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他的“自行车”

栏目：人物资讯时间：2023-06-09

　　我的父亲杨玉润先生，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日（农历七月初九）离开了我们，距今已经整整二十三年了。

　　虽然过去了二十三年，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天，大雨滂沱，天色昏暗，悲伤和哀愁笼罩着我们的心。病房里，我们站在病床前，此时他说话已经相当吃力了，但神情却很安详。我想他的思维应该也十分清晰，只是苦于难以表达。他目光无力地望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了对这个世界、对我们无限的眷恋与不舍。

　　我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然而又都心存希望，盼望着奇迹出现。我和大哥昌龙走上前坐在父亲病床边，将他那干枯而满是茧子的手紧紧地攥在我们的手中，让他感受儿子的温度，就像小时候，他无数次紧紧地攥着我们的小手一样。我轻轻地对父亲说：“爸，我们都在，都在陪着您呢。您放宽心，好好地养着，您的病会慢慢地好转起来的。”

　　父亲患的是淋巴癌。记得继母去世不久，也就是一九九五年农历的三月初四，父亲被查出患了淋巴癌。我和大哥请了省城里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为父亲治病。五弟(全龙)和七弟(军龙)也都四处打听治疗淋巴癌的最好方法和去处。尽管我们费尽心思，四处寻医问药，但父亲的病却始终不见好转。之后的几年，他一直和病魔顽强的作斗争。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父亲，生怕一个分心，父亲就闭上了眼睛，再也看不到我们。父亲突然慢慢将我们环视了一遍，目光里充满了对儿女无限的深情与牵挂。他艰难、费力地翕动着嘴唇，似乎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却最终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那只手缓慢地吃力地反过来，似乎用尽平生的力气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想，他对我们应该还是放心的，我们都算过得挺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各自家庭也较和睦，惟一割舍不下的，就是年幼的八弟(海龙)，还有对这片生他养他的故土太多的依恋与不舍。

　　他攥着我的手，他的手渐渐地失去了仅有的一点力度，慢慢地合上了微动的嘴唇，神色安详而平静，好像睡着了一般，似乎不曾离开我们，可是我们明白，他走了，永远地走了。

　　我们几个孩子都跪在他的身边。随后，大哥起身用手拂了拂父亲的脸以及眼睛，为父亲闭合了双眼。二嫂为父亲剃了头，净了脸，给他换了上路的新衣服。屋里静悄悄的，没有喧哗，没有大声哭泣。我们想让父亲安详地躺着休息。我们弟兄几个和媳妇们都跪在床前流泪，低声哭泣着。对于父亲的离开，我们自然是万分悲痛，只是我们都不愿去惊扰他，好让他安静地离开。

　　父亲一生坎坷艰辛，生养了九个孩子，八儿一女。靠修自行车的手艺，养活了全家老小。在那个贫穷困顿的年代，父亲培养出了老大、老三、老七三个大学生。老三、老五还在部队当过兵，那时候当兵是件无限荣耀的事情。其他子女也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在当时，这对于一位修车人来说，是很艰难的。

　　一九一五年，父亲出生于陕西省临潼县行者乡东蔺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父亲原籍山东临沂，祖上迁到了陕西临潼，算是“客户”人家。父亲的降生给这个穷到骨子里的家庭增添了许多欢声笑语，也带来了生活压力。在渭河岸边这块黄土高原上，父亲亲眼目睹了临潼这块曾经演绎了盛唐时代帝王爱恨情仇的热土，怎样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向新中国的转变；也亲历了日机轰炸临潼县城那满目疮痍的悲惨景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双十二事变”时，半夜里，他听到了从华清池传来的劈里啪啦的枪声；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吃过草根，啃过树皮。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遭年馑，加上军阀混战，陕西大地，民不聊生，尸骨遍野，苦难的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和一片凄苦之中。为了逃生，十四岁的父亲背起行囊，来到临潼县城一个简陋不堪的修理铺，开始学修理汽灯、钟表、留声机之类的手艺活。也从此开始他与自行车结缘的修车人生，开始了他苦难的一生。

