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民族主义影响下，历史学家如何解释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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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拉克揭示了激进民族主义解释中的弱点:历史学家必须超越不假思索地对于“同伴之谊”的欢呼，将之作为一种特殊类型历史背景下的现象来看待。

　　这是19世纪的丛林生活，并且认识到，“那种认为同伴之谊是对环境的一种回应的信仰，几乎已经全部消失了”。

　　而且，同伴之谊有助于谋划白澳政策，是一种与世隔绝式的民族主义。

　　

　　为了强调新一代的问题，克拉克认为，澳大利亚历史必须由“那些明白人类特性的人”、并可以竭尽全力研究“某些宏大课题来照亮我们的黑暗大地”之人来编纂。

　　人们称赞克拉克的分析在澳大利亚历史编纂学中促成了一种“反对革命”的趋向。

　　克拉克当然把自己塑造为一位预言家。

　　

　　克拉克的著作不是此前出版的单本短小历史作品。他的大部头作品强调，澳大利亚历史值得如史诗般仔细观察。

　　克拉克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他如戏剧般地在其历史著作的第1卷中，引用了从尼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警句，来作为信号。

　　他的著作研究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新土地上的冲突，进而面对启蒙运动对信仰的挑战，随后这些张力出现在个人和集体经历的困境之中。

　　

　　这些话题使他的历史著作完全不同于此前以及同时代人的作品。

　　在当时看来，克拉克叙述的民族历史远远超越了该民族的本身，提高了该民族历史与澳大利亚的地位。

　　激进民族主义的同伴之谊故事在罗索尔·沃德的《澳大利亚神话》中发现了他们最大的同质性和具有说服力的论断。

　　该书以其精到之处，对克拉克的批判提出了挑战。

　　

　　《澳大利亚神话》出版于1958年，它沿着19世纪丛林工人从其囚犯先辈中发展的足迹。

　　沃德同费茨帕特里克及古兰一样，其著作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夹杂之物，而且还受到了一种愿望的促动，这种愿望是重新评价丛林工人在锻造独特澳大利亚认同中的角色。

　　

　　沃德总结说，他培育了一种神话，但这种神话经过了他的深刻论辩，表现了澳大利亚人的真正经历。

　　根据这种神话，“典型的澳大利亚人”是一位实践者，举止粗野而敏捷，对于其他人的任何矫揉造作的表现都会飞快地予以谴责。

　　在这里，人们可以听到比恩称颂士兵的回声，可以看到类似于汉考克辨识同伴之谊的可怕的社会氛围。

　　

　　英格里斯已经注意到，“历史学家们把同伴之谊置于民族经历的核心地位”。

　　沃德再次评价了神话对于正在转变之中的澳大利亚民族的意义:“尽管一些剪羊毛工现在据说已经使用无线装置的电动剪毛机，但是‘高尚的丛林人’对澳大利亚生活和文学的影响，现在仍然十分强烈。”

　　沃德的再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所接受。

　　尽管也偶尔出现过一些怀疑的作品，但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对于同伴之谊作为阳刚或民族认同的一种形式，其意义再也没有遭遇到任何严厉的质疑。

　　

　　10年后，汉弗莱·麦克奎恩的《新布列塔尼亚》拒绝接受沃德的同伴之谊神话以及劳工运动对民族建构的贡献。

　　工党屈从于“资产阶级文化充满诱惑的乞求”，在国会中背叛了工人阶级;工会怯懦地求助于国家支持下的强制调解体制，而不是寻求革命行动。

　　劳工运动拥抱了白澳政策，确保了这种种族主义成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中最为重要的单一元素”，并沉浸在一种谄媚巴结其帝国纽带的文化之中。

　　

　　《新布列塔尼亚》是新左翼的尖锐表达，对已经形成的澳大利亚历史编纂学形成了挑战，并为一种对澳大利亚民族历史编纂学的异质性重新思考和对民族神话的审查提供了基础。

　　康奈尔和埃温的《澳大利亚历史中的阶级结构》和罗什的《澳大利亚的自由主义和民族特征》提供了两份新左翼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最为一致的批判;

　　“老左翼”浪漫主义的口吻被阶级结构、工人统治阶级的“霸权”和盛行的自由意识形态所取代。

　　

　　米利亚姆·迪克森的《真实的马蒂尔达》提供了一种对于澳大利亚同伴之谊文化的尖锐分析，认为这种文化用“蔑视”和“野蛮”的方式对待女性。

　　女性被排斥在工作场所和政治生活之外，因此也被排斥在民族历史之外。

　　迪克森针对沃德的典型澳大利亚人的神话，揭示出澳大利亚民族认同中“目无女性”和“特别受限的男性阳刚风格”。

　　

　　迪克森如同其同时代的新左翼那样，拥有着一种显露的政治抱负:

　　挑战占据优势的澳大利亚权力组织机构和机制，创造“一个具有更少暴力型的竞争性社会”，以此来反省男性霸权。

　　显然，这种方案不仅需要重新塑造机制，而且还需要一种新的语言:

　　《真实的马蒂尔达》便包括了“一些词汇”，来解释那些对于“妇女和认同”进行新理解的“非同寻常的”概念，例如“雌雄同体”、“大男子主义”、“父权社会”和“角色模型”。

