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乳腺癌之后，我们学习成为女人 ｜ 三明治

　　

　　

　　本故事由导师指导完成。4月“”报名中，邀请你来写下属于你的个人故事。

　　上海医院的乳腺病房收治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办理入院后，病人的信息会比病人更早一步抵达病房。一张张写着名字、一串六位数的病号和年龄的卡片，被插进床头的透明塑料槽内，成为我们相互辨识的标记。

　　我于2021年被诊断有乳腺癌，那年我三十一岁。

　　乳腺癌作为中国女性最常见的癌症，在治疗方案上有多种可能性，而决策往往没有对错。我接下去要讲的故事，关乎我，关乎我治疗过程中结识的病友们，也关乎未曾谋面的其他女性患者。癌症逼着我们叩问自己、做出选择：倘若有继续活下去的机会，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女人。

　　

　　“手术安排到明天了，你想保乳还是全切？抓紧决定一下。”每日例行查房的医生拿着一份病理报告走进来，对我隔壁床的阿姨说。

　　“保乳和全切——是什么呀？” 阿姨问。这位阿姨年近六十，来自山西大同，在老公的陪同下来到上海治疗乳腺癌。入院三四天后，她做完了全部检查，却是第一次听到自己的治疗方案。

　　这里的外科医生多是男性，这名医生也不例外。也许是被问了许多次同样的问题，他回答得很简单：“保乳就是切掉有癌细胞的肿块，保留乳房，后续要放疗防止复发；全切就是把整个（乳房）都拿掉，后续也不用放疗了。你和你老公商量一下，确定了就告诉护士，明天就要手术了。”说完，他就离开了病房，没有给阿姨追问的机会。

　　“保乳”和“全切”，对第一次确诊的阿姨来说是陌生术语，但我已经是第四次住院，早就学会了这个知识。在过去，医生需要切除整个乳房（皮下全部乳腺）才能抑制癌细胞的扩散，即“全切”；近些年随着医学的进步，已经可以做到只切除乳房上的病灶，保留其余部分的乳房来控制癌变，也就是“保乳”。实证表明，完成“保乳”手术的病人配合后续放疗，和“全切”手术后的病人长期存活率相当。“保乳”对乳房伤害更小，成为越来越多医生和病人的选择。

　　刚确诊时，面对乳腺癌繁复的术语，我也曾一头雾水。我搜索相关论文，打电话给当医生的同学，去网站和论坛上阅读其他患者的经验，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一切信息，因为它们都将决定我未来的生命和生活质量。但在住院过程中，我看到更多的病友们把信任完全交托于医院或其他人：有的人在病房里煎熬了一整天，只能和自己的主治医师说上不到一分钟的话；有的人在被推去手术间之前，还没弄清楚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手术；有一位病人不识字，需要等能写字的丈夫在自己的手术同意书上签字……

　　现代医学是科学的，也是功利的。它以最高效的方式保住最多人的生命。但个体生命的质量，只能由自己负责。我为阿姨着急，接过她的病理报告，向她讲解分型（即乳腺癌的类型），并告诉她，从研究数据来看，“保乳”和“全切”一样“安全”。不过我无法身体力行地成为她的榜样——我的胸部太小，肿块多发，“保乳”手术无法保证切除所有病灶，只有“全切”。上一次住院时，我已经做完了右侧乳房的“全切”手术。

　　我不知道阿姨是否听明白了我口中的临床数据、论文经验。她皱着眉头听完，说要给儿子打一个电话。儿子在医科大学读书，虽然读的不是乳腺科，但她想听听他的意见。打完电话，阿姨决定“全切”，说不想给复发留下任何概率。我想，虽然“保乳”已经被科学证实不会增加复发率，但“全切”后没有了乳房，也就意味着没有了复发的可能性，这个逻辑也没错。“孩子都这么大了，还留在乳房干什么？”阿姨又说，“切了就切了，我儿子也叫我切了。”

