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文学史的革新之力与警世之功

　　转自：河北日报

　　聚焦文学史的革新之力与警世之功

　　——评《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史》

　　 □史鸣威 王达敏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高科技领域持续创新突破，出现了质疑人文学科的声音。面对质疑，人文学者不容回避，应用“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学术之笔，立场鲜明地向大家阐释、讲明文学“无用之用是大用”的道理。由张光芒教授主编的《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兼具学术厚度和学理深度，以重返历史现场的姿态，勘探晚清以来文学对于世道人心的卓越贡献，显出其独特的问题视野和融通的阔大气象。

　　该书用创新的学术眼光，在更新以往文学史、思潮史沿用的“文学思潮反映社会思潮”的学术范式基础上，回到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双向互动”的具体语境中，侧重书写文学思潮对于社会思潮的“促动”与“纠偏”，也即着重探索新文学作家以文学“整理世道人心”的创作理念和叙事偏好。

　　道德、至善、自律，一直以来是文明社会的共同追求，是古往今来哲人的崇高理想。中国古代有孔曾思孟，定义善良人格的伦理规范，西方则有苏格拉底追问美德之真义，有奥古斯丁至康德一脉相传的哲人审思自由的本相。但如何从一种不完善的、原始的人性状态，走上日趋完善自我人格的关键之路，就涉及思想启蒙问题。

　　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孕育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一直以思想启蒙、教化人心为己任。但是，新文化先驱如鲁迅者同样明白，仅仅用文学警醒个体，如同在令人窒息的“铁屋”中叫醒个体，假使整个“铁屋”不能改变，这些清醒的人则面临更大的心灵痛苦。事实上，启蒙文学研究往往从“个人主义”“个体解放”（更多关注妇女、儿童）的视角出发，强调主体性的价值。这绝非没有意义，但总有缺少整体视野的嫌疑和忽略“主体间性”的遗憾。《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史》就以重思“主体间性”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在导论中指出，若不能完善整个文化社会环境，个体的完善之路就难以为继，甚至会出现清醒之人“装睡”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晚清以来中国文学在政治书写中探索适宜于国人的理想体制，君主立宪、共和政体皆在文学的未来想象中有所验证；在经济书写中追究财富流转的正义与否，改革文学的英雄色彩和市场经济的欲望叙事皆呈现出某种对社会的匡正之意；在情感书写中探询人性精神的纯粹无二，“革命+情感”以及女性解放叙事推动社会的思想嬗变；在伦理书写中追索世道人心的合理规范，从反思封建礼教到重建父子关系皆在字里行间呈现作家的济世仁心。

　　重返历史现场，探究晚清以来中国文学的警世之功，是《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史》在学术内容生产的贡献。相比之下，这部体大思精的学术著作同样起到更新学术范式的意义。经过几十年的学科建设，“思想淡出，学理凸显”，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界并非缺少介入研究对象的方式，而是困于学术路径的杂多无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如何与文学的革新之力内在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及物”的学问和文学史书写，无疑是值得期待的前沿性问题。

　　该书为了达成对文学警世之功的“重写”，既不落入常规文学史笔法的窠臼，也不拘囿于纸上考据，而是以鲜活的现实关怀意识，回到文本中，用贯通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门类的丰富知识，达成对文学本身现实价值的追问，实现对“文人骚客”精神世界的抵近。一百多年来，无论是立意改良的维新党人，还是高呼革命的新派人士，其实都植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士人传统，都代表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现世精神。诚然，面对风云变幻的百年文学史，史料考证有辨清源流的价值，文献整理有丰富证据的意义。但《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史》提醒了学界，更为重要的是回到文学启蒙的精神根脉中，揭示那些温热不灭的道德光芒和直抵人心的思想锋锐。唯有如此，作为后来者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与志士仁人站在一起。

　　该书不但在学术上创新思维、颇有建树，有重写文学思潮史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面向公众阐释文学警世之功的传播潜力，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学术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