界定缺乏较为一致的认识，而概念的含混影响研究的深度。2005年复旦三位学者发表的《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采用了由梅耶建构的媒介公信力指标测量体系，认为媒介公信力应该包含公平、无偏见、报道完整、正确和可信赖五个标准。在全国性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指出，中国受众对大众传媒公信力的整体评价不高，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公信力水平都没有达到“良好”。研究者们还认为，媒介公信力实际是受众对媒介的主观评价，受众接触传媒的频率和时间对公信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则与传媒公信力成负相关[17]。

　　中国人民大学承担媒介公信力研究课题的研究者，在2005年发表了课题的部分研究报告。他们发现，受众对传媒的内容偏好与公信力的评价是两个问题。受众可能会很喜欢某些传媒内容，但对其公信力的评价却不高。如一些娱乐新闻，人们对这些内容没有公信力的要求，只要好看好玩就行。因此，研究者提出，公信力对于不同类型的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严肃的时政类媒体来说，公信力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收视率或阅读率，而对于娱乐类的媒体来说，公信力不是决定它市场好坏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它们的公信力跌出公众所能承受的“阀值”，也会影响到它们的市场份额[18]。一南一北两地学者尽管在研究思路和视角上有所不同，但他们的严谨治学态度，使得媒介公信力研究的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

　　8、跨文化传播：碰撞中各得其所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媒介自身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应对跨国媒介巨头的挑战、如何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不丧失本土文化的特色等等问题，继续在2005年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前些年讨论跨国媒体与信息安全的文章相比，这年的研究结论显然乐观了许多。

　　有的研究者认为，学会宽容和接纳他种文化，是现代人具备的基本素质。有了这种眼光，就会发现，异质文化不仅不是一种要被现代化“化”掉的东西，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资源。只要主流文化保持着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民族特点，大众性文化消费的趋同并不意味着不同民族在文化价值和信念认同的同质化。有的研究者以印度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开放天空”政策为例，说明该国舆论担心印度文化会被美国文化蚕食没有成为现实。无论是公营还是民营的印度广播电视，反而都在竞争的压力下逐步壮大了。印度的电视屏幕不仅没有被美国化，反倒是一些境外的广电传媒在大力寻求印度本土文化的包装，以适应当地居民的口味[19]。有的研究者指出，“文化帝国主义”一词正悄悄地被“跨文化传播”所取代，词汇变换的背后折射出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微妙变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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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本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有了新的认识和更多的自信。当然，就交流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例如，美国国旗向来是时尚促销者爱用的符号，麦当娜能穿着红色内裤、军靴，披着美国国旗呼吁人们去投票。但在亚洲国家，国旗、国徽、国歌普遍被视为神圣的象征，不得随意使用[21]。近年来几大9、传媒教育：媒介素养与改革新闻教育

　　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在2004年被重新提出后，继续成为2005年传媒教育领域讨论最集中的话题。有的研究者在详细梳理了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渊源及其演进过程后发现，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媒介素养理论的提出，有感于培养公众媒介批评精神的必要，而我国学界提出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看重的是传媒知识的普及和如何教育公众正确使用传媒[22]。实用目的和批判精神的不同诉求，导致了中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同面貌。尽管有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在当今环境下培养学生的媒介批判精神更具有现实意义，但从现在多数研究文章的立意来看，实用目的仍是主要追求。2005年内，又较多的研究文章谈到在少数民族、农民群体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认为这样的教育可以提高这些人群对媒介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们在传媒舞台上的弱势地位[23]。

　　2005年出现了较多的关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文章。理论落后于实践、轻视新闻伦理学习以及知识面狭窄等问题，成为近年来急速膨胀的新闻院系必须正视的“瓶颈”。年内还有不少研究者潜心分析了境外的新闻教育模式，以期能给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走向带来一点启示[24]。

　　10、新媒介研究：从分类到集聚

　　近年来新媒介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学术界使用新名词的速度。2004年还风光无限的“第五媒体”转眼间成了“过气明星”，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和手机报等“新贵”。随着各种媒介之间的技术界限被打破，媒介融合式发展的速度数倍于从前的替代式发展，让习惯于对每一种媒介的传播特性进行分类研究的学术界有些措手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重要的不是给新的媒介形态贴标签，而是讨论新的传播形式对人类原有的交往关系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有研究者分析了互联网上不同的沟通方式，指出电子邮件和ICQ偏重于个人性，BBS偏重于公开性，而现在流行的“博客”（Blog）则是这两者的结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比较理想的“公共领域”[25]。一位研究者分析了网上一个著名的民间论坛“肝胆相照”，认为它通过特定符号建构起来的网上家园，确实给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创造了一个平等、亲切和友爱的人际交往空间。尽管还有诸多局限，但对在冷酷的现实世界中饱受歧视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们来说，这个虚拟而温暖的网络空间已经显得格外珍贵了[26]。

　　小结：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纵观2005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深入的学术交流和碰撞不多，但对一些学术问题的局部回应可以不时看到；大部分文章仍只是在陈述事实和“回顾”观点，但运用科学方法提出有力论据的论文比往年有所增多。这年的研究话题较往年相对集中，更加注重引证规范。这年内，不少研究者还对当前制约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存在的“钱稿交易”现象、国内发表新闻传播学术论文的门槛过低、研究体制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了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不够规范，而规范的研究、共同的学术话语则是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对话的前提[27]。

