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范文

栏目：人物资讯时间：2023-07-10

　　自然环境篇1

　　关于17～19世纪中国气候变迁对农业经济的影响，龚高法、张丕远、倪根金、陈家其、邹逸麟、周翔鹤、米红、王业键、黄莹珏等都曾作过深入的研究[3]。他们指出，明清时期中国气候变化有全球变化的背景，也有自身的特点。从全球范围看，人类文明史主要发生在欧亚等大陆冰川消退后的冰后期。而冰后期中，冷暖、干湿亦不断在交替变化。他们多引用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成果[4]，认为中国近5000年(相当于冰后期后半期)的冷暖变化经历了4次温暖期和寒冷期。

　　大约在15～19世纪中叶，中国进入与欧洲小冰期相当的所谓明清“小冰期”[5]。明清小冰期也有不同的冷暖时段，周翔鹤、米红将竺可桢之说归纳为4次冷期和3次暖期。

　　可知，明代仅嘉靖隆庆年间(或许还包括万历初年)较为温暖，其余大部分时间寒冷，万历末年、天启、崇祯年间尤其寒冷；清代则顺治与康熙年代特别冷；雍正、乾隆、嘉庆较为温暖，晚清又转为寒冷。

　　气候对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影响重大。欧洲小冰期里，英伦三岛、北欧、东欧、俄罗斯都出现了谷物欠收、饥荒、放弃耕作、舍弃村庄、人口严重减少的迹象。清代的情况也是一样。据研究，气候寒冷期影响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农作物的生产与产量。周翔鹤、米红认为，对水稻而言，冷害有3种类型：1.延迟型冷害。由于温度偏低，作物生育期延长，秋季霜前不能成熟，遂受其害而减产。2.障碍型冷害。作物在小穗分化和发育期对低温最敏感，如此时受到低温危害，则会造成小穗不育，甚至绝产[6]。3.混合型冷害。夏季持续低温可能导致以上两种类型并发，造成大幅度减产。明清，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最冷期中，水稻不但容易遭受霜冻和冷害，同时夏季较凉的气候，也减低了稻米的产量。他们依从主要粮食作物稻谷及关系粮食亩产、总产、总供给量的多熟耕作制指出，依明清时稻米在粮食供给中的地位最为重要（明代水稻占粮食总产量的70％，晚清早熟稻占稻米产量至少一半），麦子其次。早熟稻通过稻麦轮作、双季稻以及对边缘土地的利用来提高粮食总产量。如果稻谷生产(特别是早熟稻)受到损害，将危及粮食总供给。[7]陈家其、沈小英等亦从气候变化对多熟耕作制的影响指出，明末以前热量条件较为充裕，太湖流域双季稻的发展比较稳定，粮食产量较高；明末以后气候变得寒冷，双季稻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粮食大幅度减产。[8]夏明方亦指出，晚清气候变冷，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非常明显。如长江北岸的怀宁县，道光以前水稻“宜早晚二季，第刈早稻种晚稻，正大暑节土膏发育之时，农人争天时，一刻千金，率晨刈昼犁而夜种之……家人不足给事，皆于外乡雇老农并力及时以事晚稻焉”，道光以后“地质大异，每种晚稻，收入犹不足偿耕耨之费，是以皆易早晚二季为中迟一季”[9]。周翔鹤、米红还指出，除粮食外，严寒和粮食减产引起的饲料不足，使得耕畜越冬困难，人畜被冻死的记载时有所见。他们进而认为，明清之际寒冷期间农作物产量下降，耕畜死于严寒，农业经济萎缩，抑制了人口再生产。雍正、乾隆以后，气温逐渐转暖，粮食产量上升，人口再生产上升。这说明，何炳棣以早熟稻和甘薯、玉米推广使明清以来中国人口一直上升的论断应该进一步探讨。因为按何炳棣观点推演的结果是：假如粮食生产遭到重大挫折，将导致人口的大幅度下降。事实上，农业不能摆脱自然条件的约束，人口上升的态势将因自然条件的变化出现曲折（有时可能是非常大的曲折），很难是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

　　自然环境篇2

　　地球形成至今已有数十亿年。全球变化按照其自然发展变化规律，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由无生物的太古代到有原始生物的元古代，再到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遵循着由量变的积累达到质变，也即沿着渐变与突变相互交替变化发展着。[1]地质科学证明，在如此漫长的发展变化中，地球经历了三次气候变冷的大冰期。它们是震旦纪大冰期、晚古生代大冰期和第四纪大冰期。因为人类是在第四纪大冰期中由类人猿在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争中，逐步学会制造工具与使用工具而转变为猿人、古人、新人、现代人的，所以第四纪大冰期的全球变化研究对人类便显得更为重要。[2]加之人类从自然中诞生以后，在利用自然过程中便对自然加以干扰，甚至破坏，全球变化也就更加复杂化了。

　　二、人类对全球自然环境变化的干扰

　　生产力的步步提高，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也加大着人类对自然的干扰，尤其是世界人口已猛增到58亿，森林大量被砍伐，草原过量被放牧，沙漠化日益在扩大，动植物种类在灭绝，优美的环境遭破坏，地球上的灾害愈来愈多，山崩地裂、火山地震、狂风暴雨、水旱灾害……在地球上各个地方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使全人类不得不共同发起“国际减灾年”来对付，这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1.全球重负人“祸”为首问题

