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撕开刻板印象标签，展开漂亮的反击

　　波伏娃曾讲述，女人并不是天生为女人，女人更多来自社会的塑造，当一个女人开始觉醒的时候，懂得克服外在的刻板印象的时候，女人方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内心变得越来越强大。

　　在很多女人心目中，她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弱者。女人是弱者的文化来自男权文化的沿袭。心理学曾发现，很多女人之所以自卑，也恰恰来自女人是弱者这种文化影响。

　　

　　事实上，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自古已有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包括苹果公司开发所开发在内的多个人工智能助手正在加深社会对女性的偏见，无形中还鼓励用户发表性别歧视及侮辱性言论。

　　在当前大众传媒塑造的女性形象中，不同年龄段的女性被贴上了不同的形象标签：年轻女性被塑造为“青春靓丽”的女孩，展示的是美的形象；而中年女性则被塑造为“贤妻良母”的妇女，展示的是传统女性的形象。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呈现了女性身份转变的困境，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家庭价值被逐步强化，而社会价值则被日益消解。

　　无论是“贤妻良母”还是“青春靓丽”，都是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单一化的塑造，其背后是性别不平等的符号贬抑，折射出社会系统中悄然渗透的性别权力关系。

　　女性们一定觉得很郁闷：“我们为什么总是会被冒犯？！”

　　

　　加拿大著名作家阿特伍德用她独特灵慧的文字打破男权的神话，将话语权交给那些被冒犯的女人。比如：

　　“现在来谈谈男性的大脑，那完全是两码事。两瓣儿脑之间只有一座纤细的桥：这头是空间，那头是时间，音乐和数学在各自封闭的密室里各就各位。右脑不知道左脑在做什么。这对于瞄准很有好处，有助于你扣动扳机射中目标。目标是什么？目标是谁？谁在乎呢？重要的是射击！听好，这就是男性的大脑。相当客观。”

　　有人评论说，在波德莱尔那里，女人被诗人物化；到了阿特伍德那里，女诗人冷眼旁观，看男人如何物化她，从而对厌女开展了漂亮的反击。

　　

　　阿特伍德这本散文集《好骨头》封面设计很漂亮，初看封面是一朵盛开的红玫瑰，仔细看才发现，原来也是一支握拳的玫瑰，如封面所说，替你痛快反击！帮女性反击的就是这朵艳丽的玫瑰！

　　阿特伍德这本书完全颠覆厌女文化，质疑男权说话，挑战刻板观念。全书只有153页，包括译者包慧怡的后记，小小的一本书籍，很快就可以读完了，读后却让人感觉耗尽全身的力气。文字尽是对人性的窥探，也是对人性的剖析，其中对部分文字还没能体会到作者所表达的境界，但过后印象实在太深刻，文字太入骨，余味久久！

　　《好骨头》（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同时是豆瓣高分热播剧《使女的故事》原著小说作者。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 年出生于安大略省渥太华，1962 年获哈佛大学文科硕士学位，曾任加拿大作家协会主席。加拿大最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其作品包括小说、诗歌与批评散文，迄今已在全球35 个国家出版。

　　阿特伍德，摄于 1984 年

　　童年居住在魁北克北部的荒野之上，在渥太华、苏圣玛丽和多伦多也曾短暂生活过。十一岁起接受全年制学校教育。高中时受埃德加·爱伦·坡的启发开始诗歌创作，十六岁开启职业写作生涯，六年后出版诗集《双面的普西芬西》（Double Persephone）。

　　小说《女仆的故事》《猫眼》与《别名格雷斯》曾获得加拿大的吉勒尔奖与意大利的雷米欧?蒙德罗奖；《盲刺客》曾获2000 年英国布克小说奖。

　　有关女性地位的探讨，一直是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常见主题，女性主义者将其作品视为女权运动的产物。她在写作中也涉及其他政治、哲学相关的议题，如加拿大为民族身份建构作出的努力斗争，以及近几年她对人权问题的关注。

　　阿特伍德所认同的“女性主义”其实是作为人类权益绝对的平等，小说是一种探讨道德困境的方式，而作家的任务就是让文学成为一面镜子，照出当下社会中潜在的危险趋势，从而唤起读者的警惕。

　　《使女的故事》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小说《使女的故事》2018年改编成电视剧大获成功，女主角伊丽莎白莫斯在领奖的时候，引用了阿特伍德的话说：“我们不是夹在纸缝间生存的人，我们活在每页纸的黑白之间，文字给了我们自由，我们存在于万千故事之中。”

　　这个奖属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属于所有和她一样有着同样精神的女性。

　　阿特伍德认为，小说是一种关照社会的媒介——是语汇世界，或我们称之为现实世界，这二者间存在共界面，虽然后者受环境影响，极为易变。当我进行人物创作时，人物所表达的观点感情，不一定仅仅是种个人体验。我的观察视角，一直遍布生活的方方面面。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有句名言，“话语即是权力，权力通过话语而在文化机制中起作用”。

　　女性们生活中常常感觉被冒犯，但又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反击。那就用这本书《好骨头》——痛快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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