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蔡锷新论：论王船山对蔡锷军事思想的影响（三）

　　原标题：蔡锷新论：论王船山对蔡锷军事思想的影响（三）

　　摘 要：清末民初，为了寻求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抵御列强的侵略的途径，蔡锷努力研习王船山著作，并在王船山全民战争、军队建设以及战略战术等军事思想的影响下，结合新的历史时期的军事特点和要求，先后撰写了《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军事计划》等军事著作，在义务兵役制、军队建设、军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军事思想和主张，为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读通鉴论》等著作中，王船山还善于通过对历史上一些王朝生死存亡及其原因的评述，说明战略战术在战争中重要作用。这些对于蔡锷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此同时，蔡锷还结合时代的需要，将王船山的战区思想发展为军区制度，主张在全国划分若干军区，并建议中央对于“军事区域，则当视国防重轻，另为划分，而不必以行省为界限”。调中央工作后，蔡锷又结合征兵工作的需要，参酌近代西方军区制度，正式提出在全国实行军区制的主张，并指出：“军区制者，所以联络军队与国家之间者也。其最大原则，在其实行军事行政上之分权制。”他认为“军区制定，而军队乃有其根据，可以生生不绝焉。”基于此，蔡锷积极参与军区制实施方案的研究。

　　（二）“全军为上”的战略思想。通过分析和总结历史上战争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王船山认为，面临大敌时应当审时度势，如果打得赢就打，如果实在打不赢就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坚决反对把国家存亡的命运于赌注于完全无把握的战略决战中。在《读通鉴论?怀帝》一文中，王船山利用刘聪围攻洛阳时，怀帝不听周馥迁往寿春和苟晞迁往仓垣的建议，结果束手就擒以及“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出长安逃往四川暂避，后来唐军收复长安，唐玄宗重返长安的正反案例，说明那种死守一城一地的得失，正是造成历史上一些王朝之所以灭亡的重要的原因之一。胡林翼非常赞同王船山这种在强敌面前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保存实力为上的“全军”战略思想，并指出“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又说：“一年不得一城，只要大局无碍，并不为过。一月而得数城，敌来转不能战，则不可为功。”王船山、胡林翼这种保存实力，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的“全军为上”军事战略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种全局战争观。对此，蔡锷非常赞赏，认为他们“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倡导者，如出一辙。”民国成立后，担任将军府昭威将军、统率办事处国防会议副会长的蔡锷结合中西方近代战争的特性，又适时将王、胡的“全军为上”军事战略思想发展为“国本为上”的全面国防战略思想。他指出：“国于世界，必有所以自存之道，是曰国本。国本者，根诸民族、历史、地理之特性而成。本是国本，而应之于内外周围之形势，以策其自存者，是曰国是。国是者，政略之所从出也。战争者，政略冲突之结果也。军队者，战争之具，所用以实行其政略者也，所用以贯彻其国是者也，所用以维持其国之生存者也。故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军者，国之华，而未有不培养其根本，而能华、能实者也。”也就是说，一切军事行动必须以保证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此基础上，蔡锷在3万余言的《军事计划》中，从练兵之目的、国力武力兵力之关系、义务兵役制度、武器的研制与装备、军队的编制、军区的设立、军队的教育以及军队人财物的管理等方面，充分论述了国防建设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从而构建了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国防理论体系，揭开了中国近代国防理论研究的新时代。

　　（三）因地、因时制宜的战术思想。为了在战争中克敌制胜，王船山还结合历史上的战争事例论述了一系列战术问题，对蔡锷也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

　　一是正确处理战与守的关系。王船山认为，在战争中要辩证地处理好“战”与“守”的关系。他指出：“夫御夷者，诚不可挑之以战，而葸于战以言守，则守之心先脃矣；诚不可葸焉以守，而略于守以言战，则战之力先枵矣；抑以战为守，以守为战，而无固情也。故善御夷者，知时而已矣。时战则战，时守则守。”在他看来，指挥者要审时度势，随时处理好战与守的关系，该战则战，该守则守：“主者利于守，客者利于攻。主客无定，在因其时而迁。负荡平天下之大略者，尚其审此哉!”对于王船山以上的观点，蔡锷深以为然，并结合当时战争的特点，在《曾胡治兵语录》中特辟“兵机”与“战守”二章，阐述“主”与“客”、“战”与“守”的辩证关系，指出：“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并强调：“各国兵学家，举凡战略战术，皆极端的主张攻击。苟非兵力较弱，或地势、敌情有特别之关系，无复有以防守为计者矣。然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矣。兵略之取攻势，固也，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练，军资(军需、器械)完善，交通利便，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胜算。”

　　在《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中，蔡锷根据敌我形势的分析，确定了战与守、进攻与防御的战略战术：“对英作战，因彼我兵力上、交通上、形势上之比较，及其他种种之关系，我军战略上之决心，宜取攻势防御”；“对法作战，因彼我兵力上、交通上、形势上之比较，优劣利害大略相等，我军战略上之决心，宜纯取攻势”；“同时对英、法作战，则彼我交通上、形势上之比较，与对英、对法同。惟分兵应付，则兵力上之比较，我军愈形劣势，故战略上之决心，对英方面宜纯取守势，对法方面宜取攻势”。并在此基础之上制订出相应的详细作战计划，并指出：“此次军事联合，为我西南诸省利害关系而发生，亦即我西南诸省安危生死之问题，果能协同一致，实施以上计划，则西南半壁有磐石之安，而民国前途庶免覆巢之虞。”

　　(原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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