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当代文学现场‖张光芒史鸣威：当代文学伦理叙事中的“平庸之恶”问题

栏目：人物资讯时间：202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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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光芒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首批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等。出版学术专著《启蒙论》《混沌的现代性》《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道德嬗变与文学转型》《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史》等10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发表论文200余篇。在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史、当代小说评论等领域著述颇丰。

　　史鸣威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在《上海文化》《科普创作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曾获江苏省社科界第十六届学术大会二等奖、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等。

　　当代文学伦理叙事中的“平庸之恶”问题

　　□ 张光芒史鸣威

　　（刊于《长城》2023年第1期）

　　一艾希曼的“冷漠”与现代人的道德“迷途”

　　众所周知，文学与伦理从来都紧密关联，百年新文学史上有着诸多案例能佐证这一事实。鲁迅的小说批判国民性和“吃人”传统，“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也提供了一种英雄主义的“社会主义新人伦理”，“令人气闷的朦胧”却喊出时代的伦理强音：“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种种文学现象说明，文学伦理的“多样化”与叙事主体的思想品质密不可分，新文学史上的名家也都时刻不能忘记伦理批判的使命。回顾当前叙事文学研究的现状，批评“圈子化”的现象依然比较突出，“技艺式”点评层出不穷，文本伦理叙事所呈现之当代人的思想“平庸”、文本里显露的文化“畸变”被随意忽略，“唯艺术论”被奉为圭臬。换言之，当前文学叙事的伦理深度和广度一直经常被有意无意地漠视，以至于人们忘记了从文学伦理叙事中，揭开当代人道德“迷途”之真相的可能性。凡此种种，令人不得不反思，一种酷似艾希曼人格的“冷漠”的道德现象成为被遮蔽的存在，以及其对当下文学、文化造成的危害。

　　汉娜·阿伦特在晚年提出“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既是对早年的极权主义“根本恶”研究之补充，也是对人性深处的道德堕落进行了现象学式的彰显。艾希曼作为“纳粹屠犹行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几百万人的生死，但他却对审判法庭抗辩，声称自己只是奉命行事，一直将“绝对命令”当作“信仰”，他宣称“自己穷其一生都在实践康德的道德律，尤其按照康德的概念行事。”①当然，艾希曼接受的是被篡改的康德思想，“道德律”本就要求人具有一种独立思辨和判断力，然而，艾希曼却用元首的意志、纳粹德国的法律代替了意志的“绝对命令”源头。问题在于，艾希曼的辩词透露出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漠”，仿佛几百万人的生命与他毫无关联。相比之下，普通德国民众的内疚之心显得必要性没那么强，因为真正的恶人并未忏悔，良善之人与凡人的躬身自省反倒容易混淆更本质的问题。其实，面对法庭狡辩的艾希曼、服从于“最终解决”（“屠犹行动”的代称）命令的艾希曼，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伦理主体，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一种人性“冷漠”所造成的道德“迷途”，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而这种“恶”的平庸性则充分体现在以艾希曼为代表的自我言说模式中。

　　艾希曼善于用陈词滥调来包装自己，语言在他那里成为一种狡辩的游戏，成为徒有其表的“空壳”，如“空中楼阁”经不起风吹雨打。当然，这不能不归因于“极权主义”统治策略的影响，纳粹德国政府为了掩盖自己的邪恶本质，“精心炮制五花八门的‘语言规则’，以便欺骗和伪装。……战时令中，‘谋杀’被替换成了‘允许安乐死’”，“杀戮被替换成‘最终解决’、‘外迁’、‘特殊处理’”。（同上，第113、88页）在这种种掩饰之中，语言结构本身要求的“真实性”被粉碎了，那种约定俗成的“脱口而出”的适宜性，变成了极为恐怖的经由自我审查的修饰性，当此之时，也许无数人的灵魂就被言语修改了。阿伦特详细地叙述了纳粹分子如何一步步地让原本的普通人接受这种语言的篡改和文化的“畸变”，去接受屠杀作为一个现实的发生，整个德国道德崩溃之后，德国的普通人竟然并不畏惧失败，他们居然说元首“慈悲为怀，一旦战争失利，他会备好毒气送德国人民舒舒服服地升天”。（同上，第115页）这一切不得不令人想起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提到的“新话”。“新话的目的不仅是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②在纳粹统治者的治理策略中，语言成为密码和暗号，而这样的语言符码机制同样会潜藏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敏锐的作家能够再现这一语言符码机制的错乱，发掘社会文化的“堕落”和“畸变”，而重新梳理写作者的贡献，是反抗“平庸之恶”所不能回避的任务之一。

