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范文

　　跨文化传播篇1

　　跨文化传播，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跨文化传播这个新理念的提出确实新鲜。这个理念的内容太丰富了，要了解它，就要研究数千年来横跨几万里的世界人类文化发展与交流的历史，总结其经验与教训。探索其内在的规律。回顾是为了前瞻，这将有利于对人类未来与世界发展大趋势的预测与展望。

　　跨文化传播理念在当今提出，并非无缘无故，它是有着世界形势作背景的。在西方，曾有著名历史学家提出“文明冲突论”，预言未来世界的发展将是不同文明的冲突。诸如什么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等等。当今也有人借反恐之名发动侵略战争，竟说是什么新的“十字军东征”!

　　还有，当今中国正在和平发展，引起了世界的惊叹，第三世界的穷朋友都为之鼓舞，第二世界的一些人不无忧虑，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同时，当代霸主已有“后生可畏”之感，好像今日这个尚在摇篮里的婴儿一旦长大，自己就会有灭顶之灾，鼓吹“中国威胁论”，想抑制中国的发展。这种观念的根子就是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这是“冷战”思维模式的继续。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出跨文化传播的新理念，以区别于对外宣传、对外传播的单向传播，而是跨越文化的相互传播，相互了解，具有深远的意义。

　　这一理念是植根于几千年来世界文明发展史的实际与规律的。

　　自古以来，不同文化与文明就是在不断冲突与交融中发展着走来的，既不是只有融合，没有冲突，也不是只有冲突，没有融合，实际上，冲突与融合总是交织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几千年来，人类的文明在交流中非但没有走向末日，而是越来越异彩纷呈、五彩斑斓。就以古印度的佛教传播为例。佛教东来，在中国与儒、道都是不同文化，也曾有过激烈的冲突与斗争。可是，两千年下来，儒、佛、道，哪一个被消灭了？不但没有，反而是取长补短，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今日的儒佛道已远非昔日的儒佛道，在跨文化交流中都发展了。在中土，佛教与儒教交融，形成禅宗，即中国化的佛教。在印度，佛陀与老子也相互交融，形成新哲学。当今台湾佛教星云大师，尊从佛陀教化并吸收西方现代化、国际化、人性化的时代新观念，创建“人间佛教”，从东方传播到西方，成为遍布世界五大洲的新佛教。

　　当然，人类文化传播史上，也不乏借助铁蹄征服他人的一幕幕悲喜剧，武力征服者开始取得一时的优势，可是最后呢，一个只知武力征服他人的征服者大都被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征服。最终是彼此交融，成为一个大家庭。古今中外，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鉴古而知今，未来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也仍然是会有冲突的，没有矛盾不成世界。但在当今以电脑、网络为主要载体的信息时代，世界上不同的文明正迅猛地冲突与交融着。或者也可以说，当今世界已跨入了跨文化大传播的新时代。

　　世界文明总是与时俱进的。任何妄图以一种文化去征服所有文化的观念都是行不通的。设想一下，一种文明独霸世界，那不就如同全世界的人都穿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服装一样，单调而乏味吗？那不是人类文化的进步与繁荣，那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悲哀与末日! 世界上未来居主导地位的文化，既不会是东方文化，也不会是西方文化，当是世界各种文化在冲突与交融中形成的多元的新文化。这种新的文化也不会停步，而是不断地发展与创新，沿着螺旋式的事物发展规律前进。

　　世界如此之大，矛盾又如此之多，未来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是曲曲折折的。但是，黄河九十九道弯，毕竟东流去!

　　我们说的这个跨文化传播的新理念，与“文明冲突论”是不同的。它不是逻辑的推断，而是鉴于历史经验的展望。它表达着中国人的，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和平发展愿望，代表着未来世界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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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传播篇2

　　近年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数量快速增长、跨学科应用特点显著，但少有实际应用之实;理论硕果颇丰但多移植国外成果;研究方法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少有本土化创新。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应继续拓宽学科视野、适时创新研究方法，并在确保理论来源多元化的同时，着手构建中国本土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从而摆脱传统的文化中心路径，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繁荣。

　　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跨学科应用;理论多元;本土化创新

　　由于传统的全球化自欧洲开辟，经美国发扬光大，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以西学东渐为主的文化传播秩序，但随着欧美主流价值观在全球日渐水土不服，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努力从东方文化中汲取营养，东学西渐开始呈现新态势。“球土化”的大趋势迫切需要运用全球化思维和本土化行动达到一种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再平衡。而在此过程中，如何以一种非对抗、非妥协的平等姿态来面对不同文化及其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迅速，其中有价值之作不少，很值得总结、梳理和研究，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跨文化传播在国内外的发展

　　“跨文化传播”一词始于霍尔的《无声的语言》(TheSilentLanguage)。20世纪70年代，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广泛展开，并伴有大批理论、著作陆续问世，有代表性的如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和斯卓特贝克(KluckholnandStrodtbeck)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荷兰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和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霍尔(Hall)的高低语境理论，以及美国传播学者萨默瓦与波特(SamovarandPorter)合编的《跨文化导读》(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AReader)和孔登与尤谢夫(CondonandYourself)的《跨文化传播概论》(Introductionto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等。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如火如荼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开始引入国内，从而充分表现出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向更深层次的文化领域的扩展和延伸。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尚无关于跨文化传播学的专门学术刊物，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传播学和外语类学术刊物。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迅速，尤其在2005到2010年间，国内各出版社相继推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译丛系列，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翻译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媒介与社会译书”系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欧洲新闻传播学名著译丛”等。此外，国内学者关世杰、贾玉新、胡文仲、单波、吴予敏、孙英春等也相继有各自领域的专著出版。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跨文化传播研究自其诞生以来，就受到语言学、传播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关注，各学科均以自身视角分析和阐释跨文化传播概念，但至今未对跨文化传播给予统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国内学者孙英春将跨文化传播概括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交往与互动行为;其二，信息的编码、译码由来自不同语境的个体或群体进行的传播;其三，由于参与传播双方的符号系统差异而成为的一种符号交换过程［1］2。作者认为，萨摩瓦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定义较为简明地概括了以上三个方面:跨文化传播包括那些来自文化概念和符号系统完全不同的人们之间的互动，这种不同足以导致整个沟通活动发生改变［2］。基于以上萨摩瓦的跨文化传播定义以及国内学者徐明华对国内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本文将跨文化传播在我国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1990—1995年，以引入西方跨文化传播学为主的借鉴和初创期;(2)1996—1999年，西方跨文化传播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提升和拓展期;(3)2000—2011年，以横向拓展和学科交叉为主的深化期［3］;(4)2011—2015年，学科交叉和应用性研究的继续深化期以及理论研究的瓶颈期。本文对近五年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及有关问题，作初步的梳理与反思。

　　二、近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特点与存在问题

　　(一)近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特点

　　1．研究数量快速增长，学科间拓展进一步深化从知网输入关键词“跨文化传播”，可得近十年的相关研究论文数量的变化:2005年77篇，2006年140篇，2007年164篇，2008年219篇，2009年255篇，2010年269篇，2011年328篇，2012年348篇，2013年426篇，2014年449篇，2015年421篇。根据图1和图2，在近十年跨文化传播研究数量的变化中，近五年的研究数量迅猛增长。尤其2012到2013年正值各学科横向交叉和深入拓展时期，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直到2014年达到最高点。以上变化主要源于近五年跨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呈现出进一步的跨学科性质，各领域纷纷以跨文化传播为视角，探究解决本学科的实际问题。跨文化传播研究起初的发展就离不开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外语类)、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支撑。随着国内各学科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跨学科研究也进一步深化，其学科交叉拓展到语言学(汉语类)、文学、教育学、经济学、民族宗教学等。跨文化传播研究于这些学科是一种新的视角，是应对学科发展和把握时代脉搏的新武器。如在语言学领域，由于全球化的脚步无时无刻都在加速，文化的东学西渐也开始呈现新态势，汉语作为东方文化跨文化传播的首要窗口，以孔子学院作为语言推广机构与新媒体传播的交叉研究越来越多。程晔(2015)指出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语言推广机构应借鉴网络传播中社交媒体的传播理念，形成全球规模的跨文化传播网络，实现从“内容提供”到“网络枢纽”的定位转变［4］。在文学领域，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文学已不再是以作者为中心的语言生产过程，而是一个经典化和解经典化的过程。国内学者张雯(2014)指出，一部作品在进入读者视野之前就早已经跨入了经典化的范畴，即出版、翻译、学术评论，选入教科书等权威工具书，再加上读者的参与和二次解读。跨文化传播视域中的文学经典形成过程不是作者依赖作品自身而进行单调传播的个体性行为，而是以自身为中心，以网状轨迹相互影响、相互辉映的过程［5］。与此同时，跨文化传播也开始在经济学领域崭露头角。胥琳佳(2014)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文化折扣的内涵，并在文化折扣的基础上提出文化增值的概念，探索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流变问题。他指出:当文化产品在异域获得的传播效果和价值不小于其在本土获得的传播效果和价值时，就是文化增值，而自身所处社会文化的需求，国际话语体系的制定以及对国外市场的吸引都可引起文化增值［6］。而在教育领域，刘婷(2015)基于MOOC新型在线课程教育模式，从教育学和传播学视角对新媒体教学在跨文化传播方式上的创新进行分析与思考，并提出跨文化传播理念上的创新:“接触区”，即文化交往中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在接触区中越来越呈现出相互交织、相互认同的协商图式［7］。由此可见，近五年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不仅数量猛增，而且跨学科趋势也在进一步增强。