　　阿姨的选择，也是大部分国内乳腺癌患者的选择。根据近年数据，中国乳腺癌患者的保乳率仅有20%左右，而女性患者的发病年龄高峰在45-55岁，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会认为乳房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使命”，与其留着这个“定时炸弹”，不如“一刀保平安”。

　　我感到无奈，但也能理解这种想法。医学数据终究是概率，理性却也冰冷，它无法替代身体的实际感受。阿姨这么果断地为自己乳房下了判决书，也因为她是一个能拿主意的人，乳房切除之后，她不会后悔。在关乎自己未来的医学决定上，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是最重要的事情。

　　

　　三个月前，我刚确诊乳腺癌后的第一次住院，被安排在一个三人间的中间床位。自大学毕业后，我就没和陌生人共享过房间。一样的被褥、一样的橱柜、一样的衣服，都让我不太适应。

　　左边床的阿姨是个美人，来自扬州。我到病房的时候，她正安安静静地坐在床上。她的黑发中带着银丝，被整齐地梳到一边。别人身上松松垮垮的病服，她穿起来很好看，裤脚被仔细挽在同一高度。若不是看到床头的年龄，我绝不会以为阿姨已经年近五十。

　　五年前，阿姨确诊乳腺癌，手术切除了她的单侧乳房，保留了乳头乳晕。她的治疗方案里没有放疗，乳腺组织切除得不彻底，后来癌症重新找上门，她再次入院。这一次，她要做手术，把乳头、乳晕连同残留的乳腺组织一并取出，“把一切都切干净。”

　　“那切完了之后，还要‘重建’吗？” 我很好奇。

　　乳腺癌的治疗方法繁多，往往要在短期内做出许多选择。虽然我做不了“保乳”手术，但需要做另一个决定：要不要在“全切”手术后，在空荡荡的乳房皮下重新填充，完成乳房的“重建”。重建的方法有两种——直接放入硅胶假体，被称为“假体重建”；把自己身体其他部位的脂肪和组织填充到胸部，被称为“自体重建”。是否要重建、以及如何重建，我都还没有想好。

　　“不要重建了。”阿姨的态度却很坚决。

　　从只言片语中，我得知她很介意五年前手术在自己身体上留下的疤痕。一谈论到身体，健谈的阿姨便说不出太多话来，只皱起眉头厌恶地表示，自己的身体，她一眼也不想看。我没有看到过阿姨病服下的乳房到底发生了什么——每次医生查房的时候，她都会把帘子小心拉起来。我想，她希望能通过这一次的手术，消除那些她觉得“丑陋”的痕迹，获得长远的平静。

　　但阿姨很鼓励我“重建”。她认为我年轻，尚未结婚，甚至没有男友，为了日后可能的恋爱、婚姻考虑，应该尽量保持乳房的形状。阿姨自己在三十八岁那年认识了先生，两人恋爱八年结婚，决定不要孩子，如今她生病，先生陪床，好不甜蜜。“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这样的话，她自然是不信的，但还是语重心长地和我谈现实：有多少男人会喜欢上没有乳房的女人呢？

　　可我不这么想。在我看来，乳房是全身上下最没用的器官之一，除了哺乳，对维系正常生活作用甚微。或许也是因为我的乳房体积小，它从来不是我自我认知的一部分：有乳房的我是我，没有乳房的我，还是我。

　　自体重建，意味着侵害身体其他部位；假体重建，意味着日后必须要进行多次手术——我查阅各种资料，被重建失败的案例吓到。一篇医学论文里写到， 83% 的重建病人对重建满意，我想，我担心自己会成为那17%。我拿着这些数据，以未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为由，说服了对我心疼不已的爸妈。但到了询问医生意见的时候，年长的专家医生以“小姑娘瞎说什么”的态度反驳了我，年轻的主治医师也说，“你还年轻，保留乳房的形态还是很重要的”。可为什么我要为了一个不重要的器官，做出伤害自己身体的决定？是为了男人吗？

