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艾森豪威尔在冷战期间的效忠誓言中加上“上帝之下”

　　美国小学生背诵的誓言直到二战才被标准化，并且直到 1954 年才包含“在上帝之下”。

　　

　　1954 年 6 月 14 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将“在上帝之下”一词插入孩子们每天早上在学校背诵的美国效忠誓言中。此前，这份最初写于 1892 年的誓言并未提及宗教。

　　在第二次红色恐慌期间，将“在上帝之下”添加到承诺中的努力获得了动力，当时美国政客热衷于宣称美国资本主义在道德上优于苏联共产主义，许多保守派认为苏联共产主义是“无神的”。

　　在 1940 年代，在添加“under God”之前，关于学生是否应该背诵誓言的法庭案件已经到达美国最高法院。在 1954 年加入后的几十年里，还有许多与质押相关的诉讼。

　　效忠誓言的第一版是为 1892 年 10 月的哥伦布博览会而写的，以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美洲400 周年。

　　历史学家早就认定它的作者是弗朗西斯·贝拉米 (Francis Bellamy)，他是一位受命的浸礼会牧师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在家庭杂志《青年之友》(Youth's Companion)找到了一份工作。（在 2022 年，历史学家提出了新的问题，即承诺书是贝拉米自己写的，还是从一个提交给杂志的男孩那里偷来的。）

　　作为一种营销噱头，贝拉米为学校制定了一个项目来纪念哥伦布博览会，并成功游说国会支持该项目。该计划的一部分是效忠誓言，最初内容如下：

　　“我宣誓效忠我的国旗和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所有人都享有自由和正义。”

　　与该杂志的其他营销策略（包括向学校发送乔治华盛顿的旗帜和照片）一样，这一承诺也是推动“美国化”的一部分。贝拉米是众多拥有北欧血统的美国新教徒之一，他们认为来自南欧和东欧的新移民（其中许多是天主教徒）对“美国”生活方式有害，他们需要同化。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选择背诵誓言的学校和组织使用了Youth's Companion版本的变体或自己编造誓言。1942 年 6 月 22 日——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仅六个月后——当富兰克林·D·罗斯福签署美国国旗法典时，美国政府首次正式承认该承诺的标准版本。

　　国旗法典中的誓言是青年之友最初誓言的翻版，仍然没有提及上帝。即便如此，孩子们是否应该在学校背诵誓词的问题大约在这段时间出现在最高法院的两起案件中。

　　1940 年，法院在Minersville School District v. Gobitis 案中裁定，强迫耶和华见证人在学校背诵誓言并不侵犯他们的宗教自由（耶和华见证人认为向国旗敬礼 是一种敬拜行为）。

　　三年后，法院在另一起涉及耶和华见证人的案件中推翻了西弗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诉 Barnette 案的裁决，裁定强迫学生背诵誓言违反了他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哥伦布骑士团是最早呼吁在誓言中加入“在上帝之下”的主要团体之一，这是一个天主教兄弟组织。1952 年，它开始请愿联邦政府将这句话添加到效忠誓言中。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人、美国代表路易斯·C·拉博特被请愿书说服，并提出立法将这句话添加到承诺中。

　　Rabaut 认为，添加该短语将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爱国主义的真正含义”，同时补充说，它还可以提供“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

　　1954 年 2 月，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特区的纽约大道长老会教堂参加了乔治·多彻蒂牧师的布道，这极大地影响了他对这个主题的看法。

　　“在效忠誓言中省略‘在上帝之下’这几个词就是省略了美国生活方式中的决定性因素，”多切蒂宣扬道。他轻视无神论者反对的权利，认为“无神论的美国人在用语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你否认基督教伦理，你就达不到美国的生活理想。”

　　随着艾森豪威尔的加入，采用该短语的运动势头更加强劲。6 月 14 日，卖旗日，艾森豪威尔签署了一项法律，将“在上帝之下”添加到效忠誓言中。两年后，艾森豪威尔还制定了“我们信仰上帝”的美国官方格言（在 1950 年代之前，它没有出现在纸币或邮票上）。

　　在誓言中加入“under God”一词导致新的诉讼是否侵犯了学生和教师的权利。在 1950 年代和 60 年代，著名的无神论者约瑟夫·刘易斯 (Joseph L. Lewis) 就承诺向纽约州提起诉讼。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类似的案件在不同的州提起，其中最突出的案件到达了联邦法院，甚至到了 21 世纪的美国最高法院。

　　2004 年，最高法院支持 Michael Newdow，后者反对他的女儿在Elk Grove 联合学区诉 Newdow案中宣誓，理由是他没有足够的监护权来提出申诉。

　　2010 年，美国第 9 巡回上诉法院在另一起独立但相关的诉讼中裁定 Newdow 败诉，称该承诺并未侵犯学生的权利，因为他们可以选择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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