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诗成长日记十篇

　　诗诗成长日记篇1

　　关键词：于坚；当代诗歌；诗学观念；诗歌；二元对立因素

　　当代中国的诗坛上，云南诗人于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都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存在。在于坚的诗学观念中，隐含着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因素，并深刻影响着他的诗歌写作。然而，由于二元对立模式“非此即彼”的思维缺陷，于坚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写作之间，实际上最终建立起了一种悖论，其诗学观念因而也就不适合作为一种单一的标准，用来评判当下中国诗人们的诗歌写作了。

　　一

　　在《棕皮手记•1996》一文中，于坚探讨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一书中文译名的译法，他认为：“《追忆逝水年华》不如《寻找失去的时间》译得好。年华一词，不具时间一词的中性，让人以为追忆的是某种有意义的生活，闪光的生活，所谓过去的好时光。失去的时间，不在于它的意义，不是年华，而是那些无意义的部分，正是隐匿在年华后面的灰暗的无意义的生活组成了我们几乎一辈子的生活。”［1］10笔者以为，这一段富有哲学意味的表述恰似一扇门，打开它，我们就可以在于坚的诗学随笔及批评文章中，发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存在，进而理解于坚的诗学观念。

　　（一）有意义无意义

　　通过对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寻找失去的时间》）一书中文译名的讨论，于坚事实上已经发掘出了“有意义”与“无意义”这一组二元对立因素。于坚认为：“真正的生活乃是无意义的生活” ［1］10，“对于历史毫无意义的东西，也许恰恰是对于个人最有意义的东西。” ［1］12而“《寻找失去的时间》是对无意义生活的回忆，这与我们所知道的回忆是不同的。不明白这一点，就不明白普鲁斯特”［1］10。因此，他主张在写下的文字里寻找失去的无意义的时间，而不是追忆“逝水”一般的有意义的年华。基于此，于坚的《棕皮手记•1996》一文里出现了以下一组二元对立因素。

　　（二）历史日常生活

　　在从其个人的文学观念出发，对“无意义的生活”予以肯定、进而否定“有意义的年华”的基础上，于坚进一步将“日常生活”与“历史”对立起来，他指出：“历史的方向是形而上的。而生活则遵循着形而下的方向前进。……历史的形而上方向遮蔽着人们对活生生的生活的意识。” ［1］11由此，他反对书写有意义的、形而上的、对存在实行遮蔽的“有结论的历史”，提倡写作无意义的、形而下的、有细节的日常生活，在他看来，“具体的形而下的写作活动，可能是能够使我们真正地回到过去的方法” ［1］12。“历史”与“日常生活”，是我们可以在于坚的诗学批评中见到的又一组二元对立因素。

　　（三）集体记忆私人记忆

　　与上述两组二元对立因素有关，“集体记忆”与“私人记忆”也是于坚诗学观念中一组重要的二元对立因素。其中，“集体记忆”与上述“有意义的历史”紧密相连，“私人记忆”则与“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之间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在于坚的内心或者说诗学观念里，生长着这样的焦虑：“记忆变成了仅仅对集体的所谓闪光的时刻的储存，这种储存又支配着作家们的能指。这样，从相同的价值认同出发的记忆，统一所有人的记忆，人们实际上成了没有记忆的人”［1］11，而“没有私人细节的记忆实际上只是遗忘” ［1］12，所以，“历史的记忆方式是对存在的遮蔽” ［1］12。于坚指出，为了不遗忘，就必须“进入被历史遗忘的时间中去” ［1］12，在写作中反对“集体记忆”对“私人记忆”也即存在的遮蔽。

　　（四）知识写作神性写作

　　20世纪90年代末，在与“知识分子诗人”的论争中，代表“民间诗人”发言的于坚在上述三组二元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炼出了“知识写作”与“神性写作”这样一组二元对立因素。于坚明确提出：“诗人写作是神性的写作，而不是知识的写作。在这里，我所说的神性，并不是‘比你较为神圣’的乌托邦主义，而是对人生的日常经验世界中被知识遮蔽着的诗性的澄明。”［2］13-14

　　这一段话，于坚不厌其烦地在不同的文章里说了很多遍，我们可以在《棕皮手记：诗人写作》（《中华读书报》，1998年9月23日）、《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代序）》（《1998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花城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于坚的诗•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等文章里一再发现，于坚数次原封不动地、认真地把这一段话镶嵌进这些文章里去，来表达他对其所谓的“把诗歌变成知识、神学、修辞学、读后感”［2］13的“知识写作”的抨击与不妥协。

　　联系到于坚在1999年“盘峰诗会”前后相关文字里对自己诗歌处境的近乎不满的描述，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一种强烈的被官方和所谓主流话语遮蔽的焦虑长久以来一直在困扰着于坚，促使他发掘出了上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并对其中的后一类因素，如无意义、日常生活、私人记忆、神性写作等作了几乎不加限制的肯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对其中的前一类因素，如有意义、历史、集体记忆、知识写作等，进行了否定。也许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越来越坚定甚至偏执的选择、坚持和张扬最终形成了于坚诗歌写作的特点。

　　二

　　在一系列的诗学批评文章中，于坚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以“此岸”对抗“彼岸”的诗歌意识，指导着他的诗歌写作，影响着他的诗歌视角和诗歌姿态，以及其诗歌具体的操作方式，其诗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从80年代早期写的以云南高原为背景的诗作，到80年代中期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口语写作，再到90年代以来关注语言作为存在之现象的诗作”［3］，明显的，于坚诗歌写作轨迹的演进与其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如前所述，于坚对上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中的后一类因素，如无意义、日常生活、私人记忆、神性写作等，进行了发掘、坚持和张扬，而这样的发掘、坚持和张扬势必影响到他的诗歌写作。于坚的诗歌因而更关注私人生活中的细节，更关注无意义的日常生活的琐屑之处。非常自觉地，于坚试图在他写下的诗歌里消解被强加在日常生活之上的所谓的意义——而这样的“意义”通常是被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所赋予的。因此，在具体的写作上，于坚的诗歌语言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种不同寻常的实验，于坚说：“我主张一种具体的、局部的、片断的、细节的、稗史和档案式的描述和度的诗。”［4］他说，我希望的是“清醒的，不被语言所左右的，拒绝升华的中性的写作”［1］6。

　　在这样一种自觉的、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的指导下，如洪子诚先生所指出的，于坚的诗歌在诗歌取材、诗题上出现了一种“系列”与“符号”方式（如《作品第××号》，和《事件》系列）［5］219，这样一种中性的诗题模式，显然与他要求诗歌回到“日常生活”、“私人记忆”有关，并由此形成了其诗歌“朴素、直接的口语写作” ［5］219倾向，在《罗家生》、《尚义街六号》、《女同学》以及《芸芸众生》组诗里，于坚的诗歌呈现出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世俗经验的大面积敞开，而这些诗歌里所体现出来的口语化的觉醒与坚持，在长诗《档案》的写作里更是达到了极致，“《档案》模仿了一种档案式的文体格式。全诗300多行，通过对一位活了30年的人的档案的展览，呈现了他的‘出生史’、‘成长史’、‘恋爱史’和‘日常生活’的过程”［6］443。大量中性的词语的简单堆砌和不厌其烦的排比，反而造成了一种意外的张力，真实地定义并且客观地叙述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折射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在每个人的生活中留下的深刻印迹。

　　于坚在此间接、直接引用艾略特的诗句，表明这六行诗句里所说的“那个作者”，正是对于中国诗人的写作曾产生重要影响的艾略特。若稍加引申，“那个作者”当喻指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写作”诗人们的西方诗人。

　　（2）“间或也用英语交谈”一句，系引用“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的代表诗人王家新文章的原句。1998年，王家新曾在《“中国”到什么地方去了》（《中华读书报》，1998年5月20日）一文中，叙述了他和西川、欧阳江河同法国当代“新抒情诗派”诗人让－米歇尔•莫普瓦（jean－michel maulroix）会谈的过程，文中有“间或，我们也直接用英语交谈”这样的句子。于坚在此引用此句，有着明显的讥诮意味，暗示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这些知识分子诗人的诗歌丢失了自己民族的语言——汉语。

　　（3）“会吸引了这么多平平仄仄的读者”一句中，“平平仄仄的读者”当喻指中国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而“这么多”一词，虽系引自查良铮译《荒原》的原文，但在这短短的六行诗句里，已是第三次出现，频率之高，显然已不是简单的引用，而带有某种讥诮的意味了。

　　综合以上诸点，可以发现，《飞行》中的这六行诗句，实则是暗喻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诗人”的写作受到了西方诗歌太多的影响，而于坚则以饱含讥诮的口吻对此表达了轻蔑与不满。姑且不论于坚在这六行诗句里体现出来的不满是否饶有价值，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已经不是于坚所坚持的度的、中性的写作了，而是升华的、充满了隐喻的、有结论的写作了。我们惊讶地发现，于坚的诗歌在这里走向了他自己的诗学观念的反面。这时候，在我们面前的于坚尖刻、不安、大有深意，但是离他自己所倡导的诗歌标准却越来越远了。

　　五

　　本文最后想总结的是，拒绝隐喻，拒绝升华，拒绝书写有意义的、有结论的历史，拒绝呈现集体记忆的诗歌努力，作为于坚个人诗歌写作的一种选择和坚持，在当代诗坛上有着毋庸置疑的价值。但是，于坚这一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却应避免作为一种绝对的单一标准，用来评判当代诗人（包括于坚自己）的诗歌。如果于坚因为自己诗学观念的独特价值，就不假思索地借此为矛，刺向不同道路上的诗歌写作者，对其他诗人写作道路的选择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那么，无论是对于他自己的诗歌写作，还是对于整个汉语诗坛而言，都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不论于坚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在写于1998年的《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一文中，于坚以不容辩驳的姿态给“知识分子写作”定性，指其是“对诗歌精神的彻底背叛”［2］7，指其是“平庸、萎缩、僵硬、小聪明、没有生殖器官的令诗歌蒙羞的垃圾”［2］9，多少显得有点偏激，不能令观者信服。可以说，于坚诗学观念中存在着的这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虽积极而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诗歌写作，但是由于这一思维模式自身简单、粗暴的先天缺陷，却也不可避免地会带着于坚和他的读者走向他自己的反面，令其陷入奇怪的悖论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无论如何，这大约是于坚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不得不始终要面对的、难以回避的一种尴尬。