　　然而，不重建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单侧乳房切除后，不做重建的病人往往需要在内衣内塞入一个硅胶制的假乳房，即“义乳”，来保持身体平衡和穿衣对称。阿姨佩戴义乳五年，对此已经习惯了，她不愿意再承担额外的手术风险，决定选择继续佩戴义乳。

　　但我右边床的姐姐，和阿姨的选择不同。她从河南郑州来到上海求医，正是为了“自体重建”。

　　姐姐被确诊为“三阴性乳腺癌”，这是乳腺癌中治愈率最低的分型。此次住院，她已经完成了多个疗程的化疗，头发与眉毛全都落完。我刚来病房时，她没有戴帽子或头罩，随意地躺在床上，被子遮了一半。她神采奕奕地和我打招呼，半点都看不出患病的悲伤来。

　　姐姐并不避讳袒露她的身体。她靠着床，撩起病号服，给我看她被黑色记号笔圈起来的乳房——这是手术刀会划过的位置，黑线以内的乳腺组织将被切除。紧接着，她捏起自己小腹的赘肉，乐呵呵地说，这个手术好，不仅能切掉癌细胞，还可以减掉这个“橡皮圈”，等于瘦身了，一举两得。

　　姐姐要做的乳房切除和腹部自体重建手术，会持续七八小时，期间医生会抽取她腹部的血管组织和脂肪，搬运到乳房上。虽然不算危险，但代价极大：手术会在本身完好的身体部位开口，手术术后的四天，她都不能下床，之后还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恢复。

　　我看着姐姐丰满的乳房和仅微微发福的小腹，不敢想象这或许是它们最后的样子，担心地问她，你不怕痛吗？“我孩子都生了，能疼过这么？”姐姐轻描淡写地说，“我就是想要好看。”她说着就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很诧异，又有说不出的佩服。姐姐比我大三岁，是一个四岁孩子的母亲，生产后离职在家，全职带孩子。在医院，每天和女儿视频，是她最快乐的时候。

　　手术时间近了，负责重建的医生来和我聊方案，看我仍然犹豫，建议我去和其他完成重建手术的病人聊聊。我离开自己的小病房，看到做完重建手术后虚弱地躺在病床上被丈夫按摩双脚的一位病友，以及曾经没有选择重建、如今改变主意又回来做重建的另一位病友。“重建”并没有像魔法一样让她们的乳房恢复如初，但她们看上去也没有什么不好。

　　离开网络和数据，和真实的人聊天，带给了我不曾想象的温暖和信心。有这么多人选择重建，她们就在我身边，也许重建也不是一件那么可怕的事情吧。我没有想到这个与我“格格不入”的病房，竟是以这种方式包容了我——我从她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又从自己身上看到了她们。

　　我没有郑州姐姐向自己挥刀的魄力，也没有勇气像扬州阿姨那样佩戴义乳度过余生。最终，我为自己选择了假体重建。

　　

　　乳腺病区的陪床男性寥寥。已婚女性住院，来陪床的，丈夫和女性亲属（姐妹、弟媳、嫂嫂）各占一半；若病人有成年儿女，女儿会来，儿子多半不会。所以当看到扬州阿姨的老公每天准点探视，手术前后日夜陪伴，我和姐姐忍不住一起感叹起他的好来。

　　阿姨听得高兴，给我们讲她的爱情故事。她和她先生相识晚，没有孩子，或许是在我的身上看到年轻时的自己，如今又同病相怜，常常安慰我说，“你不要担心，天下男的那么多，等病好了，一定会遇上好男人的。”

