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范文

　　儒家思想篇1

　　内容提要: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对中国传统社会刑罚的文明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维护君主专制、作为刑讯制度的思想基础及其自身的绝对化，它对酷刑现象在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广泛的存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酷刑的存在是大部分国家历史上普遍的现象，它是原始社会末期以暴制暴、同态复仇旧习在阶级社会的延续。在这里首先需要交代一下的是，酷刑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按照《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第一条的规定：“酷刑指为了从某人或第三者取得信息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疼痛或痛苦不包括在内。”学者对酷刑的定义大多都以此为参照、大同小异。严格说来，只有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残酷的刑罚措施才称得上“酷刑”。但这么理解未免过于狭隘，因为酷刑是一个大众化、通俗的用词，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在文中，我们只是对其作最一般的理解，指对人的身体进行打击折磨，使受刑人感到极端痛苦、死亡或人格尊严丧失，残酷的惩罚措施或手段，包括法定酷刑、法外酷刑及刑讯。

　　回顾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几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与酷刑并存的历史。酷刑种类繁多而残忍。炮烙、醢脯、剖心、车裂、腰斩、凌迟、点天灯……，这些酷刑读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充满了血腥味。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说，更让人吃惊的并不是中国古代刑罚的残酷野蛮，而在于这种残酷野蛮竟然与四千年的文明共存，与古达的道德哲学并行不悖。[1]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不同，主张以德为主的治国方略，强调教化。所以儒家思想在历史上起着反酷刑，推动刑罚轻缓化、文明化的作用。但经过认真地考察和分析，我们会发现，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固然有着“慎刑、恤刑”的主张，也有反对滥施刑罚，限制、减少酷刑作用的一面。然而，对古代中国社会酷刑长期、广泛的存在，它也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一、维护君主专制制度与酷刑

　　尽管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是两条不同的治国方略。但它与法家思想有一个共同的基点就是主张和维护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为君权至上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辩护。儒家伦理的核心就是“亲亲、尊尊”，追求建立自上而下以君主为至高点的严密等级制度。西汉大儒董仲舒更以“天命神权”学说为皇权的最高权威染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天生民…为之立君以善之，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2]“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3]儒生们还为皇帝专门制定了一套礼仪制度，进一步彰显皇帝的独尊地位。而皇权专制政体正是酷刑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

　　首先，既然皇权被看作至高无上的，那么依儒家思想看来，对皇权及皇帝尊严的侵犯，对皇帝人身安全的威胁也相应地被视为性质最严重的犯罪，处以最严厉的刑罚。在“十恶”重罪中，涉及皇帝的就有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而且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要求实行具体的行为，只要有“谋”的行为即可构成该类犯罪，被给予极其残酷的刑罚。并且株连亲属，甚至邻里。

　　其次，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口含天宪”，掌握着最高立法权。每个朝代除了基本法典外，皇帝的命令及其所断案例等也都被视为法律的重要形式。而且这些法律形式灵活多变，更能充分体现皇帝意志。效力也往往高于法典。历史上的酷刑也大都出现在基本法典之外的这些法律形式中。例如明太祖朱元璋亲自编纂的特别刑法《明大诰》规定了明律中所没有的诸多残酷刑罚。如凌迟、族诛、剥皮、弃市、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抽肠涮洗、斩指枷号、枷项游历、阉割为奴等。“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族诛，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 [4]打击官民犯罪，无所不用其极。

　　再次，皇帝操纵着最高司法权。皇帝可以决定某个案件由自己来审理，也可以指定官员去审理。皇帝操纵着最高司法权，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制、监督、减少各级司法官员枉法裁判行为的作用，但是也破坏正常的司法程序。由于皇帝拥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常常因为一时情绪不顾法律规定，滥施法外酷刑。例如隋文帝早年废除了魏晋以来的酷刑。但到晚年，“帝尝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5]明朝皇帝为加强专制统治，更是设立拥有司法权的厂卫特务机构，滥施酷刑，实行恐怖统治。

　　另外，皇帝控制着最高行政权和人事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专制统治，尤其当社会矛盾激化、动荡时期，皇帝抱着“刑杀以立威”的观念，起用酷吏，加强刑罚的严酷性。所以酷吏之所以出现、敢于“酷”，在某种程度上离不开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和需要。唐代，“逮则天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委政狱吏，剪除宗枝。於是来俊臣、索元礼、万国俊、周兴、丘神亟?蕖⒑钏贾埂⒐?浴⑼鹾胍逯?簦?追锥?觥H缓笃鸶婷苤?蹋?坡尥?????似料ⅲ??茏怨獭V劣诨持业敢澹??杈吐菊撸?豢墒ぱ浴！?6]可见酷吏、酷刑都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根源于封建专制制度。

　　总之，儒家专制君主制的主张与其慎刑思想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和张力。维护君主专制注定会出现酷刑现象，慎刑思想不可能得到很好地实践。这样说并不是要苛求前人，而是客观地分析酷刑之所以在古代中国社会广泛、长期的存在，是儒家君主专制思想主导下合乎逻辑、必然出现的结果。

　　二、儒家“慎刑”思想与酷刑

　　口供在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被视为“证据之王”，相应地刑讯制度也成为古代法制史上的一项重要的制度。为了获取口供，司法官员，尤其是酷吏往往施加残酷的刑罚措施对犯人甚至证人进行讯问。从这个意义上古代的绝大多数酷刑是作为一种刑讯手段出现的。例如武则天统治时期有名的酷吏来俊臣在设计刑讯措施方面是极富有“想象力”的。“俊臣每鞫囚，无问轻重，多以醋滴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环绕炙之，并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又令寝处类秽，备诸苦毒。自非身死，终不得出。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狱卒尽杀重囚，然后宣示。又以索元礼等作大枷，凡有十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复有铁笼头连其枷者，轮转于地，斯须闷绝矣。囚人无贵贱，必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见之魂胆飞越，无不自诬矣。”[7]可以说，刑讯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大量酷刑出现并长期存在的制度基础。