　　2．以应用性研究为主，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跨文化传播研究在进一步深化拓展各学科联系与发展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相关的应用性研究。近年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涉及的应用领域主要包括影视传播、语言文化、文学翻译、品牌广告、网络与新媒体、文化产品、民族特色文化、传播伦理等广泛领域。已有成果注重各领域内实际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对探讨跨文化传播策略和传播能力的探讨。如图3所示，仅从研究数量的变化看，近年来的跨文化传播应用性研究多集中在网络新媒体、电影、文学和翻译领域。翻译领域的相关研究增速较快，网络新媒体、电影和文学增速较缓，三者看似不约而同地在2012年进入发展平稳期:网络新媒体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只是处于平稳起步状态，而电影、文学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却已进入高峰后的停滞期和瓶颈期。对应用研究的内容而言，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不仅只限于理论上的思辨和推理，还更加注重实用价值和实践意义。该类研究多以文化为视角，分析中国电影现状，参照好莱坞电影标准，借鉴优秀华语电影成功经验，从国家宏观的文化政策、高科技的电影制作与影像表达、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具有普世价值的特色传播内容、分级电影和分众市场等来探究华语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文学领域和翻译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经常相互穿插，多集中在语言层面，即探究国内外经典文学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翻译策略的运用，或是宏观角度探讨文学经典在包括翻译在内的整个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问题与解决办法，如上文提到的张雯(2014)，首次将文学经典的跨文化传播看作一个各方面和谐统一又动态选择的过程。她指出文学经典是各种权力聚集、争夺的力场，考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与解经典化过程，以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对文学经典的接受方式与阅读态度。这也是该领域跨文化传播应用研究的典范。

　　3．相关理论研究成果颇丰，引发学界新思考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科拓展与应用离不开对其自身理论的探究和进一步解读。近年有关跨文化传播自身理论的研究成果颇丰，集中在早期的荷兰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霍尔(Hall)的高低语境理论和编码解码理论，俄国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的外位性理论，美国社会学家帕克(Park)的边缘人理论，美国学者多德(Dodd)和卡西米尔(F．L．Casmir)的第三方文化构建理论，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贝利(Berry)的文化适应理论及其双维度跨文化适应策略模型和美国华裔学者汀图美(Ting－Toomey)面子协商理论。国内学者简圣宇(2012)论述了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对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思考。该理论从哲学角度强调文化传播的“外位性”，即强调不同主体之间异质共存的重要性。由于各种文化主体的独特性和唯一性，世界文化作为诸文化主体的共同存在，是处于平等对话中的多中心集合体，而外位性则用于在集合体中以客观视角的自我返视［8］。单波(2014)基于帕克的边缘人理论，指出边缘人经验具有双向价值:一方面，他们自身受到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过程，恰恰反映着文明的进程及其之于人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在与新的社会产生互动关系与文化融合过程中，又缓慢但有效地改变着旧的社会秩序与文化模式，实现新文化的平稳交流或更替。他还强调边缘人经验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性，但其不恰当运用可能导致过度边缘化而忽略跨文化传播中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因此应避免文化中心与边缘研究的二元对立［9］。杨红燕(2014)对卡西米尔(F．L．Casmir)的“第三文化”构建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因该理论是在肯定文化差异和相对性前提下的一种理想模式，缺乏补充描述性和实证性的方法予以证明，因此她在肯定该理论的同时，也对其实际构建的可能性提出质疑［10］。而学者毛艳枫(2014)则将第三方文化构建理论实际应用于探究江苏镇江城市形象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即构建赛珍珠文化的第三方文化空间，努力寻找两种文化的共同点，建立共通的语义空间，为来自不同文化的传播主体和客体之间构建双方文化协商和交流的缓冲地带［11］。事实上，单波也在其边缘人经验的研究中提到一项夏威夷混血居民的研究，研究发现边缘人群已经逐渐产生了一种既与当地主流群体融合又保持距离的新文化模式，但其内在又存在差异。因此，以上两项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第三文化在某些领域能够建构的可能。另外，万婧(2014)分析了汀图美的面子协商理论在外事活动上的应用。她指出在自我的面子和他人的面子之外，还有一种双方共有的面子，要根据双方不同文化特点寻找有效的面子协商策略和平衡方式，努力消减文化间的传播障碍，促进中西方跨文化传播［12］。该文中提到的面子协商策略和平衡方式与上文提到的第三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处。基于以上的梳理总结，关于跨文化传播理论自身的研究可简单归结为:由于文化价值维度和高低语境上的差异，必然存在跨文化编码解过程的文化折扣、文化误读甚至文化增值的现象。若要减轻该种跨文化传播困境，应基于跨文化双维度适应理论，以平等对话的外位性视角，努力构建第三方文化，积极寻求“面子—协商”模式，有效实现跨文化传播。此类研究从根源上均反映了跨文化传播的“辩证路径”和“过程路径”，即不仅要承认文化的差异，还要在思考和行动的过程中融合不同文化的元素，同时将传统的文化中心路径转移到以交流过程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对跨文化传播本质、跨文化传播伦理观以及文化与传播的关系等问题予以重新思考。

　　4．特色文化与具体个案研究异军突起在影视广告和文学语言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缓慢的同时，特色文化与具体个案的研究则异军突起。如民族舞蹈、武术武技、民间艺术、太极拳、乒乓球、乡村旅游等中国特色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比如，在探究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发展的具体路径方面，马波(2015)指出文化差异不可消除，需尊重其“实然”存在以支撑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态度;文化误读可以避免，构建多元文化交往平台是实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的必由之路;文化自戕必须重视，文化价值书写是实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的当务之急;文化整合势在必行，按照受众品位进行文化整合是实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的战略选择［13］。在该研究中，马波从文化视角分析了文化差异、文化误读、文化自戕、文化整合的内在关系及其与当前民族传统体育的跨文化传播现状的关系，其宏观战略适用于各类文化视角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还有诸如任锋(2014)的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研究，王安妮(2014)的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研究，何清新(2013)的广西跨境民间艺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等丰富了我国特色文化与具体个案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5．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备受关注在我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同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误读却屡见不鲜，因此关于如何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提高国家软实力，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国家形象问题在传播学视域下可追溯至李普曼(WalterLipmann)提出的“拟态环境”与“刻板印象”，如何在西方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中提高国家形象，减轻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是有关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在近年的相关研究中，黄静(2015)基于马莱茨克模式，即大众传播的场模式，从传播者、传播讯息、传播媒介以及接受者四个维度，较为全面地提出了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其内容包括明晰编码目标，准确定位国家形象;坚持与时俱进，树立新的编码理念;调整编码讯息，提高内容针对性;注重编码主体多元和媒介多元;跟进译码反馈，完善形象危机预警机制与快速反应机制［14］。以上具体传播策略的提出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成果。6．网络新媒体和传播伦理问题将成新宠从图3可看出，网络新媒体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近年来的发展并未显著增加，但作者认为，该类研究只是处于平稳起步状态，未来将与该领域内的伦理问题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新宠。跨文化传播中网络新媒体的运用有助于丰富传播内容、渠道和形式，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的交互性和开放性。但国内学者孙宜君(2013)指出，在新媒体语境下确实存在着如信息传播失衡、文化霸权、种族主义偏见、文化认同危机等诸多传播伦理困境与失范现象［15］。同样，孙英春(2013)也指出，网络新媒体在保障不同民众平等获取信息的同时，应注意传播过程中引起的数字鸿沟和数字文化鸿沟问题。为此，她提出了跨文化传播伦理建构的基本原则，即公正平等、自由自律、尊重互敬、宽容共存四条原则［16］。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网络新媒体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将在争议中受到更多的关注。

　　(二)跨文化传播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1．应用性研究大都着眼宏观，未真正做到“跨学科应用”从“跨学科应用”特点来看，近年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注重跨学科应用研究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了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自2014年囿于瓶颈而无法继续深入发展。首先，由于跨学科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所以相当一部分研究的“跨学科”特点只是将跨文化传播学科作为一种视角切入到其他学科和领域，缺乏相关理论支撑，多有跨学科应用之名，少有跨学科应用之实。其次，应用性研究多偏重宏观方向性问题的解决，实际应用效果不佳。其中民族体育、民族舞蹈、民间艺术、太极拳、武术武技等民族特色文化和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等影视领域的跨文化传播应用探究尤为明显。

