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凤麒麟，神兽之谜！探寻古代文明中动物崇拜的背后故事！

　　前言

　　动物崇拜作为自然崇拜的一种，是认识先民原始宗教信仰和内在精神世界的重要视角。动物崇拜是先民受“万物有灵”思想的影响，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动物所产生的一种“敬畏”心理，是先民自然观的客观历史书写。

　　一、现实型动物崇拜

　　先秦时期的现实型动物崇拜较为常见，先民们由于动物的某种特征或功能从而对其产生崇拜，希望能够得到某种庇护或寄予某种期望。

　　

　　总体而言，早期现实型动物崇拜大部分是对动物某种能力的追求，人们希望通过崇拜来获得与动物相同的能力，从而促进自身发展和部落繁荣，至商周时期，现实型动物崇拜的崇拜主体地位逐渐向幻想型动物崇拜倾斜。

　　二、龟

　　龟崇拜在我国最早可追溯至史前时期，因其能力人们对龟产生崇拜，并在主观改造中进一步发展，“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

　　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强调“鳌”四肢健壮以支撑天地，体现了龟于先秦时期的特殊地位。商朝时期，龟崇拜主要表现在龟卜文化中，体现政治需要，随时间推移有所变化。

　　“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

　　

　　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表明三代期间，龟卜占筮占据重要地位，且一直延续，成为统治者实现政治需要的工具。商朝的宗教神权（巫教）得到空前发展，支配着统治阶级。

　　巫教盛行的重要表现就是龟卜泛滥，还成立专门占卜机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

　　周朝也沿袭商朝的龟卜机构但与商朝不同，周朝龟卜的政治地位降低，违反卜筮的行为时有发生，侧面反映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与龟崇拜相辅相成，相互影响。

　　

　　西周时期，常利用龟崇拜来界定等级，“天子龟长一尺二寸，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表明周王利用贵族们对龟的喜爱和崇拜制定严密的藏龟制度，以区分等级维护统治。

　　至春秋战国，这种制度被破坏，孔子就臧文仲私藏宝龟“蔡”一事评论：“臧文仲安知礼”表明龟在政治中地位的下降，但是春秋战国时期，战前龟卜却十分普遍，其中以晋、楚两国为甚。

　　龟崇拜除上述表现外，还被用于取名，表明龟崇拜的盛行，如“壬申，龟主四屯，岳。”，这里的“龟”就是作人名。

　　龟在人名中的广泛使用延续至后世，如唐代诗人李白笔下的“李龟年”名字中也有龟的沿用，这反映出龟崇拜在先秦时期具有重要地位，在后世也受人们的喜爱和崇拜。

　　综上，龟崇拜自新石器时代至商周一直存在，主要体现在政治、占卜、丧葬、收藏等方面，内涵丰富，并且凭借其祥瑞、长寿的寓意受到中国历朝历代的广泛喜爱。

　　

　　三、虎

　　在中国，先民们崇虎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史前时期。虎崇拜内涵与其能力相关，被先民们视为沟通天地的神物。

　　虎形堆塑的作用是引导死者之魂升天，据此可推测，虎在史前时期就被先民们赋予沟通上天的能力，此能力也成为人们对虎产生崇拜的原因之一。

　　商朝时期，虎崇拜体现于人名、地名和青铜纹饰上，先民们希望以此获得虎的庇佑。“丁巳卜，贞：虎其祸”，此处“虎”作人名出现，说明当时人们对虎的重视和崇拜。

　　虎与龙一样，是具有神力的一种动物，人如果被吞下，就获得了虎的保护，象征着人与动物的合一。

　　

　　且仔细观察虎食人纹饰中人的神态，温和的并没有惊恐，故认为商人对于虎是崇敬的，希望能够以崇虎来获得虎的庇佑。两周时期，虎崇拜进一步发展，周人常将虎崇拜用于军事方面，“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

　　表明武王伐纣时的军队战斗力的强大；“晋人且有范氏与中行氏之祸，七岁不解。”表明穿上名为“”的战甲能够提升战力，也是虎崇拜影响军事的重要体现。

　　此外，统治者为更好指挥和鼓舞士兵、壮大军威还将虎形象用于旗帜纹饰使用记载：“死士为苍鹰之旗，劲士为虎旗。”就在旗帜中使用虎形象巩固军队战斗力，调令军队的军符也被制成虎形。