　　艾希曼的“冷漠”绝不仅仅停留在话语层面，更为严重的是，在话语问题中体现的伦理主体之无思想、无判断的平庸，丧失了独立思辨的意志力和可能性，还被褫夺了基于想象力的情感能量，共情之心早已衰减，理性之音又日益消逝。情与理的双重“沦落”意味着这一事实的发生：艾希曼所代表的行为主体的“道德崩溃”成为一种“平庸”的“伦理悲剧”。中国古语有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阿伦特记录的艾希曼在死前仍然不能忘记“陈词滥调”，他通过宣言这些套语而“志得意满”，“在那最后的几分钟里，他好似在总结这堂关于人类弱点的漫长一课带给我们的教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漠视语言与思考的平庸的恶。”③同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文学天然与伦理主体密不可分，“人物”永远是文学世界的中心之一，如果文本揭示的行为主体的“冷漠”不曾被发掘与批判，那么本应发挥出启蒙效应与启示价值的文学叙事，就不能产生应有的影响力。须知，“平庸”并非纳粹德国的特产，在“躺平”“佛系”的呼声中也能窥探到其乔装的痕迹。因此，需要重新梳理当前文学伦理叙事中的“平庸之恶”，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地挖掘“冷漠”作为当代人“道德迷途”的文本表征和历史逻辑。

　　二文化的“畸变”：“平庸之恶”的伦理叙事表征

　　近年来，研究界也开始反思新文学在语言上的诸般弊病，前有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垃圾论”，他激烈地批评中国当代小说，指明中国当代小说在语言上的“堕落”，丧失了鲁迅作为典范开创的语言表达传统。这种观点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认同。不得不说的是，顾彬从语言艺术倒退——从鲁迅小说到当代小说——来切入文学叙事“语言”问题，这固然有助于改变中国当代小说语言艺术水平低的现状，但是反而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所谓语言的“堕落”只是当代文化“畸变”的文本叙事表征，并非作者自造伪词，反倒是写者有语言上的敏感，呈现了当代社会文化的各种话语里潜藏着“平庸之恶”的“合成因子”。必须指出的是，相较于小说语言“垃圾论”、诗歌语言“神话论”④，在“平庸之恶”所表征的伦理叙事中，语言已经不再是“堕落”或“神话”，而是“平庸”因子造成的当代文化“畸变”，语言重审已不再单纯是一种修辞研究的实证方法，反而更明显地成为一种文化伦理批判的思想路径。

　　首先，当代作家通过人物形象塑造及其言行，不动声色地揭示出伦理偏见几乎是理所当然，深入人心，特别是人物形象的话语方式不仅不维护平等性，反而造成了更多的身份歧视和谬见。1990年代以来，学界痛惜人文精神的失落，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也使得人们日益追求精神世俗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在这一当代文化转型的历史大潮中，王朔以“痞子哲学”行事，成为人文学者反思的案例之一，大院文化继承者的身份、坚持信奉的反智主义和讲究尊卑上下的血统观念也是研究者进行文化批判的中心。⑤但这些因子其实也并不能完全归根于王朔本人，反而应当肯定，他在作品中写实地刻画了大院文化，给当代文化“畸变”“平庸之恶”的危害性提供了丰富的伦理叙事案例。在王朔《空中小姐》里，“回到北京家里，脱下紧身束腰的军服，换上松弛的老百姓衣服，我几乎手足无措了。”⑥身份的变化是紧身、松弛之差异的核心，带着失落的情绪而手足无措，表明叙事已经被“身份政治”制定的话语策略所影响，天然地将回归老百姓的生活视为一种“坠落”。小说还有一处细节，“我”在等待王眉的间隙，“象野地孤魂一样在这个急遽繁荣的城市乱蹓。有一次乘车转了向，差点到了郊区的海军码头，我抹头就慌慌张张往回跑。我不愿再看到那些漆着蓝颜色的军舰，我会像个二傻子，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瞪着眼睛瞧起来没完，让那些刚穿上军装的小年轻笑话。”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去看军舰，就会被刚穿上军装的小年轻当成二傻子笑话。小说主人公如此肯定地讲述这种身份降格的体验而不以为忤，恰恰是因为用于区别“身份”的权力话语已经融入血液，渗透进叙事的言语片断之中，形成了不被发现和承认的文化人格“畸变”。

