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粤语之中

　　　　 梁小曼 诗人、艺术家，1974年生于深圳。2009年开始诗歌创作。出版有诗集暨摄影集《系统故障》《红的因式分解》；译著有智利诗人劳尔·朱利塔的长诗《大海》、加拿大诗人洛尔娜·克罗齐的《老虎的天使》、美国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长篇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等；摄影作品多次在国内展出，包括个展与群展，如《明雅集·诗人的艺术》等。

　　　　 《红的因式分解： 梁小曼诗选》 梁小曼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2023年2月

　　　　 梁小曼

　　壬寅年初，母亲因受寒，老胃病犯了，比以往都要严峻。两个月的保守治疗没效果，最终决定手术，于是去市人民医院——我们小时候叫留医部——住院（术后恢复很好）。那段时间我频繁出入医院外科大楼，忙完了都要在八楼的窗前略作停留，远眺一下周边景象。

　　木头龙方向有几座高大的建筑，它们的玻璃幕墙反射夕照。消逝的光线让人着迷，天空的神情也随之微妙，一个念头不断地闪回：这是我出生之地。四十九年前，我的母亲正是在留医部的妇产科赋予了我生命，将我带到这个世界。

　　它虽小，却统领了我的全部生活

　　医院外的这座城市，我自出生就不曾离开过，与它的相处已近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以来，它变化如此剧烈，让我惊奇。人的非凡意志带来了时间。据卡尔维诺的时间观，我出生于这座城市的负时间，“那时候，它叫宝安县”——母亲说。当年她怀着我，随调动的父亲来到这里。“它就巴掌大”，面积那么小，行政单位都集中在如今南湖街道一带，东门路以东很荒凉，蔡屋围以西也很荒凉——它是我小时候的印象。刚上小学没多久，有一天放学，久久等不来家人，同学渐渐走空，我感到害怕就独自回家，却走错校门，一出去就到了东门中路。幼小的我看四周景物皆非，马路光秃秃，吓得一路走一路哭。

　　父亲是经省人事组织调配到宝安县的。一开始没分配住处，就住在县招待所，先去县政府（它的旧治所大概在地王大厦后面，市公安局的位置）报到，然后才去单位报到。母亲当时很年轻，从一个岛屿——她的出生地——来到另一个沿海之地。“它虽小却统领了我的全部生活，唯有一次突围照亮我童年‘这个幽暗房子’（引自我的诗作《童年》）。”

　　大海是如此耀眼。也许三四岁时，某个夏天午后，我从睡梦中醒来，被母亲匆匆带着赶去坐车。路途很远，坐了很久的车，终于抵达。一下车，就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码头，渔民，让人恍惚、睁不开眼的阳光，乱糟糟的市场……然后，是大海，充满光的记忆。一切已洇化淡忘，但嗅觉印象依然强烈，永远不会忘——咸腥的、饱满的大海，她浓郁的气息包裹着我，从未离去。

　　我年轻的母亲待人诚恳热情，大家都喜欢她，单位有人要开车到南头，就招呼她一块去买点海鱼，她又不忘带上她的女儿，我因此有了最初的大海印象。但我又有点存疑，小我两岁的弟弟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场景没有他？记忆中的这种不确定性带来了诗性。童年是我喜欢回忆同时勾兑想象的部分，它距离当下最为遥远，远得像另一个星球上的事。

　　童年：母亲、外婆与港剧主题曲

　　我回忆且想象童年，以及我年轻憨厚的母亲——她带着一种乡下人的好奇心，来到这个偏远，要经过重重审查才能落脚的地方，除了丈夫，举目无亲。可她不以为苦，反而一头扎进生活，尽管一开始并不顺利。年轻的他们初来乍到，对本地事务毫无头绪，偏父亲自视甚高、生性狷介，竟得罪了办事人，母亲的户籍于是就被搁置了多年……最终还是家乡人出面，在省公安工作会议上得到解决，如今想来匪夷所思。

