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源点西部电影展映影片推荐｜新锐与思考

栏目：人物资讯时间：2023-07-05

　　原标题：第二届源点西部电影展映影片推荐 | 新锐与思考

　　《拨浪鼓咚咚响》

　　白志强执导编剧的一部公路片，英文名译为“Like Father And Son”揭示了影片的核心。影片讲述了一位为子寻仇的父亲苟仁，与进城寻父的“熊孩子”毛豆，二人的一段啼笑皆非的寻亲之旅。喜剧、悬疑、公路等元素叠加，将这对半路父子、欢喜冤家情感转变刻画的丝丝入扣。苟仁和毛豆的关系如何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又会倒影出哪些社会群像，始终吸引着观众进一步探索。影片不仅仅以“寻仇”、“寻父”的情节引出了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谋生等一系列社会语境，且将摄影机聚焦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主题——西北农村的芸芸众生。

　　影片剧照

　　一次震撼人心的相互救赎，在2008年的西北农村，小男孩毛豆一不小心点燃了苟仁货车内的鞭炮，伴随着火光十色的烟花，是手足无措的毛豆与火冒三丈的苟仁，一场闹剧开启了两人的羁绊。而在这样喜剧的背后，却有二者作为传统西部社会的个体成员在变革过程中由于自身个性或外部环境遭遇了种种迷茫、困惑与阵痛。大西北贫瘠的沟壑、黄土高原盘旋的山路、一辆载满生活的小货车，苟仁就在其中讨生活。

　　他开着一辆货车在乡间村镇卖货，车内挂着一个拨浪鼓，在表面粗糙的背后隐藏着苟仁内心深处的伤痛，丧子的仇恨、妻子离去的孤独、朋友背叛的愤怒，他像一头迷失方向的巨兽，在生活的泥泞中压抑挣扎；照老相的奶奶、等不来的父亲、两张双百的试卷，留守儿童毛豆坐在房顶看向远方。坐在父亲肩头看烟花的憧憬植根在毛豆的内心深处，亲情的缺失、对未来的迷茫，这种挣扎与无奈来自留守儿童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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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碗热气腾腾的泡面，一次深夜被稻草人的惊吓，毛豆为了苟仁与别人打架，苟仁后视镜里的奔跑的毛豆，苟仁得知毛豆父亲遭遇后久久的沉默……一次一次的情节递进，毛豆和苟仁碰撞磨合就像片中那块创可贴，不断治愈着彼此的伤疤。影片中最令观众动容的莫过于片尾毛豆坐着苟仁肩头看烟花的画面，在火树银花的烟火之下，毛豆却放声大哭，连续询问了苟仁三次“真的是给我一个人放的？”在这一刻，毛豆内心对父亲思念发出的春芽终于破土而出像烟花一样绽放，苟仁对丧子复仇的执念也像烟花滑过天际逐渐隐匿。二者在这段旅途中跌跌撞撞，在生存这场竞争中体会到粗粝与细腻，最终找到了生活下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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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没有被美化修饰过的生活，如果将影片整体的影像风格高度凝练那就是——真。在现实主义风格之下，导演将这形容为“要命的真实”，全片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将观众置身于真实的西北乡村。

　　在视听语言方面，这种真呈现出一种纪录片式的自然。在集市上，摄影使用了大量的固定镜头、定焦镜头，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去呈现集市喧闹杂乱的真实感。在拍摄人物时，大多使用中景、手持镜头、自然光、以平视眼睛为机位高度，最舒服的景别与机位展现人物的对话与情绪。在外景选景方面，白志强导演提出“尽量不要去造景，最多就是调整现场的部分摆设，让我们自己造的场景与环境气氛完全融入”，从而选择出符合人物出入的日常化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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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非职业演员的运用也是影片的一大亮点。苟仁的扮演者惠王军是导演的小学同学，他的职业是出租车司机；而毛豆的演员白泽泽是当地农村学校的一名学生；毛豆村里那个憨憨是副导演演的；色眯眯的房东，由电影美术出演；一百块钱租孩子的小商贩，是联合编剧演的。一众非职业演员的参与更加真实的还原了底层小人物真实生活，没有了程式化的表演技巧，增添了丰富的可塑性，朴素自然的让观众感受到真实的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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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浪鼓咚咚响》以真实凛冽的镜头聚焦到乡土中国里留守儿童的孤独与中年农民阶层的迷茫，毛豆、苟仁、毛厚和他的工友们，他们不只是他们，更是无数底层人民的社会群像。他们有困窘、挣扎但也饱含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希望，生活这趟旅途从来没有既定范式，甚至时有风雨偶有彩虹。影片告诉我们的是，哪怕前路偶有荆棘，哪怕前路偶有顽石，也要肆意的、野蛮的用力生长。