　　

　　《真实的马蒂尔达》出版时，正值惠特拉姆的工党政府被总督的法令驱赶下台之时，随后出现了7年的保守政府。

　　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女性获得平等酬劳的准则已经建立起来，但是政治与文化实践中的缓慢转变则说明，自联邦拒绝承认妇女的公民身份以来，一种具有更少暴力型的竞争社会取得成果仍然未能让人感到满意。

　　

　　尽管麦克奎恩和迪克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澳大利亚民族认同方面的一些重要研究仍然返回到沃德的著作和“高尚的丛林人”神话。

　　这一现象表明，神话仍然保留在大众的想象和历史学家们思考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叙述策略之中。

　　

　　理查德·怀特的《创造澳大利亚》反思了新左翼的影响，但仍然构造了对于民族认同的一种更为自觉和批判式的视角。

　　怀特辩称，沃德在强调丛林人的民族主义因素外，也拒绝将之视作“把帝国扩张浪漫化”的工具和“逃离城市、工业文明的象征”。

　　怀特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影响甚广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ies)更早提出类似的理论。

　　他坚持认为，“并没有真正的澳大利亚等待人们去发现。一种民族认同就是一种创造”。

　　

　　帕尔默和沃德试图在50年之后让这种理由重新复活。

　　当人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灾难性的纳粹统治之后，一种主体种族的幻想已经“导致整个有关民族类型的观念名誉扫地”。

　　怀特强调指出，战后用多元文化主义“静悄悄地”取代了白澳政策，是建立在战后移民连续不断的浪潮之上，它创造了一种更为成熟、也更有自制力的民族认同感。

　　

　　怀特当时抱着相对乐观主义的态度，去讨论一种多元文化式澳大利亚的可能性。

　　那时，有关全球化资本的“新经济正统学说”还没有完全显现出它的潜在混乱一面。

　　然而到20世纪末，这些压力便显现出来。

　　米利亚姆·迪克森在《想象的澳大利亚》中认为，对于沃德的澳大利亚神话之拒斥，走得太远了———至少体现在它激起了一种“毫无根据的”自我憎恨式的“盎格鲁—凯尔特澳大利亚”。

　　

　　当公民的“碎裂化”威胁到世界各地的社会时，“对于澳大利亚生活的盎格鲁—凯尔特式的观念作为重要的一致性核心发挥着作用”。

　　迪克森在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历史编纂学进行非同寻常的比较时，接受了安德森的理论和国际上有关民族主义的争辩，试图去解决眼下的这些困境。

　　她指出，一种更为现实和肯定的民族认同感必须从澳大利亚的历史中得出，以便在同质性种族融入的往昔要求同民族主义的苍白空虚之间，寻找一条道路。

　　

　　对于民族认同的批判性反思，不仅仅是通过宏观分析而实现。《澳大利亚神话及其不满》的作者们发现了神话的不同意义。

　　其中，或许最贴切的表述莫过于林茨·姆利的《澳大利亚的神话和澳大利亚男人》一文。

　　他采取了文化研究和“男性政策”的视角，指出以往有关澳大利亚同伴之谊的历史编纂中明显认为性别编码是毋庸置疑的，缺少对它进行审查。

　　

　　1997年，历史学家玛丽莲·雷克宣称，“当下，女权主义者属于最富创造力的公民身份解释者”。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新左翼呼吁一种更具渗透性和分析性的历史学，以便在文化史、阶级史、囚犯史和种族关系等研究领域中，激发一连串重要的修正尝试。

　　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对性别关系的持续修正。

　　这种修正尝试不仅揭示妇女受到的待遇，承认她们对澳大利亚民族生活的贡献，而且还证明澳大利亚历史和民族认同中本质上所拥有的性别化特征。

　　

　　在此类智识发展中，雷克是一位领导性的呼吁者。

　　她强调，性别、种族和阶级这些概念与发现这些相互关联的概念在民族主义意识发展中表现的需求之间，存在着联系。

　　而在这一民族里，男性观念占据优势的现状，要求研究者对那些被排斥者进行分类:雷克指出哈维斯特判例。

　　虽然建立起一种构想，要求为男性养家糊口者提供公平与合理的工资，但是它又使女性在工作场被边缘化，并通过针对土著和非白人劳工的法律歧视，来“确保白色男人的权力”。

　　

　　不过，妇女即便被迫离开工作岗位，进入到母亲角色，但也未能剥夺她们参与到民族(事务)中的权利。

　　正如《创造一个民族》的一名作者所言，澳大利亚的第一代性别史坚持了“女性的力量和创造力”。

　　

　　小结

　　迪克森发现，雷克和她的合作者们“赋予妇女以一种核心的地位……(作为母亲)，女性并非远离民族建构，而是民族建构的核心角色”。

　　《创造一个民族》继续强调妇女在澳大利亚公私领域中的介入，揭示出妇女和儿童的关注与需求是如何塑造公共政策的———儿童通常总是与妇女联系在一起，处在民族故事的边缘地带。

　　参考文献：

　　1.StuartMacintyre，AHistoryforaNation:ErnestScottandtheMakingofAustralianHistory，Melbourne，1994，p.73.

　　2.Scott，ShortHistory，pp.184-185.