　　地球面临的所谓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粮食不足和人口爆炸五大挑战，核心是人口问题。人口猛增必然造成生物圈负荷的加重，引发生态危机。地球承载人口必有一个最佳限度，而且人的个体消费指数愈高，人口总量的极限就会愈少，人对环境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必然得到自然惩罚，但在时间因素链上具有滞后性，往往是父辈作孽，子孙遭殃。人口的过快增长，人对自然资源的需要量增大，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负载能力，打破了系统的稳定性、有序性，生态系统就丧失了和环境交换物质、能量的能力，必然产生全球性负向变化，增多了全球自然灾害的机会。增大了对生态系统的冲击和压力，使人类生存空间显得愈来愈拥挤。近年来发生的许多不利于人类和生物生存的全球变化，既有天灾，人“祸”为首。

　　2.完整的臭氧层产生空洞问题

　　位于大气圈中平流层里的臭氧层，能吸收太阳辐射中有害生命机体的紫外线，从而保护了地球上生物的生存与发展。然而，近几十年来，在平流层中飞行的超音速喷气式巨型飞机数量大增，它们排出的硝酸盐和硫酸盐同臭氧化合，消耗了大气中含量不多的臭氧。加之，还有各类化合物产生的氟氯甲烷、四氯化碳等释放物，被紫外线照射变为破坏臭氧的催化剂，已使完整的臭氧层遭到了破坏，产生空洞。有的科学家估计，人类释放的上述物质，已使臭氧减少了3%，长此以往，预计到2050年，可能导致臭氧减少10%。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则将产生危及全球的人类和生物界的重大问题。

　　3.大面积酸雨沉降问题

　　二氧化硫是污染大气的元凶。它在阳光、水汽、微尘的作用下，生成硫酸或硫酸盐的微粒，飘荡在空中，遇到风雨下降，就被冲洗下来，形成酸雨雪。加之，氮氧化合物在阳光、水汽、微尘的作用下所产生的硝酸和碳酸盐，同样会使雨雪变酸，它们的生成都与燃烧石油、煤炭矿物等燃料有关，是当前的一种严重污染物，已几乎为害整个地球。

　　4.生态系统失调的问题

　　全球性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对生物圈产生着很大影响。例如，自从消灭害虫十分有效的有机氯类杀虫剂使用以来，这种不易分解的农药可能通过食物链的传递，在生物体内积累，使人和其他一些生物受害。如此下去，生态系统将遭到严重破环。另外，地球上辐射能量的增加，也会对生物界造成巨大的危害，可使人类遗传功能受到无法恢复的损伤，也使生物遗传发生突变等全球性重大问题。

　　5.全球性气候变暖问题

　　对流层中所含的二氧化碳气体，对大气起保温作用。所以，大气周围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多少会影响大气圈的能量平衡过程。世界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燃烧矿物燃料的数量急剧增加，进入大气圈中的二氧化碳气体也随之剧增，这势必引起全球性的气候异常变化。大气圈的能量平衡比较脆弱，气温只要有少许改变，尤其是位于沿海之滨的大城市如上海、伦敦等其损失更将惨重，带来更大的灾难。所以，减少矿物燃料的燃烧，广植森林，保持大气圈的能量平衡是一个全球环境的重大问题，非一国一邦所能办到的，这仍是一个人为全球变化问题，已到了非采取有效措施不可的时候了。

　　三、环境与资源问题

　　环境与资源问题由来已久。人类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改造者，人类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运用自己的智慧，从环境中索取资源，并把这些资源通过自己的劳动变为财富，供自己享用。但由于早期人类认识能力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在改造环境和过度消耗资源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意料不到的后果，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资源的浪费。好在那时人口尚少，生产力水平尚低，造成的破坏还是局部的，尚未达到全球性的规模。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城市成为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尤其是到产业革命后，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生产力大大提高，使发达的城市和工业区、工矿企业排出的废弃物污染环境事件不断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力突飞猛进，社会财富增加，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许多工业发达国家普遍产生现代工业发展带来的范围更大、情况更加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与资源问题已发展成为全球性重大问题。到了人所共识的非联合治理而解决不了的时候了，到了共同提出与实施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时候了。

　　四、可持续和谐发展

　　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由来已久，丰收不忘歉收，勤俭治国，细水长流。绝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寅吃卯粮。但作为当代明确提出的科学术语，是在1980年发表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WCS），其目的在于把资源保护与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不再是单纯的为保护而保护。稍后是1983年11月成立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经过对世界各地的广泛调查与有关人士讨论，于1987年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名为“我们的共同未来”（OurCommandFuture）的报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报告之中。它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过去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影响，而我们现在则迫切地感到生态的压力，如土壤、水、大气、森林、草原的退化对我们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再一次明确“持续发展是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人类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这一报告成为联合国及全世界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面带有指导性的纲领性文件。尤其是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所通过的世界《21世纪议程》，第一次将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地球承载力是设计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依据。人类必须生活在地球的承载力之内；否则，便要发生天灾人祸，减去超承载力的那一部分。人们常说土地人口承载力，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土地资源所能维持供养的人口总量。人口学家估计，21世纪内世界人口可能增加到150亿，如此下去，势必超过地球承载力，人祸当前，可持续发展者必须严肃考虑，认真对待。资源的永续利用要求必须对资源综合利用。[3]再其次，多样性是建立稳定持续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从生态学的观点看，多样性与稳定性呈正相关。生物种类成分愈多，愈趋稳定。因此多样性增大了它的稳定，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自然环境篇3