　　有一天，父亲在修理铺修汽灯时，一位日本人骑着“自行车”（那时不叫自行车，叫“洋马”），途经临潼到西安办事，不料车子却在临潼坏了。日本人急得满头大汗，抓耳挠腮，拼命用手比划着希望能得到救助，可当时这是大家都不曾见过的新鲜玩意儿，更别提修它了。大多数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当然，即使想帮忙也帮不上。父亲见日本人满手脏兮兮的，一会用脚踢踢这儿，一会儿用手推推那儿，好一阵折腾。父亲静静地观察着这个有两个轮子的陌生东西，观察着日本人的一举一动。在别人只为目睹“洋车”而流露出新奇和羡慕的目光时，父亲却陷入沉思，他甚是奇怪和纳闷：这两个轮子的家伙怎么能转动呢？而且人在上面骑的时候居然不会倒，这是运用了怎样的平衡原理呢？突然一个念头闪过脑际：“我要学习修理这洋玩意，征服这个新事物。”

　　年少的父亲有某种好奇冲动本是正常不过的，难得的是父亲从此真的走上了这条修车之路，修车成了他一生最喜爱的职业。

　　父亲说干就干，他用自己节俭下来的钱去西安买了一些自行车配件，自己摸索着对比修理，从没有投过师。那时的自行车少之又少，三五天也难得碰上一辆，即使碰上了也不一定出了故障需要修理，所以那些零件也就白白闲在那儿了，但他什么也不说，为了糊口，一边学修汽灯、钟表、留声机，一边摸索着修车。后来骑自行车的人多了，才专门干起修自行车的行当。

　　为了维持生计，父亲扩大了手艺范围，给汽车、胶轮大车补内胎。一九四六年夏一个昏暗的午后，天色灰蒙，闷热闷热的，但雨总是下不下来，犹如黑暗的牢房让人觉得压抑。父亲也觉得自己的心像被掏空了的西瓜一样不是滋味，但爱车又敬业的他，仍然坚持在铺子里修理自行车。

　　这时一个长相白净、留着小胡子、穿着国民党军服的连长进来，气势汹汹、目中无人地指着一辆新车子，冲着父亲喊：“他妈的，把这辆自行车让我用用。”

　　父亲不认识他，就不屑一顾地瞥了他一眼说：“不行，这是顾客的车子，一会儿人家来取呢!”

　　那个连长二话不说，便打了父亲七八个耳光，血立即顺着他的脸颊淌了下来。连长瞪着眼，咧着嘴，手抓着父亲的衣领，凶神恶煞地说：“到底借不借？不借的话就打死你。真他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识抬举的东西。”他一脚把父亲踢进街道的水沟里，又叫来十几个士兵，用绳子捆住父亲，拳打脚踢，不给吃，不给喝，吊了整整一天。

　　后来车主知道了这件事，帮忙说好话，并花了七八十块钱，在馆子里请吃了一顿。那位连长酒足饭饱之后，腆着肚子说：“这次老子心情好，饶了你这一次，下次可没有这么便宜了。”

　　在旧中国，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缓慢，自行车那时候属于稀罕事物，见一下，摸一下都让人激动和骄傲不已。

　　据说，自行车的雏形是公元前五百多年的独轮车。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黄履庄曾发明过自行车。《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载：“黄履庄所制双轮小车一辆，长三尺余，可坐一人，不须推挽，能自行。行时，以手挽轴旁曲拐，则复行如初，随住随挽日足行八十里。”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自行车。也有人说，自行车为西欧人所发明。公元一七九零年，法国人西夫拉克研制成木制自行车，无车把、脚蹬、链条。车的外形像一匹木马的脚下钉着两个车轮，两个轮子固定在一条线上。由于这辆自行车没有驱动装置和转向装置，坐垫低，西夫拉克自己骑在车上，两脚着地，向前用力蹬，使车子沿直线前进。后来经过英、美、德、法、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逐步改装，扩型后才进入我们国家。

　　较早传人我国的自行车如日本生产的“铁生冒”“老王冒”“工生冒”“菊花”等，父亲平生见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是“铁生冒”。后来，自行车多了起来，日本的“三枪”，德国的“比仔号”“兰花”“库比”“斯科特”“福克斯”，英国的“海克利斯”“飞利浦”“兰铃”，意大利的“比安奇”以及法、俄、匈牙利等国的自行车也陆续传人中国。解放后，新中国的工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开始起步，不仅开始生产自行车，产量也大幅度提高。七十年代后期，天津的“飞鸽”、上海的“永久”、陕西的“白山”这些牌子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直到现在女昆式、二人式、三人式有了，山地车也有了，全国各地都普及了。