　　事实上，1980年代文学认识到的身份尊卑秩序主要还是工农或者城乡之间二元的如同天堑的鸿沟，高加林的痛苦和喜悦牵动着万千读者的心灵。相较而言，自新世纪文学以来，职业只是作为身份的基础，金钱和权力变成尊卑秩序异化心灵的标尺。贾平凹《暂坐》里的大作家羿光颇有名望，但在芝麻大小的官员面前也只能表示顺从，本是风流潇洒的文人，听了当权者打来的电话，就诚惶诚恐，连性欲都丧失殆尽。羿光的人格已经被尊卑秩序的话语所改造，成为了“平庸之恶”导致的文化“畸变”的牺牲品，更是变成了这种畸形文化的践行者，因为他所失去的一切要从另一个地方得到上天所给的“补偿”。小说里有人想施行贿赂，就要花十万元请羿光写一幅字，而羿光几乎是理直气壮地说：“著书只是赚个名声，稿酬养不活家啊。……大动物身上都有附生物，你是附生物，是附生物，可我也是附生么！”⑦一张纸十万元和基本生活费之间的巨大差距，已经被带着自嘲的“身份”话语所遮蔽和解构，仿佛已经成为理所当然、人之常情。

　　其次，通过人物的言行表明，当代人正在丧失追问崇高的可能性，只认可浅薄和通俗，对理性的话语嗤之以鼻，对崇高的信念不屑一顾。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有一个细节，“我”跟偶遇的女大学生吴迪去听“五四青年读书演讲会”，“演讲者工农兵学商都有，全部语调铿锵，手势丰富。也不乏声嘶力竭，青筋毕露者。内容嘛，也无非是教育青年人如何读书，如何爱国，是一些尽人皆知、各种通俗历史小册子都有的先哲故事，念几首‘吼’派的诗，整个一个师傅教出的徒弟。等到一个潇洒的男大学生讲到青年人应该如何培育浇灌‘爱情之花’时，我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已明显异于听众不时发出的会意的笑声。”⑧由于主人公沉浸在浅俗的感官体验之中，理念性的话语已经被视为可笑表演而舍弃，语言丧失了达到生命深层的精神体验的可能性。吴迪问“我”的真实想法，“我”认为任何事只需要自己来决定，教师爷的口吻一听就起腻。用自由的名义包装着浅薄的思想，环顾当前社会，不是到处盛行打着个人主义名号的傲慢与偏见吗？混淆了重视论理的演讲与不容商量的强迫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模糊了个人主义者的个性与巨婴人格的任性之间的根本界限，走向“平庸之恶”的文化人格“畸变”业已完成了其流俗化的第一步。

　　自1990年代以来，不少小说文本浸润于市场经济大潮的转变中，对这种流俗化表现出清晰的认识。余华《兄弟》为当代社会独到地营构了一个卑劣无行、却又生机盎然的文化镜像——李光头，他的灵魂只有欲望和暴力，他的语言构成只有金钱和性，尽管作家为他的生命空间留下了兄弟之情这块净土，以便挽救他的灵魂堕落和道德坠崖。但不应否认的是，在李光头一生能够看到的当代社会低俗文化泛滥所导致的人格异化和文化“畸变”中，“乱伦”“滥欲”只不过是“平庸之恶”所造成的文化畸变的现实表征而已。当这股世俗化大潮席卷整个社会，知识界也无法置身事外，在阎连科的《风雅颂》中，“风雅颂”之类的光鲜口号隐藏的竟然是“女盗男娼”，妻子出轨又全面抄袭丈夫的著作，却只说：“算我赵茹萍对不起你了，杨科，你好好想一想，有什么要求和条件，你可以全都提出来。”⑨仿佛她以为人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金钱和权力来称量，虚伪的套话就能代替直面灵魂的忏悔。在陈词滥调的包装之下，肤浅、世俗甚至卑劣的欲望被掩饰于语言的修辞里，艾希曼模式所流露的“平庸之恶”，已被写作者敏锐地发现，并再现于当下文学的伦理世界。

　　如果说在《风雅颂》主人公杨科那里，学术本身一度作为一种神圣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那么情随事迁，随着当代社会文化“畸变”的深入，更多的作为人文精神传承者的知识分子，在商业话语世界的倾轧之下，其精神世界日益削弱。李洱的《应物兄》深入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挖掘人文精神的庸俗化现象，让人窥视到，冠冕堂皇的话语之下，潜藏的只是追逐欲望和现实功利的世故人情。格非《春尽江南》《月落荒寺》则围绕着知识分子的退让回避，以旁观的视角，审视着当代人在欲望中的挣扎和狂热，他们的话语中有“权力”“金钱”“性欲”和“名望”，却独独缺少了超越此在的“信仰”，即使是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超越这种话语的影响，只能如谭端午一样，“退避三舍”地回到自己的“私人空间”而蛰伏。福柯指出，“古典时代的语言并不是思想的外在效果，而是思想本身。”⑩而在“平庸之恶”笼罩之下，当代文学伦理叙事呈显出的文化“畸变”尽管还成其为一套可供解析的体系，但在那种庸俗、肤浅的人物话语中，呈现的恰恰是当代人浅薄的感官化体验或共鸣，语言仰赖之成为思想的哲学性“飞跃”，早已被当作落伍于新潮的旧物而抛弃。