　　而儒家“慎刑”思想又是刑讯制度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思想基础。[8]儒家道德哲学即强调以伦理为基础的人的自觉性，提倡人的自觉行为，甚至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9]这种自觉行为依据于理性认识，发于内心。如荀子所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10]“这一思想要求在司法审判中，就要求被审讯人自觉提供口供，承认自己有罪或有犯罪事实，不只是要求有证据证明这种犯罪事实的存在即可。而且，这种口供比其他证据更为重要，因为这是出自内心的自我供认。”[11]但要求被审讯人自我供认只是一种理想，现实中不少罪犯一般不愿自觉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甚至在事实面前还会百般抵赖、狡辩。于是刑讯就变得必不可少，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虽然古代刑讯制度的设计，也贯彻了儒家的“慎刑”思想，防止滥用刑讯。对刑讯的条件、程序、工具、禁用范围和刑事责任等都有明文规定。例如唐律规定：“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12]但儒家思想作为刑讯制度的思想基础，并不从根本上否认而是肯定刑讯。在实践中，对刑讯的限制也往往难以奏效。为了迅速地审结案件，加上侦查手段、技术落后，司法资源有限，形成司法官吏尤其是酷吏对刑讯的制度性倚赖。往往施以法外酷刑以逼取口供。即使作为儒家思想代表的循吏，如包拯者，对被审讯者动不动也是“大刑伺候”。总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刑讯制度是中国古代酷刑泛滥的重要渠道。

　　三、儒家价值观的绝对化与酷刑

　　儒家思想在西汉武帝之后逐渐确立了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地位。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也被引入法律领域，《唐律》的制定标志着“引礼入律”的完成。形成了礼法结合，“出礼入刑、礼去刑取”，法律为礼教所支配的局面，以法律的手段来强制推行儒家伦理道德。儒家价值观被意识形态化、绝对化。绝对化的伦理价值必然要求用绝对化的刑罚手段来维系。是故，儒家价值观的绝对化必然带来刑罚的残酷，用严刑维护以君臣伦理、父子伦理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就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的常见现象。

　　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行为规则，其中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前者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保障其实施。而后者则倚赖教化和社会舆论来维护，而且调整范围几乎涉及到一切社会行为。儒家伦理道德支配法律导致刑罚处罚的范围扩大，并且一个违反道德的行为不仅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还要遭受严厉的刑罚，这加剧了刑罚的残酷性。[13]

　　用严酷的刑罚维护儒家伦理道德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十恶”。这十种性质最严重、处罚最严厉的犯罪，都是触犯儒家道德中最核心的君臣伦理和家庭伦理的行为。且该类犯罪“为常赦所不原”。为维护宗法伦常，统治者还默许了父母及家族对被认为以下犯上、不服管教的卑幼实行残酷私刑的权利，甚至把其处死，法律都不予追究。另外，儒家思想要求人们不仅从外在行为上遵守伦理道德，还要从内心深处接受它。即使思想上有违反的恶念，甚至也被认为犯罪予以严惩。例如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实行“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的原则。宋代大儒朱熹更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走上了“诛心”之路。

　　儒家道德的绝对化导致其本身被目的化，而人的尊严、价值和基本权利被漠视，不惜对国民的思想和身体进行残酷地规训和惩罚，来确保儒家价值观对社会的控制。人的身体和尊严成为维护封建伦常的手段和工具，导致国民性中普遍的伪善和对酷刑的麻木不仁，受刑者也只是被认为罪有应得，而很少被给予人道的同情。例如明朝宦官刘瑾因把持朝政，残害忠良，作恶多端，被以谋反罪处以凌迟刑。行刑场面非常可怖：“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矣。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v尸，免枭首。”“虽然刑罚酷烈至此，受害之家争取其肉以祭死者。”[14]“行刑之日，仇家一钱易一脔，有得而生啖者。海内闻之，莫不踊跃相贺。”[15]违背儒家伦常的行为被视为“十恶不赦”，对这样的人实行酷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酷刑并不与儒家思想相背离，这是历史上许多儒臣居然主张严刑、恢复肉刑，清末法制变革时反对对触犯伦理道德的犯罪进行轻刑化、非犯罪化改革的原因。也是古代中国社会酷刑现象长期泛滥而很少受到否定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指儒家文明，中国传统法律也是儒家伦理化的法。儒家的“慎刑”、“恤刑”、“德法并用”等思想推动了中华传统法律的文明。但另一方面其君主专制的主张，作为刑讯制度的思想基础及其本身的绝对化，导致了酷刑在中国传统法制实践中长期存在而无法杜绝。这里笔者并不是要以今天的标准苛求前人，而是客观全面地看待儒家思想。这也警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把一种思想绝对化、教条化，使我们铭记：人永远都是目的，人的身体、尊严和权利任何时候都不应被当作兜售一种教条的工具。

　　注释:

　　[1] 梁治平：法辨[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8页。

　　[2] 春秋繁露·尧舜汤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75页。

　　[3]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2页。

　　[4] 明史·刑法志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2305页。

　　[5] 隋史·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715页。

　　[6][7]旧唐书·酷吏传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4830、4838页。

　　[8][11] 王立民：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页、第29页。

　　[9] 论语·卫灵公[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102页。

　　[10]荀子·解蔽[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213页。

　　[12] 唐律疏义·断狱[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52页。

　　[13] 金良年：酷刑与中国社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7页。

　　[14] 王永宽：中国古代酷刑[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页。

　　儒家思想篇2

　　儒家文明的成就不容否定。中华帝国稳固屹立了两千多年。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诸多大国崛起又复毁灭，更有数百个帝国无声无息地诞生和灭亡。由此可知，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是功不可灭的。