　　随着自行车的品牌不断更新，名字也不断地变化，起初因为此车是从洋人那里传过来的，称为“洋车”，又称“洋马”，后来改名为自行车，是自行方便的意思。

　　也就从那时(一九二九年)起，父亲开始了长达一生的修车人生。父亲一生的许多故事都离不开他的自行车。

　　一九四八年大年三十，我和许多孩子一样都极其盼望着过年，因为过年可以穿好的，吃好的，喝好的，还可以放鞭炮。在我的印象中，过年是最幸福的时刻了。然而就连这种简单短暂的幸福对我们来说都是奢侈的。当各家各户围坐在桌旁吃团圆饭、享受亲情温暖的时候，我们一家老小却有家归不了。因为父亲常年在县城，村里有少数人见父亲不在家就将我们家的墙给掀了，树给挖了，还占了我家的房屋。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情况下，父亲携一家老小，带着仅有的一点家什迁往临潼县城，在自行车修理铺暂住，从此我们安家于此，而生活也就更加艰辛。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后，二十一日临潼县也解放了，穷苦的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曾受尽了人间疾苦的父亲也当家作主了，工作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日渐提高。随着自行车的逐渐普及，修车生意也日益兴隆。父亲多次被县上评为先进和劳动模范，西安电视台还为父亲拍了《修车人》电视专辑，并在全市报道了他的光荣事迹，父亲平凡的工作受到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赞扬和好评。

　　无论是烈日炎炎的夏日，还是大雪纷飞的寒冬，早起的人们总能见着父亲为修车而忙碌的身影。满手的油污、满头的汗水和满脸的微笑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们总是亲切地和他打招呼说：“杨师傅，看把你累的，从早忙到晚，歇会再修吧！”而他总是一边修车，一边头也不抬地说：“我咋能歇着呢？一会人家要用车，不能耽误了别人。”

　　许多人说起父亲，总是赞不绝口：“杨师傅这样的人少啊，态度好，速度快，修车技术更是没得说。”父亲总是童叟无欺，十几岁的孩子推着车来修，他也一样热情。有的人因故未付修车费，他也不计较，赔着钱给人家修车，也要让车主满意，大家都称他是一位可敬可亲的“修车老先生”。

　　记得一九五一年的一天，大雪纷飞，北风呼啸。我和奶奶一老一小去为在县城修车的父亲送棉衣。我用冻得发紫的嘴哆哆嗦嗦地对奶奶说：“奶奶我好冷哦！我爸这会儿肯定会躺在被窝里睡觉呢！”奶奶抚摸着我的头说：“乖孩子，你爸爸总有干不完的活，修不完的车，怎么会在被窝睡大觉呢？”到了父亲那里，推开门果然看见父亲穿着单薄的衣服，一双黑黄、开裂、粗糙、贴满裂子的手，在修理自行车链子，而且大拇指关节上面有一处还流着血。看着父亲专心修车的身影，泪水顿时打湿了我的脸颊，心里十分后悔自己刚才说着这样的傻话。我迅速跑到父亲面前，心疼地用我的小手抓住他冰冷的手为他暖手，可惜手不够大，热度不够高，而父亲一脸宠溺地摸着我的头。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明白了父亲对“车”的喜爱程度。在上辈人的记忆里，父亲是临潼县第一个修自行车的人，也是临潼县第一个骑车的人，在临潼他的骑车技术最好，修车技术也最高。而在父亲眼里，修车的手艺就是他的“金手银饭碗”。