　　参考文献：

　　［1］于坚．中国当代先锋诗人随笔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于坚．1998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3］谢有顺．于坚的诗：站在诗歌的反面［n ］．南方周末，2001-04-26(18)．

　　［4］于坚．磁场与魔方［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311．

　　［5］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张柠．1999年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7］李振声．季节轮换［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8］王光明．以个人方式包容世界——90年代的中国诗歌［j］．花城，2002（1）：197-208．

　　［9］伊沙．于坚：喧嚣内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0］柏桦．从主体到身体——关于当代诗歌写作的一种倾向性［j］．当代文坛，2005（5）：44-47．

　　［11］洪子诚．在北大课堂读诗［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12］王晓生．于坚诗歌的意义［j］．理论与创作，2007（3）：67-68．

　　诗诗成长日记篇2

　　〔论文摘要〕在盛唐以后唐代诗人进入幕府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幕府是他们进入中央的“要津”。唐代诗人入幕促进了地方人员的流动性，加上唐人喜游历的风气，入幕诗人在入幕与佐幕过程中构成了遮布全国的信息传播网络。

　　在唐代，诗人人幕自盛唐之后成为极为普遍的现象。幕府又被称为是“莲花府”、“莲府”。中国的幕府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到汉朝成型。唐代设立藩镇，因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幕府制度。唐幕府中除武职外，还有很多文职。诗人人幕后主要担任文职。虽然唐代科举制度是文人们走上仕途的主要途径，但由于多种原因，并非所有文人都能从科举上人仕，而进人幕府，得到府主的推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文人进人中央的“要津”。按照唐代制度，边帅可以自辟佐吏。幕府主重视文士，幕僚得到府主的推荐就有机会进入中央成为朝官。(唐音癸签》卷二十七说到“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另外，唐人有喜好漫游的风气。人幕诗人流动性很强，许多诗人因为各种原因常常游历在不同幕府之间，前后供职多个幕府。由于唐代诗人人幕及频繁变更幕府，因此在流动过程中构成一个遍布全国的信息传播网络。他们在信息传递并不发达的时代，起着传播信息的重要作用。

　　一、幕府诗人群体诗歌创作中的信息传播

　　唐代幕府的幕主往往爱好文学，甚至有些幕主本身就是诗人。如曾为河阳节度使、宣武军节度使的令狐楚，白居易在诗作《宣武令狐相公以诗寄赠传播昊中聊奉短草用申酬谢》中曾称赞令狐楚:“新诗传咏忽纷纷，楚老吴娃耳遍闻。尽解呼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将军。”诗中描写了在吴楚之地，老百姓对令狐楚的诗歌纷纷传咏，却不知作者是上上将军。令狐楚曾与刘禹锡、李逢吉、广宣唱和甚多，分别编有《彭阳唱和集》《断金集》《广宣与令狐楚唱和集》;另外又如曾担任江西观察使、浙东观察使和宣武军节度使等职的李绅，也同样是位杰出的诗人。因此，在幕府中，由于很多幕主爱好文学，幕府内外往往有浓郁的文学创作风气。

　　幕府中诗人间的诗歌酬唱是一种重要的诗歌创作方式。幕府诗人的诗歌酬唱往往在闲时或宴席之上。在唐代，诗人间的酬唱赠诗自不必说，特别是盛唐以后，同一幕府中的诗人酬唱与不同幕府中诗人的酬唱也日趋繁盛。如荆南节度使裴均和湖南观察使杨凭这两个府主的诗歌唱和中，“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歌编为一集，名为《荆潭唱和诗》。这是由节度使发起的唱和，其后“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韩愈在江陵得其诗集，为其作《荆潭唱和诗序》。两个府主之间相互寄赠的诗歌将荆南和湖南观察使间的地域距离消解，并将两地的新闻相互传递，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的参与，更扩大了信息交流的范围。

　　除了同一幕府中诗人的唱和、不同幕府间诗人的诗歌寄赠外，由于唐代盛行游历之风，加上幕府中和谐的人文环境，佐幕诗人与游历文人也多有酬唱应和之作，并多结集。人幕诗人与非幕府诗人的诗歌唱和，既是诗人的闲情雅趣，更是士人阶层消遣的特殊方式。鲍防任浙东观察使薛兼训从事，江南士大夫纷纷投奔，相互酬唱，此次幕府的诗歌酬唱结集为《大历年浙东联唱集》。据贾晋华考证，“鲍防等人《经兰亭故池联句》多至五十七人之联唱，应作于广德元年至大历五年鲍防任浙东从事时，这种大规模联唱的盛况，正与当时江南文士‘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致’的情况吻合”;另如段成式退居襄阳时，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的幕僚温庭皓、余知古、周舞、韦蟾、温庭摘等人赋诗唱和，之后诗歌结集，编为《汉上题襟集》。

　　上述这种不同幕府间诗人唱和及佐幕诗人与府外诗人的唱和，从传播类型上看，具有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特征，客观来讲，这无疑加强了各地信息的交流，加快了文化传播的速度，促进了各地间的信息传播。

　　二、幕府诗人公务活动中的信息传播

　　在幕府中，几乎所有的诗人担当的都是文职，因此幕府中的公文写作非他们莫属。在幕府公文中，有两种信息传播性很强的公文，即檄文和露布。

　　刘姆《文心雕龙·檄移》第二十卷中说“檄者，激也。宣露于外，檄然明白也;张仪檄楚，书以二尺，明白之文，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从檄文自身“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的特点可知，檄文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其传播受众既包括敌人的首领，又包括敌兵，更能为己军所用，助长威风;而且檄文还具有一定的实效性。檄文一定在讨伐之前迅速传播，达到“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难之城，颠坠于一檄”的战斗目的。在檄文中，比较著名的是骆宾王的《代徐敬业讨武矍檄》。

　　下边再简单说说露布。刘祝《文心雕龙》称:“露布者，盖露板布封，布诸观听也”;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盖自汉以来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谓不封检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板’。露布无疑是传播突发事件的官方传播方式。方汉奇先生、张之华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说:“露布的公开性和时效性很强，传播面也广，是报纸诞生以前，中国最有影响的一种新闻传播媒体”;李彬则认为:“在整个隋唐五代时期，露布与烽健、榜文一样都属于官方新闻传播体系中的基本构架，尤其在通报胜利消息中始终显示着无可比拟的功能。”唐代的露布，有骆宾王的《兵部奏姚州道破逆贼诺没弄杨虔柳露布》《兵部奏姚州破贼设蒙俭等露布》和张说的《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等。张说的露布是作者时任武枚宜幕府掌书记时所作。虽然露布中所写与当时主帅的行为并不相符，但从传播意义上来说，起到了对战事进行快速传播的作用。

　　另外，很多幕府诗人因公务出使，在出使的过程中完成了文化交流和信息沟通。如王建于贞元十六年左右到元和元年左右在幽州刘济幕府，就曾有两次出使的机会。在出使的路上，诗人写下了沿途见闻。如《夜看扬州市》《维扬冬末寄幕中二从事》等诗歌是在出使的过程中的即兴创作;出使不仅使诗人有游览各地风光美景，激发创作热情的机会，同时，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次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机会，诗人可以用诗歌和其他口头方式对幕僚讲述沿途各地的风情、事迹，并在出使的过程中，将幕府与外界的信息进行置换，达到信息沟通的效果。

　　类似王建这样的幕府诗人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但在此不得不提到一位特殊的诗人，他的幕僚生涯及其出使经历，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就是被称为东国文学之祖的崔致远。崔致远本为新罗人，后随父人唐，并参加了科举考试，后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高骄扬州幕，任都统巡官，专掌书记之职。光启元年，表请回国，嘻宗许其以唐使节身份归。回国后曾代高丽太祖王建作《檄甄营书》。他还收集在高骄幕府中的诗文创作，编选成集为《桂苑笔耕集》。诗人顾云在给他的送别诗中曾写道:“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崔致远在中国游历，后来又以使者身份归国，得以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新罗，可以说是较早的一位跨文化传播者。

　　三、幕府诗人用笔记小说传播奇闻佚事

　　另外，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笔记小说的创作。唐人笔记有正史的遗补，更有街头里巷的民间流传和异闻，与进奏院状、檄文等传播的多为官方文件相比较，其新闻信息传播的属性更明显。曾有幕府经历的诗人的笔记创作成果，是文人人幕过程中信息传播的一个佐证:

　　这些笔记在创作上不仅多来源于幕府闲谈，而且是有意识的传播和娱乐活动。从内容上看，唐代的笔记小说还不能完全是真实内容，多是道听途说或记某人所言，如韦绚的《幕戎闲谈》就是大和中为李德裕从事时，记德裕所言。笔记迎合了唐人喜谈怪异的癖好，并有意识的记录奇闻密闻进行传播;此外，有些笔记的传播性就在笔记的形成过程中体现出来，如曾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的李德裕，其笔记小说《次柳氏旧闻》，内容盖记高力士述玄宗宫中之事，高力士告诉柳芳，柳芳又传其子柳冕，柳冕告诉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李德裕则记其父言而成书，进于唐文宗。在整个笔记小说形成过程中，一直处于信息传播的状态。

　　人幕诗人流动性强，也使笔记创作素材的传播更为方便快捷。“对不同方镇区域来说，不仅小说素材能彼此提供(甲方镇区域的小说素材可以成为乙方镇的小说素材，甚至可以成为丙地或其他地区的小说素材，是一个活动的循环过程)，而且在流通传播过程中，也因传播者的趣味和见闻，对素材作一定的加工和改造，不可能原封不动，就此一点对小说的繁荣是有益的。”概括来说，“传奇创作是由口耳相传到最后成型，它既是搜集材料的过程，也是传奇传播和修改的过程。”