　　2．相关理论的研究多移植国外成果，较为集中，无新突破从理论成果方面来看，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内容颇为广范，但理论观点却少有创新，主要源于相关理论大都移植西方(美国居多)已有学术成果，且较为集中，无新突破，多集中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和编码解码理论，贝利的跨文化适应理论，巴赫金外位性理论，汀图美的面子协商理论，多德和卡西米尔第三方文化构建理论。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中有些成果已不再适用当前的跨文化传播发展现状。如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维度理论和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运用传统的主位客位研究方法，基于各个国家的数据来源，比较划分文化间不同背景不同维度的异同程度，其科学态度和实证精神值得肯定。然而，文化本身是动态发展的，尤其伴随近年来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球土化”背景下的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继续深化，霍夫斯泰德和霍尔基于当时文化静止状态下得出的理论未必符合当前的跨文化发展现状，自不必说基于相关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了。总之，就目前所及的国内跨文化传播理论成果来看，多为对国外理论的大量移植和全方位照搬，还不能出现符合国内文化发展现状的理论创新与突破。

　　3．以思辨式定性研究为主，缺乏量化分析，少有本土化创新从研究方法角度来看，近年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大都以思辨式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实地考察和控制实验法的运用，缺少对传播效果和跨文化传播中影响要素的量化分析，偶见国外前沿研究方法和国内本土创新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但整体来看，要真正实现研究方法上的本土化创新依然任重道远。国内学者冯广圣(2014)尝试运用了民族志研究方法，通过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乡村旅游的跨文化的建构与生产中对广西东南部L村村民的社区认同进行调查研究，指出村民的社区认同呈现中心化与边缘化并存的悖论［17］。姚曦(2014)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探究并发现国际品牌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跨文化传播意识、文化冲突的强度、文化融合的主动性、消费者认知、不可控因素和文化选择的前瞻性等6个主范畴及其影响方式和作用路径。扎根理论整体来看是一种较为科学的定性研究方法，在研究设计和资料收集方式上采用定性的分析手段，但在资料分析的过程中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重复的随机资料的对比和编码，寻找各个概念范畴的内在联系，从而构建基于实践的理论［18］。研究方法的选用对于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应用性和普遍适用性至关重要。两人的研究某种意义上可视为近年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方法本土化创新的初步尝试，但依然处于探索阶段。因此，若要突破现有研究的理论桎梏和方法单一，还应结合国内研究现状和条件，以定量分析来确保定性资料的科学性，以定性方法来提供定量分析的具体内容，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创新。

　　三、对未来跨文化传播发展的展望

　　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西方理论引进和学科交叉创新与实践应用探究等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思考，较之以往有了很大提升。尤其是在结合各学科的前沿发展和西方理论成果之下，探究国内各学科领域的跨文化传播途径、提高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应用性研究，丰富了我国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此类研究引进西方理论尚且不足，基于国内实际的理论构建实属不够，应用性研究缺乏科学创新的研究方法，大都着眼宏观策略的探究，缺少微观的实证研究，这也是近年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虽在发展但后劲不足的原因。有鉴于此，未来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发展应朝着以下几个方面发展:首先，跨文化传播学科需在当今“万物皆媒”的传播学视角下，基于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现状和其他学科前沿，建构自身的跨文化传播学科体系。虽然美国的传播学发展位于世界先列，国内传播界很有必要关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相关理论成果。如果仅囿于美国学者的第三方文化构建、面子协商、跨文化适应等理论，可能导致我国跨文化传播相关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的零散化和有关缺失。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需确保其理论来源的多元化的同时，要把着眼点放在构建属于中国土生土长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上。其次，跨文化传播本身就是一项跨学科研究，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需继续拓宽研究的学术视野，继续推进学科间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结合传播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前沿成就，特别关注理论间的衔接性和通约性，使跨文化传播不只成为一种现象、一个视角，而能够为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求得新的突破口，并真正凸显学科交叉的应用价值。然后，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网络新媒体传播备受宠爱的时代背景下，在传播形式上，不仅应注重国家组织层面的大众传播，而且也还应充分发挥人际传播的优势以增强传播效果。在传播内容上，不仅应积极选择能够传达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或具体实物以吸引国外受众，也要更多关注新媒体时代下跨文化传播伦理研究等问题。再次，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选用和适时创新。在确保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大分析方法有机结合并借鉴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也要不断实现研究方法的适时创新，实现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成功移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化本身是抽象的、动态发展的，而跨文化传播研究又多以文化为视角，相关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较难衡量。因此，本领域的研究方法就显得更为重要，今后能否取得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我国跨文化传播乃至全球跨文化传播及其研究是否得以推进。最后，近年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已有成果对文化与传播的关系的探讨，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跨文化传播新路径，即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建构了以平等交流与共享互动的“过程路径”和“辩证路径”，摆脱传统的文化中心路径。两条路径是对跨文化传播本质的重新定位，必将会在宏观方向上成为指导本学科未来相关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撑。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也大都将以文化为视角，以文化间的彼此理解和共存共荣为目的，弱化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色彩，使跨文化传播真正体现其全人类共同发展繁荣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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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拉里•萨默瓦．跨文化传播(第六版)［M］．闵惠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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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马波．跨文化传播视野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路径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5(4):456－459．

　　［14］黄静，张雪．跨文化传播视域中国家形象塑造的路径选择———基于马莱茨克模式的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204－208．

　　［15］孙宜君．葛志宏．论新媒体语境下跨文化传播伦理困境与建构原则［J］．现代传播，2013(10):12－17．

　　［16］孙英春．跨文化传播的技术空间［J］．浙江学刊，2013(6):104－112．

　　［17］冯广圣．中心与边缘:乡村旅游跨文化传播中村庄社区认同的悖论———基于桂东南L村的田野调查［J］．新闻界，2014(1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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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传播篇3

　　关键词:“韩剧热”现象；文化语境；跨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J902文献标识码：A

　　一、“韩剧热”：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语境不仅作为背景，而且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霍元甲》、《上海滩》、《血疑》、《阿信》、《神探亨特》、《成长的烦恼》等港台剧、日剧、美国电视剧在中国掀起的收视热潮已经让我们领教了全球化带来的“裹挟性”力量，而在文化全球化这样的整体氛围中，《爱情是什么》、《蓝色生死恋》、《可爱先生》、《爱上女主播》、《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看了又看》、《明成皇后》、《人鱼小姐》、《加油，金顺》、《大长今》、《宫》、《咖啡王子一号店》等韩剧迅速在中国荧屏上流行起来。

　　1997―2004年这段期间，中央电视台就先后播出了《爱情是什么》、《初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真相》、《奔》、《孪生兄妹》、《四姐妹》、《看了又看》、《明成皇后》、《人鱼小姐》、《黄手帕》等韩剧。一些地方电视台也陆续播出了《天桥风云》、《星梦奇缘》、《爱上女主播》、《蓝色生死恋》等韩剧。

　　2002―2004年，几乎所有的省级电视台都播放过韩剧，2002年，中国内地播放67部韩剧，2004年，仅中央电视台就引进了3部。据央视索福瑞市场调查公司《从收视率看韩剧之热播》的研究报告称，我国电视台2004年播出的649部引进电视剧中，107部来自韩国，占总数的165%，央视8套（电视剧频道）有57%的引进剧来自韩国[注:王兰柱《中国电视收视年鉴2006》，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央视8套午后的“环球影院”，晚间的“海外剧场”也曾循环连播韩剧。

　　较高的引进率和较广的播出率，使韩剧的收视率不断高涨。在2004年排名前10位的引进剧中，韩剧就占了7部。央视8套播出的《看了又看（团圆篇）》以29%的收视率占据榜首，而2―5名也分别被《看了又看》的其余4部占据。

　　2005年，湖南电视台引进并首播韩剧《大长今》，创内地电视剧收视率新高，平均收视率达到345%，平均收视份额达到153%，居全国、湖南全省及长沙三个市场同时段的第一位；自当年9月1日该剧开播以来，湖南卫视在晚间时段，收视率比以前增加了三倍。中央电视台几乎同时播出韩剧《加油，金顺》，也成为中央电视台的收视亮点。《大长今》将近年来涌动的“韩流”推向了一个辉煌顶峰。《大长今》前年在韩国播出时，收视率超过50%；央视索福瑞对全国31座城市的数据调查显示，《大长今》的整体观众总量超过了163亿，在中国引发了史无前例的“韩剧热”。