　　注释：

　　[1]陈力丹：《论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电视研究》，2005年第6期；符建湘、周宇：《建设和谐社会的媒介责任及其效能解读》，《新闻界》，2005年第4期

　　[2]丁柏铨：《理性认识传媒处理社会不和谐问题上的误区》，《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6期；李双龙、王婷婷：《信息传播与构建和谐社会——评述2005中国传播学论坛的几个热点话题》，《新闻大学》，2005年第3期

　　[3]钟继红：《付费采访的是非曲直》，《传媒观察》，2005年第8期；范明献：《付费采访的是与非》，《新闻界》，2005年第2期

　　[4]吴新文：《超越道德苛求与道德放纵——由“抓拍骑车人摔倒”事件说开去》，《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陈力丹、胡森林：《记者职业行为的边界何在？——“抓拍骑车人摔倒”事件引发的思考》，《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

　　[5]本刊记者：《新闻界有太多见义勇为的热血记者——进一步加强职业道德座谈会综述》，《中国记者》，2005年第7期

　　[6]吴非、胡逢瑛：《美国政府与记者对消息来源保密权利之争——以“深喉”及“特工门”事件为例》，《新闻记者》，2005年第8期；费扬生：《隐匿权·新闻真实·审判公正》，《当代传播》，2005年第6期

　　[7]林爱珺：《新闻传播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8]丹尼尔·西蒙斯：《对言论自由的可允许限制》，《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4期

　　[9]刘建明：《关于公众知情权的深度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5期

　　[10]刘阳：《电视娱乐节目媚俗化现象探因》，《当代传播》，2005年第5期；贾秀清：《“娱乐”:从功能到本体——电视节目类型构成要素分析》，《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11]李晓云：《被娱乐的大多数》，《新闻界》，2005年第5期

　　[12]吴瑛：《危机传播需要的是什么？——对比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陷”事件的处理》，《新闻记者》，2005年第9期

　　[13]陈俊妮：《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信息流障碍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6期

　　[14]清华大学政府发言人制度课题组：《新闻与新闻执政的紧迫性》，《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15]胡华涛：《新闻制度化构建种的立法问题——中西新闻公开立法原则精神的对比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6]李永刚：《政府形象建设的政治学思考》，智识学术网2005年5月24日；刘小燕：《政府形象传播系统结构解析》，《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7]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8]张洪忠：《“刻度”和“阀门”：公信力对不同类型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新闻记者》，2005年第12期

　　[19]云德：《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王辰瑶：《论印度电视体制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5期

　　[20]汪明香：《从“文化帝国主义”到“跨文化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1]霍志坚、夏盼：《广告跨国传播中的文化对话与冲突》，《当代传播》，2005年第4期

　　[22]李秀云：《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思想萌芽的阐发》，《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23]李苓、李红涛：《媒介素养：考察农民与媒体关系的一种视野》，《新闻界》，2005年第3期；林晓华：《论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教育》，《新闻界》，2005年第3期

　　[24]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如何发展——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的启示》，《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

　　[25]庞大力：《传播学角度的博客研究》，《当代传播》，2005年第2期；郑达威：《信源扩张与网络公共领域现状》，《当代传播》，2005年第3期

　　新闻传播学篇4

　　关键词：文学叙事新闻语言文学语言文学手法

　　一文学叙事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伴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于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了新新主义，强调用小说的笔调来写新闻故事，这深刻地影响着新闻报道方式，“为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与写作手法，在报道方式上人为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强调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虽然新新闻学重点突出的是主观色彩，其诸多理论与方法也不能承担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似乎不符合“新闻”真实、客观的要求，但新新闻主义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准确、更真实地向受众反映事实，传递信息。

　　我国的新闻工作者也特别重视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与创新，穆青先生就提倡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新闻，萧乾先生曾自谦地说过：“纵观我一生，可说是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

　　今天，用文学的叙事手法写的新闻稿、小说化的新闻、散文化的新闻等多种形式已屡见不鲜。“各报的记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实话实说’的新闻借助文学的手法去‘实话巧说’，使之更为深刻、精致、感人并富有文采，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南方周末》向来以深度报道为特长,其中经常能够看到记者作为一个叙事者，深入事件中心去探询真相。在故事叙事过程中，往往会借用各种文学的叙事方法，比如文首设置诸多悬念，为了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大量使用直接引语，通语言来凸现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活动。文章也一般遵循着发现矛盾、冲突，寻找原因，最后如何去化解矛盾、冲突这条轨迹发展下去。

　　二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一致性

　　从语言学角度来衡量，文学语言与新闻语言具有同一性。两者都具有语言的一般特征，都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文字表述。作为新闻写作的主角，也有可能同时成为创作文学作品的主角，兼有新闻写作主角和文学创作主角的双重身份。

　　在讲到语言的运用时，对语言的要求普遍认为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从新闻的功能上看，新闻要“传递信息沟通情况”，所以“新闻语言必须要准确，概念明确，论断正确，就是要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情况，报道事实，描写人物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说一是一，是二就说二”。同样，文学语言也必须准确。它的准确是艺术意义上的准确，就像福楼拜说的那样“我们不论要描写什么事物，要把它表现出来，只能用唯一的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唯一的动词；要赋予他性质，只有唯一的形容词，我们要苦心探索，非找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可，仅仅找到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相似词千万不要满足，更不可以因为搜索困难随便使用一个来搪塞了事”。