　　四、具有群体传播特点的歌诗演绎和诗歌传唱

　　在印刷术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和普及的唐代，诗人的文学创作成果多是通过传抄、邮寄或歌唱的方式进行传播。唐代诗人创作了大量方便吟唱并且韵律性很强的诗歌。在唐代，上至皇帝的梨园，下到青楼歌妓，吟唱诗歌成为当时歌舞娱乐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是一种时尚。如:《唐诗纪事》卷一六《王维》条记载:“安史乱后，著名乐工李龟年曾于湘潭采访使宴席赏唱‘红豆生南国’及‘清风明月苦相思’，‘此皆王维所制，而梨园唱焉”;韩栩《送郑员外诗》云:“孺子亦知名下士，乐人争唱卷中诗”(诗注:郑时在熊尚书幕府)。在幕府中，人幕诗人诗歌的传唱，主要通过军幕中的营妓传播，“歌唱之效，足使诗篇之传播久而且远”;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歌诗是一种便捷和快速的传播方式。幕僚将所见所闻写于诗歌，而营妓通过吟唱将其传播出去，也正是诗人和营妓的诗歌酬唱演绎，产生广泛的传播效果，这从传播类型来看具有群体传播的特点。

　　由于盛唐以后幕府营妓制度日益完善，并且在幕府中形成了歌唱宴饮的风气，因此，幕府中的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着力创作了一批歌诗，专门用于营妓的歌唱。营妓是隶属军营的公妓，也是“使幕”宴乐的产物。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说:“营妓，即配属乐营之妓”;“在‘使幕’宴乐中产生了文人、军士同妓女的结合。这是唐代酒筵歌舞、酒令伎艺发达的又一个源泉。”关于幕府中营妓的故事和记载很多，如《牧竖闲谈》记载了著名营妓薛涛事迹:“成都薛涛者，营妓中尤物也。元微之治蜀，屡陪宴。”薛涛好制小笺，惜其幅大，狭小之。蜀中号薛涛笺，或以营妓无校书之号，韦南康欲奏之而罢，后遂呼之。胡曾诗日:

　　万里楼台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

　　扫眉才子知多少，领取春风总不如。

　　明代王世贞《艳异编张建封妓》正集(第二十七卷)记载了徐州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妓盼盼的故事。张惜儒雅风流，通诗音律，喜蓄歌伎。他的姬妾关盼盼能歌善舞、多才多艺，为一时名伎。著名诗人白乐天与之有和《燕子楼》诗，其序云:“徐州张尚书，有爱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淮洒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佐欢。予因赠诗乐句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欢而去。而后绝不复知，兹一纪矣”;另如人们众所周知的曲调《望江南》，更始自朱崖李太尉镇浙西时，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也称《梦江南》。

　　关于幕府歌诗的创作，我们还可以参看下面的例子。本文前所提及的《大历年浙东联唱集》，除了体现出诗歌创作的文人聚集性和信息传播性，而且它在诗歌文体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也极其重要，因为在联句中诗人们创作的《忆长安》、《状江南》两组诗实际上都是歌辞。虽然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中并未将《状江南》人格调，但他认为“状江南同为十二月辞，又格调一致，更适宜于同声叠唱，乃宋代鼓子词《渔家傲》等调之先声”，而《忆长安》这组联句，肯定是歌辞。《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创作于薛兼训的浙东幕府，因此它肯定是在幕府酒宴上倚声创制的酒令歌辞。不论是赞美眼前的美丽江南，还是感伤北方中原的动乱，诗人的诗歌联句与幕府营妓的弹奏演唱结合在一起，不仅使我们看到唐代幕府中诗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歌诗创作风貌，并且使得诗人创作的传播范围和速度扩大、加快了。可以说，歌妓的歌唱已成为诗歌传播信息中的一种媒体形式。

　　此外，唐代边塞诗人的边塞诗创作也多有演唱。如著名的旗亭画壁故事中的主人公王昌龄、王之涣和高适都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曾游边疆的王之涣“歌从军，吟出塞”、“传乎乐章，布在人口”(靳能《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梨园伶官所选择的作品中就有王之涣著名的边塞诗《凉州词》。

　　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多次进人边塞幕府，创作了很多边地战报式的诗歌作品，而其歌诗创作也成为诗人散布战报的另一种新方式。岑参于天宝八年为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掌书记;十三年，为安西北庭支度副使;宝应元年，任关西节度判官;大历元年又人剑南节度使杜鸿渐幕。岑参的幕府生涯多在边塞，其边塞诗歌“举凡军旅生活，征战场面，边塞景物，异域风情，诗人从戎人幕的情怀、感受与多方面的见闻，都在诗中加以表现;透过他的这些作品，读者不难感受到文质彬彬与英雄气概结合的崭新的军幕文士的形象。”

　　如岑参《忆长安曲二章寄庞榷》

　　东望望长安，正值日初出。

　　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

　　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

　　明日归长安，为君急走马。

　　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中说:“因《忆长安》本为杂言曲名，在齐言，一般是诗题而已，既有一‘曲’字在，不仅声诗曲名落实，并杂言《忆长安》之为填词，亦完全肯定无疑。又日‘二章’，明指乐章，不指徒诗。”也就是说，岑参的齐言《忆长安曲二章寄庞榷》是配合乐章的歌辞的。他的这首诗应该是和乐演唱的;另外，岑参的另一首《胡歌》也是胡曲歌辞:

　　黑性藩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

　　关西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

　　这首诗生动地表现出西北边地藩王和汉将的生活。而“葡萄宫锦醉缠头”更表现了西北番地的歌舞场面。

　　诗诗成长日记篇3

　　关键词：古诗文：记忆：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2）05-0126-01

　　一、记忆的目的意义

　　1 记忆可以领略古人的生活场景，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

　　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欣赏到一幅幅山水景物，田园风光，历史画面，大漠风光，刀光剑影和一曲曲和着血泪的爱情悲歌。通过记忆，我们间接的了解到古人的生活状况，如果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那么古典诗词又何尝不是古代社会的生活缩影呢？

　　2 记忆可以提高审美水平，形成独特的写作风格

　　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如果把文学比喻为连绵的群山，那么诗就是群山之巅。中国是诗的王国，诗歌作品辉煌灿烂，唐诗、宋词、元曲光彩夺目。诗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已经浸透到中华族的血脉之中。记忆诗歌能够陶冶情操、纯净心灵、提高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在记忆的过程中，不同诗人的不同风格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审美水平，从而会不自觉地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

　　3 记忆可以培养语感，提升人文素养

　　记忆诗文名篇意在引导学生重视记忆，培养语感，强化语文学习中的积累，感悟和熏陶，提高人文素养。我们伟大的祖先，在华夏大地上，呕心沥血，浅吟低唱，留下了具有永恒魅力的诗歌华章。这些诗文名篇或揭示了人生的哲理，或反映了生活的真谛，或描摹了人物的情貌，或表现了事物的真相，或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或抒情真挚，感人肺腑，或写景自然，怡人耳目，或想象新颖，出语隽奇，或传诵不衰，流播久远。因而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喜爱，而且常读常新，具有永恒的思想认识价值和艺术魅力。通过记忆，“能够帮助学生了解祖国的传统文化的精髓，熏陶渐染学生的思想情感，培养人文主义精神，增强语言感悟能力”。只有大量记忆才有助于培养语感，并培养我们热爱中华优美文化的感情，有助于培养我们高尚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有助于陶冶我们的性灵，丰富我们的生活，有助于创作风格的形成。

　　二、记忆的方法

　　1 科学记忆

　　人的大脑具有无限的储存能力，它相当于一台超级电脑。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只使用了脑储存量的百分之一，如果正常开发勤于记忆且方法得当就能进一步开发自己的记忆潜能，有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始终好学不倦，那么他脑中一生储存的知识相当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的50倍，相当于5亿本书籍的知识总量。

　　在记忆课文时，最好分段记忆，同时注意各段之间的内在联系，记忆力差的同学可以脑眼手并用，边写边记。尤其是写的同时可以准确记忆，防止高考中名句填空题写错字。

　　2 回忆记忆

　　记忆有瞬时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之分，而且遗忘有先快后慢性，所以学过的东西要及时复习，反复回忆，这样就可以把瞬时记忆转入长时记忆，储存在大脑中，不会很快忘记。

　　尝试回忆的次数越多，记忆越牢固。这就像恋爱中的人把对方的音容笑貌隽刻在大脑中，时不时的就会想起他的一笑一颦，一举手一投足，想忘也忘不掉。古往今来有多少痴男怨女迷醉其中不能自拔。如果我们把这种方法用于记忆记忆，效果一定不同寻常。

　　3 联想记忆

　　利用联想的方法来加强记忆。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个女孩挑战吉尼斯世界记诵纪录。她原来是一个记忆力平平的女孩，做图书管理员时由于记不住书目，常出差错，被老板开除，后来她拜一个记忆大师接受训练，先以记扑克牌开始，再后来站在大街上记过往的车牌号，终于练就了惊人的记忆品质。她所用的方法就是联想记忆。利用联想的方法对所记的东西进行编码，找到识记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

　　4 形象记忆

　　充分调动形象思维，把所记忆的内容变成一幅具体可感的画面，加强记忆效果，如记忆王维的山水诗，眼前就会出现一幅幅画面，青山绿水间，鸟鸣声不绝于耳。一个超凡脱俗的诗人，在香雾缭绕的禅意中吟诗。背贾岛的诗就会看到瘦骨嶙峋的诗人骑着一头同样瘦骨嶙峋的马，挎着一个破破烂烂的布袋，边悠哉悠哉地走着边苦苦地推敲字词。背庄子的作品，眼前会浮现一只清凌飘逸的白色蝴蝶在姹紫嫣红的花丛中流连；在飞流瀑布边徘徊；在明月清风中徜徉；在甘露醇浆中沐浴；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逶迤；它欣赏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品味铁马秋风，杏花春雨，它与落霞齐飞，它共长天一色；它扶摇直上。遗世独立……

　　5 理解记忆

　　在记忆的过程中，不能单纯重复、死记硬背。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结合课文的注释，联系写作背景及作家的其它作品来理解文章，力求先弄懂它的意思，再去记忆。这样，识记的负担减轻了，效率就会大大提高。《逍遥游》中，背“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时，先理解。“乘天地之正，就是任万物之性，无不可顺也。天虽高而不忧其高，地虽卑而不忧其卑，胸怀万物而不相容，无不可游也。御六气之辨，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变化无穷，而御者不变，亦不辩其变，寒则游于寒，暑则游于暑，火烧水浸，无不可御而游。游乎无穷者，一乡一国游也，内外荣辱可游也，飘然之风可游也，疾雷烈日亦可游也。所以至人无己，既无己，哪里还须立德？神人无功，既无功，哪里还有功利可言？圣人无名，既无名，又何必去立一言而为天下法？”

　　6 兴趣记忆

　　记忆靠的是日积月累，靠的是兴趣。背多了，尝到了甜头，就有了兴趣；有了兴趣，就越爱记忆，背的东西也就会越来越多，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自古及今，有多少文人墨客从小就热衷记忆，大量记忆了前人的优秀作品，才会出口成章，文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

　　在《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写到了香菱学诗的故事。香菱便拿了诗，回至蘅芜院中，诸事不顾，只向灯下一首一首地读起来，宝钗催她数次睡觉，她也不睡。后来有一日，香菱和黛玉谈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句子。可谓深得诗中三味了。再后来，香菱“又苦思一回作两句诗，又舍不得杜诗，又读了两首。如此茶饭无心，坐卧不定。第一首咏月诗之后，她“默默回来，索性连房也不入，只在池边、树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抠地，来往的人都诧异。”然后写出了第二首咏月诗，第三首咏月诗，一首比一首好……

　　诗诗成长日记篇4

　　近日，时代楷模黄诗燕的先进事迹引起全国热烈反响，我们要学习黄诗燕以生命赴使命、以初心换民心的情怀。小编在这里给大家带来2020时代楷模黄诗燕的先进事迹5篇，但愿对你有借鉴作用!