　　2005年10月间，新浪娱乐频道实施了一项题为“您是韩剧迷吗您怎样看待‘韩流热’”的大型调查，截至同年的10月18日，在56006名参与者中，81%的人承认自己喜欢看韩剧，近半数人表示在所有引进剧中优先选择收看韩剧[注:新浪网《您是韩剧迷吗您怎样看待“韩流热”》， http://entsinacomcn/v/2005-10-14/2045865849html。]。据2006年央视索福瑞最新数据显示，尽管与过去相比韩剧有退潮现象，但仍然占有178%的电视收视率[注:谢耘耕、倪握瑜《2006中国电视报告》，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28/5344765html。]。《My Girl》、《宫》、《咖啡王子一号店》等新近的韩剧依然是不断掀起收视热潮。

　　“节目的优劣好坏，离不开观众的品评、反应；收视率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一个节目的生死，所以我们经常可以感受到电视中所作的改变：改版甚至成为电视节目安排中的一窝蜂现象。” [注:宋家玲《影视艺术比较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这句话告诉我们，评价电视剧的过程当中收视率的重要性。也许，我们不能以一部影视剧的收视率多少来评判它的价值高低，但韩剧能够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迅速占领我国影视文化市场的主要阵地，至少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思量。或许正如麦克唐纳所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1页。]因此，我们更不能以精英的眼光或经典的尺度去感知这股“韩流”的冷暖。但同样让我们无法视而不见的是，韩剧所带来的各种价值观和文化思想的冲击又确实如一股潜流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

　　二、中韩文化的相近性：韩剧热播的深层文化动因

　　美国文化学者伍兹从文化变迁方式的角度阐释了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他认为文化的变迁事实上是采取四种方式进行的，渐变、发现、发明和传播[注:克莱德?M?伍兹《文化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所谓的渐变就是从细微到重大、从局部到整体逐渐积累起来的，包括社会文化以及自然环境所引发的文化的变迁；发现则是对文化发展过程中被忽略的东西的重新认识，进行类似福柯的知识考古之后而产生新的认识的过程；发明则是在基本没有明显预示的情况下，对现在所有的文化、自然环境进行所谓的“偶然性并置” [注:同上，第23页。]而产生的崭新的变化；传播则是纯粹外来的东西通过自然的或人为的手段为现在的文化主体所接受，从而引发文化的变迁。美国传播学家约翰?坎顿认为：文学与艺术（特别是小说和电影）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萨姆瓦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模式[注:拉里?A?萨姆瓦、理查德?E?波特、雷米?C?简恩《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9页。]。电视剧正是文学、艺术和生活的最好结合，它源于生活，却又做了文学加工、艺术的提升。电视剧是最能包容和反映一个国家文化各方面尤其是价值观、道德观等精神层面的产品，而同时它又是不能随意本土化的产品，一部电视剧一旦完成，基本的内容、情节、人物、场景等等都无法改变，只有配音能改动，但配音不能改变整个作品的风格以及它的文化内涵。电视剧和电影一样是一门综合艺术，“综合了戏剧、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摄影等各门艺术中的多种元素，并对其进行了具有质变意义的化合改造，使得这些艺术元素进入电影和电视之后相互融合，形成电影和电视自身新的特性。” [注:彭吉象《影视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而电视剧与电影又不同，电影故事浓缩，时间短暂，能包容的文化内涵极其有限，较之电视剧更易于被接受。而电视剧需要观众有更多相似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欧美电影在中国的风靡，却很少看到欧美电视剧的流行。

　　2005年12月19日，美国热门电视剧《疯狂主妇》在央视8套海外剧场闪亮登场。然而，这部全美收视冠军、艾美奖大赢家的片子在中国却惨遭滑铁卢，央视索福瑞测评的当期电视剧收视率显示，《疯狂主妇》未进前十名，在南京、上海等地收视率也奇低，在南京未能进入前40名，尼尔森收视率表上竟然没有数据显示；据估计，《疯狂主妇》在浙江省的最终收视率只有05%的平均成绩，而目前国内电视剧的收视率平均在三四点，这些都与该片在美国的轰动形成强烈反差[注: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5-2006)》，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与之相比，此前播出的长达158集的韩国电视剧《看了又看》却使许多观众意犹未尽、欲罢不能。这部讲述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电视剧被安排在深夜时段播出，可在该剧播出的3个多月里，却吸引了无数观众每晚守在电视机前看得津津有味，到后来重播的收视率也达到近三个点。如此看来，美剧《疯狂主妇》根本无法同《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之类一放再放、收视依然不错的韩剧热潮相抗衡，时髦靓丽的美国主妇彻底输给了婆婆妈妈的韩国主妇们。

　　对于《疯狂主妇》的不太受欢迎，或许有删节、配音、播出时间的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疯狂主妇》在美国走红是因为它集中展示的是谋杀、家庭暴力、婚外情、同性恋、吸毒、自杀等在美国非常普遍和尖锐的社会现象，而这类社会现象对于保守的中国社会有着一定的距离，中国观众看这样的内容，自然缺乏共鸣和体验，所以无法提起兴趣。而韩剧《看了又看》展现的是百分之百韩国家庭的普通生活，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也没有豪华的场景，娓娓道来的是几对年轻人在追求理想爱情中的欢乐和苦恼以及生活中婆媳、夫妻妯娌之间相处的矛盾和无奈。这些平淡朴素的琐事，却也是中国家庭经常发生的事，所以让中国观众感到特别亲切，就像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处处流露出令人感动的亲情与温馨，同时蕴涵着做人的道理，符合中国自古以来的伦理观、道德观。比起另类的美国主妇，韩国主妇家中发生的事情更能引起观众的兴趣和共鸣，因为中韩文化本就同源，非常接近，很多观念和想法都相似。

　　韩剧不仅生动逼真地再现了韩国的风土人情，而且以讲故事见长，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总是留有悬念，让观众欲罢不能，情不自禁一集接一集看下去。然而，韩剧能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基础还是中韩文化的相似性，“韩民族一直是在憧憬和模仿中华文化，甚至有时候在批判和反抗中国文化中发展自己的文化。” [注:李相勋《作为一种融合文化的“韩流”及其人文学研究的可能性》，《当代韩国》，2004年第1期。]韩国文化在大量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中韩两国之间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两国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中韩两国同属东亚儒教文化圈，两国国民有着一样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有着相似的姓氏名字。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价值观、礼仪、民俗、建筑，韩国都深受华夏民族的影响。韩国同中国一样，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因此韩国人在感情表达、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与中国人都很相近。这是中国观众容易接受韩剧，“韩流”得以顺利登陆中国的“先天条件”。上个世纪的中国，历经了“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这两场运动对以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在以韩剧为代表的“韩流”文化中，我们看到传统的道德观对韩国国民的约束力还是很大，他们提倡长幼尊卑秩序，尊师重教，甚至“三从四德”也还有相当市场。韩剧往往将“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文化精髓演绎得炉火纯青，韩国国民对“万世师表”孔子更是敬仰有加。这些正是今天的中国所缺失的。有人说，当今韩国人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儒教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韩剧就是以中国文化征服了中国市场，以中国文化“打败了”中国人。更有人认为，今天的韩国是古代中国的活化石。[注:詹小洪《“韩流”文化盛行于中国及其原因》，《当代韩国》，2007年第1期。]

　　不可否认的是，在历史上，中国对韩国施加过广泛的影响，但今天的韩国经济发展水平又超越了中国，这使一些民族主义情绪较重的年轻人心目中产生一种强烈的失落感。然而在观看一些韩国历史剧时，这种失落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慰藉。多部韩剧反映了历史上的韩国从文字、制度、礼仪到建筑全方位深受中国的影响。大到朝鲜李朝对明代中国实行“事大主义”，很长时间内两国存在一种朝贡关系，每年李朝要派使团向中国朝廷纳贡。历代的皇位继承需要得到中国朝廷的册封认可，韩国也像中国一样实行科举制度等等。小到在普通老百姓家庭生活中，也将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作为儿童启蒙教育，客厅里也挂着中国字画。这一切都会使中国观众在潜意识中对自己民族历史上曾有过的强盛产生自豪感。人们认为，就像今天“韩流”猛烈横扫中华大地一样，过去“汉风”也曾席卷过朝鲜半岛。眼下，两国正进入“韩流”与“汉风”交相辉映的时代。

　　传播学多年的研究一再表明，传播是双向的，被传送不等于被接受，受众不是应声而倒的靶子，传播效果从来不是一厢情愿的事。面对外来文化时，受众是主动而积极的。他们理解文本、建构意义的行为是在已定的文化语境中与文本进行的“协商”，这一协商过程相当细腻复杂。我们固然不应该把受众的主观能动性估计的过于乐观，但也决不能忽视受众的反省批判能力，他们原有的文化价值观对于外来文化操纵与“洗脑”功能的抵抗，往往比想象的高得多。欧美电视剧因为欧美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巨大差异而遭遇文化屏障，韩国电视剧却正好因为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源远流长，中韩两国在文化根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都存在着相通性而被中国观众接受和认可。