　　鲜明性也是所有文体的共同要求。新闻媒体是社会的嘹望哨，媒体应通过那些新近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有典型意义的和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报道，使用生动鲜明的语言去维护公众的切身利益和疏导群众的情绪。而文学语言的鲜明性，则主要表现在形象和意境的创造上。

　　生动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切叙事性作品具有艺术魅力的基本特征。新闻语言的生动要求使用典型、准确、简洁、具体的语言，而且不断地从事件背后提供出尽可能多的价值和材料，而从挖掘新闻事实本身所包含的生动因素，也能反映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新闻是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文学语言的生动，主要表现在细腻描写客观事物时，以合理的想象联想和夸张来抒发主观情感。

　　三新闻中运用的文学手法

　　适当运用文学表现手法是增强新闻可读性的根本途径。新闻几乎对所有的文学表现手法（虚构除外）都可采取“拿来主义”，但最应当掌握以至运用纯熟的是描写、对话、议论三种。

　　新闻尤其是消息，要不要有描写，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但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种种束缚已成共识，描写已被广泛采用。恰当运用描写，可以把新闻写得生动形象、富有文采。其主要作用有：能够再现环境，创造气氛，引人入胜；它可以用实景代虚言，剔去空洞无物的陈述，增添新闻的形象美；它可以托物寓意，形成含蓄的意境。

　　新闻（主要指消息）中的描写是从属服务于导语的整体设计的，它必须把新闻的五要素容纳进去，描写的本身必须同时是对新闻事实的报道，或者是对新闻事实不可少的衬托。需要注意的是，新闻中的描写不在多，而在准；不在细，而在精。好的描写着墨不多，三五个字，几个词组，一两个短语，让读者略有所感便戛然而止。

　　在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篇佳作中，有不少正是以娴熟的对话艺术赢得了读者。看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题材，是应该予以采纳的一种方法。新闻中的对话，是交代情节、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展现新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时代精神，深化新闻主题的有效方法。

　　新闻中要掌握的议论，一般为直接议论和间接议论两大类。前者就是对新闻所传播的事实，直接进行阐述、评论，指明意义，揭示本质；后者则是通过第三者之口，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和见解。不论哪一种，运用得当，均能收到“缩尺成寸，一语中的”的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1]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2]曾月华：《谈谈新闻与文学的“杂交”优势》，《新闻与成才》，2002年第7期。

　　[3]李元授、白丁：《新闻语言学》，新华出版社，2001版。

　　新闻传播学篇5

　　论文摘要：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使之适应现实、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的关键首先是转换观照模式、强化当代性、将文化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引入到教学中来；其次是增加教学手段的技术含量，实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逻辑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从而它从“挠头的课程”变为“受欢迎的课程”。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在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变迁多重关联的同时探讨新闻传播界人物与时代命运的结合，它致力于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引人社会史视角不仅使裁闻传播史学课程的逻辑线条更为严谨可信，并且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新闻传播学篇6

　　关键词：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创新模式 一、以学生为主体，“课上课下”深度融合

　　（一）以行业前沿动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过去“填鸭式”的单向性授课方式已不再适应当前的教学实际。应当以学生为主体，对其进行启发性、互动性的教学，在强调知识建构自主性的同时，注重构建建师生互为主体的教学关系，即师生之间形成双向、交往、理解的关系。因此，增强教与学的粘合、互动与理解，充分引导、挖掘、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能动性，对学生专业学习的培养和创新实践能力的提高十分重要。

　　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是实践操作的基础，是学生实践创新的源泉。新闻传播学院建立学生学理论研究会，开设了“荟文有约”“荟文讲坛”等主题活动，邀请学界、业界一线人员做讲座，让学生了解行业前沿动态，拓宽专业视野，进而对自我有一个全新的审视，对行业和职业有一个全新的定位，并根据行业及职业需求进行自我学习的调整，从而大大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此外，学院积极鼓励和组织学生申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及学生学理论课题立项，项目期间均有科研导师对学生进行指导。近五年，部级、省级和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均有学生申报成功。

　　（二）第二课堂：做“专业”的志愿服务

　　新闻传播实务课程在教学方式上除了学习基本的理论知识外，更重视实践操作环节，突出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的有机融合，课堂上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开辟专业时间的第二课堂对于学生提升专业素质十分必要。

　　结合学生志愿服务意识和精神培养，新闻传播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定期组织学生走进清滨小学开展别具特色的第二课堂志愿服务活动，学生充分发挥专业特长，结合播音发声、新闻写作等专业知识，对小学生进行口才、写作等方面的训练。不仅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而且建立了与该小学的长期志愿服务，培养了学生奉献精神与服务意识。该项目还连续两年成功申报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的希望工程星光行动项目。除了志愿活动“专业”化外，学院学生通过考核进入校史馆担当解说员或者进入校有线广播台担任记者、主持人，既锻炼了自身的新闻采访能力、增强了播音主持技巧、提升了仪容仪表等，还培养了学生爱岗爱校的服务意识，将大学生履行社会责任的正能量传递下去。