　　但不应忘记，儒家思想有优点也有弊端。构筑在儒家体系的国家制度压制任何改革，妨碍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阻止新鲜思想渗入中国的土壤，因此，中国的科技文化发展停滞不前，社会政治思想衰落，经济驻足不前。到了19世纪，中国成了西方列强的囊中猎物，沦为了半殖民地。到了20世纪30年代，几乎被日本帝国主义灭亡。

　　什么是儒家思想？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成为了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大师，因此，孔孟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他主张“礼治”（用礼制管理国家）和“正名”（纠正新旧事物不正当的名称），反对“犯上作乱”（触犯上司，起来造反）。在社会伦理上，他提倡忠孝仁爱，要求人们做循规蹈矩的顺民。孟子的中心思想是“仁义”。他主张“行仁政”，“保民而王”，反对诸侯的武装兼并，反对暴政害民。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张，还提出了民应该有“恒产”（固定的产业）的主张。

　　儒家思想的优点在哪里呢？儒家呼吁人们遵守道德伦理规范：尊敬祖先，孝顺父母，尊老爱幼，兄友弟恭，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妇有别。这些确实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它对促进我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人民安定是起过一定作用的。即便是现在，它仍然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强大向心力、丈量社会文明的精准标尺。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孟子说：“仁者爱人。”爱人，就要讲“仁术”，所谓“仁术”，就是“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同情心”。有了这种“同情心”，就不会去做那些损害别人的事，就不会去伤害那些无辜的人；有了这种“同情心”，就会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统治者有了这种“同情心”，就会施行“仁政”，就会使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这就是儒家为天下谋划的策略，这也是使中华帝国屹立于世界达两千年的原因之一。

　　儒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之点是“义”。孟子主张：当“生”与“义”二者不可得兼时，要坚定地“舍生而取义”，为正义的事业而牺牲。为了大义，不应该用卑劣的手段去躲避祸患。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因而在历史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我国古代英雄以至现代革命烈士的一个准则。我国古代的英雄和现代的革命烈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为了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甚至流血牺牲，正是“舍生取义”精神的体现。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可贵，应该发扬。

　　儒家思想还有一个重要之点是“礼”。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因此，为人应该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伦语?颜渊》）。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一切言语行动，都要舍乎“礼”。有一次，孔子和学生子路、曾、冉求、公西华在一起谈志向，子路性子急，轻率地进行了回答。孔子当时虽没有批评他，但给了他略带批评意味的一笑。曾问孔子为什么笑子路，孔子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论语?先进》）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于礼是多么重视。礼是道德行为规范。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各个历史时期的道德行为规范，它对促进当时社会的安定和谐是有一定作用的。我们社会主义也有道德行为规范，那就是“八荣八耻”。我们也应该如孔子所说的那样，一切言行都要遵守“八荣八耻”这个社会主义的“礼”，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安定和谐，使我国的人民永远幸福团结。

　　儒家思想的弊端在哪里呢？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伦语?颜渊》）这就是“为政”的道理。意思是说，在上位执政的人，要使君、臣、父、子各尽其道；在下位的人，不要犯上作乱，如果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会就会混乱，那就“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根据孔子的这些说法，一些腐儒便杜撰出了一套“君权神授”的谬论，说什么皇帝是上帝派下来统治人民的，是天的儿子，天下的土地都是天子的土地，天下的臣民都是天子的臣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就是不忠；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不亡就是不孝”。于是皇帝就把天下看成是自己的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这就是中华帝国君主专制的特征。在这种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下，臣民没有半点自由。为臣子的只知道尽人臣的“忠”，守君臣的“义”，否则就被视为判逆，就得人人而诛之，因此也就不会想到和不敢想到国家制度的改革。这就是中国停滞不前，长期处在封建社会的原因之一。

　　孟子说：社会上的人分为两种，一种人是劳心的，一种人是劳力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也”（《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有的是劳心的统治者，有的是劳力的劳动人民，劳心的统治者统治劳动人民，劳力的劳动人民被统治者所统治，被统治的劳动人民奉养统治者，统治者受被统治的劳动人民奉养，这是天下普遍通行的原则和道理。这里把封建统治者残酷统治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恭敬地奉养统治者，统治者坐享劳动果实，说成是应该的、合理的，这就为统治阶级提供了剥削人民的理论依据。“剥削有理，受剥削活该”这一歪理禁锢了人民的思想，使广大劳动人民只有老老实实地劳动，服服帖帖地受剥削。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伦语?颜渊》）“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就从心理上征服了广大劳动人民，使他们都认为自己受压迫受剥削都是命里注定的。在封建时代，中国80%的人是农民，80%的农民是田无、土无角，全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维持生活。租种地主一亩土地，无论丰收歉收都要交租谷2.5担，甚至3担。农民为了维持生计，只好长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丰收年成还可以勉强度日，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得到处讨饭卖儿卖女甚至过日。正如孟子所说：在那样的社会里，人民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怎么还会想到创造发明促进社会发展呢？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伦语?泰伯》）意思是说，对于人民只有要他们去做，不可以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也就是说，对于人民只能他们当牛马一样去使唤，不能让他们懂得道理，否则他们就会起来反抗。这就为封建统治者制定愚民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封建社会里，人民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哪里还有钱去读书？90%以上的农民是文盲，所以统治者就可以任意去愚弄摆布农民，让农民成为他们忠实的奴仆。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让封建文人聚集在他们的麾下，实行了“开科取士”，考试的范围是《四书五经》，考试的科目是写八股文。人们要想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就要长期埋头写八股文，以考取秀才、举人乃至进士状元。在封建社会里，人们要晋升，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这样就给社会造成了许许多多的范进、孔乙己式的人物，这样的人，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又有什么作用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弊端很多，它曾使旧中国陷入了最严厉的专制独裁，经济落后，社会腐朽，因此，中国社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儒家思想展开了全面的批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号召彻底甩掉陈旧的意识形态包袱，呼吁将民众从压抑的儒家思想和社会规范中解放出来。