　　三、跨文化传播：中韩文化契合的完美体现

　　我们看好莱坞大片，或许只是带着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一个故事，因为其中的内容和观念也许都离我们太遥远。而我们看韩国的电影、电视剧则会幻想那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我们会感动、共鸣，因为那些似乎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韩文化的扩张比欧美更迅速也更有影响力。而这一局面不仅我们始料未及，恐怕韩国人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东方文化的统一性使得其文化能没有什么大的障碍长驱直入，这与韩国和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交流、融合紧密相关。韩剧成功打入中国市场，是一次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胜利，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找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

　　在人类的传播活动中，只要信息的发出者是一种文化的成员而接受者是另一种文化的成员时，就发生跨文化的传播[注:拉里?A?萨姆瓦、理查德?E?波特、雷米?C?简恩《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2页。]。此时，在一种文化中编码的信息必须在另一种文化中解码，因为两种文化在行为和赋予意义的方式方面必然会有差异，这就造成了跨文化传播的困难。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注: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9-100页。]也就是说，文化不是人生来就具有的，而是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在后天习得的，由所有的社会成员共同拥有、共同建构，具有符号性、模式化、整体性、地域性的特点。文化对跨文化传播情境的影响程度由文化间的差异程度决定，如果两种文化之间有较多的相似性，两者在传播行为、概念意义和内容上也更相似，解码的结果与原始信息编码时的内涵就更近于一致。跨文化传播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下发生，可以在文化差异极大的人之间，也可以在同一主流文化中的不同亚文化群体成员之间发生。[注:拉里?A?萨姆瓦、理查德?E?波特、雷米?C?简恩《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6页。]比如中美的文化传播就属于前一情境，而中国和韩国间的文化交流就是东方文化的亚文化群体间发生的情境。

　　跨文化传播中，信息源和接受者来自不同的文化，因而各自受其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影响，所以社会―文化因素成为跨文化传播中最大的影响因素。在跨文化交流中，由于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程度不同，产生误解的可能性大小也不同。跨文化交流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所具有的共性越多，他们在交流中所遇到的严重挫折或文化曲解就越少。当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的文化差异增大时，误解的可能性无疑就更大。” [注:关世杰《跨文化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两种文化差异越小，共同的意义空间就越大，交流的障碍就越小，彼此就更容易产生认同感。

　　中西文化的差异大。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和谐统一，西方则把上帝看作一切的主宰；中国文化重直觉，尚事功，西方文化则重思辨，尚超越；中国重礼制轻法制，西方则重法制轻礼制；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以现世性的人伦关系为核心，通过协调性的伦理意识来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自我肯定，所以中国人重视群体价值，而西方传统文化精神是以彼岸性的神人关系为目的，通过超越性的宗教意识来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自我否定，所以西方人重视个人价值。中国人对家庭和社会是一种责任，家庭观念强，血缘关系、亲情伦理在脑中根深蒂固，父母和子女始终是一家人，哪怕子女成家立业，另立门户，和父母仍不分彼此，并且把赡养侍奉父母看作应尽的责任。西方人对家庭和社会则是一种需要，子女一到成年，就要自力更生，父母不再抚养他们，而子女一旦独立后，对父母家的事，也不再理会，不存在要赡养父母的说法，更不可能几代同堂了。中西文化的不同还表现在饮食、穿着、教育、艺术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无处不在。正因为如此，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就不容易被中国人接受，或许他们先进物质的东西进来了，文化内核却去掉了，变成了适应中国口味的西方文化。

　　相比之下，韩国文化更容易被我们认同，并且保留了原汁原味。韩国传统文化根基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两国文化同根同源，价值观点、生活方式也大体一致，因此，蕴涵着深厚韩国传统文化的韩剧在中国播出时，在中国观众中有非常大的文化认同感和亲切感。感知是社会―文化因素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感知的相似性，使得同一文化内共享意义成为可能。[注:拉里?A?萨姆瓦、理查德?E?波特、雷米?C?简恩《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7页。]在理想的跨文化情境中，传播双方应该能有相似的经验和共同的观念。然而，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却是彼此经验的歧异和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两种文化的相似性则无疑成为感知趋同的重要砝码，韩剧在中国的盛行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中韩文化的相似性。

　　中韩两国的文化交往自古有之，可谓源远流长。首先，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人文意义上看，中国和韩国都如此接近。历史上，中国曾居于东亚文明的中心位置，强大的文化辐射力量，使韩国从汉字、民族服饰到姓氏等方面，都因袭传承着中华文化。由于战乱、灾荒等原因，从战国时代起，两国人民就互相往来，甚至互有迁移。唐宋元明清等历代迁居朝鲜半岛的移民，子孙繁衍、生生不息直至李朝时期。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也对韩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其政治、思想、道德、法律、文化、教育乃至风俗习惯、社会风貌，无不打上儒学思想的烙印。当前，韩国主流文化所推崇的社会价值观、伦理道德准则基本上源自孔子的儒家思想。尽管现在有不少韩国人改奉了基督教，但儒教也并没有丧失其影响，因为它所倡导的那些精神原则，已深深地内化为韩国民众的基本价值观念。

　　儒教曾被奉为韩国的“国教”。朝鲜王朝引进儒家思想后，将其与本土的传统思想结合，在教育、礼仪、行政管理等方面系统地推行了一整套儒家传统，并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加以巩固，从而对韩国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国人把孔子尊为“万世之表”，每年都要举行纪念孔子的大祭。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伦理思想是韩国人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孝顺长辈、尊老爱幼被视为高尚的品德。儒家的基本理念：“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伦常”、“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诸如此类的观念已深深植根于韩国文化之中。不仅老一代遵守传统的规范礼仪，年轻一代也由于长辈们的言传身教，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韩国，老人和男子仍居于家庭生活的中心地位，婚姻也仍然以父母之命为主；媳妇要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恪守妇道；在社会交往和家庭生活中严格使用敬语；严格遵守为父母守孝三年的制度，长子在三年丧期内每天清晨和傍晚都必须到父母灵前焚香哀泣，每年的忌日、生日、春节和中秋节，要到坟前隆重祭奠。这些在韩国电视剧中都有深刻的反映。

　　韩剧是中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在那些西方童话故事般的剧情里，渗透着东方的传统礼仪和家庭伦理观念。韩剧文本中所蕴藏的韩国社会文化，就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源的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像《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这样的家庭伦理剧，提倡的是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孝敬父母、夫妻恩爱等基本的儒家道德思想，十分符合中国观众的家庭伦理观念。《看了又看》中，郑银珠和朴基正的关系不被基正家认可，银珠就一次次上门给长辈请安、送礼物以请求同意。好不容易银珠被基正家接纳后，金珠和弟弟基丰的恋爱关系浮出水面，却再次在朴家掀起轩然大波，因为金珠是银珠的姐姐，如果和基丰在一起便成了银珠的弟妹，朴家不能容许这种违背长幼伦常的事情发生，所以坚决反对。该剧就在一个个矛盾中向前推进，看似婆婆妈妈的平凡生活，却蕴涵着韩国深厚的儒家文化及其与现代社会的摩擦和撞击。《蓝色生死恋》、《悲伤恋歌》、《对不起，我爱你》等爱情剧，演绎的是男女主角不离不弃、坚贞不渝的爱情，与中国古代传说梁祝的爱情故事异曲同工。《玻璃鞋》塑造了一对父母双亡的苦命姊妹花，她们的一系列遭遇表达了贫贱夫妻间坚贞的爱情、父亲姊妹间共患难的亲情。《黄手帕》中的女主角紫英是典型的传统女性形象，她忍辱负重，温柔贤惠，处处考虑他人，只是因为对方长辈不同意，就选择躲避男主角执着的爱情，甚至不惜放弃生命以让对方死心。《爱情是什么》中也是如此，强调长幼有序，长辈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可动摇。女儿相亲，看中男孩，但若要结婚，不仅要征得父母同意，还要征得奶奶的同意，否则就不能谈嫁娶之事。《浪漫满屋》虽是一部现代青春喜剧，却也没少了儒家礼仪文化，女主角韩智恩第一次到男方家，因为不懂礼仪，没给家中最高长辈奶奶行跪拜大礼而受到斥责。当代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许多美好的传统也随之丢失了，“吃老”、“啃老”、“打老”、“骂老”、“弃老”、拐卖妇女、虐待儿童等事件在诸多媒体上屡屡曝光，传统的礼仪、谦卑也被张扬跋扈的厚黑学所取代。韩剧所体现的儒学经典和传统美德正好弥补了中国人岌岌可危的道德意识，它像一棵救命稻草一样，召唤着那些已经丢失或正在被抛弃的美好传统的回归。