　　大家好!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需要建设，在中国大流量的人口中，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在中国建厂，中国的环境已经破烂不堪了。今天我演讲的话题是保护地球环境。

　　从地球上开始有人类生存的时候，它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当时是就是满眼的绿色，一浪接一浪的松涛，多么美的画面啊，但是，现在呢，那种画面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再也感受不到了。如果要我们选择，我坚信，所有的人都向往这个环境。然而，我们现在面对的却是一个缺少呵护，不适宜居住的环境。这是一个被严重透支，无法长久生存的环境。这是一个惨遭破坏，必须立即修复的环境。因为她能给予我们的，只有风沙、干旱、洪涝和泥石流。不是吗?你看，那掠过头顶，飞向一座座城市的沙尘;你看，那跳下山崖，冲向村庄的洪流;你看，那渐渐消融的冰川，带着大海死一样的蓝色的魔抓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你看，昔日美丽无私的母亲湖，已经把愤怒的鞭子挥向她的儿女。太湖美

　　我记得，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太湖美呀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水上有白帆哪，水下有红菱，水边芦苇青哪，水底鱼虾肥，湖水织出灌溉网，稻香果香绕湖飞，太湖美呀太湖美。时至今日，太湖已经不再是昔日那位美丽慈祥的母亲了。就在2007年的初夏，因太湖水被污染，蓝藻爆发，自来水无法饮用，一时间市场上的矿泉水、饮料被抢购一空。几百万人的生活揪着各级领导和专家的心，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解决饮用水问题，炸开长江与太湖的通道，引江济湖就是必然的选择。这是一个何等浩大的工程呀!然而，这难道不是善良的太湖人民自己酿造一坛苦酒吗?

　　让我们再来看看，昆明的母亲湖吧。孙髯翁笔下的五百里滇池，是喜茫茫空阔无边，四周稻香，万顷沙鸥，九夏芙蓉，三春杨柳。马可﹒波罗也曾为这迷人的景色激动不已。如今，我们要重现昔日的壮美，每年必须投入100亿元人民币来治理。这个数额相当于昆明市一年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相当于生产企业年利润的两个倍。意思就是说，我们只不过做了一个花钱污染滇池，又花钱治理污染的荒诞的游戏。试想，如果我们不结束这个游戏，我们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蓝藻的问题。

　　朋友，如果没有了世外桃园一般的村庄，没有了美丽的母亲湖，还不足以激发你环保的激情，那么，如果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突然有二十亿人来争夺我们的家园，请问，你该怎么办?这不是危言悚听。据统计，世界上在海岸城市和岛国生活的人口有二十多亿。现在看来，这些海岸城市和国家都非常漂亮。伦敦就是其中之一。花园随处可见，空气里总含着花果的清香，池塘里时常有野鸭和天鹅飞来飞去。美呀!实在太美了。谁不想得到，谁又想失去呢。可是，如果温室效应得不到有效控制，再过四五十年，这些地方都将是一片汪洋，人类发展的所有宏伟蓝图都会从此消逝，无数的“环境难民”不断涌向内陆。这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未来呀!

　　自然环境篇4

　　听说近几年来某些地区在春天还有巨大的沙尘暴，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那些地区会在春天出现沙尘暴呢？春天不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吗？春天不是鸟语花香、百花齐放，使人感到心旷神怡的吗？他们问这些问题是很正常的，因为在春天里所有的动植物都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

　　为什么某些地区会出现沙尘暴呢？那是因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还不够深入，由于人类不懂得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生存重要性。而且还由于某些地区乱砍乱伐、滥用、过度捕捞动物……造成了泥土疏松，没有树的支撑，风一吹，泥土便四面八方的跑步而走，就造成了沙尘暴。

　　还有现在的天气越来越暖和，而且海水不断上升，还可能把整个世界都淹没了，最后人们只能生活在海上，人们见到泥土就像见到珍珠项链一样，因为人们没有泥土只有水，所以人们很珍惜泥土。

　　我们还破坏生态平衡，一直忽略了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大量的捕杀动物，砍伐植物，破坏森林，污染河水，导致许多动植物死亡，人们也得了各种疾病。

　　保护地球，等于保护我们美好的家园，如果我们伤害地球，地球也会报复我们的。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美丽的地球，不让它受到伤害。

　　地球你还在喘气吗，你还在呻吟吗，你还在为人类恶行而苦恼吗？但你可知一群懵懂的少年在为明天的天将会更蓝而努力，为保护我们的绿色家园而努力。

　　自然环境篇5

　　自然是人类的生存之源、衣食之母、道德之父。没有自然的恩泽和自然的完美，人类的一切都无从谈起。自然是人类最大的财富。既然自然是人类的衣食父母，我们就应该去保护它、回馈它。这是环境伦理最基本的内涵。

　　然而，人口的增长、城市的崛起与扩张、欲求的增加使人类离文明的本质越来越远。当一种文明的价值取向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人的使命就是征服和占有自然，这时，自然的报复就极为正常了，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出现就是必不可免的。