　　此外，先秦时期的西南地区极为崇虎。商代卜辞之中有以虎为图腾的部落即“虎方”，根据郭沫若等学者的考据认为“虎方”的前身即“徐方”，后来“徐方”经迁移进入了今天的巴蜀之地成为“虎方”，是巴蜀人民的祖先之一。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巴郡南郡蛮，，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可知巴地以人祀虎，并且川东和蜀地出土了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含有虎纹饰和虎图像青铜器，可知巴人极为崇虎。

　　西南地区的彝族先民就也曾以虎为图腾，现在的“哀牢山”在彝语中的意思就是“大虎山”，“乌蒙山”翻译之后的意思就是“虎族的祖先山”，西南地区较多地名都与虎相关，如哀牢山区的“罗摩山”意为“母虎山”、“老应奔”意为“虎啸山”。

　　综上所述，虎崇拜在先秦时期一直存在，且内涵随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大量体现于政治、军事等方面，总体地位较高，给予先秦社会较大影响。

　　

　　四、鱼

　　鱼崇拜的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先民因为鱼的繁殖能力强大而产生崇拜，商朝时期，先民将鱼形象刻画在日常生活用品和祭祀礼器上，显示出鱼在此阶段具有的特殊意义。

　　鱼与青铜器、玉石等祭祀用具和日常生活用具相结合，也有较多的随葬品也被塑造成鱼形，以此来期待给后代带来好运，展示了商朝先民对鱼的喜爱和崇拜。

　　先秦时期，鱼被作为主要食物来源之一，含有饱足、丰收等寓意，因此在周朝的祭祀中，鱼充当了重要的角色，《荀子·礼论》曰：“大飨尚玄尊，俎生鱼，先大羮，贵饮食之本也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鱼也，豆之先大羮也，一也”。

　　可知当时以盘供生鱼，以清水为酒是祭历代祖先之礼；《管子·轻重篇》曰：“立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春献兰，秋敛落原。鱼以为脯，鲵以为殽；若此，则泽鱼之正，伯倍异日。”即秋季以鱼祭五厉。可知当时的鱼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这其中主要是因为鱼作为人们的食物来源，有利于当时社会的正常、稳定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分封和相互攻伐，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导致项饰、琀玉和握玉等传统器类趋于消失，鱼崇拜的主要载体为青铜器，少量见于彩绘陶、玉石、帛画等。

　　这个时候的鱼形象较为写实，摆脱了商周青铜礼器神秘、凝重、繁缛的风格而走向生活化、写实化。从鱼纹所附着的器具用途能够反映当时鱼的寓意有了进一步的补充如多子多福、吉祥、驱邪等。

　　此外，上博简《周易》简：“?亡鱼，已凶。”即“有咎不能保其所有，上而下离而失道，必有凶变起。”之意，进一步佐证了鱼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祥瑞寓意。

　　综上，鱼崇拜存在时间较长，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商周时期，其内涵随时代发展进一步丰富，但其重要性逐渐下降，龙崇拜、凤鸟崇拜等逐渐占据了主流。

　　五、蛙

　　

　　蛙崇拜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与鱼崇拜类似，先民们对蛙的崇拜源于蛙类繁衍能力的强大。新石器时代，蛙崇拜中蕴含的生殖崇拜寓意已较为明显，商朝时期，蛙崇拜内涵随时代发展逐渐丰富，从仰韶文化时期的生殖寓意逐渐新增吉祥、平安等寓意，被先民们寄予美好的精神追求，蛙崇拜被赋予了更多人文色彩。

　　春秋战国时期，互相征伐、礼乐崩坏，但与此同时思想文化却也因此极度繁荣，蛙崇拜此时吉祥寓意渐浓，如出土于陕西省凤翔雍城遗址的战国时期的蛙纹瓦当。

　　蛙纹瓦当的出现说明了蛙对于当时人们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即保家护宅，运用蛙纹进行房屋装饰，可以看出更多的人文色彩，符合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进步的现状。

　　综上，蛙崇拜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夏朝以前的蛙崇拜多见于陶器之上，突出先民们对繁衍生殖的渴望，至商周时期，蛙崇拜内涵进一步丰富，主要寓意转向祥瑞、保佑平安，表达人们的美好精神追求，但出现频率已远远不及新石器时代出现的频率。

　　