　　《脐带》

　　青年导演乔思雪的处女作，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从北京回到草原照顾自己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重回草原寻找母亲记忆中的家的故事。影片通过母与子最原始的关系，探索了现代与传统、人与自然、死亡与生命更多的意义。儿子用一根长绳连接自己与母亲，防止母亲走失，这跟长绳也似一根脐带，连接着母子，连续着生命的盛开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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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脐带——母与子之间的具象化表达，原本是新生儿与母体之间的连系结构，而且片中更具象化的表达为儿子与母亲腰间的长绳。阿尔兹海默症的折磨使母亲失神失智，在大哥家深夜打闹、在草原上随意出走，小儿子阿鲁斯只好用长绳拴住母亲，长绳是安全也是束缚。母亲回到草原后仍不断念叨着“回家”，直到看到那棵半生半死的树，儿子才明白了母亲内心追求的归途。这时，“脐带”不仅仅指代了这根长绳，更是一根精神纽带，是个体生命与灵魂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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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脐带——娜仁左格的自我寻找， “我不用考虑我是谁，我在哪”塔娜的话语很好的印证了娜仁左格在神志不清之时的记忆。在娜仁左格的记忆中，她不再是妻子、母亲，而是父母的女儿，在疾病之下做回了属于自己的身份。在这段逆位的母子关系中，最打动人心的是在母亲因疾病尿床后窘迫的遮掩转身，儿子低身拥抱安慰，母亲在这一刻将儿子认成了自己的父亲，儿子此刻并没有打断母亲，扮演了父亲的角色，这一幕充满人性的温暖镜头，将“脐带”一概念刻画的更加深刻，生命返璞归真回到了最初的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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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脐带——生命轮回的赞歌，蓝色的神圣高地、海天一色的呼伦湖、天地悠悠的广袤草原……影片通过大量的全景镜头展现草原上的净土与生机，呈现出了油画般的惊艳场景。影片两次出现的篝火画面更是带来极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男女老少的载歌载舞、自由洒脱，熊熊烈火不熄灭的爱。而母亲在最后也出现了幻觉，父母亲人在温暖火焰的背后不断呼唤，导演将死亡这一沉重的话题刻画的无比神圣，死亡不再是冰冷孤独，而是温暖篝火背后家人的声声呼唤。儿子也在最后剪断了长绳，让母亲回到了来处，就如片中母亲所说“时间会一直不断向前，就像草原上的马兰花不会一直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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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阿鲁斯独自一人找到了那棵半生半死的树，这是母亲的归处与来处，也见证了生命的新生与轮回。正如导演所表达的“死亡是跟随着离世的亲人开始的另一场远游”，《脐带》摒弃了以往对死亡疾病沉重痛苦的描写，以温暖浪漫的方式去表达生命的流逝，生命也本该如此在个体与时间中不断更替轮回，值得每一个人用心感受着生命的神圣与伟大。

　　《手铐》

　　电影《手铐》由国家一级编剧、仰恩大学常务副校长、陕西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电影行业协会副会长竹子老师编剧。讲述了一个修锁匠拎着给刑警队修理好的手铐，历经千辛万苦潜力追寻过失致人死亡而畏罪潜逃的儿子投案自首的曲折故事，表现了父子二人在情与法之间的挣扎与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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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一开始便是西部片特有的景象，茫茫隔壁上一列火车与一辆摩托车向同一个方向驶去，勾起人们的兴趣。有意思的是，火车里的车窗外，那辆摩托车依然在行驶。如果不注意，我们以为这只是火车里的人在看风景，殊不知这就是故事的关键，竹子老师巧妙的用倒叙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了这段故事。本片讲述了一位年迈单身父亲为了挽救一个因误杀导致犯罪的儿子回头自首的故事。影片多处的人物设置和情节设置都恰到好处，体现了竹子老师的写作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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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中父亲为救儿子性命想尽办法保其自首，在拯救的过程中也不断反省，最终完成对自我的救赎。“手铐”意象的多次运用恰似人物之间内心的牢笼，一次次锁住和打开了父亲与儿子之间多年积累的怨与爱。

　　影片对人性考量的把握和“情与法”的处理都恰到好处。海霞因为久病不得而治的儿子差点昧了良心，从开始别有用心的对老头好，到最后实实在在无功利的对老头好，体现了人性的善，导演和编剧向我们展现了他们内心对人性的积极看法。父亲三番几次抓住儿子又被跑掉，不惜付出生命保儿子回头，儿子超超也在父亲的良苦用心和发自内心的关爱下幡然醒悟，这一次父亲在死亡边缘舍弃自己的生命给了“手铐”的钥匙让儿子走，这一走，带着对儿子的信任，他相信儿子是回头不再是逃亡；而儿子接过期待已久的手铐钥匙，快速紧张的打开之后，他没有选择独自跑掉，而是跑到远处找寻刚刚被自己吐掉的糖果来救父亲性命。这是父子二人一次生命的交换，是爱和相信，是植根于血液里的根脉，这就是生命延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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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铐》这部电影延续了西部电影的美学特征，延续了西部电影的生活表达，延续了西部电影的现实主义、人文关怀，是竹子老师对西部电影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创新。这部影片实际上也可以作为一部普法宣传电影，兼具现实与艺术，呈现当下意识形态和西部电影精神，是对西部电影特征的全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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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背景设置在新疆，戈壁滩的不毛之地折射出生命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和生动；老孟在寻儿过程中一直没有说出他自己内心的想法，没有彻底的认错，直到最后那一刻，两人的身体和心理都已疲惫的时候，父子二人在茫茫戈壁滩生死未卜的情况下，进行了心灵的沟通。其中，父亲说超超是家里最后一脉的时候，我们怀疑他寻儿的真正动机，也理解世俗带给他深层的恐惧，而年轻的超超听到他的这句话也没有多少触动，这就是时间在生命里流动的美好。再比如海霞接连几遍说“不要记恨我”，体现了每个人在生与死之间的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