　　那个年代，迁徙非常事，去哪都需要介绍信，更何况宝安县虽小，地理位置却很微妙——资本主义的大本营香港就在河对岸。新界村民晚上烧饭，炊烟都能飘到这边渔民家中。我曾经从一些老照片依稀看到1970年代的罗湖口岸——矮小的办公楼，武警站岗，慢吞吞的火车——偶然见过一张1912年的广九铁路时刻表，从深圳到九龙要坐上13个小时。我想起出生于油麻地的外婆，上世纪20年代，她大概就是坐慢吞吞的火车回到内地的吧。前年，据医生判断，我将近90岁的外婆快不行了，而我被疫情所困无法赶去她跟前，心中难过，就为外婆写了一首诗，《Samanea，Salamander与吴女士》。幸好，外婆挺过来了，而且活蹦乱跳。写外婆的诗之前，我还写过一首《岛屿》，它也和外婆以及母亲有关。

　　1979年前后，宝安县（当时已改名深圳）许多家庭开始拥有第一台电视机，一般都是黑白的，得持外汇券购买。七八十年代，谁家有一台电视机，就会立刻成为社区中心，左邻右舍每日要来打卡的。

　　我还记得小时候，吃过晚饭，大人孩子纷纷搬凳子前来，好像外出看露天电影一般自觉。时间一到，顾嘉辉作曲黄霑填词的电视剧主题曲就会响起，人们隆重地收看这些电视剧，是他们文化生活的主要构成部分。前阵子，远在加拿大的顾嘉辉先生走了，简中网络特别是粤语区充满了对他的怀念。毕竟他与我们的童年记忆息息相关。

　　粤语的声音与意象是我写作诗歌的源头

　　从小到大，我看的，听的都是对岸的电视与电台，与标准普通话的央媒以及它带来的北方意象不同，流在我血液里的是我起初并不察觉，后来才意识到最为要紧的粤语，它作为一种声音与意象，是我诗歌写作的源头，是我的原文（欧阳江河）。我幼时记忆里，就有如此一章：大约四五岁光景，每天被迫站在父亲跟前，用粤语背诵杜诗——我并不明白诗句的涵义，但按照家父的旧家学（我爷爷教过私塾），诗歌只需背诵而无需知其义，机缘到时，其义自现。

　　粤语自有它的复杂性与包容性，它不仅被珠江三角洲所辐射，更吸收糅杂了电视黄金时代的港台文化，以及通过港台文化吸收与传播的西方价值、元素、文化。它在吸收周边事物的同时也被带到更远的地方去，语言的势力超出国土范围。它的确有蛙的气象（林棹），吞吐万物。譬如1980年代，越南难民开始大量涌入香港，那时我们每天都能在新闻看见流离失所的越南人，他们在镜头下生活，洗衣、做饭、踢球、玩耍、无所事事……电台里每日广播越南语，我现在仍然熟记几个音节，丝毫不知道它的意思，越南语持续十多年与香港粤语短兵相接后，我相信它们早已相互渗透。关于粤语，我至今有一个爱好，喜欢分辨日常生活中听见的粤语究竟是广府音（以广州为代表）、港府音还是本土音……我非语言学者，不能用术语缕析其区别，但大致是能分辨的，并认为不同音色关联着不同的地方气质。

　　从宝安县到如今的大湾区，四十九年时光一晃而过。与那些从异乡来到此城的诗人不同的是，与其说我写深圳，不如说是深圳写我。这座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使命，让我自幼就感受到隔绝之痛，也感受到一种异质文明的魅力，被他者召唤。有一句谚语，神在关闭一扇窗的同时会打开另一扇窗——这条隔绝彼此的河流犹如一扇合上的窗。然而，我的母语，那个曾以天下为己任的粤语是神为我打开的窗。

　　正是这个最南方的语言，向那个出生在这里的诗人（这四十九年来，她环顾左右，再无别人）暗示并指出了她这一生的命运——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