　　时代楷模黄诗燕的先进事迹12019年11月29日，上午8时30分。

　　酃峰宾馆三号楼，五楼会议室。电子屏幕显示着“全县脱贫攻坚工作调研会”。会议室坐着近百位战斗在炎陵脱贫攻坚战线的关键人物。

　　黄诗燕穿着那件人们熟悉的黑色夹克衫，脸色明显憔悴。当他发言时，人们吃了一惊。他的声音很低沉，甚至听不太清，只讲了20多分钟。

　　书记今天怎么了?疑惑与不安浮现在人们心头。炎陵县委副书记饶祥明主持会议，特意在黄诗燕讲话结束后，重复了他提出的几点要求。

　　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黄诗燕作为炎陵脱贫攻坚“一线总指挥”发出的最后一道战斗令。

　　当晚，黄诗燕因突发心源性疾病逝去的消息震惊了整个县委大院。11月30日清晨，送别黄诗燕的车队缓缓绕城一周，悄然离开——

　　他愿意这样悄悄地回家。“他平时最怕的，就是麻烦别人。”妻子彭建兰懂得他的心。令她痛彻心扉的，是11月24日，她没能说服身体不舒服的黄诗燕留在株洲的家，留在她身边:“他说第二天有工作，连夜赶回了炎陵。”

　　回想黄诗燕最后的生命轨迹，人们感慨，为了脱贫攻坚，为了美丽幸福新炎陵，他拼尽了最后的力气。

　　11月24日晚，他因胃部剧痛彻夜未眠。

　　11月25日，他没吃早餐，去县医院检查，发现胃和心脏都有一点问题。但他只吃了点胃药，就赶去参加了炎陵县中医院新址落成活动。

　　11月29日早晨，黄诗燕只喝了点稀饭。饶祥明劝他不要去开会了。但黄诗燕说，脱贫攻坚是大事，必须参加。

　　“脱贫攻坚，是头等大事，是民生工程，压倒一切!”

　　“切实解决问题，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

　　“落实、落细、落小，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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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者的笔记本上，留下了黄诗燕的最后嘱托。

　　2011年6月25日，47岁的黄诗燕走进炎陵县委大院，成为这个20多万人口的贫困县的县委书记。此前，他是株洲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主任。

　　从市委大院到边陲山区，也有人背后咬耳朵：还不是镀镀金，过两年“曲线救国”，进城升官咧。

　　黄诗燕没有理会这些闲言碎语。

　　7月的大暑天，他戴上一顶草帽下乡去了。

　　他去了离县城最远的策源乡梨树洲村。这里地处湖南第一高峰酃峰下，旅游资源丰富，却是当时株洲唯一的“无电村”。

　　60多公里崎岖山路，黄诗燕花了3个多小时。村党支部书记伍英华向他诉苦：村民自己装的小型发电机电压不稳，由于用电强度大几次把发电机给烧了。全村共25户80余人，年人均纯收入仅1000余元。

　　他去了中团村的一户果园，和正在忙碌的市农业科技特派员谭忠诚聊起了炎陵的黄桃。上世纪80年代，县农业局从上海引进了100株芽苗。虽然炎陵有适合栽种黄桃的独特地理条件，但历经近30年发展，还是规模不大，质量不高。

　　黄诗燕短时间内先后走访了全县11个乡镇(场)、54个贫困村。他越走心情越沉重，沿途一幅幅图景在心中挥之不去：船形乡水垅村大半村民住在“杉皮屋”里，逢雨必漏;下村乡坳头村村民好不容易种出来的水果，因山路闭塞，一公斤两块钱贱卖给商贩……

　　一个多月的调研下来，黄诗燕摸清了家底：2010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970元，分别相当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的52.8%、38.8%;按当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全县贫困发生率很高。

　　沉甸甸的数据让他寝食难安。历史的机遇，更让他深感责任重大。

　　贫困是文明社会的顽疾。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许下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的铮铮誓言。在战胜贫困的道路上，党带领人民栉风沐雨，接续奋斗。2011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罗霄山片区列入全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炎陵县纳入了罗霄山片区部级贫困县，成为国家新一轮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

　　2015年11月，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家脱贫攻坚大战打响。炎陵扶贫的重担，历史性地落在了这个出身农家、毕业于农校、对农民一腔深情的湖南汉子肩上。

　　炎陵，这片浸透着革命烈士鲜血的热土，也似乎一直在等待一个领军人物的到来，他将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凝聚起这片土地积蓄起来的所有力量，打赢脱贫攻坚的最后一战。

　　时代楷模黄诗燕的先进事迹2大源村是霞阳镇最为偏远落后的行政村之一。2012年春，霞阳镇大源村邬春发家大量笋竹长出来了，一个严酷的现实却摆在面前：没有公路，大量的笋竹运不出去。邬春发一屁股跌坐在竹林下，哭成泪人。

　　交通闭塞、基础设施落后一直是炎陵的“痛点”。

　　“若要富，先修路”。改变炎陵落后的面貌，黄诗燕和县委、政府一班人决定，先从交通抓起。2012年来，该县每年整合涉农资金6000万元以上资金，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投资6亿元建成长达102公里旅游环线，将分散在各乡镇的炎帝陵、神农谷等景点串联起来，既方便了旅游，又畅通了百姓出行。

　　如今，该县实现了组组通水泥公路，加上建成的“四高一铁”，即衡炎高速、炎陵高速、炎睦高速、炎汝高速和衡吉铁路，实现了与井冈山1小时，长株潭2小时，广州、武汉3小时交通圈，从偏远闭塞山区迅速成为湘赣边交通枢纽。交通发展了，人畅其行，货畅其流，山里的竹木、水果、油茶等农产品“身价”飙升。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们要让山区的孩子也有梦!”这几年，教育重大事项，黄诗燕都亲自部署。

　　2017年5月的一天，黄诗燕来到城南小学调研。62个学生把一间教室塞得满满当当，前抵黑板，后抵墙壁。他试着拉开一把凳子，坐上去体验一下，试了几次都难以坐下。他摇头道：“这样不行，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样的坐姿不利健康成长，得尽快想办法解决大班额的问题。”

　　很快，县里从强基础、促分流，调招生、控规模，抓项目、扩学位入手，累计投入1245万元，建设了垄溪学校教学楼等，扩充学位2385个，两年多将33个大班额全部“清零”，在全市率先全面消除大班额。

　　每年教师节，县里拿出一百万元重奖教师，黄诗燕每年给优秀教师颁奖。每名乡村教师有一套周转房，乡镇教师有另外的补贴，外地教师每年有两次探亲“车补”……山区贫困县，办出了大教育。

　　时代楷模黄诗燕的先进事迹3炎陵，株洲市最偏远的县，生产、生活条件恶劣，长期戴着贫困县、经济弱县、工农业产业滞后县等落后帽子。

　　“我们要加快经济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否则愧对革命先烈!”黄诗燕说。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让这个全市的“拖后腿县”迎头赶上?如何早日摘掉这一顶顶压得大家喘不过气的帽子?

　　从2012年开始，炎陵连续8年开展“项目攻坚年”活动，一门心思抓产业，持之以恒抓项目。

　　炎陵没有交通优势、区位优势、矿山资源，基础设施相对薄弱，近年还被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招商“门槛”更高，如何发展工业?

　　2017年，黄诗燕到广东招商，第一次跟湖南国声声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亮接触。由于选项较多，炎陵又是山区，当时何亮并未很放在心上。

　　何亮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黄诗燕的情景。那是2017年6月14日，在国声声学的落地签约仪式上，“黄书记从炎陵的人文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现状、未来发展思路等方面，向我这个外来投资者展示了炎陵的全部，我十分信奉‘计划’，瞬间被黄书记的计划打动，也为他的严谨、深谋远虑深深折服。”

　　签约后，何亮带着200多名员工从深圳到炎陵。

　　“招工难”成为该公司遇到的第一个难题。黄诗燕当即安排工作人员将招工简章送到各乡镇(场)，把招人触角伸至各村各组，很快招到500名员工。从签约注册，到投产见效，短短两个月内，该公司便实现开工量产。

　　“正是用这样的诚心、真情，使投资商纷纷而至，炎陵迅速从一个工业几近空白的山区县，后来居上，成为全省工业发展的佼佼者。”炎陵工业集中区党工委书记何美存说。

　　为了争取重大项目，黄诗燕曾经清晨5时从炎陵县出发，遭遇汽车在高速公路冰冻的大桥上滑行100多米的险情;为了赶上长沙、深圳招商引资活动，他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不停歇;为了推广炎陵黄桃，他带病为“黄桃大会”站台，跑遍县城每个推广点、每一个乡村展台……

　　可以告慰他的是，如今，炎陵已引进99家规模以上企业，其中有欧科亿硬质合金、国声声学、全康智能家电等一批投资超过10亿元的预备上市企业。该县工业集中区在全省排名第20位，迈入全省园区第一方阵，创造了贫困山区招商引资的“炎陵现象”。