　　二、以专业为依托，打造品牌学生活动

　　就业形势的不断严峻和社会需求的不断提高，要求大学生在校期间要不断完善自我，实现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为了引导学生全方位发展，提供优质学生活动平台，新闻传播学院坚持以专业为依托，创新学生活动形式，打造与专业相适应的品牌学生活动。

　　（一）广告学――黑龙江大学广告创意文化节

　　2002年创办的黑龙江大学广告创意文化节是东北三省高校创办最早的广告节。它最初只是学院广告学专业的学生凭借对专业的热爱而举办的，而这一办就是14年。每年一届的广告节为学生提供了展示自己或团队创意的平台，在学院的支持、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热情参与下，其影响已从黑龙江大学扩展到省内各主要高校，其独特的创意和文化也吸引了世界顶级广告公司的目光，让拥有激情的“创意先锋”们得到业界的认可。

　　现如今，黑龙江大学广告创意文化节已经成为了包含启动仪式、策略单宣讲会、广告创意大赛、饕餮之夜、专场招聘会、学术讲座、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等多个环节的品牌活动，为广告学专业学生及爱广告、有创意、想表达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能力、提升素质、了解行业的良好平台。

　　（二）广播电视编导――朗诵节/青春诗会/微电影展映会

　　为了扩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专业课外延，提升广播电视编导学生实践操作技能，学院近年来打造了多个与之相适应的专业活动――2013年的户外朗诵、2014年的朗诵大赛、2015年的“五四”青春诗会和已经连续举办4年的微电影展映会。

　　朗诵大赛和户外朗诵成为学生走出课堂实践的新舞台。朗诵节期间，以系主任、专业教师组成的导师团队，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专业教师结合电视节目主持、文体播音等课程对学生进行专业训练，并邀请黑龙江人民广播电视台的播音员、主持人与专业教师共同担任评委。户外朗诵这种自由、无拘束的新型竞赛形式，使学生以更加轻松的状态进行表达，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专业素质，更为学生将专业知识转化成专业实践搭建了平台。

　　微电影展映会作为专业课《电视摄像》与《非线性编辑》的考核环节，也成为了每年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所期待的一次机会。在微电影展映会上，学生分组拍摄的微电影将面向全体专业师生展播。而这些微电影全部都是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编、自导、自演，自行完成后期制作的。通过微电影展映会的形式，学生锻炼了自己的策划、统筹、编剧、拍摄、剪辑和表演等方面的能力，也让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实践教学有了更好的落脚点。

　　（三）传播学――网络新媒体平台

　　新闻传播学院现拥有拉片室、录音室等多个专业实验室和演播厅，学生坚持内容为王，借助新技术，利用专业平台，将所学、所想付诸实践，使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教学最大程度的结合。

　　学院借助网络与新媒体技术，以及传播学专业网络与新媒体的培养侧重，创办黑龙江省高校首个以学院为单位的微信公众平台――黑大新传播学院。在微信公众平台中，突出体现学院特色的新媒体、校友、映像、学院微电影团队等特色板块构成，及时更新学院学生会、青协、理研学生组织、创业团队的动态。此外，在研究生实践教学层面，学院组建硕导团队，由青年硕士生导师带领研究生团队创办了“黑大新闻传播研究”，传递学界动态、学院教师、研究生科研成果以及学术论坛信息等；广告文化创意节组委会也创建了“黑龙江大学广告创意文化节”，日常更新广告行业前沿，广告文化节期间推送活动重要信息等。这三个不同角度的微信平台，学院微信平台申请了创业教育学院的创新实验室课题立项。“黑大新闻传播学院”公众号已连续推送1 029期（截至2016年11月22日），3 500余人次关注量，单篇阅读量超2 000次（需要更新数据），取得了较好的反响。这正是专业课教学中的“内容为王”创作理念的真实体现，也是学生网络与新媒体理论与技术活学活用的实践成果。

　　（四）新闻学――主题摄影比赛/“老梁”新闻评论人才实验班

　　针对于新闻学专业新闻摄影的实践教学要求，学院已经连续3年举办了“我与图书馆合个影”主题摄影比赛，以赛促学，以学助赛。在“我与图书馆合个影”主题摄影比赛中，学生用镜头记录自己在图书馆学习、与图书馆“亲密接触”的精彩瞬间。这不仅有利于打造优良学风，更有益于提高学生的新闻摄影技术。

　　2014年，新闻传播学院92届毕业生，著名媒体评论人、出版人梁宏达（老梁）回到母校，为在校的学弟、学妹带来讲座的同时，还捐献了“老梁”新闻评论人才基金，设立“老梁优秀新闻人才培养基金”，以培养优秀的传媒人才为目标，以激励广大新闻传播学院学生勤奋学习为目的。学院也于2016年4月份完成了首期“老梁新闻评论班”学员的选拔工作并开始了专门学习。学院将充分发挥其在新闻评论学界和业界的优势对评论班学员进行重点培养，努力打造媒介融合时代下的有竞争力的传媒人才。

　　三、以校企合作为契机，校内校外联动共赢

　　（一）实习基地：建立订单式培养计划

　　实习基地是学生检验专业学习的练兵场，专业的实习平台不仅使学生的专业能力得到迅速提升，而且对学生顺利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学院应积极建立与优秀企业的合作，为学生就业保驾护航。