　　儒家思想篇3

　　【关键词】 会计文化 儒家思想 影响 传承

　　1 儒家思想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会计物质文化

　　会计物质文化是会计文化的基础层面，是会计产生及其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会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的一类物质文化产物，包含会计机构和财政体系的设置，会计报告及记账方法，会计人员的工作环境等一系列的有形的无形的会计硬文化。中国的会计物质文化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1.1 成熟的会计机构和财政体系

　　会计机构的设置、会计核算方法和会计核算流程组成了当代的会计核算体系。中国历代在儒家文化所控制下的封建王朝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会计机构体系，为现代会计核算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使中国的财政体系逐步走向成熟。

　　1.2 初步的会计报告和复式记账法

　　《论语.季氏》中提及“四柱结算法”。 “四柱结算法”核算的基本思想萌芽在后唐之后茁壮成长起来，在此时期，长兴沙洲净土直岁愿达所编的会计报告中也应用了该种方法。该份会计报告内容大致上上分为六个方面：（l）本年度寺院财产的大概请况。（2）“承前账”（旧管）部分。（3）“新附入”（新收）部分。（4）“破用”（开除）部分。（5）本年财物“结存”（实在）部分。（6）会计报告结尾。

　　1.3 和谐的会计环境文化

　　几千年来，贯穿儒家思想的一个至始至终不变的特质就是“和”，“和”的原意是“和睦”，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低层次上是化解人际之间许多不必要的猜忌和怀疑，有利于会计人员之间的和谐相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一以儒家的概括，人不是手段而是目标。“人和”处在显要地位，“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遵循自然规律。从高层次上看，中国会计文化立足于“和谐”、“礼之用，和为贵”。

　　2 儒家思想引领了古色古香的会计制度文化

　　会计制度文化是指规范和引导会计人员行为模式的准则和标准，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文化，它受到了社会制度的制约，是企业和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协调会计人员与其他会计人员或组织之间的制度文化产物包括会计人员应遵守的各种规章制度，如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会计报告组织形式，会计机构的组织方式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会计制度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西方会计制度注重的是“法”制，那么中国的会计制度文化受到儒家思想的改变更偏向于“德”制。

　　2.1 儒家思想在会计职业道德中体现的义礼观

　　任何一种道德规范都应承担着促进社会进步的职能，这种职能的实现表现为儒家思想的“义”，孔子提出“见利思义”，“义然后利”即就是要求在执行工作时，维护道义，追求道德才是人生的最高道德准则， “道义”应当放在首要地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董仲舒的义利论指出“正其谊不诛某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其中利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的，普通的个人追求的物质利益，一种是划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他认为“夫万人之求利也，如水之走下。”即追求个人利益是人性的本然，就像水一直朝下流一般。

　　2.2 儒家思想在会计职业道德中体现的智能观

　　“智”在儒家思想道德体系中处在不可或缺的位置，孟子将“仁义礼智”四个思想并提，强调“智”的重要性。智是智慧的象征，人是通过后天的不断教育学习挖掘出智慧，孔子强调通过教育的方式培养和开拓人的潜质，将人们教育成德智兼备，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人才。

　　2.3 儒家思想在会计职业道德中体现的诚信观

　　“会计当而已矣”，孔子的会计思想经众多学者的研究，得出了令人深思的结论：第一，价值相当一一用之于不同财物之间的比较，代替和交易；第二，核算相当一一分类无误，计量准确均衡分配，第三，处理得当一一把握分寸，欲速不达过犹不及，恰如其分，止于至信。

　　3 儒家思想开创了独特的会计精神文化

　　会计精神文化是会计文化的核心文化，是建立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之上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底蕴，在长期的会计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会计人员的价值准则，思想意识，审美情趣等基本性情，并贯穿于会计行为之中。其中价值准则是会计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儒家思想的积淀如春风细雨在润物细无声中为中国会计人员营造了共同的精神家园。

　　3.1 “仁”的思想树立了现代会计的价值理念

　　中国儒家学派伦理体系思想核心把“仁”作为最高的价值准则，“仁”最初的含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孟子发挥了孔子的“仁”的思想看作人思想行为的价值准则。价值准则也是最重要的会计精神文化，具体是指一个会计经济活动的判断系统，对于会计群体而言具有精神层面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正确的会计价值准则规范看会计人员的思维和行为。

　　3.2 儒家思想提供了完备的思想意识

　　客观公正，公平正义，求真务实是作为一个从事会计的人员必备的思想意识，它们是会计精神文化的必备的一支。

　　3.3 儒家思想培养了高雅的审美情趣

　　儒家思想篇4

　　关键词：骆宾王；儒家思想；分析

　　骆宾王是唐初四杰之一，才华横溢，擅长七言歌行，所做《帝京篇》被誉为唐初传世名篇。骆宾王胸怀报国之志，虽有入世功名之心，却怀才不遇，终其一生也没能实现忠君报国的政治理想。然而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骆宾王秉承了儒学的思想传统，把儒家的道德观念视为修身立世的根本，在他的生活经历和创作当中都有所体现。