　　2005年掀起收视热潮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更是把儒家文化对古代朝鲜社会的巨大影响刻画得入木三分。忠孝礼义廉耻这些伦理道德贯穿全剧。人与人之间的礼节，虽然繁琐但却让人舒服：见了长辈要欠身；谈话时须低眉顺眼，不能把口水溅在别人脸上；尽量不大声说话。剧中塑造的各色人物，都打上了儒家文化的深刻烙印。内外兼修的徐长今，稳重内敛的闵政浩，正直坚强的韩尚宫，温柔善良的连生，他们人性的光芒与儒家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对于韩剧来说，“他们在获得和完成现代性的同时，文化上坚持了一种延续性和保守性。这种文化特征，构成了韩剧的叙述基础。长幼之序、孝悌之义、夫妇之伦、儿女之道……它们的故事总是围绕着这些主题展开，从中引出情节和人物情感的表现。” [注:陈鸿秀《透视韩剧的人文内涵》，《艺术百家》，2006年第2期。]韩剧正是紧紧抓住东方文化的底蕴：情调是东方式的，谅解、宽容和唯美；伦理是东方式的，忠义、孝顺、诚信。这样的大众文化产品打动了中国观众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中国观众在观看韩剧时的感受往往是：演员的外貌、剧中角色的名字都跟中国一样，符合中国人的欣赏和思维习惯。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和我们的很接近，没有大的差距。而且很多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人家还保持着，觉得很亲切。或者对剧中韩国人的礼仪感触很深：觉得韩剧很文明，很“干净”，讲究礼节、尊老爱幼，很少有色情暴力的镜头。年轻人的爱情往往炽热但纯洁，遵守男女礼仪。老年观众特别羡慕剧中几代同堂的生活，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都不愿和老人住在一起，让他们感觉很孤独。正因为如此，韩剧不但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也受到中年、老年观众的欢迎。

　　前面提到的《疯狂主妇》的低收视率和众多韩剧的高收视率反映出，中国观众喜欢的还是韩剧。毕竟，西方电视剧中反映的生活离我们太遥远了，看西方的生活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看热闹而已，没有切身的感受。很难引起共鸣，只是用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去看。但韩剧不同，由于跟中国文化接近，韩剧中的生活也与中国更相近，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更容易产生共鸣。《看了又看》播出时，每天都有无数网友为剧中的人物、情节展开激烈争论：金珠和银珠谁更可爱？胜美和明远最终有没有走到一起？更有观众不满意原有的结局，自己为该剧设计了许多种结局……究竟是什么激起了观众如此的热情？那是因为韩剧看似平淡朴素的生活琐事，却让人感到特别真切，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处处流露出令人感动的亲情和温馨，其中蕴涵着很多做人的道理。中国观众通过韩剧触摸到韩国普通家庭真实的生活状态，看到韩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与现代生活观念的冲撞，或许不经意中找到解决自身困境的良药。

　　艺术是生活的反映，韩剧正是反映了韩国人的生活，体现了韩国人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模式，对于中国观众来说非常容易理解和接受。中国已经失去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韩国还保持得很好，也引起中国观众的羡慕和深思，特别是年纪稍长的一辈。韩国人和中国人都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东亚人，姓名的组成也几乎是一模一样。因此，比起西方国家的电视剧，中国观众看韩剧几乎不存在文化障碍。

　　韩剧打动中国观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上的共鸣，比起西方电视剧，韩剧场景现代，画面时尚，骨子里却很传统、很东方。韩国的家庭伦理剧诙谐中有庄严，严肃中又透着俏皮，它就像韩国泡菜，内容是那么丰腴，味道又是那么醇厚，让人心驰神往。韩剧本身有一种力量，把家事、国事、天下事化作一般人情世故、家长里短，化作茶余饭后的谈资。韩剧通过人物性格变化和情节演进，表现出人们不断调整自己的传统的角色和生活习惯，从琐碎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细腻的感触中，使观众领略到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反映出古老的生活传统在现代社会思潮冲击下所发生的困惑、变异和新的转机，传统与现代意识有机结合，人们在感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享受传统的伦理道德与亲情。韩剧具有东方式的谅解、宽容以及唯美的情调，体现的是东方的伦理观念，如年轻人要孝顺父母、朋友之间要讲以信义等等，都深深打动了中国观众。韩国影视剧立足韩国，以韩国人自身的具体问题为基础，扩大到亚洲人的普遍问题、全人类的普遍问题，所以能够广泛地引起共鸣，使观众成为参与者，从而开创出开放的文化氛围。

　　当然，和其他文化之间一样，中韩文化间即便再接近再多共同点，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正如美国著名人类文化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说，在同一文化圈内部又存在着不同于其他的特殊的社会目标，因而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模式” [注: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页。]。随着全球性的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和其所处环境的异质性进一步加剧，同源文化的差异性也由此分化和凸显出来，其结果是各民族独有的历史个性和精神气质在这种分化中变得更具魅力。比如说韩国人吃饭时，喝汤咕嘟作响，大声咂嘴唇、打嗝，以显示饭菜好吃得津津有味；而中国人的餐桌礼仪则是尽量不要发出声响，否则会给人留下粗鲁、没教养的印象。文化间有限的差异会给跨文化的传播带来兴奋和好奇，就像人们吃腻了米饭就想尝试面条一样。中韩文化的差异和中西文化的差异不同，中韩文化同根，因而不会觉得不合口味、食不下咽；中西文化差距颇大，西方的电视剧让中国观众觉得与己无关，比较陌生，对其缺乏吸引力。而韩国文化对我们恰恰是处于完全熟悉和完全陌生之间，既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古老国度，又是一个经济发达的东亚经济强国，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先进。在中国观众心目中，韩国散发着一些神秘色彩，陌生的地方是有吸引力的地方，熟悉的地方让人觉得接受起来特别容易。以往我们对韩国了解不多，韩剧的引进，从接受心理的角度讲，观众首先就有着了解异域风土人情、感受他国生活文化的期待和向往。因为好奇，所以关心，这也为韩剧的热播铺垫了基础。而韩剧也正是通过折射韩国的城市风貌、居住环境、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特点，营造出一种现代和简单并存的生活方式和独具一格的文化，通过适当的差异感，满足了中国观众的好奇心理，提升了情感认同。

　　与韩剧相反，国内影视剧很多远离观众的心理经验和文化经历。钱权交易，暴力黑幕，狐仙鬼怪，关注普通人心灵与情感的作品相对匮乏。国产电视剧近几年出现大批的跟风之作：历史宫廷、反腐公安或者是对日韩东施效颦的偶像剧，总之什么火拍什么，但又没有突破。《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中指出，根据2002年对33个城市156个频道17时至24时电视剧收视的统计数据，中央级频道和省级卫视频道播出的涉案剧和都市生活剧在现代剧中并列第一，而观众收看涉案剧的时间最多，占收视份额的17%。紧跟其后的都市剧，也多以婚外恋和第三者为主要题材。[注: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题材的单一无疑使观众产生收视疲劳。所以韩剧这种主打家庭伦理和坚贞爱情的电视剧，弥补了国内电视剧市场的空缺。韩剧满足了大众对真、善、美等最基本社会道德的心理渴望，自然也就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眼球。

　　跨文化传播篇4

　　中西方动画作品中的传播过程都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经受了岁月的沉淀与磨练，在中西方丰富多彩的动画作品中淋淋尽致地发挥出来。我们了解到，在进行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时，都会在无形之中给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与延伸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而推动了社会文化更好、更快地向世界前行。整体而言，中西方动画作品中的文学艺术的传播形式不尽相同，却是表达着同样的艺术内涵，而大致方向不变。并且动画都是通过文化的传播来达到动画作品的大力宣传，然后供本土及世界的观众来欣赏。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研究与探讨，如何才能大力地推进动画的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进而实现动画文学的全球化。

　　关键词：

　　动画；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策略；深远影响

　　无论是中国动画作品，还是西方动画作品艺术，都会在无形之中给人类文化水平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些都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产物，能够推动社会的动画艺术，为社会的文化发展创造财富。尽管中西方动画作品中艺术传播的形式各显神通，不尽相同，却是表达着同样的艺术内涵，同样是运用动画作品来表达艺术的文化气息，反映出一种社会现象或者是社会环境的缩影，从而让儿童乃至大人认识到文化知识真正的力量，所谓的真善美的真实所在。