　　还有，2018年8月6日，炎陵县顺利脱贫摘帽，铲除了千百年的“贫根”。

　　时代楷模黄诗燕的先进事迹4土坯墙上，红军留下的标语苍劲有力，黄诗燕神色凝重，久久沉思。

　　炎陵，这个地处湘赣交界的老、少、边、穷县，2011年6月25日，迎来了第30任中共县委书记黄诗燕。

　　小雨氤氲，山路泥泞，木桥摇晃……黄诗燕来到大山深处、小溪边边的廖成运家。

　　土坯房，家徒四壁，每当山洪暴发，房子就会遭淹。

　　走啊走，黄诗燕眉头紧锁往前走，走到全县最后一个无电村，走进农民的生活里……调研一个多月，黄诗燕的步履越来越沉重。这片埋葬忠骨英魂的红土地上，贫困还是最大的敌人。2010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970元，全县贫困发生率很高。

　　出路在哪?——黄诗燕提出：建设农字号“一带八基地”(生态休闲农业风光带和特色水果、无公害蔬菜、炎陵白鹅、茶叶、油茶、笋竹林、药材、花卉苗木基地)。

　　“农业见效慢，从种子到票子，少则三年，多则六年啊!怎能快速致富?”有人质疑。

　　“农业做好了，农民才能真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坚持。

　　炎陵县有30多年种植黄桃的历史，而2011年前，全县黄桃种植面积不足万亩。黄诗燕发现黄桃优势种植区与贫困村高度重合，他请来县农业局专家，请教大力发展黄桃的技术经验，对黄桃种植采摘、品质品牌、销售物流及成立黄桃协会等各个环节亲自监管督办。

　　上万吨的黄桃金灿灿挂满山头，可短期内卖不出就会烂在树上。黄诗燕主张举办黄桃大会，主动站台卖黄桃。

　　“你是县委书记，公开为产品站台代言，恐怕招来非议。”有人提醒。

　　“为老百姓脱贫站台，我怕什么。”他坦然。

　　见到同乐村农民在地里忙着为黄桃套袋，黄诗燕下车，与大家攀谈起来，帮忙套了30多个袋子。那是2013年春天，事后大家才知道这位投缘的“老乡”原来是县委书记。

　　为让炎陵黄桃走出去，黄诗燕发动征集广告语，他自己也冥思苦想。一天中午，黄诗燕在县委宿舍搓洗衣服。“炎陵黄桃，桃醉天下”8个字搓了出来。评委投票，这8个字从6000条里脱颖而出，成为炎陵黄桃的对外推广词。

　　黄桃树在贫困户朱圣洪家门口生了金。女儿帮忙网上卖桃，年收入超过10万元。2016年，朱圣洪主动申请脱贫。

　　像朱圣洪一样，全县近60%贫困人口通过种植黄桃实现稳定脱贫。

　　黄桃享誉华夏，走出国门。

　　9年来，黄诗燕翻山越岭，脚步遍布全县120个村庄、3900余户贫困群众家里。

　　果农张福明说：“书记在我家住，临走要给餐费，他说这是红军的传统。”

　　按规定，一人餐费40元，俩人，黄诗燕付了200元。

　　张福明手机里存着不少与黄诗燕通联的短信。得知他家的橘子口感不好，黄诗燕立即请专家引进新品种，指导高位换冠。得知老张要来县委坐一坐，黄诗燕在楼梯口迎接。

　　张福明：“你不像个当官的。”

　　黄诗燕：“我本来就是农民。”

　　黄诗燕对女儿黄心雨说：“这副铜铃是爷爷留给我的，你小的时候我把它戴在了你手上脚上。它是传家宝，提醒我们是农民的后代。”

　　温和的黄诗燕，这次也发火了：“炎陵的百姓是我们炎帝陵的守陵人，怎么能这样对他们呢?”2016年，炎帝陵景区里，一位叫卖土特产的大娘被保安拦下，两人互相推搡。黄诗燕撞见，叫人上前制止。

　　“发展旅游要平衡好景区管理与周边贫困群众的关系，要优先吸收他们在景区工作。”

　　于是，30多位贫困农民经过培训后在景区上岗。

　　2014年至2018年，全县10435个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7436个，占比71.3%。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0年的2970元增加到2016年的7362元，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92.2%。

　　黄诗燕把最偏远的廖成运一家定为结对帮扶对象。

　　2017年1月，廖家从深山林里搬到了异地安置新房。这天，一家人被送来的大大小小十几件桌椅板凳吓了一跳。家里没订这些东西啊?

　　原来是黄诗燕委托同事送来的礼物。

　　“以后生活好了，房子还会加层，要按两层楼打地基，留楼梯。”设计易地扶贫搬迁住房时，黄诗燕向上级争取。

　　“去年政策才放开，可以为群众留一些基本生活配套物资。炎陵的易地搬迁房如果不是黄书记坚持，老百姓就没这么方便了。”副县长盘晓文说。

　　几年来，黄诗燕带头，在全县120个村庄选派了120支帮扶工作队，实现“微心愿”1.52万个。3年来，全县1250户易地扶贫搬迁户住进了新房，2543户农村贫困对象实现安居，6122户农村危旧土坯房得到改善。

　　廖成运的儿子廖建文到离家不远的九龙工业园上班，每个月收入近4000元。

　　园区企业发展遇到困难，一度愁坏了工委主任周桥梁。一天晚上，周桥梁将遇到的困难编成短信发给黄诗燕。

　　“要克服一切困难，及时帮助解决。”收到短信回复，周桥梁一看时间，零点十五分。

　　第二天上午，黄诗燕立即召开有关部门协调会。针对企业在扩产中遭遇用工难题，他派员带着招工启事，送往9个乡镇，招来500多名工人，解了燃眉之急。

　　几年间，全县首个年纳税过3000万元、首个年销售收入过10亿元、首个落户炎陵的民营500强企业等不断涌现，被外界誉为贫困山区招商引资的“炎陵现象”。

　　每当老百姓说谢谢书记、谢谢政府时，黄诗燕回答：“不要谢我，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

　　时代楷模黄诗燕的先进事迹5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时任湖南省炎陵县委书记的黄诗燕，却倒在了冲刺的道路上。

　　2019年11月29日上午，开完全县扶贫工作会，回到县委住所，黄诗燕突发心脏病，不幸殉职，年仅56岁。

　　在株洲市，在炎陵县，相识的、陌生的，在朋友圈发诗文，在网上建纪念馆，人们纷纷悼念这位炎陵县的领头雁。不少人感叹：产业强了，炎陵美了，百姓富了，诗燕书记却走了。

　　蹚出一条产业路

　　他力主发展黄桃，2019年全县近六成贫困人口因此稳定脱贫

　　去年11月23日晚，黄诗燕乘车3小时，从株洲家中赶到县里，感觉异常胸闷。24日上午，他在县医院检查身体，发现心电图异常。同事和妻子都劝黄诗燕回株洲做检查。

　　“县里事多，来来回回耽误时间，先挺一挺再说吧。”黄诗燕说。

　　从上任起，黄诗燕就一直这么拼。为了赶上长沙、深圳两地招商引资活动，他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为了推广炎陵黄桃，他跑遍每一个城市推广点、每一个乡村展台……

　　2011年6月，组织选派47岁的黄诗燕到炎陵县任县委书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难啃的骨头：炎陵地处井冈山西麓，既是革命老区，又是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比例高，到2014年全县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6761人，贫困发生率达16.57%。

　　分析县情后，黄诗燕鲜明提出守望“两座山”：守“绿水青山”，望“金山银山”;农业发展重点抓好生态特色产业，比如特色水果、茶叶、药材、花卉苗木等;用好生态山水自然资源，发展全域旅游;以特色种养产业和旅游产业推动精准扶贫。

　　“后来看，黄书记主抓黄桃产业，抓对了。”分管农业的炎陵县副县长盘晓文说。2011年炎陵黄桃只有5000亩，学农出身的黄诗燕认为，炎陵县黄桃优势种植区与贫困村高度重合，县里高寒山区，海拔高、气温低、空气湿，多沙质土壤，种植农作物“十种九不收”，却适合黄桃生长。

　　从2011年开始，黄诗燕始终如一为炎陵黄桃站台，大大小小的活动不知道参加了多少场。

　　终于，黄桃从炎陵的深山沟，走向各地。当地目前种植8万多亩，2019年产值11亿元，黄桃有关收入占到全县农民农林牧渔业收入的40%;4784户14152名、近六成贫困人口靠种植黄桃人均年增收8800元以上，实现稳定脱贫。

　　鞠躬尽瘁抓脱贫

　　8年多时间，他走遍了炎陵的每一个村

　　2018年8月，炎陵县在湖南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中第一批脱贫，不少干部直呼“没想到”。

　　“炎陵脱贫摘帽，是我们向20万老区人民兑现的一个庄严承诺。”黄诗燕说。

　　2015年起，黄诗燕帮扶大源村，几乎一个月进村一次。“隔三差五就能见黄书记到村里来!”曾昭华老人说。

　　道路硬化、电网改造、路灯安装、自来水，图书室……几乎凡是村民提到的生产生活上的困难，黄诗燕都尽力去协调解决。如今，大源村青山环绕，新居白墙黛瓦掩映在绿树丛中，水泥路直通农家院，果树遍布山间，犹如一幅山水画。这个霞阳镇最偏远、最落后的大村，成了远近有名的风景村。

　　“山高不如脚背高，路长没有脚板长。”这是黄诗燕经常说的一句话。湖南海拔最高的山在炎陵，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炎陵最多。8年多时间，黄诗燕走遍每一个村，翻越了炎陵的每一座山，有的村子多次去。“120个村他都去过，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一周，他在村里走访贫困户。”县民政局局长吴集会说。

　　脱贫攻坚倾注了黄诗燕全部心血。大到扶贫产业选择、重大文件制订、重要举措出台，小到贫困户建档立卡手册，他逐一梳理、逐一审定。

　　“黄书记很早提出来，要化繁为简，把各种表格整合成一本简洁明了的扶贫手册。”县委办副主任陈德望说，“扶贫手册完成后，从2017年到现在，炎陵一直都在用这本手册，国家、省里来评估考核，都说这本册子做得好。”

　　2014年—2018年，全县累计脱贫6647户22907人，54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发生率由16.57%降至0.54%。2018年2月通过脱贫攻坚湖南省检查验收，在全省5个同类县中，贫困发生率最低(0.6%)、群众认可度最高(98.49%);当年6月通过脱贫攻坚国家检查验收，错退、漏评“零反馈”。