　　再次，“权力话语”侵蚀了当代社会文化的日常用语，语言在回返生命的历史现场时，丧失了“返璞归真”的品质。贾平凹《废都》开首有个收破烂的老头，冷眼观世情，说出了两段对社会本质颇有深刻洞察力的谣儿，竟然遭到审查。“原是一位十多年的上访痞子。为何是上访痞子？因是此人十多年前任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时受到上司陷害未能转成，就上访省府，仍未能成功，于是长住西京，隔三间五去省府门口提意见，递状书，静坐耍赖，慢慢地欲进没有门路，欲退又无台阶，精神变态，后来也索性不再上访，亦不返乡，就在街头流浪起来。”?叙事者对这位命运多舛、颇有智慧的老者有同情之心，但是语言的表达又只能以“上访痞子”来给他命名，递状书、静坐又只好用耍赖归纳，生命的无所依存，又不得不用无台阶来归因，其实侧面反映了“权力”对话语的“宰制”。当日常生活充斥着这类带着“恶”的变形话语，这位“失败者”的真实面貌已经被无形地遮蔽了，善的初衷也被“权力话语”主导的日常所掩埋。新世纪以来，许多文学作品都能深刻地认识到话语被“宰制”产生的恶劣后果。

　　阎连科《坚硬如水》里的高爱军、夏红梅在“地上世界”严肃正经，但在私人空间幽会时却“为爱痴狂”，然而他们所用的话语竟然是一体的，即是将政治、权力的话语用于情欲、性爱。苏童《河岸》里油坊镇人对“权力话语”的接受、认可乃至迷恋，并且模仿“权力话语”的模式，制造新的口号、绰号及命令，侮辱“本自同根生”的库文轩、库东亮们。当库文轩被调查组剥夺烈属身份以后，可以听到油坊镇男女老少幸灾乐祸的欢呼，库文轩失去了他的一切，最终什么也不是，这连累了他的儿子库东亮。癞子姐姐抢了库东亮的面包，还要说：“这不叫抢，这叫无产阶级专政！她突然叫起来，声音听上去义正词严，我们家是革命群众，你们家是河匪，是反革命，是叛徒走资派，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我们不是抢，是对你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套“话语”下来，她已经获得“优胜”，七癞子的姐姐甚至颇具创造力地总结出一个惊人的“绰号”：“你是库文轩的儿子又怎么样？库文轩是阶级敌人了，他现在算个屁，你是屁的儿子，连屁也不如，你就是个空屁！”其实在这一刻，七癞子的姐姐已经把库东亮杀死了，用那种“权力话语”养成的“刀枪剑戟”处死了那个年幼、平和、无知的孩子。相形之下，小说结尾那句公告“即日起禁止向阳船队船民库东亮上岸活动！！！”?都更为轻飘，因为在后者那里，库东亮仍有一块水上的“栖息之地”。“由于话语把自己的各个部分联结在一起，恰如表象把自己的各个要素联结在一起一样”，?所以当“权力话语”侵蚀于当代人的日常用语之中，那种刻意为之、判然有别的身份秩序，那种居高临下、冷漠无情的俯视视野，也就隐蔽地篡改了质本洁净的语言的善之本心，“平庸之恶”的构成元素潜隐于其中，为那些富于敏锐触觉的写作者所发掘。

　　当代文化积弊良多，既有因袭已久的“军事化”话语的泛滥，又有“后起之秀”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欲望话语”，还有日渐粗鄙的“审丑美学”，都是应当加以疗愈的文化恶疾，但这些文化之“恶”较为浅表，也只是通常意义上的伦理之恶。相形之下，更为隐微的是那些不被重视、一笔带过的文化、话语的内在腐朽，文化不再拥护平等，而是认可于身份的尊卑秩序；文化不再追逐崇高的精神，而是“信奉”平庸和世俗，用后者解构一切有价值的精神理念；文化不再具有成就纯净思想的可能性，而是受制于“权力话语”的压迫，丧失了还原人性历史现场的返璞归真之路径。凡此种种文化“畸变”昭示着，当代文学伦理叙事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代人陷入“平庸之恶”的程度日益深重，而重新梳理文化“畸变”引起的“情”“理”沦落、思想“坠崖”，是当前文学伦理叙事研究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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