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98％基因与黑猩猩完全一致的人类，为何会变成今日的样子

　　

　　在贾雷德·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一书中，最能引起我共鸣的一句话是：

　　“我们已经习惯从印刷品或电视获得信息，很难体会文字发明前，老年人对社会的重要，哪怕一两个老人，都可能掌握着社会的命脉。”

　　这句话所揭示的，是人类在步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后，“经验”开始逐渐失效甚至变得无用的事实。

　　别说文字发明之前了，即使是在文字发明后到近现代社会之前的这个历史阶段中，“经验”都是人类最重要的东西。那时，人类的生活半径狭小，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未去过100公里以外的地方，甚至未曾离开自己的村子；那时，人类的社会关系基本固定，局限于村落和宗族；那时，人类获取资讯的渠道仅仅是口耳相传，即使改朝换代的大事，也可能拖个一段时间才知道；那时，识字的人很少，在印刷术诞生以前，书籍主要靠抄写，因此藏书也是一件异常奢侈的事情，即使是十五世纪的法国国王，那位以藏书甚丰享誉欧洲的查理七世，藏书也不过九百余册……

　　因此，那句“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会很有说服力。因为在简单而节奏缓慢的小农时代生活中，大多数事情都是重复而为之，比如如何种地，如何割草，如何打柴，如何剁肉，全都是熟能生巧的活计。大多数生活经验也无可取替，比如对天气的判断，对婴儿的照顾等。至于所谓的“人生经验”，当然也以随大流为主，长此以往，自然生出一种对“与别人不一样”的恐惧。甚至可以说，经验是唯一可以传于后人的东西。

　　也正因为这样，戴蒙德才会说“哪怕一两个老人，都可能掌握着社会的命脉。”

　　可现在呢，一个人一天所获取的资讯甚至多于中世纪时代一个人一辈子的信息量。你身边拥有无数获取信息的工具，手机、电脑、电视，即使你坚持传统，抱着字典和辞海不放，也肯定比古人知道的更多。技术固然不是万能的，地球最终是否会毁于技术也是个值得探讨的哲学化命题，但这一切都不是固守所谓经验的理由。

　　

　　这种社会层面的进化，本质也是人的进化，这种进化为人类所独有。戴蒙德写道：“人不同于禽兽，毋庸置疑……人是一种大型哺乳类动物，亦毋庸置疑。”

　　但是，人类真的如此特别吗？根据现代遗传学研究，我们与另外两种黑猩猩的基因组，有超过98%是相同的。“若有从外太空来的动物学家，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人归类成‘第三种黑猩猩’。”

　　那么，人类如何演化为今日的模样？戴蒙德试图在《第三种黑猩猩》中解释这一切。

　　书名：《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

　　作者：[美]?贾雷德·戴蒙德

　　译者：王道还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2年6月

　　定价：98元

　　人类的漫长演化史，为自身打牢了根基

　　戴蒙德是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第三种黑猩猩》是他第一本为大众所写的常识之书，也让他首次获得英国科普图书奖。这本书与之后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和《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起，被称作戴蒙德的“人类大历史三部曲”——当然，这多少是一种牵强的说法，因为这三本书并非承接关系。

　　很显然，戴蒙德并不赞同将人类与动物绝对割裂。在他看来，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差异如此之小，甚至小于黑猩猩与其他动物的差异。事实上，生物学分类的人科中就有三种动物：黑猩猩、倭黑猩猩和现代智人。“如果我们考虑到智力、社会组织、以及对疼痛的感受能力，那么很难在所有人类和所有动物之间划出一条全或无的明确界限。”

　　更重要的是，许多人眼中的“人类特征”，包括语言、使用工具，乃至自相残杀，其实都并非人类所独有，其他动物族群中也会出现。戴蒙德这样揶揄：

　　“许多人相信人类独特的大脑与社会是狩猎的演化结果，我很怀疑。直到最近，我们的祖先都还不是有效率的猎人，不过是拥有特殊技巧的黑猩猩罢了，会使用石器取得、准备食物，而主食是植物与小动物。”