　　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遇上好男人，但因为乳腺癌而离开的男人，已经被我赶巧碰上了。确诊之后，我和一个已经见过几次的相亲对象约了见面。他的样貌体型、学识人品都和我意，对于自己的情况，我没有瞒他。那天我们吃午饭、看电影、喝咖啡，一起过了五六个小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当天晚上回家，他给我发消息，说这事儿他有些顾虑。我心中跑过无数匹马，手指敏捷，马上回复：你有顾虑是应该的。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阿姨听完惋惜地说：“如果你是先和他在一起了，再确诊，这事儿说不定能成。”她觉得是事情的先后顺序错了。可我早就知道这是不能成的。这位将近三十五岁、样样样优等的男人，想找的只是一个适合结婚的对象，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庆幸疾病替我做了“筛选”——我不讨厌得病的自己，只愿意接受完全接受我的人。

　　罹患乳腺癌很可能会失去乳房，无法哺乳，也有很高概率不能生育，甚至有一小部分患者会把致癌基因遗传给孩子。它可能带走我们的爱人，也可能带走我们成为母亲的可能性。在病房里，像阿姨这样比我年长的病友们对我的关心，有一部分正是因为对我未来的担心：她们深谙现实对女性的种种要求。

　　在我看来，我的乳腺癌分型好、复发率低，我的病友们往往需要经受比我更痛苦的治疗过程，面对更高概率的死亡威胁，是更需要关心的人。我享受着她们给我的关怀，亦为这种关怀感到不安，只能输出浅薄的知识，为她们弥补医疗机构的信息缺口。我们在冰冷的病区相互打着补丁，于是被癌症击碎之后重新拼起来的自己，也有了温度。

　　医院有时也会做出照顾病人心理的尝试。一次，我被叫去参加病区内的心理疏导会。和我同去的十几个女病友，我一个也不认识。她们有的即将要上手术台，有的在术后康复，有的已经经历了化疗，有的还在等待一纸病理报告的“最终审判”。我们围坐成一圈。我无从推断她们的年龄，更读不出她们的情绪。背后的音响里传出过去年代激扬的音乐，和严肃到压抑的氛围格格不入。

　　疏导会结束，医生和护士离开了房间，我们三三两两站在房间门口说话，很久都没散。一直在我身边坐的姑娘拉着我说，她自从得知自己确诊，天天哭，焦虑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一直到这两天，住到医院来，和病友聊天，心态好了许多，竟不再哭了。“虽然来到医院，换了床，合住环境也不好，晚上还是经常睡不着觉。”她笑着补充。

　　我完全共情了她。住院的经历填补了我们脑袋里的黑洞。在正常生活中获悉确诊癌症的我们，身边的人事却仍以惯性前进，仿佛时时提醒着，曾经拥有的日子到头了，接下去的生活只剩下自己一人来面对疾病。直到来到了病房，我们相互倾诉，看到一个个“自己”，不再感到孤立无助。乳腺癌把同为女性的我们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另一个圈子的中心，一个带着绒线帽的病友在分享她手机中的化妆品笔记。“日韩产品我已经都扔掉了。美国的护肤品更好，一般都可以用。还有几个其他牌子的成分好，我们建个群吧，我把图片发给你们。”

　　对大部分乳腺癌患者来说，雌激素会刺激癌细胞成长。因此，带着雌激素成分来帮助女性驻颜减龄的护肤品，是非常危险的。我忽然想到，倘若和其他朋友讨论化妆品的话题，免不了要如此解释一番，因此不得不谈到自己的病情。而在这里，一切都正常、自然发生。绒线帽病友是咨询行业的工作狂，她把自己的经验一条条传到新建的群中，调查缜密，条理清晰。

　　我看着站在身旁穿着同样衣服、晚上睡同样被褥的女病友们——她们有的没有头发和眉毛，有的没有乳房，有的未来不会再有自己的孩子，但她们会在这接下去有限的生命里，带着她们各自的经历和性格，闪耀地生活。乳腺癌摧毁社会赋予我们的女性身份的一切功能，但也正因为此，它给我们彻底的自由，让我们重新定义生为女人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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