　　环境问题古已有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个阶段的环境问题有所不同。产业革命以后，生产力极大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从自然界提取的资源越来越多，排放的废弃物也与日俱增，全球平均每年排入环境的工业废渣达30亿吨，各种污水5000亿吨，各种气溶胶10亿吨等等。这些污染物的排放，最终以公害形式或各类环境问题给类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危害。这危害主要表现在危害人类健康；耗竭不可再生资源存量及环境对废物的消纳容量；破坏自然景观；危及后代的生命与发展。在我国，虽然各级政府保护环境的力度不断加大，但生态恶化加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的遏制，环境污染程度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生存的环境吸收人类排放废物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自然环境自净能力更是有限的。当人类为自然环境敲响丧钟之时，也为人类自己敲响了丧钟。因此，人类必须选择一种与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不断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不断调整和建设人类与自然关系，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保护环境与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两个一而二、二而一的任务。保护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只有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保护。无论是从全球范围，还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人类文明都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保护生态环境，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经济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保证。要实现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从环境伦理的角度看，我们需要同时调整好三对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以及当代人之间的关系。

　　蓝天白云，空气清新，鸟语花香，风调雨顺，山河变得更加美好，环境变得更适宜居住，这是全人类对生存环境的希望。

　　自然环境篇6

　　中华文明发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成一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世隔绝″的自然地理条件，西南、西面临山，东面，东临海岸，北面、西北面为沙漠与大草原，再加上温暖湿润的气候，肥沃浓厚的土壤，使中国的农耕文化延续几千年。再看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也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大到一个国家，中到一个城市，小到一幢建筑的结构与形态，都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在城镇建设与发展中，对人居自然环境的选择与评析，应包括气候、地形、水文、土壤和植被等诸多因素。

　　——气候因素：气候是自然环境中重要的因素，它主要通过温、风、雨三因子影响人居环境质量的优劣。

　　温度：主要是太阳辐射引起的近地面的大气温度。地面接受太阳辐射能，与太阳入射线与地面形成的夹角即高度角　有关。而太阳高度角又与纬度有关，从而使地球近地面大气温度具有明显的的纬度地带性。这就是随纬度增高，太阳高度角减小，吸收的辐射能减少，气温下降，一般纬度每增加l°，气温也下降1℃。反之，气温升高。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一规律，故在《周礼·地官》中云：“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综合吸收与失散热量的结果发现：低纬度区，热量吸收超过失散；高纬度区失散超过吸收。，只有30°纬度区，热量收支平衡，略有赢余。这也许就是30°纬度带附近，人类文明遗址较为集中的重要原因。非洲的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印度河下游、长江中下游、黄河流域等人类文明发祥地，均在25°～30°纬度带内。相对稳定而平衡的温度条件，成为最适宜生物繁衍生息和人类居住的地方。

　　风：风是空气流动的结果，是运动的空气。而空气流动是气温引起的气压差异的必然结果。地球表面70％以上面积是海洋，由于海陆的物理特性差异，大陆与海洋之间形成特殊的大气环流。从风这个气候因子分析，地处北半球的中国境内，人居环境选择上以背北季风、迎东南季风为利，尤其是夏季温热的南方，建筑朝向以南偏东为吉，并应随纬度降低而偏东角度增大。相反，在北方气候条件下以冬季寒风、春秋“沙尘”为主要矛盾，故在建筑朝向上应选择与西北季风成垂直的西南“热轴”为佳，随纬度增高而南偏西角度增大，以南偏西45°为限。同一纬度带内，人居环境就通风纳凉和湿润透气条件而论，以东南为最佳，可获得海陆风和东南季风双重优势。

　　雨：即大气降水，是地面淡水资源的主要来源。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成为人居环境优选的气候原因。

　　气候因素，除了以经纬度有水平分异外，还受地面海拔高度的影响。山体只要有500米左右高度，就会出现较明显的垂直分异现象。气温随高度上升而下降。

　　——地形因素：地形，是地球表面起伏变化的形态。地形也可分为山地、丘陵、岗地、台地和平原等类型。《阳宅十书》中讲：“人之居地，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若大形不善，纵内形得法，终究称不为上宅。”这就道出了地形环境的重要。

　　在地形选择中，应优选转折的过渡地段，因为这容易找到《葬经翼》中所讲的“势来形止，是谓全气。”《博山篇》云：“势来形止，生气可乘。龙欲其聚，不欲其散。龙欲其止，不欲其行。”也就是“冲阴和阳”的吉地。如山地向谷地过渡的山前洪积扇；丘陵向平原过渡的谷口冲积扇，沿河阶地、河口三角洲。在这类地形转折地段，地形起伏平缓而有一定的倾斜。地面排水良好，地下有一定填深的侧渗地下水活动，可以实现风水中要求的“地高而不旱，居下而不涝”的人居环境，达到《管子地员篇》中提出的“高毋近旱而水足，下毋近水而沟防，因天时，就地利……”的环境要求。

　　在地形考察分析中，要求山有“来龙去脉”，山岳绵亘起伏，屈曲奔变，过峡束脉，为“真龙”结穴之地，可以人居基地之“背景”倚靠。因为山岳连绵起伏，山势远大，这为集雨面积广大，即为“天门开”；山形屈曲奔变，天际线即山脊线　必然优美；若山体发分枝顺、逆相伴，必有“圈椅状”、“马蹄形”山弯山岙、山埠、山冲、坝子　等地形单元出现；山脉的末端出现过峡束脉，必然形成“蜂腰”、“鹤膝”状的“马鞍”地形，就成为“结咽束气”的玄武主山　，其主山之前就可免受来自后山的山洪和泥石流等山地灾害威胁。若能玄武之前又有平缓突起，形成一个相对独立、“似绵又断”的岗地，与主山呈“胎息”状，这就是“突穴”，形家称“玄武脑”，是聚气“宝地”，是人居最佳环境。