　　目前学院已经与国内排名前十的广告创意企业中的3家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签署实习基地的合同，每年选派学生去北京、上海实习，考核合格的可进入公司工作，提供专业的实习基地为专业优秀的学生搭建了良好的就业平台。其中，2014年北京电通公司推出实习生项目“小鬼计划”，在全国高校选拔39名学生参加训练营，其中11名来自黑龙江大学广告学专业学生被录取，占比近30%。

　　（二）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与技能：拓展就业新渠道

　　新闻传播学篇7

　　关键词 新闻传播学 学生 媒介角色

　　迈入21世纪后，新闻学与传播学由于其研究主体新闻传播活动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虽然新闻传播学在我国仍属于较为年轻的学科，但目前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学习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的在校学生成为了建设中国新闻事业的生力军和后备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这些在读的学生为“准”新闻人。

　　作为“准”新闻人，这些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对于新闻价值取向、媒介角色认知、新闻社会功能等这些新闻专业命题的认识不仅关乎以后新闻报道的风格和内涵，也会影响未来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

　　其实，自从Johnstone、Slawski与Bow-

　　man在1976年出版分析新闻人员的经典著作《新闻人员：美国新闻人员与他们的工作之社会描绘》后，新闻人员研究就成为了新闻学者重视的研究课题①。其中，在国内较有代表性的是罗文辉、陈韬文、潘忠党、李金铨等以港台学者为主的研究人员，他们在2004年合作出版的《变迁中的大陆、香港、台湾新闻人员》一书中，第一次比较了香港、大陆和台湾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观差异。

　　一、研究方法

　　鉴于广州暨南大学是一所面向海内外的侨校，就读学生除广东省籍外，还有来自内地其他省份和港澳台地区的学生，调查对象涉及面较为广泛。可以作为一份样本，对了解他们对媒介角色的认知起到一点帮助。

　　在专业设置上，暨南大学对于新闻传播学的专业设置较为齐全，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等专业和传媒经济学方向；此外，人才培养体系涵盖本科、科学学位硕士、专业学位硕士以及博士、博士后。因此本次调查的问卷主要选择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放。

　　本次调查共派发问卷400份，回收370份，回收率为92.5%；有效问卷为364份，有效样本比例为98.39%。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其中，男性占21.4%，女性占77%。受教育状态方面，本科在读占49.2%，硕士在读占48.1%，博士在读占0.8%。专业分布较集中于新闻学占41.4%，广播电视学占16.5%，传播学占7.6%，广告学占6.5%，编辑出版学占3.5%，其他新闻传播类（主要指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占22.4%。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问卷中考察新闻媒介社会功能所使用的量表，借鉴了罗文辉和陈韬文等学者针对台湾、香港和大陆新闻从业者调查时所使用的量表②，并在此量表基础上作出了符合实际需要的改动。一是，原量表中“成为市民的喉舌”改动为“为民发声，反映民意”，因为在中国大陆地区，关于“喉舌”普遍认同的说法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无“市民喉舌”一说，因此替换成了与此同意的其他说法，以免引起调查对象理解的歧义。二是，罗文辉和陈韬文使用的是5个等级的李克特量表，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对媒介角色的认知情况，本研究采用的是4个等级的李克特量表，删除了“中立”选项。

　　1、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的媒介角色认知

　　数据显示（见表1），总体上，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都认同量表中媒介所应承担的18种角色。其中，学生们最看重的媒介角色首先是“推动社会改革”（mean=3.44），其次是“迅速地为大众提供新的信息”和“对复杂的问题提供分析与解释”（mean=3.43），再次是“对政府政策作出解释”（mean=3.41）。相比之下，他们最不看重的媒介角色依次是“为市民提供娱乐和休闲”（mean=3.04），“报道最大多数市民感兴趣的新闻”（mean=3.11）和“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知识与文化”（mean=3.12）。

　　由此可见，在读学生偏向认同分析解释、报道事实和提供信息的媒介角色，学生们较为接受媒介“宣传者”的角色，媒介功能定位于替党和政府向人民传达和解释政策，辅助政策的开展和实施。相对来说，质疑批评者的角色较弱，知识文化和娱乐的提供者角色最弱。

　　本研究与罗文辉和陈韬文对大陆记者的调查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他们的研究发现，受访大陆新闻人员认为最重要的三种媒介角色依序为“迅速地为大众提供新的信息”（mean=4.63），“帮助民众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mean=4.48），“依据事实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mean=4.46）；最不看重的三种媒介角色依序为“质疑并批评工商界的言行”（mean=2.96），“质疑并批评政府官员的言行”（mean=3.05），“质疑并批评企业的言行”（mean=3.10）③。

　　从中可以看出，以“90后”为主体的高校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与“60后”、“70后”、“80后”的新闻从业者对媒介角色认知的重要性先后次序不尽相同。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涉及成长环境、学习经历、工作经历等不同因素，这有待以后通过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进行更进一步探究和验证。