　　一、骆宾王儒家思想的来源

　　骆宾王出生于封建官宦家庭，求学于齐鲁之地。齐鲁是孔子和孟子的故乡，也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汉朝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罢黜百家，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王朝思想统一的武器，占据着统治地位。它要求做人应该修身齐家，入世则需要治理国家，兼济天下。受此影响，骆宾王在其父病亡服丧期满就满怀报国从仕之心别母上京。骆宾王一生书写了大量的诗篇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情绪，然而他的政治境遇一方面是其性格耿直使然，另一方面也与其所受的儒家思想的熏陶有关。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深入骆宾王的骨髓，他曾向当时的多位当政者上书陈情，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以求得到认可和引荐。这些陈情书言辞真挚恳切，充分显示了当时骆宾王谋仕的决心和对自己才华的自信以及渴望一展雄才的迫切心情。然而命运多舛，他谋仕不成。当道王让他自叙所能以获得升迁的时候，他虽然身处穷困潦倒之境，满怀报国济世之志，却严格遵守儒家的道德观念，以古代圣贤的言行举止为立世修身之准绳，严格要求自己，羞于浮夸，宁肯放弃功名仕途，也绝不违背自己的处世原则，从而上书婉转地拒绝了道王的要求，也放弃了升迁的机会。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对骆宾王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坚守着自己的儒家道德规范和为人处世的原则。骆宾王之所以参加徐敬业的起义军并为之起草《讨武氏檄文》，一方面是要表达其对武则天独揽朝政的不满以及多年无法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愤懑，更重要的是在他的思想当中，李唐王朝才是正统，他的骨子里流露的都是忠君理念，这与儒家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很重要的体现。

　　二、骆宾王诗歌中对于儒家思想的描述

　　在骆宾王的诗作当中，谋求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诗篇随处可见。在儒家的传统思想当中，才学就是用来忠君报国的；在骆宾王看来，自己生不逢时，空有一腔报国之心。他曾有《咏怀》诗，诗中“宝剑思存楚”指的是春秋时期吴国攻破楚国时，楚国的申包胥赴秦国求援，痛哭七日夜终于求得救兵打败吴国使得楚国得以保存的典故；“金锤许报韩”指的是张良在秦国灭掉韩国后曾结交刺客狙击秦始皇。骆宾王在诗中自比申包胥与张良，感叹空有一腔热血然而报国无门。尽管骆宾王一生颠沛流离，仕途坎坷，然而儒家学而有所得需忠君报国兼济天下的思想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讨武氏檄文》中的名句“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是指李唐是天下正统，武则天居心不良，其政权属于窃取，名不正言不顺。此句充分体现了骆宾王内心的真实想法和儒家“君为上，臣民应该忠于君王”的传统思想。

　　骆宾王在诗歌中感慨自己仕途坎坷、报国之志无法实现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侧面看到他对自己的政治观念得到认同、建功立业机遇到来的一种渴望和期待，看似悲观失望，实则内里充满了斗志与希望，可见他的功利与仕途之心是多么的强烈。

　　在齐鲁之地，骆宾王曾经有过多年的归隐生活，多年的宦海沉浮让骆宾王不再激进，然而出世和入世在他的内心当中无时无刻不再进行着斗争，而最终是儒家的君王正统思想让他最终选择了徐敬业的起义军，并为他撰写了《讨武氏檄文》。可见骆宾王内心当中还是不甘恬淡的田园生活，想着建功立业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唐初封建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儒家思想对骆宾王的生活和思想都具有很深远的影响。他求学于齐鲁之地，那里儒家思想的氛围十分浓厚。他渴望以自己的才华报效君王，济世惠民，然而他仕途多舛，还曾有过牢狱之灾。他书写了大量的诗篇，在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的同时也渴望得到明君的赏识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最终自多年的归隐生活之后选择了投靠徐敬业，希望能够推翻武则天的统治还李唐正统。所以我们说骆宾王终其一生都在践行儒家的思想准则和古代圣贤的道德标准，儒家思想在他的诗作和生活当中都得到了深刻地体现。

　　参考文献：

　　[1]郝立忠.也儒学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6）.

　　[2]迟成勇.论儒家“和而不同”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6）.

　　[3]裴旭东.试论王勃在诗歌革新上对唐诗发展的贡献[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儒家思想篇5

　　关键词: 《喜福会》儒家思想中庸之道人际关系

　　《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是华裔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于1989年发表的处女作,一经发表,就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达9个月之久。1990年,该书获得洛杉矶图书评论奖、全美图书奖、全美图书评论家奖、海湾区图书评论小说奖和英联邦俱乐部金奖等多项文学大奖。后来,《喜福会》又被搬上银幕,获得了更多的赞誉。《喜福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方面是由于小说描写了四位母亲在中国的苦难经历,充满了东方色彩,迎合了美国读者渴望了解神秘古老的中国文化的心理。另一方面是由于小说具有跨文化的主题。作者通过描写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反映了母族文化和异质文化相遇而生的碰撞与兼容,以及华裔在这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艰难求索。小说中的华裔母女两代人操着不同的语言生活于同一社会背景下,由于语言沟通上的障碍和价值观念上的分歧,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并恶化为母女关系的冷淡、疏离。那么造成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对母女两代移民人际关系的影响。

　　一、麻将所体现的儒家思想

　　麻将亦称“麻雀”,原属皇家和王宫贵族的游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四千年前。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麻将逐步从宫廷流传到民间,至清朝中期基本定型。麻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问世至今,一直是最受欢迎、普及率最高的文娱话动之一。参与者一般是四个人,有136张(或者144张)牌。

　　《喜福会》中四位母亲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聚在一起打麻将,她们给这个麻将聚会取了一个好听又吉利的名字――“喜福会”。麻将作为中国的传统话动,带有很强的文化内涵。喜福会的举办体现了儒家的一些思想。

　　第一次喜福会是四位母亲中的吴素云在桂林发起组织的。素云的丈夫是国民党的一名军官。抗日战争期间,为了躲避战火,他把素云和两个婴儿带到了桂林――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把素云和孩子安置到一幢楼房里面的小房间后,只身去了重庆。素云为了摆脱孤单和对战争的恐惧,想到了一个主意――邀集三个女人来打麻将。这个聚会被称为喜福会。其实,她们打麻将不是为了,而是为了忘掉战争的不快。到达美国之后,四个家庭再次组成喜福会,这一次是因为身在异国他乡,交际困难,打麻将成了交流的工具。另外,麻将中的“和”与游戏规则则体现了中庸之道的思想,在打麻将的过程中,下家只能吃上家的牌才能最终和牌,而上家也只能放出自己不需要的牌才能和牌。这种既斗争又相互合作的游戏方式体现了中庸之道的最高准则,即和谐的要义。