　　——地貌因素：地貌，它反映地面形态、成因、组成和发展演变趋势的综合特征。其中形态、成因和物质组成犹为重要。因此，在地貌类型划分中必须反映出三个方面的特征。

　　从地貌学分析“风水宝地”，就是寻找空间布局上相对独立的地貌单元。古老的构造盆地，是中华民族主要的居住地。如关中盆地，是周先民的发祥地；浙江人主要居住在46个大小盆地中，大多为古老的第三纪红层盆地。就全国而言，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海河河洲、辽河三角洲等都是人口密集区域。从浙江省看，三江交汇的宁波、钱塘江河口的杭州市、瓯江河口的温州市、椒江河口的台州市，均为东南沿海经济发展最具特色的城市，正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是大都市优选之地。至于河流二级以上的阶地、台地一般面积较小，大都是村镇优选的地方，是水景住宅、亲水建筑的好地址。而山前古洪积扇，则是山居别墅、旅游景观住宅的优选地；港湾平原边缘的山前古洪积扇，更是开发海滨别墅的最佳地段。

　　——水文因素：水是生命之源泉，被风水家视为“地之血脉”、“穴之外气”，故在人居环境选择中尤为重要。风水称“有山无水休寻地”。在“形势宗”风水中视“气为水之母，水为气之子，气行则水随，水止则气蓄。”；《水龙经》云：“水积如山脉之住，水流如山脉之动，水流动则气脉分，水流则气脉凝聚”。“大河类干龙之形，水河乃支龙之体”。水文条件包括地上水和地下水，在自然环境选址中主要看地上水的水系布局。凡水面广大、深渊，水流屈曲环抱，必有佳地。在“风水学”中所谓“大荡大河收气厚，涓流点滴不关风″。在平原地区，凡水系交织汇聚之地，为气融注之处，可择高亢之地作为建筑基址。《博山篇·论水》云：“水近穴，须梭织。到穴前，须环曲。既过穴，又梭织。若此水，水之吉。”《水龙经》也讲：“平洋只以水为龙，水绕处是龙身泊，故凡寻龙，须看水来回绕处求之”。如果单体建筑选址，《阳宅大书》讲：“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水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水龙经》云：“后有河兜，荣华之宅；前逢池沼，宝贵之家。左右环抱有情，堆金积玉”；“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来朝，荣化富绕。”

　　在水系布局优选的基础上，也要看水质、水声等。如《博山篇·论水》：“水，其色碧，其味甘，其气香，主上贵。其色白，其味清，其气温，主中贵。其色淡，气味辛，其气烈，主下贵。若酸涩，若发馊，不足论。”“水有声为凶，无声为吉。咚咚可取，最忌悲泣。”

　　——植被与土壤因素：风水将植被视为“龙之毛发”，把土壤比拟为“龙之肉”，将岩石看为“龙之骨”。植被生长的好坏是生态环境质量的直接反映，故风水中强调“童山不可栖”、“童山不可葬”。良好的自然植被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可防止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因此，人居环境应优选原始自然植被保护良好的山麓、低丘缓坡地。

　　土壤，是生态环境中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它直接关系植被的生长、水源涵养、地基稳定等等。土壤还是环境稳定性的重要指标。土壤剖面发育良好、土层深厚、质地匀细、土壤湿润的“五色土”，风水中称“吉土”应为优选。土层深厚，说明这里无水土侵蚀；土呈“五色”，反映成土条件相当稳定，有黑、红、黄、白、灰等各色发生学土层分异；质地匀细的粘土承压力可达25～50吨／m2可满足四层以上的民房建筑承压力的要求。其中，尤以古红土为最佳。因此，古人类遗址、古村落、古民居和古墓葬地均以红土岗地为多。

　　自然环境篇7

　　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思想之一。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界的变化很不理解，每逢遇到水旱灾害，便以为是人事活动得罪了上天，因而受到上天的警告。舜帝时，洪水泛滥，舜认为这是上天“洚水儆予”。（注：《尚书·大禹谟》）人违背自然规律行事，就会受到惩罚，故人类社会的一切事务，均应建立在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前提之下。对滋生养育万物的大自然，则充满着感激赞美之情：“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注：《易·上经·乾》），“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注：《易·上经·坤》）。庄子继承并发挥了这一传统思想，他认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注：《庄子集解·天道》，中华书局，1954年第1版。以下文中凡出自该书者只注篇名。）而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大自然本是一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因此，人的一切行为都应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统一。他把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大本大宗”：“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道》）“大本大宗”即最根本最主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人类要了解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这样才能做到“天和”，而“天和”是“人和”的前提。为此，庄子进一步发挥了道家“无为”的理论。

　　“无为”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家尊重自然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庄子和老子一脉相承。“从容无为，则万物炊累焉”，“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用天下而不足”。（《天道》）“无为”就是要顺应万物生长的规律，因势利导：“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秋水》）“无为”才能使万物滋生，繁衍昌盛，源源不断，用之不尽。庄子以长梧封人种地的经验为例告诫人们，人类以怎样的方式对待自然，自然就以怎样的方式回报人类：“昔予为禾，耕而鲁莽之，则其实亦鲁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则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飧”。（《则阳》）庄子反对人们以“鲁莽灭裂”的残暴手段肆意破坏自然，主张在顺应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利用自然条件生产财富。庄子把既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又了解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真人”、“至人”：“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大宗师》）“真人”处处与自然环境协调，叫做“与天为徒”；无视自然规律，随心所欲，一意孤行，叫做“与人为徒”，这种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最终逃不脱大自然的惩罚。因为“天与人不相胜也”《大宗师》，人终究战胜不了天，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是人的意志改变不了的。因此，即使是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帝王，管理国家、颁布政令也必须以自然规律为准：“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知北游》）