　　对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的媒介角色各子项进行归类，可分成五类：第一个因素由质疑企业言行、质疑社会团体、质疑政府言行3个子项建构成“批评与质疑”（mean=3.23，SD=1.49，Cronbach´salpha=.93），指新闻媒介和政府及企业呈现相对对立关系，具有批评与监督的功能；引导公众舆论、实现权力监督、为民发声、推动社会改革和声援社会弱势团体5个子项构成第二个因素“鼓吹民意”（mean=3.37，SD=1.19，Cronbach´s alpha=.87），指媒介应扮演引导民意、推动社会改革、声援社会弱势团体与实行权力监督的角色；子项包括迅速提供信息、依据事实报道和阻止流言散播，形成第三个因素“资讯散布”（mean=3.40，SD=1.00，Cronbach’s alpha=.83），指新闻媒介报道新闻时应以中立客观的立场，公正报道新闻，并尽力查证事实；第四个因素由解释政府政策、帮助了解政策、讨论形成政策、提供分析解释4个子项构成“解释政府政策”（mean=3.39，SD=1.02，Cronbach’s alpha=.89），指对政府的政策提出解释，帮助民众了解；最后一个因素“文化与娱乐”（mean=3.09，SD=1.21，Cronbach’s alpha=.85）由提供娱乐休闲、提升知识与文化、报道最多公众感兴趣的新闻组成，指媒介应提升民众的文化水准，并提供娱乐和休闲。

　　结果显示，对五种媒介角色因子的认知排序中，受到系统理论化教育的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最为认同的是“资讯散布”角色，对新闻报道社会功能的期待和自觉是以真实、客观、准确记录和传播新闻消息为基础的。在这一点上，“准”新闻人跟一线新闻从业者并无差别，罗文辉和陈韬文的研究发现大陆新闻人员认为最重要的媒介角色同样是“资讯散布”（mean=4.46）④。可见，大众传媒传播消息资讯的基础功能获得了大家的一致重视。

　　其次，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比较看重的是“解释政府政策”；再次是“鼓吹民意”；与媒介认知各子项相一致，“批评与质疑”角色较弱，最不看重的媒介角色是“文化与娱乐”。

　　2、影响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媒介角色认知的因素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检测性别对五种媒介角色认知的差异。由表2可见，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性别之间对“资讯散布”和“解释政府政策”两种媒介角色的认知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鼓吹民意”、“批评与质疑”和“文化与娱乐”三种角色认知上存在较大差异。

　　可见，基于男女生在大学专业学习上使用的教材理论大同小异、老师的理念具有一致的方向性、全国的学习环境大致相同等情况，对于媒介作为传播信息的基本功能，以及媒体在我国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定位等这些事实，学生们都具有相同的认识。

　　而导致学生们在其他三种媒介角色认知上差异的因素则有待通过深度访谈、焦点小组等质化方法进一步深入考察。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检测受教育状态对五种媒介角色的认知差异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见表3），本科在读的学生和硕士在读（含博士）的研究生对五种媒介角色的认知上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个人受教育状态对媒介角色认知没有显著预测力。学生们并未长期参与到新闻岗位的一线工作，他们的媒介角色观不因学习年限的长短而产生不同。

　　三、结论与探讨

　　研究结果显示，在五种媒介角色分类认知中，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最为认同的是“资讯散布”角色，最不看重的是“文化与娱乐”。具体而言，学生们最看重的媒介角色首先是“推动社会改革”，其次是“迅速地为大众提供新的信息”和“对复杂的问题提供分析与解释”，再次是“对政府的政策作出解释”。最不看重的媒介角色依次是“为市民提供娱乐和休闲”、“报道最大多数市民感兴趣的新闻”和“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知识与文化”。

　　在探究人口因素对于是否影响媒介角色认知上，研究发现性别对“资讯散布”和“解释政府政策”两种媒介角色的认知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对“鼓吹民意”、“批评与质疑”和“文化与娱乐”三种角色认知呈现显著性。本科在读和硕士在读的受教育状态不对媒介角色的认识产生显著差异。

　　“90后”的新闻学生以及未来的“00后”都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在当今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期，更加不能忽视新媒体对他们的影响。因此，今后关于媒介角色的研究，要特别引入互联网、新媒体等技术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罗文辉、陈韬文：《变迁中的大陆、香港、台湾新闻人员》[M].台湾巨流图书公司.2004：305-307、187-188

　　新闻传播学篇8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2-0140-02

　　开展双语教学是我国高校在教学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早在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就明确要求各高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传媒业对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培养越来越多的既懂专业，又掌握外语，既有国际视野，又了解中外社会与文化的高水平复合型新闻人才，这就促使我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的教学进行相应的双语教学改革与探索。

　　一、目前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问题

　　（一）教学观念上存在偏差

　　目前，一些高校的教师对双语教学的认识不够准确，仅仅认为用英语来上课，或授课过程中使用了英语就是双语教学，这种认识使教师的双语教学多流于形式，或者是把课堂教学的重点放在词义解释、翻译分析英语句子上。而双语教学其实质是一种学科教学，不是语言教学，更不是翻译教学，是以教授内容为主体的教学[1]。虽然双语教学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提高学生英语能力的作用，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双语教学中英语并不是我们学习的主要目的，而是我们的工具，通过这一工具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才是双语教学的主要任务。

　　（二）师资力量比较薄弱

　　双语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水平。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效果，需要我们有一支既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了解新闻传播学发展研究的前沿知识和动态，又精通英语能看懂英语原著和相关资料，并能流利地用英语进行沟通，传授专业知识的教师队伍。目前，我国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师资队伍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缺口。大多数院校的教师的都是专业知识具备，而英语能力欠缺，这一现状使双语教学的推广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三）学生的英语水平不均衡