　　六、其它现实型动物崇拜

　　先秦时期的动物崇拜，除涉及上述现实型动物形象外，还包括鹿、牛、鸟、蛇等我们较为熟悉的动物形象。

　　鹿双角峥嵘、体态强壮，但性情纯良，极少主动攻击人类，在时代发展过程中，鹿逐渐被视为祥瑞，与政治关联。殷商时期，鹿常用于占卜，卜筮用龟甲的同时也用鹿的肩胛骨。

　　《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可知鹿与君权相联系，此外，鹿还被先民认为是圣人出现的征兆，古人云：夫鹿者，纯善之兽，五色光辉，王者孝则至。王者承先圣法度，无所遗失，则白鹿来。可知当统治者贤明时，白鹿才会出现，据此可知鹿具有祥瑞、仁义、治世的寓意。

　　此外，鹿作为现实型动物，其形象特征被一些幻想型动物广泛采用，如龙、麒麟、貔貅等神兽都有鹿的特征，鹿的仁德、祥瑞寓意也被幻想型动物沿用。

　　

　　牛崇拜大约始于原始社会时期，奴隶社会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其产生原因与早期的宗教祭祀和财富观念有关。先秦时期，牛被先民们赋予特殊功能，成为沟通上天的灵媒，大量用于牺牲、骨卜。

　　牛也成为其他幻想型动物的衍生基础，幻想型动物的形象完善就大量参考了牛的形象特征，如龙之耳朵似牛耳，麟之尾似牛尾，饕餮纹中也含有大量牛元素。

　　春秋战国以后，铁犁牛耕的逐步应用，牛的主要作用发生转变，由沟通上天的神物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秦国甚至以立法来确定牛的地位，先秦早期的对牛的崇拜开始转为重视牛的实际作用，宗教崇拜意味逐渐褪去。

　　

　　鸟崇拜时间跨度较长，因其善飞行的特性而成为沟通上天的神使，也随时代发展被进一步衍生为其他幻想型动物。从生物学视角看，鸟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动物类群之一。

　　因其快速飞行的能力、艳丽的羽毛、悦耳的鸣叫受人类的密切注意，其种类大致分为游禽、涉禽、陆禽、猛禽、攀禽、鸣禽六类，以上六类鸟，分别以其迁徙知时、善食水族、翅尾华美、品性凶悍等个性特点受到远古先民的关注和崇敬。

　　鸟类的上述特性因科学知识的缺乏而被先民们较少认知，由未知萌发崇拜。所以，先民们将鸟类在空中飞翔的特性主观想象成沟通上天的神使，基于此，鸟崇拜逐渐与太阳相联系并产生新的崇拜，如河姆渡文化出土的鸟纹器就伴有较为明显的日纹，证实了鸟崇拜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

　　

　　总体而言，鸟崇拜的时间跨度极长，高庙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遗址皆有发现鸟崇拜遗存，随着时代发展，鸟崇拜又与其他崇拜相联系，为凤鸟崇拜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蛇崇拜由来已久，可追溯至史前社会时期，因其特殊功能而受崇拜，随时代发展又成为其他幻想型动物崇拜形成的重要基础。

　　传说伏羲、女娲皆为人首蛇身，证明早期蛇崇拜的存在，其崇拜原因可推测为其特殊的形体、敏捷的身手、强烈的毒性以及早期的生殖崇拜影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蛇的特殊能力逐渐为人所理解，其较为单一的寓意逐渐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故蛇崇拜逐渐被其他动物崇拜所取代，但蛇崇拜为其他动物崇拜的出现如龙崇拜、玄武崇拜的形成提供重要的现实形象和内涵来源。

　　现实型动物多因其特殊功能让认知受限的早期先民产生崇拜。随时代发展，现实型动物崇拜已不能满足先民们的精神所需，在此基础上逐渐衍生出幻想型动物并产生崇拜，内涵也进一步丰富。

　　

　　所以，幻想型动物存在诸多现实型动物的特征。这一渐进发展过程侧面反映出先秦时期生产生活的变化和人类认知水平的逐渐提高，也有助于研究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

　　总结

　　先秦动物崇拜作为先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先秦社会的各方面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并且先秦动物崇拜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一些特定规律和演变趋势，了解这种规律和趋势有助于挖掘动物崇拜背后的社会思潮和意识观念等，对先秦思想史、民俗史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