　　二、母女关系中的儒家思想

　　在去美国的途中,母亲们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待到了美国,我要生个女儿,她会长得很像我。但是,她不用看着丈夫的眼色低眉垂眼地过日子。她一出生就是在美国,我会让她讲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式英语,不会遭人白眼看不起。她将事事称心,应有尽有”(谭,1989:3)。母亲的愿望没有完全变成现实。女儿不用像母亲一样受苦,能够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是令人讽刺的是,她们变得过于美国化,“只会大口大口往肚里灌可口可乐”(谭,1989:4)。如何处理母女之间的关系成为她们最大的难题。喜福会后面隐藏的中庸之道思想再次帮助母亲们面对这个问题。

　　吴素云相信,在美国,每个人都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情。像其他的母亲一样,她希望女儿晶美能成为人才,实现她自己所有的梦想。她对九岁的晶美说:“你也能成为人才。”(谭,1989:114)刚开始,她认为晶美可以成为像秀兰?邓波尔一样的童星,但是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接下来,她从报纸上剪下许多智力测试题,想把晶美培养成另一种人才,一个博学的人。但是晶美又一次让她失望。晶美智力平平,说不出芬兰的首都;读了三分钟《圣经》,只记得其中的一句。后来素云逼着晶美练钢琴,希望她成为钢琴家。起初晶美愿意听从母亲的安排,但是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她产生了憎恶之情。她不愿意让母亲改变自己,而是坚持保持原来的自我。这种想法实际上是美国文化个性独立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提倡忠、孝,儿女要孝敬父母,听从父母的命令;而美国文化则宣扬个性与自由,鼓励子女独立,父母对子女没有绝对的权威。母女之间的文化冲突使素云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局限,放弃了塑造女儿的努力。

　　龚琳达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她的女儿薇弗莱是个象棋天才,9岁就成为部级的象棋冠军,被捧为美国棋坛的希望。女儿提出的要求,她几乎都给予满足。薇弗莱可以不做家务活;她抱怨同卧室的哥哥太吵,他们就被移到临街的起居室。龚琳达逢人便夸耀女儿,似乎一切都是她的功劳。每周六,她带着女儿上市场,向任何一个对她多瞟一眼的人介绍:“这就是薇弗莱,我女儿。”(谭,1989:80)这种行为使叛逆的女儿非常尴尬。“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么你为什么不学下棋?”(谭,1989:81)薇弗莱指责母亲把她当成炫耀的资本。龚琳达被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对龚琳达来说,女儿的成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母亲以女儿为荣是很自然的事情。对薇弗莱来说,成功是个人奋斗的结果,和母亲没有关联。这次争吵之后,母女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薇弗莱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停止了下棋,龚琳达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干涉女儿的生话。

　　另外两个母亲,许女梅和映映?圣克莱尔也必须面对同样的母女冲突。母亲们望女成凤,期望女儿能实现自己未了的心愿,所以规定了女儿的生活目标,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女儿实现这个目标,有时候甚至是违背女儿的意愿,逼迫她们。女儿们则觉得母亲的这些“帮助”干涉了自己的生话,影响了自己性格的发展。

　　对四位母亲来说,女儿们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不断和她们产生冲突,令她们十分失望。但是当她们发现女儿身处事业和婚姻的不幸的时候,她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从而母女之间相互理解,最终和谐共处。

　　三、结语

　　综上所述,谭恩美在小说《喜乐会》中表现的是一种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特点可以说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这给她的小说许多生活的游戏、乐趣和学问。如主张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地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之心。

　　参考文献:

　　[1]Amy Tan. The Joy Luck Club[M].New York:Ballentine Books,1989.

　　儒家思想篇6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儒家思想引导中国未来道路的呼声、文章、学术研究开始兴盛起来，到今天已汇成一种不小的声音，被称为“新儒家”。这种声音，作为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几乎是一边倒的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全盘照搬西方思潮的一种反省，无疑值得肯定。然而，以儒家思想主导中国改革的主张没有可行性――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价值判断。

　　儒家思想中的最重要部分，对于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家庭伦理的设计是什么？就是“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以此为原则，给人类社会加上一个秩序。这个原则对当时的世界是个进步。然而，当时领先的儒家今天无论如何是过时了。首先，它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平等、独立、自由这些价值观确实主要来源于西方，但已经为整个人类社会所接受，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类社会已经学会了以平等、独立、自由为原则，构建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家庭伦理关系，同时保持秩序，避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这一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扭转的。

　　除了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外，儒家思想还有其他方面的缺点，譬如，过度的保守性，因而不适用于当代中国。儒家思想在“大争之世”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大行于世。它大行于世，是在中国把大的战争都基本上打完之后。这个时代正如西汉东方朔在《答客难》中所说，“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然而，当今中国所处的世界，仍是个“大争之世”。虽然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起春秋、战国时期是小得多了，但“大争”仍旧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打仗，也要争经济，争政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我们也不能光挖掘儒家的，更要挖掘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争之世”的其他思想、文化资源。

　　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可以利用儒家这个符号做新的解释，从而与西方中心论相抗衡。然而，儒家是在中国被多次打翻在地的符号。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失去了原来的神圣性，却是不争的事实。失去了这样的神圣性，它作为凝聚人心的符号价值就大打折扣。

　　当然，儒家思想今天仍有其宝贵价值。这就是培养、保持一个凭借个人成绩而不是血统高贵选拔的阶层，将以“仁者爱人”、“以天下为己任”等价值观教育、培养的士大夫阶层，作为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这一点很值得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继续借鉴。