　　对人类社会中形形色色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粗暴作法，庄子表示极大的愤慨。《秋水》篇载：“何谓天？何谓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同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天地万物并非专为人类而设，但人类出于自身需要“落马首，穿牛鼻”，这是违背牛马本性的。在《马蹄》篇中，他以马喻大自然，以伯乐喻人为：“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之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注：这使我们联想到1930年胡适为中国科学社所拟社歌歌词：“我们不崇拜自然，他是个刁钻古怪。我们要捶他、煮他，要使他听我们指派。”见《尝试后集》第28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马蹄》）“烧之，剔之，刻之，雒之”，“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都是人类种种干涉手段形象化的具体表现。随着人类干涉自然、破坏自然活动的升级，马死的数目也逐渐增多，“马之死”则象征由于人为破坏导致自然环境恶化以至毁灭的悲惨结局。在另一则关于浑沌的寓言中，庄子又用悲剧式的浑沌之死，警告人类切勿轻举妄动。否则，总有一天，要为自己的轻率之举付出沉重的代价，那就是人类将永远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立足之地——地球。如果把庄子以上思想与早期基督教教义相比，其地位当更加令人瞩目。基督教自产生之日起，便宣扬人是自然界万物的管理者。按照《旧约·创世纪》的说法，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命令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人是自然界的统治者，是在替上帝行使职权，而上帝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享用：“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直到当今人类面临种种严峻的环境问题时，西方一些思想家才开始意识到这一教义的危害，并为此反省：“基督教对待自然的传统态度是造成生态破坏的重要因素之一”。（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美）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合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基督教负有重大的罪行，……除非我们摒弃基督教认为自然只是为人服务而存在的信条，否则就将继续陷入一个越来越糟糕的生态危机中”。（注：转引自《封闭圈》，（美）巴里·康芒纳著，1990年版，甘肃科技出版社。）庄子则早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就明确表达了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环境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

　　二、“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生态伦理思想

　　庄子认为，人类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将自然界万物区分为高低贵贱、有用无用是一种片面的、简单化的、错误的态度。若从“道”即自然界本身来看，决无高低贵贱之分：“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山木》）大至展翅万里的鲲鹏，小到蝼蛄、朝菌，形体虽各有大小，生命虽各有长短，却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齐物论》）。所谓“有用”与“无用”，完全是人为的主观划分，自然界绝不存在无用之物。以树木为例：“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人间世》）庄子在此指出，人类在评价自然界万物存在的价值时，犯了狭隘的功利主义错误，即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忽略了万物自身存在的价值以及事物内在的联系。正如艾恺在批评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普遍扩张的功利主义时所说：“尤有进者，一物之所以有用，必和他物——某一个具有功利性的目的——相连接。……也就是说，所有事物之所以有用皆因与人相关，与其喜好与利益相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美）艾恺著，199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事实上，有些在人看来是“无用”的东西，对大自然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在与东郭子论道时，庄子将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蝼蚁”、“稊稗”、“屎溺”象征自然界中渺小、卑贱、肮脏的东西。庄子通过形象、生动、风趣的比喻说明，即使这些东西的存在也是合乎道的，是大自然精心安排的结果。道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因此，从“道”的角度来看，自然万物决无高低贵贱、有用与无用之分。

　　庄子主张“物无贵贱”的另一理由是，自然界万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逍遥游》）野马，喻天地之间升腾流动的阳气；尘埃，喻至微至小之物。即使是一粒尘埃，看起来与天地之气毫不相干，事实上却是息息相通，每时每刻都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着。庄子通过对自然界的周密观察，已初步觉察到食物链的存在：“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嗜鼠”（《齐物论》）。人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以植物、动物为食，麋鹿吃草，蜈蚣吃虫，老鹰和乌鸦则爱吃臭老鼠。而且，万物之间又是互相转化的：“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化为臭腐”。人们不应对“臭腐”（如“屎溺”）持有偏见：“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知北游》）没有“臭腐”的滋养，便无法生长出“神奇”的生命。法布尔《昆虫记》里说：“我们所谓的丑美、脏净，在大自然那里是没有意义的。大自然以污臭造就香花，用少许粪料提炼出我们赞不绝口的优质麦粒。”（注：《昆虫记》，（法）法布尔，王光译，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巴里·康芒纳也说：“生态学的第二法则：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这个法则所强调的是：在自然界中是无所谓‘废物’这种东西的。”（注：转引自《封闭圈》，（美）巴里·康芒纳著，1990年版，甘肃科技出版社。）庄子最后把“道”归结为“在屎溺”，正是为了强调这一思想，说明庄子对自然界的整体性有较深刻的认识。除此之外，对自然界的多样性，庄子也多次提到：“不同同之之谓大”，“有万不同之谓富”。（《天地》）“不同”即保持多样性，“不同”的物种越多，大自然越富有。“大自然赋予大地景色以多种多样性，然而人们却热心于简化它。”（注：《寂静的春天》，（美）R·卡逊著，1997年版，科学出版社。）被简化掉的往往是那些在人们看来“无用”的东西。因此，庄子反复阐述“物无贵践”的思想，警告人类“无以人灭天”，勿以人的需要而毁灭某些物种。