　　以身作则好作风

　　他的办公室是上世纪80年代的平房;每个星期走基层在1000公里以上

　　走进黄诗燕在炎陵县委的办公室和宿舍，记者很惊讶。

　　办公室是上世纪80年代的平房，工作人员多次要求进行简易装修都被他拒绝。宿舍很小，床上用品都很普通。

　　“宿舍里的东西，都是上一任领导留下来的，黄书记上任后没有添置一件新家具。”县委办副主任刘明华说，“平时除了接待外，一有时间书记就在走基层，每天都排得很满。”

　　“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有功名利禄全放下、一心只为千万家的境界。”黄诗燕多次在讲话中这样说。

　　“担任炎陵县委书记近9年，黄书记为炎陵发展不辞辛劳，每个星期走基层来回车程至少在1000公里以上。”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黄建中说。

　　“黄书记在炎陵没有私交圈。”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红兵说，“他常说‘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工作上相互支持，在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工作中交往最好的感情’。”

　　由于常年在县里工作，离家远，黄诗燕对妻子女儿都照顾不上。平时工作忙，也很少有时间打电话。黄诗燕心里总感觉愧疚，每次洗衣服都和妻子视频聊聊天，“等忙完这阵子，就回家好好歇歇!”可这一等，竟等到天人相隔。

　　诗诗成长日记篇5

　　“打了春，赤脚奔”

　　1929年，胡乔木(原名胡鼎新)17岁，在扬州中学求学期间，就阅读了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等进步刊物，还研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30年，他考入北平清华大学。从这一时期开始，他对语言学、音韵学深感兴趣，开始写诗言志。

　　1930年5月7日，胡乔木以一首44行的《别辞》。表露出他向往革命的思想。他在诗中写道：“……那时你将见你底密友倒卧在人们所赐与的血迹模糊里胆他底脸上却仍然溢出了战斗过来的红色的欢笑／因为他底血液曾是沸热而他底灵魂是永远地光明的。”这首诗发表在1930年5月31日出版的《扬州中学校刊》第50期上，署名胡鼎新。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青年的心”对旧世界的摒弃和对光明的追求是多么热切。

　　1932年，胡乔木在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七律?无题》、《歌行?甲戌中秋作》等，发表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和《光明》杂志上。1937年3月胡乔木的一首充满乡土气息的新诗发表在《希望》杂志第1卷第2期上，署名乔木。在诗的引言中他引用了故乡的童谣：“打了春，赤脚奔／挑野菜，摘茅针。”诗中写道：“……挑野菜哟，瞧天!春来第一个好太阳／坐在土上你闻得见香／挑野菜哟……”后来，《人民日报》曾于1997年4月24日重新发表了这首诗。

　　1937年7月，胡乔木到了延安。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后，担任“安吴青训班”副主任(为名誉主任，冯文彬为主任)，为培养党的干部倾注心血。1940年5月，在“安吴青训班”的基础上，延安发展建立起一座新型学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由陈云担任校长，胡乔木任教务长。这年夏天，胡乔木创作了著名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由冼星海谱曲。

　　“生在英雄的时代／长在人民的旗下／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坚定意志服苦传统／革命精神，民主作风，我们学习虚怀若谷／我们奋斗浩气如虹。”“记住仇敌未平／破碎河山未整，同胞正在，天下尚待澄清，太阳照临我们的肝胆，大地倾听我们的誓言，愿将热血灌溉人间／结成自由春花一片。”师生们嘹亮的歌声回荡在延安的上空，这是一首很早的颂歌。

　　在这一时期，胡乔木诗词创作主要作品还有《安吴青训班班歌》、《青年颂》、《青春曲》，分别由冼星海和李焕之谱曲。

　　1941年2月，王若飞从调胡乔木担任秘书兼中央政治局秘书。自此，胡乔木在党中央、身边工作了25年。

　　《人比月光更美丽》是胡乔木1946年9月7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一首诗。借助自然美景的映衬，表达人性的光辉。这使一向以写锋芒犀利的政论见长的他，显露出了充满人间亲情与真情的温馨的一面。

　　“中午走过小河旁，草上水上一群羊伯羊黑羊好图案／日影水影多缭乱／我身虽在画图中，我心与画不相通，快来亲爱的放羊娃，我只听懂你的话。”“晚上立在月光里胞着小孩等着妻／小孩不管天多远，伸手尽和月亮玩，忽见母亲悄悄来，欢呼一声投母怀／月光美丽谁能比／人比月光更美丽。”这一年胡乔木34岁。自1938年7月和谷羽在延安结婚后，他们的女儿木英(胜利，现担任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儿子石英(幸福)先后在延安出生。对于这首32行的诗，胡乔木在附记中说：“尝试中国人民语言中的自然的整齐音节究竟能否适当地表现他们今天的思想情感。我尊敬自由诗，但同样尊敬今天还生存着的既整齐又自然的七言调、十言调乃至五言调、六言调、八言调、九言调等等，并且以为它们比之西洋的自由诗以及西洋式的律体诗在中国人民中间都有更多的活力。”

　　千年不遇我逢辰

　　胡乔木长期担任的秘书，和在诗词方面有交往。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一位非常谦虚的诗人，他的不少作品都曾反复向诗家，包括胡乔木征求修改意见。而且对于胡乔木写的诗词，给予热情指导、精心修改。胡乔木曾感言：凡经修改过的诗词“实有点铁成金、出奇制胜之妙”；“我对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1992年9月25日，胡乔木为《人比月光更美丽》诗集写的再版后记里，就为他修改诗词所写的信发表感言：“现在公布这几段文字，完全是为了纪念和缅怀同志在我学习写作诗词过程中给予的热情指导、鼓励和爱护，以及我衷心铭记的感谢之情。”

　　1965年6月的《红旗》杂志和1965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术的《七律?七一抒怀》四首，其中一首他写道：“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挥将日月长明笔，写就雷霆不朽文。指顾崎岖成坦道，笑谈荆棘等浮云。旌旗猎猎春风暖，万目环球看大军。”抒发了他对一代伟人的爱戴之情。

　　上世纪60年代初期，胡乔木因病不能正常工作，1961年8月17日，他给写了一封信。8月25日复信道：“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于是，胡乔木离京开始迁地疗养。先后到了杭州、长沙、大连、哈尔滨等地。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古典诗词。由于受国内外形势的鼓舞，他不仅写新诗，还开始采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现新生活的尝试。

　　胡乔木于1964年10月写出了他的第一首词《六州歌头?国庆》：茫茫大陆／回首几千冬／人民众／称勤勇／挺神功／竟尘蒙／夜永添寒重瑛雄种／自由梦／义竿耸／怒血进／讶途穷／忽震春雷／马列天涯送／党结工农／任风惊浪恶／鞭影指长虹／穴虎潭龙／一朝空／／喜江山统／豪情纵／锤镰动／画图宏／多昆仲／六洲共／驾长风／一帆同／何物干戈弄／兴逆讼／卖亲朋／投凶横／求恩宠／媚音容／不道人间／火炬燃偏猛／处处春浓／试登临极目／天半战旗红／旭日方东。

　　对旧体诗词的创作，胡乔木在他的诗集初版后记中说：“试写旧体诗词，坦白地说，是由于一时的风尚。”这是指所带动的以传统诗词形式反映现代生活内容的风气。“都是在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

　　1964年10月下旬，胡乔木把他写的十三首词从杭州寄给。看了，非常喜欢，“终日把玩推敲”，悉心修改。胡乔木在当年12月2日致的信中表示感谢：“诗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现因停刊改送人

　　民文学)，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您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三首词结句的修改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育。”对胡乔木诗词的亲自修改，使胡乔木感到非常荣幸、倍感鼓舞。接着他又给寄去11月间续作的《水龙吟》三首，连同他按、郭沫若、赵朴初意见修改过的十三首，共十六首并附《引言》，请修改审定。

　　收到信与稿件后，再次对胡乔木的作品进行了修改。这里略举一二例。胡乔木的《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一词中原结句“万里千斤担，不用一愁眉”，经改后为“万里风云会，只用一戎衣”。胡乔木在《沁园春?杭州感事》中原句“长埋泪血”，改句为“长埋碧血”。胡乔木词原结句“天与我，吼风奇剑，扫汝生光”，改其句为“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花费心血对胡乔木诗词的精心修改，使其作品气魄更宏大，语义更准确，感情更鲜明。1965年元旦，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规格很高，影响很大。

　　1965年1月，胡乔木又将在近期写成的词二十六首再次寄给审阅修改。在此期间，胡乔木参照郭沫若的意见自己又对二十六首词作了进一步修改，之后又将修改稿再次转呈。9月5日，批转胡乔木：“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为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先登红旗，然后人民日报转载……”这一次修改，将胡乔木《念奴娇?重读雷锋日记》中的一句“细观摩满纸珠光宝气”改为“细观摩满纸云蒸霞蔚”；将《七律?七一抒怀》中原句“旌旗猎猎春风盛”，改为“旌旗猎猎春风暖”。正如胡乔木说的，经改过的句子，真有点铁成金、出奇制胜之妙。

　　对胡乔木诗词，还写了许多批语，如指出胡乔木诗词“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每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原文如此，笔者注)”等等。对胡乔木诗词修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去旧词造新词，这样就使诗词做到明白晓畅、通俗易懂。

　　也喜爱写诗，他在1965年1月20日写信给胡乔木谈诗词创作：“那天在主席处，主席说乔木词学苏辛，但稍晦涩；主席又说，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云云。把这消息告诉您，供您参考。……我认为旧诗词可以新用，您的作品便是证明。”郭沫若、赵朴初、钱钟书等都介入到乔木诗词的修改与讨论之中。胡乔木《诗词二十六首》在1965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和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1期上发表，又一次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就在胡乔木的诗词创作兴致正浓时，1966年7月，受到的干预，从此，胡乔木诗兴全消。