　　中共十八大提出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要走一条新路。当今世界，科技、经济迅猛发展，带来进步，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人口增长等难题。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复杂化，互联网带来的政治运作、社会关系的急剧改变，恐怖主义的失控，很多人认为已是“历史终结”的西方体制也遇到了危机。不仅中国，整个人类社会都需要走新路了。作为历史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不仅要为自己开辟一条新路，也要为世界开辟新路做出贡献。这就需要继往开来。继往，里面包括儒家，但不可以儒家为主导。

　　儒家思想篇7

　　而儒家思想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延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无论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都发挥了他不可替代的、应有的作用。

　　对于中国人来说，直销这种经营模式是西方的舶来品。50年前，直销在国外就已经做得很成熟了，但是在中国，直销还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朝阳产业；直销是一个最多人议论、最少人了解的新兴行业；是一个让消费者不断创造财富神话的行业；是一个让所有零起跑、公平竞争的行业；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人生价值的行业。

　　既然是舶来品，难免受西方文化影响，几乎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甚至在夸大财富效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而，直销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在中国“立地成佛”，这就很难得到中国老百姓和消费者的高度认可。其实，世界上并没有“不劳而获”的行业，但是，的确有“一劳永逸”的行业。

　　既然直销是新兴行业，又是一个特殊行业，那么，怎样才能做好直销？更快地走向成功？是摆在我们直销人面前的关键问题。

　　我认为，从事直销，“作风”比“作法”更重要。因为直销卖的不仅仅是“产品”，而是“人品”，特别是对直销界的朋友来讲，做好“人品”比做好“产品”更重要。

　　2000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与和谐。在人类已经进入物质文明时代，正准备向精神文明发展的时代，儒家思想将会发挥其更加深远的影响。学会运用儒家思想来指导直销，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教育意义。

　　仁“仁”者爱人，即以仁爱之心对待和包容他人，社会才能够和谐融洽。从事直销，对待顾客，都应该有仁爱之心，无论穷人富人，都要包容对方，有谁会伸手去打笑面人呢？

　　义“义”乃义气，是孔子评判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是做人必须具备的节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做人不可见义忘利。只有“义利合一”才是直销人制胜的法宝。

　　礼“礼”乃礼节、礼仪，是做人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如果一个人不懂“礼节”或“礼仪”，就无法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更无从谈及成功。

　　智“智”意为智慧，智慧的人都懂得放眼未来，而不必在小事上纠缠，更不要耍小聪明。做一个大智若愚的人，才是成功者的准则。

　　信“信”是指诚信，做人要以“信”为本，相信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如果向你介绍一个事业机会，即便这个机会的确很好，也不会有人相信。

　　忠“忠”就是忠诚，一个不忠诚于企业，不忠诚于职业，不忠诚于朋友和感情的人，是不会有人追随你的。忠诚是做人最基本的义务，更是直销人需要具备的品格力。只有对朋友忠诚，对感情忠诚，对职业忠诚，对自己所服务的企业忠诚，才能是一个成功的直销人。

　　恕“恕”有宽恕大度之意，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做人要懂得包容和宽容，宽恕是一种风范，宽恕是一种人格魅力，直销人始终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儒家思想篇8

　　关键词：《平山冷燕》 宋明理学 李贽 先秦儒学

　　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着重大的变革，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地位受到动摇，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更被批判的体无完肤。然而这种变革终究是民间自发的变革，明清封建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将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思想在与新思想的碰撞中摇摇欲坠，封建专制统治日渐瓦解。

　　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其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了政治哲学化，并要求抑制个人欲望，防止个人欲望的过分膨胀，以达到为政治服务的企图。这种要求被统治政权接受，却受到李贽的严烈批判。在其《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中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他认为日常生活是最基本的道德生活，离开穿衣吃饭即无所谓道德。人类所有道德活动都与物质生活密切相关，穿衣吃饭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与终极目的。在此，李贽就从正面提出了人的生活欲望的合理性，这是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提出的批判。然而，《平山冷燕》作品中的人性解放并非仅局限于此处的生活最基本的欲望，当然也不完全是“童心说”所倡导的“绝假存真”与“顺其性，不拂其能”。同样，文学领域内也是如此，“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

　　在李贽“童心说”的感召下，社会上出现了对理学过度压抑人欲的强烈反拨，但却使得人性欲望不断膨胀，导致了不良的后果。整个晚明社会赤裸裸的禁欲主义的社会思潮就如星星之火，有燎原之势。无奈矫枉过正，许多人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禁欲”走向了“纵欲”，导致“流风所及，在社会上刮起一股纵欲的狂风”，更有甚者，“世俗以纵欲为尚，人情以放荡为快”。这种纵欲思想对文学领域影响颇深。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与狭邪小说诸如陈森的《品花宝鉴》、魏秀的《花月痕》和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将纵欲的丑态呈现的淋漓尽致。因此笔者认为，李贽的追求个性解放用力过猛，儒家宋明理学追求的“禁欲”也被完全抛弃，得不偿失。人有社会属性，随着人在社会中的成长，人的生物本能不断被改造，这是人与动物不同的表现之一。在社会中的人不能一味沉浸在欲望当中而没有任何节制，那样就与动物无异。

　　此外，宋明之际的理学是一种演化了的新儒学，它是以儒学为核心，儒、道、释互相渗透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被改造了的儒学与先前的儒学不同。朱熹、二程将理放在第一位，站在哲学的角度上对儒学进行了修整。而汉代儒学则侧重于其政治功能性，如孟子提出的“仁政”。《平山冷燕》所推崇的儒学与二者迥异，它所提倡的是侧重伦理道德的先秦儒学。作者褒扬先秦儒学，将儒学的伦理思想渗透于行文当中，扬弃宋明理学式的儒学观。对宋明理学，戴震著的《孟子字义疏征》就曾指出“后儒以理杀人”，给予了理学以有力的批判。同时，有学者就明确提出《诗经》对才子佳人小说产生的影响，“才子佳人小说受《诗经》“二南”的影响深远，其中才子与佳人的恋爱故事历程，实际上就是《诗经?关雎》君子与淑女情感的艺术演绎”。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作者是站在“后现代”的角度来重申传统文化，企图回归儒家传统经典。