　　儒家学说以“仁”为核心，但儒家的“仁”主要对人类而言。庄子则主张将仁推及万物：“爱人利物之谓仁”（《天地》）。“利物”即尊重、爱护自然界所有生命和非生命的物质。德国神学家、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施韦兹提出，道德行为的领域应从人与人之间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一种伦理学如果不包括人与自然的规范，就算不上完美的理论。庄子与施韦兹的见解颇为相似，但比施韦兹要早二千多年。

　　三、“吾非不知，羞而不为”的生态技术思想

　　在尊重自然、主张无为的思想指导下，庄子对追求技术进步持否定态度，其见解与西方反现代化思潮有异曲同工之处。

　　巴里·康芒纳在《封闭圈》中写道：“生态学的第三个法则认为，任何在自然系统中主要是因人为而引起的变化，对那个系统都可能是有害的”。（注：转引自《封闭圈》，（美）巴里·康芒纳著，1990年版，甘肃科技出版社。）庄子则把自然界物质的原始状态称为“朴”，认为任何人为的技术都有损于物的“朴”的本性，因而是有害的：“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马蹄》）泥土和树木并不是为人而存在的，但是人类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人为的技术改变了它们原始的自然状态，因而也破坏了它们的完美，使之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齐物论》），任何技术的成功都是以毁灭某些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纯朴不残，孰为牲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故残朴以为哭，工匠之罪也”（同上）。其次，庄子认为技术一旦出现，人类便很难控制它的发展，势必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夫弓弩毕弋机变之智多，则鸟乱于上矣；钓饵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笡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胠箧》）。“弓弩毕弋”、“钓饵网罟”、“削格罗落”代表当时的先进技术；“多”，则是强调技术的使用过多过滥，已远远超过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盲目滥用技术的结果则是“鸟乱于上”，“鱼乱于水”，“兽乱于泽”，整个自然界失去了原有的和谐、秩序和完美。“在生态学上，和在经济学上一样，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一项技术都要付出某些代价。”（注：转引自《封闭圈》，（美）巴里·康芒纳著，1990年版，甘肃科技出版社。）“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越快，能量转化的速度也就越高，有效能量就耗散的越多，混乱程度也就越大。”（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美）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合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不幸的是，庄子的预言在今天已成为现实，地球上的物种正以惊人的速度灭绝，森林面积迅速减少，野兽寥寥无几，昔日成群结队与人相伴的飞鸟已属罕见之物。这一切说明，庄子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庄子主张采用低技术，即对自然环境影响最小的、接近于自然的技术，反对那些所谓高效率、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大的技术手段。《庄子》中关于抱瓮老人的寓言，最能代表他的这一观点：“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翁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机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昂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天地》）“抱瓮而汲”象征低技术，“槔”则象征高效率的先进技术。汉阴丈人对子贡推荐的新技术不但不感兴趣，反而嗤之以鼻：“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从汉阴丈人的态度不难看出，庄子主张人类应将技术控制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不可一味盲目地、无限制地追求技术的进步。他指责以子贡为代表的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只看到技术的高效率的优点，而忽视了技术的负面作用，即破坏环境，甚至改变人性的消极的一面。技术的发明者、倡导者往往只看到某项技术一时的功用，而缺乏远见灼识，这就造成技术的可误性，也就是说，技术既定目标的成功往往是以生态上的失败为代价的。为了弥补先前技术的缺陷，又必须发明更新的技术，这就导致技术不断升级和恶性循环，正如俗话所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以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来说，井越挖越深，扬水泵的功率越来越大，人们再也不必用水桶和辘轳打水，浇地时也不必再绕着水井转圈了。与此同时，地下水位却正以惊人的速度下降，有些地方甚至降到海平面以下，造成海水入侵，水质恶化，人类面临水资源枯竭的危险。“人们恰恰很难辨认自己创造出的魔鬼”，（注：《寂静的春天》，（美）R·卡逊著，1997年版，科学出版社。）庄子的目的在于告诫踌躇满志的人类，必须以极其审慎的态度，对技术作出深思熟虑的理智的抉择，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是，庄子并非因此而否定所有的技术。对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技术，他还是持肯定态度的，比如庄子也经常提到“织而衣，耕而食”（《马蹄》），“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天运》）之类的话。因此，不能因为他反对高效率技术，就轻易得出他否定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结论。他也主张“用天下”，通过耕织这些基本的生产活动向大自然索取必需的生活资料，只是所遵循的原则和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已。

　　四、“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生态美学思想

　　先秦时期，主张保护自然环境的主张颇多，如《管子》、《吕氏春秋》中可谓触目皆是，但多从实用角度出发。庄子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十分重视自然环境的美学价值。