　　一、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推动作用

　　1）由于动画的深入人心，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属于自己心中的动画偶像剧，从而使得人们对于简单的动画内容都能够脱口而出，比如说：《熊出没》这部动画的兴起，成为多少儿童心中的所爱，家喻户晓。在平常的生活中，孩子都会模仿其中的话语，进行通话的交流。千万不要觉得这些简单的话语通俗易懂，就不值得一提，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当你通过看动画而有了这些话语感觉的时候，说明你对语言的交流有了初步的认识，也就证明你的文化水平有一定的进步。动画的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习不同的语言，了解许多简单的跨国文化知识、简单的短语，经过反反复复地观看，重复地听取，自然而然深入人心，久而久之，达到了文化宣传的效果，看的动画越多，对文化学习的开展越有利。

　　2）动画是孩子们的启蒙老师，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儿童解决这些生活中遇到的简单问题。对于文化交流来说，观看动画让人们在身心愉悦、身临其境的同时轻松地了解各国之间的文化，这个过程既简单又方便，还不需要刻意地去记忆，听多了画面中的描述，自然就刻在脑海中了，至少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动画化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比如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总会在不经意间发现，好像这些话语以前就见过、听过，仔细回想一下，应该是哪个动画里边主要人物的口头禅吧！而能被我们记起来的这些动画或者是其中的人物，估计都是受我们现在或者以前迷恋的动画所致，相信为了那份执着与热爱，形象生动画面很快就能被我们消化掉，不止如此，印象深刻的语言也很难让人忘怀。比如：《哆啦A梦》、《蜡笔小新》、《火影忍者》、《熊出没》等许多优秀的动画深入大部分人的脑海中。总归来说，动画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画面中经常出现一些常用语言，久而久之自然就变成我们利用的资源了。

　　二、鉴于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研究一些转型策略

　　1、根据本国的国情、社会背景、生存环境、人们的心理特点等，大力地进行动画的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动画实际上就是以人民的真实生活为背景来进行描绘，这样容易引起人民的共鸣，给人民一种现实生活的重现，打出人民的愿望与心中的需求，在动画中淋漓尽致地变现出来，让人民感同身受。为此，我们在进行动画的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需要紧密地结合本国的国情、社会背景、生存环境、人们的心理特点、外国人的心理需求等，不断地为文化的互动增加一定的前提基础，从而更好地宣传文化，达到知识的共鸣。

　　2、需要达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来实现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为了更快速地实现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我们需要把握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编码，不能把文化进行分割，或者是背离文化全球化的思路，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文化追求作为动画传播的思想指导，在不同国家之间寻找相同的文化内涵、思想追求、大社会的美好渴望、全球化的文化要求等，慢慢地缩短动画在各国文化交流之间的差距，最终求得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互利双赢，共享文化资源。

　　三、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深远影响

　　在中西方动画的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发展过程中，吸引了众多的动画学习和观看爱好者，不仅推动了其自身的发扬光大，同时让动画在本土乃至世界领域范围内得到了强烈的认可，间接地影响着更多的人来投入到动画这个文化的学习与宣传之中。但是切记：对于动画画面中积极地、有利于学习和身心健康发展的内容值得我们宣扬，而那些不健康的、低俗的、不文明的、容易让儿童受伤害的、影响他们身心发展的和学习进步的行为应该坚决抵制，还要在大范围内进行宣传活动，告诫儿童哪些该吸收，哪些该果断地放弃。只有把动画精神的正能量发挥出来，才能更好地使其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卫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国际新闻界》；2001年02期

　　[2]贾磊磊；《镌刻电影的精神——关于电影学的范式及命题》；《当代电影》；2004年06期

　　[3]爱门森；《世界文化和文化纷呈中的传播策略——一个致力于跨文化融洽交流的计划》；《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02期

　　跨文化传播篇5

　　论文摘要:全球化背景环境下，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推行文化策略的一部分。跨文化传播是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条件，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由于经济、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原因是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性导致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对弱势国家存在很大的威胁，因此值得引起全球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政治经济逐渐形成一体化的格局，世界大文化背景也正在日益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传播，尤其是跨文化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跨文化传播是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条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全球各个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是不对等的。由于这种不平等性的存在，使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文化霸权的现象，这应当是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本文将从跨文化传播理论、文化霸权理论、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及危害等几个方面来分析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现象

　　跨文化传播理论

　　当代新闻信息传播领域出现了许多关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研究，其中对“跨文化传播”的解释、描述和定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拉里·a"萨默瓦和理查德·e·波特认为，所谓“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流，他们的这些不同足以改变交流事件’心。

　　被誉为“跨文化传播研究之父”的美国传播学者爱德华·霍尔也没有对跨文化传播给出明确的定义。后来的一些传播学者给跨文化传播下了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所谓跨文化传播是社会信息的跨文化传递，或者是社会信息系统的跨文化运行。

　　文化霸权理论

　　文化霸权理论是由葛兰西提出的，葛兰西“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的主要观点在于:与传统的政治领导权(political hegemony)相区别，统治阶级不是简单地“统治”一个社会，而是通过道德和知识的领导者积极引导这个社会，这就是“文化霸权”。换句话说，就是统治阶级将对自己有利的价值观和信仰普遍推行给社会各阶级，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措施.而是依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愿接受来实现。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不对等性的传播，这种不对等性是由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不均速和不等速发展决定的。另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际政治交往不平等，国际政治关系不民主;二是国际经济交往不平等，国际经济关系不公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上层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传播形式，必须服务服从于国际经济交往，并受到国际政治的强烈制约。而国际政治、经济是不平等的，所以跨文化传播中必然渗透着文化霸权，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等性必然导致文化霸权。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现象，一般是指文化传播强国与文化传播弱国之间在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状况，即引进文化要素大于输出文化要素的数量，外来文化对本国、地区和民族的影响大于本国、地区和民族文化对外国(地区、民族)的影响的现象。

　　这种国际交往中的不对称现象，在政治、经济领域早已存在，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但是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现象，却是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逐渐为人们所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也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但是效果并不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现象不但更加突出，而且更加复杂。

　　跨文化传播中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

　　本文就以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为例来证明其复杂性。就内容方面的文化霸权现象来看，西方传媒发达国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强势，可在信息产品贸易、文化和语言、西方传媒的强大国际影响力、跨文化传播信息流的流向四个方面获得说明。

　　信息产品贸易。有关数据显示，美国作为最大的文化产品出口国，其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等文化产品的出口额每年都达600多亿美元，超过其他行业的出口额。其中电影已占据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占据世界电影市场总票房的2/3 ;电视节目占世界总生产和制作量的75%，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小时，美国节目在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中占到60%--70%，有的占到80%以上。舀这不仅仅是文化产品的输出或者传播，更主要的是传播一种生活方式、思想方法、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以电影为例，随着中国加人wto，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另外加上好莱坞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巨大影响，好莱坞电影和其他国家的电影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方式，以及各种传媒手段纷纷进人中国，于是，中国电影也开始模仿好莱坞，借用商业娱乐元素争取票房利益。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张艺谋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近几年的《英雄》、《卧虎藏龙》等，这些影片都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国际意识，在制作水平和工艺水平上力图最大限度地达到国际通行标准。特别是在文化、艺术层面上也都试图与国际接轨，许多影片不仅投资巨大，而且有意识地采取了东西方交叉的故事题材或者东方化的奇观策略，甚至在《红色恋人》中还采用了英文的对白处理。

　　文化和语言。1.文化方面。以广告文化为例，《nike恐惧斗室篇》的广告事件是关于跨国公司跨文化广告传播中文化霸权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这则广告中，有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夸张失实》、第二个单元《诱惑》、第三个单元《自鸣得意》。互在这三个单元中，象征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三个中国元素即老者代表的功夫、飞天、龙，分别被代表西方形象的詹姆斯一一打败.这种情节和内容的安排正是美国一贯肆无忌惮彰显其霸权文化的体现。2.语言方面。近几年国内掀起学习英语的热潮，高等院校必须通过英语四、六级才能毕业;许多学生争相考托福、雅思出国留学;一些单位的职称评定也与一定的外语水平联系起来。今天中国拥有3亿学习英语的人，几乎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说英语人数的总和，并且这个数字在未来的7到10年内还可能翻倍。然而许多在校学生对汉语的学习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认为母语不用学也能够会。这一现象与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是不无关联的。

　　西方传媒的强大国际影响力。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霸权体现在其运用各种传媒手段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其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观念，宣扬其价值观，使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以发达国家的文化为标准，赋予自己在全球化中的支配地位，试图将他们的文化观念转化为世界共同的观念。

　　西方主流媒体凭借其先进的传播手段及强大的传媒影响力，在传播全球重大政治新闻的时候，完全是从本国利益和对外战略需要出发，时刻彰显着文化霸权。其主要表现有:

