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年轻人跳崖自杀，生前被称为“社会废物”，别等人死了才后悔

　　4月4日，清明前夕。

　　四个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跳崖。

　　据当地公安部门查明：均为自杀。

　　这是一场策划好的集体行动。

　　他们通过群聊认识，相约在天门山，跳崖前都服了毒，并写下了自证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遗书。

　　他们年龄最大的34，最小的23。

　　是什么让这四个年轻人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三联生活周刊》的调查报道中，提到四位年轻人最大的共同点：

　　“贫穷带来的磨难与不断添加的新变故。”

　　通过对四个人成长经历和社会关系的侧写，这篇报道提供了难得的信息，让我们有机会去感受他们的处境，他们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压力之下。

　　坦率说，我们都不是当事人，无法完全知晓他们赴死时的想法。

　　况且他们的内心，也很少向外界敞开：

　　他的朋友圈背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看不到。 跟家人提到想去外面旅游玩一下，“说情绪有点低落，其他没多说什么。”

　　但如果因为知之甚少，就不再深思下去，这究竟是一种“不胡乱揣测”的谨慎，还是对“房间里的大象”继续视而不见？

　　Sir不能说真正能了解他们。

　　只是说说自己在这个事件已知信息中感受到的。

　　意义的被剥夺感。

　　不像是突然遭遇了什么不可承受的脆断，比如一夜之间破产，突然查出身患绝症，或者因为失恋一时想不开。

　　他们对人生的信念，更像是在日常中一点点流失，最后剩下了一个空壳，骤然下坠……

　　01

　　脱序

　　报道中显示，四个年轻人虽然来自不同地方，但都有相同的背景：

　　农村出身，在外打工。

　　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悬空”的阶层。

　　既脱离了故乡、熟人的社会，又无法融入陌生、贫富分化的大城市。

　　在各种价值体系中，他们似乎都是“失败者”。

　　彭志军，年逾三十，未婚。

　　但根据朋友徐明的说法，他未必是不想结。

　　没有人给彭志军介绍对象。在农村的婚姻衡量链条里，彭志军各方面都处于最末端——他没有房子，也没有正式的工作。

　　这是二十三岁的陈婷，在城市打工的遭遇：

　　陈婷原来在美容院，工资是底薪加提成，好的情形下，一个月有5000多收入。但有一次给家里电话，陈婷提到，工资没有保底了，只有提成。她说想辞职。

　　5000块钱在大城市，可能只是温饱。

　　能存下多少钱呢？又能对于明天有什么设想呢？

　　报道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杀马特。

　　彭志军曾在理发店工作，留了一头扎眼的蓝发。

　　Sir要提醒，不要把杀马特看成一种会让人“出问题”的东西，毕竟它已经受到过太多的污名化。

　　因果关系或许要颠倒过来：

　　因为遭遇到了太复杂的问题，才选择将杀马特当成一种排遣，乃至自救的出口。

　　导演李一凡，曾经拍过一部《杀马特我爱你》的纪录片。

　　第一次听说，他跟很多人一样，看杀马特特别不顺眼，觉得那是审美污染。

　　但走进这群人，他才发现，所谓奇装异服，土味时尚，恰恰是这些底层青年彰显自我、对抗消费主义的唯一方式。

　　杀马特最大的共同标签，也跟四位赴死的年轻人高度重合。

　　90后农民工二代；

　　留守儿童，学历不高，小小年纪就辍学打工。

　　

　　他们为什么成为杀马特呢？

　　最现实的考虑是：

　　寻找勇气。

　　底层社会，鱼龙混杂。

　　把自己打扮得“像”坏孩子，就没那么容易被欺负。

　　在“杀马特”身上，至少存在着两种主流社会的歧视：

　　打工仔打工妹，穷；

　　奇装异服，是异类、土、辣眼审美。

　　但哪怕是投来鄙夷的眼神，杀马特也成功了：

　　他们成功引起了关注。

　　存在感，恰恰就是他们最缺乏，最渴望的。

　　他们干的是流水线工作。

　　一样的制服，一样的薪资，一样的生活环境……

　　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在统一的规范里，在被消费主义绑架的世界里，找到一片自留地呢？

　　只有便宜廉价，先声夺人的造型，能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一个可以抱团取暖的群体。

　　只要玩杀马特

　　就是我们的家人

　　

　　但。

　　就算是如此卑微的愿望。

　　也会被容不下“异类”的我们消灭。

　　在主流叙事里，杀马特就跟“烂梗”一样：

　　是要被打击的不良风气，是“有损市容市貌”，是需要被净化的“社会乱象”。

　　

　　在现实而物质的社会中，他们没得到获得感、存在感。

　　小圈子里虚构的乌托邦，也无法维系。

　　那么要到哪里才能寻找到自我呢？

　　02

　　消耗

　　报道说，彭志军生前的朋友圈背景，一片空白。

　　为什么空白？

　　Sir觉得，或许是他们已经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去展现自己的生活。

　　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个世界很广阔，很美好，充满五光十色。

　　或者说：

　　他知道。

　　但更知道，那些花花世界都与自己无关。

　　《天注定》里。

　　打工仔小辉去东莞找老乡，看见同事新买的手机，他问了句：

　　手机的GPS在哪儿呢？

　　对方一脸嫌弃：

　　日你妈，GPS，你买宝马了？

　　去东莞，不就是坐摩的，然后去火车站咯，用什么GPS。

　　

　　厂弟笑着反驳：

　　是动车！

　　

　　你看。

　　他们是多么努力地，将这个世界的变化与进步，跟自己拉上关系。

　　哪怕只有一点点，就足够他们乐半天。

　　来到城市，他们最初也是怀着愿望的。

　　为了满足，或者躲避故乡对他们的种种要求：

　　赚钱、盖房、结婚、生子……

　　

　　但在城市的遭遇，让他们一次次确认自己只是一个……

　　消耗品。

　　流水线上，干着10个小时以上的重复性工作。

　　小辉来到东莞，起初他是兴奋的，因为这里金碧辉煌，他感觉自己一只脚迈进了上流。

　　

　　可是在这里，当一个纸醉金迷的世界向他完全敞开，带来的只有更深的金钱和尊严上的落差。

　　那些人一天的消费，是他半年也赚不到的。

　　

　　他心动的爱情，在别人那里只是随便玩玩。

　　

　　于是他回到了工厂。

　　回到了流水线上，按部就班的那个固定位置。

　　可是在内心里，已经在价值的虚空中，不可抑制地向下坠落。

　　最后，在一个毫无征兆的下午……

　　

　　《天注定》这个故事，以?当年轰动一时的富士康八连跳事件?为原型。

　　

　　当时《南方周末》的报道指出：

　　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算不上“血汗工厂”。

　　但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却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孤独感。

　　工作机械重复，人际关系疏离，欲望难以宣泄……

　　生存或许可以维系。

　　但生活已经失去了寄托。

　　回到今年《三联》的报道。

　　从彭志军的“染蓝发”，到刘志永的“想去旅游”。

　　从陈婷的“妈妈我很好”，到临死前留下风景照。

　　这四位年轻人被数字化的内卷包裹着，被无解的物质困境束缚着。

　　但是，他们仍然渴望融入这个世界，跟美好的事物联通。

　　然而最终他们倒在了这个他们仍然向往和留恋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