　　首先，《平山冷燕》体现了“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家规范。情是个人主体的本能需求，是感性情愫的自然流露，属于感性的范畴。而礼则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约束和限制，此处指在伦理道德上的规范，属于理性的范畴。“情”与“礼”在大多数的作品中相互冲突，不可调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为情生，为情死，将汤显祖的“至情”观充分演绎，画面固然浪漫唯美，情感足以感天地，泣鬼神，但于礼却毫不相干，这种情感没有现实的土壤，难以生存。三言二拍中不少作品涉及到婚恋问题，有的对礼法提出挑战，使主人公的情欲任意放纵，导致人际关系失调。如《蒋淑真列颈鸳鸯会》中的新女性蒋淑真未出嫁便与阿巧私通，后又嫁给四十多岁的李二郎，二郎死后又另嫁商人张二官，趁张二官外出经商之时又与对门店主朱秉中偷情，整日不得安宁，荒淫无度。有的则体现出“礼顺人情”的倾向，将情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少女莺莺与张浩私定终身，但当得知张浩被父母逼迫另娶他人之时，莺莺大胆诉诸于官府，指控官府“忽背前约”。结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莺莺如愿，张浩莺莺完好如初。莺莺私定终身的行为本就违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制度，而在此却将传统礼法纳于人情的范围之内，是对“情”、“礼”地位的重新归置。《平山冷燕》类的才子佳人小说既没有完全放纵，也没有让“礼顺人情”，而是在中规中矩的情礼范围内。可以说，这种“发乎情，止乎礼”的情礼观是对程朱理学式的“存天理，灭人欲”与李贽主张个性解放的调和，才子佳人的爱情是既受封建道德约束，又有一定的主体自觉性的新型婚恋观念。

　　《平山冷燕》对“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观念的束缚更侧重于佳人。然而才子们也并非完全置礼仪于不顾。“看梅花默然头臭味”一章中，山黛与燕白颔偶然相遇，互相倾慕，燕白颔对平如衡说起此事时谈到“小弟正要饱看，忽被两个佳人媳妇恶狠狠的赶了出来。小弟被他赶出，情无所寄，因题了一首绝句，大书在他园门墙上。本要落个款，通个姓名，使他知道，不期诗才写完，款尚未落，又被一个小恶仆看见………跑进去叫人来拿我”，而当山黛看见壁上所题之诗，欲和诗时，心下又有百般忖度：“‘我若和在上面，二诗相并，情景宛然，明日父亲见了，岂不嗔怪？’又想想道：‘我有主意了。’因叫侍儿去唤一个大家人，用石灰将壁上诗字涂去，却自于旁边照他一般样的大字，也纵纵横横和了一首在上面，也不写出诗柄，也不落款”。在此，礼法对佳人的限制可见一斑。“观旧句忽而害相思”一章中，冷降雪看见张寅的《张子新编》中平如衡在闵子祠与自己所和之诗，误以为张寅即平如衡，暗暗指责“你既有怀于我，为何又央我求婚于小姐”，朝思暮想，茶饭不思，但限于礼法，只能暗然伤神。见此状，山黛虽心里着急，可是“欲与父亲说知，却又不便起齿”。相比较而言，平如衡则为寻冷降雪而积极奔走，先是上京寻访，寻访不得，虽心灰意冷但并未绝望。考中之后，偶然得知冷大户就是冷降雪之父后，又央窦知府作伐，高中之后，皇帝做媒，最终如愿以偿。将才子们与佳人们的前后行为进行比较，我们说在“发乎情、止乎礼”的观念执行的较为彻底的是佳人。

　　其次，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明清之际个性解放的浪潮下，日渐动摇。然而，封建制度的观念却已深入人心，一时无法抹灭。虽然《平山冷燕》在才子佳人的婚恋观上倡导以才为主，但潜在的等级观念、门第观念却挥之不去。等级观念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它也是礼的核心，无论是周公之礼，孔孟之礼还是宋明程朱理学倡导下的礼，都肯定这种等级观念。冷降雪出入山府，关于才的一大段洋洋洒洒的论断，不仅将才的分类解释得当，而且由此映射出等级观念的深入人心，等级之别，不同的等级，行的礼数会有所不同。在进山府之前，冷降雪初次见窦知府，冷降雪只对窦国一道了一句深深万福，作为知府的窦国一心下不乐，两人的一段对话如下：

　　窦知府道：“我闻你自擅小才女之名。既有才，则有学，则知礼，怎么见我一个公祖，竟不下拜？”冷降雪答道：“大人既知讲礼，则当达权。贱妾若不为山相府买去，以扬州子民论，安敢不拜见府尊。今既为山相府之人，岂有相府之人而拜太守堂者乎。

　　冷降雪一个弱小女子就知道同高高在上的知府讲权术，这就将封建的等级观念体现的淋漓尽致。当山黛在梅园偶遇燕白颔后，因燕白颔所题之诗未题名姓，山黛想要寻访却寻访不得而苦恼时，冷降雪宽慰道，有才之人，必定有情，他日必定来访，此时，山黛又言道：“小妹也是这等想，天下未尝无才。转不幸门第高了，寒门书生任是才高，怎敢来求。爹爹一个宰相，大不好轻易许人………倒不如小家女子，贵贱求婚，却都无碍。”在此，山黛言语间也就透漏出了门第观念。虽然作者极力想要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式婚姻的藩篱，但是终究不能突破这种等级观念、门第观念的束缚。儒家之传统，礼仪之制度、等级的观念是作者恪守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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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佚名.平山冷燕[M].春风文艺出版社.p152

　　[5] 佚名.平山冷燕[M].春风文艺出版社.p151

　　[6] 佚名.平山冷燕[M].春风文艺出版社.p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