　　学生英语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双语教学的效果。我国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和教学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学生的素质和基础也存在差异。高校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即使在同一个班级的学生，大家的基础知识、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和英语水平也会有较大的差别。在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划分中，由于学生的招生类别不同，学生的英语基础和水平也存在差别。例如播音与主持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按艺术类进行招生，学生的英语基础与新闻传播学其他专业相比相对较弱，学生英语水平不均衡的情况势必影响双语教学的效果。

　　（四）教材资源匮乏

　　教材是教学的基本工具，使用合适的教材是双语教学的关键环节。国家教育部在2001年10月召开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提出，提倡编写、引进和使用先进的原版教材。在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中，大多数学者主张使用原版教材。如毛家五、张文锋认为双语教学必须使用原版英文教材，没有原版教材双语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2]。引进英文原版教材有很多优点，信息量大，逻辑性强，案例丰富，语言纯正，能让学生在原汁原味的语言环境中接触专业知识，能开阔国际视野，了解知识前沿。但原版教材也有诸多不足之处，比如专业词汇多，篇幅长，阅读难度大，编写体例与国内教材出入较大，案例多以西方为背景，缺少中国案例，而且费用较高，所以使用原版教材开展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在实践中，还存在较大的困难。同时由我国学者编写的能够满足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需要的知识体系完善，学科思维新颖，案例丰富的教材尚未出现。

　　（五）教学方式落后

　　在双语教学中，教学方法的单调乏味也会降低教学效果。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中，很多教师使用传统的板书+口述的授课方式，不辅以生动的多媒体课件，不注意通过课堂讨论、提问等方式进行有效的师生互动，来吸引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由于语言的原因，学生本就兴趣较低，注意力容易分散。这种以教师为中心、填鸭式、满堂灌的授课方式，无疑会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降低，达不到预期的授课效果，常常事倍功半。

　　二、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对策

　　（一）选择正确的教学模式

　　关于双语教学的教学模式，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黄艳春认为，可以分为三种：维持型、过渡型和浸入型。维持型：一直保持着双语教学几乎同等地使用；过渡型：从母语多外语少过渡到外语多母语少，直至几乎不用母语；浸入型：几乎从一开始就完全采用外语而几乎根本不用母语[3]。三种教学模式实施的难易程度是有差别的、对学生和教师要求也不一样。维持型对师生外语水平要求最低，过渡型要求较高、浸入型要求最高。不同高校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采用适合的教学模式。例如，在外语教学方面有明显优势、生源外语水平突出的外语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科教学可采用浸入型教学模式，其他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可采用对师生英语要求相对较低的过渡型、维持型。这三种教学模式，不同的院校、专业或同一专业的不同年级，甚至同一门课程的不同阶段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二）建设师资队伍

　　较强的师资力量是双语教学的保证。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师资队伍建设可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引进专业领域的留学归国人员，这是双语教学最理想的师资。他们熟悉教学内容，有最新的专业知识，了解西方的教学理念，而且可以克服语言的障碍进行知识传授。

　　二是挑选教师队伍中英语基础好的教师进行培训，并定期总结，交流经验。有条件的院校可派教师到国外进行学习和培训。

　　三是激励教师在实践中提高双语教学能力，根据教师英语水平，分层次培养和使用。英语水平高的教师可安排在高年级进行浸入型教学，英语水平次之的进行过渡型教学，英语水平一般的可在低年级进行维持型教学。在教中学，在学中教，各尽所能，共同提高。

　　（三）提高学生外语水平

　　提高学生外语水平是促进双语教学的重要途径。在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中要注意为学生营造一个英语学习氛围和环境。结合学科特点组织各种活动、比赛，如英语播音主持、英语配音、英语诗歌朗诵、英语稿件采编等比赛，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培养对英语的兴趣。在学校的校园网站、广播站等传媒平台中多为学生播放英语新闻、英语电视节目和欧美电影等原汁原味的视音频资料，使学生在学习、休闲、娱乐中不断提高英语水平。

　　（四）分层次使用教材

　　高校双语教学的教材选用上，目前有三种普遍的作法：一是使用中文版教材；二是使用国内学者在原版教材基础上编写的英文教材，这部分教材包含有汉英对照的内容；三是采用国外的原版教材[4]。在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中，对教材的使用不应“一刀切”，而应根据师生英语程度、课程、专业、年级等各种因素，分别采用。例如，在大一阶段，学生专业知识储备较少，可采用中文版教材，授课中对概念、案例等用英语讲解。大二阶段可采用原版教材基础上编写的英文教材，汉英对照的方式，有助学生进一步了解掌握专业知识，提高英语能力。大三、大四阶段可采用国外原版教材，因为经过前两年的学习积累，学生在专业知识、外语能力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对原版教材的接受能力也更强。

　　（五）丰富课堂教学手段

　　双语教学中由于使用学生并不熟悉的语言进行授课，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容易分散，所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听课的积极性尤为重要。这要求教师在双语教学过程中要采用丰富灵活的教学方法。首先，采用互动教学法，启发式教学，课堂上提出问题，组织小组讨论，加强师生互动。其次，采用研讲教学法，课下给学生布置研究课题，让学生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搜集相关知识归纳整理，进行思考研究，并在课堂上讲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第三，要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充分发挥图片、声音、视频等的声画效果，克服单纯依靠板书或静态课件的枯燥感。第四，利用情景模拟法教学，对于新闻传播业务方面的课程，可让学生扮演身份，模拟现场场景，提高学生的专业语言交流能力。教学方法上要不断创新，灵活运用，优化教学效果。

　　双语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它适应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是我国高校教学改革重要措施和发展方向。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要根据高校的办学层次、培养目标、师资力量、学生素质等实际情况采用分层次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实事求是、循序渐进，不断探索和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复合型新闻人才。

　　参考文献：

　　[1] 王丽丽.高等院校双语教学的现状与对策[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2）.