　　那么，人类为何会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

　　人类的演化曾经十分缓慢，早期原始人、非洲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再到50万年前的智人，这场自然选择极其漫长。其间所产生过的那些分支，也都一一灭绝。很大程度上来说，人类的普通和脆弱，反而保护了人类的演化。正是因为能力有限，人类的进化遵循着自然规律，从而在漫长演化中打牢了自身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脑容量逐步增加：

　　“直立姿态几乎全面地牵扯了猿类身体的基本结构，骨盘、脊椎不用说了，连胎儿的发育模式都受影响。因为直立的姿态使得女性的骨盆腔缩小，所以胎儿也许不足月就必须提前出世；提前出世的胎儿，由于不再受子宫环境的束缚，也许反而能自在地发育。人类大脑发育的特色，就是出生后还能继续以同样的速率增长，而猿类出生时大脑几乎已经发育完成。换言之，人猿脑量的差异，不过是发育历程的差异决定的。”

　　当然，这一切还不够。与黑猩猩的基因差异小于2%的人类，在进化中有可能出现了一个奇迹，也就是戴蒙德提出的“跳跃式进化”。在他看来，700万年前，人类走上了与黑猩猩不一样的进化道路，250万年前，在非洲生活的人类开始使用粗糙的石制工具，150万年前，人类开始了迁徙，进入温暖的欧亚大陆，但直到4万年前，人类才出现了非常迅速和突兀的进化。也许是一个很小的基因突变，在人类进化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使之成为地球的主导生物。但是，这样的突变和进化发生在何时，具体又是哪个基因，仍然是谜。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灭绝的分支，身上也带着一些“人性”。戴蒙德在书中分析了许多相关细节，比如几乎所有保存良好的尼安德特人洞穴遗址，都有一小块地方有灰烬与烧焦的木材，显示他们早已开始用火。同时，尼安德特人或许也是第一个有埋葬习俗的族群。但即使尼安德特人的头平均脑容量比现代人还多10%，仍然无法帮助他们获得突破。戴蒙德写道：

　　“他们的骨骼显示：大多数人三十好几四十出头就死了，没有超有过四十五岁的。在一个没有文字的社会，要是没有人活得过四十五岁，试问集体的经验如何累积，智慧如何传递？”

　　所以，尼安德特人只是形态上接近人，精神上还不是人。

　　当语言出现后，人类进入新阶段，迎来了加速发展。语言是人类最独特也最重要的特征，其他动物无法形成这一系统。也正是语言，使得人类有能力形成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各种社会制度，并在农业和畜牧业发展之后，使得族群飞速扩大。

　　也是从这时开始，人真的开始与其他动物“分道扬镳”。人类世界里出现了大量文明标识，除了农业和技术之外，还有艺术。

　　人类进化的那些文明标识，天生就有副作用

　　1.2万年前，人类开始大面积从狩猎采集转向农耕生活。此举大大加速了人类的繁衍速度，而那些地球上因封闭而始终保留旧生活形态的原始部落，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农耕社会。

　　但农业这个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标识之一，带来的并非只有好处。社会的食物生产量与储粮虽然都大大增加，但社会和性别的不平等，以及疾病与独裁暴政，也随农业出现在人类历史中，还是至今难以摆脱的诅咒。正如戴蒙德所写：

　　“除了营养不良、饥荒与传染病，农业还给人类带来了另一个天谴：阶级分化。狩猎--采集群族几乎没有余粮，谈不上储蓄，也没有集中的食物资源，像果园、乳牛群。他们以野生动植物维生，每天都得出门觅食。所以他们没有君民，没有专职专业人员，没有社会寄生虫阶级——专门夺取他人找来的食物，吃得脑满肠肥。”

　　在戴蒙德看来，农业的本质就是“强权”——“农业兴起后，精英阶层变得更健康，但是许多人的健康恶化了。即使我们将进步史观抛开，不再相信‘我们选择农业是因为务农对我们好’，一位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追问我们：如果农业给人类带来的，是祸福相倚，那么我们怎么会陷溺于农业呢？答案可以归结为一句格言：强权就是公理。农业能供养的人口，比狩猎多得多，至于平均说来是否每一张口都分配得到更多的粮食，是另一个问题。（狩猎-采集族群的人口密度，每2.58平方公里不到一人，可是农耕族群的人口密度，至少髙10倍）。”