　　1.标榜西方媒体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对非西方媒体采取排斥、怀疑、贬损、敌视的态度，甚至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舆论称为“谎言”。一些西方媒体由于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受市场利润的驱动，经常对客观事实进行肆意歪曲、扭曲的报道。例如，对中国“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的报道，此事件分明是一场扰乱社会治安、破坏民族团结、蓄意破坏国家统一的暴乱，而西方媒体却称这是藏族地区人民争取自由的合法运动。并在一些新闻画面中将进藏进行支援救助的医疗车队剪辑、拼贴成镇压当地人民的武装军队，而且将一些医护人员的救助行为解说成军队对藏族人民的残暴镇压，完全是颠倒黑白、扭曲事实。这一事件说明，一些西方媒体的所谓“公正”、“客观”是颇令人质疑的。

　　2.根据意识形态偏见，随意取舍重大新闻选题。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奥运圣火在美国旧金山和洛杉矶传递时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一些媒体面对街道两侧的红色海洋视而不见，也没有对此作出任何报道，反而抓住个别反动旗帜进行大肆渲染和极力夸张报道，并声称这股势力将成为北京奥运会举行的强大障碍。殊不知，中国举办奥运会是中华民族经济实力的体现，是十几亿中华儿女共同的愿望，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势力阻挡不了的。可见，西方的新闻自由是有选择、有取舍、有服务目标的。

　　3.不顾客观事实，主观随意编造。西方媒体经常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形容为“专制”、“愚昧”、“落后”，把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中国描绘得哀鸿遍野、问题成堆。一些西方公众到了中国，特别是奥运会期间来中国的西方民众，看到中国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真实情况后，都会为之“震动”和“吃惊”，这说明他们平时接收的信息并不真实。

　　跨文化传播信息流的流向。我们都知道信息一般都是从强势国家流向弱势国家，比如在海湾战争中，国内媒体的大部分消息基本上都是来自美联社、路透社等西方媒体的二手信息。不过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科技水平的提升，情况有所改变。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一些重大事件上逐渐掌握了媒介话语权，在第一时间能够对重大事件作出报道。例如伊拉克战争期间，中国著名记者水均益和间丘露薇深入伊拉克前线，把第一手信息传递回来，让全国人民能够第一时间了解伊拉克战况。另外，在“5"12”地震发生后，新华社在第一时间把地震的消息给全国和全世界的人们，为主流媒体赢得了话语权，而且在后来的报道中赢得了国际好评。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瀚权的危害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发展造成了许多问题。虽然文化交流中出现的问题不像战争或经济侵略那么直接和现实，但是文化霸权累积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文化传播主权和文化传播资源构成了威胁;给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带来了文化压力;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带来了价值观的冲突，容易引起价值体系的混乱;还有可能使弱势文化被同化，导致民族文化的萎缩;最后很容易导致全球文化生态危机。

　　结语

　　总之，在传播全球化体系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化霸权现象。发展中国家面对文化霸权现象也不是一味地不加处理地消极接受，无所作为。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进行抗争的最好手段是“强身健体”，通过提高自身整体实力树立和提高自身文化在跨文化传播市场的地位。在经济上，依靠科技力量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文化上，强化文化主权意识，制定相应的文化策略，对外来文化进行适当的防御，保护文化主权和文化资源;在对外策略上，设法加大本国文化输出能力，提高民族文化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力，把握国际文化传播的主动权。

　　跨文化传播篇6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 文化传播 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Exploration

　　CHEN Wenzh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Hubei 443002）

　　Abstract In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peopl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differences， making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is often misunderstanding and conflict. In advocating the basi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transmiss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and methods cultural world， which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national culture. In this pape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discuss， analyze and process the need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the problem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innovativ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methods and measures to elaborate.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novation

　　1 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的必要性

　　进入21世纪后，人类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世界格局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随着交通、通信的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愈发频繁，沟通与交流的畅通性不断提高，人类生产生活开始步入新的时代。自动化、网络化、沟通互动化等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在这一进程中，跨文化交际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国际文化与经济也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因此，在这种环境形势下，对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进行探究是十分必要的。

　　2 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探索过程中的问题

　　2.1 风俗习惯的文化差异

　　首先是动物象征方面的差异，以“狗”这种动物来为例，其虽被视为人类的朋友，象征忠诚，但是在汉语中大多含有贬义的意思，如狗仗人势、狗急跳墙、狗屁不通等。而在英语文化中，以狗做成的语句多为褒义，如“a luck dog”（幸运儿）、“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等。正是其象征的含义不同，使得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产生文化差异。

　　其次是色彩喜好习俗上的差异，了解和掌握其他国家的颜色在语言中的深层含义，有利于交际的顺利进行，也有助于文化的传播。例如，在英语中，带有Green的词组有着不同的含义，green goods（新鲜货）、a green old age（老当益壮），而在汉语中，绿色则表示欣欣向荣的意思，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在进行文化交际或文化传播过程中，只要尊重各民族对颜色的爱憎，就能进行很好的交流。

　　最后是数字的差异，很多国家认为单数是吉利的，而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13这个数字被视为凶数，在生活中处处可见这一现象，如电梯13层被12A代替，剧院、飞机、火车等没有第13排座位。反之，我国传统文化则认为双数是吉利数字，很多人结婚或者其他喜庆日子时，都会选择这样的日期，人们认为双数表示好兆头，追求和渴望好事成双、双喜临门。

　　2.2 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思维的特点在于其整体性，重视综合的倾向，而西方思维的特点在于其实际性，注重分析的倾向。中国哲学不能将认识客体置于主体的对立面去观察、分析，只有与客体的交融共存中来体会它的存在，感受其生命，领悟其精神。这种重视群体存在的思维就是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对于西方文化而言，其不仅关注社会群体自身与社会在运行时其社会与个体之间存在的对立，也承认不同个体之间都会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因此要努力保护个人处于社会当中的权益地位，这是西方人的个体性思维方式。

　　2.3 价值观念存在差异

　　价值观念其本质属于社会意识的一种，处于文化最深层部位，它能够有效明确社会、群体以及个人多要采取的交往原则、行为动作以及生活状态。诸多学者将其当作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然而，若没有真正懂得价值观之间存在何种差异，那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何为跨文化交际。由于价值观存在差异，则会产生文化之间的差异，例如教育子女、家庭观念、个人隐私以及学习目的等方面的差异。只有有效消除上述价值观，才能构建一个无歧视的多种族文化群体的和谐社会。

　　3 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方法创新

　　3.1 平等尊重，化解冲突

　　各民族都存在文化差异，且其起源地理、语言、自然条件以及人种等存在紧密联系，主要以其民族本身的环境、条件以及需求等方面的差异，除了以地域性质、生存空间为主要表现，还表现于时代所需物质不同以及发展水平不一。具体来说，文化就是历史与现实的融合，其虽不是有形的实体，但是却随处可见。文化是民族的一种精神，规范着人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人的审美情趣，昭示着社会的价值取向。

　　对于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性，应该要保持尊重、平等、友好交流以及接纳等，这样才能冲破由于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阻碍，从而进一步促进文化间的相互传播，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跨文化交流。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应正视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以对话和尊重他人为基础，强化文化传播的无优劣、无界线，增强尊重意识。

　　3.2 主动适应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语言习惯

　　在开展跨文化交际时，应该要主动去了解其他民族的主观文化，从而将自身主要文化的重要性予以淡化，明确各个文化间所存在的不同，将文化交流时所存在的障碍予以排除，并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提升与优化，对于不足之处及时予以改正。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接触其他民族的人和语言文化的机会越来越多。在交流了解过程中，要遵循求同存异原则，将相同之处予以保留，对于不同之处则要求共存。

　　3.3 更新观念，自我完善

　　在跨文化交际中，对于本民族所流传的传统习俗、语言文化等都要予以保留，不可摒弃。但是从时代创新性角度而言，由于时代不断发展，传统文化也应该做出改变，予以俱进，以顺应时展要求，不断创新与发展。近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普通话打招呼语“吃了吗？”就呈现出渐弱的趋势，逐渐被“你好！”“您好！”所代替，这就是汉民族人在对外交往中吸收异族文化而创新的一种新的文化选择。

　　人类文化与人的物质精神需求相联系，其是人超越自我本性的集中体现。从文化层面来看，文化传播是文化进步的具体表现，也是发扬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主体形式。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认知、情感、行为等方面的适应能力。不同国家文化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非语言行为等方面均有存在差异，俗话说得好，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文化全球化将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自我，更新观念，只有适应时展的特点，重视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并在这一过程中保持良好的主观心态，把握良好的交际技巧和传播方法，才能享受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带来的益处和乐趣。

　　4 结语

　　综上所述，各民族之间因多种因素的差异，才形成文化文明的差异，其是导致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出现冲突的主要原因。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这种冲突将逐渐减弱，直至彻底消除。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和文化传播活动中，应充分认识和了解其他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转变自身主观文化意识，强化对异族文化的学习和掌握，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在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化解冲突，从而保证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活动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 王革，李玲.浅析跨文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