　　[2] 毛家武，张文锋.地方高校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探索[J].采写编，2011（5）.

　　新闻传播学篇9

　　关键词：媒介；新闻传播教育；社会学；人才培养

　　新闻传播学在1997年被确定为一级学科[1]，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已有460多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人，每年的毕业生人数达3万多人[2]。这种“超常规发展”势头似乎是对中国蓬勃发展的传媒市场的一种积极回应：为市场培养、输送人才。现实并非如此，近几年来，学界出现了大量对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问题、矛盾的讨论。这些讨论是在数字技术的应用和网络传播发展的大背景下，讨论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学科设置、教育理念中的问题，落脚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和市场需求不匹配[3][4][5]。本文无意于罗列此前学界的一些声音，而是基于目前的研究和教育实践，尝试阐发一种新的趋势，即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的社会学转向，它既是趋势，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解决路径，增强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科学”分量，推动教育研究的多视角和多元化。

　　一、寻径：西方新闻传播教育

　　国外新闻传播教育模式有欧洲或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与我国相反，英国先有传播学后有新闻学，英国高校对新闻系和传播系的区分较严格，培养目标不同：新闻学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而传播学研究传播效果，“传媒研究从来就是社会学家的事业”[6]。英国高校很少专门开设新闻传播院系，多从属于社会科学类、社会学院、人文艺术类等院系；专业设置秉持“统合主义”理念，强调学科交叉，如与人文、艺术、社会学等学科统合，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同时吸收传统优势学科的知识底蕴[7][8]。美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同步发展，学科界限不清晰，学界一般将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分为纯粹职业化教育模式和强调通识理论教育模式，前者观点是“最好的学习新闻与广告的方法是实践”，课程设置的目标是“确保操作与理论的合作关系”，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后者认为“职业培训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新闻学要想在研究型大学立足，必须将自身定位于社会科学”，在其课程设置中，新闻传播方面的课程只占1/4，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课程占3/4[9][10]。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第二种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日本新闻传播教育是在新闻传播实践中进行，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承担了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学校教育主要以学理教育为主，与业界保持距离，学术研究应被置于教育目标首位。然而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对大众传媒的要求提高，对新闻传播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培养模式受到冲击。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日本首个培养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机构——日本早稻田大学新闻学院（J-School）正式成立，以培养高度专业化职业化记者为目标，但在提高职业性教育的同时，保持社会科学知识储备，批判性思维培养等传统教育理念[10][11][12]。西方新闻传播教育有各种的特色，也不乏共性：注重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体素养教育；重视人文素质、社会科学基础教育，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联系紧密，许多学校的新闻传播学设置在社会学院或社会学系下；教育模式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模式[13][14]。

　　二、辟源：社会学视角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西方，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创立，创立至今，涌现出涂尔干、韦伯、马克思、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一批思想大家。社会学根本问题是“社会何以可能”，在这一问题引导下，衍生出：个体与社会、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行动等关系探究。社会学的视域广泛，从关注国家与社会、社会秩序的宏观结构主义视角，到关注家庭、社会制度、社会网络的中观组织和网络视角，再到微观的社会互动视角，而且微观社会互动的研究成为新趋势。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如线性模式、控制论模式等传播结构理论，魔弹论、第三人效果理论等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均基于“传者—受众”的单向传播形式，近年来，新媒体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单向传播模式。从本质上来看，沟通即社会互动，自媒体上的社会互动不同于传统的线下在场互动。互动频率和方式的变化，都要求新闻传播理论有新的视域和面向，而社会互动的研究正是社会学创立至今一以贯之，且理论成果显著的领域，运用社会学的符号互动理论解释传播者的行为、运用社会网络理论阐述新型社交网络关系是新的趋势而且大有所为。

　　三、趋势与可能：汲取社会学营养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统媒体受到冲击，新闻生产的流程也发生很大变化，由“流程化”转向“一体化”，发展出“融合新闻”；受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影响，“受众”概念弱化，普通公民既是受者，也是传播者；媒体用户对媒介产品的阅读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方面是快阅读，一方面却是对报道深度和广度的追求。以上因素引发了各类媒体在争夺用户上的竞争，更对媒体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新闻传播人才最重要的培养场所，我国高校开始尝试做出调整。过去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中普遍存在“技术至上主义”问题，通过单纯的媒介知识教育以培养应用型人才，这种教育模式下的学生视野狭隘，往往只关注技术，而忽视媒介与社会、使用媒介的人之间的关系，无法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改变教育理念的改革随之而来[2]。2013年，在对国内18家高校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