　　大道遥通五彩云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胡乔木的诗兴重新萌发，首先作了一首题为《怀念》的七律诗。在此后的整个1980年代，胡乔木的诗词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两年之后，1982年6月胡乔木70岁生日时，他作了《七律?有思》四首。原题为《有所思》，酌采了钱钟书的意见之后，改为现题。诗其一曰：“七十孜孜何所求／秋深深未解悲秋／不将白发歌黄落／贪伴青春事绿游／旧辙常惭输折槛／横流敢谢促行舟／江山是处梦／弦急琴摧志亦酬。”其二曰：“少年投笔依长剑／书剑无成众志成／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判爱憎／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星影共潮生。”其三曰：“几番霜雪几番霖／一寸春光一寸心／得意晴空羡飞燕／钟情幽木觅鸣禽／长风直扫十年醉／大道遥通五彩云／烘日菜花香万里／人间何事媚黄金!”其四曰：“先烈旌旗光宇宙／征人岁月快驱驰／朝朝桑垄葱葱叶／代代蚕山粲粲丝／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风波莫问蓬莱远／海上愚公到有期。”这组七律首发于1982年7月1日《人民日报》第2版，连同《七律?怀念》，是胡乔木在“”后所作的仅有的两组七律。钱钟书1982年6月致信胡乔木说：“尊诗情挚意深，且有警句；惟意有未达，字有未稳。君于修词最讲究，故即君之道律之作。”钱钟书曾对胡乔木诗词作过“雕章琢句”的修改。

　　这一年，胡乔木还将近年创作的新体诗《凤凰》、《茑萝》、《秋叶》、《车队》、《歌者》、《金子》，以诗六首为题发表在1982年2月15日《人民日报》第7版上。其中《歌者》(原题《给歌者》)是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感悟，他写道：“羡慕我的，赠给我鲜花／厌恶我的，扔给我青蛙／酸甜苦辣，为美的追求／这缭乱的云烟怎得淹留／在路旁劳动和休息的乡亲／凭咱们共死同生的命运／我要上高山，看人寰的万象腰畅饮清风，畅浴阳光腰尽情地歌唱，唱生活的情歌／直到呕出心，像临末的天鹅。”对于写新体诗，胡乔木曾说：“提倡一种简易的新格律，其要点是以汉语口语的每两三个字自然地形成一顿，以若干顿为一行，每节按各行顿数的同异形成不同的节奏，加上适当的韵式，形成全诗的格律。”他认为写新体诗是“出于一种不能自己的公民激情，愈不‘人时’也愈觉自珍”。

　　1984年，胡乔木创作了《快乐的女工》、《松林》、《小鸟天堂》、《专业户》等新诗，以诗八首为总题，在1985年3月号《诗刊》上发表。1985年他又创作了描绘当年延安枣园“美丽的风俗画卷”的《枣园即事》，还有讴歌“勇士”开辟“迎接地和天的虹”之《虹的传说》等篇章。1987年7月16日《人民日报》以《旧作四题》发表了上述作品。胡乔木写的新体诗受到卞之琳、艾青、萧三、冯至等诗人的关注。有人评论他的新体诗情感浓郁、思想深邃、音调铿锵、形式完美，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1988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胡乔木诗词集《人比月光更美丽》，收入新诗二十六首，旧体诗词十七题四十五首。1992年6月1日，在胡乔木80诞辰时，人民出版社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是刚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第一卷。

　　诗诗成长日记篇6

　　我喜欢诗歌中的“夜晚”胜过现实中的“灿烂”正午。我也更愿意接受一种“抒情的苦味”。

　　1

　　我暗自喜欢芦苇岸的近些年的诗歌写作姿势，这甚至在我看来在当下的诗歌话语场中有着不言自明的重要性。2006年开始芦苇岸不再向报刊投稿，这使得诗歌写作回归了最为本真的源头。我们已经看到诗歌的发表到了如此简单的地步，如果我们是从“民刊”或者新媒体的角度来谈论诗歌的发表和传播就更显得有些吊诡。当诗歌进入到文学场域中的时候，诗人的写作必然会程度不同地受到刊物品味、编辑眼光和时代诉求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时下如此相近的诗人和大量相互替换的诗歌仿制品。因此，我更喜欢芦苇岸那颗“挑剔的胃”和“素净”之心，我也更乐于阅读这些更加自足和个体的写作以及由此发出的声音和一道道细小却惊心的闪电。

　　当他的诗歌发声通过文字放置在我案头的时候，我们得感谢这个无比纷杂的时代。如果在古代，我不知道一个远方诗人的声音如何能够如此轻易地穿越了万水千山以及春夏秋冬的漫漫长途。

　　不知道为什么，在芦苇岸的诗歌中我不断听到了寂静的空空之声。然而这寂静似乎又有着强大的容留之力。在这寂静的部分我却听到了如此众多的弦外之音和时空流转的释然与茫然。这不仅相当明显的呈现在他的长诗《空白带》中，而且在他的诸多短诗（《从新埭到乍浦的末班车》、《宽恕》等）中我不断与一个个寂静无声的片段、细节和场景相遇。这也不能不是“消费时代的抒情”不可避免的悖论与紧张。但“寂静多美好”显然又是出自于一个当下诗人的反讽的喟叹！因为这寂静背后我看到了田野里薅草的人在正午的土地上留下的汗水洇湿的部分，看到了那些尚未被认领的无家可归的庄稼的集体静默。这寂静已经成为芦苇岸的诗歌美学和情怀底色。在他的一些诗歌中出现了不在少数的“盐粒”的意象，而苦涩、粗糙和沉重的部分我们只能在那些飞鸟的羽翼之下，在滚沸的大海的褶皱部分，在细小事物的幽微纹理当中去寻找他何等渺小却也不容忽视的身影和内心的潮汐翻卷。

　　芦苇岸的寂静的盐粒里藏有往日的大海的激荡和喧嚣，他的诗歌的知性和忧郁的色彩无疑使得他是一个“成人”诗学的践行者。但是我又往往于他的诗歌中看到暮晚笼罩中一个“孩童”的孤独身影。他仍然在走失的空间里继续寻找，不断跌倒，不断咬破自己的手指寻求遥远的安慰之声。就我个人的观感，我觉得与“孩童”式的发现和询问相应，在诗歌中，芦苇岸把“诗人”的位置放得非常低。换言之，他是躬下身子在和事物对话，他甚至会趴下身体倾听那些陌生而久违的声音，他也会躺在曾经繁茂的田野的植物之中透过斑驳的叶片看看到些从上空洒下的时间的秘密之光。是的，是那些松针测量了故乡的星光以及一个诗人的干净之心的疼痛。他卑微虔敬的诗人之心一次次让我感动。与此同时，这个时间斑驳光影深处的“孩童”又是一段历史惨烈的折光在他弱小的身体之上不无沉重的回声。而当这一切以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予以观照和抒写的时候，像《73年的下午》这样重要诗作的产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呼吸一样的方式。当然，这个“孩童”有时候随着“中年化”的到来而被迫在一条条土路、柏油路、国道或者高速公路以及铁轨上隔着车窗恍惚而盲目地来张看外面的世界――“窗外的原野，像被公牛尾巴扫荡过 /又像书生翻过的册页 /记忆迅速滑入盲区。一块块 /麦田缝合的大地，开始生长色斑”。这在《07省道》、《从新埭到乍浦的末班车》、《旅程》、《悲悯的念头一闪而过》、《命运》、《过南京》、《火车走在霜里》、《霜降》等诗中都有着一致性地体现。这些诗的场景都是与“车”和“道路”有关，而背景又往往是发生在夜晚。这构成了某种戏剧性，一个时代真实的个人戏剧性命运的上演和无声落幕。“雨夜，开车行驶在幽暗的省道上”，这种黑暗，这种寒冷在我看来更具有时代寓言的象征。而以前诗人是在桥头、船尾、村落、酒馆、歌楼、山顶和水岸来看待自然的山水和缓慢的内心，而如今我们的时代只能在疾速而眩晕的“高铁”般的时代隔着迷茫的车窗观看迷茫的一切。这种快速行进的观察方式使得芦苇岸的诗歌不能不有着强烈的茫然失落的意绪。必然，这一切又时时与那个“孩童”发生着不可避免的碰撞和摩擦。尽管诗人也曾在21世纪的酒馆里抒情，但是已经是今非昔比，这里有的只能是黑色抒情那无边无际的蔓延――“从一天的烦琐里抽身出来 /我们离自己就近了 /在吁吁喘息的小酒馆 / 冬天巫师一样寒冷 / 白昼消弭 黑暗降临 / 万物逐渐陷入被加热的过程”（《在小酒馆》）。

　　这个时代，诗人只能靠自身取暖！苦味的抒情似乎无处不在。而在一个诗人日常性的茫茫图景中我又时时看到一个面水而居的诗人和他“老式”的衣襟。芦苇岸有时呈现了一个现代人的古典抒情方式，而这种抒情显然又与当下性直接相关。换言之芦苇岸呈现了一种矛盾和紧张的抒情方式，古典文人的情怀与当下去诗意化生存状态之间的盘诘和龃龉。这在其组诗《湖光》中有着不言自明的呈现和坦陈。

　　2

　　我认为芦苇岸在一个愈益远离了自然之物的时代，他仍怀有一颗亲近“草木”之心。这是一个仍然懂得寒露和薄霜的来由的诗人。这是一个有着“农时”记忆的当下诗人。在这一点上诗人是怀有“方言”的人，他的某些地方总会让人具有陌生感。

　　这两天看电视说麦子很快要收割了，我突然愣了许久。突然发现一个有着三十年乡村生活的人突然在北京丧失了“农时”的概念！在芦苇岸的诗歌中我看到了“历史的残余”部分，而这些部分往往是不经意间在他的诗歌文本中现身的。我更认同这种不自觉，就像我们时时在呼吸却忽视了呼吸自身一样。芦苇岸的诗歌中这些不经意间现身的“历史的残余”部分恰恰显现了这个诗人的诗歌呼吸方式的特殊性。在他的诗歌中，我长时间停留于这些偶然惊现的土地、庄稼、手电、扁担、柴门、种猪、乡村、平原等这些已经被时代遗弃之物上。它们延宕着我们往日性的叙事，也提请着一个抒情时代的黯然结束？当诗人在压抑和失望的回溯中喊出“我肉体的故乡”时，故乡是有生命的，而诗歌也不能不是有体温的。在这一点上，生命诗学不如“身体诗学”来得更准确和有力！而这无比真实的“身体”能够让我们提前领受“暮晚的广场”。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迎接那广场的暮晚无边无际的阴影？并且我们是否准备好了足够的词语来面对“天真的晚课”和这一切？这是一个准备时时出走的诗人，他不断在郊外、广场、树林、道路、河滩、小镇的黄昏向晚中寻找？寻找精神的自身，伟大的元素，落寞的时光，还是寻找一个无比真实又无比虚空的存在？