　　庄子曾和惠子辩论：“惠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庄子回答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逍遥游》）惠子用狭隘的功利主义眼光衡量万物的用途，以为只有合乎规矩绳墨的树木才称得上“有用”，因此，庄子批评他是“有蓬之心”（同上）。在庄子看来，人类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样离不开大自然。当人们郁闷、孤独时，若能在广阔的原野上漫步，在枝叶茂密的大树下徘徊，倾听林间的鸟鸣和风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与大自然交流情感，将是何等的舒畅！何等的振奋！故庄子满怀深情地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知北游》）人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产物，只有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才能体会到真正的自由和满足。R·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曾反复申诉“野草”、“原野”对人类的价值。她讲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联邦农民会议上，与会者讨论当地居民对鼠尾草喷药计划的抗议。这些与会者认为一位老太太因为野花将被毁坏而反对这个计划是个很大的笑话。而聪明的律师问道：‘就如同牧人寻找一片草地，或者伐木者寻找一棵树木的权利不可剥夺一样，难道寻找一株萼草或卷丹就不是她的权利吗？’”“我们继承的旷野的美学价值就如同我们继承我们山丘中的铜、金矿脉和我们山区森林一样多”。（注：《寂静的春天》，（美）R·卡逊著，1997年版，科学出版社。）因此，即使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保留一部分荒原、草地、森林也是非常必要的。传统的狭义的发展观，只是指经济领域的活动，单纯追求产值、利润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直到本世纪末，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发展并非是纯经济的，而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诸如文学、艺术、科学的昌盛，社会秩序的和谐，国民素质的提高，政治体制的改进等等，都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这一切与人们的精神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庄子主张用非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然环境，对调整当今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十分有益。如果仅从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以满足人类世代需要出发，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可以说仍是一种低级的浅层次的环境保护意识，而庄子则尤为注重自然环境对人类精神层面的作用，其思想之智慧与深邃足以令今人惊叹不已。

　　结语

　　自然环境篇8

　　一、交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

　　通过自然环境描写来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时代背景。比如《芦花荡》一文中,“夜晚,敌人从炮楼的小窗子里,呆望着这阴森黑暗的大苇塘,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来的样子。到这样的深夜,苇塘里才有水鸟飞动和唱歌的声音,白天它们是紧紧藏到窝里躲避炮火去了。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目标好像就是天上。”这一段景物描写揭示了当时芦花荡正处于日寇不断扫荡以及严密的监事和封锁中。

　　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通过自然景物的描绘,着力渲染环境氛围,为下文埋下伏笔,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如,《孤独之旅》一文中,“一早上,天就阴沉下来。天黑,河水也黑,芦苇成了一片黑海。杜小康甚至觉得风也是黑的。临近中午时,雷声已如万辆战车从天边滚动过来,过不一会,暴风雨就歇斯底里地开始了,顿时,天昏地暗,仿佛世纪已到了末日。四下里,一片呼呼的风声和千万支芦苇被风撅断的咔嚓声。”作者以遒劲的笔力,绘声绘色的描写了狂风肆虐、大雨滂沱、天地一片黑暗的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让主人公置身于恶劣的环境之中,成为促使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契机。杜小康就是在这种孤独恶劣的环境中逐渐长大成熟起来,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又如,《智取生辰纲》一文中,“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虽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热难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时节,天气未及晌午,一轮红日当天,没半点云彩,其日十分大热,当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岖小径,南山北岭,却监着那十一个军汉。”对天气酷热的极力描写与渲染,为下文杨志丢失生辰纲埋下了伏笔。

　　三、渲染环境气氛,烘托人物心情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写到:“诗人感悟,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写景往往是寓情于景,借景抒情。记叙文中的环境描是“情景交融”的环境,它融入了人物的情感。清代著名诗论家吴乔在《围炉诗话》中如是说“情乐则景乐,情哀则景哀”,把情融入景中,通过景物传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做到情景的交融。如,《故乡》一文中,“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一段文字作者从严冬的时令、阴晦的天气、萧索的荒野等着自然景物的描绘,渲染了故乡的荒凉凋敝的气氛,烘托出“我”寂寞、沉重、无限痛苦悲凉的心情。

　　又如《我的叔叔于勒》中也有两段经典的自然环境描写。“我们上了轮船,离开栈桥,在一片平静的好似绿色大理石桌面的海上驶向远处。”“在我们面前,天边远处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里钻出来。那就是哲尔赛岛了。”前一段环境描写,运用了柔和和富有希望的形容词,“平静”“绿色”,写出了大海景色的平静和美好,借此衬托出我们终于完成了梦想已久的凡尔赛之行的愉快和喜悦;后者则通过“紫色”“阴影”“钻”等词语写出了大海的昏暗,衬托出我们遇到贫穷的于勒叔叔,明白了我们从前建立在他的经济援助基础上的种种计划都成为泡影之后的沮丧与失望的心情。

　　四、预示人物命运

　　在叙事类的文体中如果能恰当的运用环境描写,可以丰赡人物内涵,预示人物命运。如《孔乙己》一文中,写孔乙己最后一次到酒店喝酒的情形时,“中秋之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文中的主人公即将在这阴冷的自然环境中最后出场,也预示着孔乙己的悲惨命运。

　　五、体现人物性格特征

　　环境描写也可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如,《草房子》一文中,“在这些草房子的前后或在这些草房子之间,总有一些安排,或一丛两丛竹子,或三株两株蔷薇,或一片花开得五颜六色的美人蕉,或干脆就是一小片夹杂着小花的草丛。这些安排,没有一丝刻意的痕迹,仿佛是这个校园里原本就有的,原本就是这个样子。”这景物描写不仅写出了优美的自然环境,也衬托出了这里的人们质朴纯美的心灵。又如《故乡》一文中,“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通过对月下瓜地美景的描写,衬托出了少年润土的勇敢、活泼、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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