　　从表面来看，农业确实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更“养人”。毕竟，一亩种满了庄稼的田地，比起一亩森林能生产更多食物，可以喂养更多的人。同时，“游牧的狩猎-采集族群必须采取杀婴或其他手段，维持4年的生育间隔，因为母亲必须照顾幼儿，直到他们长大，跟得上大人。定居的农耕社群就没有那样的问题，妇女可以两年生育一次。”

　　

　　但是，农业单位面积生产量比较高，就意味着农业可以让人类“一劳永逸”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农业创造了更多人口，而健康与生活品质，是与食物摄取量成正比的。换言之，农业的发展，必须要面对“现有土地无法承载人口增长”的瓶颈问题。

　　书中这样描述农业与狩猎-采集族群的纷争：

　　“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各个队群都必须‘选择’——无论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是迈出发展农业的第一步呢？还是设法控制人口成长？有些队群采取了前一个方案，可是他们无从预见农业带来的副作用，他们追逐眼前的近利，享受农业提供的丰饶，直到人口增长到既有的粮食生产系统无法负荷为止。于是他们就会驱逐、杀戮邻近的狩猎-采集族群，以扩张农耕面积。他们通常能成功，因为农民占数量的优势：10个营养不良的农民对付1个健康的猎人，应无问題。狩猎-采集族群并不是自愿放弃传统生活形态的，而是头脑清醒、不肯放弃传统的狩猎-采集族群被迫放弃祖先游憩的土地，移居到农民不要的土地上。”

　　也就是说，人类的互相侵害与杀戮，很大程度上是由农业的扩张而带来。

　　当然，侵害与杀戮，还离不开基因里的兽性。

　　人类的灭族屠杀，是兽性基因在作怪吗

　　戴蒙德认为，人类进行“灭族屠杀”的两种常见模式都有动物先例：不分男女，一律杀死，是黑猩猩与狼的作风；留下女人，则是大猩猩与狮子的作风。

　　戴蒙德在书中写道，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将自身的原始兽性发挥到了极致，远远超出了动物的残暴程度。他梳理了人类的一次次灭族屠杀，包括澳洲塔斯马尼亚土著和美国大量印第安部落被灭绝等，并这样总结：“人类独有的素质中，有两个现在已经危及自己的生存，那就是自相残杀与破坏环境的潜力”。

　　

　　这种兽性在技术的支撑下，破坏力会十分惊人。在古代，人类只能用冷兵器进行征战，破坏力相对较小，而且只要心存不忍，就能抑制杀戮冲动。但到了近现代，人类开始使用热兵器，一个人根本无需见到敌人的样子，就可以在数百米之外将之杀死，至于一个按钮摧毁一个城市，也变得轻而易举。纳粹大屠杀和之后的一次次人类大屠杀，都印证了技术的“推动力”。

　　当然，人类有办法化解“灭族屠杀”与“普遍伦理”之间的冲突——戴蒙德讽刺地说：“解决方案是以自卫为借口，推翻伦理原则，并将受难者视为野兽。”

　　人类屠杀的并不仅仅是其他族群，还有其他物种。人类对生态的破坏，使得大量物种消失。直接的屠杀同样不鲜见，印第安人进入美洲大陆一千年后，这片大陆的多种大型哺乳动物便基本灭绝。

　　因此，在戴蒙德看来，人类不管如何进化，始终没有消灭兽性。即使如今已经步入高度文明的状态，但终究还是“第三种黑猩猩”。而人类的未来也扑朔迷离，如果不能控制本性中的贪婪，灭亡并非不可能。

　　从这一点来说，人类是无助的。正如书中所言：

　　“外太空有几十亿个银河系，每个银河系有几十亿颗恒星。群星间必然也有些无线电发射器，但是数量不会多，也不会长存。在我们的银河系中，也许就没有别人了，而在我们四周几百光年的范围内，一定没有。因此，务实地说，我们在这个拥挤的宇宙中，是独一无二又孤独的。”

　　这样的孤独与无助，是人类的宿命，也是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