　　父亲的修车铺，在临潼县城东、西、南、北大街及东关都开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县城开修车铺的人多了起来，但父亲的修车铺修车数量最多，许多人修车遇到困难都来找父亲，父亲都认真解决。就拿自行车圆圈来说，由于钢质不同，辐条松紧程度不同，圆圈难度较大，不少车架经碰撞后圈弯了，校正时辐条用力大就易断，用力小则搬不正，技术极不易掌握。这个工序，难度大，技术要求高，但父亲总能做得又快又好。同时，只要他一上手，就顾不得休息和吃饭，一直要将活干完为止。有时补内胎一次就补七八个洞，像这样破洞百出的内胎，其他修车人是不会补的。可他则觉得对于有些顾客来说，买条新胎贵很多，补条内胎会便宜不少，他总是为顾客考虑，千方百计让顾客满意。

　　在临潼县，上至书记、县长，下至老百姓，他都一样对待，他的自行车铺，从打气到加油从不向顾客收钱，他不仅如此严格要求自己，还要求他的徒弟也这样做。他修了一辈子车，徒弟遍布临潼的各个乡镇和角落，有的徒弟还带出了新徒弟。在父亲的影响下，老二(昌信)和老八(海龙)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临潼开起了自行车修理铺。父亲总是告诫他们：“不论干什么都要把手艺练精，有‘金手’，才有‘银饭碗’，才能更好地立足于社会。”他不但教他们修车的技术，还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和气生财，要待人诚恳，价格一定要公道，不要和顾客争吵，宁可自己吃点亏，也要让顾客满意。”也正因为如此，父亲总能成为别人茶余饭后谈论的对象。

　　一九七五年，陕西省渭南地区举行自行车比赛时，地区体委聘请他为赛手们修车。他技术过硬，修得又好又快，还获得了地区行署体委领导同志的表彰。

　　父亲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在自行车修车这一行里，他一生获得的奖励和荣誉多得数都数不清。

　　从一九五二年公私合营开始到一九八零年，父亲在临潼国营华清修理社修车约三十年，他修理的自行车少说也有近百万辆，有数十次被华清修理社、县手工业管理局、县工商局授予“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从一九八零年退休转为个体户到一九九零年，他曾多次被县城关镇、县工商局、西安市工商局评为“先进工作者”“先进个人”和“劳动模范”，其中四次受到西安市个体协会的奖励。许多同行都说：“杨师傅被评为先进和模范，那是没得说的，咱服!”

　　父亲一生除了修车，还为社会公益事业做了不少事。他收入不高，但乐善好施，小到衣服、粮票，大到百元、千元人民币捐给灾区或是捐给县里救灾、修公路建大桥。

　　早在五十年代合作化时，他就把临潼县行者乡东蔺村自家刚刚成熟的十几亩麦子全部交给了村上，分文不取，受到村干部的好评。三年自然灾害中，尽管自家生活困难，他还把从牙缝里省下来的粮食送给周围贫困户。

　　正因为如此，父亲赢得了家乡父老的赞誉，也赢得了我们的尊敬。他在我们心中不仅是严格的父亲，更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者。

　　六十余年自行车的修理生涯，长期和油泥打交道，一双手由白变成了黄黑色，以至身体患上淋巴癌。即使这样，他仍闲不住，常去老二和老八的修车铺，帮他们解决技术难题，还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县城南面的骊山，登高眺望脚下这片他深爱的土地。由于多年养成坚持锻炼的好习惯，八十多岁，他的身子骨依然非常硬朗，走路健步如飞。这也算苦尽甘来，虽然年轻时生活十分辛苦，晚年却是幸福的，九个儿女都有所成就，有的当工人，有的做干部，有的任教授，个个家庭和睦，他自然也心满意足。

　　人的一生，就像走在一条从此地到彼地的桥上，最后总会走到一个终点，谁也逃不过宿命。父亲也一样，他去了，走完了苦难却又光辉的一生。他活出了他的精彩，使他的生命发光发热，这种精彩则在于他的真诚、善良、热心、友好，还有伴随他一生的自行车。

　　父亲去了，但他始终在感动着、温暖着、激励着我们，他高大的身影，在我的心目中依然那样清晰，让我永远思念，永远不能忘怀。

　　作者简介：杨昌俊，男，西安市临潼区人，研究馆员。现为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图书馆馆长、档案室主任。系中国散文学会、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主、合编《中国小说大辞典（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世界伦理道德辞典》《悲喜人生》等书籍十多部，其中传记文学作品《悲喜人生》，荣获第四届“相约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图书一等奖，还有多篇文学评论发表于全国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