　　而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精神性文本中的细节、场景离中国的当代“现实”究竟有多远。是的，在一个如此诡谲的时代我们进入一个时代“内部”是如何的不易，而进入一个无比真实的“现实”是如何的艰难。在一个写作已经与新媒体打得火热的今天，真正的诗人是否懂得沉默有时候是更好的语言。在芦苇岸这里我强烈感受到了一个冷峻的“旁观者”和“水深火热”中的“介入者”一起推给我们的无边无际的沉默、自语和诘问。而当我们不得不采用“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和言说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极其尴尬的角色意味着曾经拥有和目睹的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连同我们自身也成了“内心”和“故乡”的双重的陌生人。而坦率地讲，阅读当下的诗歌我们会发现诗人在诗歌技艺的娴熟上要远远胜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但是真正有难度的诗歌写作却越来越稀薄了。在我看来这种有难度的诗歌写作不只关乎技艺更关涉一种想象的方式、生存的态度。在近几年的阅读体验中，我可能为一首诗所感动或者惊叹于某一诗人娴熟的技艺，但是我更乐于承认在芦苇岸的诗歌中体味到了一种久违的发自灵魂深处的寂静和捶打。这与诗人的根性记忆和生存履历有关，更与诗人用语言和想象所构筑的特殊修辞场阈有关。芦苇岸的诗歌同时具备了两种不同的精神向度：迎拒与挽留、温暖与寒冷、现实与记忆、疼痛与慰藉。而这种不同的诗歌精神向度的产生一方面来自于诗人对生命履历的温暖而失落的感怀与记忆，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个体在强大的工业和城市化时代的浪潮中的阵痛以及在现实生存的压力、时光的流逝和温润情怀的丧失境遇下的分裂与伤痛。正是这种历史、生存和现实在诗人的内心和背脊上洒下了无尽的芒刺，而同时诗人仍然在此境遇下用“寂寞的胃”秘密地爱着他的身边那些无比沉默的部分。

　　3

　　芦苇岸的很多诗都能够通过一个细小的事物和场景呈现出带有历史和现实感的宽阔地带，而其中的讽喻性和悖论性精神特征是显豁的。在一个分层愈益明显和激化的时代，“中国现实”的分层和差异已经相当显豁，甚至惊讶到超出了每个人对现实的想象能力。在这种情境之下，由芦苇岸诗歌中的“精神事实”（比如《消费时代的抒情》、《身体的地图》、《以一个意象缩短和生活的距离》、《春天，背母亲去野外走走》、《高处》等诗）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特殊化的方式来观察和反观中国现实的历史和当下的诸多关联。然而可笑和可怕的是，很多的写作者和批评者们已经丧失了同时关注历史和现实的能力。显然在一个多层次化的“现实”场域中，道德化和敏感的社会化题材显然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写作的虚构和想象中都构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重要现实”。而当下处理这一“重要现实”的文本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有必要追问一首诗歌与一条社会新闻的区别，一首诗歌如何能够与庞杂的类似题材的诗歌文本区别开来？区别的动因和机制以及标准是什么？这显然是一个必须探究的问题，而且非常有必要。实际上，我们的诗歌界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强调和“忧虑”甚至“质疑”的就是指认当下的诗歌写作已经远离了“社会”和“现实”。里尔克的名言“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在今天的中国是否仍然适用和有效？尤其是面对着当下的带有“重要现实”层面的诗歌写作而言，诗歌和诗人与“现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说当诗人作为一个社会的生存个体，甚至是各个阶层的象征符号，当他们的写作不能不具有伦理道德甚至社会学的色彩，那么他们所呈现的那些诗歌是什么“口味”的？我想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因为任何企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具备综合的能力，显然诗歌自身的力量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也是为什么出现了抗震诗、高铁诗，但是真正能够留下和被记忆的却几乎成了空白的原因。曾记得 2009年，著名艺术家徐冰用废弃的钢铁、建筑垃圾等材料打造成了两只巨大的凤凰。这本身更像是一场诗歌行动，时代这只巨大“凤凰”的绚烂、飞升、涅却是由这些被废弃、被抛弃、被搁置的“无用”、“剩余”事物构成的。这就是诗歌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实际上，诗人和现实的关系有时候往往不是拳击比赛一样直来直去，而更多的时候是间接、含蓄和迂回的。显然，中国当下的诗歌更多是直接的、表层的、低级的对所谓现实的回应。“足不出户”并非与现实不发生关系。“出户”的诗并非就一定能与现实发生关系。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 1995年诺贝尔诗歌奖在希尼的授奖词中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无论是政治极权年代还是新世纪以来的“伦理学”性质的新一轮的“题材化”写作，我们一再强调诗人和“现实”的关系，诗人要介入、承担云云。但是我们却一直是在浮泛的意义上谈论“现实”，甚至更为忽略了诗歌所处理的“现实”的特殊性。尤其是在一个加速度前进的“新寓言”化的拆迁时代，各种层出不穷的“现实”实则对写作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试图贴近和呈现“现实”的诗作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相应的像芦苇岸这样的具有提升度的来自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具有理想、热度、冷度和情怀的诗歌却真的是越来越稀有了。

　　在一个重新消费了“底层”和“苦难”的伦理化写作的今天，芦苇岸的一些同类题材的诗歌却让我们发现了极其陌生而真实的声部，比如《高处》这首诗就是近年来少有的带有“发现性”和“真实感”的诗作――“炫目的高楼，肃立在上班途中 /一声口哨经过我 /在我仰望的高度 /一群人膏药一样贴在玻璃幕墙上 // 看不清他们的脸 / 黄色的安全帽和背上的红吊桶 /让更高的高处，温暖、悦目、稳靠 /几乎每个路过的人都会抬头送上惊讶 /而让路人更惊讶的 /是他们中间竟然有女人――长长的马尾辫 /像划过时空的一道黑色闪电 // 他们说着黄段子，放浪地大笑 / 沾满泡沫的污水通过手里的刮器 /流进红色的吊桶里 /蓝天渐渐直立，离人们越来越近 /太阳靠在玻璃上，安静地睡去 /她的梦，在反光，干净、清新”。更多诗人浮于现实表层，用类似于新闻播报体和现场直播体地方式复制事件。而这些诗歌显然是在借用“非虚构”的力量引起受众的注意，而这些诗歌从本体考量却恰恰是劣诗、伪诗和反诗歌的。诗人们普遍缺乏的恰恰是通过诗歌的方式感受现象、反思现实、超越现实的想象能力。多年来我们注意到一些诗人并不缺乏对历史的想象和叙述能力，但是更多的却是丧失了对“日常化现实”的发现和想象能力。而更为吊诡的是，在一个讯息极其发达的“自媒体”时代，很多写作者都自认为在现实生活和写作情境中都不断地呈现了这个时代最为“真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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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一度怀疑“当下”人写作长诗的必要性，因为无论是呈现个人情怀还是历史想象能力与诗歌的“长度”并不本质的关联；再者我对当下诗人的写作能力持怀疑的态度。尽管我不断听到诸多诗人朋友和批评家同仁们对当下诗歌的溢美之词。甚至不是有更多的人指认当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最好时期（起码是好时期之一）？我不断听到诗人们在新媒体时代高呼“诗歌的好日子”来了。然而，那些所谓的流行的伦理性、社会性的关涉“现实”的诸多诗作我却一次次阅读后失望而归，因为真正的、重要的诗歌在这个时代仍然是欠缺的。

　　芦苇岸在渐进“中年”的时刻，其身体和内心都具备了构造一首长诗的能力。尽管《空白带》在处理强大的个体经验与“现在时态”以及相关的场域中仍有未予以发现和抵达之处，但是这首长诗在当下确实有一定的“表征”能力。或者换言之，这首诗能够回答诗人和诗歌在面对个体、现实甚至更为庞大的“历史”与存在之物时应该予以怎样的发声？尽管《空白带》最大的优点或者也可以视为“不足”的是并无明显的构架体系，看起来似乎有些“涣散”，但是我想这种“没有结构的结构”却似乎暗合了这首长诗的精神内核和诗人的言说状态。空白带，我们曾试图一次次记录我们的过往，让往事留下行踪和印记，甚至我们会用文字的方式来铭刻一个窄窄的碑文。但是我们真的具有这种综合的记忆能力吗？我们真的具备布罗茨基所说的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的能力吗？而“空白带”却恰恰呈现了诗人无所不在的深深的隐忧、恐惧、尴尬，记录与空白、文字与空白、记忆与空白之间就呈现了拉扯不断的无物之阵。诗人――具有记忆能力、现实隐忧、历史能力和个体情怀的诗人――是否就注定是一个“空白带”的宿命？我们试图留下和铭记的越多，我们注定失去的越多。而这种失去还不完全是诗人记述和记忆能力能否被长久传播的可能，而是在于这种关涉文字的记忆会遭受到无所不在的“庞然大物”的侵扰、筛选、迷惑甚至覆盖。或者诗人所呈现的记忆的历史和拨转过往、面向当下的“胶带”是否就足以更大程度上还原、呈现和折射一个曾经的历史过去时甚至面向现在进行时？

　　长诗《空白带》的起句“生活注定从低音区开始”无疑奠定了全诗的基调和走向。这也是一个诗人面对“现实性”和“想象性”情境的观看方式和特殊入口。当然也是一种伦理性色彩的精神姿态。而“空白带”显然试图记录各种各样的“声响”和“静默”，而我最终在这些轰鸣或者低语的高低错落的声音区域中看到了一个在“空白带”的“空白处”和“静音区”试图在宁静中“俯视落叶”然后起身、在“平静中突围”的背影。在“空白带”中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个静默的部分，这些已然消逝或正在消逝的“隐忍”、“传统”、“落伍”的被时代遗落的部分却正是更多的中国诗人丧失记忆和发声的部分。在“静音区”试图“发声”正是芦苇岸这首长诗的一个非常可贵的质素和势能。《空白带》作为长诗必然具备一个个细节或场景。而这些细节和场景既是个人的又是“历史”的，既是实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